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通用9篇）

篇1：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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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答案

数学上证明与自然数N有关的命题的一种特殊方法，它主要用来研究与正整数有关的数学问题，在高中数学中常用来证明等式成立和数列通项公式成立。

[编辑本段]基本步骤

（一）第一数学归纳法：

一般地，证明一个与正整数n有关的命题，有如下步骤：

（1）证明当n取第一个值时命题成立；

（2）假设当n=k（k≥n的第一个值，k为自然数）时命题成立，证明当n=k+1时命题也成立。

（二）第二数学归纳法：

对于某个与自然数 有关的命题，（1）验证 n=n0时 P(n)成立；

（2）假设 non0)，命题P(n)都成立；

（三）倒推归纳法（反向归纳法）：

（1）对于无穷多个自然数命题 P（n）成立；

（2）假设P(k+1)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推出P(k)成立，综合（1）（2），对一切自然数 n(>n0),命题P(n)都成立；

（四）螺旋式归纳法

P（n），Q（n）为两个与自然数 有关的命题，假如

（1）P(n0)成立；

（2）假设 P(k)(k>n0)成立，能推出Q(k)成立，假设 Q(k)成立，能推出 P(k+1)成立；

综合（1）（2）,对于一切自然数n（>n0），P(n),Q(n)都成立；

[编辑本段]应用

1.确定一个表达式在所有自然数范围内是成立的或者用于确定一个其他的形式在一个无穷序列是成立的。

2.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广义的形式的观点指出能被求出值的表达式是等价表达式。

3.证明数列前n项和与通项公式的成立

[编辑本段]历史

已知最早的使用数学归纳法的证明出现于 Francesco Maurolico 的Arithmeticorum libri duo(1575年)。Maurolico 利用递推关系巧妙的证明出证明了前 n 个奇数的总和是 n^2，由此揭开了数学归纳法之谜。

最简单和常见的数学归纳法证明方法是证明当n属于所有自然数时一个表达式成立，这种方法是由下面两步组成:

递推的基础: 证明当n = 1时表达式成立。

递推的依据: 证明如果当n = m时成立，那么当n = m + 1时同样成立。

这种方法的原理在于第一步证明起始值在表达式中是成立的，然后证明一个值到下一个值的证明过程是有效的。如果这两步都被证明了，那么任何一个值的证明都可以被包含在重复不断进行的过程中。

或许想成多米诺效应更容易理解一些，如果你有一排很长的直立着的多米诺骨牌那么如果你可以确定：

第一张骨牌将要倒下，只要某一个骨牌倒了，与他相临的下一个骨牌也要倒，那么你就可以推断所有的的骨牌都将要倒。

这样就确定出一种递推关系，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会导致所有骨牌全都倒下：

（1）第一块骨牌倒下

（2）任意两块相邻骨牌，只要前一块倒下，后一块必定倒下

这样，无论有多少骨牌，只要保证（1）（2）成立，就会全都倒下

历史：

已知最早的使用数学归纳法的证明出现于 Francesco Maurolico 的Arithmeticorum libri duo(1575年)。Maurolico 利用递推关系巧妙的证明出证明了前 n 个奇数的总和是 n^2，由此揭开了数学归纳法之谜。

无论是毛罗利科还是帕斯卡．也无论是伯努利还是其后的效学家们，虽然都在不断地使用效学归纳法．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授有给他们的方法以任何名称．只是由于沃利斯以及雅各布·伯努利的工作．才引进了 归纳法 这一名称．并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应用于效学：(1)以特恻获得一般结论的沃利斯方式I(2)指定从到 +l的论证．并且影响了其后的效学家们．使这种混用状态大约持续了140年．倒如，l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效学家皮科克(G．Peacc~k，1791—1858)在他的《代效学)(Treatise∞ Algebra．剑桥．1830)的排列与组合部分．谈到。梅成的规律用归纳法延伸到任意效 ．是从。预攫f 意义上以沃利斯方式使用 归纳法 的．后来，他又将从“到R+1的论证称之为。证明归纳法

(demonstrativeinduction)．在名称上迈出重要一步的是英国效学家德摩根(A．de Morgan，1806—1871)．1838年在伦敦出版的„小百科全书》(Penny Cydopedia)中．越摩根在他的条目“归纳法(效学)里建议使用“逐收归纳法

(Succesiveinduction)．但在该条目的最后他偶然地使用了术语 效学归纳法，这是我们所能看到这一术语的最早一孜使用．

皮科克和德摩根的名称后来为英国效学家托德亨特(I．Todhunter．1B2O一1884)的„代效)(1866年第4敝)所采用并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他在该书中介绍这种证明方法时．使用了两个名称 “效学归纳法”和。证明归纳法，但该章的题目却用的是前者．这两十名称后来又为英国逻辑学家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的„逻辑初等教程)(ElementaryLessons in Lo，1882)以及菲科林(J．Ficklin)的„完全代效)(CompteteAlgebra．1874)所使用，后者宣称是受惠于托德亨特．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通用教科书的作者们，倒如英国教育家、效学家克里斯托(chrysta1．1851-1911)的„代效)第2卷以及霍尔(H．S．Hal1)和纳特(s．R．KmgM)台著的„代效》(1898)、奥尔迪斯(w．S．Aktis)的„代效教科书~(Textbook 0f Algebra．1887)等都只用。效学归纳法 而不再使用“证明归纳法”

生命起源与数学归纳法 默认分类 2010-03-07 23:17:36 阅读40 评论0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一、两个实验

1、米勒实验

米勒在他的实验中假设在生命起源之初大气层中只有氰气，氨气和水蒸气等物，其中并没有氧气等，当他把这些气体放入模拟的大气层中并通电引爆后，发现其中产生了些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他认为生命是从无到有的理论将可确立了。

2、巴斯德实验

巴斯德设计了一个鹅颈瓶（曲颈瓶），现称巴斯德烧瓶。烧瓶有一个弯曲的长管与外界空气相通。瓶内的溶液加热至沸点，冷却后，空气可以重新进入，但因为有向下弯曲的长管，空气中的尘埃和微生物不能与溶液接触，使溶液保持无菌状态，溶液可以较长时间不腐败。

二、数学归纳法：

一般地，证明一个与正整数n有关的命题，有如下步骤：

（1）证明当n取第一个值时命题成立；

（2）假设当n=k（k≥n的第一个值，k为自然数）时命题成立，证明当n=k+1时命题也成立。

三、提出一个假设：将巴斯德实验放到米勒实验中去，如果溶液腐败，再加上米勒实验，是否能从数学归纳法角度证明生命起源产生于地球？

篇2：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老子术产生的历史背景

<老子>称<道德经>.它并非为平民百姓而设,而是为国君、最高层设计的道德经.春秋后期,军事哲学首先发生了巨大变革,而孔子在政治上仍想走周公的.老路.<老子>开始了政治哲学的变革.法家、道法家完成了这场变革.

作 者：尹振环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贵阳,550028 刊 名：贵州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年，卷(期)：2005 “”(5) 分类号：B223.1 关键词：政治道德   军事哲学变革   政治哲学变革  

篇3：试论黄色新闻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 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驱动下, 社会文化方面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系列媚俗化倾向。在大众传播领域, 黄色新闻幽灵般若隐若现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翻开报纸, 打开电视, 登陆互联网, 各式各样刺激醒目煽情的消息标题时刻刺激着读者们的感官神经, 内容往往低俗下流。不可否认, 我国存在越来越明显的黄色新闻的倾向, 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 提高我国国民思想文化素质与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有极大的消极作用。

如何摈除黄色新闻, 树立高尚的新闻价值观。我认为首先要对黄色新闻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充分而全面的认识,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并得到有益启示才是树立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在此, 我就黄色新闻产生的历史背景做一个粗略的论述与梳理。

19世纪末期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与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间围绕以“黄衣少年”为主人翁的滑稽连环画《霍根小巷》的争夺与两家报社间的激烈竞争终使“黄色新闻”一词流行开来。而到后来, 以极度夸张及捏造的情节来渲染新闻事件, 尤其是关于色情, 暴力, 犯罪, 战争与灾难的方面, 达到耸人听闻, 进而扩大销售目的的新闻报道成为了现在意义上的黄色新闻。值得我们指出的是, 这仅仅是“黄色新闻”一词的由来, 事实上, 由两家报社间产生的竞争是黄色新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从政治角度来看

19世纪末期, 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相继完成,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两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 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较之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无疑是民主制度的胜利。活跃的经济大生产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必定要求本国统治者不断调整自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而这正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日渐开放与日渐宽松的民主自由气象。自由的资本主义生产必定要求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与之相适应。

由资本主义民主化的推动, 舆论也出现了自由化倾向, 舆论的自由是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资本家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自身产品的种种优势而树立公众的良好印象使自身获得更大发展。但媒介可以做的远不止这些。在美国, 报刊的激烈竞争也要求报社的编辑部门从新思考应该怎样吸引读者的眼球, 经济利益因素成了主要原因。我们试想, 如果近代报刊在欧洲封建专制的环境下产生, 没有民主也就丧失了言论自由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环境下黄色新闻是无法产生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资本主义民主取代封建专制而在较好方面作用于新闻媒介的事例在于新闻印花税的废除。在印花税的制约下, 《泰晤士报》售价每份7便士, 到1815年时销量仅为5000份;而到第一次新闻税削减以后的1850年, 《泰晤士报》的售价降到5便士, 发行量猛增到5万份, 超过伦敦所有早报发行量的总和, 由此可见新闻税加于英国报业的重负。就是这样的一种严重阻碍了报业发展和言论自由程度的税收制度, 在1800—1860年之间, 被逐渐的废除了。新闻税的废除使舆论自由的权利得以保障。

所以说, 只有在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社会, 民主化促进舆论自由才最终使得民众参与政治, 经济活动。人民拥有了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 使得公众开始关注大众传播媒介这个可以给他们及时提供消息的中介。舆论的自由使报纸等媒介渐渐敢于炮制各种黄色新闻, 另一方面, 正是民主化政治的影响使得公众参与热情提高, 为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足以使他们眼红的巨大读者市场, 他们不得不思索着该如何网罗这些乌合之众, 黄色新闻应运而生。

二、从经济角度来看

经济是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的。19世纪末期通过资本主义革命和改革与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 欧洲与美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帝国主义国家过渡的过程中, 分散的资本通过竞争, 兼并, 重组逐渐聚合成为实力强大的托拉斯, 辛迪加, 卡特尔。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 我们看到时代的进步带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车水马龙与暧昧的霓虹灯下掩盖的是经济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阶级严重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风险的经济与不稳定的工作使得普通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大量移民涌入繁华的美国与欧洲却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各种各样的尖锐矛盾在繁华美丽的霓虹灯下暗流涌动, 最终酿成各种各样的社会丑恶现象。黑社会, 毒品, 枪击, 凶杀, 性侵犯, 抢劫, 贿赂甚至战争都成了繁华都市的家常便饭, 而报社似乎在一夜之间也知道了该用什么东西来充实自己的版面。在他们看来, 犯罪与色情, 战争与灾难是最能吸引读者眼球的绝好素材, 而不是学术, 更不是政治。

在同时拥有了素材与读者这两大因素后, 各种各样的新奇特消息, 各种各样的犯罪与色情故事被特大美术字体加以包装, 饰以大幅图片和极尽挑逗煽情的标题与文字包装成了不折不扣的黄色新闻。

三、从文化教育方面来看

如果说欧洲中世纪教堂上大量饰以叙事性的雕塑是为了教会当时大量的文盲读懂圣经的故事, 那么近代印刷术的兴起与后来书籍报刊的普及则有赖于识字人口的大量增加。在这方面, 教育的普及起了巨大的作用。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简单来说是政治经济与生产力, 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更早之前, 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大学教育在西方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对提高人口素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教育的普及带来的是文盲数量的减少, 从而使读者数目大增。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与欧洲在初级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即使穷苦的下层人民与外来移民都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档次的初级教育, 识字已经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 大量无法获得高等教育却仅会识字的穷人则成了低俗新闻刊物的主要受众, 也为黄色新闻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文化教育的提高对于近代报刊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它培养了受众, 将大量文盲转变为能够简单阅读的人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黄色新闻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人们热衷的阅读题材。

四、从科技角度来看

19世纪末期兴起的黄色新闻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某些国家, 比如日本, 及欧洲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两次工业革命同时进行的时期。电话, 电报, 照相机, 留声机, 电影等通讯与图像工具的新发明都被迅速应用于通信传播领域。在另一方面, 火车, 轮船与其他交通工具的发明都便利了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能够被更加快速的通过电话电报等形式传递给编辑部, 这对于新闻所追求的时效性与真实性有直接的贡献。

获得实惠的同时包括黄色新闻, 作为一种被夸张包装与扭曲的新闻事件, 编辑部户获得各种猎奇信息的所需时间越来越短, 各式新闻线索也可以由目击者们通过电话, 电报等工具快速的向编辑部报料。一来二去, 各样的新闻包括黄色新闻本身的大量获得成为了可能。

宏观上讲, 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是全方位的, 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时效性增强与来源范围的拓宽是对整个传媒领域技术进步的充分表现, 而不在于单单作用于黄色新闻本身。

五、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

这是一系列作用的结果。首先, 近现代时期, 由于欧洲美国城市卫生条件的改善直接使新生儿与儿童的死亡率的下降, 接着人口迅速增加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 人口集中, 数量庞大, 为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大量的受众。在大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时期, 机器代替人的生产方式使大量外国移民与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了巨大的负担。这事实上造成了欧洲及美国失业率的增加。没有钱, 没有房, 没有工作的穷人只能集中蜗居在狭窄的, 破旧不堪的贫民窟与工棚中。这些穷人没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 文化水平限制了他们的审美眼光, 他们的兴趣也只能集中在诸如黄色新闻的低级趣味中, 而他们正成为了黄色新闻的主要读者群体。

城市的发展除了带来人口的集中, 城市气质中所特有的经济生活与文化氛围实际上是黄色新闻孕育的温床。灯红酒绿, 绚丽霓虹, 车水马龙的夜幕下处处充满着诱惑, 暧昧与罪恶。在崇尚功利主义的城市中, 各种矛盾交织下形成的是一张复杂的网。这样的环境下, 犯罪与色情, 也为黄色新闻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另一方面, 城市不同于乡村, 它是各种经济政治活动开展的场所, 是的资产阶级发表政见, 经济生产与销售的主要场所。报社的生存无时无刻离不开城市, 离不开精英阶层的资助支持与他们的各种新闻。乡村实际上不具备大众传播的先决条件, 即大众, 因此也变得无利可图。所以, 正是因为城市的兴起导致人口的集中才使得黄色新闻得到了大量的读者, 正是因为城市才使得黄色新闻的小记者们拥有了用也用不完的新闻线索。

六、从大众化角度来看

某种意义上说, 大众化的兴起与大众化报刊的发展才是黄色新闻出现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而大众报刊与黄色新闻的根源则在于报刊媒体的私人占有与激烈竞争。

首先, 何谓大众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资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 一种以标准化、陈腐老套、保守主义、虚伪、满足浮华幻想的、受操纵的文化工业产品为标志的文化。致力于劳动阶级的非政治化, 维护社会的统治权威, 制造大众的虚假的需求, 是欺骗群众的统治工具。但无论大众文化如何定义, 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 大众文化就是通俗的能够为大众接受的, 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下社会大生产的文化模式。通俗是其根本特征, 高雅文化与其相对应。

从历史上看, 黄色报纸是大众化报纸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 黄色新闻也直接渊源于大众化报纸赖以发展的煽情新闻。如前文所述, 大众化得以形成的前提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与机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同时人口的迅速增多, 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城市的大发展都是社会化产生的前提条件。那么“通俗”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便在于争取了迎合了普通大众并践行了社会化条件下社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真正使大众化新闻转变为黄色新闻的一个节点就在于报业市场的激烈竞争。正如和斯特与普利策的两家报纸激烈竞争而采取的措施, 黄色新闻都不约而同的成了他们的首选。

篇4：历史痕迹的产生

每逢这种情境，我总想起严复与张謇，两个晚清翘楚。所以如此，是因他们在科举之路上的不同取向。一个是启蒙“天演百年”的大思想家严复，他在英国留学之后，竟然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而同时的科举状元张謇却弃翰林身份回家办起纱厂，办起近代实业——在我所栖居的这个名叫“盐城”的城市，向东，茫茫滩涂，便有当年张謇的华成公司开发的深深痕迹。站在这样一种可以充分呼吸到历史气息的土地上，不免会有这样的喟叹：都是杰出人物！但人与人之间还是如此的不同。

一百年前，严复所译《天演论》一出，狂飙突起，国人深受震撼，以致近代中国思想为之一变。一本不过几万字的译作，居然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和思潮剧变，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天演论》适应了中国语境。人们不能不佩服严复先生目光如炬，在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潮中所“精选”者中准确切入近世中国之“要害”，引起人们思想长久而剧烈的震荡。但是，他的“目光如炬”，可能是针对尚处在黑屋子状态中的大清子民而言的。于自己，却极端不自信——没有科举功名。他曾选择过一个反向的生命震荡。

1886年，严复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按照现在的标准，严复的身份应是海军大学里的总教官，显赫得了不得，同时还是一位西学在中国的举大纛者。这样一个在当时可算是前沿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忽然有一日他要参加散发着霉味的科举考试，你信不信？但严复还就真的做了。

三十三岁，攻读起“虎头豹尾”的八股词章，入门还真不易。“纳粟”（也就是“买”）有了监生身份才能回闽参加乡试。考不中，再考！三十六岁又参加顺天乡试，还不中。三十七岁了，此时已官居五品，“厅级干部”，又赴顺天参加恩科乡试。最后直忙了个有水分的“特赐文科进士出身”才作罢。

张謇正好相反。

1895年，甲午战败，国事日非，已过不惑之年的状元张謇集资五十万两银子，在通州的唐闸镇创办了南通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以后，又是大生二厂、三厂、副厂，又建成拥有十多万亩耕地的纱厂原棉基地——通海垦牧公司。张謇又与冯国璋、朱庆澜等共同集资二百五十万元，办了境内最大的盐垦公司——华成公司，收买现在的射阳临海、千秋的全部土地，临海、淮海农场全部土地，其中垦区四十万亩，盐区二十万亩，还有十五万亩为斥卤之地，共分五乡十三区。对这片土地，张謇说：“初夏去北闸，归时日正午。车流衣襟湿，烈日胜炉熏。风吹旱魃过，满目皆碱土。野旷牛羊少，荒仄穷丐多。仆痛余亦渴，沟水皆咸卤。何年获收成，尚待天公许。”但是，缘于这么一个状元毅然决然地投笔从商，碱土，荒仄，野旷，咸卤，变成了百年后的鱼米之地。

不能不说，清末第一仕子投身末业，绝对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自我刷新，其生命震荡转折足以在历史的天幕上划出一道重重的痕迹。

张謇的破茧而出，正是缘于状元得中。也许，只有立于科举功名的顶峰，才会真正洞悉自己原不过是科举舞台上的玩偶，官场利益洗牌的产物。

此番高居榜首，实际上靠了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殿试读卷大臣翁同騄的力量。翁早已看中张謇这位会试第六十名的同乡门生，便在那儿坐等张謇交卷。收卷官黄思永见到这位帝党首领如此器重，自然不敢怠慢，在张交卷时，便迎上接收，展卷一看，有空白处一字未填上，遂为之补填，又见“恩”误为单拾，又在“恩”字上添一“圣”字，改完交翁（按说这有点属“吹黑哨”的作弊行为了）。翁氏提携张謇心切，一俟卷子到手，立即评卷：“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非中状元不可。”翁如此迫不及待，弄得其他主考大人极不快活，老资格的军机大臣张之万说：“现在卷子还没有看完，前十名现在还不清楚，怎么就能定出状元呢？”但翁与麟书、李鸿藻早已形成契约，榜眼探花皆有所属，这才力压张之万。一甲第一名果然就是张謇。光绪帝看着第一名的卷子，问谁取中的，张之万回答是翁同騄。翁立即上前说，张謇系江南名士，而且是个孝子，进而说殿试向来重写不重作，此卷则写作俱佳；今年是皇太后六十万寿，张謇会试中了第六十名，是个吉祥的好兆头。张謇于是在最高级的国家考试中夺魁天下。

科举的内容，一直是四书五经，这种从古及今千年不变的教条，又用八股文束缚得更透不过一点气来。惟一收获，是在皓首穷经苦读之中，熏陶了封建礼教，才与整个老朽体制合拍。科举从隋唐到清末，始终与做官的业务脱离。大量的科举出身的清末官僚，除了会把字写得黑润圆光之外，一无所能。

值得庆幸的是，已是特赐进士的严复并未把一腔热血耗尽在朽烂的功名与官场之上。赫赫功名救不了危亡的大清。甲午国耻，严复作出了与张謇同样的选择——张謇实业救国，而严复则定位于开启民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由此发轫。

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一个比一个华贵显赫但总是散发着霉味的科举功名，又如何能与正行色匆匆的厚重历史擦出火花呢？

百年倏忽而过，我们已记不清严复张謇们是如何在科举场上跋涉的了，以及他们进士、状元的身份。我们所能知晓的，是一部开启民智的《天演论》，是严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是大生纱厂，是脚下万顷被开垦的黄海滩涂。这才是他们真正划出的历史痕迹。

篇5：论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杜炜 0944023020 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 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主义始于17世纪、反对压制迫害、早期的自由主义、立足于人的权利、法国大革命、限制政府的权力、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和集产主义的反面、现代自由主义。关键词：自由主义、思想武器、反对压制迫害。

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度权利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主义，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霍布豪斯曾言，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身自由、公民自由及经济自由辩护，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同时因为它必须是建设性的，又不得不立足于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和谐。自由主义的理论答称人的权利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而政府的权利则以人的机构为基础。最古老的 “机构”是个人，原始社会是人在家庭感情影响下并为了互相帮助而产生的自然组合。政治社会是个比较人为的安排，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秩序和维持共同安全这一特殊目的而达成的协议。洛克认为，政治社会是建立在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上的，如果一方违反条款，契约也就终止。或者，按照卢梭的观点，政治社会主要是人民相互之间的契约，依靠这种安排，可以从许多相冲突的个人意愿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或普遍的意愿。政府可作为这种意愿的机关予以建立，但它从人民获得权力，当然必须服从人民。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代表。

从洛克到卢梭和潘恩以这种观念从事工作的人都一致把政治社会看成是一种限制，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自愿服从限制。政治机构是屈从和不平等的起源。在政治机构的前面和后面，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人的集合。但是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享有的权利只被他人的相应权利所限制，但是除非机缘使他占了上风，他无法行使这些权利。因此，为了相互尊重权利，最好与他人签订协议；为了这个目的，他建立了一个政府来维护他在社会里的权利，并保护社会免受外来攻击。由此可见，政府的功能是受限制的。这就是：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任何进一步使用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的行为都是属于违背政府据以建立的协议的性质。一个人在订立契约时放弃了一权利是服从一个共同规则所不得不放弃的——就这么多。他放弃他的天赋权利，得公民权利作为报答，这 种权利也许不太完全，但是有集体力量作保证，故而更加有效。因此，你如果想了解人在社会里应该有哪些公民权利，就必须弄清人的天赋权利是什么 它们在什么程度上由于调解人们相互冲突的要求而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任何干涉超过这种必要的调解就是压迫。公民权利应尽可能与天赋权利一致或者，公民权利就是被交换了的天赋权利。这种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概念比自由主义据以建立的理论经久得多。它构成曼彻斯特学派全部学说的基础。它的精华，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被许多功利主义者所吸收。它在整个19世纪起着作用，尽管力量日益减弱；当代自由主义者如法盖 等人紧紧抓住了这个概念，他们公然取消其纯理论的基础，并把他们的论点建立在社会效用之上。事实上，它的力量不在于其逻 辑原则，而在于它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某些需要的国家功能观念提供坚实性和一致性。只要那些需要高于一切，这个理论就有存在价值。随着这些需要被满足，其他需要又产生，就需要有一个更充分、更健全的原理。

早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将自由主义作为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政治制度、封建制度、重商主义以及天主教会的对照面。后来，更多激进的哲学家将他们的思想连结了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路线，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照面，不过现代的欧洲自由主义政党也时常与社会民主政党结盟。在20世纪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和集产主义的反面。一些自由主义者还反对注重中立和自由贸易的古典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偏向于多国间的干涉主义和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

最极端的反中央集权自由主义者如赫伯特·斯宾塞、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有时候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形式。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最近自由主义则开始与那些追求由信仰价值稳定社会的人产生冲突，如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便全盘排斥自由主义。

17世纪末自由主义形成以来至 19 世纪末被功利主义、特别是格林、霍布豪斯等人的所谓现代自由主义改造之前的“原型”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者既主张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又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没有不可动摇的私有财产权，自由就等于零。在洛克那里，个人财产权、个人自由、有限政府、法治思想及其相互关联等问题都被提出来了，但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础的系统化表述则首先是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实现的。休谟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持怀疑论的保守主义者，但即使在休谟那里自由主义原则也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关于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理论之上的。休谟对自由主义秩序的辩护恰恰是从人类的不完美出发的。休谟把人类善心的不完美、智力上的局限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的不可避免的稀缺看做是正义原则的起因。而这些正义原则是在休谟称之为三项基本自然法中给出的，这三项基本自然法是：所有权稳定原则、基于同意的转让原则以及基于履行承诺的转让原则。在其“完美共和国的观念”中，休谟勾勒出了这些自然法得到完全体现以及个人自由在法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政治秩序的基本图景。事实上，在休谟那里我们发现了对有限政府的自由制度的强有力的辩护。亚当·斯密的论证更为系统和完整。他的方法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从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出发，他认为将社会生活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分离开来不可避免的会是人为的或专断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动的关系，他们遵循同样的解释原则和调节规则。商业自由在政治自由得到保护的宪政制度中自然也会得到保护。边沁建立起来的功利主义理论是自由主义发展中的革命，它满足了当时社会需要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道德哲学来评估即存的制度、建构理想的秩序的要求。密尔把功利的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原则成功地结合起来，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功利主义也为后来的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提供了证明。二战前后，现代自由主义大规模地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但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仍然更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古典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这种复兴相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来说是一种保守的立场，它对现代自由主义在修正古典自由概念基础上的社会正义观念和福利主义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所以又称为新自由主义。对这种复兴做出最大贡献的哈耶克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基础上，恢复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核心思想。

自由主义始于17世纪，是新兴阶级反对教会和封建特权的思想武器，这里自由的原意是宽厚大度，内容反对压制迫害。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是由好几代思想大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炼总结而成，其中包括格林、霍布豪斯、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伯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可顿等。这些人的观点和侧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对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都是赞同的。

篇6：民间借贷产生的背景

“我们会对平台上的借款人进行筛选，选择偿债能力较强的债务人，房产是我们看重的偿还能力的最重要证明。”东莞一家金融中介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行业通行的做法是要求以可交易的房产作为抵押资产，在民间借贷中，房产是最大的硬通货，有合适的房产便能贷到钱，“这样做完全是为控制自身风险。”

此外，中介机构还在建立一套自己的信用评价系统。如一家总部在北京的金融中介，其东莞分公司就有专门的团队从事信用风险管理工作，评估体系包括借款用途、还款能力、家庭职业稳定性等指标。

同样，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也应该有一套自身评估风险的措施。民间借贷大部分是个人或多人对企业的借贷行为，因此出借人要充分了解借款公司的背景，如工商登记信息、历史交易记录、公司的资金实力与团队经营能力，企业家的口碑。

业内人士提醒，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和借款人必须直接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才能使未来发生纠纷时有正规的解决渠道。

篇7：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印度逻辑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一般特征

本文从宗教哲学、社会伦理及论辩术三方面考察了古印度逻辑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重点分析了印度逻辑思想的一般特征。笔者认为，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相联系，印度逻辑思想在逻辑形式、理论目的`及发展层次上具备论辩性、应用性及初等性三大特征，从而解释了印度逻辑思想研究的现状，指明了制约印度逻辑思想的现代发展与传播的原因。

作 者：邵强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刊 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1) 分类号：B81-093.51 关键词：印度逻辑思想   因明   正理  

篇8：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孙中山宪政思想产生的国际环境

19世纪以前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而其他国家则是“蛮”或“夷”, 是未开化的民族。直到19世界初期, 中国人依然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形式是朝贡政策。朝贡政策确保了中华帝国的安全, 并使国人认为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没有哪个国家是中华帝国的竞争对手, 西方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于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中国根本不承认其他国家在主权上和自己处于同样平等的地位, 这种外交观和欧洲近代的主要观念是直接相抵触的。

19世纪后, 打破帝国体系, 建立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体系”成为欧洲殖民体系在政治上对世界历史的刷新。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殖民体系, 使其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圈地运动, 中国也被纳入了欧洲殖民体系的范围。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进入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之中,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由原来的朝贡关系转为条约关系。

条约关系的形成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 也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国际环境中的位置, 根深蒂固的华夷思想和传统的天下观开始动摇,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开始形成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之中。其时的代表人物是康梁, 其民族主义观也可称为“官方民族主义”, 所代表的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利益。在其后形成的新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在晚清政治体制之外产生起来的,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中山, 他们所代表的是反满的大众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潮。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不再沉浸在自己的王朝之中, 而开始以一种复杂的心态面对西方国家。然而, 此时的中国仅靠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已经不能改变受挨打的局面, 西方国家的迅速发展除了由于其具备先进的工业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其相对合理的国家政治制度。中国历经了战争的失败后, 终于开始关注西方的政治制度。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西方的冲击, “对于一个本来就犹豫彷徨, 在重要的变革面前举旗不定的王朝来说, 无疑会产生破坏性的政治后果, 不过, 从另一方面来讲, 它又有助于使中国人接触到比自己更现代化的社会, 从而提供了一个为现代化而奋斗的长期动力。实际上, 外国的影响使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10年左右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年代, 它使许多从外面学到的东西具体化了。”从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到关注西方的政治制度, 国人开始一步步审阅自己, 认清自己, 并试图通过制度变革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二、孙中山宪政思想产生的国内环境

国际环境的变化迫使国人企图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然而以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来代替已经实行了几千年的政治制度, 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这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 更为重要的是国人观念和意识上的转变。以某一时期占主流地位政治思想为划分对象, 中国从封建专制制度到民主共和思想的基本确立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国家产生至1840鸦片战争爆发,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政体。这种王权统治的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为它和当时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 它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 同时也维护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然而到了清朝后期,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 这种统治方式开始失去它的有效性, 并且导致封建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施行苛政厉法,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为了完成沉重的税赋和自身的生存不得不接受封建地主阶级的高利贷资本。在文化思想方面, 文化专制主义完全禁锢了人的思想, 使得当时的文人学士不敢有任何的创新思想和言论。封建专制社会也因此走到了穷途末路。

第二阶段:1840年后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立宪概念的

引入。

19世纪前期, 当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弱的时候, 西方各国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西方各国为了开辟海外市场, 开始向东方拓展其殖民地范围。1840年,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 并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此后, 西方的英、美、法等各国也分别以各种理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统治和经济上的落后使中国开始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西方列强的入侵惊醒了中国的有志之士, 他们开始思考国家衰败的原因, 并企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这个时期较为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林则徐和魏源。他们通过对比研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揭露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种种弊病, 开始有了学习和效仿西方政治体制的思想, 这为以后维新变法思想和孙中山宪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思想资料。

第三阶段:甲午战争后, 君主立宪的改良思想成为该时期主流的关于国家政体改革的指导思想。

继魏源等“开眼看世界”之后的是王韬、郑观应等人, 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刻、更系统的研究, 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局势, 提出了宪政富国的理念, 该理念的提出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宪政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康有为把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归纳为三个步骤, 他认为:民主政治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高最完美的制度;君主立宪是适合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专制主义是最落后的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政治形式。中国要想最终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不能一蹴而就, 必须严格按照政治制度的发展轨迹循序渐进, 即由君主专制发展为君主立宪, 最后上升为民主共和。中国在实现全面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之前, 必须历经君主立宪这一过渡时期。

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是效仿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 他主张通过不革命的改良运动, 使中国和平的由君主专制制度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度。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证明, 想让清朝统治者自己放弃专制统治, 完全是康有为等人的一厢情愿。正如布莱克所说:“由于既任的政治领袖置身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利害关系中, 因此毫不奇怪, 不是处于胁迫, 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传统政治体系绝不会以立宪方式为最初的改革做好准备, 领导的变更意味着传统政治寡头的失势, 因而不可能没有暴力出现。”当然康有为等人的改良运动在中国宪政史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把维新变法从早期理论层次转变为了一场思想和政治运动, 从基础的宣传推到了直接的政治实践;他所提出变法主张和政治改革措施是经过详细筹划的, 并制定了完整的实施方针和步骤。

第四阶段:20世纪初, 民主共和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政治思想。

康有为和孙中山关于中国政体的最终走向在其本质上是相同的, 只是在发展道路上康有为主张依靠统治者的力量逐渐的改革中国的政体, 即所谓的无血之破坏, 而孙中山却主张通过武力革命, 彻底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 建立全新的民主共和政权。因此, 康有为的改良宪政主张可以看作是向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一种过渡。孙中山之所以做出革命的选择, 一是受康有为改良运动失败的影响, 即“为救国而革命, 进行武装起义, 用暴力推翻清政府, 是源起于要求改良而不可得的必然结果”, 更为重要是孙中山对于西方列强的仇恨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唯有先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 才能使国家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来侵略, 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

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在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革命, 是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西方民族革命的了解。法国通过民族革命运动建立了共和政体的民族国家, 其民族革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和学习的榜样。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革命实践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 从阶级基础上划分,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应该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范畴, 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但孙中山也曾强调说:“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 所主张的民权, 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以往的历史来做材料, 不是要学欧美, 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 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 要驾乎欧美之上。”三民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孙中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孙中山所期望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国, 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始终要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宪政理论体系的产生。

三、研究启示

有学者指出:“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 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 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 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 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 并以宪法的精神制约社会生活, 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 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 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 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这种说法是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很好的概括。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家的救亡图存问题, 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 在学习西方宪政的时候总是怀着一种迫切的心情, 对于西方宪政他们抱有一种信念, 既然宪政能使西方富强起来, 那么只要我们也实施宪政制度, 我们的国家就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并很快富强起来。从早期的维新派, 到康梁变法, 最后到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确立, 无一不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因此, 林毓生就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心态进行过精彩的描述, 他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抱着一种功利的的冲动, 而不是人文冲动去学习, 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众多的学问, 我们不能静下心来进行甄选, 认真选择我们所真正需要的。

从孙中山的宪政思想中可以看出, 他之所以重视和推崇民主共和制, 是认为该制度是和国家的强盛联系起来的, 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孙中山欲借民主共和制使自己的国家达到富强文明这一最高目标。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迫切的功利的心态, 使孙中山宪政思想中存在了很多瑕疵和不完善之处,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抱着一种客观的心态来看待和理解孙中山的宪政思想, 正如一学者所说:“孙中山是位有重要理想的人物, 这些理想领先时代, 虽然在细节方面值得批评, 但仍适合近代世界的问题。在不同思想体系相互争执中, 他的基本思想仍有充分竞争力, 但甚至将他的仓促准备的著作视为权威经典时, 则竞争力被削弱。”因此对于孙中山宪政思想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必须把眼光和思想投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 深刻研究孙中山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才能真正理解他的真实追求。

参考文献

[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92页。

[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第107-108页。

[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设1981年版, 第757页。

[5].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64页。

篇9：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朱家溍先生考证：故宫的“磁胎画珐琅”原藏端凝殿左右屋中，共有四百件，另有乾隆款瓷胎洋彩61件和很多铜胎画珐琅未列在四百件内。“磁胎画珐琅”和“瓷胎洋彩”之名来源于这些装瓷“匣盖上刻填色品名”。

过去古玩行将瓷胎画珐琅称为“古月轩”，实将乾隆时期胎体轻薄，釉汁洁白，彩绘精细，题有诗句的珐琅彩瓷器称作“古月轩”。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乾隆以古月轩声传为最巨，所绘及于极工致中饶极清韵之致”。

珐琅釉是一种低温烧成的以硼酸为助熔碱剂的硅盐玻璃料，这种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质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呈色剂后形成不同的颜色。

珐琅彩和中国传统釉上彩在化学成份上差别很大，科学分析表明：珐琅彩中含有硼，而中国传统釉上彩的彩料中，五彩与粉彩都不含硼，它的基质是含有少量氧化钾的铅玻璃。珐琅彩中含有砷，而中国传统釉上彩或釉下彩料中，除康熙以后的粉彩都不含砷。珐琅彩中的胭脂红为金红，金红在清代康熙以前没有。珐琅彩中的黄彩为锑黄，粉彩中的黄彩亦为锑黄，而康熙以前五彩的黄彩，低温色釉中的黄彩都属铁黄。珐琅彩与粉彩在化学组成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与五彩则差别较大。

清代珐琅彩瓷康熙时期为初创阶段，雍正乾隆时期达到成熟，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产生的历史背景

1．欧洲画珐琅的传入和康雍乾皇帝对瓷胎画珐琅的喜爱

康熙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欧洲商船不仅把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到欧洲，也将法国的珐琅器、意大利的玻璃器等欧洲工艺品带到中国。

金属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又称为铜胎画珐琅）三种。金属珐琅器大约在13世纪末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明朝就大量制作掐丝珐琅器物。而富有西洋色彩的画珐琅器，“明末清初之际，西洋教士到中国传教，即可能携入此类艺术品”。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从宁波往法国写信，信中说清王朝朝野上下对远渡重洋而来的西洋画珐琅情有独钟，要求运更多的珐琅器及珐琅画来，作为馈赠中国官员的礼品。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G.Castiglione）亦携来一箱珐琅器来到中国作为赠礼之用。

法国传教士白晋（Jochim Bouvet）在所著《康熙帝传》（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记有康熙帝向往西洋科技，对天文、几何、伦理、哲学、医学、音乐、艺术之爱好，他接受天主教教义，也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科技仪器及艺术品。

西洋画珐琅传到中国，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的酷爱而生产画珐琅瓷，打造精美御用工艺品，遂又邀请了法国画珐琅艺人进入清内廷珐琅作。康熙十九年（1680）在内务府下设置了造办处，初期设于养心殿，专门为宫中制作家具、服饰及金玉珠宝等器物。有珐琅作、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舆图房等，铜、陶、玻璃及瓷胎画珐琅都在研制之中。制作珐琅的材料由法国商人、传教士带到中国，康熙朝以进口料烧制名贵的铜胎珐琅器，此外由于康熙晚年的铜料紧缺，导致铜胎珐琅为主要原料铜料吃紧，以瓷代铜为最佳的解决办法。

瓷胎画珐琅康熙三十五年（1696）首先创烧成功。民国时期郭葆昌则认为画珐琅“肇端于康熙二十年（1681）后臧应选督造之时，器之彩色、绘画、款式悉照康熙御制铜胎珐琅彩的作法，颜料亦用西来之品，故定名为珐琅彩，又名瓷胎珐琅，宫中档册，则书瓷胎画珐琅，乾隆八年改书瓷胎洋彩”。

杨伯达先生研究认为：“清代第一代画珐琅匠师可能是由掐丝珐琅、料器、彩绘瓷等工匠们转业来的。……康熙画珐琅不仅是我国画珐琅的鼻祖，而且也是成熟了的标准画珐琅”。

雍正 雍正即位元年即增设了六品库掌一人，又奏准造办处立库，将珐琅处、炮枪处、舆图处、自鸣钟处俱并造办处管理。造办处人员扩充，由长年居住在圆明园最受雍正帝信赖的怡亲王管理。雍正时期有清宫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烧珐琅器。

雍正元年至二年期间，平定青海军功第一大臣的陕川总督年羮尧，频频得到珍贵的琅珐器赏赐。雍正二年御赐年羮尧的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枝，单眼翎十枝，年羮尧在谢折里写到：“臣伏视珐琅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在此谢折的后面雍正硃批有：“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内务府的造办处便召募各作匠艺人13名，钦命怡亲王负责主持，由精通工艺的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唐英等人专门负责管理。参与画珐琅的有金昆、戴恒、杨振基等画院画家。

康熙画珐琅料全部由外国进口，雍正朝制作珐琅器数量猛增，进口料已供不应求，于是雍正六年二月谕旨怡亲王“试炼”珐琅料，努力使珐琅彩料本土化生产，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获得成功。由于彩料丰富，纹饰常常同时使用二三十种颜色绘制。珐琅料是在玻璃厂烧炼的。雍正七年又陆续生产大量的珐琅料，使得雍正珐琅作的生产进入了中国本土原料与中国文化全面结合的繁荣时期。

朱家溍先生研究认定，雍正一朝画作、珐琅作聚着当时最强的阵容。杨伯达先生认为，由于清代皇帝非常喜欢珐琅，珐琅处也掌握了一批画家或画工，绘画水平较高，珐琅作也有画珐琅的画家在内行走，也称为“画院”。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亦曾于雍正八年（1753）受邀为珐琅彩瓷作画。

雍正时翰林院待诏戴临专任写字并兼任在瓷胎画珐琅器上写字，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瓷胎画珐琅器上题写诗句。

雍正八年、十年（1732），雍正皇帝见珐琅瓷绘“画得甚好，烧造得亦甚好”，分别传令奖赏谭荣等两位画匠，可见雍正对珐琅彩瓷的珍视。

雍正一朝由于铜料危机而颁布了禁铜令，宫中铜器制造较少而多用其他材料制作，雍正瓷胎画珐琅得到了巨大发展。强调内庭的恭造之式，追求瓷器的工艺质量，强调精细文雅之风，致使雍正御窑厂的瓷艺及珐琅作的瓷胎画珐琅工艺高超、质量上乘。

乾隆乾隆时期是清朝政治经济最盛的时代，乾隆帝本身亦好古敏求。乾隆存世的四万余首诗文当中就有近两百首咏瓷诗，最早上溯远古三代下至明代，而以咏宋瓷诗文最为常见。乾隆雅好古陶瓷原因之一是陶瓷质脆易碎，难于保存甚于三代铜器，故十分珍爱。乾隆十九年（1774）《咏官窑瓶子》诗有：“珍逾夏商鼎，少贵似晨星。”乾隆五十七年（1792）《题陶器弦纹壶》诗注：“若陶器质脆不能耐久，间有存者，实以罕见珍”。制作完美无瑕的陶瓷是圣人至德的显现，乾隆皇帝一直以“盛德圣王”而自居，在陶冶上赋予更加浓厚的政治、比德，寓意及象征意义。他非常重视瓷器质量的完美，多次要求瓷艺精益求精。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雍正帝逝于圆明园，乾隆元年（1736）正月初七日就有制作珐琅器的记载。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本人也喜亲自过问珐琅的制作，乾隆六年曾谕江西造瓷器处调瓷器匠人进京，补充绘画人员，又令太监将珐琅料送造办处存贮。

据清宫档案造办处匣裱作日记档载，宫中“磁胎画珐琅”，自乾隆三年九月始，陆续配制楠木匣，匣内糊囊，珍藏在乾清宫”。可见乾隆帝对瓷胎画珐琅的珍爱之至。

清宫“瓷胎画珐琅”的产生和发展，深受欧洲铜胎画珐琅的影响，得到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庞爱，极力推崇、筹划研制生产，其制作达到巅峰，它是中欧文化艺术交流的产物。

2．“康雍乾盛世”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臻于高度的成熟，物质文化和艺术均取得了辉煌成就。

康熙帝在位61年，在完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集中精力孜孜求治，行“宽仁之政”，采取宽赋等系列政策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使清代社会逐步走向政治上国家大一统，封建经济高度繁荣，传统文化集大成之势的“康乾盛世”。

雍正帝更加提高儒家地位，尊崇孔子。提倡教育，兴办官学，热衷于各类书籍的编修。编修的《钦定古今图数集成》是现存清代官修的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类书。

清高宗乾隆帝在位60年，文治武功颇有成就，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积累之大成。乾隆皇帝完成了古代圣贤所订定的为政最高标准——国富而民庶。清高宗乾隆皇帝自命十全老人，对书籍的爱好和艺术收藏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帝均主张吸收外国文化艺术和科学。清宫中珍藏有远渡重洋而来的法国里摩日珐琅器、座钟，意大利玻璃器等欧洲著名的手工艺品。欧洲艺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宫廷生活、建筑、制瓷业影响深远。康熙四十八年开始兴建的圆明园，是闻名世界的“万园之园”，集西方建筑学之大成者——西式建筑，吸收欧洲建筑艺术风格。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雍正行乐图册》中，雍正皇帝装束十分多样，或身着汉族衣冠，作文人装扮，摹仿历史或传说中的名人，有竹林抚琴的阮籍，东方朔偷桃，题壁的苏东坡。最为奇特的是，头戴西洋卷曲假发，身着西洋服饰，俨然欧洲人的装扮，反映出西洋风俗文化对清代宫廷的巨大影响。

清代时期，欧洲画家、艺术家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供职于清宫画院，对当时的绘画艺术影响较大，尤以郎世宁（1688—1766年）最为著名，意大利米兰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耶稣会士的身份来华，取中文名郎世宁，历任康雍乾三朝宫廷画师，死后乾隆帝特赐侍郎衔，供职时间最长。其绘画“凡名马、珍禽、奇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国泰民安是艺术发展的基础，康雍乾的盛世，使得画珐琅制作也同其它工艺品一样达到登峰造极之境，铜胎、瓷胎及玻璃画珐琅器，形制齐全、纹饰优雅，制作精致。清宫瓷胎画珐琅的研制和生产本质上是清代君主御用品，象征着帝王趣味爱好和特权身份，反映了康乾盛世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

清代前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相当高的，集历史之大成及中西文化全面结触，瓷胎画珐琅在清代康乾盛世这个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发生，成就于此，也消失于此。它不仅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画珐琅艺术的中西合璧之作。

3．康雍乾发达的制瓷业

明清时期，江西景德镇以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交通条件，娴熟的制瓷技艺，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清代康雍乾年间，瓷器的生产状况已从清初顺治的恢复阶段转变为高度发展时期。帝王本人的爱好和关注，使制瓷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清代废除了降籍编役制，采取督陶官制度，对刺激制瓷技术进步和创新新品种有重大影响，促进了瓷业的繁荣发展。康熙时期的“臧窑”、“郎窑”，雍正时期的熊窑”、“年窑”，乾隆时期的“唐窑”，代表了康雍乾时期的制瓷业水平。

胎薄体轻、釉质洁白莹润为特征的白釉瓷是瓷胎画珐琅成功的关键，康雍乾发达的制瓷业为御用瓷胎画珐琅提供了优质的瓷器。清宫档案记有“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磁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寂园叟撰写的《陶雅》有：“雍正官窑大小盘、碗白胜霜雪，既轻且坚，……”的赞誉。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仍珍藏有许多雍正白釉瓷器，可能是当时制作珐琅彩瓷的备用品。

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艺术特色

清代宫廷名贵的瓷胎画珐琅瓷生产历史很短，延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瓷胎画珐琅各具特色。

康熙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康熙窑有：“单彩、三彩、五彩等瓷均盛于此时。质细而色耀, 釉备而画工，称之尽善尽美，实无愧色也”。康熙时期的瓷胎画珐琅的制作较为精致。

此时期瓷胎画珐琅生产的颜料、工艺、装饰纹样风格均仿自铜胎画珐琅，而铜胎画珐琅则在工艺上借鉴西方画珐琅的技术，画面则是传统的景泰蓝图式，显示了清廷艺术受外来工艺的影响。

瓷胎画珐琅多仿铜胎画珐琅器皿，均为小件器物，有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碗的数量较多。瓷器胎土淘炼精细，质白缜密，坚硬纯净。釉质细润，紧密熔于胎骨之上，浑然一体，有“坚白釉”、“粉白釉”、“硬亮青釉”之赞誉。瓷胎画珐琅胎体多用景德镇制作的“里有釉外无釉”的素胎。此外，宜兴也进御陶胎器物，清宫也研制宜兴胎画珐琅。

康熙画珐琅彩瓷仿自铜胎画珐琅的色地风格，有黄地、紫地、蓝地、红地、绛紫等色彩作地，以各种颜色的彩料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更不见有山水人物。花心内篆书“万”、“寿”、“长”、“春”等吉祥字。所绘花卉以牡丹花最多见，饱满而富丽堂皇，象征天下富贵的盛世。宜兴胎画珐琅器，亦多饰以花卉，有四季花、菊花、牡丹为饰。

珐琅彩绘制技法受清初恽南田、蒋廷锡宫廷画家影响采用没骨画法，绘制花卉仰俯有致，极尽妍丽，充满生机，展现出宫廷画匠娴熟的绘画技艺，技法独特，立体感强。寂园叟《陶雅》赞叹康窑有：“花卉，翎毛画法精绝，一空前古。……阴阳向背，偏反秾艳，生香活色，纯合乎西法，亦殊非后世所能几及”。

康熙珐琅彩器多用蓝色或胭脂色珐琅料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款，外围以双方框或双圆圈。紫砂胎画珐琅器底款用黄色珐琅料书写，字体结构严谨，笔法劲健。

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图一、图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7.6厘米，口径15.6厘米，足径6.1厘米。撇口、弧壁、深腹、圈足。外壁黄釉地上珐琅彩绘缠枝牡丹纹。器内壁施白釉，外底蓝料彩双方栏内书“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

该器以康熙铜胎画珐琅缠枝牡丹纹碗为模本，造型端庄，胎薄体轻。所绘四朵富丽的牡丹花俯仰盛开，其间点缀数朵各色小花，极尽妍丽，充满生机，立体感强。花朵硕大饱满，枝蔓缠绕，寓有“年年富贵”吉祥之意。绘制细腻工整，具有图案画的装饰效果，彩料瑰丽纯正，为康熙珐琅彩瓷中属凤毛麟角之珍品。

此碗为康熙珐琅彩瓷的典型器物，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相似形制的康熙珐琅彩花卉纹碗（图三）。

雍正雍正早期瓷胎画珐琅承袭康熙的艺术风格，表现在造型、色地花卉图案、御制款式等方面。

雍正七年，由于造办处珐琅技术的突破，一种新的在高白如玉的精细白瓷上绘珐琅画的风格大量出现，院画风格山水花鸟为主题的确立，由绘画、诗句、引首、印章、款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谐完美，浓缩在瓷胎画珐琅的画面上。画珐琅摆脱了康熙朝铜胎画珐琅的窠臼，中国宫廷绘画艺术风格装饰瓷器，在洁白如玉的胎釉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雍正后期瓷胎画珐琅器一改康熙时期浑厚古拙之风，崇尚轻巧俊秀工丽之貌，其绘制也由康熙时期的雄浑苍劲，而代之以隽秀典雅的艺术风格，展现出雍正崇尚精巧文雅的美学观。

雍正长期的皇子优游林下的生活，造就了喜爱园林、诗歌，长于书法的雍正。雍正花鸟绘画及诗书画印艺术风格的瓷胎画珐琅是雍正帝审美情趣的表达。精挑细选绘制画工匠，绘制精致细腻，水平达到了宫廷画的水准。雍正十三年，唐英《陶成记画碑》中记有“……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

雍正朝瓷胎画珐琅有碟、盘、碗、壶等，碟盘类最多，均为轻巧玲珑的造型，与康熙器物浑朴风格不同。

雍正瓷器制作工艺严格，选料精细，成型规整，胎体洁白莹润，薄如蛋壳，瓷胎白度高达77.5%，釉汁高白如玉，为釉上画珐琅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雍正时多用景德镇高白釉瓷。

雍正瓷胎画珐琅装饰纹样比康熙时期丰富，可分为植物花卉、祥禽瑞兽、山水景物等，白釉器一般画面在器外壁，有些色地盘、碗等则因外壁有色地而在内壁绘制。如雍正珐琅彩翠竹月季纹杯（图四），造型小巧别致，绘制精湛，设色鲜丽，艺术风格素雅宜人，为雍正瓷胎画珐琅的精品。

寂园叟《陶雅》赞叹有：“雍正窑极精之脱胎瓷画。有四绝焉。质地之白。白如雪也，一绝也。薄如卵幕，口嘘之而欲飞。映日或灯光照之，背面能辨正面之笔画彩色。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光。鲜盆娥细。睫有耸毛。且茎茎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如蝇头。四绝也。”

雍正器物多书“雍正年制”蓝料双方框宋椠体款。

乾隆 乾隆瓷胎画珐琅造型丰富多样，有碗、高足杯、碟、盘、梅瓶、方瓶、葫芦瓶、交泰瓶、胆瓶、观音瓶、双耳瓶、蒜头瓶、玉壶春瓶、橄榄式瓶、茶壶、罐、花插、长方盒等。乾隆瓷胎画珐琅器形小巧而精致，多系文房雅玩。陈设类器物增多，多为花瓶，华贵多样，崇尚奇巧，数量超过康雍时期。

乾隆瓷胎画珐琅器均是胎白釉细之瓷。琢器类的内壁和外底施松石绿釉，釉质莹泽滋润，同时期的粉彩琢器也施松石绿釉，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它是仿铜胎画珐琅器内外底施釉的做法。

乾隆珐琅彩瓷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承袭雍正后期的绘画风格，诗、书、画与印结合一体，装饰纹样更为丰富多彩，新增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楼阁，画中的宫室、楼台、屋宇等建筑的绘画运用了中国绘画的界画法，描绘得精确工整；衬以山水人物，并且诗画相配，显得庄重典雅。另一类是带西洋风格的纹饰，绘西洋人物及风景等，西洋绘画技法用于珐琅彩瓷画上，纹饰与施彩技法等方面展现出“西学东渐”之风之盛。

乾隆珐琅彩花鸟纹瓶（图五），器形隽秀，纹饰精细，融诗、书、画与印结合一体的艺术风格清新典雅，有雍正后期瓷胎画珐琅的遗风。

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纹瓶（图六），器形小巧精美，绘画风格技法稚嫩，色彩鲜艳华丽，西洋艺术风格十分浓厚。

乾隆时期瓷胎、铜胎、玻璃胎画珐琅器纯粹西洋式画风，纹饰纤巧繁缛，西洋教士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如郎世宁、王致诚、潘廷璋之流。寂园叟《陶雅》记有：“有以本国瓷皿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曰洋彩，画笔均以西洋界算（透视）法行之，尤以开光中绘泰西妇孺为至精之品。……贡品绘碧瞳卷发之人，精妙无匹，西商争购，值亦奇巨也。”唐英亲自督造御窑厂，在画珐琅烧制上，突破传统造型与纹饰，取西洋工艺之美，创出融合中西特色的瓷器。郭葆昌评论乾隆瓷胎画珐琅有：“……至唐英督造之时，此类彩器，益加精进，沿用其法而加以运化，变板滞为生动，更参与我国赭墨等色，补所不足，彩色衬托，益觉鲜明，英卒后遂成绝响矣。”

从艺术风格上，雍正画珐琅瓷以柔丽淡雅而名重一时，乾隆器则以色浓艳丽为特征。其制作刻意求精，极尽装饰之能事，彰显出乾隆的堆砌繁缛和堆金戴银为特色的奢靡之风。

乾隆时期出现的一种新装饰工艺——“轧道工艺”，又称为“锦上添花”，轧道工艺应是受到江宁云锦花纹的影响，这种纹样不同于雍正时期白地绘制的艺术风格，而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锦中有花，花中有锦”。它运用多种彩釉及装饰图案，绘制工整，富有立体感，展现出对釉彩颜料运用及绘制技艺的娴熟和高超。锦地开光或锦地风格是乾隆一朝瓷胎画珐琅风格之一。

乾隆瓷胎画珐琅款式多样，有蓝料“乾隆年制”四字宋体款外围以双方框，是乾隆朝瓷胎画珐琅的主要款识，款识书于白釉地和色釉地两种，以白地为多。色地多为松石绿釉地。

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清瓷至乾隆而极盛，器式之多亦莫与伦比”。乾隆时期景德镇生产的瓶尊类等琢器较多，品种丰富，有珐琅彩、粉彩、斗彩、青花及颜色釉等。陈设品瓶尊类器的大量出现，是明清尤其清代十八世纪社会文化及艺术生活的表现。明高濂曾论及适合不同场所插花的花瓶种类及瓶式。瓶尊类等琢器的成型、制作、填彩、烧制难度等高于碗盘类等圆器，故琢器较圆器珍贵。寂园叟《陶雅》有：“一瓶之式样，千变万化。无有穷期，故瓶独尊于他品”之称。清宫瓷胎画珐琅中的瓶多为“瓶宜短小”，是“文房赏玩”思想的体现。

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口瓶（图七、图八 ），高18.6厘米，口径2.8厘米，足径5.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原为清宫旧藏。故宫博物院也藏有相同的器物（《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图34）。

器蒜头形口，长颈，硕腹，圈足。通体以凤尾纹为地，以珐瑯彩加金彩绘各式缠枝花卉，有红、黄、蓝、白彩等。外底松石绿釉，上蓝料双方框内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此器玲珑秀美的造型，洁白莹润的胎釉，繁缛精致的纹饰，斑斓绚丽的釉彩，制作技艺精湛，可谓巧夺天工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