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

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精选6篇）

篇1：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

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

本合同由以下双方于2006年9月19日在辽宁省沈阳签署： 甲方：赵晶玉。女，系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山弯乡，七一组，身份证号：***42，委托代理人：苑庆伟，男，现住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三合小区，身份证号：

乙方：江

女，现住辽宁省沈阳，身份证号：

一，甲方是通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依法专门收购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贷款，并依法于2006年8月7日上午，委托公开拍卖所收购。

二，甲方根据不良贷款资产的特点，依据现行法律法规，似就其收购的不良贷款债权以转让方式进行处置。为此，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转让不良贷款债权事宜，达成如 下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共同遵守执行，甲乙方均具有本合同开头部分所赋予的含义。

三，不良贷款：在本合同中是指甲方在拍卖会直接收购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依法专门收购中国建设银行辽宁本溪分行收购并加以管理和处置的贷款，甲方转让乙方的债权，乙方对债权享有并依法转让的权利。

四，甲方在转让不良贷款债权，乙方受让后，由于法律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乙方对受让的债权及其从权利，可能存在着瑕疵。但乙方不限于税收和诉讼方面的优惠和特殊保护。五，甲方在转让债权时金额必须是在拍卖会上收购金额相附。六，转让标的：甲方向乙方出让对（本溪市房屋修缮公司）等三户债权共计三笔不良贷款债权，帐面金额为人民币（柒佰玖拾叁万元）小写（7.930.000.00）具体详见本合同咐件。

七，前款不良贷款债权帐面金额包括，不良贷款债权原合同本金，截至转让基准日按原合同产生的利息,罚息以及实现债权发生的应由债务人承担的费用等。

八，前款不良贷款债权帐面金额是以合同附件二所列债权证明文件并仅仅是以其为依据计算的。

九，转让价格:甲方将第6条转让的整体作价以人民币为20%(壹百伍拾捌万元)(小写1.580.000.00)转让给乙方。

十，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1）日内，乙方应将第九条所载价款一次性全数额汇到指定的如下帐户，甲方并同时一次性将债权证明等相关文件交付乙方。

十一，证明文件包括：（1）最初建设银行将债权转让给信达的凭证。

（2）资产信达对资产处置项目审批单。审核委员会项目表决表。（3）《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决算单》（4）担保合同。（5）放款凭证。（6）催收通知书。

（7）买受人与信达签定的转让合同。十二，债权转让通知：

甲方或其受方的代理人应于本合同签署后将债权转让事实通知债务人。

十三，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作为债权的享有者。作为转让标的的不良贷款债权上的风险也同时转移给乙方。十四，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的转移。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从权利（债权的担保权，债权的抵押合同权利，质押的合同权利）等，同时由甲方转移至乙方。甲方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应于本合同签署后同时通知上述担保抵押权人。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有关手续的，应办理的有关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十五，甲方陈述与保证。

（1）甲方陈述。

甲方是经信达公司通过拍卖程序合法收购的不良贷款，有管理和处置的权利，就本合同向下的债权出让适宜取得相应权利机构的批准，授权其代表在本合同上签字，并使甲方受本合同的约束。（2）甲方保证，其为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所提供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文件或信息都是真实的，不能有故意隐瞒和欺骗的行为。

十六，乙方陈述与保证。

（1）乙方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的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中国自然人，已就本合同项下的债权受让事宜取得乙方相应权力机构的批准，授权其代表在本合同上签字，并使乙方受本合同约束。

（2）乙方保证，其为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所提供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文件或信息，在所有方面都是真实的，不存在故意隐瞒和欺骗的情况。

十七，税费负担。

本次转让发生的税赋依法有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十八，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本合同规定并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但是赔偿额最高不超过甲方因本合同实际获得的转让价款的10%。

（2）乙方违反付款义务，并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但是赔偿额最高不超过乙方因本合同向甲方实际支付的转让价款的10%。

十九，争议的解决。

双方应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纠纷，应首先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议诉讼到合同签订地和债务履行地法院裁决。二十，本合同包括下列附件

附件一：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的清单。附件二：债权证明文件清单。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和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各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甲方：（盖章）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盖章）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篇2：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

来源： 作者： 日期：09-10-20

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1999年国务院组建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受让了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不良债权转让包括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上述国有商业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至2005年上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等涉及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政策性文件的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时，可通过诉讼追偿、打包出售、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手段，最大限度保全国有资产。在处置方式上，2002年以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主要是资产重组、委托代理处置、法律诉讼等。2002年以后，管理公司开始通过转让(出售)方式对不良债权进行打包批量处置。在处置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最主要的处置手段就是二次转让，即以打包出售、拍卖、招标等市场方式来实现，不良债权经资产管理公司整体打包、公开拍卖、协议转让等等多种形式流向其他企业或者个人。受让债权的企业或者个人多以诉讼形式追讨债权，引发了大量与金融不良债

权转让相关的案件。

笔者曾先后为信达、长城二家资产管理公司从事不良资产的调查和处置代理工作，也参与了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包的“打包”转让事务。笔者认为，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是我国社会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政策性较强。所以总体而言，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适用本身的问题，而是司法实践如何更好地将法律适用与金融政策相衔接的问题，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的一系列涉及处置不良金融资产案件的司法解释诸如《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和《关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案件交纳诉讼费用的通知》等，对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过程中有关诉讼时效、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收方式、诉讼费用缴纳方面的特殊政策可见一斑。但是随着不良债权处置方式从资产管理公司自行处置到以债权转让的打包批量处置的转变，确实存在因相关金融政策执行不力、相关法律规定滞后，使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债权受让人通过转让行为获取暴利，或者严重损害国有资产利益的现象。针对在司法实践中资产管理公司

将不良债权再次转让时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试图分析如下：

一、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对于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再转让债权的效力，在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时，一般是予以认可的。但是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转让债权时有诸多的限制，这些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级上并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宜作为认定转让无效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出现上述规范性文件中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时，哪些因素应作为认定债权转让效力的参考因素在实践中有争议。为了依法妥善解决审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3日公布了法发〔2009〕19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纪要》)。《纪要》共计12部分，主要规定了审理此类案件的原则、案件的受理、债权转让生效条件的法律适用和自行约定的效力、地方政府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的诉权及相关诉讼程序、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和可撤销事由的认定、不良债权转让无效合同的处理、举证责任分配和相关证据审查、受让人收取利息、诉讼或执行主体变更、既有规定的适

用以及纪要的适用范围等问题。

《纪要》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损害国家利益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确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规定了在11种情形下，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具体包括：(一)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二)被有关国家机关依法认定为涉及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以及其他依法禁止转让或限制转让情形的;(三)与受让人恶意串通转让不良债权的;(四)转让不良债权公告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处置不良资产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五)实际转让的资产包与转让前公告的资产包内容严重不符，且不符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六)根据有关规定应经合法、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但未经评估的;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评估机构、评估机构与债务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人、以及三方之间恶意串通，低估、漏估不良债权的;(七)根据有关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处置，但未公开招标、拍卖的;或者公开招标中的投标入少于三家(不含三家)的;或者以拍卖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未公开选择有资质的拍卖中介机构的;或者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进行拍卖的;(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九)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十)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十一)存在其他

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转让情形的。

二、几种具体的情形分析

1、关于受让人受让资格的限制。此前，财政部于2005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2005]74号通知)第三条规定，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这种情况下由于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不良债权的处置工作，在实践中上述人员往往利用身

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获取不良债权的内部信息，在受让不良债权后可获得巨额利润。由于上述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保护国有资产流失角度考虑，《纪要》

明确上述人员受让债权时无效。

2、转让债权的种类。对转让债权种类的限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转让的债权属于[2005]74号通知第二条规定所禁止转让的债权，即：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该规定禁止了涉及国家利益的特定不良债权对外公开转让。二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中设置了“禁止再转售条款”，但受让人再度转

让该债权的。

[2005]74号通知第二条所列的第一种情形，即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或者债务人的，其债权转让效力应如何认定。我们认为：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借款或进行担保，其参与民事活动有明显的过错，理应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责任;同时，即使经转让相关企业或个人成为国家机关的债权人，双方也是民事活动中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因债权人主张权利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被转让的，不应轻易认定为无效。但在实践中国家机关作为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务转让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可能，对于[2005]74号通知第二条第二种情形所列的特种企业的债权，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倾向于认定债权转让无效，但不宜直接援引通知的规定，对于此类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因涉及国家的公共政策及国家安全，可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

八条或者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此类债权的转让无效。

在协议约定“禁止转售条款”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因此认定再转让协议无效?有的意见认为：“禁止转售条款”主要在于防止购买者炒作债权，对债权进行再度转让获取商业利润。现行法律法规对当事人间的这种约定亦未禁止，故该条款应是无效的，债权再转让应为有效，这种意见是否可行把握不准。还有观点认为，当前尚无法律法规禁止不良债权的转售，因此，对于禁止转售条款，其只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条款，该条款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效力仅止于该约定的双方当事人。此次《纪要》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中订有禁止转售、禁止向国有银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机构等追偿、禁止转让给特定第三人等要求受让人放弃部分权利条款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条款有效。但是，当第三方善意无过错地从受让人处受让该债权时，能否因此确认该合同无效，从而牺牲善意第三人的合同期待利益?若第三人又将该债权转让他方，其合同效力又当如何认定?多数观点认为，在此情形下，应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只要第三人受让该债权时不知道该条款，且对此不知不存在过错，该债权转让合同即为有效。“禁止转售条款”仅仅成为当事人向违反该约定的对方当事人追究违约责任的依

据，而不能成为否定其后手合同效力的依据。

3、转让债权的审批手续。根据财政部2004年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进行不良债权转让时的处置审批工作都作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没有按照《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审批时，是否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尤其是不良债权未经适当审批手续转让给境外企业和个人时，应否确认其效

力的问题。《纪要》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债权转让无效。显然对于需要审批的时间已经放宽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有利于最大限度维护交易的稳定。

4、转让价款。当前，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受让人以极低对价购得高额债权并获取丰厚收益的情形，社会舆论对不良债权处理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案件，保证不良债权处置交易的安全和顺畅，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在债权转让合同中，若债权转让合同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转让价款一般不宜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参考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数额的不良债权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其他企业、个人的情形，产生受让人“一夜暴富”的现象。有观点认为，不良债权的转让，受让人是风险与机遇同在。他有可能将受让债权全部实现为现实的财产利益，也可能由于固有风险而颗粒无收、得不偿失。受让人行使债权获得较高收益，可能是由于其所掌握的债务人的独特财产信息，可能是由于转让债权后债务人经济状况、偿债能力的变化，也可能是转让债权过程中存在着的违规操作而致债权被低价转让。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在不良债权评估、公开招标及拍卖过程中未出现恶意串通、违规操作，则仍应肯定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由于受让方获得较高回报是在债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后发生的事实，此情形亦不能成为订立

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事实依据。

三、为防止在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规定了地方政府的优先购买权，以及国有企业对债权转让合同的诉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在通知债务人后便发生法律效力，债务人在债权转让生效后，应当向新的债权人(即不良资产的受让人)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根据《纪要》的意见和精神，为了防止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债权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对国有企业债务人的债权时，规定了地方政府等的优先购买权。即：地方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可以对不良债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纪要》规定，国有企业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可另行向法院提起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以此抗辩受

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

归纳起来，对于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审查重点有三点：首先是不良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即被转让的不良债权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如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以及被认定为涉及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以及其他依法禁止转让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其次是对受让人主体资格的审查。对于可能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的相关人员或组织均属于禁止之列。第三是对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即转让过程中评估、公告、批准、登记、备案、拍卖等诸环节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处置不良资产，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无论对资产管理公司还是受让人都将受到

很大的影响。

篇3：浅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2010年10月, 广州甲公司将深圳丁公司、北京乙公司和广州丙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起诉至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甲公司在诉状中称, 乙公司拖欠甲公司钢材款1000万元, 为偿还债务, 甲乙双方于2010年9月签订债权转让合同, 由丙公司作为担保方, 将乙公司对丁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300万元转让给甲公司。后乙、丙、丁均未履行付款义务, 甲公司遂诉至法院。

本案第一被告丁公司在调查案件相关事实后, 在答辩期内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丁公司称, 根据乙丁双方所签《混凝土买卖合同》中的争议管辖条款:“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 应向北京市平谷区法院提起诉讼。”据此, 考虑到本案的实际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乙丁双方, 故天河区法院无权审理本案, 应移送至北京市平谷区法院审理。后天河区法院裁定驳回丁公司所提异议, 称因本案第三被告丙公司住所地在天河区, 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丁公司不服一审裁定, 向广州市中级法院上诉。上诉状称, 虽然本案原告为甲公司, 但争议焦点发生在乙丁之间, 甲公司并非核心当事人, 乙丁之间就混凝土款项事宜尚未进行最终清算, 根据合同约定, 本案应由平谷区法院审理。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了丁公司上诉请求, 理由与一审相同。

2011年2月, 本案在天河区法院开庭。丁公司答辩称, 乙公司从未对丁公司享有300万元到期债权, 甲乙双方债权转让的前提不成立, 转让无效。丁公司向法庭提交了2009年10月与乙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 该协议约定丁公司如能优化混凝土配合比, 减少水泥使用量, 则节省下的水泥由丁公司委托乙公司消耗, 该部分水泥款每吨扣减20元后, 从丁公司应付给乙公司的混凝土款中予以扣除。2010年7月, 乙丁双方组织财务对账, 丁公司财务人员王某在对账单中写明:“总计应付乙公司商品砼 (混凝土的别称) 款1500万元, 已付1200万元, 欠付300万元。然水泥节余部分双方未定, 故此300万不是最终清算金额。”丁公司发表举证意见称, 因王某在对账单中明确指出300万元并非最终清算额, 乙丁双方还存在节余水泥争议, 由此证明所谓乙公司对丁公司享有300万元到期债权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天河区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要求丁公司向甲公司还款, 乙丙二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 虽然丁公司提出水泥节余问题, 但并未提交有力证据予以证明, 单凭王某在对账单上的签字, 不足以证明丁公司实际节余了水泥, 被告丁公司有关混凝土款未最终清算的主张难以采信, 因此判决支持原告诉请。丁公司后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终审仍将丁公司上诉请求驳回, 维持原判。后乙、丙、丁三方均未履行判决, 法院在执行时将丁公司银行存款予以扣划, 乙、丙未承担责任。

二、评析

根据《合同法》中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 当事人进行债权转让, 必须有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存在, 且债权让与人在转让债权后, 应书面通知债务人向债权受让人偿还。本案中, 丁公司之所以就债权转让提出抗辩, 原因在于丁公司认为乙丁之间的债权并非确实有效, 乙公司无权进行此次转让, 这不符合债权转让的法定前提。丁公司财务人员王某在对账单上写明因水泥节余问题, 300万元并非最终清算金额, 这说明乙丁两方谁是债权人, 谁是债务人并不明确, 如果丁公司节余大量水泥, 其价值甚至超过欠付乙公司的混凝土货款, 那么乙公司非但不享有债权, 反而对丁公司负有债务。原告甲公司在庭审中提出, 混凝土货款结算问题存在于乙丁之间, 与其无关, 这一说法难以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 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 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这是法律明确赋予丁公司的抗辩权, 丁公司提出所谓300万元到期债权根本不成立, 这一意见完全可以向受让人甲公司主张。

至于广州两级法院都认为丁公司无法对水泥节余问题举证并做出详细说明, 笔者认为, 这应该不影响丁公司的抗辩权。既然债权转让的前提是必须有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存在, 那么只要债务人提出反对意见, 并有基本证据证明到期债权并不存在, 债权转让即不成立。在本案的关键证据———乙丁双方于2010年7月签订的对账单上, 王某的签字足以证明300万元并非是已经到期的、确定的债权, 具体金额尚需乙丁进行最终清算。丁公司在本案中应不必提交具体的水泥节余量, 单凭王某的签字也足可认定乙公司不享有300万元到期债权的事实, 因为这份对账单不仅被丁公司视作关键证据, 同时也是甲公司提交的用于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的关键证据。不要忘记, 本案是包含甲丙在内共四方当事人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并非只有乙丁两方的一般买卖合同纠纷。

此外, 笔者认为本案的管辖问题也值得斟酌。广州两级法院均认为由于债权转让担保方、也是本案第三被告的丙公司住所地在广州市天河区, 由此天河区法院即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难以令人信服。就本案而言, 不难看出核心争议焦点存在于乙丁双方, 并非原告甲公司, 甲乙双方之所以在债权转让时将丙公司作为担保人并列为本案被告, 其目的无非是为争取更为有利的管辖。鉴于乙丁双方在《混凝土买卖合同》中已经约定管辖条款, 事后虽然发生债权转让, 不论这种转让成立与否,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以通知和审判案例的形式对此做出规定:“债权转让后, 原合同中载明的管辖条款仍为有效。”甲乙双方采取先债权转让, 进而诉讼, 并最终取得胜诉的手法固然可以称之为巧妙, 但这种规避管辖的方法难以获得肯定和认同。

三、启示

纵观本案, 作为一起较为典型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方原告, 三方被告, 当事人众多, 关系错综复杂。从本案的诉讼过程来看, 存在诉讼保全、保全异议、管辖异议、管辖二审、一审判决、两审终审, 再加上最后的执行程序, 民事诉讼领域所常见的实体和程序性事项, 在本案中都有所体现, 极具代表性。

关于本案的争议管辖机构, 虽然乙丁双方在合同中就争议管辖条款做出明确约定, 但因事后发生债权转让, 债权受让方甲公司以起诉担保方丙公司的形式, 巧妙规避了原合同中的管辖条款。笔者对此虽持保留意见, 但如有类似案件, 处于甲公司的立场上, 可以借鉴这种借助债权转让来规避约定管辖的方法, 当然, 由于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较为模糊, 尚存在空白, 最终能否成功还有赖受案法院的审理意见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站在债务人的立场上, 建议今后在合同中约定管辖时, 不再约定为诉讼, 而约定为仲裁条款, 仲裁相对于诉讼更具独立性, 不易受到影响, 或者更为直接地在合同中约定“因本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得转让”, 由此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关于本案庭审时涉及的水泥节余问题, 丁公司在双方合作期间未就此取得乙公司书面确认, 也未及时与乙公司进行混凝土货款抵扣, 由此导致其无法在法庭上出示相关证据, 证明300万到期债权确实并不存在。虽然笔者认为法院判决并不合理, 但丁公司如能提供类似水泥节余数量、价格等关键证据, 或者提供书面证据证明乙公司在此之前就水泥节余问题曾与之进行协商, 那无疑将对本案产生颠覆性作用, 法院不可能在判决中做出前述认定, 以致败诉。

关于本案生效判决的执行, 因丁公司仍旧不服终审判决, 希望通过民事再审程序获得救济, 遂未履行判决, 乙、丙两方则更不可能主动履行判决所述义务。一审法院在收到原告执行申请后, 最终强制扣划了丁公司银行存款, 与丁公司一道承担连带责任的乙、丙两方则未受任何损失, 由此也可印证甲、乙二公司借助债权转让发起本次诉讼的最终目的就是令丁公司处于被动境地, 并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根据法律规定, 尽管丁公司对同样承担连带责任的乙、丙两方享有追索权, 但鉴于之前的管辖争议, 以及并不明朗的再审形势, 其并未向法院提出相关主张, 就此作罢。

参考文献

[1]魏振瀛著.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篇4：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

商业银行对社会投资者直接转让贷款债权，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目前仅从法律理论来解释，陷入了争论，因此需要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来分析。本文从法学和金融学相结合的角度来做一个尝试。

转让贷款债权的民商法基础

促进交易的达成和维护交易的安全是合同法立法目的，因此，只在少数法定情形下，合同才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无效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其债权的合同，不属于以上五种情形，不存在违反基本法律中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为此确认了商业银行转让贷款债权合同的民商法基础。

从现代经济学理论看，如果假定交易者是理性的，一笔市场上的自愿交易，对于交易双方都是福利改善，也就是说，任何一笔合同法上的交易，对于交易的双方都是有利。贷款债权的转让和受让，性质上是一笔交易，同样符合交易的市场法则，自愿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貸款是否只能在具有贷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转让

贷款债权的转让，现行的法律模式有两种，一是商业银行之间的资产转让，因为商业银行具有贷款资格；二是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贷款债权后，可以将其转让给其他投资者，由于这符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规定，因此受让资产管理公司债权的投资者可以不是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将吸收的公众存款，以贷款形式转化为债权后，受让具体贷款债权并不等同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不涉及从事贷款业务资格的问题。从法律上看，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经营性活动，可以界定为需要贷款业务资格。但是，一笔贷款已经发放，债务人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借款者而不是不特定的公众，该笔资金可能已经成为借款者购买的设备和厂房，此时要求该笔贷款债权的受让人具有贷款资格已经很难有意义。

关于资产流失的问题

有观点认为，商业银行不良金融债权处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防止资产流失，需要批准，未经批准属于违规，转让行为无效。资产流失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

商业银行向社会公开转让贷款债权，涉及定价问题，进而涉及到损失承担问题，应当经过批准。但是，这种批准应当属于商业银行内部的批准流程，因为最终损失由股东承担，所以批准政策和流程由股东大会（股东会）或者由董事会决定。从法律角度看，这种批准的性质是从股东角度的批准，并非行政许可意义上的批准，这种批准与商业银行对外转让债权的法律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贷款通则》规定没有经过行政机关批准，贷款人不得豁免贷款。转让贷款债权，如果低于账面价值，就涉及豁免贷款。这是由于《贷款通则》颁布于1996年，是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当时商业银行以国有为主，而且商业银行未建立相对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体系，因此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是国家的角度出发，规定了贷款豁免的批准程序，具有实际意义。但是，这种批准应该是股东角度的批准，而不是行政色彩的批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过股份制改革，完善了法人治理和风险管理体系，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因此，应当还原批准的本来法律内涵。

信贷资产的定价是一个十分专业的问题，应该由市场决定，其核心要素在于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偿还意愿，以及担保权的实现成本、担保品的市场价值，由于我国尚没有成熟的信贷资产转让的市场，缺乏可行的定价机制，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但是，低于账面价值并不必然意味着资产流失，因为金融资产的价值在于偿还能力，当偿还能力降低时，金融资产的价格随之降低。恰恰是应当在合适的商业时机转让，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收回债权。

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和完善贷款定价机制的意义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比较单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提起诉讼收回贷款、以物抵债、集中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等。但是，提起诉讼需要付出诉讼费、律师费、诉讼时间等成本，胜诉后还可能难以执行，因此诉讼成本很高，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以物抵债，所得的实物资产往往要扣除巨额诉讼成本，所剩无几；集中剥离，只能根据国家的政策统一实施。

在我国实行贷款转让，除了是银行融资的手段之外，还有利于贷款定价机制的完善，将资金的价格市场化。

商业银行转让贷款债权的金融学分析

从现代金融学理论看，贷款并不仅仅是资金的买卖，而是风险的买卖。商业银行系统存在的意义已经不是作为信贷资金的供给者独占贷款市场，而是作为经济体系运行的风险的管理者和配置者，作为从资金盈余部门向资金短缺部门的一个有效率的传导机制和筛选机制。商业银行存在的价值愈来愈在于能够发现经济体系中有效率的借款者和资金使用者，而不仅仅是发放贷款、持有贷款并且到期获得利差。因此，贷款发放以后，商业银行已经完成筛选过程，贷款债权是否继续持有，还是转让，应当由商业银行自主决策。

从金融产品的角度看，金融产品通过吸收、分担和管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而获利。贷款是商业银行传统的金融产品，与其他产品一样，应当具有流动性，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转。

我国是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系统承担了经济体系中主要的风险，而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基本功能是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将风险分配到能够承担风险的投资者手中，而不是集中在银行系统。从金融格局看，我国的政策导向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从银行体系来看，已经开始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实质与贷款债权的转让并无不同，但是资产证券化限于银行间市场。商业银行的贷款债权直接向投资者转让，就是一个将风险分散到广大投资者的过程，投资者承担了风险并以此获利，商业银行通过转让迅速收回资金并可以向更多的企业发放贷款。

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在我国具有金融创新的价值，既是一种新产品，也是一种新的风险分担和回报机制。

综上，从法律的角度看，商业银行贷款债权转让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限制一种市场行为的法律制度的收益应当大于成本，但是限制商业贷款债权转让的成本是将风险集中在银行系统，可能以保护传统的利差收入来保护银行，越过银行股东来考虑贷款的损失；而贷款债权转让则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系统的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虽然我国信贷资产转让的市场的成熟度欠缺，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但是，从理论上看，商业银行对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的行为，应当属于商业银行自主决定的范围，应该按照市场原则决定。

篇5：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历时4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4年来，大量的相关案件处于中止审理或中止执行状态。该《纪要》出台后，积累4年的大量案件正在各级法院紧锣密鼓地审理。但审判实务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

如何准确理解《纪要》？存有争议的规则是通过如何的博弈形成？有着怎样的合理性考虑？为了厘清这些问题，记者独家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以下简称负责人)。

实质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可以看出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该《纪要》的灵魂。对此，《纪要》作了许多相关制度设计，如赋予地方政府或其他国有债务人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等。这些规定引发了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法律最大的原则是公平，应该对所有主体平等保护，而《纪要》却给了国有债务人一个特殊的地位，同时也使不良债权外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使民营企业可能无法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参与国企改革，最终还会引起国有资产的流失。再者，债权转让是市场行为，应该遵循意思自治原则。而《纪要》却明确了特殊主体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负责人：我们认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社会各界对该《纪要》的背景和蕴含的价值权衡以及若干重要规则形成的脉络还没有深入的了解。没有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其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以政策性为主、法律性为辅的社会经济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价值权衡以及价值选择问题，至少要权衡以下五个价值因素。

第一是私权处分和公共利益的权衡。有观点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通过各种方式处置债权，属于私权处分行为，债务人无权过问，人民法院不宜干预。但数以万亿元的国有金融债权的剥离与处置，决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事主体之间的私权处分，而是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动与利益再分配问题。这种流动能否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下进行，事关全体国民和国家的利益，事关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基本信心，事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乃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的能否顺利实现，这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一。因此，单纯地以意思自治为由并以保护私权处分的名义来评断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是有失偏颇的。

第二是职工债权和金融债权的权衡。虽然国有企业财务账面上主要体现为银行的金融债权，但实际上还存在一笔政府承认的“职工债权”。实践中，受让人以较低的市场价格购买金融不良债权时，其支付的仅是购买金融不良债权的对价，并未支付购买“职工债权”的对价，而得到的实际效果却是整个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由于该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受让人“一夜暴富”或“一案暴富”现象，故而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我们认为，根据现行《合同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受让人有权向国有企业债务人追偿债权，而国有企业职工主张保护其自身债权，也是有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支持的。

第三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权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债权后，将其回收的款项上缴财政部，从而充盈中央财政；但国有企业在向受让人清偿后，常常导致职工下岗或上访，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然要对职工进行安置，安置费用通常由地方财政负责。

第四是计划经济法律问题与市场经济法律规则的权衡。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良债权大多是计划经济阶段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大多源于政府指令而非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基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能简单依照现行民商事规定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而应从“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的角度，限制不良债权的自由转让。

第五是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权衡。应当看到，在经济转型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状况，在市场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不公平竞争，因此，国家虽然不会全面地过度地干预，但也决不是“守夜人”式的不干预。司法裁判作为国家干预的一种方式，无疑要对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平进行干预。

当然，这种干预不是旨在阻碍市场化进程，更不是意在逆转市场化方向，而是在保障市场化方向的前提下，矫正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平，防止或减少市场化过程中因规则模糊、道德风险等因素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原国有商业银行为被告的案件原则上不受理

记者：近年来，很多法院在不良债权转让纠纷的处理上采取“暂缓受理、暂缓审理和暂缓执行”的做法。“三暂缓”政策在《纪要》出台后终于得以改变。《纪要》明确，凡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以及《纪要》有关规定精神涉及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是否说明了法院在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受理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限制性规定？

负责人：并非完全如此。《纪要》还对实务中关于受理和管辖方面争议较多的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原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成为被告，可谓实务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剥离不良债权的战略目的在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最大限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的安全，因此，《纪要》明确规定，债务人或受让人起诉国有商业银行的案件在原则上不予受理。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在特殊情况下，不宜将权利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一概封闭。

《纪要》规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在获得不当得利时可以被起诉的两种例外情形：其一，不良债权已经剥离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又被转让给受让人后，国有企业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仍向原国有银行清偿的，国有企业债务人在对受让人清偿后可以向原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其二，国有企业债务人不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向原国有银行清偿并以此对抗受让人追索之诉的，受让人可以向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

在案件受理的问题上，我们还特别强调两点：首先是关于申请再审是否受理的问题。在《纪要》发布前已经终审或者根据《纪要》作出终审的，人民法院对申请再审应作出不予支持的裁判。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纪要》。

其次，是关于破产债权核销后追偿问题，这也是司法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之间争议最大的问题。《纪要》对此区分两种情形处理：其一，对于国有企业债务人已经实施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或者被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并拟实施关闭破产的，因相关部委就此政策精神达成共识即同意有限地放弃权利，故债权人向债务人追索债权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二，在上述情形中，债权人向担保人追偿债权的，因相关部委没有达成共识，故《纪要》对此不作规定，应继续按照国务院国办发[2006]年3号等文件精神办理。

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

记者：实践中有人主张，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转让不良资产时，应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认为这样既可以挽救企业濒于破产，促进社会稳定，又可以有效防止恶意串通侵吞国有资产，有利于案件执行。而《纪要》却只是赋予了地方政府、地方国资部门等优先购买权，债务人则并不享有这种权利，为何如此规定？

负责人：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实现私权处分与公共利益、金融债权与职工债权、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历史问题与现行法则等诸多价值的权衡目的，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达成一个重要共识：赋予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纪要》对此亦作出明确规定。由于绝大多数不良债权目前均已处置完毕，因此《纪要》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内容主要是适用于某些转让行为被认定无效后再行处置的情形，以及将来国家允许适用《纪要》规则的其他金融机构处置和清收不良债权的情形。

实践中就债务人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时能否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存在较大分歧。我们认为，尽管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或即将上市，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不断产生不良资产。如果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就可能为潜在的债务人提供一个逃债机会，即债务人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之后久拖不还，直至将贷款拖成不良债权，进而在不良债权处置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事由的审查和认定

记者：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判当中，对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是如何审查的？在哪些情况下，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会被认定为无效？

负责人：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共识，人民法院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诉讼中的审查重点有三：其一，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即被转让的不良债权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其二，受让人的适格性。即受让人是否属于国家政策规定不准介入购买的组织或个人。其三，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即转让过程中评估、公告、批准、登记、备案、拍卖等诸环节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

首先，基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转让无效。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第五条亦规定：“对外转让不良债权中不得含有我国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作为债务人或提供担保的债权。”

审判实务中，对于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合同是否无效存在较大争议。我们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或转让的不良债权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策和法律背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不良债权绝大多数是国有商业银行早期甚至是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贷款而经过多次展期仍未能收回的逾期、呆账、滞账类贷款。很多贷款是应为当时的政策原因形成，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国家实施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不仅要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而且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各方受惠。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回收率要求不高，也是为了让利于地方，其中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更是直接的受益者。国家以财政补贴方式解决银行呆坏账，意味着国家财政负担了银行不良债权损失，而国家机关完全依靠财政资金运转。

如果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国家机关追索债权或者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资产实际上并未流出国有资产管理范围，那么若允许社会投资者也可以向国家机关行使追索权，无疑等于国家以公共财政资金在补贴社会投资者，这并不符合金融不良资产剥离政策的本意。所以，对于转让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其次，关于向“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不良债权的效力认定问题。在审判实务中，对于此类债权转让合同以及相关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关于此类债权转让和相关担保效力问题，国家政策和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前述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商务部商资字[2005]37号《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处置不良资产审批管理的通知》等规定，对“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金融不良债权，必须履行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登记或者备案手续，而且相关部门必须出具具体的行政审批意见。

对于此类债权转让中通常存在原来的国内担保因不良债权对外转让而转化为对外担保的问题，根据上述国家政策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精神，《纪要》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最后，关于受让人资质的限制问题。《国家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四项明确禁止国家公务员经商牟利；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亦明确禁止与金融不良债权有关联的人员购买不良债权。其目的均在于防止其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公平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实践中上述人员在个案中可能并未利用身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获取不当利益，但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身份的限制关涉社会公众对金融不良债权处置的感受与评价，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精神，有必要将受让人的主体资格欠缺作为单独的判断转让合同效力的依据。

为此，《纪要》规定：“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关联人等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或者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应当认定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

国有企业债务人可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

记者：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是贯穿《纪要》始终的主旨，《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对于国有资产的保护又是一个有力举措。但是对于国有企业享有这一诉权的合理性基础，是如何考虑的呢？

负责人：国有企业债务人能否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起无效之诉，是司法政策文件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权，理由有三：

其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导言中明确规定：“为了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活动，依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促进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本条例。”分析该导言，可以发现其蕴含着调整国有企业债务人利益的目的，因此国有企业债务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便具有可诉之利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学关于“诉之利益”的法理，不良债权转让直接关涉了国有企业债务人的根本利益，故而有必要肯定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

其二，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是经过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授权的，因此国有企业便具备了企业法人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未就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主张无效的场合，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身份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三，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可谓《纪要》的重要目的之一。如果不赋予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权，人民法院将难以启动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审查，从而导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则目的之落空。

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分“单笔”和“打包”两种情形处理

记者：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既涉及国家利益，即国有资产的保护，又涉及私权处分，这种两面性是否会造成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善后工作的复杂性？其已经分配的利益关系应如何处理，才能做到既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体现一定的意思自治原则？

负责人：在审判实务中，如果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其处理问题比较复杂。《纪要》将其区分为两种情形：其一，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其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

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相对简单。单笔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原则处理。其中，受让人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的，根据民商审判实践长期以来遵循的无效合同处理规则，该赔偿损失数额应以受让人实际支付的价金之利息损失为限。

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则要复杂得多。实践中常见情形是，整体“资产包”中仅有单笔或者数笔债权属于无效情形。对于该情形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争议颇大。我们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以整体“资产包”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难以预见其中哪一笔债权可以完全收回；同时，“资产包”中有时仅一笔即可让受让人收回成本并盈利。因此，若欲根据现有法律规则和民法学理梳理出一套准确判定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的界限标准并使其具备可操作性，相当困难。

鉴于交易的关键要素是盈亏情况，而最了解交易内部情况以及盈亏状况的人无疑是受让人，因此，《纪要》在权衡尊重私权处分和保护国家公益的基础上，采取一种尊重现实的处理办法，即在保持人民法院公权认定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赋予受让人以合同效力的选择权，即受让人可以根据其实际或可能盈亏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是否接受合同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后果。

具体而言，如果受让人选择合同全部无效，通常意味着其已经发生亏损或者将来盈利远景不佳，此种场合认定合同无效，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精神，也与受让人的请求相契合。

如果受让人主张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则意味着受让人可能通过已履行或清结部分回收了其全部成本并实现盈利或预期盈利，此种场合认定该部分有效，其他部分无效，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精神。应当注意到，在尊重受让人私权处置及其利益的同时，也要维护公权的评价地位，兼顾作为转让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益，因此，在受让人在选择部分有效即其已盈利的情形下，必须接受放弃其他无效部分的对价，如此基本实现了私权处分与公权评价、受让人利益与转让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纪要》中关于“受让人请求认定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尚未履行或尚未清结部分无效，并判令受让人将尚未履行部分或尚未清结部分返还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再向受让人返还相应价金”的规定，即是此种权衡之体现。

如果已经履行部分或者已清洁部分属于《纪要》规定无效事由中(一)、(二)、(八)、(九)、(十)等依法应当认定绝对无效情形的，受让人不能主张选择该部分有效，而只能选择无此情形的其他部分有效，否则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整体“资产包”全部无效。

篇6：不良资产债权转让协议

不良资产债权转让协议

很多公司都有不良债权，如果这个不良债权多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公司的经营发展，严重的还会导致公司的破产。于是有的公司选择将不良债权转让出去，这个时候就要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了。下面赢了网带来不良资产债权转让协议，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不良资产债权转让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甲乙丙三方于年月日在××签署。

甲方：×××公司

法定代表人：职务：

地址：

邮政编码：电话：

乙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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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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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债权转让

1.1 甲方对丙方的债权形成于×××年，账面价值人民币××××(小写：人民币￥×××元)。

1.2 甲方因破产清算需要，依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转让对丙方的债权，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对丙方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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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1.3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十日内向甲方支付购买该债权的对价人民币×××(小写：人民币￥×××元)。

1.4 本协议签署后丙方即知晓对甲方对乙方的债权转让，甲方已尽到对丙方的通知义务。

1.5 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向乙方偿还债务，即人民币×××(小写：人民币￥×××元)。

1.6 丙方自本协议签署后日内向乙方偿还全部债务。

第二条声明与保证

2.1 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2.1.1 甲方保证具有签署本协议的主体资格，能独立签署和履行本协议。

2.1.2 甲方向乙方转让的其对丙方的债权合法有效。

2.2 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2.2.1 乙方保证具有签署本协议的主体资格，有权受让贷款债权，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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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获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相应授权或批准。

第三条违约责任

3.1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丙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或者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视为违约，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向对方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损失和要求对方赔偿损失而支付的律师费、交通费和差旅费等。

第四条生效

4.1 本协议于各方签署后即生效。

第五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5.1 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就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争议，各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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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5.2 适用法律

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履行和争议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澳门除外)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

第六条附则

6.1本协议生效后，未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如需变更本协议条款或就未尽事项签署补充协议，应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书面文件。

6.2本协议签署前形成的任何文件如与本协议相冲突，以本协议为准。

6.3本协议各方均确认其充分知晓并理解本协议中全部条款的实质含义及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并基于此种理解，签署本协议。

6.4本协议采用中文订立，一式六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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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盖章)：××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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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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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不良债权转让协议是由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签订的，而有的则是由三方签订的。但无论是几方签订的转让协议，都需要在协议当中对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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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良资产债权转让协议http://s.yingle.com/zw/186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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