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救助申请书

(医疗)救助申请书（通用14篇）

篇1：(医疗)救助申请书

医疗救助申请书-医疗救助申请书

医疗救助申请书：

大病困难补助申请书范文

尊敬的领导:你好!

我是xx市xx街xx社区居民xx，借住父母家。我父亲由于脊椎折断、并患有糖尿病，退休的薪金还不够吃药药费的开销，糖尿病已到严重时期，不能进食，四肢浮肿，随时都有危险。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加之年岁以高不能操劳。同时家庭收入仅靠老父亲的微薄退休金来维持全家生活。此刻生活举步维艰。

此致敬礼!

申请人:

xx年xx月xx日

医疗救助申请书：

梁河县民政部门：

我叫xxx，男，汉族，现年23岁，梁河县人，现居住于梁河县核桃窝村。

我自幼患先天性心脏病，多年来一向四处求医，靠药物控制病情，维持生命。xx年7月份以来，经常咳嗽，痰中带血，并伴有胸闷，胸胀和肝脏隐隐作痛等症状，经医院检查为心脏肥大，肝肿大和肺水肿等病症，几个月以来，先后到梁河县医院和德宏州医院住院治疗，病情时好时坏，极不稳定，由于不能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只能出院回家透过农村简单的中药治疗。

医生推荐，中药治疗非长久之计，只有透过手术治疗才能痊愈，但估计要用十多万元的手术费和由此而产生的其他费用，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加之前期已用去检查治疗费7万多元，已是负债累累，为了帮我治病，年迈的父母亲长期在外打工，节衣缩食，然而攒下的钱与昂贵的医药费相比同样是杯水车薪。

鉴于上述状况，为早日凑齐医药费进行手术以延续生命，特恳请民政局给予帮忙！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医疗救助申请书：

尊敬的民政局领导:

我叫xxx，现年x岁，是xx镇xx村第x组村民。医疗救助申请书我家有x口人，婆母、丈夫、我和儿子。我于xx年x月患了严重的乳腺方面的疾病，先后在xx、xx等城市就医，现已经花去医疗费xx多元。目前仍在化疗之中，化疗一次得花五千元。丈夫xxx，身小力薄，在建筑队打工，靠给人家提泥挣一点力气钱。婆母今年已经八十岁了，身体也不好，患有胃病，也是经常吃药。我的儿子xx于xxxx年x月考入了高中，上了一段时光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

家。就这样，我家此刻仅靠x亩薄地和丈夫出卖劳动力得到的收入维持生活，个性是我还要继续化疗，需要超多的钱。眼下我已经向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借债三万六千元。下一步该咋办?钱从哪儿来?我真是不敢想象。近段以来，我是以泪洗面，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在十分困难的状况下，我想到了党，想到了政府，想到了民政局。在此，我大着胆子向民政局提出申请:请求组织上的资助，以帮我继续看病。我不胜受恩感激，我扶老携幼向组织上致谢。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20xx年x月xx日

医疗救助申请书：

XX民政部门：

本人XX，是哪里人，由于公公XX患有胃癌于X年X月X日病亡，生前由于治疗胃癌把家庭全部积累用完，并借了XX元，本人工作工资不高，且

债务累累，因此向民政部门申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恳请希给予帮忙为盼。

此致

敬礼！

医疗救助申请书：

农民困难补助申请书

村委会:

我叫xxx，是本村xx组的农民。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组织给予必须的困难补助。

本来，我一家的生活还过得下去，我一向未想过要给组织添麻烦。但今年我家遇到了特殊状况，家境确实不好:一是我女儿今年考上了外省大学，为了凑足大学所需的昂贵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费用，我家不仅仅用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借了部分债；二是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因脑血栓住医院治疗，又用了不少钱。这样一来，我家日子就过得十分困难。因此，我特向组织提出申请，请组织考察，酌情补助。

我决心好好劳动，尽快改变家庭困

境，以减轻组织上的压力和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附:xx组的证明。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医疗救助申请书：

大病补助申请书范文

某研究所负责同志:

我是一名下岗职工，原是我所某室的一名科员。由于各科室的重组分流，我被裁了下来，一月只能领到120元的生活费。下岗之后，我用心主动地四处寻找工作，但由于我年龄偏大，原先在办公室工作无什么一技之长。加上我又是一名女同志，所以虽然跑了几十个单位，但终究无人聘用。我参加过三次人才交流会，但也因以上所述原因，没能找到工作。

篇2：(医疗)救助申请书

书

民政医疗救助申请书，是针对于向民政部门所申请的医疗救助，一般由于各种急病和易耗费医疗费的疾病，所以急需要帮助。以下小编准备了两篇民政医疗救助申请书，可供大家参考。下面文章由资料站提供。

民政医疗救助申请书一

XX县民政局：

我叫XXX，女，汉族，农民，现年47岁，家住XX县XX镇XX村，家庭其他成员4人。医疗救助申请书我患子宫粘膜肌瘤多年，在县市医院多次治疗无效，2016年5月下旬急性发作，在

西安武警医院做子宫粘膜肌瘤手术，先后将近花去医疗费5600多元，亲人陪护住宿、生活花费1000多元，结果手术费用超出农村合疗报销范围，没能报销。

手术后我体弱多病，生活所迫致劳累过度，引发先天性眼球震颤病症，诱发双眼白内障，双眼接近失明，痛苦万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前往西京医院救治。手术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手术是2016年6月18日，手术费用7500多元；第二次手术是7月3日，手术费用6900多元。

短短三个月就做了三次手术，三次手术花费近25000多元，农村合作医疗仅仅报销2000多元，目前还在不断服药治疗。

因本人家庭经济收入极低，生活非常困难，手术医药费用是从亲戚朋友处筹借来的，此次花费犹如雪上加霜，我们家无力承担偿还巨大的的医治费用，因此我不得不向XX县民政局申请医疗救助。望被救助为谢！

此致

敬礼

申请人：第一公文网

201x年x月x日

民政医疗救助申请书二

金堡镇民政办：

我是镇远县金堡镇贵界村委会六组村民吴致红，女，苗族，现年19岁。家中共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医疗救助申请书

我小时候生了一场重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我的左腿落下了残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脚走路越来越吃力，无法正常行走。在县残联的牵线搭桥下，经父母的反复商量，他们决定借钱给我医治我的左腿。今年暑假期间我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南华医院做了一次矫形手术，共住院55天，共花费了元。出院回家后调理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做的是骨头的手术，至今仍不能生活自理，行走还需双拐助行，在家随时需要人照顾。所以爸爸妈妈也不能出去打

工挣钱。

我和哥哥两人都在上大学，每年的报名费生活费对我们家来说就像天文数字，但父母看到哥哥和我两人都有残疾，一心要让我们兄妹俩上学，将来能跳出农门。我所在的村委会领导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我们2016年被评为该组的低保户。

除去住院新农合报销后的费用，这次住院我个人共负担了元的高额费用，加上开学时哥哥和我的报名费又是15000多元，家里现在已经欠下了36000多元的外债。我希望金堡镇民政办能够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能给予一定的民政医疗补助金为盼！

此致

敬礼

申请人：第一公文网

篇3：医疗救助大趋势

医疗救助既涉及民生问题, 也涉及民权问题。2009年初,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因而, 积极探索医疗救助相关问题的完善, 是整个社会乃至每一个公民关注和关心的重大民生课题。

医疗救助的界定

1.医疗救助的含义

医疗救助 (Medical Assistance) 是政府通过提供政策、资金与技术支持, 或社会通过各种慈善行为, 对因患病而无经济能力治疗的贫困人群, 实施专项帮助和经济支持的一种医疗保障制度。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医疗救助是国家尊重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医疗救助可以缓解贫困人群因经济能力而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困难, 防止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 增强贫困人群健康保障和生存发展能力。

我国医疗救助制度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 医疗救助的概念才开始出现在农村扶贫或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有关政府文件中, 并且救助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并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深入, 医疗救助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 医疗救助开始面向更多的救助对象, 其本身也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责。

2.医疗救助的特点

与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较, 医疗救助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第一, 义务的单向性。医疗救助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和政府对其公民的责任, 作为公民只享有被救助的权利, 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第二, 对象的特殊性。医疗救助的对象并非所有公民, 只是针对因经济贫困或因自然灾害暂时陷入贫困而无经济能力获得医疗的人群。第三, 目标的低层次性。医疗救助的目标是满足贫困人群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而并非改善或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质量, 因而它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层次。第四, 时间的紧迫性。医疗救助的被救助对象必须是生命和健康正在遭受严重威胁, 但是因经济、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无力获得基本治疗, 如果不及时进行医疗救助, 生命健康将会遭受进一步损害。

我国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1.法律规范缺失

目前, 我国尚未针对医疗救助进行相关立法, 只有民政、卫生等部门制定的一些零散的救助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包括:1997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规定“采取多种形式, 对无支付能力的危急患者实行医疗救助”;2000年,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提出了“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2003年, 民政部制定的《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开展医疗救助试点工作”;2005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四部门《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 提出了“实施城市医疗救助总体规划”;2006年, 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探索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2009年初, 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建立城乡医疗救助机制”。上述政策和措施表明我国现阶段医疗救助仍处于政策调整阶段, 现行医疗救助规范基本上是以“决定”、“通知”、“意见”等形式出台的, 这些规范文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为此, 我国亟须从法律层面对医疗救助制度进行规范, 建立医疗救助的专门法律规范, 从而在明确救助机构、救助人群以及救助程序的基础上, 对违反医疗救助制度的相关责任人追究其法律责任等, 都能得到切实明确的法律依据。

2.救助对象局限

医疗救助虽然理论上以全体公民为潜在的救助对象, 但事实上并不直接面向全体公民, 而只是针对少数贫困人群———经济贫困或因自然灾害而无力就医者, 保障的仅仅是少部分人的最基本医疗需求。

我国医疗救助对象的标准主要以个人或家庭收入为基础。如:2003年民政部制定《关于农村医疗救助实施意见》中规定, 农村医疗救助对象为农村五保户、农村贫困户家庭成员以及地方政府规定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农民。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四部门《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中规定, 救助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人员和其他特殊困难群众。总体上看, 我国仅以收入水平作为判断是否享受医疗救助的依据, 救助的标准唯一, 且存在一定局限性, 忽略了贫困的动态性、家庭承受能力、疾病严重程度等因素, 导致部分因患重特大疾病而无力继续医疗的人群, 未能纳入医疗救助的范围。

3.救助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是各地医疗救助发展面临的一个“瓶颈”性难题。我国医疗救助筹资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从政府医疗救助投入总量看, 2006年我国城市医疗救助人均筹资额为112.56元, 仅为同期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筹资额1119.37元的1/10;2008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医疗救助的投入为139.93亿元, 无法满足庞大的医疗救助服务需求。同时, 救助资金分散在各级政府民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 不仅可能导致部分人群通过不同渠道重复享受救助资金,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应该获得救助资金人群的救助金额水平偏低或者很难获得救助, 特别是一些偏远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城区贫困人群。为此, 通过开源节流, 在缓解救助资金短缺的同时, 对救助资金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分配, 值得进一步研究。

4.管理机构不健全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四部门《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中, 建议成立民政、卫生、劳动保障、财政等部门共同参加的“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协调小组”, 负责指导和协调本地区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但事实上, 当前医疗救助小组只是各部门之间的临时组合, 尚未形成一个运行有效的长远救助机制。医疗救助管理机构有民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 而具体实施医疗救助则是医疗机构, 四者之间缺乏协调和监管机构, 造成了卫生、民政、社保等政府部门“都有权管理, 都不愿意管理”, 医疗机构“想管而无能力管”的尴尬局面。同时对于来自社会慈善捐赠的救助资金管理主体并不明确, 这部分资金虽然不是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 但是它也是救助资金中不可小视的有效组成部分, 这部分资金该由谁来进行有效监管?为此, 针对目前各医疗救助资金由不同部门分散管理, 而没有一个专职机构对救助资金进行统一协调与管理的现状, 我们应该确立专门救助机构, 实现对救助行为和救助资金的有效监管。

完善我国医疗救助的建议

1.制定医疗救助法律规范

美国早在1965年就制定了《社会保障法》, 建立了医疗救治制度;英国于1946年通过《国民健康服务法》调整本国的全民医疗救助制度, 韩国于1977年通过《医疗保护法》确立了医疗救助制度。一直以来, 我国的医疗救助制度主要通过政策进行调整, 现已经制定《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农村五保供养条例》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多部社会保障有关的法律规范, 这些国内国外法律规范的出台, 为我国医疗救助法律规范的出台提供了借鉴和经验。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 对医疗救助的对象、范围、程序和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做出系统全面的规定, 提高医疗救助制度的法律地位, 唤醒全民对医疗救助制度的重视, 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 从而使医疗救助制度实施“有法可依”。

2.扩大救助对象

医疗救助对象的确定可以借鉴美国医疗救助对象的确立方法。一般来说, 美国医疗救助的对象有强制性和选择性两大类, 即联邦政府规定必须强制各州政府救助的特困人群, 以及各州政府可以自主决策选择救助的人群。强制性医疗救助的对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必须救助的贫困人群。其中主要有四类:第一, 低收入的老年人和残疾人。第二, 低收入家庭的孕妇和儿童。第三, 贫困的单亲家庭。第四, 一方失业的双亲家庭。同时联邦政府允许各州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可以选择性的救助潜在的贫困人群, 具体标准是指个人或家庭收入虽然高于国家救助标准, 但是可能随时因高额的医疗或护理费用开支而陷入生活贫困的人。

据统计, 我国贫困人口约1.28亿, 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现阶段城市中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农村的贫困农民正成为弱势人群的主体, 成为医疗救助对象。我们可以在参考家庭收入基础上结合所患疾病, 在现有救助人群基础上适当扩大救助范围, 具体包括:第一, 城镇“三无”或农村“五保”人员。第二,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不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病患人员。第三, 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但因患重大疾病家庭已经无力支付医疗费用, 后续还面临巨大医疗费用负担的人群。第四, 国家重点优抚对象中的病患。第五, 医疗救助机构确定其他需要救助特殊对象。

3.拓展救助资金来源

稳定可靠的医疗救助资金来源是医疗救助制度有效运作的保障。救助资金的筹集并不是简单的“谁出钱”的问题, 无论从公民健康公平的角度, 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 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都不应当是一种短期行为, 而是一个长期实施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 资金的筹集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也十分复杂。

(1) 财政拨款。医疗救助应该说主要是政府行为, 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作为政府的一项责任, 医疗救助虽针对的是社会少数成员, 但谋求的却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医疗救助资金应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 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都应将医疗救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专款专用。

(2) 社会慈善捐赠。社会慈善捐赠是医疗救助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作为一种扶持社会弱者的民间群众性互助活动, 社会慈善捐赠的意义在于通过汇集社会的财力来对贫困人群进行有效的救助, 以解除贫困人群的医疗困难, 从而起到弘扬社会成员的道德与爱心、促进社会文明健康发展和减轻政府压力的多重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整合社会慈善捐赠渠道, 规范捐赠资金的管理, 实现救助资金管理与支付的公开化、透明化。

(3) 其他情况。除了以上两种资金来源之外, 其他的一些资金也可以作为救助资金的来源, 如社会福利彩票收入, 其发行的初衷就是为了支持社会公益和社会保障事业。还有违法犯罪的罚没财产, 除了上缴国库之外, 可以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作为地方政府的救助资金。

4.健全救助管理机构和程序

整合医疗救助管理机构, 健全救助管理机制。国家建立全国性的医疗救助机构, 负责国家医疗救助政策的制定、救助资金的统一管理、对医疗救助的监督;省级人民政府建立地方性的医疗救助管理机构, 负责本辖区的医疗救助监管和审批工作;市或省直接管辖的县级政府设立医疗救助常设机构, 负责医疗救助日常工作, 包括公民医疗救助申请的咨询、接待、初级审查, 必要时对申请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核查。

篇4：(医疗)救助申请书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为目标，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措施，强化规范管理，加强统筹衔接，不断提高医疗救助管理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二）基本原则。

托住底线。按照救助对象医疗费用、家庭困难程度和负担能力等因素，科学合理制定救助方案，确保其获得必需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救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统筹衔接。推进医疗救助制度城乡统筹发展，加强与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制度的有效衔接，形成制度合力。加强与慈善事业有序衔接，实现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高效联动和良性互动。

公开公正。公开救助政策、工作程序、救助对象以及实施情况，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确保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公平公正。

高效便捷。优化救助流程，简化结算程序，加快信息化建设，增强救助时效，发挥救急难功能，使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有效救助。

（三）目标任务。

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于2015年底前合并实施，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措施，实现医疗救助制度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与相关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权益。

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一）整合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各地要在2015年底前，将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整合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要按照《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财社〔2013〕217号）的要求，合并原来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中分设的“城市医疗救助基金专账”和“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在政策目标、资金筹集、对象范围、救助标准、救助程序等方面加快推进城乡统筹，确保城乡困难群众获取医疗救助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待遇公平。

（二）合理界定医疗救助对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和特困供养人员是医疗救助的重点救助对象。要逐步将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困难群众（以下统称低收入救助对象），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纳入救助范围。适当拓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范围，积极探索对发生高额医疗费用、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中的重病患者（以下称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实施救助。在各类医疗救助对象中，要重点加大对重病、重残儿童的救助力度。

（三）资助参保参合。对重点救助对象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个人缴费部分进行补贴，特困供养人员给予全额资助，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给予定额资助，保障其获得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具体资助办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救助资金筹集情况等因素研究制定。

（四）规范门诊救助。门诊救助的重点是因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患重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导致自负费用较高的医疗救助对象。卫生计生部门已经明确诊疗路径、能够通过门诊治疗的病种，可采取单病种付费等方式开展门诊救助。门诊救助的最高救助限额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救助对象需求和医疗救助资金筹集等情况研究确定。

（五）完善住院救助。重点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中，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不低于70%的比例给予救助。住院救助的年度最高救助限额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救助对象需求和医疗救助资金筹集等情况确定。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减免救助对象住院押金，及时给予救治；医疗救助经办机构要及时确认救助对象，并可向定点医疗机构提供一定额度的预付资金，方便救助对象看病就医。

三、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一）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各地要在评估、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扩大政策覆盖地区，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对重点救助对象和低收入救助对象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直接予以救助；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等其他救助对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先由其个人支付，对超过家庭负担能力的部分予以救助。合规医疗费用主要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确定，已经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地区，也可以参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有关规定确定。

（二）合理确定救助标准。综合考虑患病家庭负担能力、个人自负费用、当地筹资情况等因素，分类分段设置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比例和最高救助限额。原则上重点救助对象的救助比例高于低收入救助对象，低收入救助对象高于其他救助对象；同一类救助对象，个人自负费用数额越大，救助比例越高。对重点救助对象应当全面取消救助门槛；对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可设置起付线，对起付线以上的自负费用给予救助。

（三）明确就医用药范围。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用药范围、诊疗项目等，原则上参照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相关规定执行。对确需到上级医疗机构或跨县域异地医院就诊的医疗救助对象，应按规定履行转诊或备案手续。对已明确临床诊疗路径的重特大疾病病种，可采取按病种付费等方式给予救助。

（四）加强与相关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保险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保险的有效衔接，确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所有贫困重特大疾病患者，帮助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获得保险补偿和医疗救助。加强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与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高效联动，将救助关口前移，主动对符合条件的疾病应急救助对象进行救助。民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以及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服务机构，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机制，共同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相关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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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工作机制

（一）健全筹资机制。各地要根据救助对象数量、患病率、救助标准、医药费用增长情况，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报销水平等，科学测算医疗救助资金需求，加大财政投入，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健全多渠道筹资机制。县级财政要根据测算的资金需求和上级财政补助资金情况，合理安排本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并纳入年度预算。省级和地市级财政应加大对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困难地区的资金补助力度。中央财政在分配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时，将进一步加大对地方各级财政筹资情况的考核力度。各地应根据年度筹资情况及时调整救助方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健全“一站式”即时结算机制。做到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保险等信息管理平台互联互享、公开透明，实现“一站式”信息交换和即时结算，救助对象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可先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部分，救助对象只支付自负部分。结合医保异地就医工作的推进，积极探索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异地就医管理机制。

（三）健全救助服务监管机制。要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民政部门要与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委托合作协议，明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费用结算以及双方的责任义务，制定服务规范，并会同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等部门及商业保险机构做好对医疗服务行为质量的监督管理，防控不合理医疗行为和费用。对不按规定用药、诊疗以及提供医疗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医疗救助基金不予结算。对违反合作协议，不按规定提供医疗救助服务，造成医疗救助资金流失或浪费的，要终止定点合作协议，取消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

（四）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的衔接机制。各地要加强医疗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衔接机制建设，落实国家有关财税优惠、费用减免等政策规定，支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资金、物资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特别是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形成对政府救助的有效补充。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提供救助需求信息，为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救助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形成工作合力。要从困难群众医疗保障需求出发，帮助他们寻求慈善帮扶。要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专业优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心理疏导、亲情陪护等形式多样的慈善医疗服务，帮助困难群众减轻医疗经济负担、缓解身心压力。

五、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缓解因病陷入困境群众的“不能承受之重”，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政策措施，明确进度安排，落实管理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强化督促检查，务求取得实效。要切实加强基层经办机构和能力建设，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负，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各级民政部门要主动加强与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保险监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好医疗救助方案设计、政策调整等工作，更好地发挥医疗救助救急难作用。对于医疗救助政策难以解决的个案问题，要充分利用当地社会救助协调工作机制，专题研究解决措施，避免冲击社会道德和心理底线的事件发生。

篇5：(医疗)救助申请书

尊敬的册亨县民政局领导：

我叫韦正先，女，布依族，1972年5月14日出生；户口性质：农业；现住册亨县冗渡镇冗渡村夯达组62号。

我于1991年6月由安龙县平乐乡打江村嫁至册亨县冗渡镇冗渡村夯达组，与青年韦仕坤自由恋爱成家，家庭生活本其乐融融，夫妻俩含辛茹苦地拼命挣钱供女儿（农村独生子女）上学。自今年2月份以来，我不幸患上恶性肿瘤（脖子周围）。为了给我治病四处求医，不仅花尽家里所有积蓄，而且弄得家中债台高筑；更为严重的是我的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并日趋恶化；加上今年高中毕业的女儿准备上大学的学费毫无着落......看着日益憔悴、走投无路的丈夫，我的心碎了。为此，现特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敬望上级领导给予我急病救助为感！

特此申请

韦正先呈上

2012年8月2日

篇6：医疗救助申请书

天峨县民政局：

本人班美兰，女，壮族，生于1958年8月，系天峨县更新乡安亭村安亭屯人。家庭成员3人，丈夫赶马驮木维持生计，女儿在家照顾我的起居，儿子在南宁师院读大学。

本人自小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由于家境困难一直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医治。自从2009年以来，自己经常感到胸闷，且呼吸困难，伴有心跳频率加快，身体软弱无力。发病时，连基本走路都困难，有时重则突然抽筋晕迷，严重威胁生命。近两年来，已经先后不下五次晕倒在家中。2014年元月，我在劳作时晕倒在田里，如果不是路人看见，我已不在人世了。为此，年愈60岁的丈夫先后带我到凤山县医院，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等医院医治。最终在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三尖瓣重度关闭不全，医生强烈建议手术治疗。故于2014年2月在广西医科大一附院进行心脏瓣膜换瓣、修补手术。在这期间，医疗费和生活费共花了近9万多。现在儿子读大学的费用已被我用光，且家里还负债累累，术后的高额的康复费用现在更是不知道在何方。因此，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现本人特向县民政局申请大病求助，敬请领导批准为盼。

申请人：班美兰

篇7：医疗救助申请书

尊敬的织金县猫场镇民政部门领导：



我叫XXX，女，白族，农民，现年56岁家住织金县猫场镇和平村。

我患盆腔粘连、左输卵管积水、右侧输卵管系膜囊肿多年，在县医院多次治疗无效。2012年5月下旬急性发作，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做了手术，先后将近花去医疗费11460.15元，亲人陪护住宿、生活花费近两千元，目前还在不断服药巩固治疗，使得我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

因本人家庭经济收入极低，生活比较困难，手术医药费用是在贵阳建筑工地上打工的丈夫给老板预支来的，因我身体不好现留在家中照顾我，此次花费犹如雪上加霜，我们家无力承担偿还巨大的的医治费用，因此我不得不向猫场镇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望被救助为谢！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篇8：发展远程医疗救助事业

2014年5月, 国家远程卒中中心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 致力于推广远程卒中应用, 从而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与死亡率, 改善当前脑卒中治疗干预现状, 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国家远程卒中中心的基地医院, 引入了Polycom远程视频系统, 用于脑卒中的远程诊断、远程手术支持和基层医生培训等。

宣武医院的专家在美国做行业交流时, 在匹兹堡大学医 学中心看 到国外同行展示 了如何利用Polycom远程视频进 行远程医 疗 , Polycom解决方案的 实用性、 可操作性 和兼容性 是宣武医院选择的主要原因。2014年5月, 宣武医院完 成部署了Polycom远程视频解 决方案 , 非常适合 远程卒中 : 高清晰度 的画面能 让医生在 远程会诊时 仔细观察 患者面部 、肢体等细 节 , 有助于更 准确的判 断病情 ;悬吊式的 麦克风不 需要医生 佩戴 , 医生在进 行手术时 能方便的 活动 , 不受任何 限制 ;Polycom视频解决 方案能很好 地兼容其 他不同厂 商的系统, 在与其他医院进行远程卒中合作时非常方便。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郭秀海介绍, “通过远程视频系统, 远程卒中能够实现静脉溶栓、动脉溶栓、紧急会诊以及实时康复指导、查体动作纠正等等。由于脑卒中需要非常快速的诊断和处理, 因此图像和声音传送的实时、准确、稳定是非常重要的。Polycom的远程视频不但有很高的清晰度, 而且画面无延时、稳定性强, 这就保证了专家使用这个系统进行远程会诊、远程手术时能顺利进行。Polycom还有专业工程师团队在后台随时排除故障、解决问题, 能确保远程卒中不会由于网络、技术、硬件等原因出现意外, 这是对病人的一种保护。”

篇9：农村大病医疗救助，您了解多少

大病医疗救助制度是指依托城镇居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结算平台，资金投入稳定、服务平台共用、信息资源共享、结算支付同步、管理运行规范、救助效果明显、能够为困难群众提供快捷服务、覆盖城乡科学规范的一种新型医疗救助制度。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解决农村中低收入患病人群的医疗负担和基本生活需求。

一、农村大病医疗救助的对象

所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以及随参合父母享受新农合医疗待遇的新生儿，凡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之一的，列入农村大病医疗救助范围：

1. 参合农村居民第一诊断或主要诊断患有儿童白血病（0～14周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0～14周岁）、终末期肾病、乳腺癌、宫颈癌、重性精神疾病、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肺癌、食道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血友病、Ⅰ型糖尿病、甲亢、唇腭裂、BH4缺乏症、危重孕产妇等22类重大疾病，其住院和大病门诊医疗费用，经新农合报销后，新农合报销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费用年度（自然年度，下同）累计3000元以上（含3000元）部分和政策范围外个人自负费用年度（自然年度，下同）累计3000元以上（含3000元）部分。

2. 除上述22类重大疾病外，参合农村居民当年度住院和大病门诊医疗费用，经新农合报销后，新农合报销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费用年度累计2万元以上（含2万元）部分和政策范围外个人自负费用年度累计4万元以上（含4万元）部分。

3. 对新农合报销政策范围外费用规定其占医疗总费用比例上限，一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为10%、二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为20%、市级及市外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为30%，高于上限的范围外费用不予救助。

二、哪些情况不予大病医疗救助

对下列情形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列入农村大病医疗救助范围：

1. 未经批准到统筹区域外或者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

2. 应由政府另行安排专项资金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如预防接种、婚前医学检查、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范围内发生的医药费用；

3. 美容、减肥、陪护等发生的非疾病诊疗所需费用；

4. 因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交通事故、打架斗殴等有明显责任方造成的，因酒后驾车、无照无证驾驶、偷盗抢劫等违法违章造成自身伤害的，因自残、自杀、吸毒等造成自身伤害的；

5. 流产、堕胎及采取其他计划生育措施所发生的费用。

（北京 罗丽莉）

篇10：医疗救助申请书

我叫关天禄，男，汉族，现年60岁，阳江市人，本人于19xx年12月应征入伍，19xx年退伍回乡务农;19xx年2月重返部队参加战争，19xx年xx月退伍。现居住阳江市江城区建设路二街16号之二。

自从我20xx年患胃病以来，一直四处求医，花光家中积蓄。20xx年经阳江市人民医院检查出胃部溃疡、幽门阻塞，进行胃部大面积切除手术，由于家庭困难导致术后营养不足。

20xx年8月份以来，经常身上浮肿，腰酸背痛，并伴有胸闷，胸胀和肝脏隐隐作痛等症状，经医院检查为肺肿大和肺水肿等综合病症，几年来，到处借钱求医，先后到阳江中医医院、阳江市第三人民医院、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情时好时坏，极不稳定。

20xx年5月再次在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情一度出现恶化，并进入ICU重症监护室多天的急救治疗，现已用去医疗费捌万多元，由于不能支付昂贵的医药费。为了减轻家庭背负的债务，因此特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希望民政部门能够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能给予一定的民政医疗救助!

申请人：

篇11：医疗救助申请书

我是XX村村民组村民XXX，X，X族，现年XX岁。20xx年感觉胸口疼痛、恶心呕吐等不适，由于当时家庭状况，当时也未加以重视，便在小诊所购买药物进行治疗，但伴随恶心呕吐等症状日益加重，不得已求助县人民医院，经相关检查后诊断为糜烂性胃炎。但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如果倒下了便意味着切断了全家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于是全家便举债上万余元为我治疗，但至今未有明显好转，目前仍在服药治疗中，且当时拖欠的医疗费用也还未还清。前不久又感觉头昏、记忆力下降等不适，遂前往贵阳作相关检查，被查出患有大脑萎缩，医生告诉说此病若不及早控制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甚至危及生命。但是目前家境困难，无力承担大额的医疗费用，加之妻子身患乳腺疾病也尚在治疗中，小儿子又在上初中。目前为此我家还拖欠将近万元的外债，除去田地的微薄收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因此特向镇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希望民政部门能够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能给予一定的医疗补助金为盼!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篇12：医疗救助申请书

我叫，男，现年42岁，家庭人口4人，耕地1.5亩，居住xx县xx乡xx村组，地处偏僻，环境恶劣，生产单一，经济落后，家庭经济困难，全家4口人仅靠耕种1.5亩田土维持生计。

本人常年患有哮喘、心脏等疾病，不能正常参加生产劳动，家庭重担全依靠妻子1人承担，每年除去田地的微薄收入外，家里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近年看病花去不少钱，加之前几年安排父亲后事欠下一大笔债，现在家庭经济困难。近年来，我的病情越来越加重，多次求医治疗，均不见效果，最后到县人民医院检查化验，确诊本人患有肺气肿、肺大泡、肝腹水、心脏心包增厚积液、胸腔积液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目前病情有所好转。为了看病治疗，我早已是负债累累，可以借的亲朋好友逐个借遍了，更甚的是为了帮我治病，年迈的母亲和在家务农的亲弟姊妹们节衣缩食、东凑西借出钱帮助我开支医药费。近2年看病先后花去医疗费5万多元，除合作医疗报销外，还欠2万余元的外债。手术后我体弱多病，还需要长期治疗，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不但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而且需要有人来照料我和2个孩子，且母亲还需要供养。目前，家里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生活窘迫，贫困潦倒。因此，特向县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恳请县民政领导考虑我家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民政医疗补助金救助，本人不胜感激!

特此申请

申请人：

x乡x村组

篇13：(医疗)救助申请书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有机结合

一、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不同之处

中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医疗安全网, 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和基本规定, 与新农合存在诸多差异。

第一, 概念不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政府与社会对低收入、贫困农民提供医疗支持, 目的是保障其最基本的医疗需求, 维护其基本的生存权利,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制度;而新农合则是政府组织、引导、支持, 农民自愿参加, 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第二, 制度主体不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主体是政府, 是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承担建立制度、提供资金、管理、监督等一系列责任, 同时还要承担制度的相关风险;而新农合的制度主体是农民, 是农民间的互助共济制度, 是由农民自己缴纳保费, 并承担制度的风险, 政府责只负责“组织、引导、支持”。

第三, 权利义务关系不同。提供救助制度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 享受救助是农民的权利, 二者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而合作医疗制度中农民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 只有履行了缴纳保费的义务才能享受与之相应的医疗保障。

第四, 保障标准不同。医疗救助标准相对较低, 只能是“雪中送炭”, 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最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维持基本生存能力, 属于社会救助;而合作医疗主要是以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为目的, 保障水平标准相对更高, 属于社会福利。

第五, 保障对象不同。农村医疗救助针对的是农村贫困户和农村低保户等特殊人群;而新农合针对的是全体农民。

第六, 保障方式和程序不同。医疗救助要遵循社会救助的一般程序, 需要调查家庭经济状况, 确定贫困户后再向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而新农合不需要进行经济状况调查, 农民只需缴纳保险费, 就可以在发生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时得到制度提供的一定比例的医药报销。

第七、实施部门不同。医疗救助制度是由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而新农合是由卫生部门组织实施的。

二、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有机结合的必要性

(一) 必然性

第一, 农村贫困人口一般既是医疗救助对象同时又是新农合成员。

第二, 定点医疗机构是新农合与医疗救助共同的医疗服务提供方。

第三, 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政策目标都是“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 采取的方式是对医疗费的补偿。

两个制度一方面是各自独立的, 另一方面又是互相配套、互相补充的, 缺一不可。因此, 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相结合具有必然性。

(二) 必要性

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是政府和社会向一部分生活处于低收入甚至贫困状态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救助, 以缓解无经济能力医治疾病的农民的困难, 增强贫困人群的自我保障和生存能力, 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最后一道保护屏障, 也是贫病人口最后的一道安全网。改善贫困人群的健康状况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贫困人群实施医疗救助更是医疗救助的职责之一。如今医疗费用飞速上涨, 而农村仍有众多未达到温饱线的人口和刚脱贫、易返贫的低收入贫困人口, 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依旧严重, 若目前只是单一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的。

第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低保障水平还不足以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需求。目前,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全民化的医疗保障。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 但也未完全实现全民保障。这些国家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是单一的全民免费医疗模式和以医疗社会保险为主体的混合型保障模式。在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 由于医疗费用的上涨和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水平低等原因, 不断谋求改革, 逐步建设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即使在社会保险高度发达的国家, 还是有少数国民只靠保险给付仍然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还是需要依靠社会救助;所以在发达国家, 尽管社会救助有一定的萎缩, 但还是需要社会救助的补充做后盾, 确保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险的关系也是如此[2]。

可见, 即使在经济发达、财力雄厚的西方国家, 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发展中国家, 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需要医疗救助, 同时在社会医疗保障水平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建立相应的医疗救助体制就更有必要了。这些贫困人口无力享受到社会医疗和合作医疗的保障, 只有通过医疗救助将被医疗保障拒之门外的贫困人口纳入进来, 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健康, 以维持社会稳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要逐步建立包括全民保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多层次的结构合理的新型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 必须在新农合补偿的基础上通过医疗救助的方式继续给予贫困人口救助, 以减轻其因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与传统合作医疗时期的经济相比,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继续单一地采用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放弃独立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于现在来说是不可行的。因为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是覆盖了医疗救助制度的功能, 所有人的医疗需求都可以得到保障, 因此不需要再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制度。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的是自愿原则, 那些没有能力支付保费的农村贫困人口就被拒在了医疗保障大门之外。并且即使政府提供资金使这些贫困农民加入了新农合, 贫困农民的医疗需求还是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因为小病门诊费、医疗费用不属于合作医疗的保障范围, 大病的医疗费用是要自己先付起付线以下的部分, 达到起付线以后还要自付一定的比例, 并且还设有封顶线。对于农村贫困人群而言, 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医疗费用。结果贫困农民依然是看不起病, 依然得不到合作医疗的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范围是有限的, 保障功能也不够全面, 这决定了必须建立独立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来保障那些没有被新农合覆盖的贫困人群[3]。

第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决定了必须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制度。试点中, 一些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没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支付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 只有暂时依靠财政或社会捐助来解决, 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农村合作医疗属于农村的一项基本保障制度, 要坚持贯彻并要长期坚持, 而贫困地区地方财政的紧张和社会捐助的不稳定性不能保障制度资金来源放入稳定, 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 要建立与之相互补充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来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三、农村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从试点的运行状况来看,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由于还处于制度的初创期, 又缺乏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此, 从目前实施的现状看, 这项制度从设计到实施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 制度的设计不够完善

起初医疗救助制度在整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是不明晰的, 也没有明确的政策目标, 主要体现在救助对象、救助内容和救助标准尚未稳定, 变动不居。对特殊病种的限定大大缩小了医疗救助的范围, 可以得到救助的病种只有几种到十几, 导致许多亟需救助的贫困家庭被排斥在救助范围之外;医疗救助的申请手续、报销手续和行政程序过于纷繁复杂, 各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 工作效率降低, 运行成本高, 使得部分贫困群体对之望而却步;医疗救助制度规定救助对象只能到定点医院就诊或住院才能享受救助, 使救助对象毫无选择余地, 而且不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上的种种限制, 既不利于缓解人群的对医疗需求的困难, 也不利于医疗机构提供价廉质优的服务。

(二) 资助农村救助对象参合没有达到保障的目的

部分地区采取资助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为医疗救助的主要形式时, 因为贫困人口经济的困难而无法享受到新农合, 有病不治、应住院而不住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是因为新农合采取后付制时, 患者必须自己先带钱去看病, 出院后才能进入合作医疗补偿程序;二是新农合设置了起付线, 补偿对象只有支付了起付线以下的费用后才能得到新农合的补偿。如果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低于起付线, 或者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需要自己承担的费用, 就得不到合作医疗的补偿, 政府为他们代缴的个人参合费实际上被其他能够承担得起自付费用的农村居民所占用。

(三) 医疗救助经费严重不足

一方面, 在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薄弱, 无力加大在医疗救助方面的投入, 导致医疗救助资金和配套资金不足或不到位, 阻碍了医疗救助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 2006年人均医疗救助支出, 城市为348元/人, 农村仅70元/人, 人均救助标准太低, 尤其是对本身就贫困的农民的补助更加微薄, 只能稍微缓解贫困救助对象的一般就医困难。对于需要支付巨大的医疗费用的贫困对象, 有限的医疗救助对其的帮助微之甚微, 救助对象还是得不到有效的医疗保障。

四、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有机结合

(一) 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社会作用也不相同, 不能相互替代。因此, 建立独立、完善的医疗救助制度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制度进行有机结合的前提。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 确定综合性目标。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目标是指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所要达到救助成效。单一救助目标的成效是远远不够的, 建议确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综合型目标, 即由主要目标 (低保户、五保户等) 、次要目标 (采用制度性的办法救助的) 、弹性目标 (争取非制度性途径救助的) 共同构成的综合性目标。在确定农村医疗救助的主要目标之后, 还要关注那些没有列在低保户、五保户的相对贫困人群和那些处于相对贫困边缘、因高昂医疗费用而又返贫的困难人群;在救助内容方面, 还要对那些无力承担高昂的非基本医疗的医疗费用的患者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的范围。为了保证确定对象的公正性, 县、乡基层政府要通过公开的选定程序选定医疗救助对象, 同时还要实行民主监督制度及定期审核制度, 以确保最需要救助的人群得到最及时的医疗救助。

第二, 拓宽筹资渠道。农村医疗救助应该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进行多渠道筹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以财政性资金为主, 社会捐助资金为辅。其中财政性资金应当根据各地财政实力的不同来确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承担比例。财力比较强大的东部地区, 应该以地方财政负担为主;对于财力较弱的中、西部农村地区, 则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此外, 还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社会各界对农村医疗救助事业积极地进行捐赠;或者可以发行彩票, 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医疗救助。

第三, 确定最基本的防治服务。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保障的“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一个什么程度的需求, 各个国家对此的理解都不相同, 包含的内容也不相同。仅仅根据“医疗上必要”来确定“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不准确的。应该“采取一种透明的、能够被社会接受的、明确的程序来规定一个基本收益组合中的优先顺序”:应该先考虑医学上必要的医疗项目, 然后再综合考虑保障基金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偏好等因素;应该将救助的内容确定为门诊服务和常见病住院, 同时还需要明确医疗救助是一种救危性救助而不是康复性救助, 只是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以低水平保证大多数的贫困人口被纳入救助范围, 实现救助效果的最大化[4]。

第四, 确定科学的测算方法。医疗救助的技术测算是医疗救助制度设计与实施的核心环节, 是决定制度运行成败的重要因素。县级民政部门作为制度的管理方应该组织相关技术人员, 综合考虑制度筹资总量与救助对象数量、救助服务内容、地方平均医疗费用、当地贫困人口平均发病率、医疗服务价格、门诊和住院需求弹性系数等众多因素, 对制度进行严格的测算, 可以进行小范围试点, 在完善制度技术设计、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以保证制度稳定、有效地运行。

第五, 加强监督管理。设立救助基金财政专户, 对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档案;加强对医疗机构和被救助对象双方行为的管理与约束。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要建立多层次监督体系:卫生管理机构监督、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社会公众监督等。卫生管理机构对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监督, 规范行医行为;财政部门应随时监督救助资金是否及时到位及合理使用;还要建立医疗救助公示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布医疗救助资金筹集和使用、救助对象、救助数额等情况, 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同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新农合的建立有利于减轻医疗救助制度的压力;而医疗救助制度则可以弥补新农合对贫困人口保障不足的缺陷, 两者进行有机结合, 互相联动形成双层保护网, 使农民的医疗需求更有保障[6]。

(二) 制度设计的衔接

首先, 目标确定的衔接。对特困人口实行零起付线、提高封顶线、扩大救助的“病种”范围。应该明确规定让特困对象无门槛享受合作医疗保险, 减少农村特困人口因交付不起所规定的“起付线”以下的自付部分而无法就医的现象, 即对低保对象、五保户、低保边缘对象在农村合作医疗结报时不设“起付线”;对大病住院补偿的最高封顶线要相应地提高。同时, 应该把低保边缘对象纳入医疗救助对象以克服根据低保线来界定医疗救助对象的弊端[7]。

其次, 补偿方式的衔接。目前普遍采用的补偿方式有三种。国内采用较广泛的是“事后救助”, 其不足之处是时限较长,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先期垫付医疗费用的救助对象是起不到保障作用的;“事中救助”是救助对象缴纳自付费用后再去民政部门进行救助补偿的模式, 合作医疗办公室与定点医疗机构每月进行一次结算, 但是事中救助仍然存在资金垫付的问题;“事前救助”是最理想的补偿模式, 有利于救助对象充分享用医疗服务, 也有利于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对供方行为进行控制。采用事前救助, 救助对象就医发生医疗费用后只需持农村合作保险医疗卡在定点服务机构刷卡就可以显示出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 各项费用下面也分别列出由新农合减免数额, 定点医院减免数额, 以及救助对象可以从民政局得到的救助金额等详细信息, 救助对象出院时只需支付医疗救助和新农合双重报销后的自付费用, 事后定点医疗机构分别于民政局办公室和合作医疗管理办进行结算;在新农合设立家庭账户的地方, 医疗救助制度可以将定额的用于资助贫困人口门诊的医疗费用直接打入新农合家庭账户,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只能在困难户结算医疗救助费用后才能享受医疗救助金的制度性不足, 并增加了费用减免的透明度[8]。因此, 应在全国推行医疗救助事前救助制度并进一步对其完善。

再次, 医疗服务机构的衔接。应统一新农合和医疗救助的定点医院, 同时扩大定点医院的范围, 增加定点医院的数量, 将参保农民所在的县级市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设为定点医院, 重点完善“小病在社区”的工作机制。同时, 扩大救助对象对就医医院的选择, 确立合理的逐级转诊制度, 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与上级医院实现挂钩, 合理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医疗资源, 大大提升医疗机构的整体水平[9]。

(三) 制度运行与管理的衔接

首先, 制度运行的衔接。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相结合的运行成本远远低于两者单独运行成本之和。因为医疗救助制度服务覆盖人群只有占农村5%左右的特困人群, 如果单独运行, 还需要配置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人均成本太高昂, 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两个制度结合起来共同运作。虽然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制度, 但其运行机制是可以有机结合的。通过互联网可使医疗对象信息在不同的管理系统之间共享。从制度设计上排除不同行政系统共同操办同一事务所造成的摩擦成本和重复成本。例如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为参合对象和医疗救助对象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民政部门负责医疗救助对象的确定和动态管理、资助农村五保户和特困对象参加当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对救助对象患大病给予一定的医药费用自付部分的补助;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合作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工作[10]。

其次, 资金管理的衔接。由于新农合是由卫生部门管理, 医疗救助由民政部门负责, 如果两个制度单独运行, 救助对象报销则要分别跑两个部门, 程序繁琐, 又不方便。因此可以采取医院垫付制, 卫生部门、民政部门预付部分资金、定期与医院结算, 采取医院先期垫付、直接补偿与救助的事前救助方式, 既方便了救助对象, 又提高了贫困群众就医的及时性[11]。

最后, 机构管理的衔接。保持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的一致, 医疗卫生服务的日常性监管就可以由新农合管理机构、卫生部门负责了, 医疗救助管理机构就可以将有限的精力用于医疗救助制度的设计及运行。同时在信息化的时代还要加强网络信息管理的衔接。目前, 新农合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全面的信息管理系统, 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互联网联结的计算机化信息管理机制, 医疗救助制度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新农合的信息平台, 实现网络信息共享。此外, 实现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和医疗机构管理信息系统三者共用的信息平台整合,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减少失误, 方便群众, 有利于增强对供方的及时监管, 还可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性[12]。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2]颜萍.加快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建设的初浅思考[J].科技经济市场, 2010, (5) .

[3]庇古著.福利经济学[M].金镝,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

[4]董立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综述[J].中州学刊, 2008, (6) .

[5]Arrow.K,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of Medical Care[M].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3, 1963, pp.941～973.

[6]Wang H., D.Gu, Dupre M.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n-rollment, satisfa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Program in six study areas in ruralBeijing[J].Health Policy, 2007 (12) :548~572.

[7]景天魁.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8]梁春贤.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政府的责任[J].经济问题, 200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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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

关键词：唐代；病坊；医疗救助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081-06

病坊是唐代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宋代承袭唐代病坊之法，建立了许多政府及民间的救孤恤穷、赈残助病的机构。

关于唐代病坊已有诸多研究。日本学者善峰宪雄《唐朝時代の悲田養病坊》、道端良秀《中国佛教社会事業の一问题——養病坊つしっ》两文，对唐代病坊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国内学者关注病坊研究的时间较晚。孙永如《唐代“病坊”考》，主要考辨了病坊的原委。葛承雍《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从病坊收养乞丐的角度考察了唐代病坊的置废经过。杜正乾《唐病坊表徵》，探讨了病坊的设置时间、病坊的渊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并利用敦煌写本探讨了敦煌病坊的资产、经济来源、职事人员和医方等问题。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一文，对上述论点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此外，王卫平在《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一文中也论及了唐代病坊。由于唐代病坊是医疗救助的专门机构，以上论著或限于某一角度，或有缺失，故笔者认为有加以补充论述的必要，不妥处请方家不吝赐正。

一病坊产生的时间

关于病坊的设置时间，学界争论较多，以武周和贞观时两种观点较为突出。主张武周说者主要有日本学者善峰宪雄、道端良秀，中国学者孙永如，另外，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和中国学者王卫平更将病坊的设置时间定在武周长安年间(701—704)，主张武周说者，主要本自《太平广记》卷95《洪防禅师》中关于病坊的记载，《太平广记》云；“(洪)坊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神僧传》卷6《洪防传》也载：“(洪)防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昉曰：‘讲经之事诚不为劳，然防病坊之中，病者数百，恃防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留连讲经，人间动涉年岁，恐病人馁死，今也固辞。”后洪防禅师为则天所知，被征人宫，并被尊为师。则天又下诏：“防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得遏止。”武则天于长安年间设使主持悲田养病，“悲田养病，从长安已来，置使专知”，或许即是武则天基于对洪防禅师的敬仰而采取的行动。若根据以上记载，推知病坊在武周间已经出现，当然无可厚非。但就此将病坊产生的年代定在武周间，似乎有些晚，至少洪防禅师在龙光寺所设的病坊并非最早的。

刘俊文根据《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将病坊的设置时间定在贞观年间。此事虽然得到葛承雍的支持，却遭到冯金忠的反驳，仍将时间定在贞观年间。兹将刘俊文主张贞观说的主要根据——阿斯塔那九一号《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引录如下：

(上缺)

何射门□(陀)□□陁辩：被问□□(知)委先不与□亲，若为肯好□仍显是□者。谨审，但门□得粮然□为营饭食，恒尔看□□(来)丰虽非的(嫡)亲，是(见)寄□忽收取看养在此边处，并不闲(娴)官□见师为疗，又更不陈文记。其人先患甚风，□是实不虚。如其不信，乞问同住入(康□问依实，谨辩。

贞观十七年□

(中缺)

□八月十二□(日)□射既称好囫(供)□□(知)委，先不与来□亲，若为肯好供给□不觅医治，仍显是□看并问坊正，来□(丰)□患，若为检校不□致令非理□

(中缺)

既为改更，物(更)□知此。

此宜问□节义坊正麴伯恭□十八。一恭一一。

□□(恭)辩：被问来丰身□(患)□为检校，不申文牒，致口理而死者。谨审：其□(来)□四月内，因患至此，丰囫(前)

□赵儁处分，令与坊□□(置)，即于何射门陁□人至，□即报。□

(下缺)□”及寻医救治的责任，认为“此似病坊之制”，此条材料可补史书之缺。冯金忠认为此条并非“病坊”的相关资料，主要原因是对“□节义坊正麴伯恭”一句的断句不同。冯金忠将“节义坊”理解为普通之里坊，麴伯恭自然为坊正，此句前缺，若断作“□节义，坊正麴伯恭”，也未尝不可。即便按此断句，冯金忠列举的反驳刘俊文观点的三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来丰案件中已明言不是“就亲安置”，文中讲到何射门陁“得粮然□为营饭食，恒尔看□□丰虽非的(嫡)亲，是(见)寄□忽收取看养在此边处，并不闲(娴)官□见师为疗”，说明何射门陀的看养人来丰，并非其嫡亲，谈不上“就亲安置”的原则。那么，冯金忠以“节义坊说”反驳本件非病坊文书，似乎证据不足。文书中又提到，“其人先患甚风，□是实不虚。如其不信，乞问同住人□(康)”。说明何射门陁不只看养了来丰一个人，还至少有与来丰同住的康某，再从来丰“因患至此”，被送到该坊安置，即于何射门陁处看养，“为营饭食”，“见师为疗”，亦说明该坊是一个收养病人的机构。此外，此件文书为高昌县司审讯何射门陁、坊正麴伯恭关于来丰死因的记录。综合以的上记载，联系唐代病坊的特征，该坊为“病坊”无疑。

仅靠以上记载，说明贞观十七年(643)已经存在“病坊”似乎有些证据不足。我们还可找到一些相关记载来佐证。《续高僧传》卷20载：僧人智严于贞观十七年还归建业，“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永徽五年(654)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冯金忠认为疠人坊就是病坊的早期形态，据此推定病坊大概可追源到贞观之世。疠人坊就是病坊之说，虽别无旁证，但可佐证贞观十七年(643)已经存在类似“病坊”的疠人坊，收养患病之人。

结合以上史料，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病坊”一词最早见于佛经的汉译本。至迟在北周天和年间(566—571)，汉译佛经中已经有“病坊”一词。《中天竺舍卫国衹洹寺图经》卷下有如下记载：

佛故止此院中，大院西巷门西自分六院。南第一院开于三门……裕师又说次小巷北第二院，名圣人病坊院，开门如上，舍利弗等诸大圣人有病投中，房堂众具须皆备，有医方药库常以供给，但拟凡圣非所止。

该经序题“天和元年龙集辛酉腊朔，久修园律院比丘宗觉(直)谨识”。显然，在北周天和元年(566)，佛教文献中佛寺设病坊治病的思想已经传人中国。又《维摩经义疏》卷1《释会处第四》云：

病坊菩萨道，宜先破之，在病已除，方得修行，复有第二门。既修妙行，行成德满，故有第三门，就此三门。

《维摩经义疏》的作者为吉藏，成书于隋仁寿四年(604)。又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1云：

所用残药，不应弃掷。若有余病，宓刍求者应与。若无求者，可送病坊，依法贮库。病者应给，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3石：

白言：“邬波驮耶，我身在俗，先患其病。”师曰：“汝何不告我。”……问：“邬波驮耶，何故不喜。”师即告曰：“我之住处，乃是病坊，诸有病者，皆投来此。”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5云：

或诣病坊施乐(药)之处，此若无者当缘自业，于饮食中而为将息。

义净于先天二年(713)去世，可见在先天二年前，佛教典籍中与病坊相关的记载已很多。很明显佛教病坊收治病人的思想在北周天和元年前已传人中国，而且在隋唐时期的佛教典籍中屡有记载，可以肯定中国早期医疗救助组织——病坊的产生与佛教中的病坊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当时的佛教寺院中应该设有类似佛典，中病坊的医疗机构，洪防在龙光寺创设的病坊即其中之一例。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政权中均出现了类似病坊的救助机构。《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此事不晚于永明中(483—493)。南齐太子好佛教，所立的“六疾馆”只是在名目上与佛教典籍中的“病坊”有点差别，在功能上恐怕差不多。这很可能是南齐太子对汉译佛经中“病坊”的实践。《梁书·武帝本纪下》载：普通二年(521)春正月辛巳，梁武帝下诏曰：“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南史·武帝本纪下》记作：“二年春正月辛巳，诏置孤独园以恤孤幼。”梁武帝于普通二年在京师设置孤独园，收养孤儿和单身老人，开启了后世由政府开办救助机构的先河。在郡县令收养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当亦有相应的机构或机制，只是史书无载。梁武帝是出了名的佞佛眷，此举也许就是受佛教“病坊”思想的影响，当然也不能排除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永平三年(510)十月，北魏宣武帝下诏在太常寺内设一别馆，专门收养“京畿内外疾病之徒”，为其免费医疗。魏宣武帝此举可作为我国有史记载最早的由政府设置的专门性的医疗救治机构。从以上情况看，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存在类似印度佛教典籍中病坊的机构，如六疾馆等，此类机构似乎都和唐代病坊的内涵很接近，只是设置区域有限，往往只限于京师或仅限在太常寺。

综合前文论述，在南北朝时期汉译佛教典籍中，病坊一词早已出现。贞观十七年(643)前，有医疗救治性质的病坊应该已经存在，只不过管理部门尚不明确。到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政府对悲田养病“置使专知”，但这也不能理解为病坊初设，也不应该理解为是政府对病坊管理的开始。只是此前政府对病坊的管理情况，目前尚未找到史料记载，但似乎不能就此断定此前政府对病坊未做管理。此后病坊在诸州得以推行。

二病坊的隶属关系

有唐一代，病坊的所属关系较为复杂。从《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记载的情况来看，这种类似病坊性质的机构(因文书残缺，其名称不敢擅断)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宫府。武周时期，洪防禅师设在陕城龙光寺中的病坊，由洪昉禅师行乞供给的方式看，应是寺院内设的不受政府干预的病坊组织。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晚在长安年间，悲田养病就已置使专知，受政府干预，其宗旨是“矜孤恤穷，敬老养病”。由于悲田养病由专使负责收养病人，久而久之又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开元五年(717)宋璟上奏悲田养病情形是：“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并奏请罢之，但玄宗并未采纳宋璟的建议，还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P.3262+P.2626《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中有郡草坊、阶亭坊、宴设厨、病坊、长行坊，证实了天宝年间诸州均设有病坊，而且由官府提供本利钱，开支由州郡统一勾检。从上述记载来看，悲田养病坊自长安年间，由朝廷置使专知，在天宝年间已在诸州普遍设置。最迟到开元二十二年前后，诸州病坊开支由国家出资、审计。

会昌五年(844)七月武宗毁佛之后，十一月李德裕上奏；“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入主领，恐贫病无告，必大致困穷。臣等商量，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从李德裕的奏文来看，会昌五年毁佛前悲田坊由僧尼主管，这与前引开元二十二年的记载有所不同。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一是国家在诸州设置悲田坊、病坊的同时，佛教寺院也自办悲田坊、病坊救助病贫，如洪防在陕城中所为。这也只是财力雄厚的少数寺院，不是每个寺院都能办得起的。一是由寺院负责具体事宜，政府资助、监督。显然，从开元二十二年以后病坊明确由诸州出资办理、审计，而且李德裕也建议将悲田改为养病坊，即纳入养病坊系统，并且在两京和诸州均设病坊，在“于录事耆年中”，选择乡间闾望高者担任，由州县长吏负责任免等相关事宜。因此，第二种解释比较有说服力。李德裕的建议被武宗采纳，但次年二月武宗崩，李德裕被罢相。

大中元年(847)三月，宣宗下诏：“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当时宣宗君臣旨在反对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李德裕的建议当然也无法顺利推行。懿宗《疾愈推恩敕》云：“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其病坊据元敕各有本利钱，委所在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道行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如遇风雪之时，病者不能求丐，即取本坊利钱，市米为粥，均给饥乏。如疾病可救，即与市药理疗。其所用绢米等，且以户部属省钱物充。速具申奏，候知定数，即以藩镇所进贺疾愈物支还所司。”从“委所在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道行僧人专勾当”一句来看，晚唐诸州县均设病坊，由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纠勘，由有道行僧人专门负责病坊，管理机制一仍开元、天宝之旧，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李德裕的奏议精神。

三病坊的经济来源

病坊的经济来源直接关系到政府对贫病者的医疗救助程度。按照佛教理论，寺院“病坊”的性质当为“其诸有病者，皆投来此”之地。从洪防建病坊的资料来看，防在陕城中龙光寺所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帝释天王请洪防讲《大涅槃经》，再从洪防建病坊的资料来看，该病坊设于僧人自建之寺院，所养病者数百，人数亦不少，养恤方式是待僧行乞募资以给。这是纯粹由僧人自办自筹的恤养病者的慈善机构。

作为官办病坊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官府提供本利钱。从《唐贞观十七年高昌县勘问来丰患病致死事案卷残卷》记载的情况来看，可以大致推测

病坊经费来自官府。到开元五年宋璟指责官府设悲田养病坊为“国家小慈”，由此推断其所需物品当由国家供给，其具体供给方式不详，唐前期左右金吾卫也将破旧敝幕、故毡等给病坊。《新唐书·百官志上》“左右金吾卫条”：“凡敝幕、故毡，以给病坊。”

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病坊由官府提供本钱。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以给之”。敦煌写本P.3262v+P.2626v《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云：

(前略)

病坊

合同前月日见在本利钱，总壹伯叁

拾贯柒拾贰文

壹伯贯文本

参拾贯柒拾贰文利。

合同前月日见在杂药，总玖伯伍拾

斤贰拾枚。

合同前月日见在什物，总玖拾肆事。

(后略)

而同卷记载“小麦一斗直钱肆拾玖文，粟一斗直钱三拾肆文”。该病坊的本钱相当于244石小麦、353石粟，这个数目并不小，利73.6石麦、106石粟。此条关于病坊本利钱的记载，反映了唐代病坊的设置广泛及官置本钱收利以给病坊政策的执行状况。

武宗会昌五年(845)一度通过给病坊授田来维持病坊的开支。武宗毁佛后，应李德裕之奏，下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但此制很可能在大中元年(847)三月废止。

从《疾愈推恩敕》看，懿宗时的病坊开支主要依靠本利钱来维持，由僧人勾当，州县长官具体纠勘。但是，当时的本利钱似乎只够遇“风雪”时用来买粥米，平时病者还得求丐，充分说明病坊经济来源非常有限，很难满足医疗救助的需要。病坊所需救疗费用需要另从户部属省钱物中支给。

病坊的另一经济来源是帝王的赏赐，懿宗曾下诏曰：“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但这种赏赐恐怕很少，因皇帝个人的喜好而进行，因此对病坊经济来源的补充有限。

四病坊的评价

悲田养病坊设立后，救恤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从国家安危及负担的角度讲，也引发了荫蔽人口、藏匿罪犯、贪污利钱等社会问题。而且，病坊在当时人的眼里，也成了坐以待食者的居所，如《太平广记》引《两京记》曰：“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人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此叙述了官场升降玄机，对病坊救助者的贬讽之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接受病坊救治者被视作吃闲饭的人或无能之辈。

唐代病坊实行的过程中，收养的不全是病人，不少穷人也依靠病坊。如唐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所至皆下，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富家大族纷纷出钱“佣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结果潼关失守。

从以上对病坊的梳理中可以看到，病坊起源于佛教经典中“病坊”救助贫病的思想，早在南齐永明中出现的“六疾馆”应该就是这种思想的最早实践。此后类似的寺院贫病救助机构就已存在，为僧人创办的宣扬慈悲、布施贫病的恤病机构。大概在唐贞观末已医疗救治性质的病坊，从长安年间官府始置使专知悲田养病坊，遂成为政府主管的慈善机构。开元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置病坊后，政府还以本钱收利以给病坊，从经济上支持病坊，官办性质更加突出，由于会昌五年灭佛事件的影响，一度给病坊寺田，以增强病坊的救助能力，至懿宗朝，政府又加强了对病坊本利钱的管理。可以说，唐代病坊救治贫弱阶层的作用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