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共6篇）

篇1：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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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社会组织改革，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

来源：《检察风云·创新社会管理理论》2013年第02期

【编者按】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将日益突出。如何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稳步推进政社分开；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合作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等，是本期关注的话题。

【摘要】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社会组织成为了社会管理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如何发展社会组织的话题，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同志指出，要在充分理解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内涵基础上，认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向和工作重点。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沈国明教授指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我们在鼓励的同时还要规范其运作，让社会组织在有序的状态下发展。上海市社联科研处处长徐中振教授指出，当前应加快形成和完善社会组织体制的公共性领域、支持性体系和社会化机制，注重解决制度安排、政策环境和购买服务方式等问题。上海商学院韩狄明教授和同济大学詹兆雄教授指出，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应充分释放其正能量的发挥，同时完善制度以规避社会组织可能造成的风险。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教授针对目前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出现的角色不清、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的问题指出，社会组织必须要认清和明确其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和位置，才能发挥其作用，参与社会管理。上海商学院李红艳副教授从国外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探讨国内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指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规范。

【关键词】 社会组织 政府职能 社会管理创新 风险防范 社会角色 制度规范 政策环境 购买服务

篇2：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 人民日报 》（2016年08月22日 01 版）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现就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社会组织工作中还存在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管理体制不健全、支持引导力度不够、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等问题，从总体上看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还不够充分，一些社会组织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全面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手抓积极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按照党中央明确的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注重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示范带动，支持群团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增强联系服务群众的合力，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改革创新。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改革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促进社会组织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促进和谐的重要力量。

——坚持放管并重。处理好“放”和“管”的关系，既要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积极培育扶持，又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坚持积极稳妥推进。统筹兼顾，分类指导，抓好试点，确保改革工作平稳过渡、有序推进。

（三）总体目标。到2020年，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规政策更加完善，综合监管更加有效，党组织作用发挥更加明显，发展环境更加优化；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基本建立，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诚信自律、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三、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一）降低准入门槛。对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养老照护、公益慈善、促进和谐、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采取降低准入门槛的办法，支持鼓励发展。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优化服务，加快审核办理程序，并简化登记程序。对达不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按照不同规模、业务范围、成员构成和服务对象，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实施管理，加强分类指导和业务指导。鼓励在街道（乡镇）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发挥管理服务协调作用。

（二）积极扶持发展。鼓励依托街道（乡镇）综合服务中心和城乡社区服务站等设施，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组织运作、活动场地、活动经费、人才队伍等方面支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措施，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扶持力度，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困难家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设立孵化培育资金，建设孵化基地。鼓励社会力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三）增强服务功能。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居民融入、纠纷调解、平安创建等社区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建立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联动机制，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把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成为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

四、完善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策措施

（一）支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改革，将政府部门不宜行使、适合市场和社会提供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及公共服务，通过竞争性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逐步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对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

（二）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一批品牌性社会组织。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财政、税务部门要结合综合监管体制建设，研究完善社会组织税收政策体系和票据管理制度，改进和落实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税收优惠制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条件社会组织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完善人才政策。把社会组织人才工作纳入国家人才工作体系，对社会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相关行业相同的职业资格、注册考核、职称评定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专门人才给予相关补贴，将社会组织人才纳入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制度，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积极向国际组织推荐具备国际视野的社会组织人才。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要将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纳入有关表彰奖励推荐范围。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加强社会组织人才工作的意见。

（四）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支持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在服务企业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团体标准、维护会员权益、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支持社会组织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繁荣科学文化、扩大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五、依法做好社会组织登记审查

（一）稳妥推进直接登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行业协会商会，按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精神，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内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的科技类社会组织，以及提供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服务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为满足城乡社区居民生活需求，在社区内活动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县级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审查直接登记申请时，要广泛听取意见，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或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国务院法制办要抓紧推动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分类标准和具体办法。

（二）完善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对直接登记范围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继续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要健全工作程序，完善审查标准，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名称、宗旨、业务范围、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把关，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成立。

（三）严格民政部门登记审查。民政部门要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及相关党建工作机构，加强对社会组织发起人、拟任负责人资格审查。对跨领域、跨行业以及业务宽泛、不易界定的社会组织，按照明确、清晰、聚焦主业的原则，加强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听取利益相关方和管理部门意见。严禁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垂直领导或变相垂直领导关系，严禁社会组织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对全国性社会团体，要从成立的必要性、发起人的代表性、会员的广泛性等方面认真加以审核，业务范围相似的，要充分进行论证。活动地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组织比照全国性社会组织从严审批。

（四）强化社会组织发起人责任。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民政部推动将社会组织发起人的资格、人数、行为、责任等事项纳入有关行政法规予以规范。发起人应当对社会组织登记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对社会组织登记之前的活动负责，主要发起人应当担任首届负责人。建立发起人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发起人不得以拟成立社会组织名义开展与发起无关的活动，禁止向非特定对象发布筹备和筹款信息。党政领导干部未经批准不得发起成立社会组织。经批准担任发起人但不履行责任的，批准机关要严肃问责。

六、严格管理和监督

（一）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的管理。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约谈、警告、责令撤换、从业禁止等管理制度，落实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制度。建立负责人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强化社会组织负责人过错责任追究，对严重违法违规的，责令撤换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推行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前公示制度、法定代表人述职制度。

（二）加强对社会组织资金的监管。建立民政部门牵头，财政、税务、审计、金融、公安等部门参加的资金监管机制，共享执法信息，加强风险评估、预警。民政、财政部门要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控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和票据管理使用制度，推行社会组织财务信息公开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财政、财务、会计等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依法处罚并及时通报民政部门。税务部门要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税务登记，对于没有在税务机关登记的社会组织，要在本意见下发后半年内完成登记手续；加强对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监督，严格核查非营利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落实非营利性收入免税申报和经营性收入依法纳税制度；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税务检查，对违法违规开展营利性经营活动的，依法取消税收优惠资格，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罚社会组织和主要责任人。审计机关要对社会组织的财务收支情况、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账户的监管、对资金往来特别是大额现金支付的监测，防范和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要会同民政部加快研究将社会组织纳入反洗钱监管体系。

（三）加强对社会组织活动的管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业务活动、对外交往的管理。民政部门要通过检查、评估等手段依法监督社会组织负责人、资金、活动、信息公开、章程履行等情况，建立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将社会组织的实际表现情况与社会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等挂钩。民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制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取缔未经登记的各类非法社会组织。对被依法取缔后仍以非法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行业管理部门要将社会组织纳入行业管理，加强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做好本领域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查，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做好对本领域社会组织非法活动和非法社会组织的查处。外交、公安、物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领域的事项事务履行监管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民政部门通报。实行双重管理的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要对所主管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财务和人事管理、研讨活动、对外交往、接收境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切实负起管理责任，每年组织专项监督抽查，协助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指导内部管理混乱的社会组织进行整改，组织指导社会组织清算工作。

（四）规范管理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综合监管以及党建、外事、人力资源服务等事项，参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及配套政策执行，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已经成立的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本着审慎推进、稳步过渡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按照对直接登记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国性社会组织试点方案，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地方社会组织试点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民政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试点方案要根据当地情况研究制定。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探索一业多会。已开展试点工作的地区要根据本意见精神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

（五）加强社会监督。鼓励支持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各类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探索建立社会组织报告制度，规范公开内容、机制和方式，提高透明度；探索建立专业化、社会化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评估信息公开、程序公平、结果公正；建立对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及非法社会组织投诉举报受理和奖励机制，依法向社会公告行政处罚和取缔情况。

（六）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对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社会组织，要依法吊销其登记证书；对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社会组织，依法撤销登记；对未经许可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依法予以取缔。完善社会组织清算、注销制度，确保社会组织资产不被侵占、私分或者挪用。

七、规范社会组织涉外活动

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参加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完善相应登记管理制度，积极参与新建国际性社会组织，支持成立国际性社会组织，服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确因工作需要在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必须经业务主管单位或者负责其外事管理的单位批准。党政领导干部如确需以个人身份加入境外专业、学术组织或兼任该组织有关职务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报批。

八、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一）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针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特点制定章程示范文本。社会组织要依照法规政策和章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重大问题决策等制度安排，完善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健全内部监督机制，成为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推行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制度，引导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纠纷。

（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会组织党组织要紧紧围绕党章赋予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开展工作，团结凝聚群众，保证社会组织正确政治方向；对社会组织重要事项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收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加强对社会组织分支机构党建工作的指导，对具备条件的分支机构，督促其及时建立党组织。对住所地不在北京以及设立分支机构的全国性、跨区域社会组织，除按有关规定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加强党的领导外，住所地及分支机构所在地党委应当按照“条块结合”的要求，加强对有关社会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党组织的日常指导和监管服务。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一般从社会组织内部产生，提倡党员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组织书记。规模较大、成员较多或没有合适党组织书记人选的社会组织，上级党组织可按规定选派党组织书记。积极开展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公开承诺等活动。注重在社会组织负责人、管理层和业务骨干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坚持党建带群建，推动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建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支持工会代表职工对社会组织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监督。

（三）加强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建立诚信承诺制度，建立行业性诚信激励和惩戒机制。支持社会组织建立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引导社会组织建立活动影响评估机制，对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要事项应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强化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意识，社会团体设立机构、发展会员要与其管理服务能力相适应。探索建立各领域社会组织行业自律联盟，通过发布公益倡导、制定活动准则、实行声誉评价等形式，引领和规范行业内社会组织的行为。规范社会组织收费行为，严禁巧立名目乱收费，切实防止只收费不服务、只收费不管理的现象。

（四）推进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支持社会组织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促进和谐的作用。贯彻落实《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稳妥开展脱钩试点。除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外，政府部门不得授权或委托社会组织行使行政审批。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原承担审批职能的部门不得通过任何形式指定交由行业协会商会继续审批。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从严规范公务员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从严审批，且兼职一般不得超过1个。在职公务员不得兼任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已兼职的在本意见下发后半年内应辞去公职或辞去社会组织职务。

九、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

（一）完善领导体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完善研究决定社会组织工作重大事项制度；党委常委会应该定期听取社会组织工作汇报。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制定本部门管理规定，配齐配强相关管理力量，抓好督促落实。中央建立社会组织工作协调机制，地方各级要建立相应机制，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社会组织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重视和加强社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完善社会组织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

（二）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按照应建尽建的原则，加大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力度，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可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或建立工会、共青团组织等开展党的工作，条件成熟时及时建立党组织。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具备组建条件的应同步建立党组织。经党中央批准，全国性重要社会组织可以设立党组。各有关部门要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检查、评估以及日常监管等工作，督促推动社会组织及时成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

（三）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础保障。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元化投入的党建工作基础保障，提倡企事业单位、机关和街道社区、乡镇、村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党组织资源共享、共建互促，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根据实际给予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和专职党务工作者适当工作津贴。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主动支持党建工作。推动将党的建设写入社会组织章程。

十、抓好组织实施

（一）加快法制建设。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研究制定志愿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的单项法律法规。加快调研论证，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根据本意见精神出台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二）加强服务管理能力建设。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要寓服务于管理中，加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工作力量，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各级民政部门特别是县级民政部门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日常工作。重点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保障工作经费，确保服务到位、执法有力、监管有效。加快建设全国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推进社会组织法人库建设，提高监管水平和服务能力。

（三）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及时总结、宣传、推广社会组织先进典型，加强社会组织理论研究和文化建设，提高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篇3：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以社会组织为基础

(一)解决当前社会矛盾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管理,是对当前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社会群众不满意的积极响应。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在不断前行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如2011 年的“乌坎事件”等。许多突发事件反映了社会矛盾不断激发,社会管理出现漏洞,社会管理不能适应社会群众需求,因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和战略意义。社会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因多种原因的存在所出现的,关乎社会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可小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高度重视,分析内在成因,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化解,不断改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升社会管理水平。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利益纠纷、冲突和矛盾,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稳固与发展。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

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社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发挥群众参与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社会管理面临政府单一力量的薄弱,面临社会利益分化中政府主体难以单枪匹马运行,需要发展和培育大量的社会组织。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存在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群众联系的纽带,承担着提供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沟通、社会化稳定等功能。从提供主体考察,社会管理者包括各级政府、各种中介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私人企业、社会群众等多方面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一般的社会管理体现为社会自主性、自发性、自治性的非政治属性的管理领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主管理[1]。美国霍普斯大学萨拉蒙教授认为,20 世纪最伟大的创新在于大量的私人自愿性组织活动和第三部门的兴起。社会组织在激发公共意识、扩大社会参与、抗灾救险、环境保护、社会救助等活动中发挥纽带作用,成为沟通政府与公民的有益桥梁,有效回应公众诉求。

(三)社会组织具有拓展社会管理的发展空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越来越丰富,社会服务越来越多元化,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活动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市场机遇。社会组织的服务活动包括体育健身、教育、环保、慈善、家政、信息、科技、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繁荣发展为承担政府部分职能转变提供了条件,为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和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动空间。多元化、个性化、复杂化的社会群众需求为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为社会群众生活需求的满足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社会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标准也不断提高,单一政府主导和垄断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为大量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管理活动提供了机遇。政府自身能力和人力不足,难以满足多样化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为社会组织发展营造了政策空间。社会组织通过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积极参与街道和社区管理,为社会组织发展营造了服务空间。社会组织通过购买公共服务,能保证必要的支出,满足基层群众消费需求,服务社会,解决问题,促进和谐,保障民生。

二、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要以破除体制弊端为突破口

基于以上社会矛盾的存在,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政府垄断供给模式,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提供新的空间和机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直接导致了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组织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进一步以破除和消解各种体制机制弊端为突破口,为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畅通渠道。

(一)职能转变不到位制约体制改革与社会组织建设

政府职能反映了政府从事各种活动的基本职责和功能及其履行职责的基本方向、主要边界。在全能政府背景下,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难以有效承担和履行多元化的社会管理全部职能。职能转变始终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社会管理是相对于国家管理的一个概念,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各种社会事务实施领导、规划、决策、管理、协商、沟通、控制、监督的行为及过程,不一定仅仅由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可以坚持自治原则进行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并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绩效[3]。许多社会管理领域完全可以由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或自我管理,却因为政府不能放权而无法实现。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4]。很多的社会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政府职能履行出现偏差,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在观念和认识上滞后,误认为社会组织的发达会冲击政府权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会削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将社会组织与政府对立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的重要补充,没有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民主意识提升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承担政府部分职能,政府重要职能是完善政策和加强监管。部分政府部门认为,社会组织是与政府相抗衡和斗争的利益群体,会危及政府的管理工作,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组建进行限制和过多的干预,对社会组织活动不够支持,不够相信社会组织的活动及其所带来的重要作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导致行政体制改革的失效,多次机构改革存在的“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体制改革怪圈,说明了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矛盾。职能转变不到位,直接挤压了社会组织活动空间,本来归社会组织管理的事情依然由政府包办代替,社会组织能够提供服务和管理的事情,因为权力不够,财力不足,责任不清晰,体制不保障,难以真正有效履行应有的职责。

(二)社会管理体制障碍制约了社会组织发展

各类社会矛盾的内在原因是存在利益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根本在于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职能存在缺位、空位、越位等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直接影响体制改革,体制改革不到位会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加剧利益冲突,制约社会管理水平提升,也制约社会组织建设。第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管理模式,社会管理为政府所垄断和主导,政府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放权还不够。第二,部分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但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和协调性,有的甚至仍是单方面强化政府管理,固化部门权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玻璃门”、“天花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缺乏足够的权力、信息、平台,难以真正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第三,社会组织登记、备案等方面的法规不够完善,需要从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高度优化社会组织登记程序,重在过程监控、优化服务和提高绩效。

(三)社会组织体制不够完善影响社会管理功能的提升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基础差,水平低,规模小,机制不够灵活,难以有效承担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当前尽管可以取消业务主管单位,但社会组织在开展活动中出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性待遇。社会组织的成立、开展活动均受到上级行政部门的过分干预,不能在法律框架下独立开展活动。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差,服务效率不高,公信力和执行力比较差,内部治理不够完善,受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组织体制等方面的制约,有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能力欠缺。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约束和监管机制缺乏,自身建设不足,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较低,体制机制不够灵活。从规模和总量上看,教育培训类组织多,公益性组织少,能独立运行的社会组织少,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没有很好地理清。此外,社会群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和美誉度不高,信任度偏低,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不够,没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较差,有的社会组织开展活动不够频繁,有的偏离其公益性、非盈利性本质,过于注重市场盈利导向,诚信度不高,难以取信于民。

三、社会管理、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要以协同治理为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管理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基础作用,提高认识,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推进体制改革。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加强社会管理、发展社会组织、推进体制改革等三者之间的协调互动。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社会管理过程的“政社分开”,提升社会组织的基础性参与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政府职能转变。突出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5]。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破除传统的政府垄断模式,建立多元参与的以服务为导向的新的管理体制机制,形成多种管理手段综合实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管理格局,推进社会管理过程的“政社分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积极提升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基础性的参与能力,关键在于推进体制改革,包括社会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组织体制等三方面的体制改革。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公共意识、扩大社会参与、加强政府与公众沟通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成为社会管理新格局中的多元主体之一[6]。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职能分工,规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活动边界,明确责任,各司其职,政府应该通过采购形式鼓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部分职能,提高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绩效和能力,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和主体性作用。

(二)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保障,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社会组织的融资能力

政府转变职能,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应该释放更多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去承接,通过政府购买更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岗位等形式,鼓励更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建立制度化、常规化、项目化的政府扶持机制和组织保障机制。通过政府扶持保障社会组织基本的活动资金来源,并不断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和长远生存,为社会管理活动的开展提供长期性的组织保障机制。

(三)以加强民生建设为重点,破解社会体制改革难点,鼓励社会组织在民生建设领域发挥突出作用,提高群众满意度

党的十八大要求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政府积极扶持和参与民生改善活动。改善民生,破解社会体制改革难点,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不断培育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组织在民生领域的服务能力,重视社会组织在民生领域拓展活动空间,赢得社会群众支持。深化拓展社会组织活动空间,培育和扶持面向基层、面向民生、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和谐与协调发展。

(四)以创新财政体制为关键,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规范和发展社会组织

应将行政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配置,发挥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基础性参与作用。要创新现行财政体制,增加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项目及经费,放宽准入领域,鼓励社会组织依法进入公益事业领域,促进社会组织进入公共资源领域并提高服务水平,提高管理能力。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强化政府对社会管理绩效的评价和监控。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以市场化、社会化为导向,去官僚化和行政化,坚持服务理念搞好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要积极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加强组织自律,不断提升公信力和执行力,加快社会组织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提高自我更新、自主发展能力。

(五)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创新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多方参与、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体制

在我国社会管理日益走向多元治理、协同治理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要树立资源和合作意识,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平台,加强资源整合,促进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7]。资源整合与协同治理需要构建社会组织管理的信息化平台,以信息化促进管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服务和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公信力。社会治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8]。创新和构建多元参与、协同治理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构建由政府、公民与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双向、共享的合作网络,进而形成公共合作的社会权威。构建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机制,各类组织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服务,鼓励志愿者服务,实现多元化、协同化、社会化的自主管理和自我治理。社会组织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空白区,完善和优化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使社会组织找到自身的活动空间,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作用,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基础作用,推进体制改革,选择协同治理的基本路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保障,增强社会组织的融资能力;以加强民生建设为重点,破解社会体制改革难点;以创新财政体制为关键,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创新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机制。

篇4：从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监管弊端

关键词 社会组织行政体制监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个新提法表明了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和定位有了新取向：以政社分开为前提，以权责明确为基础，以依法自治为目标。当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发展，不仅是“社会组织”个体的改革与发展，也是整个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而社会组织监管问题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只有认真分析当前社会组织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找出合理的应对之策，才能有助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构建。

一、我国社会组织及其监管问题概述

所谓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介于国家、家庭和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它独立于国家，但享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它是由中国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的组织或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集团等，又被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或“非营利组织”（NPO）。

在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中，离不开合理有效的监管。我国社会组织监管体制的主要内容主要有： 双重管理体制、限制分支原则和非竞争性原则以及税收优惠制度等。其监管理念也在逐步发展：（1）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以“分级登记”为主要特征，社会组织呈现出“无序发展”的局面，从而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2）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二、我国社会组织中的行政体制监管弊端

对于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的行政体制，最主要的就是“双重管理体制”，其使用的是分级管理、限制竞争的原则。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经常出现两个部门对社会组织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过度的行政干预又会削弱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性。

这一行政体制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事安排混乱。在实践中，大量政府工作人员在社会组织内部任职或兼职，或者由社会组织提名，最终由业务主管部门批准任命。甚至与有个别官办背景浓厚的社会组织，竟然成了安置政府退休领导干部们的后花园。（2）资金提供单一。政府长期以来对社会组织都实行单一的财政拨款和补贴。在由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中，一般补贴和会费收入占了社会组织收入来源的一大半以上，而其中的营业性收入仅占总收入的极小一部分。业务主管部门通过资金提供这一方式掌握着对社会组织事实上的行政指挥权，继而牢牢控制了社会组织。（3）监管责任推诿而且监管内容重复。双重管理本身便成为分散和规避责任的制度安排，无论是给予批准还是不批准都是由两个不同的监督管理部门共同负责。但另一方面，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在申请登记的审查、年度检查、违反有关条例规定的查处等方面却都会进行重复工作。

三、改革社会组织监管弊端的相应对策

现行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是控制取向型管理。随着社会组织法律框架的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行政监管体制也要慢慢完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应该改革双重管理体制，这才是应对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出路。

从纵向上看，应在现有“双重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培育与监管”的适当分开：在强化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管职责的同时弱化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职责；既要强化业务主管单位的培育扶持职责，又应该弱化登记管理机关的培育扶持职责。具体来说，一是要提高登记管理部门的行政级别，即在国务院直属职能部门中增设社会组织管理局，把它作为拥有行政执法权的唯一主体，统一负责对社会组织各方面的监管。二是要构建以登记管理机关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其中包括制定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组织监督等方面的制度、有关社会公众监督的保护制度、行业组织培养和参与社会组织评估的制度、社会组织自律和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投诉受理和举报调查方面的制度等。三是制定登记管理机关依法行政和责任追究的制度，其中包括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程序设计的监管制度、社会组织对登记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举报调查制度、干扰社会组织正常运作的责任追究制度和登记管理机关对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方面政绩考核的制度。

从横向上看，可以依据社会组织不同的类型选择不同的管理方式。社会组织分类方式有很多，比如社会组织的性质、社会组织的公共性、活动的领域、社会组织的规模、社会组织的法律形式等，都是考量的具体因素。我国社会组织多样庞杂，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政府角度来说，对社会组织究竟是倾向于控制还是合作，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社会组织的类型。只有做到这样，才可以在监管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特别是对那些活跃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基础教育、社区服务、慈善救助等领域的公益服务性组织，这种社会组织能够有效承担政府职能转变所置换和外溢出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可以实行单一主管制，即与原来的业务主管单位脱钩，划归民政部门统一管理。

参考文献：

[1]刘昱伶等.我国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研究综述[J].现代商贸工业，2007，（12）：67.

[2]青岛各区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编制情况[EB/OL].青岛民间组织网，2008-12.

篇5：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激发和释放社会发展活力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我们要按照中央部署、加快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充分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

一、深刻认识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重大意义

社会组织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是社会自治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从1988年的4446个增长到2013年的54万多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对于激发和释放社会发展活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协调和服务自律的完整体系，缺一不可。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行业协会商会在市场不能自我调节、政府不宜直接干预、单个企业力不能及的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激发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活力，将使政府与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畅通，更好地调节市场，配置资源，推动我国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组织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是党和政府联系不同方面、不同利益阶层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社会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创新。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多作用，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协商民主渠道、丰富协商民主内容、提高协商民主质量，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举措。

有利于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逐步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得到初步发挥。特别是6万多个行业协会商会和25万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社会救助、社会工作、公益慈善等方面，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大量多样化、专业化服务，成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但总体看，政府干预微观事务多、负担沉重与社会力

量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社会服务不足问题依然突出。去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出台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其目的就是将可由社会自我管理服务的事项交给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这对于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优化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关键在疏导。必须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植根社会基层，贴近普通群众，能够快速、有效、直接地了解民情表达民意；能够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协调不同群体利益，推动公众行为规范有序；能够积极应对各种环境变化，反映相关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治理，是重要的社会“润滑剂”和“缓冲器”。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发挥社会组织社会自治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更加富有“柔性”，强化社会稳定基础。

二、积极稳妥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到2020年，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营造法制健全、政策完善、待遇公平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诚信自律、有序竞争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入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培育发展不足，登记门槛过高，一直是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瓶颈。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除成立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申请登记前仍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外，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制定社会组织分类登记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上取消不必要的审批，下放审批权限，取消对社会团体筹备成立和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审批，将基金会和异地商会登记审批权限从省级以上民政部门下延至县级民政部门。

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由于历史原因，部分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政社不分，管办一体，导致社会组织丧失了其本质属性和应有活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必须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积极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与行政机关脱钩，真正确立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提升依法自治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当前，要抓紧组织好全国性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工作，为整个脱钩工作摸索路子，提供经验。同时，引入竞争机制，探索一业多会，保持良性竞争，增强社会组织内在活力，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

创新和完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按照“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要求，在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同时要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明确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职责，切实履行各自的监管责任。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强执法监察，依法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行为，依法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探索对离岸社团、网络社团的监管措施。健全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完善社会监督举报受理机制，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要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空间。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落实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扩大税收优惠种类和范围。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拓宽社会组织筹资渠道。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纳入各地各行业人才培养统一规划，造就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加强舆论宣传引导，传递社会组织的“正能量”，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要按照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要求，围绕强化自治功能，推动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和民主机制，完善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引导社会组织依法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负责人管理、责任追究和资金管理等制度，加强诚信自律建设，建立“黑名单”制度，提高社会组织诚信度和公信力。做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理顺党建管理体制，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强化党组织书记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正确处理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有机统一。坚持党的领导，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尊重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民间性、志愿性，社会组织才能充满活力。必须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使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与社会组织业务建设

同步加强，发挥好各级党委在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步增强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功能。

坚持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有机统一。把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统筹推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行业协会商会在建立开放型市场体系中的组织协调和服务自律等作用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把简政放权与提高社会组织承接能力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把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主体地位，拓宽协商民主渠道与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质量；在各项社会事业改革中，把推进社会事业改革与提高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服务和保障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篇6：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作者：陈利幸来源：中组部党建研究网添加时间： 2011-10-27

导语：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宁波市北仑区在探索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通过综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基层社会自治能力，切实增强了基层社会管理合力与效能，提高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水平。

宁波市北仑区陆域面积615平方公里，下辖6个街道2个镇1个乡，户籍人口35万，流动人口53万。区域内拥有5个国家级开发开放功能区，是浙江省开发开放先行区、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性物流中心。建区26年来，北仑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使北仑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较早地遇到了社会管理的一系列问题。一是基层社会形态快速变化给社会管理带来了盲区，二是基层社会管理网络不健全影响了政府管理的效能，三是多元化利益群体的出现给基层利益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四是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弱化对党在基层社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于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北仑区积极从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入手，着力构建以区域党组织为核心、公共服务中心为依托、协商议事组织为基础，“三位一体”的基层组织体系，并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推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强化“区域化党建”工作，构建基层社会管理核心。把基层党的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大力推进城乡统筹的区域化党建工作。通过组建区域性党组织、采取“1+N”等模式优化基层党组

织设置，实现区域党组织和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加大党建资源的整合力度，同步建设区域党员服务中心，整合阵地、党务工作人才等各类党建工作资源。灵活采用党建联席会议、“实体党委+兼职委员”、“联合党委”等形式，对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以及行政村等党组织的党建工作进行区域统筹；发挥区域党组织龙头作用，推动区域党建带动区域群团组织建设，实现党群工作的“区域一体化”。发挥党建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支持，组织发动党员创办和领办社会团体，进一步增强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区域化党建工作的推进，使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得到了切实加强，基层党群组织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基层党组织已日益发展壮大为社会管理的“排头兵”。

强化“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构建基层社会管理网络。适应公共服务城乡统筹和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大力推进区域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将区域公共服务中心作为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全面整合政府下延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时承接原由村（居）委会代为履行的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为区域内各类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形成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网络。整合基层管理服务资源，采取政府出资购买或低偿（无偿）代办等形式，整合邮政、金融、公用事业等社会服务资源，建立区域志愿者工作服务站，吸纳各类社会团体、企业共同参与公共服务，形成以公共服务中心为管理主平台、各类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的社会管理服务网络。提升服务中心管理服务效能，推进区、镇、社区三级审批服务网络建设，构建基层“十五分钟公共服务圈”。建立分片联系的网格化管理制度，制定标准化服务程序，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强化“和谐共建理事会”建设，构建基层社会自治平台。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要求，搭建区域性的自治平台，吸引各方力量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着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加强村

（居）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通过剥离村（居）委会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经济职能，进一步强化村（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重点培育区域内公益性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志愿者协会提供志愿服务、民间调解组织完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融合性组织促进新老居民融合，切实增强社会自我管理水平。组建区域性自治组织，由区域党组织发起，在城乡社区组建和谐共建理事会等区域协商议事组织，吸引区域内村（居）委会、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贤达人士代表自愿参与，自觉结合，推进城乡基层各类群体协商、协调和议事，满足各类组织和群体参与社会管理、表达利益诉求、协商沟通的需求。促进区域和谐共建，借鉴基层自治组织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民主机制，以民主协商为基础，制定和谐共建理事会的章程，逐步培育各类社会群体的民主协商意识，通过协商协调解决矛盾问题。

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推进三类组织一体化运作。积极推进区域化党组织、公共服务中心、和谐共建理事会三类组织的融合统筹。在班子配备上，实行三类组织人员的交叉兼职，并由区域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公共服务中心主任、和谐共建理事会理事长或秘书长。在职责分工上，明确区域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的牵头抓总作用，建立重大事项区域党组织首议等制度。在工作力量上，贯通基层专职工作人员的管理使用，形成评优、评模范、进乡镇（街道）班子的基层干部培养激励链。在议事机制上，建立区域协商议事会议制度，明确区域公共利益或矛盾问题，由党组织牵头，通过协商议事会议这一“圆桌会议”机制进行讨论协商。在问题解决机制上，在街道（乡镇）层面建立基层工作分析会制度，对通过协商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由街道（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牵头解决，特别重大的问题及时上报区委、区政府或通过“两代表一委员”提案议案等途径进入公共决策领域。在保障机制上，分别在区、镇两级建立了基层组织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对各类基层组织的领导；制定了相关

配套文件，分别就片区认定、议事规则、人员管理、资金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每年3500万元的基层组织建设专项资金，从领导力量、制度规范、财政支持等各方面为新体制的运行提供保障。

经过近5年的实践，北仑区“三位一体”的基层社会管理新体制越来越被基层群众所接受，群众在促进区域融合中走向和谐，在参与社会管理中提高素质，在享受优质服务中感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