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的论文

浅谈孔子的论文（通用6篇）

篇1：浅谈孔子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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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孔子的思想

[内容摘要]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他的“仁者爱人”及“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国界和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

孔子生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地位及影响、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国界和时空，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日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其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等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全人类。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灭商，殷人受封到宋，转成为诸侯。后在宋国内部变乱中又转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时，因宋国内**，避居鲁国。从此失去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士族家庭。孔子即生于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陬邑的长官，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时家境已经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他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30岁以后，他自觉所学有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于是开始招收门徒，进行教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办学的成就使孔子赢得了社会声誉，他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孔子曾经是齐国贵族的家臣，并受到了齐景公的接见，回到鲁国后又曾担任司寇。孔子的政治才能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得到展现。由于齐人的离间，鲁定公对孔子的态度逐步冷淡。孔子便率领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周游列国10多年中却备受冷遇，甚至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境地。孔子离开鲁国14年后，67岁时返回鲁国。以后主要从事教育，至鲁哀公十六年去世。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系旧有政治秩序的礼乐制度也难以为继。在“礼坏乐崩”的大环境中，鲁国比较保守，不但“犹秉周礼”，而且保存的周礼最多，以至有“周礼尽在鲁”之说。

二、孔子的主要思想

㈠孔子的“仁”

1、仁的含义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如《诗经》《左传》）中就己有仁字出现，但那时的仁的意思，只有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基本含义。仁真正具有《论语》那样强调的重要性与崇高地位则始于孔子。

孔子谈仁最多，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一共有109处，但在不同的场合，他对仁的解释往往不同，而真正涉及仁的本质意义，即可作为定义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四个：

其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对“仁”原有意义的确认与继承，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仁”这个概念的浅层次定义。

其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里把“孝弟”定义为仁之本，即作为仁的最基本含义，这是孔子对仁的扩展与提升。“君子务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他人，爱社会的。

其三：“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仁不仅要做到在家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而且出门在外还要能尊敬长辈，说话做事谨慎，对朋友讲信用，博爱大众和亲近有仁德的人。“泛爱众”要把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社会的博爱。

其四，“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这里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能为他们带来实际利益和好处，是“泛爱众”的最高体现。

上面四个关于仁的定义，层次分明，其内涵由浅入深，由低到高，逐步递进。这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含义。

2、实践仁的方式

孔子认为实践“仁”的方式有多种，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能行五者（指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将这些方式加以概括，提炼，就可以升华成为“忠恕”之道。“忠”是指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想到别人也会有这种想法，因而要尽力帮助别人；“恕”则指自己懒惰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忠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之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恕”一词的具体内涵或解释。2000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㈡孔子的“礼”

1、礼的含义

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直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份，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主张“为国之礼”（《先进》），“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孔子认为礼是治国之本，主张用礼来治国，建立一种“礼制”，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而孔子所崇尚的礼就是周礼，即周朝的国家及礼仪制度。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合于礼，其实质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下的社会”。

2、实践礼的方式

孔子认为礼的方式是“正名”，“正名”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被破坏了的名实关系匡正过来，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孔子还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规范，其意义与实质都在于要恢复、体现和巩固社会的秩序和制度。

3、“仁”和“礼”的关系

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的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奉行礼乐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注重仁和礼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㈢孔子的“中庸之道”

1、“中庸”的含义

中庸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中”，二是“和”。中庸不是调和与折衷,这不是孔子的原意，.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表明孔子并不是无原则的爱，不是谁也不得罪，只知调和折衷的好好先生。中庸的“中”是指“适度”，即“无过”、“无不及”，孔子认为“过”与“不及”是一样的，因为都不“适度”；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不是指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要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这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中与和又是相辅相成，彼此相关的，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依据，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就是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处。

2、“中庸”的价值

孔子很重视中庸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不仅是一种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对世界万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与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比，中庸之道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论被讨论的，原本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但实质上不仅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实际价值，而且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㈣孔子的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

从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出发，孔子认为要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之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培养具有上述弘扬与行道志向和德才的君子或志士，这就是孔子的教育培养目标。

2、关于教育的作用。

《礼记·大学》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积极努力地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3、关于教育的对象。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夷狄，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分封制下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4、关于教学的内容。

为了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孔子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四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于“数”教的内容。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己包含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约2500年前己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5、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

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并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式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

6、关于教学的方法。

孔子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7、关于教材建设。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编订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后被荀子尊敬为“六经”。除《乐》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

三、孔子的地位和影响

孔子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认真朴素的态度，把思维聚焦于人生的实际问题。他的“仁者爱人”及“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国界和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

早在公元1世纪，儒家文化就传播到了越南、日本等地。明朝初年，朝鲜就创设成均馆于汉城，祭孔于文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

四、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2005年9月28日，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伴随着首次“全球联合祭孔活动”拉开序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2005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二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172届执行局会议上，“孔子教育奖”被正批准设立，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1988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家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谐和的东方品格和释方着和平信息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必须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下，在人类文化走向多元化的大潮流中，孔子必将会气宇轩昂的走向世界，儒家文化也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大放异彩。

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全人类。

[参考书目]

1、杨润根《发现〈论语〉》，华夏出版社2003版。

2、杨朝阳、修建军主编《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

3、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齐鲁书社2004年版。

4、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

5、毛礼锐等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孔子的美学思想论述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孔子作为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考查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就不能避开孔子。孔子的美学思想主要有三点:真美善统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关键词: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学思想产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学形式或文艺评论、创作理论的形式出现，比中国古典美学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发展线索，也更为复杂丰富。传入中国后，美学由最初的味觉扩充到个人主观的各种官能感受，后又向人类的经济生活、伦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艺术领域扩展。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对美学的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东西，将从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作为审美对象。日本学者笠元仲二认为，中国人最初的美的观念始于味觉，美字的最早含义也是指味觉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学》中引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观点:“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

1真美善统一

真美善是哲学讨论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赏评的重要标准。真实性是文学赏评中一个重要的标准，而文学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现在真实地再现和真实地表现上，这相当于通常探讨生活、艺术的真实问题。真实再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抒发作者的真实情感。诗真实地再现生活，孔子说诗“可以观”，郑玄理解为“观风俗之盛衰”(何晏注《论语集注》)，朱熹理解为“考见得失”(《论语集注》)，杨伯峻理解为“可以提高观察力”(《论语译注》)。那么诗如何做到这些呢?孔子认为诗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孔子在《礼记表计》中说:“情欲信，辞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话说:‘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修辞要注重事实”〔2〕。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将其理解为“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好”。文学作品既要抒发真情实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对文艺创作所要求的是真与美的统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着一些与“真”相同或相近的内涵。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邢昞解为“言尽忠诚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谨敬”(《论语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诚不欺，“笃敬”即敦厚谨敬，含有“真”义。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义。杨伯峻认为，“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此外孔子还说“修辞立其诚”(《易乾卦文言》)，孔颖达理解为“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周易正义》)。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忠、信、贞、笃、敬、诚等概念包含有“真”义，这既有孔子对人的修身的“真”、文艺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又有对文艺作品要求作者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真”。在儒家重视伦理的哲学思想中，孔子所说的“真”是与“善”密切联系的。李玉芝在《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一书中表示:“最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以人的至善为前提，或表现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现自然物为人欣赏的形状、本质。”〔3〕43孔子《论语》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则是追求善的最好证明。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载道”，即要求文章以传播道德为美，以追求善为美，这与康德“真美善”的美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8(《为政》)，即是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就是“思想主旨纯正无邪”，足见他对于艺术做出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4〕22(《八佾》)孔安国指出:“《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4〕49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仅不否认事物外在的声色之美，还强调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认声色美，还不否认雕琢美，教导子贡“《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4〕6。中国古代文论关于“真”的赏评标准，从讲究“言辞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视艺术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美学体系中，他实现了真美善的统一。其真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可概括为:文艺应以真为基础，以善为主要衡量标准，以美为外观。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之一。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6《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99“中”是适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观点:“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里“中和”超出伦理意义而具有哲学高度和美学意义。孔子所说的“中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122“过犹不及”〔5〕96，将“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学程度。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中和”实质是美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即辩证地把握和处理艺术内部的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约而又相互依存、渗透，任何一方都无“过”或“不及”，从而使文艺整体达到一种适当、淳朴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类美学意义，它主要表现为“思无邪”“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美学思想。首先，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6〕11“思无邪”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原句中的“思”为句首语气词，并无实意，“无邪”是对牧马人放牧时神情专注的样子的描写，并无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特征，认为《诗经》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和审美的标准。从艺术角度看，孔子的‘思无邪’体现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这里实际上是对“思无邪”思想的延伸和发挥，即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不偏不倚、纯正无邪、无过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质朴超过文采就显得粗俗，文采超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和质朴要搭配得当，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4〕47“文质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断人的标准，后被推演开来用作艺术作品，尤其是评判文学作品，要求文学中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显得虚浮，“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见，孔子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释为:“《关雎》这一乐章，欢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情。”〔4〕21孔安国释为:“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8〕45此观点以中庸之道为基础，强调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艺作品，其感情表现应当适度，不能过于放肆，否则就有害无益。因此孔子主张“临哀不伤”〔4〕22。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这一思想不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学基础，还将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极致，并对后世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的宫殿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而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象、中国书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伦理道德入手，围绕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展开。孔子认为，外界的万事万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蕴，无不与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4〕184孔子将君子的过错比作日蚀月蚀，犯了过错人人都能看到，改了过错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审美，实质上并不强调对所谓美的事物的欣赏，而是强调从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对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赏。在《论语》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艺于一身，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认为以人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外在美，他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4〕84(《乡党》)因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内在美却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君子应具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好品质。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4〕48(《雍也》)孔子认为，聪明人喜欢流动的水，有仁之人喜欢稳重的山;聪明人性好动，仁者性好静;聪明人比较快乐，仁者比较长寿。这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品质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智者还是仁者，他们不是因为山水的形态如何美而喜欢，更重要的是因为山的特点是重而不迁、山至川流。他们可以从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然后通过这些规律去了解万事万物，而不是将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围内。此外，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4〕190，“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美学异于西方美学的许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学思想所铸成”〔9〕65，“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应追溯的先秦孔学……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9〕270。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和中国古典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关心现实、服务政治的文艺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他把文艺思想、美学思想与伦理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最终奠定了以情感与理智、个人与社会、文与质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学评判思想体系。当代学者应该吸收其理论和思想的精华，培养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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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卫霞．孔子文论思想主要内容试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3〕李玉芝．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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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8〕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篇2：浅谈孔子的论文

关键词: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学思想产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学形式或文艺评论、创作理论的形式出现，比中国古典美学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发展线索，也更为复杂丰富。传入中国后，美学由最初的味觉扩充到个人主观的各种官能感受，后又向人类的经济生活、伦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艺术领域扩展。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对美学的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东西，将从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作为审美对象。日本学者笠元仲二认为，中国人最初的美的观念始于味觉，美字的最早含义也是指味觉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学》中引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观点:“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

1真美善统一

真美善是哲学讨论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赏评的重要标准。真实性是文学赏评中一个重要的标准，而文学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现在真实地再现和真实地表现上，这相当于通常探讨生活、艺术的真实问题。真实再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抒发作者的真实情感。诗真实地再现生活，孔子说诗“可以观”，郑玄理解为“观风俗之盛衰”(何晏注《论语集注》)，朱熹理解为“考见得失”(《论语集注》)，杨伯峻理解为“可以提高观察力”(《论语译注》)。那么诗如何做到这些呢?孔子认为诗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孔子在《礼记表计》中说:“情欲信，辞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话说:‘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修辞要注重事实”〔2〕。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将其理解为“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好”。文学作品既要抒发真情实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对文艺创作所要求的是真与美的统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着一些与“真”相同或相近的内涵。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邢昞解为“言尽忠诚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谨敬”(《论语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诚不欺，“笃敬”即敦厚谨敬，含有“真”义。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义。杨伯峻认为，“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此外孔子还说“修辞立其诚”(《易乾卦文言》)，孔颖达理解为“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周易正义》)。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忠、信、贞、笃、敬、诚等概念包含有“真”义，这既有孔子对人的修身的“真”、文艺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又有对文艺作品要求作者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真”。在儒家重视伦理的哲学思想中，孔子所说的“真”是与“善”密切联系的。李玉芝在《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一书中表示:“最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以人的至善为前提，或表现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现自然物为人欣赏的形状、本质。”〔3〕43孔子《论语》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则是追求善的最好证明。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载道”，即要求文章以传播道德为美，以追求善为美，这与康德“真美善”的美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8(《为政》)，即是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就是“思想主旨纯正无邪”，足见他对于艺术做出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4〕22(《八佾》)孔安国指出:“《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4〕49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仅不否认事物外在的声色之美，还强调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认声色美，还不否认雕琢美，教导子贡“《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4〕6。中国古代文论关于“真”的赏评标准，从讲究“言辞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视艺术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美学体系中，他实现了真美善的统一。其真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可概括为:文艺应以真为基础，以善为主要衡量标准，以美为外观。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之一。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6《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99“中”是适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观点:“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里“中和”超出伦理意义而具有哲学高度和美学意义。孔子所说的“中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122“过犹不及”〔5〕96，将“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学程度。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中和”实质是美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即辩证地把握和处理艺术内部的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约而又相互依存、渗透，任何一方都无“过”或“不及”，从而使文艺整体达到一种适当、淳朴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类美学意义，它主要表现为“思无邪”“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美学思想。首先，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6〕11“思无邪”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原句中的“思”为句首语气词，并无实意，“无邪”是对牧马人放牧时神情专注的样子的描写，并无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特征，认为《诗经》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和审美的标准。从艺术角度看，孔子的‘思无邪’体现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这里实际上是对“思无邪”思想的延伸和发挥，即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不偏不倚、纯正无邪、无过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质朴超过文采就显得粗俗，文采超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和质朴要搭配得当，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4〕47“文质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断人的标准，后被推演开来用作艺术作品，尤其是评判文学作品，要求文学中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显得虚浮，“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见，孔子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释为:“《关雎》这一乐章，欢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情。”〔4〕21孔安国释为:“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8〕45此观点以中庸之道为基础，强调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艺作品，其感情表现应当适度，不能过于放肆，否则就有害无益。因此孔子主张“临哀不伤”〔4〕22。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这一思想不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学基础，还将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极致，并对后世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的宫殿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而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象、中国书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伦理道德入手，围绕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展开。孔子认为，外界的万事万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蕴，无不与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4〕184孔子将君子的过错比作日蚀月蚀，犯了过错人人都能看到，改了过错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审美，实质上并不强调对所谓美的事物的欣赏，而是强调从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对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赏。在《论语》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艺于一身，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认为以人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外在美，他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4〕84(《乡党》)因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内在美却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君子应具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好品质。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4〕48(《雍也》)孔子认为，聪明人喜欢流动的水，有仁之人喜欢稳重的山;聪明人性好动，仁者性好静;聪明人比较快乐，仁者比较长寿。这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品质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智者还是仁者，他们不是因为山水的形态如何美而喜欢，更重要的是因为山的特点是重而不迁、山至川流。他们可以从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然后通过这些规律去了解万事万物，而不是将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围内。此外，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4〕190，“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美学异于西方美学的许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学思想所铸成”〔9〕65，“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应追溯的先秦孔学……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9〕270。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和中国古典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关心现实、服务政治的文艺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他把文艺思想、美学思想与伦理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最终奠定了以情感与理智、个人与社会、文与质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学评判思想体系。当代学者应该吸收其理论和思想的精华，培养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张卫霞.孔子文论思想主要内容试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3〕李玉芝.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

〔4〕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8〕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篇3：浅谈孔子的论文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所衍生出来的音乐美学思想奠定了整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郑卫之音”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一个音乐概念。它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孔子是见于记载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1而在孔子的音乐思想中“仁”是文化思想的精髓,是孔子音乐美学的核心和出发点,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孔子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孔子是以“仁”的实现为“礼”“乐”的实现前提的2,然而“仁”并不是“礼”的附庸而是礼乐的核心。孔子认识到在面临着社会形态变更转型的历史时期要想企图建立起来新的社会秩序——“礼乐”,就必须首先提倡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孔子把“仁”的观念注入到了“礼”的内涵之中创造性的提出这样一种文化精神,祈望用这样一种博爱的精神来教育人们从而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3。由此可见“仁”在孔子学说的地位。那孔子是如何对这一思想进行传播呢?

行文至此就该说一说《诗经》了,众所周知孔子进行过删诗正乐的工作以和雅正之音,《诗经》中的内容是周代社会礼乐制度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礼乐政治宣扬的载体,记载了周代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所处的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周代的“礼乐”制度经历着变更与发展在一定时期升华到以“仁”为主导因素的人伦道德思想。而孔子正是依托周代的礼乐制度,从《诗经》中汲取思想精华用于教化,来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的尊重“礼”的社会秩序。《诗经》国风中有很多诗歌被后代文人儒者称为“淫奔之诗”,其中“郑卫之音”的篇幅数量不在少数,然而孔子曾说过“恶紫之夺朱也,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对于郑卫之音的态度可谓是深恶痛绝,但是经过孔子亲自删定的《诗经》“风”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中郑卫之音的保存多达三十一首之多,这孔老夫子不是自相矛盾吗?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也许就是孔子诗教观的原则表述学《诗》立足于礼,不但说明孔子施教看重礼教,还体现了孔子这位儒学宗师对《诗经》本质的最深刻的理解。《诗经》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仁”这个概念起于何时是很难确定的,《诗经》中“仁”字只出现两次:《郑风·叔于田》:“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均出自国风之中4。当然仅凭“国风”之中这两字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诗经》中所体现蕴含的很多与孔子仁学相通的观念性因素正是“仁”的原始形态。

《诗经》在孔子仁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奠基基础的作用。我们简单的从诗经的内容出发,据统计《诗经》中兄弟二字共出现三十四处之多,其中突出兄弟间亲情的诗句很多,其中包括“国风”中的《郑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还有《小雅·楚茨》《唐风·杜》等中都有类似与兄弟有关的诗句出现基本上都是在与强调兄弟之间应该相亲相爱“亲亲以睦”,紧密团结,和谐共处,国风中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描写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诗歌,为人们所展现的是当时的社会以及其真实的文化思想状况,“郑风”中绝大部分都是情诗,这虽同郑国有溱水、洧水便于男女游览聚会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同郑国的风俗习惯密不可分。《郑风》中绝大部分都是描写男女之间的情思歌唱。这些描写男女婚姻的诗篇较多呈现出的是一种自由的字里行间都是浓浓的爱意对彼此的尊重,对欲望的满足,这都是人本身正常的所需要的,也是社会伦理对人积极的正面的要求其中还有一大部分与古老的民间习俗渊源颇深,野性的反映男女情感的诗有很多,那这些诗的存在本对于周礼来说就是异端,其中以郑风、卫风、陈风三个部分最为典型,这显然与当时传统的周礼制度的“合法婚姻”相违背,前文已经提到《诗经》内容多是西周末期的诗词作品,李山曾经在《诗经的文化精神》中说到:“《诗经》三百篇,实际上,在《风》与《雅》、《颂》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分界线而真正能够代表这种变迁历史价值的正是这些郑卫之地充满野性气息的婚恋之歌。”如《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国风·郑风》)”等,在郑风之中男女之情少受礼制的束缚,但父母仍然是有威严性存在“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郑风·将仲子》等等,这是人们在新的自由的环境下对自己幸福生活的追求体现出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接近“两性婚姻”体现出的是人的本能的需求,但须注意父母的社会地位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得到了社会认可,等同与现代意义上的“孝悌”以及上文提及的兄弟,夫妇、引申出的孝悌、忠义等等的人伦思想,周予同先生就曾经认为说道:“儒家的根本思想出发于‘生殖崇拜’,《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由此可见男女由夫妇进一步发展到父子、君臣、天地、山谷后又升华为阴阳当“仁”的内涵升华进入另一个思想意识阶段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由此可见孔子将“仁”的根基牢牢的打在家族血缘连续中的人伦孝悌之中,把“仁”学的根本就是建立在了日常生化家庭成员的情感之上,“仁者爱人”从亲情开始,但以血缘为纽带把“仁”的道德理念进行推广,我想这就是诗经的“人性”之处,也是孔子强调的“仁”的具体体现吧。

二、孔子的音乐审美主张——“中和”

孔子在音乐审美中主张“和而不同”这在伦理观念上来讲就是“礼之用,和为贵”以及“过犹不及”总结来讲就是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从音乐审美的角度来讲,文艺所表现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而且要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关雎》,表达的是中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一切情感的外现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这里也正是包含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爱护。就是要求对音乐的表现应该就是情感的表达要有所节制、适度而不过分5,实际上就是要求音乐的审美内在的感情体验与外在表现都要保持正确的、恰到好处的和谐的中和的状态。

孔子一方面对诗乐《关雎》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另一方面又对“郑卫之音”提出“郑声淫”“放郑声”的主张这显然上文中孔子提出的“中和”思想有所出入,《论语·为政第二》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是说诗经的全部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没有邪念,简而言之就是“无不出自真情”。也就是说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作者出自真情自然流露而创作出的作品。人人恶以诛之的“郑卫之音”也包含在《诗经》之中。那孔夫子岂不是自相矛盾,纵观中国历代的文人儒者对“郑卫之音”的厌恶态度与孔子相比可谓是愈演愈烈,尽管也许是身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应该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针对前人的思想观念也切勿断章取义,为了“为我所用”而自圆其说,抛开外界对’郑卫之音”的看法,深入《诗经》的内容研究也可发现《诗经》国风中具有“温柔敦厚”的品质。

在中国美学研究的领域“温柔敦厚”本就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命题,它源自儒家的“中庸”哲学,“温柔敦厚”大体所具备的风格:在情与理的关系上,以理节情,情理相偕。《毛诗序》中讲到:“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6;大意指的是之所以“变风”之诗是发乎人的情性而又合于人之礼义的。发乎情感,是百姓的生性所致;合乎礼义而止,是先王的教化所致。一国之政事都寄托于一人之心,这样作的诗就叫“风”;《毛诗序》认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这是《毛诗序》中的美学观点。将诗歌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承认诗歌能对为政之失进行讽刺,但又必须不冒犯为政者,受到“止乎礼义”的限制。这其实反映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总体风格应是比较地含蓄。以上这些概括,均来自对《诗经》的认识,总结来说也不外乎是孔子“中庸”的思想,结合孔子诗教,《诗经》在体现这些思想方面大部分的诗是合乎这一标准的。《毛诗序》沿袭孔子所说,将这点推向极至。认定《诗经》具有温柔敦厚风格,《毛诗序》说:“美齐桓公也。卫人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遣之车马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7。”其实《毛诗序》是站在政治诗教的社会伦理学角度来阐述解释将爱情诗附会成政治诗,自然就具有了温柔敦厚的意思。温柔敦厚说的意义,在美学方面,作为诗的美学标准,它的实质是“中和”,而“中和”正是儒家的美学思想8。所以,儒家诗教就是通过德育教化来倡导以“温柔敦厚”为核心的“中和”美学观。

在看《论语》中两处“郑声淫”分别出自的《卫灵公篇》和《阳货篇》。《卫灵公篇》主要是围绕为人处事、治理国家两大方面而整理的孔子言论。孔子的学生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于是孔子回答了这么一番话: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那翻译过来就是,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帽子,演奏就用《韶》乐,抛开郑国的音乐,远离花言巧语的小人。郑国的音乐淫乱,奸邪的小人危险。在这里孔子把“夏时”“殷辂”“周冕”“《韶》乐”看作是治国之本,而把“郑声”“佞人”则当成了治国的大忌。显然,“郑声”是相对《韶》乐而言的。是相对于雅乐而言的,这是孔子的音乐审美理想的又一

体现“尽善尽美”。孔子一生追求三件事:做人、做学问和做官。把他的一生思想联系起来看这三件事情就是一个因果联系,孔子的为官之道是“教育”,包括“游说君主”和“教书育人”。游说的对象,包括国君,也包括执政的大夫,以及庶人孔子周游列国14年,在接近古稀之年整理编写出《诗经》用于教化育人,传承思想,目的不就是希望能在春秋之交,诸侯风裂历史变更时期可以为人所用,希望能够说服执政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除了游说之外,就是教育把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让他们去从政、为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自《乐记》后礼乐思想就已经定型,始终要求乐中之情“止乎礼仪”,乐中之声和而不淫,还要受情制约,温柔敦厚,以“中和”为准则,孔子儒家的“礼乐思想”是以音乐治国的社会功能为核心,从哲学,伦理,政治的角度出发,来论述音乐,注重的是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较少的深入音乐内部,对音乐自身的韵律,美感,娱乐作用少有重视,所以结合这些就不奇怪孔子会在颜渊问邦是有那样的回答,“郑卫之音”的淫指的就是过度不当“淫乱”讲,而是声之过也,作为新乐的郑卫之音在音乐节奏过分曲折或过分新巧,情感过于泛滥没有节制,与孔子眼中尽善尽美的雅乐来相比,郑卫之音确实不太符合传统的标准。

三、结语

孔子周游列国14年,在接近古稀之年删诗正乐,整理编写出《诗经》用于教化育人,传承思想,从伦理政治的角度出发将音乐治国的社会功能最大化,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维护周礼他要求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周礼。如果说孔子一开始就觉得郑、卫之地十五国风皆是淫奔之作,那便没有理由在删诗正乐之时还留下这等蛊惑人心之作,孔子对《诗经》一言以弊之“思无邪”的高度评价也绝对不是凭空捏造,且不说《诗经》“国风”中蕴含着怎样的美学思想。孔子在“恶郑声”“放郑声”的同时又保留了十五国风这本就体现出了孔子中正平和的情怀。

摘要：在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的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文人儒者对于“郑卫之音”的评断褒贬不一。孔子对“郑卫之音”的看法一直以来更是备受争议,本文以《诗经》的内容为线索由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仁”、审美主张“中和”为切入点,以儒家音乐思想重视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的历史背景下来谈谈孔子对于“郑卫之音”的态度。

篇4：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孔子；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精神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90-02

儒家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创立的教育目标，使几千年来中国的学子发愤图强，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其提倡的教育内容，不仅使中国的教育体制更加完善，也使得中国的教育领域更加广阔，其总结的教育方法，是当代教师引以为自豪的教学工具，为向学生更好地进行素质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利器，其归纳的教育精神，不仅是指引中国的教师不辞劳苦的进行教育的精神支柱，也为世界各国教师推进本国教育提供了指路明灯。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一生力求以信示人，力求以德育人，力争以情感人。在施教方面，他潜心钻研，博学以致教，仁爱而博收弟子，不仅把“学在官府”变成“学在庶民”，也把“学在有限”变成“学在无限”。孔子作为第一个把文化知识普及到平民中去的圣人，深受各个阶层人民的爱戴与敬仰，孔子不仅提出了具有指引性意义的教育目标，也提出了涉及多个领域的教育内容，以及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方法和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教育精神，真可谓是博大精深，震撼后世。

一、孔子的教育目标

其一，孔子提倡广施“仁德”，把他的弟子培养成道德高尚，仁爱有礼，博学多才的君子。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提高自身的“仁道”，还要将道德与德行铭记于心，他提倡人与人在交往时要相互尊重，相互敬爱，时时刻刻以君子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社会和谐。正如《论语·述而》篇中提到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正体现了孔子对“道”，“德”，“仁”，“艺”的追求与探讨。

其二，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标除了用仁、义、礼来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另一个重要目标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思想。事实上，在孔子七十二个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就连孔子也参与过政事，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统一的，孔子虽然官运坎坷，但是他依然通过言行身教鼓励其弟子以“仁爱”之心施政于民，以正确的价值观来服务于人民，用正确的“义利观”来效劳人民，达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成就圣贤人格，由内圣达到外王。

二、孔子的教育内容

1.孔子在施教时，提倡书本知识、社会实践、道德修养的结合

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是教育的基础，高尚的道德修养是教育的方向，而学习书本知识和进行社会实践又是实现一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手段和途径，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们学习书本知识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航标和灯塔。正如《论语·述而》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倡导的，“文”、“行”、“忠”、“信”的结合，这四教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此外，孔子还在《论语·学而》中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因为“行”“忠”“信”是专门的具体科目，要通过“文”来体现。

2.孔子在施教时，还注重《诗》、《书》、《礼》、《乐》的教育

孔子认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不能只局限于做一个专才，而是要向做一个通才不断努力，可是要做一个通才并不容易，不仅要见多识广，还要有丰厚的功底和学以致用的才能，这就需要学习《诗》、《书》、《礼》，《乐》。

第一，《诗》博大精深，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如在《论语·为政》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就是孔子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诗》，达到思想典雅而端正。又如，在《论语·阳货》中“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教可以修身，诗识可以改知，诗用可以治国。

第二，《尚书》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因此，孔子除了自己学习《书》之外，也向其弟子讲解《书》的精华，如《论语·为政》中“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此处，孔子通过讲《书》，使其弟子懂得齐家与为政、治国的关系。

第三，《礼》作为人们生活中潜在的行为准则，对我们的行为起着约束和导向的作用，孔子特别提倡其弟子对《礼》的学习与应用，在《论语·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教授他的学生，礼的根本是，适宜、恰当、和谐。通过强调礼的实质，引发其弟子深思。

第四，《乐》不仅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也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孔子对音乐特别的痴迷，就像在《论语·述而》中说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可见孔子对《韶》乐的如痴如醉。除此之外，孔子还虚心学习音乐，如在《论语·述而》中“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总之，孔子对《诗》、《书》、《礼》、《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就像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诗》、《礼》、《乐》作为修身立事三部曲，以此来振奋志气，达到完美人格。

三、孔子的教育方法

1.“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圣人，其教育理念是以人为中心，他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每个人的心理、智力、能力等不同，所以教师要因材施教，正如《论语·雍也》中“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总则。孔子为了更好的施教，他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把人分成四个层次，即“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子认为针对这四个层次的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2.“启发式”的教育方法

孔子在教学方面，反对“填鸭式”的做法，他要求学生“举一反三”，在充分的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疏导，就像《论语·述而》中“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因此，朱熹在充分了解孔子“启发式”教学的基础之上，著：“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讲得就是启发式教学的前提条件，“求通而未得”、“欲言而未能”，离开这个契机的“启发式”则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启而不发。因此，针对不同的学生，在恰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启发式教学，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3.“比喻式”的教学方法

孔子为了使其弟子更好的理解他所教授的知识和道理，有些教学内容或者问题答案，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把知识或者道理比喻成一个抽象并且形象、生动的物，让学生自己思考在这个物中隐藏的道理。如“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孔子通过“器”，这一个字就揭示了通才与专才的区别与联系，鼓励其弟子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向通才发展。另外，孔子在与子贡的对话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启发式”教学，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对子贡的评价，子贡虽然非常优秀，孔子的评价却是“瑚琏”，这一评价，既具有一定高度的肯定色彩，也有一定的惋惜似的否定，令子贡深思。

四、孔子的教育精神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个好为人师的圣人，注重每一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的弟子颇多，从横向来说，涉及各个领域，不论是平民还是大夫，从纵向来说，各个年龄的都有，不论是小孩还是老夫。就像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对此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只要给我一点薄礼，我没有不教育的。第二种是：凡是十五岁以上的，我没有不教诲的。第三种是：凡是那些能够自我约束又有自觉进取精神的人，我从没有不给予悉心指点教诲的。”这三种解释都有其道理，总的来说就是受教育者应是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权利，都有掌握技能和知识的权利，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在当代社会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2.“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

传说孔子有三千弟子，而孔子认为“受业申通者七十有七人”。孔子教授的内容涉及文化、道德、音乐等各个方面，其授课方法也使得每个学生心悦诚服，他一生孜孜不倦的教育每一个学生，就像他曾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从精神上说明了孔子认为学无止境，教授别人不知疲倦，也许这就是他一生贡献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此外，孔子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这句话正表现了孔子对“圣”与“仁”的自谦，也表现了孔子对“教”与“学”的自信，孔子正是在不断地追求“圣”与“仁”的同时，才不断地提升自己，进而向大众平民和弟子撒播着他无价的仁爱，深受人们的敬仰。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教育目标准确而精炼，教育内容丰富而精彩，教育方法灵活而实用，教育精神博大而引人深思，这些正确的、积极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不仅可以为我们所用，也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孔子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精神也是指引着我们不断投身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和指路明灯。因此，研究和探讨儒家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邵汉明，刘辉，王永平.儒家哲学智慧[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篇5：浅谈孔子的论文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是儒家经典中的核心著作，虽篇幅不长，却涉及到很多的内容。在《论语》当中体现了很多儒家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循循善诱”等。而其中“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又成为重中之重。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整个儒家教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教育方法。

第一，针对于学生的学识水平进行差异教育。

孔子在《雍也》篇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对于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有的学者认为这句话是孔老夫子强调人性的差异的论断，说人与人的差别是由天性决定的。对此笔者对这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这句话当中的“中人”是有中等学识水平的人，而不是由于先天素质所决定的“中人”，它是指人通过后天的学习而具备的中等水平的能力。那也就是说孔子说这话的实质意思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学识能力和学识水平对其实施不同的知识传授。

那么，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充分的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具体施教。如在课堂问题的设置上就要有难易的等级层次。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有机会参加到这样的课堂学习之中。

第二，针对学生的个性特征“因材施教”。

孔子非常善于观察学生的性格特征，并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对每一个学生采取不同的施教方式。孔子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差异，针对于此要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对同一个问题要有不同的回答方式。

例如在《论语?先进篇》中‘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

“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问：“听到了就行动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行动呢?”冉有问：“听到了就行动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行动吗?’您回答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了就行动吗?’您回答‘听到了就行动’。我被弄糊涂了，敢问为什么。”孔子说：“冉求退缩，所以鼓励他前进;仲由好胜，所以让他后退。”

由此，我们看出孔子充分的分析了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征，同一个问题，同样的教学内容却给出了不同教学回答。这对于塑造学生的个性人格和整合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着重大的作用。

几年的教学生涯，使我对学生也有着一些了解，也总结了他们的一些个性特征。其中有四类学生使我的印象最深刻。开朗多动型，沉默抑郁型，胆小逃避型，偏执社会型。这四种性格特征的学生，都有其利弊。那么针对于他们的这种个性特征，我想运用《论语》中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是最正确不过的了。对于第一种开朗多动型的我认为老师要正面的劝说甚至要严厉的指正，帮他们改正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去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学业。而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学生，老师首先要做到非常的有耐心和谨小细微。要找到形成他们这种性格的问题根源，针对于形成原因循循善诱的去引导。并且引导这种类型的学生周围的同学(例如说前后桌，与他同一个地方的同学)多多的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帮他们从这种性格中走出来，去寻求更好的发展。而对于第三种胆小逃避型的，我认为就是要让他们更加独立，自主的去面对事情(例如把某些事情交给这类学生去处理)，以改掉这一毛病。对于第四种所谓的.“问题学生”老师一定要与他们多交流，多引导，用自身的魅力去感化他们，让他们拥有一个难忘的高中生活。

第三，根据学生的不同的志趣爱好，重点施教

孔子很在意培养学生的志趣爱好，常和他们阅览名山大川，闲座与池边旷野。而且儒家本身也很重视山水诗乐对人的教化陶冶作用。《论语?仁爱篇》记载“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意思是说“智者喜爱水，仁者喜爱山”，用水和山来形容智者和仁者，是生动而又明智的。山厚重而又敦实，水柔婉而又清灵。厚重敦实的山有一种仁者的厚重，柔婉清灵的水有一分智者的飘逸。山和水汲取天地之滋养，本身就带有自然的灵透，这种天人划一的境界在这句《论语》中淋漓尽致的体现着。足见儒家对自然的崇尚，对在自然性情融入学生志趣爱好的重视。而且当人们面对山水自然万物时，也会产生很多的疑问和思考。据《孟子?尽心上》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都是孔子基于自然山水而发出的喟叹。同时儒家也很重视诗书礼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避之。曰：‘思无邪”。足见孔老夫子对《诗经》的赞许之情。那么孔夫子会在实际的教学中去刻意的培养学生的这种对诗书礼乐，以及自然山水的爱好情感。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於斯致思，无所不致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贡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著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二国之患。唯赐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辩哉!”颜回退而不对，孔子曰：“回来，汝奚独无愿乎?”颜回对曰：“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渊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施其辨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孔子家浯?致思第八》

我们看，在这段记载当中就表明了当孔夫子带弟子去游览山水时，就会在其中与他们切磋讨论，最后以每个人不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点，做以不同的评价和总结。通过这种方法来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那这也就启迪着我们当代的一些老师要多多给自己的学生上课外鉴赏课，让自己的学生在祖国山河的陶冶中获得心智的陶冶。

篇6：孔子理想的论文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社会处于大变动之中。经济上，宗族制度为家族制度取代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政治上，王权衰落，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周礼遭受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不安;思想意识上，一些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思想正在萌芽，“人道”思想、“民本”思想、“尚贤”思想都有发展。对这种天子名存实亡、诸侯称霸争雄的**形势，孔子深表不满，斥之为“天下无道”。

一、孔子的社会理想

孔子处于这样的特殊时期，作为一个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感应人们的迫切需要和愿望构思出一个理想社会，也就是一个温情脉脉，带有血缘关系和牧歌风味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构想，而是他生活的时代之前就已存在的现实社会――西周。西周时期，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禁止各诸侯国间攻战兼并，相对东周是比较安静的;另外，周公是宗周第一家贵族，周公曾辅王摄政，制礼作乐，其长子封地称鲁，是孔子的诞生地。东周王国与宋、鲁是东周时的三个文化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鲁国的文化是西周文化的嫡传。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西周早期的宗法制向家族制过渡时期，由盛到衰，由治到乱，虽然当时的封建社会性质未变，但有大厦将倾之势。孔子抚今追昔，怅然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慨叹是必然的。他渴望圣人治国，生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无争无乱。他把眼光投向了过去的国泰民安的社会。在孔子的心目中，理想社会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一个是周代的礼乐文化。于是采用周代的礼乐文化光复先王之道，成为他一生的梦想与追求。他认为自夏、商、周以来一些基本制度如氏族宗法制、贵贱等级制等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不应改变;那些不是基本的、可以改变的方面，也不必或不能用人民革命的办法，而是应由当政者自上而下采用缓和的办法来改良社会，使社会恢复正常的秩序。他提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为五霸之首，代表春秋**社会，鲁为周公后裔的封国，代表西周的小康社会，道是指尧舜之世大道得行的“大同”社会。

二、孔子的`教育理想

孔子认为教育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因而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要立国治国，首先是“庶”，其次是“富”，再次是“教”，即对国民进行教化，使之受到政治伦理教育，知道安分守己。孔子希望恢复周礼，挽救周朝的统治政权。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有贤有能的统治人才。这种人才在周朝统治阶级内部已很少存在，因为以“亲亲”为原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奴隶主人才集团早已腐化坠落并即将断送周天子的命运。宗法制对维护天子、诸侯的君权已无能为力，必须作适当的改良。具有崇高的人生境界和道德理性自觉的人才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才有望实现。所以他主张以德治国，以礼经世，提出由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这条培育人才的路线可简括为“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虽由子夏所述，但确实代表了孔子的教育观点，也是孔子切中时弊的改良主张。这种观点认为，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经学习成绩不优良，也就没做官的资格。他视为学从政为当然之事，相反，学优而不仕的洁身之举则被认为是对社会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的“不义”之举。为学者应该胸怀经邦济世的宏图大志，如果学到的知识不能运用，则失去了教育的意义。孔子的六艺教育内容就体现了以德治国和经世致用的精神。

然而孔子属于士阶层，他的理想就是当时社会士阶层的理想。东周后期的士阶层，上有贵族大夫，下有庶民工商，能上达但不能顺利上达，怕下降但可能下降。士在军事上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学得古今知识，经济上拥有田宅产业，社会地位重要而不高，想取得官职，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耻恶衣恶食，认定耕种要挨饿，学道可得禄，看不起老农老圃的劳苦生产，唯一希望的是做官食禄。但在士未出仕时，生活接近庶民或过着庶民的生活，还能看到民间的疾苦，懂得一些治国安民的道理。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一层，当他求仕得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奴性多于自主性。“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为德才兼备的士由社会下层流向社会上层呐喊助威，反映了当时社会贤能之士经邦济世愿望，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这一点构成了他与西方“轴心时代”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教育理想上的巨大差别。

三、孔子与柏拉图教育理想之比较

柏拉图出生在雅典城邦。在柏拉图青年时代，雅典群龙无首，内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民主制度几度兴废，每一次政局变动都伴随着逮捕、审判、处死、放逐、没收财产。极端民主没有法制约束，发展成为无政府主义。公元前3，发生了柏拉图的恩师苏格拉底被陷害诬告处死的恶性事件。柏拉图目睹了雅典社会的混乱、多变、无序、争夺、邪恶，遂萌生了探求并建立一个稳定、和谐、正义、不变、完善的理想社会的宏愿。

柏拉图是名门望族的后代。父亲早逝，自幼在继父家中长大，他的继父是雅典民主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活动家。柏拉图青年时代对政治有兴趣。公元前4三十僭主当权时，头目都是柏拉图的亲属，他们想拉柏拉图入伙。经过冷静观察，柏拉图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深感厌恶，遂放弃了从政的念头，退而转入哲学的沉思，寻找理想社会的蓝图，并创建书院，研究学术、培养人才，以图实现自己的理想。柏拉图考察了当时存在的各国政治制度，认为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合乎理想的，他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由哲学家担任国王，或者现有的国王或王子用心学习哲学，成为哲学家，实行哲学家治国。哲学家是爱智慧、深明事理、认识了真理、品德高尚、一心为全体公民谋幸福的人。哲学家治国也就是圣人治国。实现和维持这一理想社会的手段就是教育。

伯拉图教育的最高理想是造就哲学家，由这种哲学家担任国王，即哲学家――国王(哲学王)。柏拉图所理想的哲学家的品格，也就是他所要培养的理想的人格，即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眼睛专注于真理的人;是爱国的、能经受考验的人;必须是为全体公民谋最大幸福的人;哲学家应守卫国家的法律和习惯;哲学家应追求完整、完全，摒弃小肚鸡肠;他应公正贤良，具有天然有分寸而又温雅的心灵。总而言之，哲学家应是内外美兼备的人。

由上所述可知，柏拉图和孔子所处的时代一样也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和孔子一样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国，同样重视教育的作用，同样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同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同的是孔子出身低微，怀鸿鹄之志，拥报国之才，却无用武之地;而柏拉图出身名门望族，虽有机遇却不愿屈就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在过去，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人才以复古;柏拉图觉得理想的社会尚不存在，要为未来的社会培养具有善的品质的人才，最高的目标是培养哲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