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人士陈仪

爱国人士陈仪（共3篇）

篇1：爱国人士陈仪

爱国人士陈仪

陈仪（1883.5.3~1950.6.18），字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任内期间，发生台湾“二〃二八事件”。

一、福建抗日

陈仪身兼任绥靖公署主任、第25集团军总司令、福建省政府主席，承担守土抗战的重责。

在陈仪主政福建期间，福建沿海虽然没有大的战役，但是小规模的战斗和反复争夺失地的战事，一直延绵不断。正是因为陈仪带领部队，与日军顽强作战，使得福建成为南方唯一没有被日军攻克的省份。

1941年6月开始，在陈仪的指挥下，以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乘敌军疲惫之际，在两军对峙之处，依据地形构筑据点，加强纵深陆地，封锁闽江。

以一部分部队不断袭击扫荡敌人，各部队可以自己寻找小一点的目标出击，积小胜以成大胜，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在陈仪的领导下，福建守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大小战斗就有95次之多。福建成为沿海失地最少的省份。

不仅如此，据《福建省志》称：“国民党军队在诏安、东山、海澄的胜利，打乱日军桂南会战的军事部署，从而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陈仪却被视为“亲日派”、“投降派”，备受指责。

二、接管台湾

1944年4月，中华民国行政院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为主任委员。“台湾调查委员会”对日本鬼子统治下的台湾经济、政治、民生、军事等各方面做出颇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书长达40余万字。

提出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亦获得接纳。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

1945年8月29日，蒋介石委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1945年10月24日，陈仪从上海飞抵台北。

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同盟国，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

三、治理台湾

陈仪治理台湾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将日本鬼子留下的企业大部分收归国有经营。规定米、盐、糖、煤油等民生产品，由官方统一定价收购。对烟、酒、火柴等物品的专卖，加强限制。

陈仪说：“台湾，有台湾的银行。”

不准国民党中央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要员到台湾来接收。不准他们下飞机。当时，台湾用的是台币，跟大陆的金、银券是分割的。大陆的货币贬值，并没有影响到台湾。

陈仪保护了台湾的经济。

在长达51年日本鬼子的统治下，台湾本地人已经不通晓书写中文、说大陆的汉语普通话了。当时，台湾原有的军政职位，多改由大陆抵台人员担任。由于这些军政人员，质素参差，良莠不齐，不时与民众发生冲突。

战后动荡时期，台湾工业、农业生产肯定会出现短时间的混乱。经济上一度出现了通货膨胀。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被蒋介石解除了台湾省行政长官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

此后，陈仪深居简出，纵览进步书籍。

四、起义失败

1948年8月6日，陈仪受汤恩伯的推荐，被蒋介石委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1948年11月，释放了由浙江省警保处处长毛森，报批处决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后，陈仪极力反对蒋介石密令汤恩伯赴杭布防。所以，在1949年5月2日解放时，使得杭州免于战火。

1949年1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帮助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为和平做出贡献。规劝老部下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起义。

汤恩伯密告蒋介石，起义失败。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罪逮捕。

1949年5月30日，陈仪被绑架到台湾，后来被囚禁于基隆。但是，拒不向蒋介石认错。

1950年6月18日清晨5时许，陈仪在台北市的马场町，惨遭蒋介石杀害。

后记：

追认爱国人士

当时，陈仪原本是台湾的负责人，对于台湾的布防是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台湾的部队都是陈仪的心腹，如果当时陈仪起义成功的话，解放后的台湾岛，就没有蒋介石的立足之地了。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得到消息之后都悲痛不已。毛主席竟然为之，而潸然泪下。

根据以上事实，报经中央批准，追认陈仪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陈仪故居，现在成为杭州市旅游局的办公单位。

附录：

“二〃二八事件” 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并兼任警备总司令时，由于陈仪第2任妻子为日本人（两人无子嗣），在遣返在台湾的日本鬼子兵回国时，心生不忍，没有强制遣返，致使有30万日本鬼子兵在滞留台湾。

1947年2月28日，台北的政府人员与民众的冲突，引发台湾岛本地人对政府的抗争，“二〃二八事件”爆发。

在这次事件中，这批没有被遣返的30万日本鬼子兵，乘机积极鼓动**，他们仍然穿着日本军装，手握军刀，残忍屠杀外省人。

他们伙同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的旧军警、买办、职员、“皇民化”的台湾汉奸等，在台湾岛的境内，到处设卡盘查路人。

凡是不会说闽南话者，不分老幼妇孺，立即斩杀。恶行惨状，令人发指，遂引发国民政府派兵平暴。

“二〃二八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

由所谓的“事件”，转变为了“台独起义”。以至于现在的民进党中的“台独势力”，每年都要纪念日本鬼子、“皇民化”台湾汉奸的“二〃二八，台独起义”。

1947年3月8日，蒋介石派遣国军21师为主力，在基隆登陆时，遭到被日本鬼子兵和“皇民化”汉奸的所谓“起义群众”暴力阻拦。

随后，国军展开了全台湾岛的“去日本化”的清乡，镇压**的日本鬼子兵、“皇民化”的台湾汉奸等。

随后，将盘踞在台湾岛的日本鬼子兵，大多都被陆续地遣送回日本岛了。但是，还有30多万的移民、以及没有被遣返的日本鬼子兵，就地冒充中国人，不肯返回日本岛，却滞留在了台湾岛。

如今，这些留在台湾岛的日本鬼子繁殖的第2、3代，以及杂交的后代人口，已经超过了100多万人。

近些年来，这些日本鬼子的杂种后代，积极地加入了民进党。成为民进党中“台独势力”的中间骨干力量。

所谓民进党搞“台独”，妄图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这只是“台独”的初始目标而已。而民进党中“台独势力”的最终目标是： 把台湾岛，纳入日本的版图！

因为这些日本鬼子的杂种后裔，认同的祖国是——日本。

篇2：民国时期爱国人士王开疆事略

一、少年时代萌生救国救民之志愿

王开疆出生于一个乐善好施的家庭, 其父王继贤从业中医, 母亲马老夫人, 勤劳贤惠, 亦为乡里称道”[1]58。无疑父母的这些举动对于他日后的良好品行具有积极影响。王开疆幼年时家本小康, 因遭火灾, 家产荡然无存, 一家生活濒临绝境。他父亲把他送到南通西亭镇某商店当学徒, 他因受不了店主的虐待, 半年后回家, 后在私塾读书。他所做散文《贪蟾记》被“乡里长者咸予嘉勉”[1]58。

王开疆少年时代即萌生救国救民之志愿。为施展他的远大抱负, 他15岁时离开家乡, 在南通结识张謇, 张謇为实现他振兴实业, 创办教育的宏愿, 当时正在召集各路人才。王开疆很受张謇器重, 16岁时就被张謇委任为南通县渔团团练。之后张謇欲调他到其兴办的垦牧公司任职, 王开疆因为关心祖国命运, 怀有向学深造以报国救民之志, 遂予以婉言谢绝, 并剪辫去沪, 考到中国公学法律系。王开疆在读书期间因家境贫寒而半工半读, 但勤奋刻苦, 成绩优异。

二、开办律师事务所, 走上革命道路

王开疆从中国公学毕业后, 即开始设立律师事务所承办案件。他先后在南京贡院街、苏州瓣莲巷、上海南洋桥等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 是中国最早创设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他精通法理, 所承办之案件, 则常以胜诉闻于沪宁一带, 名声大振, 遐迩皆知。”[1]59他去北京考取法官, 一举得中, 喜讯传回家乡。

王开疆早在中国公学法律系读书时期, 结识了章太炎、马相伯、于右任、邵力子、王宠惠等社会名流及革命人士, 接受他们的革命启迪,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拥护并参加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 袁世凯倒行逆施, 恢复帝制, 全国上下群起而攻之。王开疆认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毅然挺身而出, 参加到讨袁行列, 因此“在上海险遭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逮捕杀害”, 上海街头张贴通缉令, 悬赏捉拿王开疆, 但他并不为此所屈服。“一次他与同志们秘密开会, 被探捕得知, 前来包围捉拿。时值炎夏, 他机智地脱去外衣, 仅剩一短裤, 趿上拖鞋, 赤膊摇扇, 从容不迫地由楼顶爬至邻家, 走出弄堂, 使探捕们未能识其真面目, 遂得脱险。”[1]59

三、创办教育, 维护革命党人的人身自由和正义行动

在讨伐袁世凯之后, 王开疆东渡日本东京, 进入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攻读各国政法、国际知识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 王开疆继续在上海设立律师事务所, 办理法律事务, 并且致力于创办政法教育事业, 与友人共同恢复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 推选于右任为校长。之后他又协同徐谦创办上海法政大学, 推举徐谦做校长。王开疆先后在中国公学和南方大学任商科主任、法律系主任, 并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他还曾自任上海法政大学的校董并兼任法律教授。在上海法科大学成立后, 章太炎为校长, 他任教务主任, 后来曾一度亲自担任该校校长。在南京任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和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职委员职务时, 又与友人创办了文化学院, 校址在南京清凉山脚下。王开疆不遗余力创办教育, 挽救中华于水火之中, 为中国培养出许多杰出的法律人才, 如被称为“七君子”之一的律师史良就曾受到其教诲。

在经过辛亥革命及其后的革命实践后, 王开疆更加坚定他的革命信念, 他借执行律师事务和应邀到大学讲学的机会, 对青年宣传民主思想和进行法制教育, 并在闲暇之时以“拓公”为笔名撰文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当时邵力子在上海创办的《国民日报》, 因为以鼓吹革命思想为主要内容被当局强迫停刊, 王开疆数次以律师身份与当局对簿公堂, 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 终于使《国民日报》得以复刊。后来王开疆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他信奉三民主义, 屡次拿起法律作为武器, 为维护革命党人的人身自由和正义行动, 义无反顾地出庭据理力争, 与反动军阀及帝国主义对革命活动的无理干涉和妄图加害革命党人的反动行为作斗争。

四、出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职委员

北伐战争胜利后,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6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 于右任担任“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2月监察院成立, 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院长。王开疆与于右任关系密切, 在于右任呈请下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6日任命王开疆为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 从此王开疆为国民政府澄清吏治、整饬官方的事业倾自己全力。1932年6月1日与监察权相辅而行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成立, 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是为澄清吏治、整肃官方, 并保障公务员法律地位, 对公务员违法失职行为做出惩戒处分的审判机关。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 按国民政府组织法由司法院副院长兼任, 特任。委员十一人至十七人, 其中六人至九人简任, 为“专任委员”, 王开疆被任命为专任委员。当时对专任委员的任用是非常重视资历的, 要求必须具有相当的资格, 修正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一) 年满三十岁; (二) 于政治法律有深切之研究; (三) 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任简任公务员二年以上, 或荐任职公务员五年以上; (四) 对党国有特殊勋劳, 或致力革命十年以上者[2]1。无论工作年限还是革命的经历, 王开疆都极能胜任, 当之无愧。

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管全国荐任职以上公务员, 及中央各官署委任职公务员之惩戒事宜”[2]1。在此范围内的公务员因违法失职, 由监察委员提出弹劾, 移付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或是经各院部会长官或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送请审议到会, 惩戒委员开始依法审议。“但实际被惩戒的几乎没有大官, 多数只是县长和地方法院院长之流。”[3]25

王开疆认为当时兼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的居正把司法院办成了“湖北同乡会”, 任用同乡, 并且阿谀奉承、拍马奉迎的人太多, 他却从不买“上头”的账。自1932年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成立上任专职委员, 至1937年卸职, 王开疆“守正不阿, 多次拒绝显贵豪门之请托, 以廉洁无私著称”[1]61。

据王开疆之子王火在回忆录中回忆:“有次爸爸带我去他家, 进客厅后, 爸爸和居正谈起一件不知什么案子, 竟由争论而吵闹起来。吵得很凶, 爸爸一气之下带着我就出来了。居正送他出来, 他理也不理, 头也不回。从那以后, 爸爸再也没有到过居正家里去。”

王开疆为人正派讲原则, 在惩戒贪官污吏事件上铁面无私, 不愿同流合污。但他待人却热情诚恳。王开疆在南京任职, 家乡总不断有亲戚去找他, 有的要钱, 有的要他帮着办事, 他的态度总是很好, 待那些亲戚也很热情, 有钱也总是拿给他们。并且他劝亲戚在家乡必须和睦乡邻, 做好事, 不要仗势欺人。当有人劝他在家乡买点房子时, 他摇头说:“我决不在家乡买地造屋。”[3]51“其简朴无私的品格, 于此可见。”[1]61时至今日, 王开疆仍享誉乡里, 人们把他作为“如东的骄傲”[3]51。

五、抗日殉难

1936年王开疆参加了国大代表的竞选, 当选为江苏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不久, 抗日战争爆发, 南京沦陷后, 为免除各种政治干扰, 从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卸职的王开疆没有迁渝, 而是迁居上海, 深居简出, 隐迹埋名, 暗中继续支持爱国抗日人士, 并设想再次恢复具有革命历史的母校———中国公学。他曾一度与友人创办三吴大学来掩护抗日救亡活动。

敌人日渐嚣张, 三吴大学校长聂海帆被伪特工闯入办公室枪杀。王开疆也遭上海极司裴尔路76号敌特工总部匪徒绑架, 幽禁于沪西之“歹土”。汪精卫虽多次对他威胁利诱, 逼迫他就范, 但他浩气凛然, 坚贞不屈, 不为所迫, 爱国之心不变, 以致被囚禁, 失去自由达四五个月之久。1940年春节期间“他与外界取得联系, 趁敌伪戒备疏忽之际, 买通守卫, 在有关人员秘密保护之下, 于农历年初一拂晓逃脱, 化装登上荷兰‘兰沙连加’邮船赴香港。该船起程后之次日晨王开疆便告失踪”[1]62。194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第二版载 (中央社香港十一日电) 《王开疆不为汪逆利用, 投海自尽明志》一文, 文中说:“前司法部惩戒委员会委员王开疆, 去岁由昆明返沪, 被汪逼迫担任伪中委职, 监视四五月之久, 八日趁旧历元旦戒备稍疏, 携二子逃脱, 乘轮来港, 中途激于义愤投海自尽, 仅有遗书数语, 嘱子至港访问旧友泣述以其死明志经过”[1]62。此种说法认为他蹈海明志, 以身殉国。另一种说法则是日伪电台广播内容, 传言已将他劫回杀害。人们更愿意相信王开疆是蹈海明志, 全国报纸纷纷登载其抗日殉难的噩耗。如东县知名人士管劲丞先生当时作诗凭吊:登楼去国怀王粲, 蹈海甘心证鲁连, 人事不如潮有信, 守经非易况从权[1]62。

王开疆是民国时期的爱国人士, 他为了救国救民不断上下求索。他创办律师事务所、办教育;他不畏权势, 本着律师公正爱国之心与反动军阀对簿公堂, 保护革命党人;他在担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专职委员期间, 刚正不阿, 廉洁无私;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讨伐过袁世凯, 当面对日寇肆虐, 国破山河碎, 生灵遭涂炭之时, 王开疆举目伤怀, 感叹国艰, 慨然写下忧国忧民的七律诗———《伤时》:镜里才觑白发新, 梦中又听铁蹄声。山河破碎空悲切, 孤岛沦亡暂寄身。宗慤长风须振奋, 元龙豪气敢消沉。沧江岁晚浑无赖, 且把行吟涤泪襟[1]61。王开疆在这首诗中寄情抒怀, 充分体现了他毕生求索、忠贞爱国之心。

参考文献

[1]王洪江, 王洪流, 王洪泽.王开疆传略[Z].如东文史资料, 1987 (1) .

[2]修正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N].第125号, 1934年6月2日.

篇3：汤恩伯因何出卖陈仪

中共地下党在积极地做陈仪（时任浙江省主席）这边的策反工作。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杜伟，后来在《浙江解放前夜的陈仪》一文中回忆了这样一幕：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李济深由香港派陈仪旧部郑文蔚持函来杭联系，“信是写在一张白绸片上，我亲自看见过的。大意是：北方傅作义维持北平秩序很好，希望公洽先生（陈仪）一致行动，及时响应大军渡江。陈仪其实早有此打算……”

由于陈仪自己是“光杆司令”，所以就想联系负责长江防线的汤恩伯。汤恩伯是陈仪多年培养、一手提拔的，亲如子侄、视为心腹。而就在1月18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极为机密的军事会议，宣布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汤恩伯任总司令。1月27日，陈仪委派在浙大工作的外甥丁名楠，持亲笔信赴沪，动员汤恩伯起义。

1月28日，正是农历除夕，丁名楠把陈仪的亲笔信及另纸开列的条款面交汤恩伯。汤恩伯压低声音说：“我身边蒋的耳朵很多，陈主席来信所说之事，时机尚未成熟。你可先回去面复陈主席，近日内我将去杭州一行，一切待见面时再作商议。”

然而，令陈仪没有想到的是，汤恩伯很快就将他出卖了。原来，汤恩伯送走丁名楠后，即将陈仪的亲笔信锁入了抽屉里;可当他再次取阅信件时，却发现这封性命攸关的密信已被在汤恩伯的总部任秘书的特务头子毛森的妻子胡德珍窃看，胡德珍利用工作之便偷看了这封密信。这就促使汤恩伯做出决定：立即向蒋介石禀报这一大事！他将陈仪的亲笔信，连同陈仪亲笔开列的起义的几项条件，全部作了摄影，摄影件送给南京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原件由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毛人凤在1月30日送呈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老蒋当天在日记里怒骂陈仪“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当中共地下党焦急地告知陈仪汤恩伯已将他出卖，要他设法避险以策安全之时，他亦坚决不信，认为是毛森之类的在造谣。

1949年2月23日，陈仪被秘密扣押，后被押送至台湾。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杀害于台北刑场，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