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救哪个孩子的议论文

该救哪个孩子的议论文（通用3篇）

篇1：该救哪个孩子的议论文

该救哪个孩子的议论文

一群孩子正在两条铁轨上玩耍，其中一条还在使用，另一条铁轨已经废弃。只有一个小孩在废弃的铁路上玩，其余的小孩都在正在使用的铁轨上玩耍。火车来了，如果你是扳道工，你是让火车开过废弃的铁轨，以便救下更多的小孩，还是让火车沿着正常的轨道行驶?

这是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问题，如果是你的话，你该如何回答?

一部份人应该会选择让火车改道，开过那条废弃的铁轨，为了救更多的孩子，只好让一个小孩牺牲。正所谓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而且在出于道德和情感，也应该那样做，还不错，一个自我牺牲主义的人。

但是，在对于那个在废弃的铁轨上玩耍的小孩来说，是多么悲惨的命运!只是自己隋便地在一个地方玩，却把自己的生命给玩完了!

于是，便有一些“反动派”为了同情那个在废弃轨道上的孩子，作出了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选择，让那群孩子的生命换来那个孩子的生命。事实作证，这是不可行的。

这时，又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说，他们会想办法让火车停下来。这个方法看上去还不错，但是，紧跟着又有一大串问题蹦出来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有什么直接又干脆的方法可以让火车停下来呢?即使停下来了，你又一定要跟火车司机说明情况，还要做其它一些小问题的调整，那就会浪费一段时间，如果这列火车的来回时间出了差错，那又会造成多少人的不便呀!所以，这个方法也不是完全行得通的。

就在我们看似全面地分析这道题时，许多人矛盾了。而且，在这当中，我们忽略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那个在废弃轨道上玩耍的孩子的决定是正确的。也就是说，那个孩子认为，在废弃的轨道上玩耍，火车是不会使过来的。他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玩耍。

然而，这两种处境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少数人往往要为多数人的利益作出牺牲，即使多数人是错的。

但是，公众的利益应该以怎样的原则去维护?是保护错误的大多数?还是站在正确的少数人一方?这是一个让理智和感情相互交织，相互斗争的难题。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遵从规则，这不但维护了公众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人们今后的错误。

回到那个问题，出题的批评家朱力安说，他不会让火车改道，让火车按正常轨道行驶。因为在正在使用的铁轨上玩耍的孩子会很警觉，在听到火车的汽笛时就会很快跑开。而如果让火车改道，那个孤独的孩子会必死无疑。因为他认为，火车是绝不会从那条废弃的轨道上经过。

篇2：哪个国家的孩子最好教

尼尔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曾在美国加利福利亚的一所小学给孩子们上课。课堂上, 我出了一道世界上广为流传的智力测验题。那一次, 简直糟糕透了。我问:“树上有10只鸟, 开枪打死一只, 还剩几只?”24位学生竟然都不吭声, 我只得挨个去问。

“托尼, 你觉得还剩几只?”

托尼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反问道:“先生,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可以先问一下吗?这一事件是发生在加州还是犹她州?在加州打鸟不是犯法的吗?”

“就算是犹他州吧!”我回答。

“噢!明白了。先生我还有个问题, 打枪的人使用的是有声枪还是无声枪?”

“算是有声吧。”

“枪声有多大?会不会震得耳朵发疼?”

我被问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说:“看来你是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 你先坐下, 让汤姆来吧。”

“汤姆, 你觉得还剩几只?”我转向汤姆。

汤姆坐在那儿, 听到我叫他, 身子往后一仰, 把脚跷上桌面, “先生, 您确定他用的是有声枪, 并真的把那只鸟打死了吗?”

“确定。拜托你了, 汤姆!你告诉我还剩几只就行了, OK?”

汤姆听了我的回答, 把脚拿下来, 眼睛一转, “先生, 树上有没有待在笼子里的鸟?”

我觉得脑子都懵了, 把眼睛转向比尔:“比尔, 还是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比尔站起来,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边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树, 树上是否还有鸟?”

“没有。只有这一棵树。”

“那么, 您还可以保证, 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鸟吗?”比尔继续问道。

我没再接招, 转向乔治:“乔治, 问题你听清了吗?”

“问题是听清了, 不过我想知道鸟里边有没有聋子。也就是说, 有没有听不到枪声的鸟?”

“没有, 全是健康的鸟。”

“有没有傻的不怕死的?”乔治继续问。

“都怕死。”我已经不耐烦了, 说:“乔治, 你也坐下吧, 可能玛丽能回答这问题。”

玛丽被我叫起来。

“先生, 我能回答您的问题。不过您要告诉我, 算不算鸟肚子里的小鸟?”

我开始出汗了, 有点想发火, 说:“算了吧!我们换一个问题。”

这时, 第一个被我叫起来的托尼站了起来, “哦, 如果真不算怀孕的待在肚子里鸟宝宝, 并且打鸟人的眼睛也没花, ”托尼满怀信心地答道, “我知道还剩几只了?”

我顿时来了精神, 说:“你说吧!”

托尼把双手往肩上一抱, 摇头晃脑的答道:“打死的鸟要是挂在树上没摔下来, 那么就剩一只, 如果掉下来, 就一只不剩了。”

尼尔·.阿姆斯特朗讲完这个故事, 向中国的教育官员摊一摊手, 说:“你看, 一个问题竟耗了一堂课的时间。”

“中国的孩子最好教。”尼尔接着说, “他们一下子就找到了标准答案。我问还剩几只, 他们齐声回答:‘一只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死得掉了下来, 其他的都吓跑了。’他们3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

篇3：一个母亲的悲泣：我该救哪个儿子

电影《唐山大地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同时被压在废墟下面的一双儿女，当现实情况告诉母亲只能救一个的时候，母亲剜心般的取舍，使观众都流下了痛苦的眼泪，特别是身为父母的人。今天，现实版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陕西眉县横渠镇大镇村村民杨小芳，不幸就降临在她的身上。一家四口人，丈夫2008年在上海一家工厂打工时不慎从三楼摔下造成七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只能靠轮椅行走，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但看着两个懂事的儿子，仿佛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可是，老天爷又和她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2010年元月大儿子胡远洋结婚不到10天，小儿子胡朝阳就被查出患尿毒症，为了给弟弟配型，没想到他也被查出患尿毒症，风华正茂的兄弟俩，先后被查出患尿毒症，晴天霹雳的打击，让这位善良母亲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怎么办，一贫如洗的家里，还能拿出什么来拯救自己的两个儿子，思前想后，一个念头在这位母亲脑海中停留：“只要儿子还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既然我把他们带到了人世，我就要为他们负责。”这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来到西安，在高新四路糜家桥新村菜市场卖起了菜，一边卖菜，一边用微薄的收入给儿子看病，医药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两个儿子只能得到简单的医治，随着病情的恶化，兄弟俩都到了必须换肾的地步。他们所在县的政府知道此事后非常重视，给他们资助了28万元，本该高兴的母亲却犯了愁，这笔钱只够给一个儿子换肾，懂事的兄弟俩你推我让，哥哥悄悄和母亲说“一定要救弟弟”，弟弟则悄悄和母亲说“我要救哥哥”，兄弟俩都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坚强的母亲再也忍不住眼泪，拉着两个儿子的手，“你们两个我谁都不放弃”，可另一笔28万元哪里有呀，救儿心切的母亲万般无奈来到华商报社，只留下只纸片语关于他们的境况就走了，细心的赵国强记者按照她留下的地址见到了租住在菜市场搭建的简易棚子里的兄弟俩和他们的母亲，这位善良农家妇女的无奈和兄弟俩求生的渴望刺痛着记者的心。2012年10月28日，《华商报》以“丈夫七级伤残，俩儿子尿毒症，50岁的她苦撑一个家”为题，对这个家庭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爱心人士、陕西著名慈善企业家宋玉庆夫妇看到报道，立刻与《华商报》记者赵国强取得联系，详细询问了兄弟俩的情况，并通过省慈善协会向这不幸的兄弟俩捐赠30万元。11月8日，省慈善协会副会长张凤英、宋玉庆夫人徐秀英女士和报道此事的记者，一同来到西安交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兄弟俩，并将这笔款项亲自交到了他们手里，杨小芳流着激动的泪水，紧紧拉着张凤英副会长、徐秀英女士的手说：“我和你们素不相识，却能得到你们无私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张凤英会长鼓励这位母亲：“要坚强地陪儿子走下去，在宋玉庆夫妇等好心人的帮助下，你们一定能渡过难关。”徐秀英女士抚摸着两兄弟的肩膀，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病情，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战胜病魔，祝愿他们早日康复。暂短的探视结束了，母亲杨小芳望着眼前这些好心人远去的背影，喃喃地说：“我的儿子有救了，我的两个儿子都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