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税种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共7篇）
篇1：各税种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
一、中央固定收入：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税、契税、屠宰税、筵席税。
三、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
1、增值税（除进口增值税）：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税收收入中75％为中央财政收入，25％为地方收入。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由海关负责征收，税收收入全部为中央财政收入。
2、营业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3、企业所得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及海洋石油企业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部分按中央60%，地方40%分配。（25%）
4、个人所得税：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归中央，其余部分按中央60%，地方40%分配。<
5、资源税：海洋石油企业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部分归地方。
6、城市维护建设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7、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94%归中央，其余6%和其他印花税归地方。另: 广东省在中央财政体制框架下，又将营业税、非国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作为省与市（县）共享收入，实行按省40%、市（县）60%比例分成。
篇2：各税种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
增值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将调整
导读：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我国地税收入中的三大主体税种，也是地税收入增长的主力军。但随着营改增持续推进，地方的主体税种直接调整成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地方税收收入缩小，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收则不断扩大。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网小编J.L为您整理推荐的增值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将调整，欢迎参考阅读。
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税制改革的重头戏，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下称“营改增”)一直被期望在去年底之前实现全行业覆盖。
昨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明确，营改增今年要全面推开，而我国的增值税分享比例在全面推开营改增后要做合理适度调整。这意味着，营改增后地方的分税比例落差有望小于此前预测。至此，地方终于拿到了这颗翘首已久的“定心丸”。重提“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
营改增最早于2012年起在上海试点，截至目前，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均已全面推开。国务院曾明确提出，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完成营改增改革，然而从事实来看，这一进度并未如期完成。
其实，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去年多次表态的“微妙”变化中也能看出，营改增全面铺开的难度在不断加大。去年6月28日，楼继伟在作关于2014年中央决算报告时提出，今年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
7月底，楼继伟称要抓紧推进营改增改革。而在8月底他则改口表示，将适时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到了12月，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表示，营改增肯定是完不成了，收支压力太大。
“收支压力太大”，刘尚希的一句话道破了楼继伟多番改口的原因。即便如此，业界也仍支持营改增全面推开。李克强在昨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前期试点已取得积极成效，今年要全面推开。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也表示，财税体制改革不能“空转”，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除了预算制度外，税收制度还未出现较大改革，因此营改增将成为财税改革的“牛鼻子”，否则就会拖整个改革的后腿。
地方财政遭遇“雪上加霜”风险
改革决心难掩推行瓶颈。目前，长期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财政，在去库存压力愈发增加的情况下，已经承受着较大压力了，业内表示，如果营改增，增值税的中央、地方分享比例仍维持75：25不变，地方的财政收支将会“雪上加霜”。
目前，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我国地税收入中的三大主体税种，也是地税收入增长的主力军。但随着营改增持续推进，地方的主体税种直接调整成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地方税收收入缩小，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收则不断扩大。因此，中央地方财政失衡加剧，成为专家眼中营改增全面推开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
此前，业界专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大致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在地方税体系暂不完善的情况下提高地方对于增值税的分享比例，以缓解短期内地方税收的空白;
二是在地方税体系完备的基础下，地方不参与增值税的分成，但中央要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使用这部分税收收入。
事权财权匹配的分享机制
从李克强本次的表态来看，专家提出的首套方案即将成为现实。“首先，李克强的表态确切释放出，营改增后，增值税还是共享税的前提，其次调整增值税分享比例的提法也直接给出了问题的解决途径。”刘剑文表示。
业界有专家称，税收改革本来就要兼顾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事权有所增加，但地方事权在仍然较多的情况下，财权被大大削减，势必会令改革难以推行。
对于未来增值税分享比例的调整方向，刘剑文认为，在权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总体情况后，实现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的匹配。
篇3：各税种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
关键词：营改增增值税,营业税,分享比例,地方政策
2012年1月1日，“营改增”首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等行业进行试点，随后陆续扩围至其他省份和行业，对绝大多数参与改革试点的企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基本达到了消除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的改革初衷。然而，与之相关的税收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进行相应变革，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三成以上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若继续执行原先国内增值税75∶25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将对地方政府产生显著性不利影响，因此，亟须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重新设定。
一、原有分享比例存在的问题
在原有的税收收入分享机制下，进口环节增值税全部为中央级收入，国内增值税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75∶25的比例共享，是当前我国第一大税种，营业税除铁路总公司、各银行总行等集中缴纳的部分外全部为地方政府收入，并且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本文以除港、澳、台以外的其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为测算样本，分析36个样本2007～2011年营业税在其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确定其营业税依赖度（见表1）。
通过表1的数据分析，25个地方营业税占比达到了35%以上，占36个样本的70%。增值税全面扩围后，如果按照原先增值税收入的75∶25的分享比例，大多数地方政府将承受26.25%以上（75%×35%）的损失，这将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即使在营业税改革后该部分税收收入全部返还地方，考虑减税效应，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损失要多些，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并没有因为营改增而减少，由此将加剧中央政府与地方在财权、事权上的不对等性。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2008～2012），比值采用五年比值的简单平均值，下同。
二、“营改增”后增值税分享比例的测算
“营改增”后，原先的分享机制已不能保障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无法缓解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分配上的不对等性，容易对税收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产生较大阻力，这要求对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重新测算和设定。
1.“营改增”后税收收入总额不变情况下的测算。
营改增若不改变收入总额，仅对税收结构产生影响，那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最终结局将是双方财政收入的基本不变，也就是说，既不减少地方级税收收入，也不减少中央级税收收入。如此，重新测算的前提便包括如下三点：第一，新的分享比例不会引起中央财政收入的减少；第二，新的分享比例不会引起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第三，新的分享比例不考虑减税影响。
假设改革前国内增值税收入为A万元，地方级营业税收入为B万元，不考虑其他税种，按照原先增值税75∶25的分享比例，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0.75A万元，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为（0.25A+B）万元，并假设改革后新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为δ∶1-δ，则改革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δ（A+B）万元，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为（1-δ）（A+B）万元。根据以上前提，将得到如下不等式：
因此，测算的中央分享比例。
经过分析，在改革不影响收入总额的情况下，新的分享比例将取决于改革前国内增值税与地方级营业税的构成结构，即国内增值税占国内增值税与营业税之和的比例，该比值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并不一致，相关数据见表2。
通过表2的数据分析，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国内增值税收入占比在60%以上，属于国家的第一大税收来源，以占比最高的陕西省为例，新的分享比例为62.32%，而占比最低的海南省新的中央分享比例为36.10%。然而，鉴于分享比例标准的统一性，根据各个地方的占比不同而制定不同的分享比例的方式将影响税收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性，因此，分享比例的重新设定应当在满足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利益的条件下进行。根据表2，本文选取36个地方政府比值的中位数进行测算，可以得知其中位数为68.27%（辽宁省与浙江省比值的平均数），则新的中央分享比例δ等于51.20%。若以全国各地方政府国内增值税与营业税收入总额为依据，全国各个地方2007～2011年各年国内增值税占比均值为68.16%，新的中央分享比例将为51.12%。
2.“营改增”后税收总额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测算。
营改增作为对企业的一项结构性减税优惠，改革后的必然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上文中税收总额不变情况下的测算仅仅是对以往年度税收收入在假定改革后的重新分配）。“营改增”后，原先的营业税将改征为增值税，收入规模将减少，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承担了税收收入的相对性损失。为避免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称性状况的加剧，中央政府应当给予适当弥补。若不考虑“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的影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弥补也将通过增值税分享比例的重新测算和设定进行。
在当前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分配体制下，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弥补比例过少，必将加剧双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分配上的不对等性，同时也将影响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弥补比例过多，则对中央财政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新的分享比例应当尽量保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利益，必要时应采取其他弥补渠道以提高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
实际上，在不改革目前财权、事权分配体制的前提下，若保证“营改增”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之比与营改增前之比相等，将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损失共担，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此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相等。因此，测算的前提条件便包括如下两点：(1)财权、事权分配体制不变；(2)“营改增”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之比等于“营改增”前两者之比。
假设改革前国内增值税收入为A万元，地方级营业税收入为B万元，不考虑其他税种，按照原先增值税75∶25的分享比例，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0.75A万元，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为（0.25A+B）万元，并假设改革后原营业税部分降低为改革前的λ，新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为γ：1-γ。则改革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为γ（A+λB）万元，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为（1-γ）（A+γB）万元。根据以上前提，将得到如下等式：
测算后的中央分享比例为。
因此，即使在税收总额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的中央分享比例仍然为，仍旧取决于营改增之前的国内增值税与地方级营业税的构成比例。同样根据表2，该值将介于36.10%与62.32%之间，若取中位数，中央分享比例将为51.20%，若以全国数据为测算依据，中央分享比例为51.12%。
当然，这一比例区间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分配体制并不进行调整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进行事权、财权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这一分享比例应当有所提升；在财权、事权大规模下放地方政府的情况下，这一分享比例应当有所下降。
三、结论
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即使该部分税收仍归地方政府所有，但由于减税影响，也将缩减地方政府的收入规模，容易进一步加大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之间的不对等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国内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改革。经过测算，不论改革后税收收入是否发生变化，新的中央分享比例将取决于改革前国内增值税与国内增值税和地方级营业税之和的比值。由于各省份的税收结构并不相同，该比例将介于36.10%与62.32%区间，中位数为51.20%，若依据全国数据进行测算，该值将为51.12%。当然，新的中央分享比例不可能取最小值，营业税占比较大的地方政府将承担一定的改革损失。在不影响分享标准统一性的前提下，中央政府需采取其他财政措施，弥补这些地方政府的改革损失。
参考文献
[1] .高凤,宋良荣.增值税扩围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测算.财会月刊,2013;2
篇4：论中央与地方税种的划分
关键词：税种划分 中央税制 地方税制 税收基本法
中图分类号：F810.4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015-03
一、税种划分的概念
税种划分是税收收入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重要方式，它是指在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前提下，针对各级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根据各个税种自身的特征和收入数量，把各个不同的税种分别划分给不同级次的政府，即按照税种的归属划分各级政府间的收入范围。政府间税种的划分不仅是政府间财政利益的分配，而且也会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税收调控功能的发挥、税收的行政效率以及地区间的收入分配等重大问题。政府间税种的划分，不管是单独作为划分各级政府间税收收入的一种方式，还是作为划分税制的一种中间手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二、目前中央与地方税种划分的现状与问题
《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发［1993］85号）对我国中央与地方税种划分进行了大致规定，使得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地方税体系，相对理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但是，由于脱胎于旧体制，加之改革转型期的税制改革还不到位，我国当前的税种划分还存在很多问题，无法真正适应政府间税收收入划分的需要，也大大制约了现有分税制的进一步改革。
（一）中央与地方税种的划分未在法律的层面加以明确，致使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关系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
国外分税制发达国家关于中央与地方税种的划分这一税收基本问题或者是在宪法中加以规定，或者是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反观我国，却缺少一个规范税收基本问题并对各单行税法起指导、制约、协调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我国关于中央与地方税种划分的基本法律依据就是前引《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这种行政化的操作方式大大影响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范性与稳定性。中央与地方税种的划分不是法律规制，仍然是一种行政控制，这使得地方财政仍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地方财权仍不具有稳定性，与分税制“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本质要求格格不入。
（二）地方税主体税种不清，收入规模小，无法适应分税制下地方事权的需要
在分税制下，不论中央还是地方，有事权就必须有相应的财权与之相适应。而现行税种划分基本上只是考虑中央集中财政收入的需要：把收入比重大的、税源大而集中和便于征收管理的消费税以及税收收入比较多的增值税等划归中央税，而把一些收入少、税源小的、税源分散的和征收管理难度大的财产税等划归为地方税。原先的地方税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从2002年也实行了中央和地方共享。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十多个地方税种，数量虽然并不少，但每一个税种都不具备对地方财力起决定性作用的特点，从而使得地方税的收入规模相当小，这是现行分税制下地方税体系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
（三）税种划分缺乏科学性
当前税种的划分不仅没有考虑到与各级政府职能的对应，而且忽略了各个税种的特性，存在着既按税种划分又按隶属关系划分，既按税种划分又按行业划分的现象，使一些税种的功能受到抑制或扭曲，丧失独立性。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营业税、城建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划分上。营业税和城建税在当前地方税收收入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们在按税种划分的基础上又按行业划分，使这两个税种成为非完全意义上的地方税，即变相地成为共享税，不仅大大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还影响了它们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而既按隶属关系又按行业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做法使得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更为紧密，进一步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背道而弛。
三、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税种划分的建议
针对前述我国中央与地方税种划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主要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商榷：
（一）税制的完善
我国目前的税种划分是建立在当前税种设置基础之上的，但后者带有严重的旧体制痕迹，并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要恰当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种，必须首先对税制加以完善。
1．现有相关税种的改革与完善。
（1）流转税方面。首先需要进一步清晰地划分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增值税必需兼具征收范围广泛和税率统一的特点，如此，才能保证其税负公平、易于核查等诸项优点。理想的增值税征收范围应包括所有创造和实现增值额的领域”。②同时，在实践中由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基会转化故常常又混合在一起，所以在配合增值税转型改革时，明确营业税的征收范围非常重要。另外，是关于消费税。原先的消费税的设置只是一个具有特殊调节意义的税种，在征税范围上有所保留，调节力度偏小，又不利于税收收入的增长，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当前的税制改革中必须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税率，有的产品要纳入进来进行调节，部分产品要取消，同时根据不同的情况提高或降低部分产品的消费税税率。
（2）财产税方面。结合费改税工作的进行，笔者建议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合并成物业税，同时取消目前土地管理方面的不合理收费。
（3）资源与土地税方面。在耕地占用税的完善上，将外商和个人纳入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范围，并提高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率。
在资源税的完善上，从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来看，资源税的征税范围都没有涵盖所有的资源，主要集中在一些利用价值高、级差收益大、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上。从我国当前资源税的现状来看，为促进对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一方面应加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另一方面要提高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税率。
（4）企业与个人所得税方面。就企业所得税来说，目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已经统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完善的重点就是规范中央与地方对企业所得税的分享标准，不能按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进行划分，同时根据条件要逐渐减少地方对企业所得税的分享比例，企业所得税不应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从长远来看，企业所得税应成为完全的中央税。这样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扰，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从长远来看一方面要从个人分类所得税制向个人综合所得税制过渡，并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另一方面可考虑转变个人所得税的分享方式。“由于个人所得税具有很强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同时，由于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住房习惯等，居民的流动性相对较低，个人所得税总体上来说也具有受益税的特征。因此，可以考虑将个人所得税的分享方式实施以下转变，即，在个人所得实施累进税率的基础上，适当拉开第一档税率和第二档税率之间的差距，第二档税率以上的累进税收部分划分为中央税，作为收入调节尤其是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调节的手段，第一档税率和第二档税率之间形成的税收划分给地方，作为地方为居民享受地方公共产品的税收支出。”③
（5）在行为税与特定目的税方面。为加强城建税的财政功能，对城建税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计税依据要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实际征收额改为销售额和营业额，使其成为独立税种”，④以克服“税上税”独立性差、稳定性差的弊端；第二，扩大城建税的征收范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也必须缴纳城建税，以有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和税负平等；第三，城建税应该完全归属地方，不再将其中的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缴纳的税收划归中央，这样有利于保障地方的财政收入。
统一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开征统一的车船使用税，并适当提高税率，调整减免税的规定。
另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书立、领受各种凭证行为普遍发生，为征收印花税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税源，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可进一步扩大印花税的征收范围。
2．新税种的开征。
（1）财产税方面。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在税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大多开征遗产税、赠与税，而我国遗产税和赠与税都处于待征状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和财富积累不断增长，已经具备了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居民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对财产存量进行调节，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2）行为税与特定目的税方面。结合费改税，鉴于教育费附加从实质上来说就是税，将其改为教育税加以征收，为教育事业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
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是发达国家开征的较为普遍的税种。我国目前实行的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办法存在资金来源单一且缺乏刚性导致支出难以保证，同时存在着支出约束机制不健全，浪费较为严重而且保障面较窄的弊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特征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稳定地筹集社会保险资金，建立具有权威性的覆盖城镇行政、事业和各类企业职工以及个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仅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而且也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结合费改税工作，将现行的环境保护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环境保护税是国家出于对环境保护的需要而开征的一种税，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既为环境保护开辟了财源，缓解环境保护事业的资金短缺的问题，也强化了对环境行为的管理和约束。
开征燃油税，以实现对燃油的调控与增加和规范财政收入。
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合理调节收入，鼓励投资和限制投机，强化对证券交易的管理，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3．取消一些不合时宜的税种。取消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税，如筵席税、屠宰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等。
（二）税种的具体划分
在前述税制完善工作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的国情，遵循税种划分为各级政府事权的实现提供基本财力保障原则、适应政府间职能分工原则和体现征收效率原则，可以将税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恰当的划分，以期建立起稳定、合理、统一、效能的中央税制结构和地方税制结构。笔者建议的税种具体划分结构大致为：
1．中央税种的构成。
（1）关税。它是以进出关境或国境的货物和物品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是国家处理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调节贸易进出口规模和结构的税种，它关系到对外贸易中的国家主权，具有明显的中央税特性，理应作为中央税。
（2）消费税。这是对特定消费品或者消费行为的流转额征收的一种税，收入大且税源集中，而且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支出水平的重要手段，也应划为中央税。
（3）证券交易税。由于其税基具有流动性，涉及对整个证券市场的调控，具有宏观调控性，应作为中央税。
（4）社会保障税。“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看，由于社会保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由中央统一筹划调度比地方各自为政、各搞一套整体效率要高，所以各国一般都把其作为中央税。就我国来说，将其划归中央税系也更能适应建立统一社会保障预算的需要。”⑤
（5）资源税。虽然自然资源具有不可流动性，地方政府具有征收的便利性，但自然资源在各地的分布并不均匀，而且与各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并不相关，若归为地方税种显然是有悖公平的。另外，自然资源多数不可再生，其税源也不具有稳定性。可见，从长远来说资源税并不适合作为地方税，但从当前来看，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征管水平，将资源税做适当的共享，有些地域性非常明显的特种资源税完全划归为地方税，由地方政府征收，有利于防止税源的流失和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
（6）全局性的环境保护税。“是指涉及范围广，具有地区外部效应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所开立的税种。”⑥由于大范围的环境污染不是某个地区单独治理能够胜任的，所以相关的税若划归为地方税并不合适。
2．地方税种的构成。
（1）我国目前的地方税应以营业税、城建税为主体。营业税和城建税在地方收入中一直都占有重要地位。营业税依据明确、简单，比较适合我国的征管水平；同时征收范围广，以营业额作为计税依据不受经营成果升降的影响，稳定性强，将营业税完全划归地方后其财政收入功能将更强。以营业税作地方主体税种具有可行性。城建税具有明显的受益性，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全划归地方之后也能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长远看，选择性财产税作为我国地方税主体税种是必然的选择。选择性财产税其税基不具有流动性，税源具有稳定性，征收成本低，而且具有明显的受益性和地域性，只要地方政府一心一意优化投资环境，辖区内不动产就会不断升值，地方政府的税源就会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不断扩大。征收选择性财产税不仅有利于社会公平，而且对经济扭曲作用小。所以，改革后的物业税、统一后的车船使用税仍应作为地方税种。新开征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适宜作为地方税大力培育。虽然从税种划分的适应政府间职能分工原则来看，由于这两个税种税基流动性较大且收入再分配功能较强，适宜划归为中央税。但考虑到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征管水平，在遗产税和赠与税开征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具有较强聚财功能、收入规模偏小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地方的辅助税种，以满足地方财政的实际需要。当然，从长远来看，遗产税和赠与税应作为中央税种。
（3）新开征的教育税，由于其主要功能是用于改善当地的教育条件，当前仍作为地方税。
（4）局部性的环境保护税由于具有明显的受益性，而且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应作为地方税。
（5）改革后的印花税基于征收效率和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考虑应完全划归为地方税。
3．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构成。目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我国整个税收体系中的两个主体税种，把这两个主体税种划分为共享税，税政统一，收入分享，既不过分扭曲经济，也为中央与地方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收入功能强的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可以根据中央和地方财政状况的变化而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调整。鉴于企业所得税在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地位，作为一种过渡阶段的措施企业所得税目前仍可作为共享税，但要逐渐降低地方分享的比例。另外，有些税种虽并不是主体税种，但仍可共享。个人所得税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作合理分享；资源税在当前背景下也要作适当分享；新开征的燃油税也要作为共享税，既保证中央的调控，又保障地方的财政收入。
（三）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将税种的划分在税收基本法中进行规定
针对我国税种划分存在的税制不完善、税种划分缺乏科学性的问题而进行税制的完善和税种的具体划分之后，将税种的划分在法律中进行规定也是整个税种划分完善的重要方面。只有将上述税种的划分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则，它们才能具有稳定性、强制性和约束力。
关键是要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即实体法和程序法，但缺少一个规范税收基本问题并对各单行税法起指导、制约、协调作用的税收基本法，这是我国税收法制的重大缺失。税收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国税收基本问题要么没有法律规定，要么被规定在法律效力较低的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中，严重影响了整个税收法治的进程。中央与地方税种的划分直接决定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配，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本税收制度。显然它既不能归入税收实体法的范畴，也不能归入税收程序法的范畴，而只能由税收基本法进行规定。所以，必须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弥补这一税收法制的重大缺失。
关于税收基本法中要规定的税种划分的主要内容，笔者大致设想为如下三部分：（1）税种划分的原则；（2）中央税具体税种、地方税具体税种、共享税具体税种；（3）税种划分调整的法定程序。之所以不仅规定中央税税种、地方税税种、共享税税种，还规定税种划分的原则和调整的法定程序，是因为一定时期内虽然税种的划分必须具有稳定性和约束力，但从长远来说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税种的划分最终是由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的。一旦经济发展程度发生变化，税种的划分也要在其原则的指导下经过法定程序相应做出调整，实现税种划分法律稳定性与经济适应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胡卫东. 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杨文利主编.中国税权划分问题研究［M］. 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3．苏明.中国地方税税权划分研究［J］.涉外税务，2000(5)
4．卢洪友. 政府职能与财政体制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5．马俊，郑康彬主编. 西方财政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注释：
①参见王玮（主编）. 地方财政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②杨之刚.深化税制改革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J］. 财贸经济，1999(12)
③苏永军.中国税收划分问题研究［J］. 世界经济情况，2007(3)
④丛杰.分税制研究与地方税体系的构建［J］. 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4(2)
⑤袁友军.论健全和完善中国的分税制［J］. 经济评论，2001(5)
⑥经庭如.合理划分税权税种优化地方税体系［J］. 经济问题探索，2002(1)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5级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财税法)
篇5：各税种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
全面推行“营改增”是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关键所在,牵扯到我国两大税种,影响范围广,覆盖行业多,将会对国家及地区财政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均在积极地关注“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改革过程中积极地发现问题进而有效地解决问题是关乎到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课题。
1、短期效应
有关“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众多学者均着眼于其短期影响。李方(2015)统计截至2013 年6 月,试点地区平均减税近30%,减税总规模超过900 亿元。雷静(2014)认为“营改增”意味着地方主体税种缺失,大幅度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税务机构职责权限会减小。吴金光(2014)指出由于上海市“营改增”试点期间实行税收收入与改革前保持不变的过渡性政策,财政收入没有出现结构性波动,但是“营改增”全面推行之际,势必对地方财政造成减税影响,如何处理税收收入的划分,防止地方收入大的波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张新(2013)将“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分为两点:一是总减税效应,体现在“营改增”全面推开给中央带来的减收规模大于地方,而收入的降幅会略低于地方。二是税收分成效应,他认为,除了减税效应给中央与地方带来的同步冲击,而营业税作为地方政府掌握的几乎惟一主体税的消失,形成了地方收入单方面缺损。王晓丹(2014)认为,“营改增”造成的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将使地方政府缺乏改革积极性,增加改革难度;且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不容忽视,经济增长受阻,进一步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由于增值税进项和销项税额的地域问题较复杂,更是增加了地区间的利益纷争,市场的统一性将会遭到破坏;地方财政风险增加。吴家红(2013)除了提到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还指出,在目前的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本就承担着与其财权不相匹配的事权而导致收支失衡已久,而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将迫使地方财政支出日益增加。这“一增一减”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言而喻。
2、长期效应
另外,也有不少学者针对“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长短期影响进行了分阶段研究。胡怡建(2014)遵循“营改增”结构性减税的主导思想,推算出短期内全国2013 年全面推行“营改增”将导致减税1600 亿元,然而在长期过程中,参照一般均衡模型的原理,短期财政减收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将会使长期财政收入增长1.089%;崔丹等(2014)认为短期内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全,供给和需求曲线不固定,导致财政减收;中期内分析供求弹性与1 的大小关系,来分析收入格局能否得到改善;长期内,由于企业会扩大经营规模来抵销“营改增”导致的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市场的流通交易量增加,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将会持续性增长。田志伟(2013)提出在短期内,“营改增”的直接效应显著,结构性减税会使得国家税收较大幅度下降,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从长期来看,“营改增”的间接效应更显著,不但能弥补“营改增”的短期结构性减税带来的财政损失,还将在降低宏观税负的同时刺激我国税收产生正增长效应。董俊杰(2014)提出“营改增”使地方财力在短期内大幅减少,将会改变原有的财力分配格局。从长期看,营改增将促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越来越完整,从而优化税制、减轻企业税负,为地方政府财力的提升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高培勇(2013)认为“营改增”的长期效应,不仅可以跨越税制改革领域而延伸至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且可以跨越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延伸至财税体制改革领域。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看来,短期内“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影响将不可避免的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各地区试点已经得到证实;还会降低地方政府改革积极性,加剧地区间利益纷争,财政风险增加,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将更加不平衡。而从长期来看,由于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等自身税种的优越性,“营改增”的间接效应显著,优化税制结构,促进企业扩大规模,促使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二、“营改增”后重构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重要性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目前营业税收入归地方所有的举措也是过渡政策,预计营改增全部完成后会有新的税制结构。“最具有操作可能性的就是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做调整,弥补地方税源。
董文信(2015)指出增值税扩围导致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出现严重的不对称,只有重构分享比例,才能符合“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的原则,稳定国家财政体系。耿变华(2013)提出三点意见,一是中央财政实力相对较强,增值税扩围后财政收入进一步向中央倾斜;二是地方政府改革动力不足,营业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高达30%,表明扩围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很大;三是维持现行分税体制不佳,试点地区试点期间改增的增值税仍归地方,影响税收制度的一致性,只能是作为改革初期的权宜之计。以故重构分享比例是极其重要的。潘罡(2014)认为,由于”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影响,即使改革后税收收入仍返还地方,地方政府税收也将缩减,这将加剧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不对称性,而且同一税种两种分享制度也将影响税收制度的统一性,这都要求必须对目前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张启春(2014)也提出,试点地区试点期间的税收反还属于过渡性政策,随着”营改增”在全国和全行业内全面推行,其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和改革成本仍然会落到地方政府的头上,必须从根本制度层面落手,重构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
三、“营改增”后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数值测算
国内众多学者对于重构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测算,就测算样本来看有基于地方样本,或基于全国样本;就扩围进度来看有采取“一步式”也有基于“分步式”,另外,结构性减税是否考虑以及其他细节之处,众多学者均有自己的假定前提。
1、以地区收入为测算样本
国内不少学者以区域经济的财政收入数据作为测算依据。张启春(2014)基于“一步式”营改增和“不考虑减税效应”的前提假设,以75:25 的比例模拟增值税扩围后湖北省、北京市、上海市这三个省市2013 年的地方税收收入,测算出三个省市的地方财力损失占税改后增值税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4%,27% 和26%;以维持地方财力基本不变为依据,测算出三个省市新的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分别为58.7%,51% 和50%。松梅(2014)对云南省的8个样本城市在2012~2013 年的营业税占所有税收的比重进行分析,在不减少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不考虑减税效应的前提假设下,测算出8 个城市新的地方分享比例,依据众数来看应不低于60%。同时提出,该种分配调整方式应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分配体制并没有进行调整的基础上进行。董其文(2010)通过对山西省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应调整为69 ∶ 31。刘楚汉等(2014)基于”营改增”对湖北省各行各业的影响的分析基础,提出应提高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至40%,同时应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综合考察各地区的人口规模、消费能力、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经济发展状况、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等因素,尽量缩小增值税税源与税收背离所引致的区域间横向财力差距。董俊杰(2014)运用2011 年的数据,在保持31 个地区税收收入不变的基础上,假定当年增值税的纳税范围包含了营业税的全部应税项目,测算得到,除了陕西省的分享比例低于45% 以外,其余的30 个地区的新的分享比例均在45% 以上。
2、以全国收入为测算样本
基于某一省市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分享比例,并未很好的对于全国范围内的适应性问题加以详细的分析,故而众多学者直接以全国财政收入数据作为测算依据。耿变华(2013)基于三点假设:保持地方财力不变;全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收入共享;新的增值税收入地方的分享比例是地方增值税收入以及地方营业税收入占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总和的比值,并依此将2001-2010 年的重构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求算术平均值得46.29%,且检验合理。张秀莲等(2014)不考虑“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忽略归中央政府的营业税收入,认为改革后的“国内增值税收入”等于改革前的“国内增值税收入和营业税收入之和”,然后利用1994 ~ 2013 年连续20 年的面板数据对”营改增”后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了测算,得出新的地方分享比例为30%。董文信(2015)将2001年到2012 年的地方营业税和全国增值税收入按照“营改增”的方式全部视作增值税收入,仍按75:25 的比例分配,计算出地方财政相较原始值减少A%,他认为,为了保持地方财力不变,应将地方对增值税的分配比例调整到A%,来弥补地方财政损失。最后加权平均得到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46.12%。刘明等(2013)考虑到改革过程的改革成本,以1994 年到2012 年的国内增值税为被解释变量,并以相应时间内“营改增”改革后增值税总收入、中央增值税收入为解释变量,构造线性回归模型,提出如果不考虑中央与地方事权的重新划分问题,则由Eviews软件求出“营改增”后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为52.18%。
3、多步式“营改增”假定
在今年7 月28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应该会表决并宣布进一步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及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以全面完成“营改增”,这意味着新的“营改增”将会分成两个阶段出台。邢树东等(2013)当时全面地分析了“一步到位”式改革与“分步式”改革两种情况下历年增值税应在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基于改革前后地方财力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步到位改革适用性较小,他通过2001 年到2010 年10 年的财政收入数据,预测未来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分配比例,以算数平均得出扩围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50.23%;而分步式“营改增”适用范围较大,第一阶段将不包括一些生活性服务业以及金融业在内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可得改革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45.05%,第二阶段将所有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范围,以第一步改革后的地方财力作为改革前地方财力,用同样的方法求得地方分享比例为46.85%。白彦锋等(2012)提出全面推行“营改增”之后,地方财力变化较小的可实行“一步式”改革,利用2000 年到2009 年全国财政数据进行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百分比的测算,加权平均后提出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45.64%;对于地方财力变化较大的应实行“两步式”改革,第一步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提高到37.74%,第二步是实行彻底的增值税“扩围”,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由37.74% 提高到45.61%。两种方式的分享比例差别甚微。
四、“营改增”的启发与思考
总的来说,测算扩围后重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部分学者直接将税改之前的地方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总收入与税改之后的全国增值税的比值作为重构的地方财政分享比例;部分学者则沿用75:25 的分享比例对增值税扩围之后的增值税收入进行分配,以测算出地方财政相较而言减少的百分比作为重构的地方财政分享比例;大部分学者则选择相信建立在自己严谨的假设条件之上的模型,用历年的全国财政数据进行模型的求解与预测,加之适当的时间序列分析,以得到增值税扩围之后重构的地方财政收入分享比例。虽然国内学者对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后重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必要性以及测算方法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均是各有侧重,在真正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兼顾各种细节因素对测算结果造成的冲击,是否应该考虑减税效应,如何协调省市财政结构与全国性税收数据之间的差距,一步式改革还是分步式改革,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分配等等,或许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模型对其进行求解。但同时又应该考虑到,全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对于某一些变量该舍弃的则应该果断的舍弃。除此之外,应在总体上尊重原有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分配格局,同时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布局、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人口数量及财力层次等综合因素,确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分享比例。全面”营改增”后重构地方政府财力保障机制,还要结合中央转移支付的手段进行利益分配,同时完善制度设计,着力于培养地方新的主体税种以完善地税体系,跳出“零和博弈”的误区,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共赢局面。在这种前提下,定能克服改革阻力,提高改革效率,那么增值税“扩围”改革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重构,必将会为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新的契机,为活跃我国经济市场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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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各税种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
关键词：财力分成 央地关系 增量调整
2015年是“营改增”收官之年。随着年内“营改增”方案的全面推进，地方税收将明显减收。短期内，既要保证地方财力，也不影响中央财力和控制力，中央与地方财力需重新测算和划分。但央地财力划分首先应须厘清其历史演进轨迹，分析总结其在不同财政管理体制下的表现和作用，然后结合现实情况提出方案并进行测算，才能形成可行建议和选择。
一、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的历史演进
财政收入分成比例的变迁，反映了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的调整过程。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分税制前，中央与地方财力分成比例波动较大，“收到中央，管死地方”和“搞活地方，包死中央”这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几经反复，伴随始终；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财力分成比例波动很小，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长期稳定。总体来讲，调动地方积极性是始终贯穿财税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调整的核心逻辑。
（一）财政收入分成情况
从1978—2014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成比例来看，明显呈现趋于“五五分成”的收敛走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中央分成扩大、地方分成扩大和央地分成基本持平三个调整阶段（表1）。
（二）税收收入分成情况
总体来看，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分成基本保持了与财政收入分成一致的走势，在1994年分税制后基本稳定在“五五分成”的比例上。其中，国内增值税占中央税收收入的比重保持在36%以上，是中央税收的主体税种（见图1）；营业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见图2）。但从中央与地方税种划分与固定收入构成来看（见表2），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地方税种逐渐萎缩，不仅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取消农业税，属于地方主要税种的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带有明显的共享性质。二是共享税种的数量、比重和比例向中央政府倾斜，如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由“50∶50”先后调整为“80∶20”、“88∶12”、“91∶9”、“97∶3”，企业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由“50∶50”先后调整为“60∶40”。
（三）非税收入分成情况
目前，中央与地方非税收入占比约为20%∶80%，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8%∶92%，专项收入14.6%∶85.4%。1994—2014年，地方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这与分税制带来的与土地收入相关的两个变化高度相关。一是与土地相关的税收收入划为地方税和地方固定收入。分税制前，中央与地方与土地有关的税收收入基本上是“五五分成”；分税制后，划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不再分享。二是与土地相关非税收入绝大部分归地方政府所有。分税制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全部化为地方固定收入，并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的70%的增量部分和全部存量部分归地方所有。
总体来看，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基本特征是，中央占比高于地方占比，并长期保持稳定。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中央占比大于地方占比，非税收入地方占比明显高于中央占比。1994—2010年，财政收入中央与地方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波动不超过5%，中央财政占比始终高于地方财政占比；2010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下降较快，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上升较快，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低于地方占比约3个百分点。税收收入中，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为45%，其中中央与地方占比为53%：47%；非税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占比为20%：80%。
因此，在现行财政收入结构中，中央财政集权过高，不仅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过高，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体制上，地方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因此，收支结构失衡的现状亟需改进。但历史地看，从财政体制变革过程可知，财政承包制下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较高倒逼分税制改革；分税制下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较低又倒逼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进行重新划分。承包制下，地方政府获得相对独立的财税收支权、地方立法权、经济管理权、行政审批权，演变为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急剧膨胀；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拥有地方土地的控制权、司法、执法权，演变为地方财政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非税收入的迅猛增长。承包制下，中央政府对分成比例几经调整效果不佳，分税制下，中央政府对土地收入分成几经控制收效甚微。
二、中央与地方财力分成比例的可行性测算
“营改增”后，为保持我国财政体制增量改革的路径，中央与地方财力重新划分要两者兼顾，既要保证地方财力，也不能影响中央的财力和控制力。因此，本文假设改革前后地方财力基本不变，同时，营业税（含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中央营业税）与国内增值税之和将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成。
在此条件下，假设改革前国内增值税收入为VA，改革前地方营业税收入为LB，改革前中央营业税收入CB，改革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n%，
改革前地方“营加增”收入= VA*25%+LB
改革后地方“营改增”收入=（VA+ LB + CB）*n%
改革前后地方财力变化=地方“营改增”收入—地方“营加增”收入
= （VA+ LB + CB）*n%-（VA*25%+LB）
= VA（n-25）% + LB（1-n）%+CB* n%
即，改革前后，地方增值税收入的变化为原国内增值税高于25%部分、原地方营业税中央分享部分和原中央营业税地方分享部分。三个部分中，地方营业税在地方“营加增”收入中占比越大，地方的税收损失越大。
以地方营业税占比较小的1994年为例，增值税收入总额为2308.34亿元，其中中央增值税收入1728.36亿元，地方增值税收入579.98亿元；营业税收入总额为670.02亿元，其中中央营业税收入22.66亿元，地方营业税收入647.36亿元。中央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为1751亿元（1728.36+22.66），地方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为1227亿元（579.98+647.36），中央与地方所占比重为58：42%。改革后，全部增值税收入为2978.36亿元（2308.34+670.02），其中中央分享2233.77亿元（2978.36*75%），比改革前财力增加21%，地方分享744.59亿元（2978.36*25%），比改革前财力减少39%。为保持地方财力不变，应将地方对增值税的分配比例调整为42%。
以营业税占比较大的2013年为例，增值税收入总额为28810.13亿元，其中中央增值税收入20533.81亿元，地方增值税收入8276.32亿元；营业税收入总额为17233.02亿元，其中中央营业税收入78.44亿元，地方营业税收入17154.58亿元。中央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为20612.25亿元（20533.81+78.44），地方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为25430.90亿元（8276.32+17154.58），中央与地方所占比重为44：56%。改革后，全部增值税收入为46043.15亿元（28810.13+17233.02），其中中央分享34532.36亿元（46043.15*75%），比改革前财力增加40%，地方分享11510.78亿元（46043.15*25%），比改革前财力减少54%。为保持地方财力不变，应将地方对增值税的分配比例调整为56%。
按照现行增值税中央与地方75∶25的比例分成，以1994—2013年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和营业税数据进行测算可知，地方税收损失介于39%—54%之间，平均损失为46.5%；维持原地方收入水平不变的新的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应该介于42%—56%之间，平均数为49%。尽管这一比例会因不同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不同地区财政收入对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依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但50%的分成比例不失为可行选择，既可以较大程度上弥补一些地区的税收损失，也不会使得一些地区的税收损失过大。
但长期来看，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是在税收增长速度长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宏观分配结构中比重较大等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在减税背景下形成的。在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形势下，在减税作为供给管理的基本政策缓解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过高、增速过快问题背景下，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下降较快，中央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难以保障，扩大地方财政分成比例恐难达到预期目标，其可持续性值得探讨。同时，单就增值税改革趋势来讲，我国在“营改增”制度设计时使其偏离了本应具有的中性，设计了多档税率及减免优惠措施，赋予其产业调整、区域发展等政策要求。“营改增”完成后，应在其他国家大都是所有的产业只有一种流转税的趋势下，简化目前的多重征税和多档税率，逐步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在这些不可预期的改革趋势下，“五五分成”等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划分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弥补地方财力不足、维持原有分配格局将不可预期，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解决以下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现有的事权框架里，很难形成央地收入的帕累托最优划分，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追求自主支配收入的主观倾向并不会因为中央给地方多分、少分而改变。 在央地财政收入分成中，并不是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越低越能满足地方财政要求。
二是发挥地方积极性，并不在于财政收入是集权还是分权，也不是财力分配是中央多一点、地方多一点还是平均分配，而是相对独立的财政收支权、经济管理权等由地方实际掌握的权力。财政体制改革需要规范地方财政收入获得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激励地方政府培育地方税源和财源的内生动力。
三、相关启示与建议
总体来讲，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应该解决三个层次两个方面的问题：界定事权是逻辑起点，收入划分是明确权限，转移支付调节余缺。其中，收入划分首先应该解决财权划分问题，应该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权，包括一定的税收调节权、较为完整的支出权和适度规模的举债权，其次才是财力划分问题，在财力总“盘子”中各拿多少由主要财政关系决定。这些都应该上升到立法层面。尽管维持地方收入格局的增量改革思路在短期内具有的优势将在长期中消失，但考虑历史情况和现实需求，央地财力划分还是可以遵循以下改革路径进行微调。
（一）短期内，可适度上调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
中央与地方财力划分的可行方案是适度上调地方分享比例。“五五分成”是维护地方既得利益化解“营改增”引发的财政体制问题的可行选择之一，优点是影响面小，只涉及流转税的分享比例调整，但改革的碎片化问题也较为明显，宜为过渡办法。
（二）中长期，应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应的制度
中央与地方财力划分的逻辑起点还应是事权界定。因此，应从根本上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政府上收一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款征收和使用的权限。
（三）继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因地制宜地调节余缺
无论长短期，中央与地方财力划分中的余缺都需要转移支付来调节。应继续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合理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提高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加快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确保资金分配、使用规范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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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浅议如何选择地方税主体税种问题
关键词：地方税体系,财产税,主体税
一、地方税体系现状概况
目前, 中国地方税体系的主要税种 (包括与中央政府的共享税) 共有15种左右, 2009年各税种的具体数额及其占总的地方税的比重 (如表1所示) :
从表1不难看出, 虽然地方税体系包含了15个税种, 但其中占整个地方税比重在10%以下的税种达到了12种, 在5%以下的税种有9个, 也就是说地方税体系中的15个税种大多是小税, 这些小税种显然不可能单独成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而在营业税、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三种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内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都是共享税, 目前中国绝大部分营业税都是归地方所有, 可以说从数据上看营业税 (占地方税比重达到33.82%) 是中国地方税实际上的主体税种。但是目前的营业税作为中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又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美国与OECD的主要成员有许多以财产税作为其主体地方税, 财产税所占地方税的比重大多在80%以上, 如英国、澳大利亚这一比重甚至达到了100%。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如何选取主体税
(一) 营业税作为主体税种只是一种短期选择
由上页表1可知, 营业税是中国目前的实际主体税种, 如果除去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样的共享税, 营业税在中国地方税所占比重将超过50%, 同时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以及借鉴发展的一般规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产业日益繁荣, 营业税应该还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但从趋势看, 由于增值税作为一种“良税”, 其征税范围的扩大已是大势所趋, 从“十二五”规划关于税制改革的说明来看, 随着增值税扩围改革的逐步展开, 中国营业税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小, 一旦将建筑业、运输业以及房地产业的营业税转为增值税, 营业税的主体税种地位显然就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短期内营业税仍有增长空间, 短期内可以作为主体税种, 但无法持续长久。
(二) 财产税是理论上的最优选择、长期目标
学术界对地方税主体税的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 (1) 受益原则; (2) 收入稳定原则; (3) 责任原则; (4) 避免恶性竞争原则; (5) 地方征管的便利原则; (6) 透明原则。财产税与这六大标准的吻合度如何呢 (假设条件, 已经存在一个比较完整合理的财产税体系, 即包含了广大的不动产) ?
首先, 财产的增值 (如房产) 往往是由于地方公共服务的提高, 周围环境的改善, 即, 地方政府增加了公共支出, 营造了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使得该地方的不动产普遍升值。因此对其征税, 符合成本—收益对应, 符合受益原则。当房地产等不动产经过整合进入财产税体系之后, 这将是一个税基无比稳定的税种, 而且正常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总是稳步上升的, 因为土地资源是固定的、稀缺的, 而附加于土地之上的公共服务是越来越好的, 这就是说, 这一税种是持续的、稳定的, 符合收入稳定原则。
某一地方的财产的价值必定与该地区的治安、交通、教育、购物等条件相关, 而这些正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所在, 当这些条件提高或保持在高水准时, 当地的财产税收入必然提高, 这便与责任原则相对应。
不动产是难以移动的, 即使其他地区降低了税率, 业主也难以将不动产转移, 而且房地产这样不动产的升值往往依赖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 因此政府也不会轻易降低这一税率。所以财产税为地方税主体时能有效避免恶性税收竞争。最后很多财产的价值因地而异, 中央难以统一征收, 且征收过程十分复杂, 很多事项需一一确认, 因此由地方征收更有效率。此外, 不动产的市价往往都对外公开, 中介机构比较发达, 价格也比较容易掌握, 因此, 具有透明性。
综上所述, 财产税无疑与这六项原则都十分吻合, 而像营业税与收益并无直接联系,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则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 无法保证收入稳定, 且这些税种都不能很好的避免税收的恶性竞争。因此, 在理论上可以说财产税最符合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取标准。
正因为此, 西方发达国家, 大多采用了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 同时, 这种税制设计, 经过多年实践, 既成熟, 又科学, 可以借鉴。
虽然中国目前财产税税基过小, 且无法准确衡量个人的财产, 同时房产税的改革尚未完成, 仍在摸索阶段, 但从长期来看财产税的开征是十分必要的, 以其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也是十分科学、有效的。
(三) 正确认识开征中国财产税的困难, 选取适当的中期目标
尽管从理论上以及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 财产税都是地方税主体税的最优选择, 但应该看到中国目前无法在短期内开征财产税的现实。首先, 中国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个人财产登记体制, 不清楚如果要开征财产税在当前情况下能获得多少税收;其次, 相比于未知的收入, 在当前的法制、信用条件下开征遗产税的成本是巨大的, 很有可能出现税收成本大于税收收入的情况;最后, 房产税的改革尚未明确正确的方向, 很有可能作为未来财产税主要部分的房产税 (物业税) 的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与土地、住房相关的税种以及非税收入繁多也不利于财产税的开征。
因此, 我们应该选取一个合理的中期目标, 在营业税无法承担主体税, 而房产税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作为过渡手段。从上页表1可以看出,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合计占2009年地方税的比重达到21.03%, 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所得税的收入一定会进一步增加, 同时营业税比重下降, 所得税在地方税中的比重一定会有较大的提升。在过渡期, 所得税无法承担起独自作为主体税的责任, 此时财产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但房产税、物业税、土地出让金等与房地产相关的改革应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可以与所得税共同承担地方主体税的角色。而增值税尽管随着扩围改革的进行, 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但由于增值税扩围涉及多个税收收入, 原本划归为地方所有, 这一部分未来如何分配尚不明朗, 且增值税目前是统一上缴中央, 再由中央将地方的部分向下分配, 因此不应作为这一阶段的主体税之一。
三、确定主体税的步骤
(一) 短期内以营业税、所得税为主体税, 尽早创造条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在这个期间, 增值税扩围的改革也会逐渐展开, 因此在营业税方面应该将一些新兴的服务业尽早纳入营业税征税范围, 考虑将扩围后剩余的营业税完全划归地方, 同时应大力规范地方政府收费, 将一部分费改成营业税, 尽力稳定营业税的收入。这里说的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 这两个税种税基广泛、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不断增长, 虽然属于共享税范畴, 但仍能成为这一阶段地方税体系中的主力军。与此同时, 为将来全面开征财产税的准备也应该开始, 首先, 应当尽快实行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登记制, 登记范围应该包含动产、不动产, 并建立相应的信息调整机制, 时刻关注其量的变化情况。其次, 应规范市场规则、法制体系, 建立有约束机制的市场诚信, 尽可能早的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只有这一步走好了, 开征财产税的步调才能走快。
(二) 中期目标是以所得税、财产税为双主体
在过渡期内, 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完善所得税体系,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要完成房产税 (物业税) 的改革, 这样财产税的轮廓也就基本建立。在所得税方面, 首先要完全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待遇, 基本做到所有法人都平等对待;其次要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由分类课征向分类、综合课征过渡, 并最终转变为完全的综合课征模式。与此同时, 应尽快完成房产税的改革, 尽快规范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的合并, 建立完善的房产税体系, 针对中国财产税体制尚不健全以及与土地相关的税种繁多, 但聚财功能不强的特点, 将征税范围由城市延伸到农村, 将征税对象由实物拓展到行为, 分别设立一般财产税、特殊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相应的财产行为税, 并在税权划分方面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使财产行为税类日渐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
(三) 最终确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
这一时期, 中国应当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人民生活富裕, 财产物资丰富, 各项改革基本与国际惯例接轨, 财产税征收的条件已经成熟, 所以可以参照国际做法, 建立起以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种模式。这时, 财产税作为一种天然地方主体税的优势将会完全显现:一是财产税具有区域性, 财产税一般不会因对不动产课税而引起财产的区域间流动, 并且明显体现了付税与受益对等原则。二是财产税税源相对充足广泛, 税收收入稳定可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财产税的税源会越来越广, 税基会越来越宽, 收入规模也越来越大, 税收收入来源的基础扎实可靠。三是财产税对地方经济、社会调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有利于提高地方加大公共投入的积极性, 符合和谐发展理念。四是便于明确责任, 有利于征管。
财产税是对有形实物的课征, 特别是当大量财富由不动产构成时, 开征财产税, 被遗漏的可能性相对较少。同时, 可以调节贫富不均, 有利于形成“多征收, 多提供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另外, 这一时期财产税已成为地方税体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主体税, 占地方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 地方税体系中的其他税种更多地会出于科学、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以及调节收入分配等因素来进行调整, 而不是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而征收, 因而这样的地方税体系是科学而合理的, 中国的税制改革理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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