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互动工作汇报

政社互动工作汇报（精选3篇）

篇1：政社互动工作汇报

双凤镇新湖村“政社互动”工作汇报

2008年以来，太仓市委、市政府以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机制（简称“政社互动”），2010年在城区城厢镇和农村双凤镇先行试点。2010年8月13日，我村与双凤镇人民政府平等签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规范协助管理的项目、要求，明确政府必须提供的条件及履约评估、违约责任。

“政社互动”的核心则是政府“放手还权”，是真正把涉及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公共服务的自治职能交给我们村委会自行管理，减少上级部门的过度干预，我村按照《协议书》，协助政府管理许多事项，取得良好的成绩，也得到村民群众的认可，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设施建设

我村是农业型村庄，村民大多种植水稻、小麦、大棚蔬菜等作物，因此特别关注沟渠灌溉、防洪排涝、农用机械的问题。2010年以来，新修筑明渠550米、暗渠160米；新增插秧机4台，犁地机1台，秸秆还田机1台，开沟机1台；新建排涝站一座、泵站一座、闸门一座，提高了抗洪排涝能力，确保农田灌溉的顺利进行。

农村的道路、桥梁与村民出行息息相关，道路硬化和桥梁维护，一直是我村为民办实事的重点工作，2010年新修筑水泥路2100米，砂石路1161米，拖拉机路500米；重建桥梁一座，修复桥梁2座。今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修筑了水泥路300米，目前我村的道路硬化率达到98%。

二、村容村貌整治

我村06年成立一支42人的长效保洁队伍，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2010以来调整了保洁队成员，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4人，进一步扩大村内环境治理的覆盖面，具体负责村内河道清淤，道路整洁及厕所清洁工作。聘请4名专职垃圾清理人员，负责4座中转站的垃圾清理。投入资金7.5万元，新建公共厕所2座，并对农户的31个露天粪池进行改造。还不定期组织劳力，集中收集和清理卫生死角，同时还号召全体党员干部、村民小组长，作为环境卫生监督员，制止私搭乱建，污染环境的现象出现。另外，今年对村主干道及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整治，拆除违章建筑。投入资金125万元，对村委会周围52户人家建造污水池，进行污水集中处理。

三、治安防范工作

我们加强了村级干部值班制度、村级联防队伍和护村嫂群防队伍建设，并抽出两名专职联防队员由派出所统一管理、统一指挥。针对农村特点，加大巡逻值勤力度，延长值勤时间，扩大巡逻面。同时，深入开展宣传工作，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有效防范和降低农村盗窃案件的发生。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护村嫂治安志愿者队伍作用，主要负责治安信息工作和白天义务值勤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了农村白天盗窃案件的发生。

一个治安良好的村庄，会让村民群众感到放心、安心和舒心，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和追求，因此我村不但注重“人防”，更加大了“技防”力度，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遏制农村各类刑事案件的发生。投入资金30万元在村主要干道、主要路口安装了14个治安监控摄像头，户村接警系统也全部安装完成，目前我村已基本建立了“人防、技防、物防、制度防”村级立体防范网络，连续多年无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四、和谐社会建设

1、对全村未婚女青年进行了全面走访，并发放了《给未婚青年家长的一封信》92份，开展妇女病普查工作，全村共有580人接受了服务。对流动人员进行了妇女病普查，共有68人接受了服务，也体现了政府对这些外来打工人员的关心。积极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织好我们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举办了暑期学校，2010年举办5次校外辅导课，给全村的青少年们上了有关世博知识的讲座，上了有关法律知识讲座，进行了老少同乐才艺展示，还组织了太仓一日游活动；2011年举办6次校外辅导课，学习了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了解太仓的文化名人，组织常熟尚湖公园一日游等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暑期生活也增长了知识，得到家长们一致好评。

2、通过广泛宣传，积极发动，参与率、征缴率、老年享受覆盖率达到了100%，60岁以上老人都有养老保险金，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今年对4个重病人员、3个重残人员列入低保边缘进行特殊帮助，对1户困难家庭列入低保户进行特殊帮扶，在中秋节对低保户、五保户、9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慰问，送上了一份温馨，在重阳节对村80岁以上老人的送上了重阳糕和长寿面，今年7月1日为我村的贫困党员送上了慰问，发放关爱基金42000元，体现了党和政府各级组织对特殊人群的关心和帮助。

3、我们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由党员干部带头成立老年支部文艺表演队、江南丝竹队，发动村民群众成立民间舞龙队、秧歌队、广场健身舞蹈队。在元宵节、中秋节、国庆节、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等节日上，表演丰富多彩的节目，给村民带来欢声笑语。

现在到新湖村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的广场舞，听到悠扬的江南丝竹演奏，感受到宁静祥和的乡村景色，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风貌。

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政社互动”的推广，由于上级部门的放权，把“指挥”变成“指导”，使我们村委会能够集中精力为民办实事，直接对村民负责，接受村民群众的监督和考察。“政社互动”推广以来，村委会有制度上的支持，有资金上的扶持，有自主的决定权，就能应地制宜开展各项工作，不像以前修筑一段路，都要向上级请示，申请资金，等上级部门同意，资金下达了才开始做，这样就有滞后性，也无法满足村民群众的需求，发挥不出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

在传统行政体制下，人们习惯把村、社区作为政府附属，管理进村事实上演变为任务、责任进村；基层自治组织也习惯依据政府“指挥棒”工作。而推行“政社互动”的这2年以来，公共权力得到规范，群众自治权利得到保障，增强了政府公信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能真正发挥作用。

而村干部减少了应付上级检查和台账工作，有时间和精力主动走进群众，了解群众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及时发现矛盾、解除矛盾，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村将始终坚持太仓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政社互动”，继续以富民强村为目标，推进新农村建设再上新台阶，使基层呈现出和谐安详的崭新风貌。

篇2：政社互动工作汇报

名 词 解 释

1、政社互动：是指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这两类社会管理主体之间，通过“衔接互动”理顺社会管理职能、调整社会管理结构、改进社会管理方式，从而更加有效地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2、三社联动：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人才队伍建设为“三大着力点”，通过三者之间的联动，尝试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公共利益为纽带，以资源整合为保障，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和志愿者为骨干，三者互联互补互动的社区服务运行机制。

篇3：政社互动工作汇报

1 舟山“政社互动”参与基层治理的发展现状

随着舟山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舟山群岛的传统渔农村结构逐步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 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进程不断加快, 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 从以往较单纯地依赖和求助政府, 逐渐过渡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 “互动”。 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引导下共同参与基层管理, 为维护海岛社会稳定、促进舟山海岛发展,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1 舟山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

社会组织是指独立于政党、政府、企业之外的, 以自愿参与、自我组织、自主管理为基础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群体, 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近年来, 舟山社会组织的发展十分迅速。截至2014年年底, 舟山群岛新区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达到1066 家。 从区域分布上看, 市级社会组织占40.5%, 县 (区) 级社会组织占59.5% (见图1) 。 其中, 按区域分布的比重大小降序排列, 分别为普陀区 (34.88% ) 、 定海区 (33.33% ) 、 岱山县 (17.66%) 、嵊泗县 (14.13%) 。

从组织类别来看 (见图2) , 舟山社会组织以提供文体娱乐活动、计生类为主, 在涉及社会和谐的矛盾调解方面较少。 市县 (区) 之间发展差异明显, 区县发展较快、种类较为多样。 尤以定海、普陀最为突出, 社会组织类别丰富, 与基层政府的互动效果也更为有效。

1.2 舟山 “政社互动”参与基层治理的现状

“政社互动”不同于以往社区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 是国家把原来由自己独自承担的责任逐步转移各社会, 即各种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 由他们来承担部分的社会责任。 舟山作为建立在群岛上的新区, 社会基层治理更需要多元社会主体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参与。 近年来, 社会组织参与海上纠纷化解、渔农村政权建设、基层公共服务等领域, 并形成了较好的治理参与模式。

1.2.1 “海上老娘舅”:海上纠纷 “ 协调员”。 舟山的海洋资源丰富, 渔业捕捞、养殖和加工产业发达, 一直以来, 渔业经济都是舟山的支柱产业。 随着海岛渔业的发展, 由于渔民法制观念的淡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缺乏, 海上纠纷不断, 在矛盾调解过程中, 渔民与基层政府关系紧张, 甚至出现暴力对抗事件。 但“海上老娘舅” 纠纷协调组织成立并参与调处和化解海上矛盾, 效果较好,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013 年2 月28 日, 浙定油15 号船包下沈渔机223 号船, 运送物资, 期间途径沈家门渔港墩头客运码头附近海域, 被同一海域由西向东航行的浙岱渔运03333 号船撞沉, 导致2 人死亡, 1 人小腿截肢。 基层政府在调解过程中, 双方僵持不下, 并多次发生哭闹、吵骂甚至打砸等状况, 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附近的“海上老娘舅”闻讯而至, 有威信、有正义感的“海上老娘舅”晓之以情, 动之以理, 让双方矛盾彻底“熄火”, 最后,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调解协议。

目前, “海上老娘舅”积极参与渔民纠纷调解, 90%左右的海上纠纷得到成功调解。 渔村“政社互动”机制在极大改善基层政府与渔民的关系, 维护渔村稳定的同时, 提高了基层政府的威信。

1.2.2 “定海义工联”:日常治理 “ 小能手”。 舟山 “ 定海区义工联”2003 年9 月成立, 与“海上老娘舅”的不同之处在于, 定海义工联的组织性和专业化已经十分明显。 义工联以团队组织的形式参与舟山基层治理, 在城市、渔农村社区都设有专业的服务站;人员组成方面除本地居民外, 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专业社会工作人员等多方力量加入。

“义工联”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 一方面是与政府以合作的方式开展公共服务。例如在打造自身“特色服务”品牌时, 联合区禁毒办开展以“关爱生命, 远离毒品”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培训、帮扶并重的义工服务;联合消防部门开展“人人遵守消防法, 共同维护消防安全”主题活动;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迎世博、保平安、千名志愿者护城活动”等。另一方面, 基层公共服务的提供多是依靠自身组织的运营, 自给自足, 独立性显著。例如, 在日常治理中, 开展的走访慰问孤寡老人、残疾人家庭、外来贫困人员、渔农村低收入青少年家庭的物质帮助, 依靠的一半是社会捐助以及组织运营的盈利, 资金逐渐脱离了行政依赖。

1.2.3 “渔民老大家属促进会”:渔村建设 “巾帼军”。 海上安全有“海上老娘舅”的积极参与, 陆上渔村安全有“渔老大家属促进会”的巾帼支持。 舟山渔老大家属促进会自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协助渔业服务中心宣传海上文明生产和安全捕捞, 做到“出海前嘱咐安全, 出海后询问安全、违章时帮助分析安全”, 保障了广大出海作业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 渔民老大家属促进会更是积极参与渔村民主建设。 一方面, 拓宽服务渠道, 改善渔村基层民主。 如参加文明家庭、环境整治、爱心捐助、义务植树、为孤寡老人服务等各类公益活动, 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文明风气, 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开展打下来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 协同社会治理, 完善“政社互动”。 例如, 建组“老舅妈”等妇女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纠纷调解处理, 化解了不少社会矛盾, 促进渔村和谐;组建拓展巾帼维稳队、妈妈巡逻队、渔嫂禁毒宣传队等, 畅通了政府与社会组织沟通的渠道, 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

普陀区螺门社区组建的“女子巡逻队”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样板。 作为“渔民老大家属促进会”的延伸, “女子巡逻队”对社区治安管理与社会生产、生活开展有较大积极作用。 据调查, 螺门社区长期以来以渔业为主, 农业为辅, 渔业一直是当地的主导产业, 包括2 家渔业公司、5 个冷冻厂、1个包装厂、1 个水产品加工厂。 社会经济形成“男性居民出海打鱼、女性居民留家于厂内务工”的生产结构。 与这样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是, 广大渔村妇女在家务劳作、水产厂工作之余, 为渔业发展、区域稳定积极参加“女子巡逻队”。 “女子巡逻队”以渔村妇女志愿为主、义务参与, 无任何补贴报酬, 但对于企地联防的展开和港区、厂区等的治安问题及整个渔农村的社区稳定有极大的贡献。

以上是舟山“政社互动”参与基层治理的个例和典型经验代表, 但实际上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逐渐超越了一般性社会治理的范畴, 逐渐向公益慈善、扶贫、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 (见图3) 。 社会组织在这几个领域中拥有灵活性的特点, 可以根据需要开展服务, 不受空间限制。 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功能互补, 使双方在社会治理方面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

2 舟山“政社互动”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舟山群岛新区创新基层治理过程中, 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府治理, “政社互动”机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 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仍存在许多问题, 其中一些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2.1 制度欠缺, 阻碍 “未来”

无论是“海上老娘舅”、“定海义工联”还是“渔老大家属促进会”, 这样群众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 虽然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样依靠人情、道德、地方性等非制度因素树立起的地方政府的威信,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法治建设的推进, 势必会出现“不良反应”。

其一, 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基层社会问题的处理更多的依靠法律制度的程序化处理, 而非所谓的公序良俗, 社会组织得以组建的非制度因素会出现“水土不服”;其二, 政府治理能力的质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管理与服务要求的进一步提高, 政府单一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求, 政府治理社会必须融入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因此, 政府亟需赋予“政社互动”机制相应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 要以确保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为前提, 赋予社会组织合法性, 这是实现政社互动机制得以良性运转的基石;另一方面, 以创新政府治理方式为目的, 探索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柔性治理方式”, 这是探究“政社互动”机制的最终目标。

2.2 “人财”缺失, 制约 “现在”

就全国范围而言, 社会组织大都存在着资金欠缺、人才不足的现象。

从资金保障来看, 各类社会组织大多是在政府推动下成立, 或是由政府拨款组建, 或是由政府官员直接担任领导, 逐渐成为政府管理职能的延伸, 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舟山也不例外。 在对舟山社会组织的调研中不难发现, 官办或是半官办的社会组织的资金比较稳定, 但是在基层社会问题的处理效率相对不高, 而基层自发组建的社会组织虽然基层服务功能较为显著, 但是由于资金来源不稳定, 政府资助不稳定, 来自社会和个人的资金投入相对很少, 没有真正形成制度性安排, 限制了多元主体参与海岛社会治理的动能。

从人才队伍来看, 社会组织成员多为当地居民, 由于其自发性或自律的需要, 往往缺乏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和科学的社会工作方法, 且多以社会志愿者的参与方式参与社会治理, 因而缺乏长效稳定的机制。 这使很多社会组织应对市场化、社会化管理的能力不足, 服务层次偏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2.3 能力欠缺, 影响服务

在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发展的背景下, “政社互动”机制亟待释放社会组织服务新区发展的功能。 但社会组织自身能力还存在不少问题。

其一, 治理结构有待完善。 当前, 舟山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中, 三五人管理组织的现象非常普遍, 组织机构随意而不完整, 开展的活动存在着不规范的现象; 社会组织在动员、引导、组织、服务等方面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整合基层社会资源的能力欠缺。 同时, 社会组织的外部治理能力也相对较弱, 大部分组织缺少系统参与“政社互动”机制的经验。

其二, “能人效应”过重。从当前舟山基层社会治理组织的管理组织分析, “政社互动”模式中的社会组织“能人效应”过重, 具有出色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组织领袖在“政社互动”机制中得到基层政府和群众的依赖和信服。他们通常是集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和理性权威于一身的基层“精英人物”, 在社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在政社互动过程中搭建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对社会组织的详细宣传报道, 社会组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认可度远不如组织的领袖人物, 使得社会组织缺乏典型带动和示范效应机制。

2.4 发展差异, 凸显 “个案”

区域差异主要是指舟山“政社互动”机制在城乡、海岛发展间的不均衡。 2013 年, 国务院批复《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 舟山开始由传统渔业经济向现代海洋经济的转型。 在转型期, 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党委政府重视程度等因素影响, 政社互动机制存在很大差异。

一方面, “政社互动”机制在城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调查发现, 市级层面政社互动多以社区组织参与为主, 互动机制级别比较高, 服务新区现代海岛城市治理;县区层面 “政社互动”仍处于初级阶段, 针对基层渔村治理展开, 服务转型期的传统渔农村建设。 另一方面, “政社互动”机制在类别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传统渔村的社会组织比较少, 政社互动多以文体类、服务类居为主, 维权类、科普类的治理参与比较少, 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和居民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

3 完善舟山“政社互动”机制的思考

社会治理格局下, 政府应该只负责“掌舵”, 而不是“划桨”。随着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推进, “政社合作”机制将成为“政社互动”机制的发展趋势。 现阶段的“政社互动”机制探索, 必须站在这个高度进行部署和完善。 从动、静两种状态探索舟山“政社互动”机制的完善, 适应新区海岛经济社会发展, 动态角度即运转中的“政社互动”机制, 静态角度包括政府、社会组织自身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建设。

3.1 推进 “政社互动”的体制建设

目前舟山海岛的“政社互动”还处于探索阶段, 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模式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 需要政府为“政社互动”营造新的体制和制度环境, 需要在观念转变、制度改进、素质提高、机制优化等方面推进与深化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见图4) 。

“政社互动”的体制建设首先在于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舟山市在2012 年11 月就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意见》, 提出将现行的“民政部门登记管理和政府行政部门业务主管相结合”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改革成为“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政府行政部门行业管理、社会监督和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 舟山的海岛众多、本岛面积较小, 且岱山、嵊泗两县离岛,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十分必要。 激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就是要发挥行业部门的政策指导、监督管理作用, 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良好服务。

其次, 改革社会组织准入制度。 舟山作为国家级新区, 具有“先行先试” 的政策基础, 且舟山的基层社会治理更具特殊性, 应立足于海岛发展现状, 适当调整社会组织登记制度, 探索开展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工作, 放宽登记条件, 降低准入门槛。 对于达不到登记标准的社会组织, 实行备案制, 并加强后期培育力度。 让有发展前途的社会组织不背扼杀在摇篮中, 有机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2014 年以来, 舟山市开始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 政府简政放权, 取消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由社会团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自行决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同时也不再为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换发登记证书, 较好地促进和扩大了社会团体的自主权。 为了促进基层社会组织服务社会, 还出台《舟山市社区社会组织登记与备案管理指导意见》, 指导社区做好基层社会组织备案工作。

最后, “政社互动”的实施还需要制度的保障。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可行方式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浙江省已经出台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舟山作为海岛地区需要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资质认定, 制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实施办法, 重点在购买志愿服务、审计服务、养老服务等项目, 加强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 建立培训、评级、认证三大激励机制, 推动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志愿服务项目。

3.2 创新 “政社互动”的工作平台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借助合理平台是当前信息社会的重要途径, 更是“政社合作”机制构建的必要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政策领域, 舟山作为海岛新区在基层治理上形成“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地方治理模式后, 已经成为一种治理的经验加以推广。 这个治理模式的关键点就是治理的“平台”建设。 2012 年, 舟山市提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四个平台建设, 即打造协同治理的社区建设平台、三级联动的公共服务平台、 规范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和项目引导的社会工作运作平台。 2015 年《浙江省民政厅关于深化支持舟山群岛新区民政事业科学发展的意见》 也提出要“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示范区”, 重要途径是要培育孵化一批公益性、服务型社区社会组织,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加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 就是要在完善和规范各地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促进会等平台建设的基础上, 着力打造市、 县区和部分中心乡镇的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和服务中心建设。 可以通过以下的措施推进:一是多元化合作平台共享。 舟山的社会治理尤其在海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有灵活、 快速的平台嫁接。 如市政热线“12345”平台信息可以加入社会组织服务的内容, 将社会组织服务信息与官方微信、微博平台进行嫁接, 并将信息在舟山所有有居民的海岛、船舶、海上工作平台等覆盖。二是社会组织的公益创投项目建设。 如定海虎山社区孵化中心吸纳“爱聋手语”、“一米阳光心理援助工坊”等5 家社会组织进驻, 广泛开展公益项目征集、优化、评选、资助等工作, 督促社会组织积极开展为老服务、帮困助残服务、青少年帮扶服务等公益服务, 资助38 个公益创投项目100 余万元, 这类经验可以进一步推广。 三是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示范点建设, 如定海昌国街道、普陀东港街道公共服务示范点的推进。 尤其在中心城镇建设相关示范点, 能大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在此基础上组建医疗、家政、文化娱乐、心理关爱等方面的服务队, 形成固定的服务组织, 甚至可以将示范点进行实体化运作, 如舟山新城正计划组建社会组织创业园。

3.3 构建 “政社合作”的运行机制

“政社合作”首先是基于政社的分开, 分开后的合作才是平等的、有效的合作。 各类社会组织要按照社会化、专业化的要求, 逐步与行政主管部门在职能、机构、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分开, 如现职公务人员原则上不再兼任社会组织的领导职务, 社会组织使用的国有资产要明确产权归属, 按有关程序划归社会组织使用管理, 以保持社会组织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逐步实现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等等。

舟山海岛地区的“政社合作”, 是基于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与“三社联动”有机融合, 在建立社区社会化评价的目标体系基础上实施的。 海岛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因地理因素、乡俗基础的差异, 基层治理的多元化参与尤其重要, “政社”的社会服务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舟山市从2014 年开始首次委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组织审计, 抽查市摄影家协会等8 家社会组织, 掌握了社会组织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为后续规范管理找到了突破口, 明确了方向。 未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主要通过几个途径实施:一是通过“三社联动”机制, 社会组织融入社区, 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 参与基层的治安管理、社区服务等项目;二是采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 使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实体化或产业化;三是探索基层社区自治的新模式, 在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基础上, 探索社区部分社会事务由社区基层社会组织管理, 将服务主体由政府转变为社会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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