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建立实习制度

亟待建立实习制度（精选8篇）

篇1：亟待建立实习制度

亟待建立实习制度

目前，大学生实习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大学生实习除了自身的一腔热情之外，更需要社会提供一个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平台。有专家指出：在真正的实习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建立大学生实习指导机构乃是当务之急。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实习已形成了完善的体系，通过实习大学生可与企业“亲密接触”，毕业后可相互选择。每逢寒暑假，一些大公司都会招募实习生，组织优秀的.学生到公司实习，通过这一渠道发现更多的人才。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实习制度，学校、企业之间尚未建立 起互相配套的“实习市场”，导致大学生实习出现一系列难题。

有关专家提出，我国很有必要在人才市场建立实习制度，国家有关部门应在大学生实习、打工方面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定，这样一方面可使大学生了解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自己到底欠缺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使企业减少培训成本，便于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

还有专家建议，与实习相关的立法应该跟进，《劳动法》应该对实习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有所规范。学生在校实习时，如出了问题学校负一定责任;而学生毕业后实习就变成了一种市场行为，一旦出了问题，就应该依据相关的法律来处理，但目前这一块尚处于“真空地带”。

据了解，北京现已成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指导中心，江苏太仓市也与各大型企业联合建立了大学生实习基地。

作者：杨胜

篇2：亟待建立实习制度

论文摘要：当前，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亟待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利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和计划生育国策的落实，有利于农业劳动者应对经营风险的增大，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破解“三农”问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论文关键词：农民；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捉村社会保障体系；和谐社会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达5．77亿人，比例为43．9％，农村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有7．37亿人，比例为56．1％，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人群。可见，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仅仅关系到占总人口约56％的农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关系到衣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更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具体言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有着如下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我国将面临的严重问题。老龄化现象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能否解决与处理好这些问题，对我国的社会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养老的绝对需求增大，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在老龄化问题上，我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点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城市高于农村，而我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即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农村老龄化的趋势快于城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到2000年底，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了6．96％。另有数据显示，2000年与1982年相比，全国市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54％提高到

6．42％，提高了1．88个百分点，而同期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从5％提高到7．5％，提高了2．5个百分点，呈现出农村老年人口的比例升高快于市镇的状况。在我国，截至2004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43亿，而农村老年人口约0．93亿。据人口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将占总人口的14．0％～17．7％；204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近4亿，农村老年人约为2．6亿，我国将迎来老龄化的高峰。显然，因老龄化带来的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将成为现在及今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问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按照养老保险的自身规律，养老保障的积累期一般需要20～30年的时间。这样看来，如果我们现在再不着手花大力气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我国未来将很难承受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老龄化危机将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有利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和计划生育国策的落实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种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也是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国策的一个突出难点。尤其是在农村，“养儿防老”不只是表现为一种生育观念，更是一种社会现实，仍然有极大的市场。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属于家庭代际问互相供养的反哺型模式。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以来，农村家庭结构、规模和功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由于家庭生育水平下降，家庭子女数量减少，独生子女数量增加，农村血缘关系的大家庭逐渐萎缩，核心家庭增多。据统计，中国农村家庭每户平均人数从1973年的4．81人，降到1982年的4．51人，1990年的3．97人，1997年的3．64人，到2002年降为3．39人。29年间减少了

1．42人，下降了29．52％。而且从城乡差别来看，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幅度要大于城镇。2002年我国城市家庭规模为3人，镇为3．25人，乡村为3．62人，与1982年相比，城镇家庭减少0．87人，乡村家庭减少0．95人。

农村家庭的人口结构也逐渐向“4-2-1”转化，随之而来的家庭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因为“4-2-1”结构意味着一对中年夫妇的家庭中除抚养未成年的子女外，还要承担4位老人的供养责任，也意味着一个独生子女成年后将要担负4～6位老人的养老，这种情况客观上对于任何人来说，不管是从时问和精力上，还是从财力物力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是很难承受的。老年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家庭赡养负担的加重；核心家庭的增加，又意味着代际联系的弱化。在这样的家庭结构条件下，如果单纯依靠家庭养老，那么，将使年轻人不堪重负。同时，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日趋明显，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养老供给资源减少，供给程度降低。所以单单靠传统的家庭养老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

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均寿命得以大幅度提高，再加上生产要素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这一切必然会使农村老人群体越来越大，相应地，老有所养的问题将日益突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村人口，未来大多数的老年人口也在农村。如果农民养老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就只能在经济上依靠子女。如果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多，农民年老以后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任何保障。所以，农民养老问题不解决，其结果就是要重视并恢复“养儿防老”的传统作法。农村人口就会陷入一种“高出生——低收入——高出生——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怪圈。这也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以开展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种作法，既不利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也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因此，必须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只有解决了养老问题，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庭减轻未来养老的压力，适应家庭结构出现的变化，弱化“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步消除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最大的观念和现实障碍，使计划生育国策真正得到落实。

三、有利于农业劳动者应对经营风险的增大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随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作为独立、个体的生产者，农业劳动者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再加上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风险的危害，这就使得农业劳动者遭遇风险的概率大大增加。而且，由于目前农业劳动者收入低、家庭财富薄弱，因此任何一次风险就可能把一个农民一辈子的生产和生活积累赔进去。以往那种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统种、统收、统分、统保的保障办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急需健全和完善，而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也必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四、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村区域集中了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居民是扩大内需行为中最需要重视的群体。近年来，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是，农村消费市场仍然迟迟未被有效启动，更谈不上升温。其主要表现在于，一是衣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总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很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与城镇居民相比，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基本上是逐年增加，从1990年的538．05元增加到2004年的2185元，增长了4．1倍，年均增长29％。但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差距日益拉大，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的差值由1990年的740．84元增加为2004年的4997元，净增4256．16元，差距拉大了6．75倍从相对值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之比由1990年的2．38倍增加到2004年的3．29倍，增加了38％。考虑到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部分自给特征和城市居民的福利性消费，两者的实际差距会更大一些。”二是农村消费结构不合理。从1990年到2006年间，虽然农村居民消费中的食品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58．80％下降到2006年的43．02％，但是2006年农村居民消费中的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讯仍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75．75％。作为较高层次需求的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消费支出却提高很少，医疗保健支出所占比重在2000年前维持在5％左右，直到2006年略有上升，所占比例为6．77％，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仅从1990年的5．37％上升到2006年的10．79％，也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较低，消费结构调整不明显。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缺少让广大衣民放心消费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要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村存在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那么，农村居民就会面临生存层面的威胁，就谈不上形成合理的生活消费结构。虽然随着济条件的好转，农民的消费能力有一定增强，也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农民普遍存在着后顾之忧，在缺少社会保障的情形下，农民必然会担心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状况，担心自己生病以后的治疗问题，担心自己未来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风险，因而不敢放心进行消费。所以，要想真正有效地启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就必须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包括农村养老保障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化解农民的后顾之忧。

五有利于破解“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目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是困扰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农”问题上，除土地延长承包期以外，制度建设上很少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更没有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建立包括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在内的、以社会养老和公共卫生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制度建设的滞后，妨碍了“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化推进。目前，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替代传统的土地保障，完善农民城镇化的进入机制，健全农民双向退出机制和规模经营双向扩大机制，有利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恢复土地的增值功能，进一步拓展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储蓄自养和家庭保障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尤其是解决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养老问题，是破解“三衣”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六、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高度分割和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一直存在。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性特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些具体数据计算，1978、1980、1985、1990、1998、1999、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8倍、2．5倍、1．86倍、2．2倍、2．52倍、2．66倍和2．80倍，2002年达到3．1倍，2006年更是达到3．28倍。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在享用社会保障、公有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以及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类隐性补贴等因素，更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本来，如此巨大的差别需要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有效的调解，其中，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就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方式。但是，在一个为时不短的时间里，农村的养老保障状况却起了一个相反的作用。据2006年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城市老年人养老金(退休金)保障覆盖率2000年男性为85．6％，女性为53．6％，2006年男性为89．1％，女性为64．6％。而农村则仅有4．8％的老年人享有养老金保障；城乡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收入的总体水平和增长幅度仍然偏低。城市中有近20％的老年人年收入处于不足4600元的低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年均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135万城市老年人的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村中有27％的老年人年收入处于不足750元的低水平，低于农村老年人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2160万农村老年人收入低于农村困难救助的水平。

为了扭转城乡居民收入之间过大的差距，国家现在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视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看待。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扭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新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七、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长期以来，我国在养老问题上主要关注的是城镇人口，其主要的精力也是集中在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安排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将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符合条件的城镇从业人员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虽然目前中国城镇养老保障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社会统筹基金不足等等，需要进～步深化改革，但总归是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制度框架。而作为事关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养老保障，却还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更谈不上确立必要的制度框架。这种状况是缺乏公正性的，没有体现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同时，这种状况也没有体现出对于农民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回报。无论是对中国革命还是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言，中国农民均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比如，据统计，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衣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数量很小：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73．94亿元；1960年为572．29亿元；1970年为662．9亿元。“可以说，没有农民的贡献，就不可能建成新中国的重工业体系，就没有改革开放繁荣的今天。如今中国农村的老年人，在当时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甚至是透支性的贡献。因此，无论是从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对农民所做贡献的回报的角度看，我们都有必要建立起农村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篇3：亟待建立实习制度

世界上,有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特权利益集团掠夺公众财富的工具,成了扩大贫富差距的机器和制造社会不公的利器。这样的市场是逆向配置资源,配置到了糟蹋资源的企业中或个人手里,配置到效率低下的企业中。这样的市场经济是政治人理性,不是经济人理性,它颠覆了经济学原理。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必然崇拜权力,追逐利益而不喜欢直接去创造财富。这给官商进行“合法”与非法掠夺营造了土壤,官僚资本也因此具有了合法的掠夺权。他们自我创租,自我寻租,自我立法,自我授权,自我得利。社会崇拜权力,崇拜庄家。

资本的肮脏源于权力的龌龊,先有腐败的权力,后有腐败的资本。资本市场的腐败源于权力万能、权力崇拜、国有体制、不受监督的制度。官办券商、官办证券交易所、官办金融企业,无论经营好坏,都可以安坐太平椅,因为他们都有赦免自己的能力。

资本市场在成为一些人任意提取现金、合法掠夺与诈骗黑洞的同时,也成了赌场和一些单位、个人公然欺诈和抢劫的作案场所。例如,某券商非法创设一认沽权证,前10位的券商就获利149亿元,但上百万沽民遭受严重的损失。不仅在资本市场,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着广泛的貌似合法而实际上为非法的掠夺。自我设租,自我立法,部门立法,官员立法,自我授权,自我得利。有些企业仅凭一个文件就获得从进口到炼制到销售的一条龙的权利,获得垄断暴利。这些没有经过授权的垄断,全部是非法的。一些企业高管、领导人自我加薪、自我监督、自我评判、自我奖励,也是非法的。企业负责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在成熟国家都必须由国会确定,而不是自我确定。如果再出现审计、检察、监察、法院、信访、调查没有独立性的问题,如发生群体性事件、访民冤案,都是各级政府逐级汇报,加害者自我评判,老百姓更没有话语权。

因信用缺失,中国GDP—天丢掉67亿

目前,中国企业的信用低下。据统计,我国企业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造成的无效成本占GDP的10%～20%。美国企业的坏账率是0.5%～2.5%,而我国是5%～10%,也就是说我国企业的坏账率是美国企业的10到20倍。美国企业的账款拖欠平均7天,我国90多天。我国企业的无效成本,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14%,而美国为2%～3%,我国企业的成本是美国企业的5到7倍。在我国,只有10%的企业建立了信用管理制度,其中93%是三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也很低,他们随意改变规则,改变权证行权和交易的条件,想创设就创设,无限量创设,创设不合法,限涨不限跌,价格操纵,官商一家,进行内幕交易,想停牌就停牌,想禁买就禁买,想注销就注销,真正是游戏规则说改就改。一些官员的信用度低,造成了整个社会信用度低下,没有官德难有公德。

“安然”丑闻,投资者获40亿美元赔偿

集体诉讼制度是中国克服腐败、拯救环境、制止股市欺诈的法宝。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发动群众,进行监督诉讼,才能够建立清新廉洁公正的社会。

政府应当允许财政公益诉讼、纳税人代表诉讼。只要老百姓有证据证明有官员贪污腐败、浪费公款,比如公款吃喝、公款购买豪华汽车、公款旅游出国等,都可以到法院起诉,追回的资金拿出一部分奖励起诉者。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只要允许纳税人也就是广大民众起诉,贪官们立即会陷入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他们就不得不行为收敛。

政府也应当允许环境公益诉讼、环境集体诉讼。所有的环境污染受害者可以委托某一个受害者进行集体诉讼索赔,让破坏环境的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让企业不得不考虑是治理污染花钱多还是被集体索赔损失大,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污染环境。而目前我国主要依靠上级检查人员来到企业督促检查,必然导致弄虚作假、蒙骗上级、检查团一走排污设施又晒太阳的局面。依靠从上向下的监督必然事倍功半,甚至效果为零;只有从下向上的监督,才能事半功倍。政府还应当允许股东集体诉讼、股东代表诉讼。股东代表诉讼是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保护手段,其目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为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主持正义,阻止公司董事、董事长、大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滥用公司权利。在美国,规定所有的投资者都是天然的诉讼主体,普通人打股票官司可以不花钱,官司打赢后从赔偿金额中扣除律师费。由于股东诉讼的胜诉率极高,所以许多律师都争着为股东打官司。而且,美国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公司方举证,这样十分有利于普通人。一旦官司胜诉,企业要赔偿全体投资者,违规的企业往往要破产。所以,很少有企业敢于违规违法。美国安然公司丑闻,在特定时期买进安然股票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近40亿美元的赔偿,安然公司轰然倒下。

篇4：亟待建立实习制度

现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意义与不足

我国现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缓解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上的财政支出压力，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级预算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可以分为纵向转移支付模式、横向转移支付模式以及混合转移支付模式。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了纵向的转移支付模式，以德国为典型的少数国家采用了横向的转移支付模式，还有部分国家采取了横向与纵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单一纵向转移支付模式。这样做的好处是，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力的纵向转移来调节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和实施一定的经济调控政策。但是，单一纵向转移支付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调节力度有限、透明度低等。

我国现行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中所设计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从性质上分析属于专项转移支付的一种。2008年以来，中央财政开展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从2008-2010年试点开展的情况看，重要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试点范围由最初的17个省逐步扩展到如今的25个省，仅有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江苏、浙江、广东3个沿海省份，以及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5个计划单列市不在生态转移支付范围之内。转移支付规模由2008年60.51亿元逐年递增至2010年249.20亿元，3年间中央政府财政总共转移支付了429.71亿元财政资金，用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活动，缓解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上的财政支出压力。从我国各省地方政府财力总量上看，这样也有利于地方财力的均衡。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财政压力。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之下，现有中央地方财力分配格局本身就是中央多、地方少，如果未来需要不断增加纵向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规模，那么，中央财政压力就难以通过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的途径得到解决。

二是生态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关系不明晰。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开展的实际情况看，大部分省级地方政府享受到了生态转移支付，只有少数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享受到这一转移支付项目。由此，貌似由少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分担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本。然而从资金流看，基于现有的分税制体制，很难在已经汇总的中央财政资金中分析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来源，模糊了生态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地区间对应关系，不利于保证这笔资金的使用管理效率。

三是无法解决地方性生态服务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财政负担，非全国性公共产品由地方财政负担。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除了一些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外，大部分是提供区域性生态服务的生态功能区。这些跨越行政区划的区域性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目前仍然遗漏在我国的纵向生态转移支付范围之外。

建立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十分必要

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在生态关系密切的区域建立起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而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内在化。

作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因此在一国范围内，它既有全国属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全国性的生态服务理所当然应由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来解决，而具有地域属性的生态服务应该由区域内所有受益者共同承担。但在具体实践中，地域属性的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往往分属于不同行政区划和财政级次，生态服务的收益外溢使现实中极易出现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问题。而我国目前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财力向上集中再分配的过程，很难直接体现生态服务的收益补偿关系，而且转移支付数额的影响因素中也尚未体现生态服务这一项，使得现实中，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积极性不高。这也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存在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从我国学者对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横向转移支付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财力均等化和外部性的问题。其中，与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相比，其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具有独特优势。纵向的转移支付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上级财政行为增进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尤其没有体现出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特定区域在经济与生态的分工以及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在生态关系密切的区域建立起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而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内在化。

因此，作为我国纵向转移支付的有益补充，建立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中横向转移支付的雏形

对口支援、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是我国横向转移支付的雏形。

我国没有以制度形式确立横向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是我国横向转移支付的雏形。

一是对口支援。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对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的对口支援实质上起到了横向转移支付的作用。从我国建国以来全国的对口支援情况来看，大规模的对口支援主要有4个方向：一是对口支援西藏；二是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三是对口支援地震灾区；四是对口支援新疆。对口支援的省际间财力转移形式，是我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有益补充。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安排，对口支援的方向、规模、对口关系等方面的随意性较大，并且依赖中央政府的督办，不是长久之计，还需要以横向转移支付的形式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加以安排，以发挥更稳定的作用。

二是省内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中国东部地区的省份，如辽宁、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经济比较发达，已在行政辖区内的流域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工作。如辽宁省2008年出台并实施了《辽宁省跨行政区域河流出市断面水质目标考核暂行办法》，以地级市为单位，对主要河流出市断面水质进行考核，水质超过目标值的，上游地区将给予下游地区补偿资金。浙江在全省流域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和机制试点，福建在省辖区、市辖区的3个流域的上下游实施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等。流域生态补偿问题是我国跨地区生态补偿的重要内容，但是从各省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不难看出，从省级政府层面只能解决省内的流域生态补偿问题，而省际间的流域生态补偿仍然是一大难题，需要以横向转移支付的形式在转移支付制度中予以考虑。

建立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

明确横向转移支付的补充性原则，建立以中央政府牵头的横向转移支付机构，以生态环境指标测算转移支付标准。

从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现状看，未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方向是要建立起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成为政府间财力均衡的有益补充，并解决地方政府间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建立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是我国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一个有益开端，也可以为我国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奠定现实基础，提供改革经验。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现实条件，建议从以下方面构建以生态补偿为导向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明确横向转移支付的补充性原则。我国政府一直采用的是纵向转移支付模式，如今为了解决省际间的区域性外部性问题，尝试构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因此，需处理好横向转移支付与传统的纵向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建立我国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省际间生态效益或成本外溢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并不以财政均等化为目标。因此，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只能作为我国现有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有益补充。

建立以中央政府牵头的横向转移支付机构。从我国横向转移支付的现有实践情况看，能够突破地方行政辖区限制，开展跨省生态补偿的区域，通常都有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牵头或组织，如三峡库区的对口支援。可以说，中央政府在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组织、引导、协调作用。

因此，若要建立起突破地方行政区域限制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有一个负责日常事务的组织机构，由国家相关部门的代表及各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共同组成。国家相关部门代表负责组织牵头地方政府代表之间的谈判、协商，并对达成生态补偿意向的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监督，将我国现有零散的省际间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纳入常规的转移支付制度之中。

以生态环境指标测算转移支付标准。我国现有纵向转移支付模式中，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其中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在确定各省一般性转移支付金额时，主要是根据地区标准财政收支差额与这一地区适用的转移支付系数确定的，其中并未涵盖地区间生态环境外部性因素。生态环境因素主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下拨地方，因此未能很好地反映出省际间由生态效益或成本外溢形成的横向生态补偿关系。因此，在建立以生态补偿为导向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中，在转移支付金额的测算上，应以各地区间的生态环境指标因素为主要测算指标。

例如，省际间的流域生态补偿，可考虑以出省断面水质考核指标为测算因素，根据指标考核值与目标值之间的关系，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水质优于考核目标，可以由下游省份向上游省份支付生态补偿金；水质劣于考核目标，由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支付生态补偿金。

篇5：建立实习工伤保险制度的构想

叶国平

随着高校教育和职校教育的大力发展，实习生在实习期间受伤的案件大量发生，而与之伴随的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实习生在工作中遇工伤或患职业病的处理的规定不完善，不仅给受到侵害的顶岗实习学生维护自身权益增加了困难，给学校和实习单位造成压力，也给执法和司法机关带来困惑寻求解决顶岗实习生工伤处理的有效途径，完善立法，构建科学的实习生工伤制度十分必要。

一、我国有关实习工伤处理的立法现状

(一)现行有关实习工伤处理的法律规范立法级别较低、涉及面窄

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基础法律《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调整教育关系的基础法律《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规范对顶岗实习工伤处理均无任何规定;【1】《侵权责任法》仅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未规定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通过学校组织参加实习受到伤害如何处理;《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应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但对顶岗实习生是否适用该条例未作出任何界定。可见，现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对实习的工伤处理均无过多规定。

(二)现行规定将实习工伤纠纷案件作为民事侵权案件处理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首次对实习生在实习中受到伤害的处理做出规定，但并未对实习中的学生受到伤害的处理做出针对性的规定。按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行为的过错程度及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赔偿责任的承担。可见，国家两部委的规章对顶岗实习工伤的处理是按照民事侵权进行的【2】。

二、法院将此类案件作为侵权案审理的缺陷

普通劳动者在遇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时，可通过工伤保险体系处理;而由于实习不属于我国现行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实习生在实习单位遇工伤或患职业病而发生纠纷时，不能按工伤保险的救济途径处理，只能作为民事侵权处理。民事侵权处理与工伤保险的救济相比有诸多不同，不利于顶岗实习生权益的保护，给学校、实习单位造成较大的压力。

(一) 救济途径不同

将实习工伤作为民事侵权处理，在发生纠纷时只能提起民事诉讼 而如果按照工伤保险程序处理，实习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工伤待遇方面的纠纷时应通过劳动仲裁;各主体对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结论单位缴费费率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对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等不服的，均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处理民事诉讼与劳动仲裁相比，劳动仲裁更有利于顶岗实习生的权利维护。就费用而言，劳动仲裁不需要支付仲裁费用，不服仲裁后提起的诉讼也仅需缴纳元的劳动争议诉讼费;而按侵权纠纷向法院提出人身伤害赔偿诉讼则需要按照法院的收费标准收费，成本较高。并且，劳动仲裁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而人身损害赔偿民事诉讼则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实习生作为原告在诉讼中，需要举证证明学校实习单位及其他有关主体的过错，这对于实习生来说一种诉讼负担而风险难度较大。

【3】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程序设置都是按照倾向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宗旨设置的，有利于学生和学校用人单位维权。

(二)鉴定部门不同。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规定对受伤害学生的伤残程度存在争议的，可以委托当地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医院或者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的人体伤残标准进行鉴定;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认定鉴定部门为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三)归责原则不同。

将实习工伤作为民事侵权处理，各主体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实习生可能会因为过错而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如果按照工伤处理，则工伤保险基金和实习单位的赔偿遵循无过错原则，有利于保护实习生的权益【4】。

(四)责任承担主体不同。

将实习工伤作为民事侵权处理，学校、用人单位、实习生及其他对伤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主体须按过错分担责任。【5】如果工伤造成的赔偿数额较大，会给责任主体形成较大的经济压力，实习生获得赔偿金的难度也较大。如果适用工伤保险制度，仅需要缴纳少量的工伤保险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各种赔偿费用，实习生获得工伤赔偿金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五)赔偿标准范围不同。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伤害事故赔偿的范围与标准与按《工伤保险条例》计算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有诸多不同。

三、具体制度的构建设想

笔者建议尽快出台行政法规或规章，统一规定实习生的工伤保险处理方法，将实习生工伤纳入国家工伤保险制度中，对工伤鉴定、救济途径程序、设置赔偿主体等均遵照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并针对实习生的特殊情况进行变通规定内容：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习工伤保险的保险费缴费主体。从可操作性角度看，仍应由用人单位统一向工伤保险机构缴纳工伤保险费，但考虑到实习生的特殊情况，允许用人单位仅购买工伤保险，而不要求购买全部的五险一金。

(二)实习工伤保险的赔偿方法和标准。《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方式是按职工伤残及死亡的不同情况而确定的，有些情况并不宜适用于实习生。()比如，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至六级伤残无法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继续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由于实习生并未与用人单位订立正式劳动合同，本身并无为实习生缴纳全部社会保险费的义务，该条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履行时间过长、负担过重;再如，《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伤致残的，需以本人工资为基数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而实习生的工资一般较低，所计算出的伤残补助金数额较低因此，建议借鉴或参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中的计算方法由工伤保险基金给予工伤实习生一次性赔偿。

篇6：证券市场亟待建立民事赔偿机制

证券市场亟待建立民事赔偿机制

郭锋

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最近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被揭露之后，社会各界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以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应当与证券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适应

迄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约有6000万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A股上市公司总计约1200家，通过向境内外发行股票所筹集的资金，有力支持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即将开设为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服务的创业板市场，以及加入WTO，我国证券市场还将得到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面临着一个如何与之相适应的问题。目前，民事审判的重点，既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案件、房地产案件、合同案件，也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案件、金融纠纷案件、人身权案件、消费者权益案件、涉外案件等。但在证券领域，主要限于审理期货纠纷案、股权转让案、股票买卖纠纷案，而对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上因证券欺诈行为而出现的.侵权纠纷案件未予涉及。民事审判工作在这一领域的严重滞后，不利于从司法上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及时有效地保护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

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应当积极主动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服务

发展和完善以证券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向社会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必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规范化运作，除了相关监管部门担当重任外，还迫切需要人民法院从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刑事审判等方面厘订规矩，依法介入，提供保护。在一个越来越市场化的经济体中，司法介入、跟进不及时，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投资者利益就得不到保护，资本市场的发展就必然蕴藏着深层次的秩序危机和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而开放的资本市场中的权益争议将变得越来越普遍。除了诸如民法通则、公司法、证券法等大法的修改完善和对外经贸法规的系统性清理外，人民法院未雨绸缪，及早建立和完善以民事审判为重点的各项审判机制，为享受同等国民待遇的中外投资者和权利主体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就可以为我国加入WTO后在制度建设和司法审判方面占据先机和制高点，并为国家的经济金融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司法基础。

人民法院介入和加强对证券纠纷的民事审判，有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市场中出现和潜伏着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直较为普遍。比如，在发行市场中，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进行虚假包装，制作含有欺诈、严重误导、重大遗漏的招股说明书；在交易市场中机构大户、庄家从事内幕交易、市场操纵；上市公司发布虚假、误导性信息或故意隐瞒信息，等等。对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主要依靠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极个别涉及到刑事犯罪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如琼民源董事长被判刑），但民事诉讼迄今为止几乎是空白。从规范市场的角度来看，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尽管对个别违法者有一定的威慑力，但对证券欺诈的遏制作用有限，因为监管部门的人力、物力、信息有限，对大面积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与处罚显得力不从心。如果落实了民事赔偿制度，广大投资者可以通过行使民事诉权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参与对市场的监管。面对可能引发的民事索赔，证券欺诈活动将得到有效遏制。

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在司法界、证券界和社会上，对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是否有法律依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个别法院和审判人员对证券纠纷案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证券纠纷案件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事案件，在证券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适用民法通则。从原则上讲，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均适用于证券纠纷。证券法中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市场操纵行为、虚假披露行为等，在民事领域均可归入侵权行为。

除民法通则外，证券法中还包含了以下民事权利或责任：

1.返还请求权。证券法第18条规定：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发行证券的，证券持有人可以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要求发行人返还。

2.信息欺诈的赔偿责任。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由归入权产生的赔偿责任。证券法第42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该股东所得收益。公司董事会不按此规定执行的，其他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执行。公司董事会不执行致使公司遭受损害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民事赔偿优先制度。证券法第207条规定：违法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的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证券纠纷的诉讼程序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证券纠纷中侵权的对象往往是众多的投资者，因此采取共同诉讼或集团诉讼的方式将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应加强对这两种诉讼方式的研究和指导，并有必要正确认识集团诉讼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根据证券纠纷案件的特点，通过对典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维护司法公正，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通过受理和审判民事索赔证券纠纷案件，可以在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损失计算、举证责任、诉讼形式、判决执行等诸方面探索出指导司法审判的经验，并给证券法司法解释文件的制定提供素材。

篇7：证人保护制度亟待完善

证人保护制度的不完善，容易导致证人由于害怕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拒绝出庭作证。我国的证人到庭作证比率相当低，虽然与我国公民的一些意识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缺乏完备的证人保护制度。

要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我们应当重视证人的事前保护，逐步建立事前保护制度。在诉讼前或者损害发生前，对于申请救助的相关证人采取一些特别保护措施。在西方一些国家，他们甚至有专门的司法整容医院、证人避难所等机构。在我国由于具体的经济情况和国情等其他因素，决定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更加要求我们的司法机关探索其他的措施对证人进行事前保护。

其次，要注意对证人财产权利的保障。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出庭作证都是一种“义务服役”，虽然我国的法律规定应当给予证人误工费等补贴，应当看到，这种补贴对于证人的高风险的投入来讲，是不成比例的。

篇8：康复医疗中心建设标准亟待建立

由此可见, 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康复医疗建设标准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康复中心的特点及确立专项规范的必要性

康复医疗是独立的医疗过程, 它可以单独对需求群体进行作用, 也可以作为对临床医疗的延续。通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 我们认为, 针对康复治疗及使用人群的需求, 我国的康复中心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我国康复医疗机构的治疗项目繁多, 需要满足残疾人以及慢性病、老年病患者的需求, 又增加了中医治疗等特色项目。因此, 对康复中心建筑有着很高的要求。以康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复训练场地为例, 其包括了室内康复场地和室外康复场地两大类。室内康复场地又包含了运动疗法部、作业疗法部) 、理疗部、语言治疗部、文体康复部、心理康复部、职业康复部、中医康复治疗部、水疗部、1社康部、假肢矫形及辅具装配中心、视力康复、儿童脑瘫、聋儿康复、孤独症康复、康复评定等。因诊疗项目的不同以及应诊人群的不同, 各部分对面积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所以在建设标准的确定中, 对各个部分均应有所考虑。

其次, 需要进行康复训练的群体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住院患者, 还有大量的可部分融入社会生活的患者, 以及未能在医院长期住院但仍需要进行恢复训练的人群。因此, 康复训练场地的使用不仅仅局限于住院治疗人群, 还要满足非住院患者的需求。我们通过对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长期观察统计得出, 在康复中心中, 非住院群体对康复的需求总量远远大于住院群体。所以建设标准的确立不能等同于综合医院, 仅仅通过住院人数进行测算。

最后, 我国康复中心多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因此考虑后期运营, 会与综合医院共同建立。这样不但可以形成完整的医疗配套体系, 而且从经营上可增加医院收益, “以医养康”, 保证康复体系的自我收支平衡, 减少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因此, 康复中心的面积标准不能简单套用现有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 需要有专项独立的康复医疗建设标准。

以康复训练量确定专项建设指标的基本思路

现行《综合医院建设标准》是通过“日门诊量”为依据的, 从而推测出急诊量、住院患者数量, 并根据住院患者数量推测手术需求量等其他功能空间的建设标准, 继而在各个功能空间标准的确定下, 可推测出建筑规模, 进而根据容积率、绿化率等指标测算出用地指标, 并估算投资等建设标准。

在康复医疗建设上, 我们收集了大量资料和总结了一系列经验, 同时对国内不同等级、不同时期的康复中心建设指标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 对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山东省临沂康复中心、山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等建设项目的立项论证、设计实践及使用回访进行研究, 总结出了诸多实践经验及设计规律, 最终认为:以“日训练量所需使用面积”为测算依据, 采用类比于综合医院的测算方式, 是建立康复医疗标准的科学合理方式。

康复训练空间的计算方法*康复训练场地面积测算

通过前面的阐述可知, 在计算过程中康复中心同综合医院最大的区别在于康复训练场地上。不间断的康复训练可类比为综合医院的复诊, 但训练量远远大于综合医院门诊复诊量, 因此, 也应有自己独立的计算方式。

使用“日训练量所需使用面积”为测算标准计算康复训练建设面积, 需要考虑的技术依据如下:预设每日可接待人数;每人次专项训练的时长;每人次专项训练的平均场地面积大小;每人次来院康复可进行的专项训练平均数量。

预设每日可接待人数 (人) ×每人次来院康复可进行的专项训练平均数量 (次) =每日需完成训练次数 (次) ;

每小时需完成的训练次数 (次) ×每人次专项训练的平均场地面积 (m2) =日训练量所需使用面积 (m2) ;

结合权值, 乘以变化系数, 即可得出初步的康复训练建设面积。

*其他面积测算

根据预设的每日可接待人数 (人) 以及测算出的日训练量所需使用面积 (㎡) , 类比参照综合医院建设标准, 可测算出配套门诊部分建设标准、病房的建设标准、其他配套用房的建设标准。根据各个功能用房的建设标准, 参照残疾人使用标准的相关规定, 可推测整个康复中心的建设规模。以建设规模为依据, 并根据相关科室设置, 预测室外康复场地的需求面积, 并结合容积率、绿化率等确定用地面积, 估算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