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人士的事迹

爱国人士的事迹（通用6篇）

篇1：爱国人士的事迹

爱国人士学成回国的事迹

1．竺可桢，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地理学家。我国近代地理学和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1910年，竺可桢考取了去美国留学的公费生。他感到农业与气象有密切关系，因此就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专业，一心想为发展祖国的农业生产出力。竺可桢学成回国后，深入地进行台风研究和农业研究，他的这些卓越成果，奠定了我国气象科学的重要基石，也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2．（锦城梁园独不爱，了却罗庚爱国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3．“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6岁，有人称其为娃娃博士，其才华可见一斑。邓稼先在获得学位的第九天回国，从事国防科研工作。别说出名，她妻子许鹿希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做什么，但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了核武器。

4．85岁高龄的中国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创始人之一的梁思礼，从小受其父梁启超忧国忧民思想的耳濡目染，树立报国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放弃在美国的发展机会，毅然回国开创航天事业。在梁思礼的主持下，将中国的导弹事业和航天事业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了如今的屹立于世界之巅。

5．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神圣领土的侵略行径，强烈 地 激起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为了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很多爱国青年远涉重洋赴欧、美学习航空，回国后克服重重困难，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办航空系科，来造就中国的航空科技人才。

篇2：爱国人士的事迹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想要成功并非简简单单就能达到，就拿如今的成功人士而言，ta们的背后都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这更让我们明白想要成功就要拿出该有的决心。

让我们一起看看成功人士的奋斗事迹吧，这些就是我们学习的范本。

事迹一：从流浪汉到百万富翁

冯志久原是一名流浪汉，到处漂泊，虽历尽艰辛，却穷得叮当响。1990年，冯志久跟随数百万淘金者涌到珠江三角洲，却发现那里早已人满为患，他想到工厂打工，但因年龄大，无技术，工厂不收他。冯志久百无聊赖，便在各工厂区转悠，看到工人们下班后都端着饭盒往街上的小店子跑，还有那在街上饥渴的盲流，他脑子一转，怎样不再开一个供打工者吃饭的小店呢？

于是，他心一横，租了一间民房作厨房，每一天中午和晚上担起两桶饭菜，往流浪的人群中推销，一天下来能挣30元，很快他凑足37000元资金，在广州黄埔大道边租了一间5平方的店铺，办了执照，把鞭炮一放，快餐店开张了。冯志久的小饭店一开张，就象鲜花引蝶似的引来了众多的顾客，他经营主要的绝招，就是收费低。那时广州的饭店快餐时价最低是2元，而他却一律为1元。没有本钱的创业，1元钱吃饭谁不来！冯志久辛辛苦苦忙了一个月，结帐之后，除了开支，竟赚了2000元。之后他又增添了桌凳餐具，雇了临时工，扩大门面，每一天早餐卖粉中晚餐卖饭，一律一元一份。

这样，每一天的顾客少说也有500

多人，最多达1000多人。他挣钱的奥妙在于薄利多销。每份1元的饭菜其实是没有挣头的，但打算的好，也能够赚几角钱，如果每一天能卖1000份，就可挣300元，一个月就是9000元。一个流浪汉变得如此精于经营。几年下来，冯志久已身家上百万元，直到此刻他的快餐仍是1元价。人称他“1元钱大享”。

事迹二：腰缠百万的富人

黄光裕总算明白了这个理儿。22岁的广东汕头小伙子还没大摸清赚钱的门道。他是做家电批发的，老家那地方商行林立、竞争剧烈，他觉得生存余地大小，一口气向北，直跑到内蒙古。内蒙古很大，黄光裕转悠了一年，没做成多少生意，却从内蒙人的厚诚人格中学到了赚钱的窍门。1987年春节前，他从内蒙古转道北京回汕头的家里过年，正因春运车票紧张滞留了几天，闷着没事，就在北京城里逛电器行，遇到和气的店员，老板，就试着联系点业务。

凭着厚诚人格，黄光裕不“黑”不该

赚的钱，把利润最大限度地让给客户。没有本钱的创业，连黄光裕自我也没料到，三天逛下来，竟然得到了100多万元的订货单。真是喜从天降。黄光裕感到自我摸到了生意的窍门，也摸到了财富的大门。人间正途须奋勇。转过年来，黄光裕说干就干，与北京人合资在牛街创办国美电器商行。虽然谈不上多大的实力，黄光裕却端得出真正的大家风度，他进最好、最俏的货，卖的却是全市最低的价，没过多久，京津一带的同行们都知道了牛街有个不“黑”人的黄光裕。黄光裕凭的是厚诚，博得是信誉，做的是买卖。他的批发业务一日千里，蒸蒸日上。

一年之后，他又干起了零售，零售业比批发琐细。竞争也更加激烈，各家电器商行老板挖空心思、招徕顾客，各有各的高招儿。没有本钱的创业，黄光裕任凭商海变幻，仍然抱定自我的老主意，扎扎实实地傅信誉。而且这一回，他是比先前更厚诚了，居然自我设起了

“维修站”，只要是他店里卖出去的商品，都能够享受他的“亚华电器服务中心”的售后服务。如今，黄光裕的汕头国美企业总公司在北京有7个分公司，年营业额达数千万元之巨，而他本人也早已是腰缠百万的富人了。

事迹三：雅芳女总裁的成功之路

钟爱自我的工作和家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忘记中国文化中谦虚的美德，这两点造就了当今美国企业界最引人注目的女性――雅芳公司总裁钟彬娴。这条成功秘诀是钟彬娴14日在纽约世界商务论坛上演讲时透露的。

在纽约RadioCity举行的这次世界顶尖级商业领袖的盛会可谓众星云集，而作为演讲者中唯一的女性，钟彬娴身着她惯常的黑色西装，配上白珍珠项链和耳坠，以自信的笑容征服了全场的数千名观众。

在演讲中，钟彬娴说无论美国商业环境和自我的位置如何变化，她都会永远记住自我是华人，记住中华文化中的

篇3：民国大律师吴凯声的爱国事迹

关键词：吴凯声,律师,爱国思想

1900年吴凯声出生于江苏宜兴, 1997年去世。他18岁那年, 从宜兴来到上海, 就读于哈同创办的爱丽园, 两年之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1921年7月, 吴凯声前往法国求学, 先后就读于中法大学、里昂大学学习法律专业, 同时还学习了政治、外交、经济等专业。经过五年的求学, 吴凯声离开法国返回中国, 在北洋政府担任法律顾问, 并在上海法科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吴凯声作为上海法租界以及英租界的会审公堂律师, 在辩护过程中他能熟练运用英语、法语, 是第一个法租界法庭的中国律师。他还在上海开办了法律事务所, 并成为中央银行、哈同洋行、公会、商会等几十家单位、组织的法律顾问, 当时的不少名导演、名演员也纷纷聘请吴凯声作为自己的法律顾问, 可见他在上海的法律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外, 吴凯声的社交圈也非常广泛, 他交际甚广, 甚至与青帮的头面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保持良好的关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十分关注社会底层民众, 尽心尽力维护普通民众的权益, 充分体现了他爱国爱民的思想。

一、为小贩陈阿堂命案辩护

1926年8月1日, 浦东小贩陈阿堂来到日轮“万里丸”催要欠款, 被日本水手毒打身亡。这桩命案引发了上海各界的强烈愤慨, 都希望凶手得到严惩。没想到日轮船主却恶人先告状, 污蔑陈是窃贼。日本人颠倒是非黑白的行为让上海滩都非常愤怒。当时年仅27岁的吴凯声也是义愤填膺, 决定为陈阿堂命案进行辩护, 为他讨回公道。

吴凯声两次登上日轮的出事地点仔细检查陈阿堂死亡留下的蛛丝马迹, 并三次渡过黄浦江, 向周边的乡邻、贩群详细询问陈阿堂的营业道德和为人处世。经过多次的调查走访, 吴凯声发现陈阿堂一家几代都是小商小贩, 历来讲义气、重信用, 口碑较好。由于日轮“万里丸”的两名日本水手多次到陈阿堂处赊欠购物, 数目比较大, 约定8月1日一并支付, 所以当天陈阿堂前去催讨, 没想到日本水手根本就不想支付欠款, 挥拳猛击陈阿堂的脸部、腰部等要害部位, 还非常残忍地将煤屑塞满陈阿堂的口鼻, 使他憋气而死。凶犯将他的尸体装进麻袋藏在轮船煤仓, 准备第二天将船开到公海上抛尸灭迹。日本水手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刚好被船上的两名华籍烧火工发现。作为良心还没有泯灭的中国人, 他们为同胞的惨死感到异常气愤, 偷偷将案发的情形拍下来, 并将该证据交给了吴凯声。

昊凯声亲自前往日本驻华总领事馆并要求与总领事矢田见面, 当面陈述日本水手用暴力的手段将陈阿堂毒打致死的具体细节, 并提供了证人、证词以及照片等有力证据。吴凯声痛斥日本水手惨绝人寰地杀害陈阿堂是伤天害理的犯罪行为, 按照国际法确定为刑事犯罪, 必须将凶手交给中国政府处置, 否则将严重影响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要求日方向被害者家属道歉并赔偿全部的损失。然而日本人凭借在上海享有的领事裁判权, 拒绝了将凶手移送中国政府审判的要求。

吴凯声为了尽快将这桩冤案公之于世, 决定借助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他随即在国内外的报刊刊发了一篇又一篇檄文, 披露案情的全部事实和真相。这一做法果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反日高潮, 超过十万民众纷纷上街请愿, 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 并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驻日华侨联合会代表郝兆光带着吴凯声准备好的材料, 前往日本华侨团体以及留学生处进行宣讲, 驻法华侨联合会也将他们的声明刊发在巴黎各大报纸上, 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迫于舆论和民意的双重压力, 上海公共租界领事法庭为了避免事件进一步升级决定开庭审判此案。吴凯声在法庭上引用日本刑法第199条规定“杀人者处死”条款, 要求法庭必须公正判决。庭议结果是上海公共租界领事法庭无法解决这桩非领事裁判权范围的案件, 所以将凶手转押日本长崎裁判所进行审判。日本方面顾及于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 最终日本水手正凶城户库受到了两年有期徒刑的惩罚, 帮凶藤间房太郎也受到了两年有期徒刑的惩罚, 同时还赔偿了陈阿堂家属3000银元。

二、积极营救陈赓、廖承志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聘请了吴凯声担任法律顾问, 他十分擅长代理政治案件。他代理了多起政治案件, 比如为陈延年 (陈独秀之子) 、陈赓以及民主人士廖承志等人进行过辩护, 其中代理的最为著名的政治案件是他配合民权保障同盟成功营救陈赓、廖承志。1933年3月, 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共产党员王其良被捕之后叛变, 导致廖承志、陈赓兄妹在上海租界先后被捕入狱, 吴凯声主动出庭为廖承志进行辩护。吴凯声在法庭上明确指出公共租界捕房在陈赓兄妹住所并没有发现其犯罪证据, 并且陈赓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治病, 陈赓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当然陈赓作为一名爱国青年即便有些言论偏激了, 但爱国无罪!如果有人为了获得赏金而向官方告密陷害爱国青年的话, 这种可耻的行为将会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法庭必须维护司法独立精神, 公断行事, 不能受到官方的干预;况且没有陈赓的犯罪证据, 法庭不能采用那些挟嫌报复者空口无凭的话而给他定罪。因此, 法庭必须依法立即将被告当庭释放。

虽然吴凯声与租界当局律师针锋相对, 据理力争, 然而法庭最终还是决定将廖承志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吴凯声紧随囚车来到上海公安局, 按照国民党当局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被告侦询完毕, 应当交由辩护律师“责付”出狱, 吴凯声要求将被告“责付”给律师并与当局进行交涉。在他的坚持和强烈要求下, 警察局局长文鸿恩自知理亏, 同意将廖承志“责付”辩护律师。吴凯声连夜将廖承志送到何香凝的住所。吴凯声成功救出廖承志之后, 何香凝非常感动, 亲自绘制了一幅《猛虎图》赠给吴凯声, 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和对他的敬佩, 《猛虎图》充分体现了吴凯声在法庭上与当局斗智坚猛, 犹如一只下山的老虎。

三、为杜重远辩护

1935年5月4日, 杜重远担任主编的杂志《新生》发表了署名“易水”的一篇杂文《闲话皇帝》。文中谈到了日本天皇系生物学家, 如果全身心投入到研究领域, 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等。没有想到的是5月5日出版的上海日文报纸认为《新生》周刊发表的《闲话皇帝》一文对日本天皇进行了侮辱。随后日本浪人在上海虹口区日租界进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同时日本外交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和抗议, 并提出了很多非常过分的要求。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顶住日方的压力, 竟然对《新生》杂志社进行查封。更让人愤慨的是国民党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郑钱以对主编提出了公诉, 并以“侮辱友邦元首”定罪。当时的杜重远还在江西出差, 闻讯火速返回上海。杜重远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 因此他一回到家, 就立即将作者的原稿进行销毁, 声明不知道作者的真实姓名, 自己愿意承担主编责任。当吴凯声获悉杜重远为了保护写《闲话皇帝》一文的作者而承担责任, 欣然同意担任杜重远的辩护律师。

7月9日下午, 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二分院开庭, 吴凯声带着精心准备和调查取证的材料与杜重远同时来到法庭。开庭之后, 庭长郁华质问杜重远为何将侮辱天皇的文章发在《新生》杂志上。杜重远从容回答:“文章只说到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和学者, 并没有侮辱的含义。”郁华接着问道:“对友邦元首冷言热讽是否知罪?”吴凯声立即站起来辩护道:“《闲话皇帝》一文的作者站在一名学者的立场, 谈论各国君主, 根本没有侮辱天皇的意思。按照我国宪法中的相关规定, 每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日本当局没有干涉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此外, 假如天皇真的全身心投入到研究领域的话, 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不是讽刺, 而是建议。更何况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 杜重远人在江西出差, 根本不知道‘易水’这个人的真名实姓、地址, 甚至连原稿也找不到。不知者无罪。所以, 杜重远最多是承担失察的责任, 完全够不上承担刑事责任……”

吴凯声在法庭上的辩护, 言之凿凿, 有理有节有据, 得到了上海、南京、西安等大中城市绝大部分报刊舆论的一致支持。就连一些国际性大报, 也都十分支持吴凯声律师辩护的观点。特别是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立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宋庆龄、鲁迅、胡愈之、茅盾、叶圣陶、金仲华等知名人士的观点和声明, 大大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之情。然而, 在日本驻沪总领事的蛮横干涉之下, 国民党政府为了腾出更多的精力对付共产党, 而不敢得罪日本帝国主义, 要求法院在复审中宣判杜重远获得一年零两个月的有期徒刑, 并不能再上诉也不准取保外出, 立即入狱服刑。判决书结果出来之后, 旁听席上表示强烈的不满, 法庭内外响起了“爱国无罪”的口号。舆论界都谴责日方小题大做、蛮横无理, 同时也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吴凯声并没有放弃努力, 他充分利用国内外舆论的有利声势, 坚持与法庭进行争辩, 最终还是为杜重远争取到了交保就医的权利。在杜重远获得交保就医之前被关押在上海槽河径监狱, 期间吴凯声和杜重远的好友、东北工商界知名人士高崇民、阎宝航来到监狱探望并慰问他。1936年春, 张学良也专门到虹桥疗养院探望杜重远, 声援他的爱国行为。

参考文献

[1]李严成.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民国律师公会[J].湖北大学学报, 2008 (5) .

篇4：爱国民主人士的旗帜——程思远

从农家子弟到留欧博士

程思远（1908—2005），字近之，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生于广西宾阳县大桥镇大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1年，程思远考入宾阳县高等小学校就读。一年后，到黄安学堂读书两年。后来，程思远在马潭小学教了两年书。

一天，程思远到县城，看到关帝庙前贴着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补充第二团团部的一张布告，告示招考文书4名。他十分兴奋，当即依期前往应试。题目是：《为本团出发布告安民》。那时广西部队时兴出示六字一句、上下两行的布告，程思远对应用文稍有基础，对时兴的布告惯例也略知一二。于是，当即执笔在试卷上写道：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直属补充团布告

本团奉命北伐，旨在救国救民。

首要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

现在出师湘鄂，道径柳州桂林。

一路秋毫无犯，纪律素称严明。

沿途所经集市，买卖也要公平。

加强军民合作，彼此同德同心。”

放榜时，程思远以第一名获取录，他回家拜别父母，收拾了一些生活用品便来到第七军补充第二团报到，被分派到该团第一营第四连工作。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4年后，程思远被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发现而调到身边任秘书。程思远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任事时，长官口授函电。他总是一挥而就，不需重写。而且，他还能对局势进行全面分析，综合比较，权衡利害，然后向上级提出建议，深得上级的信任。

1926年7月。程思远随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到1928年6月，蒋、桂、冯、阎四派联合，打下北京、天津，北伐大功告成。北伐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四派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声誉，也使桂系的军事势力大膨胀。此时的李宗仁新桂系部队已是“鸟枪换炮”，由一个军扩大到十几个军。由几万人扩大到近20万人，由两广、两湖打到山海关，声势为四派中最盛，为世人瞩目。

1934年12月，程思远获新桂系派遣到意大利罗马大学留学，1937年7月，被授予政治博士学位。

赴抗战前线，亲历台儿庄大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10月12日，李宗仁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军徐州。

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欧洲，程思远闻讯，深感国难当头，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在国外待下去，应该回到祖国，与同胞们共赴国难。此时，李宗仁、白崇禧也发来急电，嘱他从速返国。

1937年9月2日，程思远从威尼斯乘意大利邮轮“康德维第”号返国。同行的还有在意大利陆军大学学习期满，要到广西工作的侯筱民等。程思远一行人的航程目的地原为香港，但是到新加坡时，“康德维第”号上贴出通告，说由于中日发生战争，这艘船将不开到香港。程思远和侯筱民从新加坡改搭两艘英轮去香港。程不做久留，即搭省港专轮入广州。改乘粤汉路火车到衡阳，10月7日转乘汽车经祁阳、零陵、全州到广西省会桂林，在旧藩署的八桂厅与即将出发履新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共进晚餐。

10月10日。李宗仁从桂林飞南京转往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出发前，李宗仁嘱程思远去南京随白崇禧工作。

1937年10月25日，程思远按照李宗仁临别时的嘱咐，到南京向军事委员会代参谋长白崇禧（因参谋总长程潜兼一战区司令长官正在平汉线指挥作战）报到。

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进行改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设军令、军训、军政、政治四部。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直到此时白崇禧才依照军委会编制，成立他的副参谋总长办公室，以王鸿韶为主任，程思远任秘书。这是程思远从欧洲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公职。

这年3月上旬。日军在津浦线北段大举增兵，由少壮军人派的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领，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程思远随白崇禧到徐州，亲历了台儿庄战役。

据程思远回忆，行前，白崇禧出于与中共的友好关系，特请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到其熊廷弼路寓所，请教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对白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即向李宗仁传达。李宗仁采纳了周恩来上述的建议。白崇禧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恩来所提出的战略方针。

在台儿庄大战的前夕，日军为谋指挥统一，曾企图将华中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合组为华中派遣军，沿津浦线北上，其目的是与津浦路南下日军。以及胶济路西进的日军会合，从三面会攻徐州。但在津浦线南段，日军因受到廖磊集团军、李品仙集团军和新四军张云逸支队的牵制。不能北上参加台儿庄战役，而在淮河流域形成对峙之势。这是日军北动南不动的根本原因。

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自攻下泰安以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乃檄调川军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孙震指挥，至徐州转向临城、滕县，拒日军南下。

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进至界河，15日进攻滕县。中方守城的部队即为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凭城固守，李宗仁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驰援。汤的主力第八十一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17日日军配合猛烈炮火攻陷滕县，王铭章师长壮烈殉国，所部牺牲殆尽。3月18日，日军第十师团攻陷峄县。王仲廉部第二十三团团长阵亡。双方损失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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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由莒县蒙阴进入临沂，企图迂回台儿庄。李宗仁令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和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两部，在临沂迎头痛击。庞军凭城拒敌。李宗仁怕他势孤不能胜任，乃令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由滕县增援临沂。张部开抵临沂北郊后，李宗仁考虑到，庞、张两人都是军团长，资历相当，为了加强协调，特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贻随张自忠到临沂，以李长官名义指挥该两军作战。张部到临沂不久，即与庞炳勋部对日军内外夹攻，血战五昼夜，击溃板垣师团之一旅，敌死伤过半。3月17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两部紧追不舍，沿途斩获不少。3月23日，日军配合援军开始反攻。李宗仁部即退守临沂与敌对峙。

日军以左冀迂回不成，乃以攻陷峄县的濑谷旅团沿台枣支线挺进，欲以迅雷之势，攻占台儿庄，作为进攻徐州的据点。台儿庄是山东省枣庄市的一个直辖区。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处，扼运河咽喉，北连津浦线，南接陇海路，是大本营徐州的北边门户，人口约一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当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部3个师担任台儿庄的防御，他以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守市区，峄县及枣庄北面布置有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王仲廉、关麟徵两军。本来李宗仁令汤恩伯将其主力埋伏在台儿庄东北战区，等待日军来攻台儿庄时，即协同孙连仲部里应外合，予以围歼。但汤恩伯抗不从命，他仅派一部袭扰临枣铁路线，而将主力置于枣庄东站以北抱犊崮山麓，造成了孙连仲部孤军御敌的不利情势。

3月24日起，日军矶谷师团主力开始集结于台儿庄周围，敌人出动野炮70多门、战车50辆，以及空军的支援，向孙连仲部猛烈围攻，曾一度攻入台儿庄。中方守军池峰城师抱与台儿庄共存亡的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台儿庄虽被敌占去四分之三，守军岿然未动，死力支撑。当孙连仲部吸引矶谷师团于台儿庄之际，汤恩伯集团仍徘徊于峄枣之间。3月26日，汤始遵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放弃峄枣的计划，派其主力向台儿庄北侧之敌猛攻。到3月31日，台儿庄之敌遂完全陷入中方包围圈内。

这个时候，在临沂方面的板垣师团和敌一○五师的沂州支队，再攻临沂，遭到庞炳勋、张自忠两军浴血力战，未能得逞。日军看到台儿庄正面危急，乃放弃攻击临沂的计划，将沂州支队星夜转运到爱曲，攻汤恩伯军团的侧背，企图解矶谷之危。汤军团以关麟徵部迎击该敌，时适周岩第七十五军所部两师由河南开到，遂与关部协同作战，一举击破沂州支队，尔后回师围攻台儿庄的日军。

4月2日，李宗仁正式下令对台儿庄之敌发起全线总攻。至4月6日晚间，台儿庄之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军队经过15天的浴血奋战，歼灭敌人11900多人。日军第十师团大部及第五师团一部被歼，残敌万余人退至向城、税郭、枣庄、峄县、九里山一带，负隅固守待援。

4月9日至14日，日军大量调集部队向台儿庄、徐州方向集结，有合围中国主力部队之势。中国军队遵照李宗仁的电话指示，14日，停止进攻计划，并后撤防守。5月18日，国民党当局下达总撤退命令，大部分部队全部跳出包围圈向西、向南撤退，台儿庄大战结束。

受蒋介石青睐，跃升国民党中常委

1938年12月3日，白崇禧担任桂林行营主任。程思远跟随白崇禧到桂林。7日，蒋介石在桂林藩署八桂厅接见程思远，要程思远留在广西筹备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离开桂林之后，白崇禧又派程思远担任第五路军总政训处长。1939年3月，由于国民党军委会取消了第五路军的番号，第五路军总部因此改为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李宗仁、白崇禧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程思远也随之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

1942年初，广西省政府驻重庆代表黄同仇调往安徽工作。走之前，他去会见新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张治中，在两人的交谈中，张治中表达了希望程思远能到重庆谈谈的意思。2月25日，程思远征得李宗仁等人的同意后。从桂林乘飞机到了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

在重庆，程思远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3月1日下午，程思远按照侍从室交际科的通知，前往上清寺中四路104号官邸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程思远后很高兴，表达了想让他担任远征军政治部主任，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的意思。程思远当即表示自己不认识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恐难胜任这个工作。后来还是张治中说情，蒋介石才改命程思远为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并让其参加官邸党政会报工作。

但张治中又认为程思远年轻，应该做一些实际工作。遂命程思远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督导室主任，照样参加官邸党政会报。

1943年3月2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浮屠关中央训练团礼堂召开，成立中央干事会，中央团部各处人事重新进行调整。程思远从督导室主任改为服务处处长。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为了防止以陈果夫为首的CC系操纵中央委员的选举，白崇禧、张治中、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熊式辉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以抵制CC系，他们还指定程思远、袁守谦、王启江3人为联络员，负责选举中的联络工作。这是程思远首次参加这种高层的选举联络。为他后来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选举在暗中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后还是蒋介石玩弄“平衡术”，增加了大量中委名额，而新增的名额，则由CC系和其他派别平分，而“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处处长，包括程思远在内，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3月16日，程思远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国民大会代表。从此时起，程思远在政坛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新桂系十分器重他，也颇受蒋介石青睐。

1946年9月1日，“三青团”在庐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由蒋经国负责筹备，程思远参加了大会。会上，一度因“党团分治”问题争议不休。程思远在会议最后选举时曾函致大会秘书长倪文亚，说明自己已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愿意放弃“三青团”候选人资格。9月12日，宣布选举结果，程思远仍然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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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三青团”第二届中央干事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提出了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名单，程思远又赫然名列其中，连李宗仁、白崇禧都感到欣喜不已。

在庐山会议期间，蒋介石力主党团分开。但一年过后。在1947年9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却主持通过了“党团统一组织案”，规定：“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自动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此举旨在让蒋经国进入国民党决策和权力中心，而通过这一组织案，程思远也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常委，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了。

旅居海外，助李宗仁夫妇归国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逼迫下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就任代总统职，而程思远在其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

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承认中共所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此时程思远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奔走于宁沪、台湾之间为推动和谈出力。如2月4日为释放张学良事去访台湾省主席陈诚；3月迎何应钦人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同时赴台接翁文灏到南京就任总统府秘书长。4月20日，李宗仁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挟制，不接纳和谈协议，使和谈宣告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

但那时的李宗仁不过是无实权的“傀儡”罢了。蒋介石引退后，回到家乡溪口，继续对军队发号施令：而行政院院长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并直接受命于溪口，并促使立法院在广州复会。兵权不在自己手中，李宗仁无可奈何，遂于1949年4月23日晨，乘“追云”号飞机飞离南京，去了桂林。当晚，南京解放，国民政府遂迁都广州。

7月14日，蒋介石到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他自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洪兰友和程思远分别任正副秘书长。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走上前台。1949年秋，程思远看到国民党残局已无任何希望，便辞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一职，同夫人石泓移居香港，住九龙荔枝角九华新村14号。

经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新桂系的主力部队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殆尽。李宗仁看到西南残局已无可挽回，决计赴美就医。程思远在香港为李宗仁出国部署一切。11月20日上午9时，李宗仁乘专机从南宁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此后，他又严辞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们的劝告，于12月5日由香港飞美入纽约长老会医院治疗胃溃疡。从此以后，李宗仁居住美国，但仍经常就本人进退的问题向程思远征询意见。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复职，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李宗仁代“总统”的职权被取消了。1954年3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国民党监察院所提出的《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李宗仁从此失去了一切政治职务，成了美国国土上一位普通的中国移民。

桂系在大陆失败后，程思远靠朋友的资助在香港九龙开了个养鸡场，后遭受火灾，损失一空。这时，他担任《正午报》专栏作家，每周写些时政评论，抒发对时局的看法。

当时，美国想利用李宗仁在台湾搞颠覆活动，被李拒绝。由于在李、白幕府中，程思远长期与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保持着融洽的和平共处关系。抗战期间，他多次与周恩来接触，深受其影响。毛泽东等人共同研究决定，交周恩来执行，让程思远回来，做李宗仁回国的准备。

1956年4月，程思远应邀回国观光，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并提出爱国一家、团结对外的主张。周总理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希望大家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前进，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周总理请程邀李宗仁回来看看。程当即表示愿为此而努力。

此后，程思远接受周总理的重托。从香港四上北京、两赴欧洲，为李宗仁归来进行准备。

在这期间。通过程思远的往来，李宗仁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叶落归根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中共领导人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来去自由”的政策，对他的回归表示高度重视和非常欢迎，并托程思远给李宗仁转去10万元美金，以照顾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1960年，肯尼迪入主白宫，李宗仁给他写了一封信，借机函贺其任总统，促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期奠定东亚和平。但得到的复信，所言却不着边际。这虽使李宗仁指望美国政府改变立场的想法落了空，但他的政治态度却没有改变。

1961年6月10日，程思远再次上北京，周总理在听完汇报后，请程思远转告李宗仁：“现在肯尼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德公的政治立场应当超然一点，不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

1962年11月，中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挑衅进行了反击。李宗仁在《纽约时报》公开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对印度扩张主义者和国际上的反华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抨击。

经过前期大量的准备工作，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去瑞士休养为名，离美飞欧作为回归祖国的第一程。23日，郭德洁飞抵苏黎世。28日，程思远也到达苏黎世。在苏黎世飞往卡拉奇的行程中，蒋介石密令其驻卡拉奇的特务机构，要暗杀李宗仁一行，但在周恩来的指挥下，蒋介石的阴谋被挫败。

7月18日上午7时许，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夫妇乘波音707客机，远渡重洋，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7月20日上午11时到达北京，李宗仁一行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以及首都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共数百人的热烈欢迎。李宗仁于机场郑重发表声明说：“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7月27日，李、程等在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思乡怀亲盼统一”。程思远先生回国后，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台湾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程思远于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5年在北京逝世。

篇5：一位爱国人士的事迹初一作文

虎门销烟主要讲述了在清朝时期，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削弱中国的国力，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人吸食会导致精神涣散，还会对身体造成极大危害。林则徐清醒地看到了西方列强的险恶用心，对鸦片造成的伤害感到痛心疾首，向皇帝提出禁烟建议。皇帝任他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办鸦片，在虎门销毁大量鸦片，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由于禁烟触犯到很多商人和官员的利益，林则徐因公获罪，被贬到新疆伊犁，他在新疆开垦荒地，推广坎儿井，解决农作物灌溉问题，同样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的内心被深深震撼着，这是林则徐爱国精神的写照，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放弃为国效力的理想;更没有因为自己官至一品而到处炫耀，反而告诫家人严加管教孩子，不要因为他在朝廷当官而在家乡享有特权。他这种廉洁自律、为国奉献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当今时代应该奏响的主旋律吗?

林则徐被称作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是我们福建人民的骄傲，更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和学习的楷模。在中国历史还有很多像林则徐这样的爱国人士，比如：用双手顶起炸药包的董存瑞;用胸膛挡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还有为了掩护战友在烈火中牺牲的邱少云……他们为了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个人利益，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没有国，哪有家，热爱祖国不仅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更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基石。爱国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现在还是小学生，爱国就是要好好学习，锻炼健康的体魄，掌握文化知识，积累建设祖国的本领。将来我们走上工作岗位，爱国就是勤勤恳恳工作，决不能像社会上有些人贪图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篇6：爱国人士事迹

秋瑾(1877-1907)女，字(王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少时学习经史、诗词,善骑马击剑。1890年随父入湘。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湖南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1902年因王纳资捐得户部主事,勉强随王赴北京。在京期间,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廷腐败无能,曾作《宝刀歌》，示献身救国事业的决心。1904年夏,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筹旅费只身到日本留学。先入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继入青山实践女学。先后发起组织“共爱会”、“十人会”,并创办《白话报》,宣传推翻清政府,提倡男女平等。不久参加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同时结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和留学日本的鲁迅。1905年回国,由陶介绍,认识蔡元培、徐锡麟。不久加入光复会。同年7月再赴日本,经黄兴介绍拜谒孙中山,随即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初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愤然回国,与易本羲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安置留日回国学生。同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教书。同年暑假辞职离校,转赴上海,与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祥熊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 并与蒋乐山等运动浙江会党,作起义准备。同年冬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为响应萍、浏、醴起义,曾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并以此为据点,联络金华、诸暨、义乌和兰溪等地会党首领。事未果,但在浙江举事的决心未改。1907年春,被举为大通学堂督办,遂以该校为中心，往返于杭州、上海之间,联络沪、浙军队和会觉,组成“光复军“,并推徐锡麟为首领,自居协领,预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然后以义军渡江攻省城,出击金、处等地。如攻不下杭州,则带队回绍,从金华、处州入江西,直趋安庆,和徐锡麟相呼应。起义日期原定于7月19日,不久因金华、绍兴等地会党过早暴露,迫使徐锡麟于7月6日仓促起事,失败遇害。闻讯后,依然准备按原计划行动。后因叛徒告密,大通学堂被清政府派兵包围。即与少数学生持械搏斗,失败被捕。15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 义。时年30岁。遗著编为《秋瑾集》。

杨靖宇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又名张贯一，字骥生。河南确山人。5岁丧父，寄居叔父家中。1917年考入确山高等小学。1923年秋考入开封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2月，当选为确山农协会会长，领导确山农民起义。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发动以确山县刘家店为中心的秋收起义，建立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农民革命军，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秋，调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在开封、洛阳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曾三次被捕，均被营救出狱。1929年春，调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受到连续六天六夜的轮番审问。后转送中国地方法院，被判处一年半徒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营救

出狱，任东北反日救国同盟总会会长和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发动群众，支援抗日义勇军。1932年春，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同年秋，任中共满洲委员会军委书记。1933年初，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同年5月，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9月1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任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南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成立，任总指挥。11月，任中共南满地方特别委员会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5年春，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任书记。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成立，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和政委。同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率部打击日本侵略军。其名字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亦使日、伪军闻之丧胆。1940年2月23日下午，只身被围困于？江县保安村(现靖宇村)外的树林中，忍着病痛、饥饿和严寒，顽强与敌战斗，壮烈牺牲。时年35岁。牺牲后，头颅被割下，腹部被剖开，胃中竟无一粒粮食，仅有树皮、草根和棉絮。1949年5月，郭沫若为其题词:“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旗满山河。”1958年2月23日，其遗骨被安葬于吉林省通化市杨靖宇陵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金日成、崔庸健等均送了花圈。

左权

左权(1906―1942)湖南醴陵人。早年就学于广东湘军讲武堂。1924年，随湘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为军校一期生。同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毕业后，任职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1925年，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与刘伯承等进入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红军学校教官、龙岩分校校长和野战司令部作战科长等职。1932年，先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军长。1933年，调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多次参与指挥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重要战役。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与聂荣臻共同指挥，取得有决定意义的山城堡战斗胜利。1937年8月20日，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副参谋长兼二纵队司令员。1938年冬，主持召开晋东南参谋长会议，起草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建立八路军司令部机构，制定工作规则。1942年6月2日，率三八五旅主力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地区清漳河畔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6岁。牺牲后，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并改辽县为左权县，以示纪念。朱德写了《悼 左权同志》一文，并写了挽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1946年，晋冀鲁豫边 区决定在邯郸为其修建烈士陵园。1950年10月21日，其灵柩被安葬于河北省邯郸烈士陵园。其生前军事论文有《扫荡与反扫荡》等。

赵一曼

赵一曼(1905―1936)女，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0月，组织“妇女解放同盟”，反对封建礼教，从事妇女解放运动。1926年春，入宜宾县立女子中学读书，任校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交际干事。同年10月，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前往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宜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9月，到南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同年底，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被破坏，经同志掩护脱险后，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事情经过，并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命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1934年7月，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同年秋，任中共珠河铁北区委书记，领导组织农民自卫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5年冬，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同年10月，因叛徒告密，与所在部队被围困于道北一带，为掩护部队主力突围，身负重伤而被捕，转押哈尔滨警察厅。

关押期间，受尽酷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依然坚持斗争。曾说服护士和看守带其出逃，未遂，受到更疯狂的折磨。1936年8月2日，被押往珠河游街。游街时高唱《红旗歌》。当日被杀害。时年31岁。朱德曾为其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郭沫若为其题诗纪念:“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其生前受酷刑之处，今已改建为革命烈士纪念馆。

谭嗣同

谭嗣同(1865一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 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 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旋奉父命, 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 成《仁学》2卷,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 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 “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 张。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 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8日夜,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袁佯为应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政变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时年33岁。

临刑绝命词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生平遗著编入《谭嗣同全集》。

杨靖宇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又名张贯一，字骥生。河南确山人。5岁丧父，寄居叔父家中。1917年考入确山高等小学。1923年秋考入开封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2月，当选为确山农协会会长，领导确山农民起义。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发动以确山县刘家店为中心的秋收起义，建立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农民革命军，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秋，调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在开封、洛阳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曾三次被捕，均被营救出狱。1929年春，调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受到连续六天六夜的轮番审问。后转送中国地方法院，被判处一年半徒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营救出狱，任东北反日救国同盟总会会长和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发动群众，支援抗日义勇军。1932年春，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同年秋，任中共满洲委员会军委书记。1933年初，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同年5月，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9月1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任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南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成立，任总指挥。11月，任中共南满地方特别委员会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5年春，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任书记。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成立，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和政委。同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率部打击日本侵略军。其名字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亦使日、伪军闻之丧胆。1940年2月23日下午，只身被围困于？江县保安村(现靖宇村)外的树林中，忍着病痛、饥饿和严寒，顽强与敌战斗，壮烈牺牲。时年35岁。牺牲后，头颅被割下，腹部被剖开，胃中竟无一粒粮食，仅有树皮、草根和棉絮。1949年5月，郭沫若为其题词:“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旗满山河。”1958年2月23日，其遗骨被安葬于吉林省通化市杨靖宇陵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金日成、崔庸健等均送了花圈。

屈原以死报国的故事

屈原以死报国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统一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陈若克

陈若克父亲是一个报馆的小职员，母亲是一个出身于婢女的家庭妇女。8岁起，她曾上过一年半的小学。11岁进厂做童工，一直工作了7个年头。15岁起，边做工，边进工人夜校读书。16岁参加上海工人运动，向工厂的资本家进行说理斗争，从此”小广东“的名声在工人中传颂。民国25年(1936年)8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支部负责人之一。此后，一面做工一面参加工厂地下党的活动，还曾担负支部的工作。后因所谓”共党嫌疑“及”违反厂命，参加抗战活动"而被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