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翻译日文

2024-04-26

中翻译日文（共6篇）

篇1：中翻译日文

日文翻译中的一些技巧和注意日本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对谚语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变革,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固有的生活习俗。形成了广泛的文化环境。日本人思维上的特征是注重直观性,实用性,具体性。因而常用具体、形象的词语来表达思想。同时表达的方式往往又是含蓄,暧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受思想支配。日本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日语谚语中也可明显看出。

1.1 日本人思维方式的具象性具象思维就是具体而形象的思维。具有具象思维的日本人喜欢将一些较为抽象的概念、范畴用客观具体的形象或者动作来表达。他们善于运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对抽象意义进行表达,通过直观表象去领悟象征意义。日本是一个岛国,单一的民族,长期封闭的社会形态,使日本人形成了单一的思考模式;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又造成了日本人在联想上的模式化。日语谚语中的比喻大都带有具象性,就像一幅田园式的静止图画。这种思维方式在日本谚语种留下了轨迹。例如: 颚で背中搔<、風に柳、狐と狸、月前の星,等。

日本人的具象思维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并一直延用至今。1.2 日本人思维方式的整合性

日本人非常注重集体的力量,十分强调集体的整合性。他们认为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个人只有在集体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因此必须保持个人与集体的这种和谐。标新立异,脱离集体,以自己为中心等的行为在日本没有市场,会遭到周遭的排斥。这种思维方式在日语谚语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 出る杭(くい)は打たれる衆力功あり人は情け

最典型的谚语莫过于「和を以って貴しとなす」这个谚语了。它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成为日本人的基本行为模式。成为安邦治国的最高信条。1.3 日本人行为方式的暧昧性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使得日本人形成了自身的行为方式,他们怕给对方造成伤害,因此不正面冲击对方,说话暧昧,遣词造句含蓄,而更多的是让对方去猜测它的内涵。日本文化也常常被称为“言わぬ”文化。在日本谚语中也有不少反映了日本人的这种暧昧语言。反映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比如: 言わぬが花

言うた損より言わぬ損がない言わぬは言うに勝る

除此之外,“弦外之音”、“未言之情”、也是日本语言表达的重要特征。日语谚语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生活 2.1 表现日本气象及自然环境的谚语

日本的谚语中表现气象方面及自然环境的谚语很多,这一方面可能是跟日本的天气富于变化及日本的自然环境优美,四季分明有关。因此激发了日本人珍爱自然,对大自然讴歌赞美的情怀。在大量的日本谚语中反映了这种情绪。总结出大量生活观念、教训。关于天气的有: 朝曇りは大日のもと雨の夜あがり明日は雨

蟻が高いところに集まると雨关于动物的有: 猫は三年の恩を三日で忘れる浅みに鯉

猫は長者の生まれ変わり关于植物的有: 六日の菖蒲十日の菊蕎麦の花も一盛り青菜に塩

2.2 传递社会经验、发人深省的“社会谚”

除了反映天气和自然现象的谚语之外,日本的谚语中很多还传递了社会经验、耐人寻味的“社会谚”。这些谚语告诉人们在社会中为人处世的方法以及如何丰富人们的生活知识,如何开阔眼界。从这些谚语中明显地反映了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比如: 己の欲せざる所は人に施すなかれ可愛い子には旅をさせよ三人よれば門殊の知恵

2.3 反映日本宗教信仰的谚语

日本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又是个信仰无常观的国度。古代的日本人受儒教及佛教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淡泊,无常的国民性格。这些性格使日本人在对待人生,处事方面显得尤为明显。在日本那种独具个性,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行为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在日本人的思想、行为、生活中儒教给予他们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而神道是日本本土的教义,也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思想。儒教的仁爱,神道的调和以及佛教的行善治恶,因果报应这种思想对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从日语的谚语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門松は冥途の旅の一里塚恐れ入り谷の鬼子母神苦しい時の神頼み

等等。此外,关于佛教的有: 煩悩あれば菩提あり見ぬは極楽知らぬは仏

坊主憎けりゃ袈裟まで憎い等。

3“注释”翻译技巧的运用

注释是翻译者根据读者的阅读需要添加到翻译文本中的、原作中没有的解释、说明或译者个人的理解。注释的内容主要是补充背景材料、介绍风土民俗、介绍人物或特定时间、介绍社会人文知识以及译者认为应当补加的说明等,是译者实现翻译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但翻译实践的现状是:译者在是否注释、何时注释以及怎样注释的问题上往往还只能根据个人的判断甚至喜好来处理,没有或许也不需要有相应的规则加以限制。虽是这样,但“注释”技巧的运用应掌握如下几项标准: ①简洁明了,意思到位。过多过长的注释会干扰读者的正常阅读。②体会原作,当注必注。要有针对性,根据译作设定的读者群决定是否加注。③标记清楚,位置适当。根据原作的篇幅、题材决定注释的形式:句中加注、页后加注、文后加注等。

文化的差异使注释的存在有着必要性。除某些专业文章对语言本身进行注释之外,可以说注释基本上是文化的注释。在谚语及文学翻译作品中使用注释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译作的流畅,给阅读带来不便,但为了使译作能够尽可能地展示原作的文化内涵,如实传递原作中的文化信息,注释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谭载喜先生说:“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化的理解如此重要,同时也正是文化信息在翻译中的完全传递,构成了翻译中的难题。那么,注释的合理运用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4 文化视角下日汉谚语“注释”翻译 “归化”与“异化”技巧

在谚语翻译中,对于原作中一些具有文化内涵而难以翻译之处,一般采取两种策略:即: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

日语翻译成汉语的“归化”可以说成汉化,它采取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对中国读者来说有亲切感,其好处在于中国读者容易阅读,弊端是译文常游离于原作太远,使译作失掉了原作的文化意境和内涵,减少了读者阅读日语谚语的新鲜感。“异化”的好处在于能够使读者获得完全不同的阅读经验,不足之处是阅读可能不够流畅,甚至或许艰涩难懂。

比如在翻译谚语时,把“猿も木から落ちる”译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把“噂をすれば影を指す”译为“说曹操,曹操到”,这是典型的采用了归化法的翻译。这基本上是意译,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原来日语的韵味,用汉语的形象取代了日语原有的形象。如果把这两个谚语分别翻译成:“猿猴枝虽高,会从树上掉”和“说到此人时,此人身影现”,那么它就保留了日语原来的形象,并且很好地传达了原有的信息,比较俏皮又比较忠实原文,虽然显得比较罗嗦,但相对比较生动。

在日汉翻译中,是采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目前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异化的手法更为我国翻译工作者所接受和认可,有的认为除了上世纪30年代异化法曾一度占主导地位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翻译者都运用了归化的翻译手法。无论是运用哪种方法,都不能一概而论是好是坏,最主要的核心是关注是否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4.1 翻译时要符合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在当今的文学翻译理论中,文化的翻译占有了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有些学者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者来说文化转换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原文背后的文化背景被认为是译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谚语或者文学翻译的核心是文化的翻译。翻译是否成功,在于读者能否在阅读中了解到原作的文化背景,能否通过阅读体验到未曾亲身体验过的另外一种生活和文化氛围。这应该是翻译谚语或一部作品要采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的首要标准。4.2 翻译的关键是要适时、有度

有的译家采用了归化,翻译得很好,有的却采用了异化,效果也不差。由此可见,采用哪种方法翻译,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需要来定。适合归化,就采用归化法翻译,反之就采用异化法翻译。因此在翻译谚语或文学作品时,必须兼顾归化与异化两个方面,也就是让中国读者感受到带有日语的味道,显示日本的风土人情的语言。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只要掌握好了“度”,都可以达到很好的翻译效果。过度归化,一定会破坏日语原有的形象和原有的文化背景;过度的强调异化,即过多地追求日语的原语形式,就有可能会过于繁琐。因此,翻译的关键是要适时、有度。

4.3 采用异化法时的注释采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对于注释的运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采用归化法就要摒弃注释的策略,采用异化法就必须对难以翻译、难以理解之处进行注释。

归化一般是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异化大多表现在文化传达的层面上。在日语翻译中为了让读者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充分欣赏到日本文化,不少人会采用异化的策略。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时候日本人的一些习俗,生活状态和思维习惯不为中国人所熟悉,影响了对谚语或文学作品的理解。这样就必须加以“注释”,来更好地体会原有的文化风情和日本人原有的生活状态。5 谚语翻译实例分析

谚语是人们根据长期生活的经验创造出来,并经过千万人的传诵、锤炼、加工完善而流传于世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语言的精华,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而言,谚语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了谚语翻译的障碍,甚至有人认为谚语、格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根本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译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译的。在谚语及文学作品中当然也有类似的翻译难点,但由于中日两国文化的长期相互影响,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日语的一些谚语的形成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翻译时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并不奇怪。

引文

1、他说“有一天志贺直哉因心里烦躁,把马路边上的地藏菩萨给踹倒了,以后就得了坐骨神经的病,孩子也夭折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3期(P67)。原文作:“虫の居(い)どころが悪い”/心情不好,不高兴。

引文

2、当时忠司的继母又是去拘留所探望又是求校长高抬贵手,用尽了各种办法,但终究还是无济于事。石川达三《挫折》《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2期(P70)。原文作:“百方手を尽くす”/千方百计。

引文

3、我以为只要让她知道我如此生气,她就会打消念头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3期(P67)。

原文作:“高を括(くく)る”/小看,轻视。

引文

4、我还时常想,所谓旅行就是这样让人不知所措吗?森本哲郎《万里の旅万巻の書》《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4期(P72)。原文作:“途方に暮れる”/不知所措。引文

5、妻子厚子在屋里一边叠着晾洗的衣服,一边又是老调重弹。向田邦子《かわうそ》《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4期(P60)。原文作:“はなしを蒸し返す”/老调重弹。

引文

6、虽然通向仕途的路被封堵,无法在这方面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在民间法律界仍可一展鸿图。《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2期(P73)。原文作:“驥足を伸ばす”/才能,奇才,发挥才能。

引文

7、太好了。果然三轮子没有察觉出来。但决不能在这儿就喜笑颜开。向田邦子《鮒》《日语学习与研究》2000年第2期(P65)。原文作:“相好を崩す”/笑逐颜开。6 结论

翻译谚语或文学作品时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策略,这与原作的风格、特点以及译者个人的爱好有很大关系。查阅日本谚语的翻译,可以发现日本谚语翻译究竟是归化还是异化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更多的译作在努力保留和展现原作语言特色和文化风采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做到易读、易懂,在走一条倾向于异化法的中间道路。因此“注释”始终受到大多数译者的重视。中日两国历史、文化乃至生活习俗有相近之处,在某种场合,不需要所谓的归化,但同时两国的民族又各具特色,为了凸显两国的民族文化,需要以异化法的手段显出的文化上的距离。目前翻译界对注释的形式、作用等的种种分析基本是以英文的翻译为对象的,对日本文学翻译中的注释问题涉猎很少。因而日本谚语甚至日本文学翻译的注释有它的独特性,这主要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相互间的交流、融合较深,同时又有彼此间较强的文化上的独立性,各成统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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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翻译日文

一、日本人的思維行為方式對諺語的影響

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歷史變革，形成了日本人獨特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固有的生活習俗。形成了廣泛的文化環境。日本人思維上的特徵是注重直觀性、實用性、具體性。因而常用具體、形象的詞語來表達思想，同時表達的方式往往又是含蓄、曖昧，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受思想支配，日本人的這種思維方式在日語諺語中也可明顯看出。

1.1、日本人思維方式的具象性

具象思維就是具體而形象的思維，具有具象思維的日本人喜歡將一些較為抽象的概念、範疇用客觀具體的形象或者動作來表達，他們善於運用比喻和象徵的手法對抽象意義進行表達，通過直觀表像去領悟象徵意義。日本是一個島國，單一的民族，長期封閉的社會形態，使日本人形成了單一的思考模式，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又造成了日本人在聯想上的模式化，日語諺語中的比喻大都帶有具象性，就像一幅田園式的靜止圖畫，這種思維方式在日本諺語種留下了軌跡，例如：

顎で背中搔<、風に柳、狐と狸、月前の星，等。

日本人的具象思維在日本人的觀念中根深蒂固，並一直延用至今。

1.2、日本人思維方式的整合性

日本人非常注重集體的力量，十分強調集體的整合性，他們認為集體的力量是強大的，個人只有在集體的基礎上才能發展，因此必須保持個人與集體的這種和諧，標新立異，脫離集體，以自己為中心等的行為在日本沒有市場，會遭到周遭的排斥，這種思維方式在日語諺語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例如：

出る杭(くい)は打たれる

衆力功あり

人は情け

最典型的諺語莫過於「和を以って貴しとなす」這個諺語了，它強調人與人的和睦相處，成為日本人的基本行為模式，成為安邦治國的最高信條。

1.3、日本人行為方式的曖昧性

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使得日本人形成了自身的行為方式，他們怕給對方造成傷害，因此不正面衝擊對方，說話曖昧，遣詞造句含蓄，而更多的是讓對方去猜測它的內涵。日本文化也常常被稱為“言わぬ”文化，在日本諺語中也有不少反映了日本人的這種曖昧語言，反映了日本人的行為方式，比如：

言わぬが花

言うた損より言わぬ損がない

言わぬは言うに勝る

除此之外，“弦外之音”、“未言之情”、也是日本語言表達的重要特徵。

二、日語諺語所體現的社會文化生活

2.1、表現日本氣象及自然環境的諺語

日本的諺語中表現氣象方面及自然環境的諺語很多，這一方面可能是跟日本的天氣富於變化及日本的自然環境優美，四季分明有關，因此激發了日本人珍愛自然，對大自然謳歌讚美的情懷，在大量的日本諺語中反映了這種情緒，總結出大量生活觀念、教訓。

關於天氣的有：

朝曇りは大日のもと

雨の夜あがり明日は雨

蟻が高いところに集まると雨

關於動物的有：

貓は三年の恩を三日で忘れる

淺みに鯉

貓は長者の生まれ変わり

關於植物的有：

六日の菖蒲十日の菊

蕎麥の花も一盛り

青菜に塩

2.2、傳遞社會經驗、發人深省的“社會諺”

除了反映天氣和自然現象的諺語之外，日本的諺語中很多還傳遞了社會經驗、耐人尋味的“社會諺”，這些諺語告訴人們在社會中為人處世的方法以及如何豐富人們的生活知識，如何開闊眼界，從這些諺語中明顯地反映了日本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比如：

己の欲せざる所は人に施すなかれ

可愛い子には旅をさせよ

三人よれば門殊の知恵

2.3、反映日本宗教信仰的諺語

日本宗教信仰自由，同時又是個信仰無常觀的國度，古代的日本人受儒教及佛教等思想的影響，形成了淡泊，無常的國民性格，這些性格使日本人在對待人生，處事方面顯得尤為明顯。在日本那種獨具個性，不達目的不甘休的行為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在日本人的思想、行為、生活中儒教給予他們的影響也是非常之大，而神道是日本本土的教義，也影響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思想，儒教的仁愛，神道的調和以及佛教的行善治惡，因果報應這種思想對日本人的生活態度產生了極大地影響，從日語的諺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門松は冥途の旅の一裏塚

恐れ入り谷の鬼子母神

苦しい時の神頼み

等等。此外，關於佛教的有：

煩悩あれば菩提あり

見ぬは極楽知らぬは仏

坊主憎けりゃ袈裟まで憎い等。

三、“注釋”翻譯技巧的運用

注釋是翻譯人員根據讀者的閱讀需要添加到翻譯文本中的、原作中沒有的解釋、說明或譯者個人的理解。注釋的內容主要是補充背景材料、介紹風土民俗、介紹人物或特定時間、介紹社會人文知識以及譯者認為應當補加的說明等，是譯者實現翻譯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種手段。但翻譯實踐的現狀是：譯者在是否注釋、何時注釋以及怎樣注釋的問題上往往還只能根據個人的判斷甚至喜好來處理，沒有或許也不需要有相應的規則加以限制，雖是這樣，但“注釋”技巧的運用應掌握如下幾項標準：

(1)簡潔明瞭，意思到位。過多過長的注釋會干擾讀者的正常閱讀。

(2)體會原作，當注必注。要有針對性，根據譯作設定的讀者群決定是否加注。

(3)標記清楚，位置適當。根據原作的篇幅、題材決定注釋的形式：句中加注、頁後加注、文後加注等。

文化的差異使注釋的存在有著必要性，除某些專業文章對語言本身進行注釋之外，可以說注釋基本上是文化的注釋。在諺語及文學翻譯作品中使用注釋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影響譯作的流暢，給閱讀帶來不便，但為了使譯作能夠盡可能地展示原作的文化內涵，如實傳遞原作中的文化資訊，注釋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譚載喜先生說：“翻譯中對原文意思的理解，遠遠不是單純的語言理解問題。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它受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

在翻譯過程中對文化的理解如此重要，同時也正是文化資訊在翻譯中的完全傳遞，構成了翻譯中的難題，那麼，注釋的合理運用是解決這一難題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選擇。

四、文化視角下日漢諺語“注釋”翻譯，“歸化”與“異化”技巧

在諺語翻譯中，對於原作中一些具有文化內涵而難以翻譯之處，一般採取兩種策略：即：歸化策略和異化策略。

日語翻譯成漢語的“歸化”可以說成漢化，它採取了漢語的表達方式，對中國讀者來說有親切感，其好處在於中國讀者容易閱讀，弊端是譯文常游離於原作太遠，使譯作失掉了原作的文化意境和內涵，減少了讀者閱讀日語諺語的新鮮感。“異化”的好處在於能夠使讀者獲得完全不同的閱讀經驗，不足之處是閱讀可能不夠流暢，甚至或許艱澀難懂。

比如在翻譯諺語時，把“猿も木から落ちる”譯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把“噂をすれば影を指す”譯為“說曹操，曹操到”，這是典型的採用了歸化法的翻譯。這基本上是意譯，很符合中國人的口味，但是在翻譯過程中失去了原來日語的韻味，用漢語的形象取代了日語原有的形象。如果把這兩個諺語分別翻譯成：“猿猴枝雖高，會從樹上掉”和“說到此人時，此人身影現”，那麼它就保留了日語原來的形象，並且很好地傳達了原有的資訊，比較俏皮又比較忠實原文，雖然顯得比較囉嗦，但相對比較生動。

在日漢翻譯中，是採用歸化法還是異化法，目前說法不一，有的認為異化的手法更為我國翻譯工作者所接受和認可，有的認為除了上世紀30年代異化法曾一度占主導地位外，其餘的大部分時間裏，大多數翻譯人員都運用了歸化的翻譯手法。無論是運用哪種方法，都不能一概而論是好是壞，最主要的核心是關注是否注意了以下幾個方面：

4.1、翻譯時要符合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在當今的文學翻譯理論中，文化的翻譯佔有了從未有過的重要地位。讀者能否正確理解譯者所要傳達的意思關鍵不在於語言而在於文化。有些學者認為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種表像形式，又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對於以語言轉換為基礎的翻譯工作者來說文化轉換成了一個重要的主題。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原文背後的文化背景被認為是譯文的一個組成部分。可見，諺語或者文學翻譯的核心是文化的翻譯。翻譯是否成功，在於讀者能否在閱讀中瞭解到原作的文化背景，能否通過閱讀體驗到未曾親身體驗過的另外一種生活和文化氛圍，這應該是翻譯諺語或一部作品要採用歸化法還是異化法的首要標準。

4.2、翻譯的關鍵是要適時、有度

有的譯家採用了歸化，翻譯得很好，有的卻採用了異化，效果也不差。由此可見，採用哪種方法翻譯，要根據不同的場景，不同的內容，不同的需要來定。適合歸化，就採用歸化法翻譯，反之就採用異化法翻譯。因此在翻譯諺語或文學作品時，必須兼顧歸化與異化兩個方面，也就是讓中國讀者感受到帶有日語的味道，顯示日本的風土人情的語言。無論是歸化還是異化，只要掌握好了“度”，都可以達到很好的翻譯效果。過度歸化，一定會破壞日語原有的形象和原有的文化背景，過度的強調異化，即過多地追求日語的原語形式，就有可能會過於繁瑣，因此，翻譯的關鍵是要適時、有度。

4.3、採用異化法時的注釋

採用歸化法還是異化法對於注釋的運用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採用歸化法就要摒棄注釋的策略，採用異化法就必須對難以翻譯、難以理解之處進行注釋。

歸化一般是表現在語言的層面上，異化大多表現在文化傳達的層面上。在日語翻譯中為了讓讀者跨越語言理解的障礙，充分欣賞到日本文化，不少人會採用異化的策略。但是對中國人來說，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時候日本人的一些習俗，生活狀態和思維習慣不為中國人所熟悉，影響了對諺語或文學作品的理解。這樣就必須加以“注釋”，來更好地體會原有的文化風情和日本人原有的生活狀態。

5、諺語翻譯實例分析

諺語是人們根據長期生活的經驗創造出來，並經過千萬人的傳誦、錘煉、加工完善而流傳於世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語言的精華，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一般而言，諺語豐富的文化內涵構成了諺語翻譯的障礙，甚至有人認為諺語、格言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根本找不到完全對應的譯語，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譯的。在諺語及文學作品中當然也有類似的翻譯難點，但由於中日兩國文化的長期相互影響，又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日語的一些諺語的形成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翻譯時常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並不奇怪。

引文

1、他說“有一天志賀直哉因心裏煩躁，把馬路邊上的地藏菩薩給踹倒了，以後就得了坐骨神經的病，孩子也夭折了...”《日語學習與研究》2003年第3期(P67)。

原文作：“蟲の居(い)どころが悪い”/心情不好，不高興。

引文

2、當時忠司的繼母又是去拘留所探望又是求校長高抬貴手，用盡了各種辦法，但終究還是無濟於事。石川達三《挫折》《日語學習與研究》2004年第2期(P70)。

原文作：“百方手を盡くす”/千方百計。

引文

3、我以為只要讓她知道我如此生氣，她就會打消念頭了。《日語學習與研究》2003年第3期(P67)。

原文作：“高を括(くく)る”/小看，輕視。

引文

4、我還時常想，所謂旅行就是這樣讓人不知所措嗎？森本哲郎《萬里の旅萬巻の書》《日語學習與研究》2004年第4期(P72)。

原文作：“途方に暮れる”/不知所措。

引文

5、妻子厚子在屋裏一邊疊著晾洗的衣服，一邊又是老調重彈。向田邦子《かわうそ》《日語學習與研究》1999年第4期(P60)。

原文作：“はなしを蒸し返す”/老調重彈。

引文

6、雖然通向仕途的路被封堵，無法在這方面實現自己的抱負，但在民間法律界仍可一展鴻圖。《日語學習與研究》2004年第2期(P73)。

原文作：“驥足を伸ばす”/才能，奇才，發揮才能。

引文

7、太好了。果然三輪子沒有察覺出來。但決不能在這兒就喜笑顏開。向田邦子《鮒》《日語學習與研究》2000年第2期(P65)。

原文作：“相好を崩す”/笑顏逐開。

6、結論

篇3：中翻译日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加藤正,日本哲学界

加藤正 (1906.2.11-1949.2.3) 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和著名的自然辩证法权威 (1) 233, 一生从事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实践和理论工作。20世纪20—30年代日本, 他和加古祜二郎首先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坚持用自然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工作, 在同当时的福本主义、三木清哲学、户坂润党派性理论的论争中,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被称为加藤理论。自然辩证法是加藤理论的基石。《自然辩证法》翻译出版后, 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掀起了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高潮。

一、翻译《自然辩证法》的历史背景

加藤正把《自然辩证法》分为上下卷出版, 上卷是1930年、下卷是1932年。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献背景下, 日译本对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认识自然辩证法起了巨大作用。

(一) 社会背景

首先, 日本经济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两大阶级斗争激烈。自1868明治维新后, 日本走上了封建资本主义的道路, 剧烈地进行着国家近代化。到1890年, 日本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 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固有矛盾开始显现 (2) 467-478。同年下半年爆发了第一场经济危机, 两大阶级的矛盾开始加剧。1895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形成, 固有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2) 543。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 开始了在日共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新时代 (2) 616。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日本统治阶级带了危机感, 于是日本当局颁布了治安维持法, 先后展开了六次 (5) 大规模 (1923-1933年间) 的逮捕日共的行动。革命运动陷入低潮, 像山川主义等消极思想蔓延。

其次, 在当时日共的党的建设上, 人员成分复杂, 各种阶级思想混杂, 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例如改良主义、调和主义、国粹主义、唯心主义、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基督教思想等造成了革命运动理论的不统一, 日共党内也存在着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不成熟。

最后, 共产国际指定日共的领导人没有认清日本斗争实际, 造成了阶级力量的浪费。并且当时的日共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党的活动也仅限于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骨干分子 (3) 。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统一思想, 排除各种思想和理论的干扰。加藤正的日译本给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强大的震动, 使他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是自然和自然辩证法。对排除工人运动的理论上的唯心主义起到了作用。同时, 加藤正实现了从“为了科学的科学”到“为了人生的科学”的思想转变, 从一名自然科学者转变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者。

(二) 文献背景

1926年8月福本和夫在私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上译载了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一文, 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恩格斯有遗稿《自然辩证法》 (4) 295。于是翻译出版该遗稿提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日程上。在加藤正翻译《自然辩证法》之前, 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文献如下。

《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成了回顾自然辩证法在日本传播的标志, 1927年又出了该文的两个日译本。该文的意义在于, 首先, 使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注意到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间的关联;其次, 该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全貌, 影响深远;第三, 普及了自然辩证法一词, 但是在日译本出版之前, 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各不相同。

1926年5~6月, 森户和栉田翻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部分明确了从自然基础上研究历史的方向。9月, 宫川实重译《经济学批判》序言四明确了人类历史的出发点是自然。1927年5月, 井上满翻译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解放性的意义。同年6月,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翻译。10月, 黑田房雄翻译了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明确了以自然史为前提证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 打击了当时藐视自然科学的倾向。1928年10月, 翻译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的一部分。1929年2月, 翻译了狄慈根的哲学论文;7月在《国际文化》上登载了吉米廖杰夫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近代物理学》, 该文虽然有机械主义的倾向, 但是他从一个专业物理学者的视角来理解自然辩证法的方式引起了加藤正地兴趣。

在《自然辩证法》的日译本出版前, 日本马克思主义界和自然科学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都带有自己研究领域或阶级利益的观点的。这种不同理解, 使它的翻译出版越发的紧迫了。

(三) 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的观点

首先, 自然科学者例证自然辩证法法则的正确性, 社会学者论辩辩证法和自然社会的关系。如, 自然科学者方面, 《生物学和自然辩证法》 (作者不详) 从生物组织学例证了质量互变的法则;竹村文夫192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 从当时数学和物理的发展中论证了认识的唯物主义性和辩证法性;拓植秀臣1929年8月的《自然辩证法和生物》一文, 总结出三个命题 (4) 272“不承认无机物和有机物间的绝对差异”、“承认生物在产生和变异上有质与量间的飞跃变化”、“具体统一地而非抽象片面地看待生物体的发展变化”, 并指出这三个命题对应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社会学者方面, 高桥庄治1927年2月的《理解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唯物主义》批判了冈邦雄辩证法只适合于社会的错误观点, 肯定了辩证法也适合于自然。在1927—1928年山本宣治的《生物·人类》用生物学证明了人类发展的唯物史观前提, 指出人类的发展必然暗含着社会进化的方向, 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和唯物史观是相通的。1931年伊豆公夫的《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来反省》是日本最早总结自然辩证法的书籍, 他极力主张“唯物史观仅能找到社会史的产生根据, 而不能把握自然科学的内必然的发展。……通过自然科学自身的方法即自然辩证法, 就能进入到自然科学的内容中。” (4) 277“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制约了自然科学的理论” (4) 277。从而打破了当时德波林主义的束缚, 打开了通向自然的道路。并且他尝试了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上来概观自然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

其次, 认为辩证法只适合于社会历史领域, 拒绝把辩证法适合到自然领域。例如, 1927年11月冈邦雄的《唯物主义和物理学》。1929年8月三木清的《社会和自然》中错误地强调唯物史观是自然辩证法的根基, 并用以下这四个问题 (4) 270“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自然辩证法是否可以独立存在吗”、“自然是辩证法的领域吗”、“自然科学含有意识形态的要素吗”、“最前沿的自然科学支持辩证法吗”来否定自然辩证法的成立。1929年8月小仓金之助的《阶级社会的算术》虽然拥护自然辩证法但却错误地用阶级性阐述数学, 12月大川豹之介的《纯粹数学逻辑和法则》也认为数学是按阶级性发展的。小仓和大川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日本自然科学界非常盛行, 都是用阶级性来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 而不是从自然科学本身上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1931年1月田边元的《关于所谓<科学的阶级性>》的评论是与加藤正日译本同时出版的, 也是在冈邦雄的立场上全面否定自然辩证法, “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是‘术’即在技术形态上是阶级性, 但‘学’是在由阶级技术的性格而被纯粹化之处上成立的。” (4) 277从而否定了自然辩证法。户坂润1929年的《自然辩证法》一文用马赫主义, 用一个感觉复合体的“存在”概念, 认为“辩证法是‘存在’的普遍的根本规定” (4) 279, 颠倒了自然与辩证法的关系, 认为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之后他在1932年发表《自然科学在社会上的作用》一文, 尝试着在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范畴的同一性, 从而否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基石自然。

最后, 尝试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盟。如1928年山本宣治和安田德太郎召集大学教授和副教授组建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团, 为的是实现科学者与无产阶级的联盟 (5) 646~655, 向工人大众讲解自然科学, 后因山本宣治被杀该研究团体被破坏。但1929年的无产阶级研究的创立却忘记了这个联盟任务。1931年加藤正创建“苏联之友会” (后更名“日苏文化协会”) , 向日本科学者和技术者介绍俄国无产阶级事业同苏联科学相结合的实际情况, 尝试了科学与无产阶级的联盟, 但是未成功。1932年创立的“唯物主义研究会”虽吸引了自然科学者参加, 但只停留在哲学认识论的理论上, 忽略了开展科学者与劳动者阶级相结合的启蒙活动。

二、加藤正翻译《自然辩证法》的主客观原因和过程

(一) 客观原因

首先, 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用理论武装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 世界各国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 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界以俄为师, 开始大批翻译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理论家的著作, 来指导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中, 加藤正担负了翻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重任。

其次, 同当时日本社会中各种思潮论战的需要。上世纪早期, 在日本盛行着各种社会思潮, 马克思主义处于欧洲和日本本土思想的包围之中, 要在日本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思想理论上同各种思潮论战。当时的思想有, 西田哲学、田边元哲学、皇道、儒道佛的哲学, 还有各种国外哲学, 如基督教哲学、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民权、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的其他分支等。这些思潮都在用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争取日本各阶层的支持, 排斥和攻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 就必须让人民群众认识它, 就必须让人民群众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 不被其他思想所俘获和利用。并且马克思主义还要同自己的变种进行斗争, 如福本主义、三木哲学等, 消除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误解, 推动理论的发展。

(二) 主观原因

首先, 澄清当时日本各界对自然辩证法观点的需要。其次, 加藤正自身资质。第一, 加藤正良好的德语、理科基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是河上肇和三木清推荐加藤正担任翻译的原因。第二, 加藤正自己独自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想。当时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成熟, 河上肇还在摸索着马克思主义, 三木清也存在着认识误区。但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想理解自然辩证法等理论。所以, 通过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来理解自然辩证法也是加藤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之一。在1929年底加藤正的日译本出版后, 自然辩证法立即成为了当时的理论前沿。

(三) 《自然辩证法》被分成上下卷翻译的原因

加藤正的日译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阿奇夫》第二卷 (1925年) 中的《自然辩证法》的内容, 在校订时参照了德语版的《阿奇夫》第二卷 (1927年) 。因为德语版在苏联连赞诺夫版的基础上做过订正的。日译本总共16章加一个附录。加藤正负责解题、第1、3、10、11、14、15章和附录。加古祜二郎负责第2、4、5、6、7、8、9、12、16章。日译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解题、第1—5章和一个序言, 由岩波文库1929年12月出版。下卷是第6—16章以及附录和序言, 由岩波文库1932年出版。从1927年着手翻译到1932年出版下卷共历时5年。期间受到了坂田德男、岛之父、田中周友、河上肇、三木清等人的帮助。

为什么分成上下卷翻译出版?

首先, 按内容划分。笔者没有得到日译本的原书, 但从原光雄1949年重译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目录内容 (6) 来分析。前五章是关于辩证法、自然科学、心灵界等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内容。后面是具体自然的内容, 例如, 电、热等。所以《自然辩证法》原著内容上的不同或许是日译本被分为上下卷的原因。

其次, 时局的影响。日译本的序言 (1) 36-37中加藤正提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障碍, 并且中途加古还遭遇了不幸 (7) 。所以上卷的后半部分是加藤完成的。在出版上卷的1929年春又遇到不能出版的事 (8) 。日本当局视自然辩证法为社会主义读物予以禁止不让发行。

第三, 繁忙的工作和疾病延迟了下卷的出版。加藤正1929年年底译完上卷后, 第二年忙于建立“无产阶级研究所京都分部”的工作, 又在1931年4月在东京组建“苏联之友会”并担任机关报《苏联之友》的编辑工作。工作的繁忙和身体的疾病还曾经使加藤正产生过退学 (京都大学) 的想法。在下卷序言中, 加藤正提到了翻译的推迟是因为病情 (肺结核) 和工作的繁忙。

三、《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在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意义

首先, 奠定了加藤理论的基石。在翻译过程中和批判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错误认识的过程中, 加藤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即加藤理论。加藤理论的基石就是自然, 它是批判主观党派性的理论武器。

其次, 从自然原因发展理论的思维方法成了哲学主流, 要求以明确自然科学成果间的联系来规定和再规定理论思维。在日译本出版前, 自然辩证法只是个徒有其名的概念, 没有一个人理解它本身的意思和内容, 只关心如何具体地使用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认识。出版后, 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关注存在的自然前提和唯物辩证法自身的哲学史了。

最后, 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确立了新的理论方向。人越是在自然中探寻原因, 就越接近正确地认识世界, 就会除去任何主观臆断。以人类实践为基础, 任何歪曲联系的尝试都是徒劳的。由此, 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在某种条件下的实践都是有界限性的, 最后必然会被更合理的联系所包含。

注释

1 [日]加藤正著, 山田宗睦编.加藤正全集第1卷[C].东京:现代思潮.1963.9.30

2 吴廷谬主编.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3 曹天禄著.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4 [日]加藤正著.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史[C].1936年执笔. (未发表的遗稿)

5 列宁.列宁选集 (第四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6 [日]原光雄译.自然辩证法[M].京都:三一书房, 1948

7 1928年3月15日.日本当局对日共发动“三一五大逮捕”。

篇4：漫谈中国电影片名的日文翻译

出于对外国电影、文学介绍的需要，在那个外语学习不很普及的年代，翻译，也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好的译名之于一部好看的电影，如同画龙点睛，否则总难免会给人留下美中不足的感觉。“信、达、雅”这三字翻译真言，也是翻译要达到的三重境界。可惜，在实践的时候，往往顾此失彼。如果能有幸达到三者的统一，那样的译作一定会被广为传播。《魂断蓝桥》、《蝴蝶梦》、《出水芙蓉》都是让人记忆隽永的译名，不仅贴合电影原本的内容，而且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境，少了一份陌生,多了一分亲近，何时想起，都有齿颊留香之感。“GONE WITH THE WIND”作为一部小说，在美国刚一面世，即轰动一时，翻译成中文时，原本可以直译为《随风而逝》，译者却总嫌不足，几经斟酌，终于定稿为《飘》，简洁而深刻，遂成经典。不过，这样的译名对于普通电影观众而言，显然过于抽象，而减少了吸引力，所以同名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则被翻成了《乱世佳人》，配合着费雯丽精湛的演技和出众的美貌，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册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中日电影的交流，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单向的，即表现为单纯地引进日本影片，而很少输出中国电影。这种局面，在张艺谋等导演蜚声国际影坛之后，有所改观。日本也开始向中国购买影片，介绍给日本的观众。所以，对于片名的翻译，也不再仅仅是日译中的问题，一部优秀的中国电影，以怎样的名字呈现在日本观众的面前，从而吸引他们买票入场，也随之成为电影人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那些承载着中国文化、文明的优秀电影，在片名译成日文时，大体有三种考量。

一、根据中文片名直译

直译，是翻译过程中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指根据原文字面的意思相应地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直译的好处是，充分忠实于原文，熟悉外语的人更可以一目了然。

张艺谋的电影《幸福时光》，在日本被译成「至福のとき」，可以说就是直译。日本人还将其连同张导的另外两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合称为「しあわせ三部作」（幸福三步曲），这样的说法在中国好象未曾听到过。幸福时光，是由善良的人用美丽的谎言为一个盲女构筑的，这算不算得是「至福」呢？

有一部电影，严格说来是部美国大片，不过担纲主演的却是三个中国的女演员，不妨也在这里提一下，这就是讲述日本艺伎故事的《艺伎回忆录》。这是美国人眼中的艺伎世界，虽然不乏真实的原型，实际上却与真正的生活相差了很远，因此在日本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过，这部电影片名「芸者の回顧録」的翻译无疑是直译。

因为电影的片名往往是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所以直译，往往不能达意，起不到好的宣传效果，所以这种翻译中最常见的方法，在翻译电影片名时倒是用得不多。

相反，根据电影的内容，在翻译片名时作适当的调整，有时更能传达一部电影的真正内涵，更贴近观众的心理感受。具体到中国电影片名日文翻译时，又有两种做法，即：受到英文片名的影响和融合日本的特色。

二、翻译时深受英文片名的影响

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通常在拍片之前，就会考虑向海外市场发行事宜，所以这些影片在上映的时候，往往有英文的译名。不过，如果这些影片想要进入日本影院，自然需要日文的译名。

日本属于汉字圈，自中国的隋唐以来，就深受中国影响。日语中无论片假名还是平假名，都是根据汉字的偏旁部首简化而成，而且不仅如此，日语在书写时还直接保留了大量的汉字，其中大部分从字形到字义，都与汉语中的汉字是一致的。虽然，在日本几度有人倡议废除日语中的汉字，完全使用假名，但相比与拼音文字需要完整拼出后才知其意，汉字的意思一目了然，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所以迄今为止，汉字仍然大量地保留在日文中。照此推测，中国的影片名在翻译成日语时，如果有对应的汉字，直接拿来用是最方便不过的。不过，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有一部电影就非常典型，这就是李安导演的《色•戒》。

“色”和“戒”这两个常用汉字，在日语中均有保存，意思也大致相同，直接用，未尝不可。不过，也许是脱亚入欧的思想在作祟，这部电影被翻成了「ラスト、コーション」。乍看起来，相当地晦涩，别说是粗通日语的外国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未必能立刻明白，原来这是根据英文译名“LUST, CAUTION”转化而来的。遗憾的是，经过这一转化，总有点不伦不类，既少了汉字的亲近感，又不怎么日本化，这样的译名颇让人费解。

相比而言，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在翻成日文时，虽然也受到了英文的影响，效果则要好得多。“打官司”，中国人一听就明白，对于外国人而言则多少有些难懂，所以在翻成英文时改为“THE STORY OF QIU JU”（秋菊的故事），让人一看就明白，日文也是据此翻成了「秋菊（しゅうぎく）の物語」，意思是完全一样的。虽然“物语”是一个日本词汇，但意思就是“故事”。日本流传至今最早的故事就是《竹取物语》，即“伐竹老人的故事”；日本最早的长篇小说就是《源氏物语》，即“源氏公子的故事”。其他如《落洼物语》、《伊势物语》、《平家物语》等等，由此可见，物语文学在日本的盛行。把这样的词汇添加到中国的影片中，很容易让人产生认同感。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部电影，就是《那山那人那狗》。这部充满湘西风情的片子，据说开始在中国只卖出了一个拷贝，后来被一个日本人看中并购买之后，在日本居然大获成功。片名如果按照字面上，完全可以译为「あの山あの人あの犬」。不过，这样的名字虽然很抒情，却难免有些抽象，所以在日本上映时，翻成「山の郵便配達」，就是“山里的邮递员”，这和英文名“POSTMEN IN THE MOUNTAINS”是一致的，概括了电影的主要内容。

李安另一部深受西方人喜爱的电影《卧虎藏龙》，要译成外文，应该是有难度的。因为“卧虎藏龙”本身是中国一个常用的成语，其含义很好地概括了电影的情节，字面上又暗含了剧中主人公“罗小虎”、“玉娇龙”的名字。这部片子的日文译为「グリーン•デスティニー」，用片假名书写的方式，应该是来自英文的。不过，这样的片名无论对于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或英语国家的人来说，都不容易一下子明白。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倒是翻译得中规中矩，按照字面译作“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显然，这样长的名字完全用片假名改写成日语，似乎也是不现实的，那么日语的译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グリーン•デスティニー”是指“青冥剑”，就是影片中李慕白想送、玉娇龙想争的那把宝剑。这柄剑可以说是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以它作为片名，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只是，用片假名翻译英文单词的方式推出，总难免使人迷惑。

总体而言，中国的电影片名在翻译成日文时，常常会受到英语译名的影响，在当今英语雄霸话语权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是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日语在世界上仍然是小众的语言。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但因为缺乏语言环境，即便是大学毕业生，也很难真正掌握这门语言，所以普通人对于英语的向往，也在情理之中。而且，虽然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亚洲国家，日本人也是典型的黄种人，因为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经济上明显占优，可以与欧美的经济强国比肩，所以19世纪以来，就有人提出把日本作为亚洲以外、欧洲的一员对待。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人对于英语的渴望。

不过，语言终归是语言。对待中国电影片名翻译的问题上，如果一味地按照英文日本化的方式进行操作，疏离感、陌生感、晦涩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能兼顾日本人本身的习惯，翻译产生的效果则会事半功倍。

三、翻译时融合了日本特色

有几部中国电影的片名在翻成日文时，因为融合了日本特色，就显得相当精彩，这其中最让人感到惊喜的就是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张杨导演的《洗澡》。

“我的父亲母亲”这个片名，本身相当平淡。不过，从剧中张红雷扮演的“我”的视角，看待父亲母亲的爱情，就有了特定的年代感，能够很容易勾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样的背景对于日本观众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所以，片名在翻译时，另换了一个角度，立足于女主人公纯粹而执著的爱情，将其译成「初恋の来た道」（初恋来临之路），可谓是神来之笔。日本有部电影就叫「初恋」（初恋），描写的是少男少女纯真、羞涩的感情，很受欢迎。酸奶在日本刚刚推出的时候，据说几乎没有销路，后来因为一句广告词“酸酸的、甜甜的，初恋的感觉”而一举打开市场。可见，“初恋”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多么美好而深刻的印记。电影中的招娣一身红袄，站在村口，痴痴盼望乡村教师回来的身影，不正是对于初恋最好的诠释吗？初恋来临的时候，谁又能不欣喜、不激动呢？顺便提及的是，这部电影的英文译名“THE ROAD HOME”也很有特点。回乡之路，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美国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的代表作“COUNTYR ROAD， TAKE ME HOME”（乡村路，带我回家）。歌中唱到“乡村路，带我回家，回到那我属于的地方……”，因为有爱在，年老的“母亲”固执地想让已经去世的“父亲”回家，长眠在属于他们的地方，这或许是符合美国观众口味的翻译角度。

《洗澡》反映的是老北京一段正在消失的生活——到公共浴室洗澡，这也是日本人曾经所熟悉的。在日本，公共浴室被称为「銭湯」。“汤”在古汉语中，就有热水的意思，在日语中被保留了下来。“钱汤”就是付钱洗热水澡的意思吧，在日本一度非常流行，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方式。所以，《洗澡》这部电影发生的场景，对于日本人来说不陌生。电影中的公共浴室，不仅是洗涤身体污垢的地方，更是治疗心灵创伤的场所，所以日文译名「心の湯」直接点到了精神层面，可谓相当精彩。英文译名“SHOWER”，在日语中被写作「シャワー」，是指冲淋浴的意思，虽然也是洗澡，但和电影中的场景严重不符，所以日本人是不会直接拿来用的。

还有一部电影，在日本也很受欢迎，那就是吴宇森大手笔制作的《赤壁》。草船借箭、借东风、蒋干盗书等故事，集中发生于赤壁之战中，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所以，电影未映，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而在我们的邻邦日本，小说《三国演义》引发的热潮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所以《赤壁》这部电影在日本公映时，直接被译成了「三国」，这种以整体代替局部的翻译方法，相当符合日本国情，可以充分调动日本观众的观影热情。

篇5：日文翻译（精选）

那么,回到英国发电炉接纳主体的问题上来，根据核能研发的撤退，承诺主体的候补者为，电源开发和电力系统民间公司二者选其一，或者将两者的折中结合起来。围绕这一问题，从1957年七月到八月期间，政界，官员们以及财界都卷入其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核能开发委员会以电力为主,电力开发为辅，作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疏通，以此作为开始，但是却遭到了主张国家管理核能开发的政界，官界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民营论的旗手正力松太郎即科学技术厅长官（核能委员长）国管论的旗手是河野一郎即经济企划厅长官（二人都属于自由民主党鸠山派）正力和野通过直接的以及第三人介入的方式再三进行交涉，这被新闻界称作“正力河野论争”。这一论争一直持续到八月末才进行了调停，叫做“关于实用发电炉的接纳主体”的内阁会议于九月三日成立。这一会议的重点是官民合同的“核能发电股份公司”设立，以政府（电源开发）20%，民间80%（以电力为主的九个公司40%，其他公司40%）的出资比率来看很明显民营论获得了实质的胜利。

在这里，到今天为止日本核能开发利用基本的推进和构造固定下来了。日本核能的开发在科学技术厅的保护伞下，以特殊法人为中心而开始，根据电力业界决定以商业用核能发电事业的确立为方向开始运作，开发体制开始急速向二元化道路迈进。1957年末形成了分业体制，电力，通产联合为商业发电用的核能炉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厅组以及其他一切的业务这样的形式，其中科学技术厅组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优越地位，电力，通产联合在那之后通过扩大商业用核能发电系统有关的业务得到了壮大。

另外，以前面所述1956年一月的正力核能委员长的商业炉早期引入的发言为契机，主要的电力公司和制造的密切关系为基础，进行了与核能有关的调查研究。举个例子，关西电力公司于1956年四月组织了核能发电委员会（简称APT），以此开始了概念设计演习。采用炉型的顺序为第一阶段采用改良型炉GGR（电源输出功率150000kW）和加压水型轻水炉PWR（电源输出功率134000kW），第二阶段采用沸腾水型轻水炉BWR（电源输出功率180000kW）,第三阶段采用重型水炉HWR（电源输出功率为200000kW），第四阶段采用有机材减速冷却型炉（电源输出功率为200000kW）。而且关西电力公司于1957年九月设置了作为本店机构的核能部。

一方面，东京电力公司在1955年11于总经理办公室新设立了核能发电课题，而且在1956年和东芝，日立这两个公司合作成立了东京核能发电合作研究会。根据东京和东芝作为第一部会，东电和日立公司作为第二部会而划分，各自实施各自的概念设计演习。采用炉型的顺序为第一阶段为沸腾水型轻水炉BWR（电源输出功率为125000kW）和加压水型轻水炉PWR（电源输出功率为135000kW），第二阶段为改良型炉GGR（电源输出功率250000kW）。而且，进入第三阶段后着手展开对大规模实用型轻水炉的综合调查。

在这里引人注目的是电力公司最初就想到了引进技术的路线。而且仅从概念设计演习的对象机种来看，早在50年代后半叶，东京电力就将轻水炉视为必走的道路。关西电力有意向发展轻水炉也是事实。这些早就为发电用轻水炉的引入埋下了伏笔。

而这些对于科学界的变动来说，仅是惊鸿一瞥。在日本早露出了核能体制整备的端倪，以政界，官界，财界主导的形式进行，而科学家们也作为顾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展初期起主要作用的科学家们就是物理学家们了。到1950年核分裂研究不再是物理学的重要课题，而加强了工程学的性格，虽然日本的工程学研究者加入核能研究比较晚，但是掌握有关核分裂基础知识的物理学家们在初期得到了器重。当然他们对于核能工程有关的专业知识并非完全掌握，说句老实话，他们现有的知识仅仅是教科书程度的专业知识，但是再没有能担此重任的集团了。

在核能利用准备调查会（1954年5月成立）上，加上五名内阁大臣和经团联会长在内，学术会议的茅诫司和藤冈由夫被任命，二人都是物理学家。二人曾经都是中曾根代议士，据说二人贪得无厌，即使如此，也没有妨碍他们的晋升成为了委员。这样的话，全部委员的四分之一席位被物理学家占据。而且核能委员会（1956年一月成立）第一代委员有四位，其中有两名是科学家（物理学者）。也就是藤冈由夫和汤川秀树。而且同样在核能委员会的第一代参与者内伏见康治，菊池正士，嵯峨根缭吉这三位被任命，半年后茅诫司加入。物理学者很早就担任了政府委员会的要职，与此相比，工程学者进入政府部门稍微晚，汤川秀树为代表的第一代委员的辞职随之兼重宽九郎委员被任命,送走了最初的核能委员会。只是从核能委员会的参与以及专门委员会的水平来看，从一开始工程学者作为顾问就是依照物理学者的标准来确定地位的。再加上核能委员会在1957年以后，设置了很多特定的专门部会。在这些部会里很多工程学者参与进来，结果工程学者开始逐渐担任起主导性的角色。确实工程学者不管是在核能研究解禁的时候，还是在核能预算出现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行动。而且在核能预算以前，核能研究开始进行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关心。但是在1954年核能预算被提出的地时候，核能研究渐渐不在物理学者的守备范围之内。与此相对工程学者作为专家担任主要任务也是理所当然的趋势。

这样的话物理学者的凋零和工程学者的兴起是同时进行的。但虽说是工程学者，但是早就失去了领导核能研究的机会。原因就是当时的核能研究在世界上早就以实用化为目的，投入巨资，以项目为中轴向这样的形势变化发展，变成了以政府和大企业为中心的事业。学习领域的研究者处于官府产业部门推进项目的周边地区，因此不得不追求朴素的主题。

但是学习领域的核能研究却在核能预算范围以外得到了实施。核能基本法即将制定时，国立大学协会（矢内原忠雄会长）向国会提出了一项要求“核能委员会设置法第二条第三项在有关行政机关的核能利用经费里，不包含在大学的研究经费”这一附带决议是由众参两院决定的。第二条第三项以“有关行政机关的核能利用经费的估算以及分配计划事项”为目标。根据“矢内原则”关闭核能预算由大学研究室直接拨款的道路，大学方面的核能研究作为由文部省所管根据独立的预算范围来支持。这样的话，学习领域由于受到重要制度的制约，强制他们必须在文部省的预算范围内进行研究。不过对于通过大学关系者委托研究，协作研究等这样的形式和官厅研究所或民间企业挂钩这样的情况并不能禁止。

并且作为核能领年域的多学科的专业学会“日本核能学会”成立于1959年。这是学术会议利用主动权创立的学会。1955年8月成立的核能特别委员会（简称力特委，伏见康治委员长）是该学会的企划基础。专业学会从一些普通的，关心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内发的网络组织自然生长起来的组织，在有关核能研究的各种条件没有具备时，经过力特委的决定，各自作为学会设立的推动者的角色而发挥作用。为此力特委召开了“有关大学核能研究和核能科学技术者的养成研讨会”（1956年7月），而且举行了三次“核能研讨会”（第一次1957年一月，第二次1958年二月，第三次1959年二月）。并且在第三次核能研讨会成功闭幕的第二天也就是1959年2月14日，创立总会终于举行。茅诫司被选为第一代会长。

一方面，关于培养人才，在日本全国各地都新设立了核能学科。这样本科学院水平和研究生院的水平都在增长。与核能有关的本科院和研究生院的讲座从1956开始设立（京大以及东工大），到1959年国立大学新增设的讲座研究生院达到7 场，本科院校课程达到了49场。最开始设立专业水平的核能学科的院校是京都大学，于1958年设立。一方面，设立研究生院水平的专业课程的院校为大阪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京都大学这三所大学，于1957年设立比本科院水平设立的还要早。

而且在1956年3月东京大学的核能教育研究委员会作为矢内原忠雄总长的咨询机构成立，成立集结理，工，农，医的总力，跨专业的研究生院水平的核能研究教育组织的构想形成。但是工学院却独自展开了成立核能工学科专业的行动，工学院不顾其他委员的反对于1960年成立该专业。由此东京大学核能综合大学院的构想自然消亡了。而且东京大学从1964年开始，在工学院研究科开设了核能工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课程，自此专业讲座制为本位的核能人才培养课程完成了。关于原子核反应堆技术的必要最小限度的解说在这里需要使用若干篇幅，对于轻水堆或者石墨减速气体冷却堆等原子核反应堆相关的专业用语进行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解说。觉得非常麻烦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节进行阅读。

核反应堆，即通过控制调节它能够使核反应持续发展，并由核燃料及其他配置成的装置。这一定义就是核裂变堆和核聚变堆双方相互适应，以下，仅考虑核裂变的情况。

姓名 : 刘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