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通用6篇）
篇1：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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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己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而制定的针对西藏工作的行动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政策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颁布并实施的针对西藏工作的行动准则，属于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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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其实就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政策。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1949年以来，一方面，中共主持召开了一系列西藏工作会议，作出过很多指示，颁布了许多政策文件，从中阐述了中共的西藏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国务院、全国人大等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阐明了国家的西藏政策。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鉴于两种政策的区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加大了完善国家西藏政策的力度，反映出一种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来进行管理的思路。为方便计，本节课程所指之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即同时包含党和国家的西藏政策，并未对两者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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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西藏工作政策是党在实现各个历史时期西藏工作奋斗纲领的具体实践方法，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方法或措施，是党的西藏工作的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落实措施，是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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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今，中共领导的西藏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九个阶段。四个时期：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
九个阶段：实现和平解放、执行协议、平叛改革、成立自治区、稳定发展、文化大革命、拨乱方正、“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新世纪伊始
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不同，各个阶段的基本目标也不尽相同，故而党中央制定政策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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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时期
1、实现和平解放。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到提出和平解放方针，争取和谈，先礼后兵，昌都战役胜利，兵后又礼，促使**亲政后派出和谈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
2、排除干扰执行协议。
1951年至1959年（“前八年”），与伪“人民会议”斗争。1954年，争取****同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中央同意****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中央确定“六年不改方针”；中共西藏工委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进藏干部统战上层发动群众。第六页
民主改革时期
1、平叛改革。1959年-1965年的“后八年”。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全面叛乱，解放军迅速平叛，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实行民主改革。
2、成立自治区。1965年9月，西藏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西藏自治区，选举 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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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
1966年-1976年，西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1、实行“稳定发展”方针。
1961年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建立了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实行“稳定发展”方针，即稳定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个体经济，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史称“第一个黄金时期”。
2、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
1970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原则上同意西藏实现人民公社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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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时期
1、拨乱反正。
1978年底，西藏和全国一起，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西藏实现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
1983年3月，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当时和今后长时间内，西藏全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1984年2月至3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条件，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一定要尊重和继承西藏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发展藏族的语言、文学、史学、艺术、医学等，建设具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特别要团结上层代表人物，同他们开诚布公、真诚合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西藏发生了多起旨在分裂国家的骚乱事件，党和政府采取了包括戒严在内的各项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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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
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西藏工作。指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保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这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转折点”，西藏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
1990年7月，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确保全区社会的长治久安，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即“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
1994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成为西藏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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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今后5到1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西藏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重要时期。明确中央对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后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成为西藏工作的“有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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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三个坚持”的重要思想，指出在西藏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05年9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21世纪初西藏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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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宏观全局上看，党在西藏完成民主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1、统一。从实现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骚乱，实现基本稳定到走向长治久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2、改革。从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长期不变”、经济体制改革，到构建和谐社会，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3、发展。从稳定发展、加快发展到提出跨越式发展，实现科学发展，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三个方面涵盖可西藏工作政策的主要内容，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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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反对分裂 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西藏社会政治发展的一根主线。这一主线始终贯穿于党的西藏工作始终，成为党制定西藏工作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同志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2001年6月，江泽民同志强调，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也事关我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全党必须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深刻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和平解放西藏中，鉴于当时国际的冷战氛围，美帝及印度的插手，西藏民族宗教因素突出等原因，毛泽东同志及时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判断，相继明确了“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和平解放、暂维现状”、“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通过采用“多路向心用兵”、“以打促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生产与筑路并重”等，成功地解决了西藏的问题。
中央与西藏地方签订的“十七条协议”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平解放了西藏。
在执行和维护协议的八年里，中央明确了“以争取**集团为首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集团”，“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兼做影响群众工作’，”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慎重稳进”，“六年不改”等政策方针，稳定了西藏的局势，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胜利。
在1959年平息叛乱时，中央实行了“民主改革两步走”、“边平叛边改革”、“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先中心后一般，先边沿后腹心，先公路后偏远，先农区后牧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结合”、“不杀、不关、不判、不斗”，“平叛生产两不误”，“镇反准、稳、狠”，“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团结为主，说理斗争，保护过关，区别对待”、“三反双减”、“三反两利”、“三反三算”、“不划富农”、“三同一交”等政策和策略，确保了平叛的顺利进行。
稳定发展时期：实行了“停止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防左、防急、要稳”、“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三教”、“四清”等。西藏自治区成立时期：“从‘三面四方’的政权形式到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文革时期：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三支两军”、“清队整党”、“批清”、“一打三反”、“社会主义改造”等。
1989年在平息拉萨骚乱时，采取了政治思想工作与法律手段相结合，基层组织作用与上层人士呼吁相结合，分类处理的方式，果断平息了骚乱。
20c90s以来，在“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指引下，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对**集团斗争的方针，在西藏全区深入开展了揭批**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的活动，挫败了十四世**非法认定十世**转世灵童的政治图谋，圆满完成十世**转世。接着，在西藏自治区深入开展了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了马克思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和“三个离不开”思想教育，坚持接触商谈“一放弃、两承认”的原则和政策，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不动摇，根据**集团图谋“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顽固立场没有改变，但其策略和手法在不断调整，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所谓“西藏问题”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我们同**集团及支持他们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斗争仍然处于尖锐复杂的时期”的基本判断，加强了与国际敌对的斗争，加强统战工作，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深入开展寺庙安国主义教育，加强对西藏及其他地区藏区寺庙和僧尼管理，加强涉藏外交、外宣工作，保持了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改革——实行民主改革、社会变革，深化和推进体制改革
党中央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这一点上是坚定不移的，这不仅体现在1949年1月2日毛泽东关于要将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的指示中，体现在《共同纲领》中，也直接写入了“十七条协议”中。“十七条协议”第三条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在改革的方式和进度上，中央有策略上的考虑。从一开始就做出了一些让步。如“十七条协议”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第五条：“**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第十一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为了是民主改革在西藏和平进行，党和人民解放军等了8年，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影响群众、培养当地干部工作，为民主改革做了大量前期准备。甚至在1956年认识到改革条件不具备时，及时采取了大收缩政策，做出“六年不改”的指示。
篇2：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
生育政策是指由国家制定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的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包括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准则。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主要是，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状况规定。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国家确定的现行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国现行的基本生育政策。
但是，随着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我过的计划生育正常是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鼓励生育，计划生育以及小步调整阶段。
⑴ 1949年至1953年，那时的代表性政策是1952年卫生部制定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充分体现了鼓励生育的倾向。1954年至1959年间，政策略有反复，尽管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提出节制生育的观点，但随后又颠覆了这种观点。
⑵ 上世纪70、80年代生育政策逐渐收紧。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十二大报告“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均显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地位。
⑶ 1991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小步调整。各省市实行了多样化的生育政策，如照顾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农村地区更为宽松，少数民族也有适当照顾。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增速曾出现急升和急降
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速增长，这期间相比之前的战争和动荡时期人民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口死亡率由50年代初的1.7%大幅下降至60年代末期的0.7%，与此同时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以上。这一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处在2%以上的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使中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亿。
1970年代，政府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骤降至1980年的1.8%。进入80年代以后，死亡率保持稳定，而出生率则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继续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虽然1990年前后曾出现过一轮婴儿潮，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但随后人口出生率延续了逐步放缓趋势。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目前稳定在这一水平。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与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人口红利曾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我国总抚养比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正是由于生产性人口多于消费性人口，储蓄维持高位，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证。同时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劳动投入问题，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然而，“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拐点显现。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减速直至停止，这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渐消失。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我国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停止下降开始回升，此后因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显著上升而提高。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失去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其次，现行的人口政策使人口老龄化加速。
在现行人口政策下，中国老年人占比将加速增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8.87%，相比10年前增加了1.91个百分点，老龄化速度很快。向未来看，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那么在未来的20年，第一波和第二波婴儿潮的人群就将相继进入老年阶段，从而加速中国的老龄化速度。
如果我国的人口政策不调整，可能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国际比较，中国目前还属于比较年轻的社会，人口年龄的中值为34岁。201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3%，人口年龄中值达到45岁；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也超过了15%。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升至24%，人口年龄的中值将达到46岁，相当于现在的日本。
第三，“单独两孩”政策放松后可能拉长人口出生高峰。
目前我国处于第三波婴儿潮的人结婚生子高峰，接下来新出生人口将逐步下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经历了三次婴儿潮，分别是1949-1957年、1963-1970年以及1980-1987年。目前随着80后逐渐步入婚龄，中国将迎来第四次新生人口高潮。
放松“两孩”政策不会改变下行趋势，但与当前的出生高峰相叠加，则将拉长这一人口出生高峰的时间。根据测算，如果“两孩”生育率提高20%，人口出生高峰有望持续到2020年，延长5-6年，预计新增新生儿数量合计1000万以上，年均150万人。养育高峰维持时间更长，有望再持续9-10年到2030年。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的眼中，逐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日前出版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辅导读本中，李斌认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而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能够促进我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李斌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基本国情，人口结构性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人口抚养成本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在这个时期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改善人口性别比结构和家庭结构，促进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差距，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生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简单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这样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
有观点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式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提高家庭抗风险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同时，有利于家庭自身发展。
目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近中期不会影响老年人口总量，但会微弱地降低老龄化水平。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易为社会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全会《决定》公布后说，辽宁、吉林、天津等7省市农村已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具有实践基础。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须长期坚持。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之前，即原国家计生委与原卫生部合并之前，李斌曾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在其任期的4年内，全国人口只增加2902万，“超额”减少1711万人口的出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李斌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
“研究表明，目前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王培安也认为，一是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两孩政策的效果与影响，还有待实践的考证。我们必须用实践来检验政策的正确与否。
篇3：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
自2002年至2011年, 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10.6% 的高速度, 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至第二位, 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中国特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近年来, 我国开始实现了由政府政策与市场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相对稳定使我国有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 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结构调整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而高新技术产业对技术含量明显要求过高, 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对专门性、对口性人才需求加强, 使得很多地方存在劳动力过剩等情况。
2、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和深化
近年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当前, 我国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 因而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促使我国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的市场体系,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其得以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与发展, 但是, 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 使得我国的市场垄断、分割等现象依然严重。总的来说,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比较晚, 不够健全完善, 仍处在逐渐完善发展阶段。因此, 目前处于按照统筹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增强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机与活力, 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3、我国经济需要面对的挑战和不足
目前人均GDP世界排名在全世界192个国家中的107位, 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中还是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结构不合理,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但目前为止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已近消耗完毕, 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又尚未成型。就在这“旧力已尽, 新力未生”之际, 中国近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主要依靠的是“四驾马车”的拉动:房地产经济, 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 出口贸易、招商引资。目前房地产经济虽然强势坚挺, 但隐忧不断, 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过剩, 出口贸易频频遭遇瓶颈, 招商引资假动作多, 真动作少等情况频出等隐忧不得不让我们正视中国经济的现状不能盲目乐观。
二、中国地产经济的现状及特点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32.7平方米。但这一统计的人口样本主要是城镇中有房者, 其中有2亿多无房者却被忽略了。梳理住房数据时, 人均住房面积应是总城镇住房面积136亿平方米和总城镇人口6.9亿之比。以此计算, 中国现有人均住房面积应该是19平方米左右。因此, 我认为在近10至20年供不应求还是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态势, 房地产起码还有10-20年的高速增长期, 当然在时期内地产经济也会随着市场的价值规律上下波动, 但总体会向上攀升的趋势还是不会变的。只有当城市化率达到75% 以后, 商品房建设的速度才会有所减缓。但目前中国房地产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供求失调, 房价连年攀升
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 对于住房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而我国对于房地产发展的模式, 始终是通过政府之手进行房地产的选址与地块的卖出, 市场的缺位导致供给与需求难以实现有效的互动, 房价连年攀升。根据有关组织的研究表明, 当一个国家的家庭年收入与一套住房售价之比在1:6到1:3之间的时候, 居民们才可以负担得起买房的压力, 而我国目前的相应比例已经超出了1:10的范围, 对于一些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及居住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居民来说, 这个比例将更小, 所以, 商品房的高价格已经成为制约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桎梏。
2、房地产区域化发展不平衡、市场运行成熟度化过低的现象比较严重
在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情况非常不均衡, 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太快, 中部地区的提升速度太过迅猛, 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太过缓慢。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得出, 在全国的房地产投资中, 东部地区的房地产投资就占据了百分之七十, 中部地区的年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五, 西部地区的投资只占据了全国投资的百分之十五。由于市场不够成熟, 导致地价的水平难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以及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还远未形成房地产经济的买方市场, 因此近年来各地的地价均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情况, 房价的暴涨由于大大超出了消费者的承受力。
3、政府在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也存在着问题和阻力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大热, 房地产业出现了开发交易行为的不规范甚至是不合法现象, 而且,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针对这现象,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 对当代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形势的过快变化, 政府在制定相关宏观调控措施的时候, 必然是与实际情况有些脱节, 再加上执行部门的执行不到位, 导致了现在房地产业还存在着一下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4、融资渠道不足, 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不够完善
尽管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非常快速, 但我国对于银行的监督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房地产企业由于需要大量的现金流, 所以其款项的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 这样的模式使银行承担了很多房地产业的风险, 而目前商业银行还难以对房地产开发商实现较为有效的监管。
从而导致了我国现阶段的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还不是很完善, 在大部分的城市中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泡沫现象, 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对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质量方面起到了阻碍的作用。除此之外, 房地产经济可以取得巨额的利润, 使得加入的企业越来越多, 共同冲击着还不完善的房地产经济市场, 阻碍了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地产经济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是拉动和稳定中国经济的重要杠杆。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拉动经济与稳定经济的重要性。首先, 从拉动经济房地产业可以拉动如钢铁、建材、机械、化工、陶瓷、纺织、家电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据统计房地产行业直接或间接影响60余个行业。考虑到房地产开发投资通过关联产业和拉动消费对GDP的拉动, 当前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超过20%。其次, 从稳定经济方面来看, 由于产业关联度高,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大幅波动, 可以带动其它相关产业也出现波动, 最终必然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同时, 由于开发商与个人购房者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银行贷款, 所以实际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中至少超过40% 的来自于银行贷款, 因此保持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平稳增长, 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2、宏观调控结合市场化运作将成为地产经济日后发展趋势, 此种方式将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抑制房价过快攀升带来的对中国经济的各种负面影响, 采取宏观调控等行政手段, 抑制房地产的建设, 违背经济规律, 将房地产的需求推后。如果居民收入仍然在积极增长, 人们用于购房的资金存入银行, 导致银行居民存款暴涨, 将给金融带来危险, 因此, 日后地产经济一定是以市场为导向, 以政策为杠杆, 以人民需求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下去。引用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徐滇庆的一句话“房价只是资本市场中的一个指标。把房价当成敌人来打, 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正确的做法是要做到不是限制购房数量, 而是提高房地产的供应量和使用率。当然, 通过控制货币发行, 从而减轻房地产名义价格变化对客观衡量房地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很重要。
3、地产经济解决就业问题, 保障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随着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 房地产业的实际施工建造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 这就很好的满足了我国普遍就业难的问题。一个房产企业的施工的过程是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才来共同完成的。这就为广大无职业者提供了很好的就业平台, 从而解决大量物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帮主大量社会闲散人员找到了工作, 维护了社会秩序, 大大降低了社会的犯罪率, 从一定层面上有利于社会的治安安全。同事房地产业改善人民居住环境,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硬件保障, 使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稳定, 保障了我国经济走上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 我国地产经济如同一柄“双刃剑”贯穿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始终, 用的好、发展的好对我经济具有带动和拉动的作用, 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保障和基石, 用不好、发展出现偏颇, 那对中国经济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我国经济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对于我国的地产经济还是要本着科学管理, 理性引导、严格把控的理念中走下去。
摘要：我国经入世以来,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下, 政府的宏观调控下, 社会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转型期,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突出特点, 即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与此同时, 房地产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针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房地产的现状进行分析, 在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中国地产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中国经济,现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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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
过去的2006年里，资本、人才、技术这些生产力要素在中国的土地上变得空前活跃，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人热血澎湃。那么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中国经济？是宏观调控的持续，还是新兴市场涌动的金融投资浪潮？是对外资并购的重新审视，还是更多“中国造”的走出去？
几位对中国经济有深刻认识的商学院院长、学者讲述了触动他们内心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深切思考，通过这些，我们或许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寻找到一些答案。
三股力量影响中国经济
中欧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 探讨什么影响了中国经济，首先要对中国经济怎么了有一个概念。中国经济在2006年继续加强宏观调控，经济发展还是持续增长。因为宏观调控，我们的企业碰到了很多问题，因此我也经常听到一些怨言；但另一方面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连外国人都搞不懂中国经济怎么回事。
我到地方上去作调查，碰到几个中部地区的省委书记，他们说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沿海已经到尾巴了，中部才刚刚露头；再来看一些民营企业，该投资还投资，该发展还发展，这儿不能投资到那儿投资，国内不能发展到国外发展。
什么影响了中国经济？我想这三部分都影响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影响了中国经济，地方的一批官员影响了中国经济，民营企业也影响了中国经济。而三股力量碰在一起，就保证中国经济继续高涨。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因素，也就是最大的希望是民营企业。
思想推动中国进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最近有一个人物去世了，他是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弗里德曼对全球发生重大影响的就是他的自由贸易思想，中国恰恰是很好地利用了第二次全球化的浪潮，才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有今天。所以，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中国经济都受到了弗里德曼思想的影响。
另外，不仅是2006年，中国的商学院在过去十几年里都在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好多改革的思想是来自于我们商学院的教授，特别是改革的基层包括企业界的中坚力量，很多都经过了商学院的学习进修。即使没有进入商学院，他们也受到了商学院这么多年推动现代管理知识的一番影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中国的商学院提供这些理念，中国的管理、中国的企业会是什么样子？
公司治理前进一小步意义很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我讲一件亲身遇到的小事：2006年，网通曾经有一次董事会（当时我担任独立董事），讨论一件直接牵扯到网通大股东利益的事情。网通是国家占有70%的股份，一个外资战略投资者占5%的股份，这两家加起来是75%。董事会上有5名独立董事。会开得非常激烈，大家有很多不同意见。后来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对这件事的表决上，大股东能不能表决？当时有律师在场，律师说严格按现有的章程和这件事情的商业性质来看，法律上是不属于那种大股东不能表决的场合，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公司的治理结构角度讲，牵扯到利益的大股东最好还是不要参与表决。最后董事会决定采纳这个意见，结果是由独立董事和代表其他小股东的董事，按照公司最好的利益方向来进行表决。
网通是在香港上市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我们都知道，很长时间以来大型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上都有相当大的困惑。通过这件事情我想说明，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在建立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方面，确实往前迈了一步，尽管这一步看上去很小，但是我想它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必须有全球视野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2006年到底什么给我带来震撼？我想到一件事，就是米塔尔的全球成功。以前诺基亚成功，有人说是它来自发达国家，历史比我们的企业悠久一些，其实这是借口。宝钢在国企之中是非常优秀的企业之一，但是米塔尔以全球应对全球，宝钢以中国应对全球，米塔尔用五年的时间靠视野把宝钢颠覆掉了，把全球的钢铁颠覆掉了。
还有一个是印度人做了百事可乐的全球老总，也给我带来震撼。我们在管理人才的储备上和印度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的全球视野、全球对接能力和印度相比也有比较大的差距，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贸易占了GDP的70%，印度才20%，它是只改革，不是太开放，它以市场换技术的杀伤力可能比我们更大。印度的后劲绝对不可低估，有N多方面需要我们学习。所以，谈2006年的中国经济，必须有全球视野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未来中国会发生什么。
发展需要观念上的突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张新民：2006年上半年，有一次我碰到两个50岁左右的来我们学校开会的企业工作人员。他们问我学校有没有招待所，我说你们去留学生公寓看一看，他们说去了，但是房价比较贵，单位的财务规定只能按照一定的标准，突破标准可能就得自费了。从这件很小的事情中，确实有很多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我们一天到晚地谈企业的管理要以人为本，但很多企业的管理制度太少去真正考虑以人为本，太少考虑到人的行为对企业的贡献。实际上，只有观念的突破和变革才是推动企业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
煤老板买房背后的能源安全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我讲一个现象，也许能引出点思考。半年前，北京东部的新房价格哗哗起来，我一个朋友买了房邀我去看，等电梯的时候见到了三批煤老板，结果我朋友说，这地方的煤老板还多着呢。我回去琢磨，还搞了一些统计：2002年开始，全世界资源价格出现突飞猛涨的情况，石油从27美元一桶，最高涨到77.8美元一桶。石油价格一变，煤的价格也涨得很厉害，从23美元一吨，最高涨到60多美元一吨，三年左右时间涨了三倍。
篇5：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
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辽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暨“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理论研讨会于2011年9月17-18日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隆重举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主持开幕式。辽宁大学常务副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会长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科研局局长晋保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佟志武分别致辞。
晋保平副秘书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是我院主管的107个全国性学会中办得非常优秀的一个学会。一个优秀的学术团体，应该学术领先，始终引领本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并且代表本学科最高的研究水平，赢得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尊重；应该团结凝聚全国的学术同行，并定期地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大家有条件能够深入地进行学术交流，能够推出既有理论贡献又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应该尊重对年轻人的培养，为年轻一代提供最好的学术环境和展示平台，使我们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张东刚副司长在致辞中正式地发布：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已被教育部列为中国高校部级的优秀成果奖，这种认定首先是对浦山先生的怀念和敬仰，同时也对我们中国的广大研究工作者的尊重和鼓励。他说，世经学会是国内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学会，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他期待学者们能在以学术的贡献为党和政府的服务发挥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技术贡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概括出理论，形成有说服力、影响力、感召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向世界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会主题发言中，围绕“世界格局的演变与前景”、“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在哪里?”、“欧洲债务危机的下一步演进和对中国的影响”、“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日本灾后经济与中日经济互动的新内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等主题，9名国内杰出学者和业界精英做了报告，在评论和讨论中碰撞出极富冲击力和启发性的思想和观点。
一、关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前景 1.“格局性变化”与“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格局进入了一个转型变化期，通过观察历史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都是静悄悄的发生的。正如工业革命一样，深处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就是影响人类生活、影响人类进程的革命时期，而当今的世界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处于“静悄悄的革命”进程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基础性问题，也是指标问题，这场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在全球化和各国的发展中，虽然没有炮火和硝烟，但世界格局在二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在的革命就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全球过去的几场危机和这种变化是有关的，“静悄悄的革命”的提法值得深思。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稻葵教授认为“静悄悄的革命”不仅是对客观的、正在进行中的、到目前为止的国际形势演变的一个描述，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主观愿望。同时他认为，尽管主观上讲中国人不希望有剧烈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并且从应对革命的准备上，我们在人才储备、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等方面是不足的，但是，客观现实可能会背离我们的主观愿望，世界的格局可能会以某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在未来演变。
2.世界经济格局的确定取决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
张宇燕认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背后蕴藏的利益关系。世界格局的主要体现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国之间在面临利益和博弈时达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我们关注国际或国际制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体系或制度是非中性的。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主要由经济实力、货币的力量和价值理论（软实力）三方面因素决定。各国博弈，讨价还价的焦点主要就在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未来十年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至关重要。中国和许多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不确定因素对世界格局及其变化的影响
张幼文认为认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关键是理清四个不确定因素：第一，导致这场危机的世界经济不平衡走向何方；第二个，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后，什么国家可以引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世界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第四，世界从产品合作体系到要素合作体系这样一种转型会走到什么地步，会怎样进行发展。
4.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出现大变动？
与会的很多专家认为当前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形势严峻，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杜厚文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是军事方面、经济方面、金融方面、科技方面看，美国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基本格局不会变化，欧洲的情况也没有大家所想的那样严重。杜厚文对美国和欧洲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谈到了美国经济衰落的问题，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都不会垮下去。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演进与前景 1.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首要原因是信贷的扩张、房地产泡沫及由此产生的银行风险控制问题。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前都存在信贷扩张状况。信贷扩张可能与欧元区的成立有一定的关联，加入欧元区后，处于边缘国家的风险溢价大幅下跌，其借贷成本降低，由此助涨了信贷的扩张，在爱尔兰、西班牙、英国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第二个原因是财政政策缺乏监督。欧元区成立后，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超过了马约要求的3%以下的规定。希腊、葡萄牙赤字率长期高度超过规定，但是市场却忽视了这一点，仍然以低利率向其提供任资金。第三，金融危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危机使欧洲央行损失惨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银行坏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出现的大量的坏账转嫁到银行，最后银行又转嫁到政府，政府为金融危机买单。但是同时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税收收入下降，支出方面却存在刚性。此外，欧元区自身的缺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但它并不是一个财政联盟，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经济政策的协调，各国财政界都比较松散，而危机爆发后，这种制度缺陷使得各国缺乏统一的政策来应对。
2.欧洲债务危机下一步的演进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欧债危机还要继续恶化，甚至严重恶化。欧洲的危机已经从开始的第一阶段演进到现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本身的问题，私人投资者认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的债务会违约，推高其收益率，这些国家政府要支付的利息会增加，导致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原来是一个可持续的财政状况，也会被市场推成一个不可持续的情况，这是财政或者债务危机的第一个阶段。现在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银行开始出现问题，最近的数据表明银行间的违约风险比正常情况下提高了八倍。因为银行持有这些大量危机国家的债券，银行的减持会导致企业的资产违约风险增加，银行与银行之间开始出现非常不信任的状态，银行的流动性的出现紧缩。随着危机的深化，大国或者相对健康的国家救助弱国的意愿在下降，债务危机本身也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和以前相比扩大了十倍，救助的人均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救助的可行性下降。一些比较乐观的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大国肯定要救小国，当时就说希腊不会违约因为许多大国持有希腊的债券，如果他一旦违约的话，大国的银行都不行了，为保护自己一定要保护他，这个观点在五六个月以前还基本成立，因为当时要救的只有
一、两个国家，救助成本的上升导致救助可行性的下降。
3.欧元区是否会瓦解？
汪涛认为，不论是弱国还是强国，离开欧元区的代价很大。弱国如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是主权债务是违约，退出以后其本币就会贬值，而希腊的债务又是以欧元计价的，其债务成本是非常高的，只能违约，违约后，没有欧元区的保障，希腊没办法再借到钱，国家违约后企业要违约，银行体系会崩溃，国际贸易会崩溃，而本币贬值对希腊没有太大的好处，预计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话那么它第一年的成本就会达到GDP的40%到50%，之后还会有每年巨大的成本。德国这样一个强国，如果退出欧元区，可能有些企业也会出现违约，其银行体系可能需要注资，如果德国退出的话，今年的成本大概相当于GDP的20%到25%，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把希腊、爱尔兰等国全部拯救下来，成本要比前面的20%到25%小，这只是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是更难以计算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软实力要下降的，历史上每一个现代法定货币的瓦解带来某种军政、独裁或内乱，所以欧元区虽然出现诸多问题，但往后走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成本会更加巨大。
4.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认为，欧洲是否能解决当前问题？简单来说只要看四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基本赤字增长速度、利息的支付问题、通货膨胀率。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欧洲很难降低财政赤字，因为这会引发政治问题，利息支付取决于外国人是否能买欧洲的债券或欧洲央行能不能把利率降下来。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国内各阶级博弈解决财富问题，减少赤字，第二个是还有很多傻瓜去买欧洲的债券，如果大家不买欧洲就会有问题。
李稻葵认为欧洲短期内很难避免个别国家的违约，从目前来看，尽管欧洲各国的结构性的基本财政赤字并不太严重，但是国际社会，投资界，金融界，资本市场对欧洲是非常担忧的，资本市场从长期看是非理性，资本市场对欧洲的分析本质上是错的，较高的风险溢水，使希腊等国举债成本很高，短期内这些国家进一步财政紧缩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违约，违约之后把大量溢水包袱给甩掉，同时通过违约将这些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将欧洲国家的财政进一步缩减，财政支出中55%是用于福利开支，其削减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欧洲个别国家如希腊可能出现违约，违约之后，那么这些国家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削减福利开支，通过削减福利开支的方法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跟上德国人的步伐。违约之后，德法的金融机构会马上出现问题，会带来新的一轮金融动荡。汪涛认为欧洲目前的阶段要通过一揽子计划稳住市场信心，包括欧洲央行扩大购买主权债务的数量，要容许弱国债务有序的重组，欧洲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弱国要在宪法或财政的可持续性逐步减少赤字，而强国应有一定的财政转移，当然弱国要出让一部分财政主权，赢得改革的时间，为长期解决欧债问题打下基础。
三、欧洲与美国的经济问题：孰重孰轻？
一方面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欧洲债务危机，一方面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的美国经济问题，两者的轻重缓急及发展趋势的比较起了与会学者的热议。
这一问题首先由李稻葵教授的发言引出。李稻葵认为当前世界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但是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欧债危机调整相对较快，可以在三、五年之内能够解决，但是美国问题却是很难在几年内解决。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从基本面上来看，欧洲的情况比美国要好很多。第二，从问题的表现看，欧洲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美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充分暴露。第三，从政治经济协调角度看，欧洲的改革要比美国更容易。因此美国的情况可能更难解决。欧洲危机和美国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不同。欧洲危机不一定是一个格局性的变化，欧洲欧元的设计本身就有矛盾，会反复出现，这本身是一个调整的过程，而美国出现的二元经济问题对世界格局有重要影响。
马骏、汪涛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黄海洲等则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比美国的危机更严重。
马骏认为，由于欧元区的体制中没有解决债务问题的功能，出现短板效应，几个最差国家的表现即决定整个欧元区的表现。汪涛认为美国下一轮危机要在五、六年以后，时间上看比较久远，欧债危机则是迫在眉睫的危机，可能更值得关注。黄海洲认为美国未来五年没有李稻葵讲得那么悲观。美国的债务问题的关键点是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实际上美国国债问题由来已久，其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要靠增长，然后再靠通货膨胀，增长是治本，通胀是治标。这里的通胀是广义上的通胀，第一是物价的增长，第二是资产价格的通胀，还有货币贬值等。如果欧洲出问题，可以买美国的国债，欧洲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仅是轻度衰退，反而会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美国的金融、政府与居民部门出现了问题，但实体经济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未来四五年之内美国经济会有问题，但起伏有多大取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五年或六年后美国经济会恢复到3%经济增长率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五年以后美国经济可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前面两种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区别在于长期与短期，快与慢的问题。从长期来看，美国问题是更大的问题，美国和欧洲都有债务问题，美国不仅有非常大的内债，而且有非常大的外债，欧洲则基本没有外债，所以欧洲基本是内部老大老二老三的斗争问题。从短期看，欧洲的问题更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向阳认为，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美国比欧洲有更多的政策工具。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有特殊地位，既可能投放货币，也可能通过货币贬值。而南欧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四、日本、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日本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认为日本地震后经济复苏较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日本经济能较快复苏的原因是，第一，企业的国际化对促进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的救市政策，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劲需求给日本带来了机遇；第二，日本不是政府的中央治理机制，而是日本的精英治理机构使执行部门不受政权迭的影响而延续其原来的发展模式；第三，日本这场危机中形成了全民摆脱危机的共识，日本各界对日本经济复苏充满信心。
孙立坚认为日本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是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撑力量。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增长和出口，给国民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支持国内的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增强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教授认为，日本经济是“远虑大于近忧”。日本在灾后很快走出来，日本今天面临的经济环境与和三十年前相比完全不同。如果日本当初能够很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其的比较优势，创造了亚洲的雁形模式。近年来，随着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日本制造业的优势今天依然还存在，但是已经不太充分，如果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多的是靠其的经济实力，日本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会下降。
2.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及面临的挑战
孙立坚认为中日经济合作方面存在几方面的矛盾，包括日本市场的开拓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间的矛盾、日本从美的政治体制和亲中的企业体制之间的矛盾。危机之后，日本倾向亚洲一体化，寻求亚元存在的可能空间。日本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方面的合作，寻求增长的源泉。
五、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及评估
辽宁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程伟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的二十年,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叶利钦时期，被西方称之为产量下降的一代，经济各项指标急剧恶化；第二阶段普京时期可以称为较快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梅普组合以后，现在经济进入了遭受重创时期。虽然国内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糟糕，但是在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还可以，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反危机过程中，把反通胀和控制失业作为首要目标。总体看，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经济上是严峻的，但政府是可以控制的，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
2．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程伟认为，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因素，第一，俄罗斯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要提高技术产品和新经济产品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第二，俄罗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好，对经济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第三，俄罗斯建立了２４个特区，包括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也纳入日程，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不利因素方面，第一，过去俄罗斯主要依靠内需和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占20%,在未来外贸和内需作用下降的情况下，投资是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二，俄罗斯的通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处于7%的较高水平，由此带来的较高的贷款利率是振兴企业的不利条件。
3．后危机时代俄罗斯的前景及在国际上的地位
程伟指出，俄罗斯第二个十年规划是采取两步走战略，2011年到2015年重点为实现创新经济或现代化打基础，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基础。第二个五年保五争六，2016年到2020年在创新经济基础上实现5%到6%的增长速度。2020年总的目标：进入世界五大强国行列，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对未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当中，俄罗斯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大趋势上看还有可能是提升的态势。杜厚文认为，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一定是军事力量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那些小国是不能成为强国的。
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及中国的角色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研究员认为，认识对象的变化和认识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认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这一目标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实行，可采取过渡方法，即建立有管理的多元储备体系。实行自愿货币合作。改革中应加强FDI的作用，改善IMF的治理结构。
乔依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丁一凡研究员指出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自由兑换并不是人民币进入SDR的必要条件。IMF没有要求一个货币进入SDR时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还存在资本管制，凯恩斯和怀特都认为资本管制对促进国际贸易包括投资是有利的，而非有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和马克进入SDR的时候，日本和德国都是实行资本管制的，实行汇率挂钩，中国完全有理由对现在国际上的要求提出反对。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的中国角色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教授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已经具有核心的地位，但是我们对此的认识还没有到位。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是，对美元的过渡依赖的同时又无法约束美元，美元很可能陷入一个慢性危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的推动力量。从目前的政治的格局来看，中国是无可替代的核心的推动力。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方案，归结起来有三个：一个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第二个方案就是SDR走向全球单一货币，第三个方案是建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现行体系虽对美国具有吸引力，但长期是对美国经济存在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创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中美合作方式是，中国维持美元稳定，美国支持中国主导亚洲，中国开放金融和服务业，美国开放实业，中国加快转型，美国进行技术援助。
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1.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余永定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处于停顿状态、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严重、商品价格上升、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种新的危机，即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危机。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影响，中国出口依存度较高，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美元贬值及美国国债风险度的提高，都会使中国外汇储备面临遭受严重损失的威胁，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是新的挑战。2011年中国的主要的任务是反对通货膨胀。从下半年来看，通货膨胀形势有所好转，希望明年也会有所好转，但是前提条件是外部经济环境应该较好。如果美国采取一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果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商品价格的通货膨胀，如果这种价格的上涨非常严重，那么会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危险。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会是一种长期化的趋势，因为工资在上涨，收入在上涨，而这种变化趋势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是长期的和严峻的。中国的长期的挑战，一方面是中国的不平衡，双顺差。第二个就是中国缺少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能力。
2.中国的双顺差问题
余永定着重强调了双顺差的原因及解决思路。中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及资本项目顺差。多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经常项目顺差而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比经常项目顺差所造成的损害更大。中国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FDI的挤出效应。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高达20%以上，而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为1%-2%。为什么是在中国是22%，33%投资机会，中国又是高储蓄的国家，中国不在本国投资而要到美国投资？原因在于中国存在大量的所谓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各个省竞相通过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外资。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被外资占有，中国具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利用，中国有一部分在国内的占有的项目是比较低端的，剩下的资源只能是先出口，出口后把赚来的外汇买美国的国库券，所以中国FDI政策在早期是有它的合理因素的，在现在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是造成中国目前有大量顺差的重要原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纠正缓慢，现在经常项目顺差的增长速度缓和了一点，但是还是在增长。金融危机前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大量的增加，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增速下降后，现在又在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内，逃离美元资产、欧元资产、日元资产的资金将可能流入中国，这将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
3.价值重估效应
余永定认为，在中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对中国资产的价值的冲击是非常大，存在价值重估效应。美国在2002年—2007年之间，有一个所谓的“两万亿美元没了”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美国所谓的国际收支头寸并没有大幅度的下跌，它本来应该亏几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少亏了几万亿美元。原因是美国在海外的投资的75%左右都是用外币计算的，而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是用美元计算的。如果美元贬值，中国在美国持有的资产按美元计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是以人民币计算的，如果美国人想把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收益换回美元，美元的下跌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将处于两难选择，人民币升值可能产生价格重估问题，而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将继续积累，未来将面临损失。
（二）中国在经济危机的机会与政策选择 1.中国是否应该救助欧洲国家？
余永定、李稻葵、杜厚文等学者均认为目前中国不应救助欧洲国家。杜厚文指出，各界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存在高估，在危机的救助方面，中国应该首先解决国内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诸多问题，而不是先救助其他国家。马骏认为一方面由于危机处于恶化状态，中国购买欧洲的债券要非常谨慎，另一个是有所准备，准备购买私有化的便宜的资产，欧洲银行体系的重新组合，银行会倒闭被并购，同时一些银行需要新的注资，不光是政府注资，还有其他包括中国的投资，中国也要做相应的预案和准备，要及时把握一些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机会。李稻葵认为欧洲的债务问题还不明朗，债务的价格还会下降，目前应先按兵不动，如果投资应尽量投资于实体经济。
2.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
李稻葵认为，中国如果有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话，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金融政策，同时，财政领域的经济刺激计划要与财政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重新整顿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这次金融危机。马骏也认为，未来如果全球出现深度衰退，中国不得不进行经济刺激时，一定要把握好政策的力度，上一轮的刺激计划名义上是4万亿，实际是9.3万亿，虽然在短期内把GDP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这导致了通胀和资产泡沫，下一步如何中国还将面临类似的经济形势。中国应把握好政策力度，下一轮刺激要更多注重财政政策，防止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最容易导致通胀。
大会期间，中青年论坛、全球问题与治理论坛、国际金融论坛、国际投资论坛、国际贸易论坛五个分论坛同时举行，吸引了辽宁大学广大师生参与讨论。
大会期间，举行了学会主要刊物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相关刊物的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张斌、《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刊)编辑部主任冯晓明、《当代亚太》编辑部主任高程、《世界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段锡平与学者及辽宁大学师生进行了内容丰富的交流。
作为换届大会的重要议程，学会代表通过了余永定辞去会长的请求，对余永定会长为学会的发展、为浦山世界经济优秀论文奖的建设、为提升学会的学术水平等作出的杰出贡献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邵滨鸿秘书长关于九届学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选举通过了第十届学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候选人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当选为第十届、第五任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丁一凡副所长等23位专家学者当选为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当选为秘书长。
篇6：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骄傲的是，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似乎正朝着其梦寐以求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降低增长速度、改变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没有能如期实现。中央政府的权威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0.46。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政府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