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

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共6篇）

篇1：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

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

融资性贸易是近年来广泛存在的一种贸易形式，实践中引发了大量法律纠纷，给企业国有资产安全带来了许多风险和挑战。为加强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研究，国务院国资委政策法规局与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共同完成了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课题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融资性贸易的发展现状、产生纠纷的原因和特点，介绍了融资性贸易的参与主体及主要形式，通过大量典型案例分析了融资性贸易的商业、法律风险，提出了企业防范和应对融资性贸易纠纷的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签约前的资信调查、完善货物管理制度、重视合同条款中对于管辖法院的约定、采取资产抵押等方式规避风险，以及采取先行起诉、申请查封财产、采取刑事手段、申请调取对方内部文档等防范措施。课题研究成果对中央企业加强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范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风险防范指引》系列丛书正式出版发行 郭祥玉在中央企业法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局长

郭祥玉

（2015年12月29日）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历时一天半的中央企业法治工作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顺利结束。受文斌副主任委托，我作简要总结。

一、会议的总体评价和主要收获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会议是一次总结会、表彰会，全面回顾了一年来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对“十佳百优”总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和法律事务先进工作者及“六五”普法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会议又是一次动员会、鼓劲会，系统分析了中央企业法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围绕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目标，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吹响了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全面升级的冲锋号，使大家精神振奋、充满信心。大家反映，会议召开的时机好、内容实、形式新、交流深、收获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指明了中央企业法治工作的新方向。大家普遍感到，张毅主任在国资委系统法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目标；文斌副主任的讲话结合中央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围绕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审时度势，统筹谋划，提出了“十三五”时期企业法治工作“一个升级、两个融合、三个转变”的总体要求，可以说是在中央企业法制工作三个三年目标基本实现、新五年规划顺利启动的基础上，企业法治工作面向“十三五”的升级版，为下一步工作树起了新航标，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开阔了视野、理清了思路。

二是坚定了全面做好企业法治工作的信心。会前，国资委正式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既对依法治理、合规经营、规范管理等作出了顶层设计，又对进一步完善总法律顾问制度、加强法律管理等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措施。这次会上，文斌副主任充分肯定了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深刻分析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国企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全面依法治国对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带来的新挑战、新机遇，特别指出，未来五年企业法治工作的可施展空间和舞台将更加广阔。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这不仅回应了同志们的热切期盼，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极大鼓舞了广大企业法律顾问的士气，提振了信心。

三是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文斌副主任围绕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目标，结合当前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在促进完善法人治理、保障依法合规经营、推动依法规范管理、完善法律管理职能和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实现新突破，并进一步明确了2016年的五项重点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要求，目标明确、措施有力，对全面做好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是促进了工作经验的交流学习。大家普遍反映，文斌副主任在讲话中总结提炼了一年来中央企业法治工作的好做法，为大家提供了学习的样板；4家企业的典型发言，各有侧重，亮点突出；许多企业在讨论中分享了各自的好经验，这些都对下一步开展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特别是会议材料不仅以光盘形式汇编了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实施方案、法治工作会议材料、优秀案例和两个研究报告，还专门发放了国资委组织部分企业编写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风险防范指引》和央企法治工作通讯录，为各企业进一步做好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会议第一次采用现场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延伸到全部中央企业和省级国资委，实现了全覆盖，促进了更大范围的交流。许多同志提出，希望今后更多地采取这种方式，更有力地推动工作。

会议期间，大家结合各自企业实际，对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法治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对法规局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不少好建议。对此，我们将认真研究吸收。

二、贯彻会议精神需要把握的几个重点问题

为深入学习贯彻文斌副主任重要讲话，准确把握本次会议的有关部署要求，结合大家讨论情况，我就以下四个问题谈一下认识和体会。

（一）关于法治央企建设的规划部署。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要求中央企业努力成为治理完善、经营合规、管理规范、守法诚信的法治央企。这是对中央企业的整体性要求，也是对企业主要领导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强化。国资委张毅主任直接分管法规局工作（文斌副主任协助分管），承担了国资委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也更加重视法治工作，去年以来，24户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出席本企业法治工作会议并讲话。本次会议是对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总动员和总部署。中央企业的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把握内涵，统筹谋划，抓好落实。在规划部署过程中，重点把握好三个问题：

一是深刻理解“十三五”时期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这些都对中央企业法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中央企业通过连续实施三个三年目标和开展新五年规划，法治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文斌副主任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总结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核心是“一个升级”，实质上是对法治工作的再定位和再提升。一方面，是“专项”向“全面”的升级。将法治工作延伸到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各领域，努力实现全覆盖；将法律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深度融合，把法治要求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努力实现全流程；使法治工作从法律部门单兵作战，向各部门协同配合转变，努力实现全员参与。另一方面，是“法制”向“法治”的升级。总书记在2月2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通篇强调的是“法治”。我们理解，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充分体现了我国推进法治建设总体思路的重大变化。适应这一要求，中央企业法治工作要从以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构建体系为主，转变为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施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将法治的要求体现到企业决策者、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行动中，更多地关注法治的效果和作用。

二是把握好巩固延伸和创新提升的关系。在规划部署过程中，一定从本企业法治工作实际出发，一方面做好巩固和延伸。继续坚持多年来在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开展三项法律审核、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的有效措施，将探索和实践取得的成果加以总结固化，把行之有效的好做法上升为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并努力向子企业和境外延伸。另一方面，注意创新提升。按照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结合企业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文斌副主任提出的促进依法治理、保障合规经营、推动规范管理、完善法律管理职能、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重点任务进行研究谋划，多想新办法、多出新措施，以进一步提升依法治企的整体水平。

三是处理好实施方案与相关规划的关系。处理好实施方案与“十三五”规划的关系。当前，许多中央企业正在研究制定本企业的“十三五”规划。在此过程中，要将法治央企建设的核心要求纳入规划，作为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实现。处理好实施方案与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的关系。法治央企建设既与三个三年目标和新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又有新的拓展和提升。要把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的目标要求，作为实施方案的重要内容，将两者有机结合和衔接。处理好实施方案与计划的关系。实施方案是五年的总体规划，要将其中的目标要求细化分解为计划，并建立任务台帐，以便督促检查和推进落实。法治央企建设实施方案请于明年6月底前报国资委备案。

（二）关于深化总法律顾问制度。

总法律顾问是企业法治工作的领军人物。经过多年努力，中央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不断完善，作用日益凸显。但也应该看到，目前仍有部分企业存在总法律顾问空缺、职责权限不到位、作用发挥有待加强等问题。比如，还有20户中央企业总法律顾问岗位因各种原因空缺，最长时间达4年；有的企业总法律顾问全面参与重大决策的机制还不健全等。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发挥总法律顾问在经营管理中的法律审核把关作用，推进企业依法经营、合规管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也对总法律顾问切实发挥作用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此，下一步完善总法律顾问制度，要着力实现三个到位：

一是人员到位。文斌副主任在讲话中明确要求“总法律顾问尚未配备或出现缺位的，应当抓紧配齐配好”。目前总法律顾问仍缺位的企业要尽快通过内部选拔、公开招聘等多种方式抓紧配备。坚持专业化、专职化要求，选拔具有法律相关职业资格或者法学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担任总法律顾问。企业领导兼任总法律顾问的，鼓励配备副总法律顾问协助开展工作。同时，注重梯队建设，加强总法律顾问后备人才培养和储备。

二是职责到位。《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总法律顾问制度进章程和可以由董事会聘任等一系列新要求。要按照《意见》规定，尽快将总法律顾问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写入公司章程（目前已有44户中央企业将总法律顾问制度写入章程）。设立董事会的中央企业争取总法律顾问由董事会聘任（已有35户中央企业明确总法律顾问由董事会聘任）。落实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法律事务工作、参与重大经营决策和指导下级企业法治工作等职责。加强对总法律顾问履职情况的指导监督，全面开展总法律顾问述职，从明年开始，要组织子企业总法律顾问向上级企业述职。

三是作用到位。一个企业法治工作水平高低，与总法律顾问密切相关。“有为才有位、有位更有为”。总法律顾问发挥作用既要依靠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更要依靠自身科学谋划、勇于担当、有所作为；既要把握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围绕企业改革发展中心任务和重点难点问题，提供支撑保障、当好参谋助手，又要敢于坚持原则、守住底线、严把法律关，确保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不越界、不违法；既要通过自身努力赢得公司领导的充分信任和其他部门的广泛支持，又要带好队伍，充分调动广大企业法律顾问的积极性，为法治工作奠定坚实的组织保障。

（三）关于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四中全会提出“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落实中央上述要求，要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是正确认识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的关系。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对此，我们也专门委托相关机构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将成果作为会议资料刻入光盘发给大家。我们体会，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公司律师是企业法律顾问的组成部分，是具有公司律师执业资格的法律顾问。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队伍总数接近20万人。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企业管理内生需求，三中全会也予以肯定。国务院法制办正在起草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的文件，将对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作出专门规定。同时，按照四中全会精神，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具体政策正在研究中。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积极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推动相关制度设计更加符合实际、科学合理。

二是正确认识企业法律顾问人才培养问题。为推动简政放权，国务院于去年7月取消了企业法律顾问等一批职业资格，主要目的是降低门槛、扩大就业，并不是对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否定。门槛降低后，企业的用人自主权更大，要把人才培养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一方面，通过加强培训、开展职业岗位等级评审，进一步打通企业法律顾问专业技术晋升通道。下一步，我们将尽快修订评审办法，为评审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中央企业要认真落实评审制度，全面开展评审工作。另一方面，探索开展优秀法律顾问市场化选聘。针对法律人才流失问题，有的企业已经在市场化选聘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较好效果。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探索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选人用人，并给予市场化、差异化薪酬，以有效吸引人才。

三是正确认识加强法律事务机构建设问题。法律事务机构是推进企业法治工作的重要组织保障。总的来看，通过三个三年目标的推动，中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仍与世界一流企业和中央企业的规模地位存在一定差距。据统计，目前中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为一级独立部门的有80户，占72%；合署办公的有19户，占18%；还有11户仅为二级处室，占10%。面对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日益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央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风险大幅增加，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因此，必须尽快建立与经营规模、市场地位和企业需求相匹配的法律事务机构，配备与经营管理需要相适应的法律人员。同时，将机构建设的要求积极向重要子企业和境外重点区域延伸，确保组织体系完备。

（四）关于拓展法律管理领域。随着中央企业法治工作的深入开展，法律管理的内涵不断丰富。文斌副主任强调，要在完善法律管理职能方面实现新突破，并明确提出了现阶段法律管理的三项职能，即法律风险防范、合规管理和法律监督，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三项职能既是对之前工作的继承，也是适应新形势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创新。为此，要从企业实际出发，结合各自的发展阶段和水平，着力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着力在深化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上下功夫。这是中央企业法律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经过三个三年目标的持续推进，以规章制度、经济合同、重要决策法律审核制度为核心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健全，三项法律审核率基本实现100%，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完整工作链条初步形成。但与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例如，三项审核虽然过手率很高，但质量有待提升，作用发挥有待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整体水平不平衡，集团好于子企业、境内好于境外。因此，下一步的关键是在提升延伸上下功夫。一方面通过建立法律审核后评估等制度，努力推动法律审核从高过手率向高质量提升。另一方面，推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业务前端和子企业延伸，实现风险防控关口前移，提升整体水平。

二是着力在积极推进合规管理上下功夫。这是在国内外市场监管日趋严格的形势下，进一步提升企业依法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国际跨国公司普遍将加强合规管理作为提升管理能力、支撑稳健发展的重要手段。经过努力，中央企业在合规管理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差距还比较明显。因此，要按照文斌副主任的要求，把加强合规管理作为法律部门的新职能和新抓手，进一步加大推动力度。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法律、合规、全面风险、内控等一体化管理平台，提高管理效能。目前，已有46户中央企业明确将全面风险管理作为法律部门的职责。

三是着力在探索开展法律监督上下功夫。这是落实中央文件要求，确保企业依法经营管理的客观需要。《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完善企业内部监督体系，明确监事会、审计、纪检监察、巡视以及法律、财务等部门的监督职责，”首次将法律事务机构作为企业内部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文件精神，文斌副主任在讲话中要求探索开展法律监督。我们体会，开展法律监督，首先要找准工作定位，主要围绕法治工作相关领域，针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合同履行情况、合规要求落实情况以及案件处理情况等开展监督。同时，做好协同配合，探索建立法律与审计、纪检监察、巡视、财务等部门的协同监督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工作合力。

三、法规局下一步指导推动工作的几点考虑

为指导中央企业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按照委领导要求，法规局将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制度支撑。配合有关部门加快完善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的文件。尽快启动《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研究修订工作，体现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最新要求。抓紧修订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评审办法，调整优化评审条件和程序，指导企业全面开展评审工作。探索建立总法律顾问向国资委述职制度，明年正式启动述职试点工作。

二是加强针对性指导。根据企业所处不同行业领域、发展阶段，通过开展专题调研、专项交流、同业对标、互查互评等方式，帮助企业查找薄弱环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选择3至5户中央企业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进行推广。继续组织编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风险防范指引》，建立涉外法律人才库，指导企业加强境外法律风险防范。对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发展规划、法律与全面风险和内控一体化管理等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为指导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三是推动工作交流。定期举办法治讲堂，结合法律风险防范、合规管理、法律监督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题讲座。不断充实法治建设优秀案例库，择优编印中央企业规章制度管理、合同管理、案件管理等文件和案例，加强成果和资源共享。建立金融、知识产权等专项法律人才库，并研究发挥作用的有效方式。改版政策法规局网页，继续发挥好国资委系统法治工作简报和微信群作用，努力搭建互动交流平台。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会议精神的汇报传达工作。各位代表回去以后，要第一时间向企业主要领导汇报会议情况，争取领导班子专题研究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形成本企业法治央企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工作安排。要通过印发讲话、专题培训、报刊网站等多种方式，做好会议精神的传达宣传工作，使企业领导和员工充分认识法治央企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工作合力。请各中央企业于明年2月底前将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情况及2015年工作总结报国资委政策法规局。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中央企业对政策法规局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一些企业通过选派优秀干部挂职借调、参与课题研究和书籍编写、对相关文件研提意见、在法治讲堂分享经验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相关工作。借此机会，我代表政策法规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中央企业法治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文斌副主任重要讲话精神，以这次会议为新的起点，紧紧围绕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目标，以严的要求、实的作风，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努力开创中央企业法治工作新局面！

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

为“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再立新功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 王文斌

2015年12月28日

这次会议是在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即将迈进“十三五”时期，法治工作进入全面升级新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总结一年来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十三五”时期法治央企建设的主要任务，明确2016年重点工作。国资委高度重视中央企业法治建设，今年5月张毅主任专门主持召开国资委系统法治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全面提升依法治企能力，努力打造法治央企。

一、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年来，中央企业深入推进依法治企，法治工作取得可喜成绩，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顶层推动力度明显增强。

一是企业领导高度重视。中央企业全部成立法治工作领导小组，许多企业“一把手”亲自担任组长，中国国电、中国有色领导班子全部为小组成员。中国华电、招商局集团、电信科研院等24户企业主要领导亲自出席本企业法治工作会议，作部署、提要求。中国石油主要领导明确要求将依法治企、合规管理纳入公司整体战略。中国电子、国投公司、新兴际华等企业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究部署法治工作。东航集团在各级企业开展“主要领导讲法律课”活动。中航工业举办各级单位“一把手”参加的依法治企论坛，提高主要领导对法治工作的重视程度。

二是制度措施进一步完善。各企业通过健全制度、纳入考核等方式，加大法治工作推动力度。中核集团、航天科工、神华集团等11户企业出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企的文件。中核建设、兵器工业等将依法治企要求明确写入公司章程。国家电网分别编制了针对企业、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和基层职工的《法治企业行为指引》。中国海运、中国商飞、南航集团等84户企业将法治工作要求纳入对子企业的业绩考核。中国石油、中铝公司进一步加大法治工作考核权重，将最高扣减分值增加至10分。兵器装备、武钢集团、农发集团每年与子企业签订法治工作目标责任书。

三是新五年规划稳步实施。所有中央企业都制定了新五年规划实施方案，提出加强法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中航工业在实施方案中明确每一项重点任务的完成时间、具体目标和责任主体。南方电网将法治工作的6大重点领域细化为33项业务措施和95项具体任务。中国大唐通过印发“八张图读懂法治规划”，生动阐述规划核心要求。东航集团、有研总院明确要求所属企业全部编制新五年规划实施方案。

（二）法治工作领域不断拓展。

一是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持续深化。许多企业创新工作方式，将法律风险防范向前、向下延伸，推动实现风险防范全覆盖。中国华电、中国普天通过开展法律体检、发出风险提示函等方式，及时对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风险进行提示。中国铁建、恒天集团将缺乏诚信、恶意拖欠的合作方列入企业“黑名单”，发挥法律风险警示作用。南方电网加强风险前期识别与分析，梳理出294个风险点和440个风险行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中国商飞持续开展法律风险访谈，对象覆盖公司领导到一线员工各层级。中国建筑96%以上的在建工程设置项目法律顾问，有效提升了基层法律风险防范水平。

二是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招商局集团专门成立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的合规管理委员会。中国海油、中国移动、中国中铁明确了法律部门的合规管理职能。中国石油、中航集团等研究出台了统一的合规管理规则，加强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国联通编制了涵盖美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规事务手册。中国铁建开通合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合规风险在线收集、整理、分析和预警。中煤集团建立合规管理垂直考核体系，直接对下级企业合规管理工作进行考核。中国有色制定内控检查清单和关联交易清单，加强对经营管理的合规监控。

三是法律监督与风险管理职能逐步延伸。中煤集团、中国化工等加强法律监督与其他专项监督的协同配合，法律部门积极参与效能监察、责任追究等工作。中船集团、中国商飞、中储粮等46户企业明确将全面风险管理作为法律部门的重要职责。中国海运、中国电建等不少企业探索建立了由法律部门牵头的法律、全面风险和内控一体化管理平台。中国中铁明确由法律部门依法开展企业信息公示，有效防止由此引发的失信风险。

（三）法治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

一是总法律顾问制度不断深化。神华集团、中国节能等44户企业将总法律顾问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写入公司章程。中国国电、东方电气、中粮集团等35户企业明确总法律顾问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中化集团、港中旅等53户企业规定总法律顾问列席董事会。中国铁建285户三级企业设置了总法律顾问。中国中铁三级企业总法律顾问设置率达到70%。中船重工、华润集团、中国航油等坚持开展总法律顾问或季度述职。

二是法律顾问队伍建设稳步推进。国家电网、中国建筑等企业法律顾问总数已经超过一千人。中国大唐实施“366工程”，打造一支300人的专职法律顾问、60人的专职总法律顾问和60人的法律专家队伍。中国海油将境外法律培训列入集团重点培训项目，大力提高涉外法律人员业务能力。兵器装备遴选子企业法律部门负责人到队伍建设基础薄弱企业挂职，促进提升法律顾问队伍整体水平。国机集团、外运长航、中国电建等不少企业连续多年开展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评审。截至目前，中央企业共评审出一、二、三级企业法律顾问近3千名。

三是组织管理持续创新。一些企业结合实际，不断加强机构建设，积极探索法律管理新模式。中铝公司针对部分单位法律力量薄弱等问题，建立了分区域、分板块的法律事务中心。中国华能积极探索垂直管理、分散配置的工作管控模式，对法律资源分散地区的人员适度集中管理、业务统一配置。华润集团通过系统梳理法律职能与岗位序列，探索建立统一的法律人员职级管理体系。中国石化积极搭建美国、中亚等6个海外法律服务共享平台，进一步优化境外法律资源配置。国家电投、鞍钢集团、中远集团在企业重组、机构精简的情况下，仍将法律事务机构由处室调整为一级独立部门。

（四）法治工作价值创造功能日益凸显。一是支撑改革更加到位。航天科技、中船集团等企业法律部门积极参与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牵头修订公司章程或起草董事会议事规则等重要制度文件。中国节能法律部门围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全面提供政策法律支撑。中核建设法律部门深度参与混合所有制等改革试点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实施。国投公司法律部门适应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要求，主动研究相关法律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五）企业法治文化逐渐形成。

各企业通过开展“六五”普法，持续加强法治教育，不断强化法治理念，积极营造法治氛围，普遍树立了“守法诚信是第一生命、违法经营是最大风险”、“决策先问法、违法不决策”等理念，法治文化建设不断深入。中航工业坚持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法律知识考核等制度，对1600多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进行法治培训。中国石化专门印发法治文化建设指导意见，大力培育“依法、合规、公平、诚信”的法治理念。中国电科、国机集团、南光集团等企业专门在报纸、微信、网站等载体上开辟普法专栏、开设法治公众号、建立法律书屋。国家电投、中国电信、中国有色通过开展普法培训、专题征文等活动，形成人人学法用法的良好环境。

二、“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法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十三五”时期是中央企业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深入分析形势，认真谋划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目标任务，从更高站位、更广视野和更深层次上实现企业法治工作新的历史跨越。

（一）充分认识中央企业法治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随着中央企业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企业法治工作肩负的责任更重大、任务更艰巨，可施展的空间和舞台也更加广阔。

一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给企业法治工作带来了新课题。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速、发展动力转换形成的压力和挑战，对中央企业依法治企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依法合规经营的重要性、紧迫性更加凸显。新常态下，企业凭借要素投入实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投资决策风险大大增加。一些经济高速发展期被掩盖、被忽视的潜在风险逐步暴露出来，企业间债务拖欠、合同违约、纠纷案件多发频发。这就要求中央企业更加注重在法治轨道上开展经营活动，切实做到依法决策不踩红线，合规经营守住底线，管控风险强化维权。另一方面，法治工作服务保障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任务更加繁重。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中央企业必须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就需要企业法治工作通过推动完善法人治理、创新体制机制、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助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筑牢持续健康发展、打造百年老店的法治根基。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企业法治工作提出了新任务。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深化改革必然带来利益关系调整和法律关系重构，涉及出资人、企业、员工及其他相关方的不同诉求。这就需要中央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以法治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改革稳步推进。深化改革必然带来企业结构、机制和规则再造，涉及法人治理和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这就需要中央企业坚持法治与改革同步推进，主动适应改革进程，及时制定或修订章程、规章制度和相关运行机制，理顺巩固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增强改革的穿透力。深化改革必然带来维护国有资产安全的更大责任，对程序规范、操作合规和责任追究提出更高要求。这就需要中央企业加强重大决策和重要经营活动的法律审核把关，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企业法治工作提供了新舞台。随着我国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中央企业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这对企业法治工作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从区域风险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制制度差异大，给企业国际化经营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从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看，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一些国家频繁使用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以及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采取歧视性政策。所有这些，必然要求中央企业主动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更加重视国际化经营中的风险防范，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熟悉掌握并有效运用国际规则和所在国法律，不断提升境外法律风险防范能力，确保企业走出去走得顺、走得稳、走得安全。

四是全面依法治国为企业法治工作确立了新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可以预见，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将更加完备，市场竞争秩序将更加规范，各类主体依法治理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在此进程中，作为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重要力量的中央企业，必须发挥好表率作用，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带头崇尚契约和诚信精神，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的践行者、推进者和带动者。在此进程中，依法治企将成为新常态，企业法治建设任务将更加艰巨。中央企业要牢牢把握时代机遇，加快推进法治央企建设，大力提升企业依法治理、依法经营和依法管理水平，推动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落地作出应有贡献。

（二）“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在今年国资委系统法治工作座谈会上，张毅主任对全面打造法治央企进行了部署。前不久，国资委专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这为中央企业法治工作指明了方向。“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面依法治国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围绕全面建设治理完善、经营合规、管理规范、守法诚信的法治央企目标，坚持法治体系、法治能力、法治文化一体建设，努力推进“一个升级、两个融合、三个转变”，力争在更高层次上、更广领域内实现“五个突破”，为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一个升级”，就是法治工作从专项业务工作向全面覆盖、全员参与的全局性、战略性工作升级。法治成为企业的核心理念和全体员工的自觉遵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体现于企业治理、经营、管理各领域，法治要求贯穿于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依法治企成为企业重要软实力。

“两个融合”，就是法治工作与企业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紧紧围绕改革发展重点任务统筹谋划、同步推进；法律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法律管理的服务保障、规范管理和价值创造作用。

“三个转变”，就是法治建设从主要依靠总法律顾问推动，向企业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转变；法治工作从法律部门单兵作战，向企业各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参与转变；法律管理从以风险防范为主，向风险防范、合规管理和法律监督一体化推进转变。

为实现上述目标要求，“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法治工作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是促进企业完善法人治理实现新突破。法人治理本质上是规则之治，离不开法治的规范、促进和保障。张毅主任在国资委系统法治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央企业要着力在依法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上下功夫。近年来，中央企业深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大力实施规范董事会建设，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内部制衡机制初步形成。但也要看到，部分企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章程有名无实、董事会虚设、内部人控制、监督弱化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科学决策和经营发展。“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必须在推动企业突破治理瓶颈、完善治理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要促进依法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牵头完善公司章程、制订议事规则、规范履职程序等工作中，推动依法科学配置各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治理架构。另一方面，要依法保障法人治理机制有效运行。切实当好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治理主体依法履职的参谋助手，运用专业优势，推动依法决策、依法经营和依法监督，为实现规范、高效、协调的法人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保障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实现新突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总体上看，中央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取得较大成效，但违法违规行为仍然存在。有的企业为了眼前利益触碰法律红线，有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还有的在走出去过程中违规决策、盲目投资造成巨大经营风险和经济损失。“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法治工作要着眼于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依法合规经营的底线。要充分发挥总法律顾问和法律部门的审核把关作用，进一步加强“三重一大”等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加强改革方案的法律论证，确保改革于法有据。要强化规章制度、经济合同等法律审核，促进企业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带头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出现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要重视加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中的境外法律风险防范，积极应对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以及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妥善处理重大涉外法律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

三是推动企业依法规范管理实现新突破。法治是现代管理的核心要义。企业规模越大，管理程度越复杂，越需要依靠法治。随着中央企业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依法规范管理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但部分企业仍然存在管理不尊法、不规范等现象。一些企业将制度束之高阁，管理主要靠“人治”、凭经验；有的企业重点业务领域存在管理漏洞，产生风险隐患。“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要找准法治与管理融合的切入点，推动企业管理进一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制度贵在周密管用，要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既要注重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形成规则统一、行为规范、程序严密的内部制度体系，又要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明确具体、实在管用。制度贵在严格执行，要健全制度实施的评估、监督机制，有效督促制度执行，维护制度权威，使依法办事、按章操作成为决策者、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习惯。制度贵在有的放矢，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度参与企业投资融资、改制重组、产权流转、招标投标等重点业务，强化节点管控和流程约束，确保依法合规。

四是完善法律管理职能实现新突破。法律管理是企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集中体现。经过多年努力，中央企业法律管理与经营管理逐步融合，法律管理的内涵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延伸。“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要不断完善法律管理职能，形成涵盖法律风险防范、合规管理和法律监督的工作体系。要切实发挥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作用，使法律审核成为经营管理的必经环节，在确保规章制度、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审核率100%的同时，实现高过手率向高质量提升。要全面推行合规管理，在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市场规则和行业准则的基础上，制定企业合规守则，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机制，切实防范因违规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要探索开展法律监督，落实《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完善企业内部监督体系、明确法律等部门监督职责的要求，结合企业实际，确定法律监督的范围和手段，建立法律监督工作机制，促进企业内部监督合力的形成。

五是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实现新突破。这是做好法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目前，中央企业法律顾问队伍不断壮大，法律事务机构逐步健全，但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要求和先进跨国公司相比，差距仍比较明显。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中央企业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全面推行总法律顾问制度，将既懂法律又懂经营管理的优秀人才选拔到总法律顾问岗位，努力打造一支能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的总法律顾问队伍。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建立与经营规模和市场地位相匹配的法律事务机构，配备与经营管理需求相适应的法律人员，并注重加强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要健全选拔任用和激励保障机制，建立企业法律顾问能力评价体系，拓宽职务、职级和专业技术晋升通道，全面提升法治工作队伍整体素质。

三、扎实做好2016年重点工作

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打造法治央企的起步之年。中央企业法治工作要按照《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紧扣“十三五”时期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认真研究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措施、狠抓贯彻落实，实现良好开局。

（一）认真做好法治央企建设总体部署。要把部署启动法治央企建设作为明年的首要任务。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发挥“关键少数”作用，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督办。分管领导、总法律顾问要结合企业实际，抓好整体设计和组织协调，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法律事务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推动落实。其他部门要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二要抓好统筹规划。将法治央企建设的核心要求纳入企业“十三五”规划，确保同步实施、同步推进。要抓紧研究制定法治央企建设实施方案，把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作为重要内容，明确工作目标、具体措施、责任主体和进度要求，并编制工作计划和任务台账。三要全面实施考核。将法治央企建设要求纳入业绩考核体系，通过考核及时发现薄弱环节，研究提出改进措施，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法治央企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完善总法律顾问制度。要把健全总法律顾问制度作为法治央企建设的重要保障。一要进一步明确总法律顾问定位。将总法律顾问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写入公司章程，推动落实总法律顾问由董事会聘任，充分发挥总法律顾问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总法律顾问尚未配备或出现缺位的，应当抓紧配齐配好。二要强化总法律顾问对重大决策的审核把关。提交决策会议讨论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总法律顾问审核。总法律顾问列席董事会，对审议事项进行法律把关。报请国资委审批事项涉及法律问题的，应当出具总法律顾问签字的法律意见书。三要全面开展总法律顾问述职。中央企业总法律顾问定期向国资委述职，子企业总法律顾问向集团进行述职。抓紧研究出台具体办法，明确述职时间、形式和内容，并将其作为评价总法律顾问履职情况的重要依据。

（三）不断提升法律管理水平。要把提升法律管理能力水平作为法治央企建设的关键抓手。一要完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在进一步巩固并推动规章制度、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法律审核制度向子企业延伸落实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审核后评估制度，定期对审核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着力提高审核质量。加强法律风险前期识别和预警，全面参与立项论证、尽职调查、谈判签约，实现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做好对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改革措施的法律审核把关，全程参与制度设计和组织实施，确保依法规范操作。二要加强合规管理。明确法律部门的合规管理职责，建立由总法律顾问领导，法律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尽快研究完善合规管理基本制度。明年国资委将加大指导推动力度，选择3至5户中央企业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三要推动开展法律监督。重点针对章程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合同履行情况、案件处理情况等开展专项检查。建立与审计、纪检监察、巡视、财务等部门的协同监督工作机制，努力提高监督效能。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维权力度，有效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四）切实增强境外法律风险防范能力。要把确保境外国有资产安全作为法治央企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要完善机制、补齐短板。进一步加强对境外子企业法治工作的指导，探索在法律人员少、力量分散地区建立区域性法律事务管理平台。推动境内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境外延伸，强化前期介入和全程管控，确保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可控、有效运营。二要掌握运用好所在国政策法律和国际规则。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深入研究投资所在国关于外资准入、劳动用工、法律救济等方面的规定，确保经营行为依法合规。三要妥善处理涉外重大案件。建立涉外案件应对机制，统筹调配企业法律顾问和外聘律师资源，集中力量做好应对。

（五）加快提高企业法律顾问整体素质。要把提升法律顾问能力水平作为法治央企建设的重要基础。一要加大法律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将企业法律顾问纳入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专项培养计划，研究制定科学的培养规划。加快建立分层分类的专业培训体系，结合总法律顾问、法律顾问队伍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二要全面开展职业岗位等级评审。国资委将尽快修订完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评审办法，调整优化评审条件和程序。中央企业要尽快开展评审工作，按照规定落实相关待遇，积极开辟专业技术晋升通道。三要探索建立市场化选聘机制。在立足内部选拔的基础上，积极拓宽选聘渠道，通过公开招聘等方式，吸纳优秀法律人才，并探索市场化、差异化的薪酬待遇，有效解决人才流失问题。

篇2：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

第一篇 进出口贸易简介

一、什么是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也称为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商品和劳务等方面进行的交换活动。它是各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的主要形式，反应了世界各国（或地区）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是由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构成的。

二、形成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条件：

进出口贸易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形成进出口贸易的两个基本条件是：（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国家的形成。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出用于交换的剩余商品，这些剩余商品在国与国之间交换，就产生了进出口贸易，即国际贸易。

三、进出口贸易的特征：

由于进出口贸易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进行的，所以与国内贸易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国际货物贸易要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政策措施、法律体系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和冲突，以及语言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带来的差异，所涉及的问题远比国内贸易复杂。

2．国际货物贸易的交易数量和金额一般较大，运输距离较远，履行时间较长，因此交易双方承担的风险远比国内贸易要大。

3．国际货物贸易容易受到交易双方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动、双边关系及国际局势变化等条件的影响。

4．国际货物贸易除了交易双方外，还需涉及到运输、保险、银行、商检、海关等部门的协作、配合，过程较国内贸易要复杂的多。

第二篇 进出口贸易合同的法律风险及防控

一、业务洽谈阶段的法律风险及防控

（一）法律解读了解政策

1.国际贸易术语（2000通则和2010通则）2.《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国际海上运输法律制度 4.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律制度

5.国际贸易支付法律制度（托收、信用证）6.《对外贸易法》

7.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8.《服务贸易总协定》 9.国际知识产权法 10.国际融资担保

11.《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12.进出口制度等

（二）证件办理资质审核 1.进出口证件办理

进出口资质、检验检疫证书、自理报关登记证书、海关注册证书等 2.合作方经营资质

营业执照、进出口资质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所应有的法定资质等

（三）知识产权申请核实 1.核实对方产品有无知识产权争议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依据买房营业地或合同预期的货物销售或使用地的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

2.我方产品知识产权申请办理

出口货物时做好如上卖方的权利担保义务

（四）法律风险分析评估 1.产品权属争议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依据买房营业地或合同预期的货物销售或使用地的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2.有无履行能力

能够按时按约全面合法的履行合同中的约定，保证货物的如期交付以保证我方对货物的占有和使用或我方交付货物时能够及时签收货物，交付之后能够按合同约定金额付款。

3.法人的合法性

必须是在当地依法注册成立并拥有合法经营、进出口的权利和资质，特殊行业需经过行政许可或备案。

二、合同的风险防控

（一）合同起草中的风险防控 合同的起草：

合同是双方进出口贸易的基础，所以争取到合同的起草权或参与起草，就是争取双方贸易活动的主动权，从而作出有利于自身的规定，从根本上将风险降至最低。

（二）合同审核中的风险防控

1.审主体，审核合同主体是否合法，是否具备特定的资质，是否进行了必要的资信调查等

2.审形式，看合同是否能需要以招标拍卖等特殊的方式缔结 3.审意思，看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因信息的传递发生扭曲或衰竭，要了解当事人的最真实的想法，看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否失真

4.审标的，看交易标的是否合法，相关法律规范和标准引用是否到位，定性和定量是否全面准确

5.审利害，看权利义务和责任是否合理对等，尤其关注双方义务或责任倾向能否被彼此接受，是否为关联交易等 6.审文字，需使用确切的词语，数字是否精确，是否有错别字，字句是否有歧义

7.审框架，看是否能对交易内容、方式等进行锁定、交易预测条款是否完备，是否存在遗漏，合同之间或同一合同条款、结构之间是否协调一致

8.审风险，看合同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或不可控制的风险，看风险防范措施是否能奏效

9.审免责，看其中的免责条款或不可抗力条款是否范围适当或公平，有关弃权或豁免放弃条款是否适当等

10.审纠纷，对潜在的纠纷预测是否全面，违约责任是否对应潜在的违约形态，违约责任形式是否可操作，是否足以挽回损失，纠纷解决方式是否明确，关于诉讼或仲裁管辖是否存在无效情形的问题

11.审手续，合同签订是否需要行政许可或者备案，签字盖章是否完备，货与款的交接手续是否明细，授权人签名、授权书内容等是否完整有效 12.审效力，看合同整体上能否保证其有效性，合同的效力所附带的期限和条件是否适当

13.审涉外，对于涉外、涉港澳台的合同，可约定为：“本合同适用中国的法律，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规章以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不含港澳台立法机构制定或认可的法律法规）

（三）合同签订中的风险防控

1.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是否对等明确，意思表示是否失真，内容有无遗漏，交易标的是否合法合规，争议解决方式是否合法，合同用语是否清晰明确，有无不利于我方的约定 2.履行能力核实，付款方式是否符合公司相关制度规定 3.授权委托的权限及真实性核实 4.签字盖章的真实性核实

5.联系方式、地址等基本信息进行细致核实

（四）合同签订后的风险防控 1.合同的后期监管（1）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依合同规定如期按时交付或接收合同标的物，为对方的履约提供便利，办理进出口相关手续，履行好我方合同义务（2）督促对方履行合同义务

业务部门派专员全程负责和管理，保持与对方的联系，做好双方的信息传达工作，尤其注重对方的履约行为，避免迟延交付造成不必要的支出或引发争议 2.异议处理与索赔

（1）违约责任：依合同约定

（2）争议解决：合同起草审核时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除非适用他国法律对我方明显有利

第三篇 结 语

篇3：自偿性贸易融资的风险管理

长期以来, 中国银行业的利润贡献, 一直以存贷款利差为主, 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又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主。然而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渐行渐近, 使得银行存贷款利差收入对利润贡献明显下降, 加之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商业银行新监管标准的实施, 导致银行业资本消耗普遍加大, 中国银行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综合收益和资本节约。在这样背景下, 大家突然发现贸易融资业务“自偿性”可以极大降低信用风险占用中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概率, 而其“组合性”则可以极大的增加客户黏性, 进而给提高综合回报率。因而一时间贸易融资被普遍看做是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 据不完全统计贸易融资的整体规模正在逐步逼近流贷, 流贷贸易融资化已成为大势所趋。

二、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特点

贸易融资是建立在货物购销基础上的融资业务, 是银行针对借款人在货物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 从原材料采购都销售回款之间的资金缺口而办理的融资, 可以说贸易融资是银行基于借款人能够产生远期现金流的商品或劳务交易而给予的一种融资, 即贸易融资具有一定的自偿性。正由于这样的特点, 因而一般认为贸易融资的信用风险低于流动资金贷款。在贸易融资快速发展同时, 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 贸易融资信用风险降低是以其操作风险上升为代价的, 要想真正的发挥贸易融资“自偿性”降低信用风险, 就必须严格控制贸易融资的“流程性”管理好贸易融资的操作风险。

三、自偿性贸易融资的风险管理

贸易融资按照自偿性可以分为具有明显自偿性和无直接自偿性两类, 这里我们仅考虑哪些具有明显自偿性的贸易融资产品, 因为正是这类产品与流贷相比降低信用风险的特点。自偿性贸易融资是对预付、存货或应收帐款的等资产进行的短期融资, 银行在办理自偿性贸易融资时首先看中的是该笔业务自我清偿以及借款人组织这笔交易的能力, 借款实体可以没有其他实质性资产或业务。针对这类情况, 那么银行对于融资项下资产及其产生收入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而这样的“控制”大多体现在贸易融资办理前、办理时以及办理后的诸多流程和操作上, 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1. 细化贸易融资类型, 建立不同的操作流程

在这种自偿性贸易融资中, 银行对其进行的业务介入及风向控制, 实际上是从融资链中的三个环节来操作, 第一是应收账款环节, 第二是存货环节, 第三是预付账款环节。虽然都属于自偿性贸易融资, 但在实际中银行针对这三个环节所办理的贸易融资所面临的风险是不同的, 风险控制点和控制力度也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可考虑对这三类贸易融资制定不同标准的操作流程, 加强对重点环节的监控和把握。

(1) 应收账款类自偿性贸易融资。是指以买卖双方签订贸易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为基础, 银行为卖方提供的以合同项下应收账款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融资方式, 比较典型的有卖方押汇、发票融资、信保融投资、保理、订单融资等等。

(2) 存货类自偿性贸易融资。是指借款人以其存货为抵押或质押, 并以存货及其产生的收入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融资方式, 主要有仓单质押、保兑仓等等。

(3) 预付账款类自偿性贸易融资。是指以买卖双方签订贸易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为基础, 银行为买方提供的, 应以合同项下商品及其产生的收入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融资方式, 比较普遍的有先票后货, 未来货权质押开证、未来货权质押融资等。

从银行需要控制资金流和货物流长度来看, 上述三种类型的自偿性贸易融资的操作环节逐渐增加、操作风险依次递增。其中应收账款类贸易融资需要求客户在对下游的销售必须指定为融资银行的账号。只需对控制好该笔交易所对应的回款即可, 操作风险相对较低。但对于存货贸易融资银行在要求控制回款的同时, 还增加了对质押物的监管仓库、质押物的价格变化、仓储条件、出库入库等环节的操作和监控。而预付账款类贸易融资在必须对采购、存储、销售环节进行全程监控, 需要与企业的上游、下游、监管方都签署有关协议, 环节最多、操作风险最大。

2. 建立专业的贸易融资操作部门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自偿性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管理强调客户评级与债项评级融合, 在风险管理中更加突出银行对现金流、质物的有效控制, 以及单笔操作、封闭运行的组织控制能力, 而这些往往都体现在操作环节上, “细节决定成败”在贸易融资领域可为有着很好的体现。因而可考虑成立独立于授信审批条线之外的专业化的职能部门, 作为贸易融资业务集中化操作的平台, 对贸易融资的市场份额和操作风险负责。在对客户进行贸易融资授信额度审查、审批时, 该部门负责对贸易融资产品配置及方案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的专业协审;在贸易融资业务办理时该部门负责审查单笔业务所要求的放款条件是否达到, 如单据是否完备、监管协议是否签署等;在融资办理后负责提示客户经理贸易融资项下来单情况和资金流向, 监控及提示质押物价格变化、督促客户经理向客户索要相关单据, 严控操作风险。

3. 建立统一的贸易融资信息平台

由于贸易融资业务最早是由国际贸易领域开始, 在业务办理时也也国际结算及单证处理密不可分, 因此目前大多数中资银行的贸易融资业务大多在国际结算系统完成。但负责贸易授信业务发起及尽职调查的客户经理, 一般又不直接操作国际结算系统, 而其使用的信贷系统中的一般只登记授信业务信息, 对于贸易融资的后续单据及结算信息并未记录。因而要想最大程度的降低操作风险, 建立一个统一的贸易融资信息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渠道就非常有必要的, 使得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单证人员等贸易融资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人员都及时了解到业务状况。

摘要：随市场利率化的推动以及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 自偿性贸易融资已成为一种提升综合回报率的重要方式, 但目前其风险管理仍存在问题。本文针对此问题从操作流程、操作部门及信息平台三方面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关键词：自偿性,贸易融资,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国际业务课题组.国际结算与贸易融资风险识别与控制[J].金融论坛, 2007, (8) :58-63.

[2]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课题组.贸易融资风险的量化管理探讨——以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为例[J].金融纵横, 2014, (2) :55-61.

篇4：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

关键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BT投融资模式；法律风险；防控策略

BT是英文Build（建设）和Transfer（移交）缩写形式，意即“建设——移交”，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非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 它作为项目融资中筹集建设资金的全新模式，包括了项目从建设到移交的整个过程，即政府在开展项目前通过协议由国外或民间引进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待项目完工后，政府赎回与相关设施相关的各项权利。换句话说就是“由企业负责投资并建设，完工后由政府一次性购回并一次性或分期支付资金”的模式。

一、贵州采用BT投融资模式的应用现状

其实，BT模式在贵州已进行了实践和推广。贵阳早在2009年成立了贵阳市BT融资模式领导小组并出台了《贵阳市政府投资项目BT投融资》等BT相关管理办法。采用BT模式在贵州实践的项目有：贵阳高新区金干南路工程项目、瓮安县滨江路道路建项目、贵州省桐梓县娄山中学建设工程项目、安顺中航工业贵飞公共租赁住房工程、六盘水红山公寓（公租房）项目、贵州黔西县杜鹃大道项目、贵州独山8条道路项目等等。

BT模式其实质就是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新型模式，能够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双赢，但在应用中，也要面临各种法律风险，需要进行有效防控。

二、采用BT投融资模式建设的法律风险分析

1.法制环境缺失的风险

目前没有对BT模式调整规范的专门法律，也没有可供参考的合同范本，BT模式中涉及的回购协议和融资担保BT模式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支持。对采用BT模式运作过程中一旦发生纠纷，行政执法，更是无所适从。

2.BT项目本身，缺乏相应的法定建设依据和审批程序的风险

部分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难免不出现项目立项审批手续不全、审批程序没有完结或者越权审批后急于项目上马的现状，致使上级监督检查无法应对，国家审计不达标，合同履行发生困难，投资方权益无法保障，导致项目被勒令缓建、停建。

3.BT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职责约定不科学、权利义务失衡的风险

政府作为项目发起人处于强势一方，往往会在BT合同中加大投资人的责任，或者提出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①项目发起人将属于自身的职责义务转嫁给项目投资人；②对于项目投资人设立项目公司的条件要求不合理，如要求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不少于项目资本金金额等。

4.BT合同中相关条款约定、概念界定模糊的风险

BT合同中涉及的条款和相应的概念非常之多，但在实践中，往往缺乏充分的论证和法律等专业人士的参与，往往仓促应付了事，导致相关条款约定、概念界定不明确。如，对于项目工程款的支付、设计变更流程、税务承担机制等约定模棱两可等。

5.BT项目存在违法转包和非法再分包的风险

由于业主只直接与投资方发生业务关系，项目的具体落实则在投资方，业主无法监控到整个项目的施工。投资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将项目进行违法转包；在将非主体机构工程进行合法分包后，分包商可能再次进行非法分包，这些都是违法行为。势必影响工程的质量和施工进度等。

6.BT项目投资方融资的风险

BT项目投资人自身融资过程中，借贷人或融资人的资金链断裂或出现周转困难，既影响到项目的顺利建设，又会造成严重违约，产生重大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

7.BT项目业主方回购时违约的风险，主要表现为

（1）业主方回购项目的后续资金匮乏或能力丧失。

（2）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作出的回购担保承诺违法或无法兑现。

（3）业主方针对该项目作出的回购担保被司法机关确认无效。

三、法律风险防控策略

（1）建立健全调整BT模式相关的法律法规，优化法制环境。国家应尽快出台调整BT模式一系列法律法规；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发布规范性指导文件；BT项目各参与方应信守法律，将法律法规贯穿项目整个过程，共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需对项目调查摸底和分析论证，认真审查立项审批手续的合法性。基础内容包括：①当地政府关于以BT方式建设项目的决议；②当地人大常委会关于以BT模式建设此项目并将回购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的决议；③当地财政部门回购该BT项目出具的财政承诺函；④当地政府提供企业担保、土地抵押担保等形式的保证条件，以增加项目吸引力和投资人信心；⑤最近3年来当地财政收支情况报告；⑥项目立项及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规划、项目用地、项目环评和其他有关项目的合法性和保证顺利实施的审批文件。

（3）项目投资人应认真研究项目发起人的招标文件和BT合同，合同签署之前需经充分论证；政府方应放下身段，以民事主体平等身份合作，最终平衡双方利益要求。

（4）BT合同的起草，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士参与其中，充分论证和听取各方意见，逐条研究合同每个条款和准确界定每个概念，避免产生歧义。

（5）BT合同中要约定禁止违法转包和非法再分包情形发生，并设立惩罚性的违约条款；项目施工过程中，业主方可全程派人监督检查。

（6）投资人在成立项目公司司时，要配备融资需要的法律、金融、合同、工程等各方面的人才，并加强与金融机构、融资服务中介机构的密切合作；必要时选择诚信的项目联合投资方，保障资金需求。

（7）项目投资人首先应慎重考察、评估项目未来收益回报情况；其次，争取由有支付能力的第三方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以确保业主方的保证被司法机关确认无效时，投资人还可向第三方追偿，降低回购违约所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王耀辉.基础设施建设BT投融资运行模式研究[D].长安大学， 2009.

[2]吴青.BT投融资建设中有关法律问题的分析[J].铁道工程学报， 2011（5）：110-114.

[3]苟陇.关于BT项目主要法律风险防范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ww.66law.cn/domainblog/69125.aspx，2016-07-20.

[4]李继军.BT项目的运行模式以及法律风险控制[EB/OL].

http：//www.sxhhls.com/index.php？c=article&id=974，2016-07-22.

作者简介：

篇5：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

2012年5月，原告A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与被告一B公司、被告二C公司在2011年签订了《煤炭贸易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提供2000万元预付款给被告一，被告一每月提供60000吨煤炭由原告销售给被告一指定的客户，原告每月在煤炭贸易中获得固定回报50万元。被告一负责购销煤炭，包括数量、质量、价格、保管等经营活动。同时，被告一负责原告销售给指定客户后全部货款的回笼，当月货款回笼后，次月原告再支付预付款给被告一开展业务，合作期限为一年。被告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被告一不能按照约定保证当月资金及时回笼，原告有权于次月直接向被告二追偿。协议履行至2012年3月，被告一资金链断裂，未能继续履行合同，原告遂起诉被告一，请求返还预付款2055万元并要求被告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原告与被告

一、被告二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一返还预付款2055万元及利息，被告二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件法律评析

（一）《煤炭贸易合作协议》的合同性质及效力

本案中《煤炭贸易合作协议》看似简单平常，但经过对条款内容的仔细研究发现，该协议却甚是蹊跷，其背后反映了复杂的贸易关系。该协议的表象看似是一份煤炭购销协议，但其实质反映的却是一种融资性贸易关系，即以贸易作为手段，真实目的是规避国家关于禁止企业间相互拆借资金的规定，从而达到借贷目的。

本案中的被告二作为担保方，未曾参与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任何交易，无法得到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任何交易资料，且庭审中被告一法定代表人因涉嫌诈骗已被批准逮捕而未到庭，更使得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因此，单纯从协议条款和推断来论证协议具有借贷属性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在假设实为借贷的前提下并结合协议中关于“固定回报”的约定，合同型联营法律关系映入代理律师眼帘，并成为本案中抗辩主攻的重点。在案件庭审中，原告承认该协议为含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双方在庭审中争议的焦点逐步明确为：《煤炭贸易合作协议》是“含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还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

1、《煤炭贸易合作协议》为“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下的抗辩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从双方订立合作协议的性质及内容来看，原告在经营中不承担任何风险，不论盈亏均应收回本金的利润，具有借贷性质。联营合同是联营各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共同经营与承担相应风险责任是联营合同的重要特征，也是联营合同与借贷合同的根本区别。

（2）从合同履行情况看、虽然原告提供了与被告一之间的购销合同、付款凭证、发票及销售给最终客户的发票，但这些都不能证明原告参与了经营。共同经营双方的行为应是合同事项的具体实施行为，合同双方意志与行为目的是一致的。为单方利益的行为不具有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行为目的，就谈不上共同经营。原告无论赢亏，只收取固定利润，不能认定为参与共同经营。

（3）是否参与经营主要看三个要素：物、款、票，而货物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付款和发票必须是以存在货物作为载体，否则就失去了付款和开票的前提条件。本案中，交易的货物为煤炭，从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来看，原告既是买方又是卖方，原告从被告一处采购煤炭，按双方的《购销合同》，平仓交付，应提供出货港口的货权转移凭证、水运单（记载承运人、船号、收货人、总运吨）、煤炭质量验收单、到货港的交接单据、销售给下家的货权转移凭证等，来证明煤炭真实存在和在买卖双方之间的流转。事实上，原告根本无法提供上述单据。

2、《煤炭贸易合作协议》为“含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下的抗辩。

如果《煤炭贸易合作协议》定性为“含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数额将作出相应变更，主要基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一）项的规定，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此种保底条款因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但是，保底条款无效，并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出资方仍应承担联营体的亏损。在认定为联营合同的情况下，联营双方需共担联营体的损失。根据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并通过对煤炭交易过程的调研发现，原告与被告一发生的5次交易均可能存在大量的亏损，我们拟申请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与被告一《煤炭贸易合作协议》项下发生的交易进行专项审计，以确定损失额，原告仅能对原诉讼请求与损失的差额请求返还。如此一来，本案诉讼时间将被拖长，原告不仅请求被告一返还的数额将大打折扣，也无法锁定被告二承担担保责任，这是原告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二）本案担保的效力及责任

如果本案系争合同被认定为“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那么，依据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的法律规定，担保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这时担保责任的承担就取决于原告与被告二的过错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关于担保人是否存在过错，本案中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被告二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存在严重瑕疵，股东代表签字系他人伪造且关联股东未回避表决。被告二将其作为证据提交并当庭质证，以证明原告在知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情况下仍同意被告二进行担保，庭审中原告也承认其收到过股东会决议的传真件。这样一来，即便最终被告二承担担保责任，也可以将担保责任控制在被告一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以内。

反思与启示

（一）融资性贸易蕴藏的法律风险

由于本案最终是调解结案，法院并未对《煤炭贸易合作协议》项下的法律关系作出明确定性，上述分析仅为笔者个人办案观点。作为参与企业间融资交易行为的当事人，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上述案件为戒，对潜在的法律风险深刻认识并做好防范措施。原告作为资金出借方，对于企业间借贷的法律风险的估量是否到位？为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做了如此多功夫，假合同真交易纷繁复杂，私下按真交易主张利息等其他利益，一旦遇到债务人无力清偿等意外情况，又开始想方设法以合同下的虚假贸易主张合同项下利益。从法律角度而言，一旦“假贸易、真融资”面纱被揭开，合同无效将是铁定的结局。因此，我们在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面对该类型交易应及时向客户揭示法律风险，做到事前预防。

（二）办案收获与启示

1、团队协作，制胜法宝。本案中，在仅有一份《煤炭贸易合作协议》的情况下，代理律师及时召集各位律师研究讨论，并最终揭示了合同借贷的本质，从结论入手来寻求突破口，体现了团队相互协作的精神。

2、精心准备，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本案中代理律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搜集案例、查找法规、分析和小组论证、模拟抗辩等。针对本案中涉及到大量的煤炭交易的实务操作，积极当面向专业人士咨询，以探究煤炭贸易中真实的交易程序及相关配套文件。

3、主次分明，策略得当。律师办理诉讼案件要集中力量总结争议的焦点，而不是四面出击毫无重点。本案中，我们主攻三个要点：一是合同定性为名为联营实为借贷；二是担保范围；三是过错责任。各要点间相互联系又自上而下形成逻辑严密的证据链。

4、庭审表现，不容忽视。庭审中并非照本宣读代理意见或答辩状，也非简单地将自己的观点阐述出来就算完成任务，庭审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庭审中需要不断观察对手对每份证据质证时的表现以及法官的态度，重点关注法官的后续发问阶段，这就是法官对案件总结的“焦点”。

5、尊重客户，尊重对手。律师在办理诉讼案件过程中，应积极与委托人沟通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并及时听取客户的建议，以便最大程度了解客户的真实想法。律师代理诉讼案

篇6：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研究

(一)贸易融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虽然我国贸易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相应配套法律法规并未随之完善，如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中的票据、货权、信托等，我国法律并未对其涉及的义务、权利和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

首先，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与国际惯例有出入。

其次，我国法律并未对国际贸易融资中相关术语和做法进行规范。

最后，贸易融资细节存在空缺，导致我国银行和企业承担更大的风险，无法保证我国企业的利益，不利于国家贸易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

(二)贸易融资审批过程缺乏标准

依据中小型企业贸易融资具有需求量大、金额度小、操作频率高等特点，其要求融资业务办理效率高。

贸易融资属于授信范畴，但在当前银行的统一授信范畴中却缺乏授信审查的标准，未制定出有效的贸易融资实务操作流程。

因此，融资业务办理依旧按照流动资金贷款程序办理相关事宜，其该操作过程繁琐、工序冗长、周期长，十分不利于企业贸易融资高效实施。

(三)贸易融资缺乏银行认可的抵质押品

中小企业外贸经营规模比较小，其拥有的固定资产少，贸易过程中流动资金紧缺，参与银行信贷活动少，银行信誉不足。

而在办理贸易融资时，银行为了降低风险，要求企业提供可靠的抵质押品，如房产、土地等，但中小型企业多数资金力量薄弱，难以提供可靠的抵质押品，导致企业与银行难以达成一致。

虽然大型企业信誉好，但迫于风险的压力，大型企业多数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造成了中小型企业贷款融资难的现象。

(四)贸易融资产品单一，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

目前，信用证是我国贸易融资的主要产品，但其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加上融资产品缺乏创新和变革，导致我国贸易融资一直沿用传统的融资模式，造成了我国融资产品种类少、功能单一的局面。

虽然国际贸易中不断出现新的融资产品，如国际保理、福费廷等，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鲜为人知，极少有银行开设和办理，且此类融资产品融资金额十分有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的速度，导致中小型企业不能通过多渠道实现融资的需要。

此外，基于信用风险的考虑，银行为了降低与中小型企业的合作风险，通常会提高融资门槛或增设额外条款，这就加大了中小企业实施贸易融资的难度，导致中小型企业能从银行获得贸易融资的比例和金额都十分有限，难以满足企业实施贸易活动所需要的资金。

(五)贸易融资缺乏高素质专业队伍

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融资方式的推陈出新、际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要求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贸易经济知识，包括会计、金融、财政、经济、贸易等学科的知识，更要有丰富的贸易经验。

只有这样的综合性人才才能在复杂多变的贸易活动中高效率完成贸易业务。

但是，国内贸易融资队伍缺乏高素质人才，导致我国贸易融资业务缺乏改革和创新。

二、促进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的措施

(一)完善贸易融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法律法规是中小型企业实施融资的前提和基础，立法部门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国际惯例，参考各个国家的贸易融资法律法规，对贸易融资的相关当事人的行为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等进行明确的规定，

促使我国贸易融资的法律不断发展和完善，促使我国法律不断与国际惯例接轨，避免国际间贸易差异导致风险，从而降低融资业务过程中的风险系数。

同时，还应当不断完善中小型企业信用评级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信用担保体系，为中小型企业贸易融资创造条件。

(二)建立中小企业投融资信息平台，完善投融资风险防范体系

丰富和准确的市场信息是企业进行融资决策的参考和依据。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创造条件，搭建银行和企业双方的交流平台，促使银企及时有效地吸收外贸市场投融资信息，以便采取正确的决策和措施。

同时，政府还应当不断完善风险防范体系，多方面了解合作企业的商业历史和信用背景，确保款项来源充足;通过建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考核制度，丰富融资品种和结算方式来管理和控制风险，降低企业和银行的融资风险系数。

此外，政府应不断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如融资补贴、优惠政策等，综合运用信贷、保险等多手段，扩展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业务，指导和帮助中小型企业科学合理地进行融资。

(三)加强银行外贸融资产品的创新，完善企业融资信用管理体系

国际贸易市场千变万化，银行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更新和改变传统观念，创新和开发新融资产品，为中小型企业创造更多的融资条件，增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意识。

银行应当立足实际，结合企业特色产业，依照企业的生产需求，不断挖掘新融资产品的潜能，丰富企业融资来源。

例如，可以发展国际保理、福费延等新型融资产品，将新型贸易融资方式融合到传统方式中，促使贸易融资效益最大“增值”，切实为企业服务。

同时，银行应当建立和完善企业融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制定信用评估制度、信用等级评价标准、信息化信用跟踪体系等，对于违约信用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不断提高企业综合信用等级。

(四)增强融资信用意识，建设专业融资队伍

在激烈外贸市场环境下，企业要赢得银行的信任与支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增强融资信用意识，提高融资能力。

企业应当严格规范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编写详实的财务报表、提高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使银行在完全掌握企业状况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与企业合作融资;企业还应当借助大型企业的“外力”，如与大型企业联盟或由信誉良好的企业提供担保，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

二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实力。

中小型企业应当树立风险意识，不断完善经营管理，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加强财务管理，高效控制和管理经营风险，确保企业良好稳定发展，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建设企业融资人才专业队伍，为科学融资提供有利的支持。

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资源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