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运动会记事作文

一次运动会记事作文（精选8篇）

篇1：一次运动会记事作文

“加油，加油!”随着我们学校各班的啦啦队和陪跑同学的呼喊，我校第七届田径运动会拉开了序目。

瞧!我们班啦啦队队员们喊得多起劲，有的同学嗓子都喊哑了，可都顾不上休息也顾不上喝水，有些同学为了让运动员们更有兴心，都再内场和运动员陪跑。

到我跑一千米了，不少同学都集中在内场给我加油鼓气，这时只听“砰一一”的一声巨响比赛开始了。我一马当先的跑到第一道的第二名，可第三名一直追着我不放，第四第五名也争先恐后的想追上我俩，突然，我发现我们在追赶的过程中己跑完两圈，只剩下半圈了，我咬紧牙关，开始了最后的冲刺，终于功夫不付有心人，我在最后一刻跑了七年级男子小组一千米第二名，七年级男子年级第四，我们班上的同学个个欢呼雀跃，欣喜若狂。

最难忘的是我跑接力赛的时候，我是最后一棒，可我们班因一些原因所以落到了其它班的后面，看着同学们鼓励的目光，好似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一接到棒我好像饿虎看见肥羊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直追赶，终于我们班没有选入倒数的班级，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兴奋得坐立不安。

时间过得飞快，两天的运动会很快就结束了，虽然接力赛我们班没有拿到第一，但我相信，经过这一次接力赛，我们班会更加团结，向学校展示出一个更好的1812班。

篇2：一次运动会记事作文

第一天，我们举行楷模式。同学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来到了操场上。大家个个精神抖擞，充满自信地准备迎接比赛。

广播操比赛开始了，我们听着优美的音乐，把每一个动作都尽量做到标准，争取得到第一名，这样才能为班级争得荣誉。

终于轮到跑步比赛了，我迫不及待地站在了起跑线上，”砰“，枪响了，我飞快地跑了起来，我冲在了最前面，突然，一个小女孩挡在了我的跑道上，为了不要撞到她，我只好慢下了速度，第一名变成了第三名。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操场。

中午，我把整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拍拍我的肩膀说：”没有关系，名次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已经尽力了，何况你是为了避让小女孩呢?“经过妈妈的开导，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轻松了许多!

到了实心球比赛，同学们个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开始，我认为实心球那么小并不重，可是当我拿起它的时候，感觉沉甸甸的，我使出了浑身力气，还是只投了6。5米。看看别的同学都投到了8米，我真是有点望尘莫及。以后还是要多加强投掷运动。

篇3：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运动

一、幼童赴美留学的发起

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清政府把战争的失利归结于西方的“船坚炮利”, 林则徐、魏源等有志之士, 看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优势, 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表达了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清政府在当时对这一建议并未重视, 最早将这一思想付诸于实践则是20年后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发起后, 洋务派深感急需一批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实用人才, 而传统的旧式教育满足不了这种需要。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 派遣留学生成为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图“自强”、“求富”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1871年9月, 曾国藩、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联名奏折, “拟选聪颖幼童, 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诸学, 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 使西人擅长之技, 中国皆能谙悉, 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86。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最终促成, 离不开“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是中国第一位勤工俭学留学生, 第一位完成学业留学生, 第一位公派留学倡导人。他在毕业时就下定决心, 要让更多的中国青年像自己一样有机会接受西方先进的文明教育, 学成回国后改造中国, 变中国为“少年之新中国”。怀着这样的理想, 27岁的容闳回到祖国, 筹划他的 “留学教育救国”计划。经过17年的艰辛努力, 终于在1871年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 清政府也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呈奏的留学教育计划, 从而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学运动。

二、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实施及夭折

考虑到语言问题, 清政府决定, 从1872年到1875年, 每年派遣10—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 前后4批共120人;留学年限为15年; 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 这样优越的条件, 难得的机会, 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争取出国。但在当时西学并不为中国主流社会接受, 在一般人眼里, 科举才是正途, 所以没有一个贵族子弟报名留学。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 一别就是15年, 还要签字画押“, 生死各安天命”, 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因此凡是报了名的, 绝大多数来自沿海一带见过世面且比较贫穷的家庭, 其中广东83人, 约占69%。广东省内又以容闳的家乡香山县最多, 有39人, 约占全部留美幼童的1/3。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5岁, 因此,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幼童赴美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还不能忘记祖宗的规矩, 必须学习古书、牢记圣训。为此, 洋务派对幼童所学的中、西学课程作了详细的规定。中国人聪明好学的天性, 使得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 成绩优异。据不完全统计, 到1880年, 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 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 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1名进入哈佛大学。

尽管赴美幼童成绩突出, 且在美国人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1881年清政府仍然决定撤回全部赴美幼童, 当时离预定的第一批留学生回国期限15年还差6年, 留学计划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中止的主要原因, 一是封建守旧派官员的阻挠和破坏;二是赴美幼童偏离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幼童赴美后, 受到西方现代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 逐渐厌恶了封建的旧礼教、 旧习俗, 不少留学生脱下长袍穿上西装, 参加各种体育运动、社交活动, 有些学生甚至剪掉发辫。在清政府看来, 穿西服辱没了中国士大夫的身份, 参加各种健身运动是不守规矩, 剪发辫更是对朝廷的不忠。曾国藩、李鸿章的留学计划本来就遭到保守派势力的强烈不满, 幼童赴美后的种种“西化”表现更给了他们攻击和发难的借口。他们一再向朝廷进言“:各生适异忘本, 目无师长, 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 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2]13

在朝野各种压力之下, 连弈忻、李鸿章等人也为之动摇。虽然容闳据理力争, 包括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还联合马克·吐温在内的美国友好人士联名上书清朝总理衙门, 劝说清政府不要撤回留学生, 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清政府看来, 留美幼童的行为已超出了中国伦理纲常这个“本”, 已然是大逆不道, 背离了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初衷, 所以宁可不要西方先进的科技, 也不能让这种动摇根基的局面出现。清政府这种保守落后的观念, 不仅导致幼童留美计划的中止, 也预示了洋务事业的结局。

三、幼童赴美留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造就了一批新式实用人才, 推动了近代民族事业的发展。留美幼童回国后没有受到朝廷的礼遇和重视, 但他们埋头苦干、积极进取, 经过多年努力后, 绝大多数人都在铁路、电信、工矿、外交、建筑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归国学生后来分布的职业和岗位分布如下“:国务总理1人, 外交部长1人, 侍郎1人, 公使2人, 外交官员11人, 大学校长2人, 教师1人, 铁路局长6人, 铁路官员14人, 电报局长4人, 电报官员6人, 海军将官4人, 海军舰长4人, 海军军医3人, 海军军官8人, 转入商界8人, 工矿产业7人, 兵器工厂2人, 报业1人, 海关1人, 政府公职7人, 律师1人。”[1]5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有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驻美公使梁诚、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在留学生中享有盛名。1905年至1909年, 詹天佑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这项工程因为难度极大没有一个外国人敢接手, 詹天佑主持这一工程的意义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许多外国人看来, 中国人根本无力担当此项重任。詹天佑全力以赴投入工程, 并创造性地运用“人”字形线路, 克服了最困难的八达岭隧道工程。在他的领导下, 原计划6年时间完工的京张铁路仅用了4年, 节约经费28万两白银, 比外国人的工程预算足足节省了五分之四。京张工程的胜利竣工, 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 为深受侮辱的当时的中国人民争了一口大气, 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精神和智慧”[3]。

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通过在美国翻阅各种记载、文件, 察觉美国向清政府索取庚子赔款时, 夸大了美国在华所受的实际损失。经过各种努力, 梁诚向美方提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 用来资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庚款留学生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各个学科的奠基人和学科栋梁。数学领域:胡明复、姜立夫;化学领域:杨石先、侯德榜;建筑学领域:茅以升、梁思成;物理学领域:周培源;气象学领域:竺可桢;经济学领域:马寅初等。

2.冲破了封建传统的藩篱, 开启了中国留学之先河。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1978年以来, 大陆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224.5万人, 其中2011年留学总数为34万人。中国现在的留学已成为大众留学、人们有选择地自主留学。与现在的留学热潮相反, 晚清时期, 中国与世界隔绝, 风气守旧, 一些达官贵人长期陶醉在“天朝大国” 的迷梦之中, 提到西洋科学技术, 根本不屑一顾。留学西方更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和舆论压力, 不但政府不给以支持, 一般老百姓也难以理解, 守旧派更是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和拒绝, 他们认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 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幼童赴美留学, 开启了中国留学之先河。赴美幼童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国人, 在传统旧式教育之外还有一种新式的西方教育。留美幼童归国后做出的非凡成绩更是赢得了国人的认可和赞扬。中国人对于学习西方和留学西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由以前的抵制、排斥变成了认同和吸纳, 留学浪潮日益高涨, 此后有19世纪末的赴英、 法, 德留学热潮, 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赴法勤工俭学。1872年到1881年赴美的幼童, 是一批先驱者。他们破除了原有的迷信恐惧, 为中国后来的留学生铺路。后来的留学生正是继续他们的使命, 肩负起国家兴亡的历史重担。

3.归国留学生投身社会变革, 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和侵占,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 一批有识之士远渡重洋,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留学成为当时条件下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群体,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普及和民主进程起到推动作用。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 许多近代的中国人都把寻求救国真理的目光放在西方。留学重点也开始从单纯的机械制造、电信等科学技术领域转向社会科学、文化制度层面。追根溯源, 当年幼童赴美留学, 具有拓荒性的奠基作用。“120位中国幼童留学美国, 是中国现代化征程上的一次远航, 是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在教育、文化领域打开窗户, 走向世界, 救国图强的一声号角。”[4]37

留美幼童的派遣同其他洋务事业一样, 是大厦将倾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采取的一种被动应急举措, 缺乏周密规划和长远打算。清政府本意是让幼童学会煤铁五金之矿的专门技艺, 不受西方文化的熏染“, 在曾国藩只求立竿见影急功近利, 加紧训练科技人员外, 实看不出清廷尚有其他远图”[5]21。在他们看来“, 中国文武制度, 事事远出西洋之上, 独火器万不能及”。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是一些离开整体环境的皮毛改革, 必然收效甚微, 也挽救不了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命运。

摘要：19世纪70年代初, 清政府分批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 这是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运动, 在中国留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洋务运动,官派留学,早期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高宗鲁.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A].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6.

[2]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中华书局, 1929.

[3]光明日报[N].1961-4-27.

[4]梁赞勋.中国留美幼童的遗产[J].炎黄春秋, 2004 (11) .

篇4：民国初年中国女子参政运动记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觉悟的中国知识妇女摆脱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积极投身到扭转乾坤的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为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争取自身的自由平等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她们一方面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的理论，一方面通过学习了解西方的男女平权、妇女参政方面的学说和制度，她们开始为自身的翻身解放和建立一个男女平权的民主共和政体的新中国而斗争。

组建女子参政团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炮打响后，6年前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林宗素闻知消息感到期待的理想社会就要到来，兴奋地回国。她参加了1911年11月部分同盟会员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党，中国社会党特别强调：“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权”,林宗素在中国社会党内又组织了最早的女子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她为女子的参政权而奔走呼号，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工作，被推选为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

1912年1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五天，林宗素便以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的身份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孙中山与林宗素谈话表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受此影响，一批女子参政团体相继诞生，如吴木兰组织的女子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的男女平权维持会，张默君与伍廷芳夫人联合发起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等等。

除林宗素等人以个人身份谒见孙中山外，1912年3月16日成立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等四人任名誉社长，张默君为社长，此组织比较温和）以组织名义上书孙中山，提出创办女子法政学校及发刊《女子共和日报》以“勉为将来参政之预备”的主张。孙复书对该社“并不遽求参政”而是预备参政的主张深表赞赏，表示愿拨款5000元赞助其开办女子法政学校，同时说明：“至女子应否有参政权？定于何年实行？国会能否准女界设旁听席？皆当决诸公论，俟咨送参议院议决可也。”

在组建的若干党会团体中，尤以女子参政同盟会影响最大。1912年4月8日，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等人在南京联络林宗素的“女子参政同志会”及“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等女界团体，联合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大的一个女子参政团体。该会提出十一条政纲：实行男女权力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习惯；禁止买卖奴婢；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禁止无故离婚；提倡女子实业；实行慈善；实行强迫放脚；改良女子装饰；禁止强迫卖娼。她们向参议院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请愿书，“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女子参政同盟会”是民国初年女子参政权运动风潮中最有生气的一个组织,它不仅在当时产生较广泛的影响,而且为尔后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大闹南京临时参议院

1912年2月21日，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王昌国、吴芝瑛、张群英、沈佩贞等60余人又以中华民国女界代表的名义，上书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提出将女子参政权写入宪法。唐群英等携武器直入参议院，议长无法，只得电请孙中山派兵保护。唐等不得入院，愈形激愤，又至总统府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力邀孙中山出席议院提议此事，先生允代向议院斡旋。

2月2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将唐群英等请求女子参政权案交请愿审查会审查。当时报界传闻，参议院对于女子参政权案“不赞成者居多数”，女界中有激烈派数人声言“此举如办不到，当以炸弹对付议员”。审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一场冲突似乎已在所难免了。

3月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于南京召开全体大会，到者数千人，大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并宣布同盟会政纲，其中第五条是“主张男女平权”。3月11日，经临时参议院议决、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唐群英等人在对《临时约法》男女性别问题的模糊提法大失所望的愤慨情绪下，又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会的名义上书孙中山，提出强烈抗议。她们要求修改《临时约法》，使女子参政权得到宪法的确认。

3月18日、1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两次讨论女子参政权案审查报告。结论是：“本审查会一再讨论，多数认为吾国女子参政亦应有之权利，惟兹事体重大，非可仓卒速定，应俟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以昭慎重。”这实际上对女子参政权的请愿要求是推拖和否决。

请愿女子得知议案被否决后，唐群英、张汉英等女界中的激进分子约20人，于3月19日上午，以“武装的状态”闯入参议院的议事厅，要求参政权，“至提议女子参政案时，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下午，她们又试图阻止议员出席会议，议长无奈，只好请求警卫兵干预，迫使女子退入旁听席。

3月20日，唐群英等多位女子又至参议院，因有众多警卫把守，求见议长未果，遂将议院会场门窗玻璃击破，并将欲阻止其行动的一个警卫兵踢倒在地。唐群英等坚持几个小时才散去。这一惊世骇俗之举，社会反响极大。

同日，唐群英、蔡惠代表请愿女子，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上第三次请愿书，请求提议于参议院，词甚激昂。孙中山在接见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时婉言劝诫：“此事未有一经提議即能通过者，倘能坚忍耐劳至再三，将来或能达此目的。幸毋为无意识之暴举，受人指摘；否则，殊非本总统赞成女子参政权之始意。”

3月21日，请愿女子增至60余人，欲冲入参议院，议长电请孙中山总统派来近卫军士200人救援，故未能进入，便转而到总统府谒见孙中山，请求援助。孙中山允为代向参议院斡旋。

3月23日，唐群英等再次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求其将女子与男子列为一律平等，并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今参议院不独不为积极的规定，反而积极的取消，……女界岂能缄默！”要求在“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之间，添进“男女”两字以昭公允。并请求孙中山将此议咨送参议院。

……

4月8日，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会在南京召开联合大会，正式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该会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4月12日，还通电各省都督、各政党及各报馆，认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是纯以专制手段剥夺女权，“所有南京参议院所布之《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

南京临时政府仅存3个月被袁世凯篡去了政权之后，《临时约法》遂被破坏，这样，妇女参政的愿望便成为泡影。在袁世凯独裁统治下，整个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男女平权与女子参政问题更无从谈起。后来林宗素又在上海成立了“男女平权维持会”，创办法政女学，并在报刊上继续宣传男女平权思想，唐群英等回各省创办女子学校或女子实业，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尽管面临革命党阵营内部以及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女子参政权运动仍然没有停息，其影响也在扩大。随着临时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请愿团体也一同北上，“继续要求，以期必达完全之目的”。报界分析说，“是将来北京参议院，必将重演一出改良新剧矣。” 此后，女子参政请愿运动的中心便从南京转移到北京。

4月1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时报》发表宣言:“本会成立，必须达到女子参政之目的而后止”。4月12日，该会通过《民声日报》向各省发出通电，宣布不承认《临时约法》。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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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秘密革命组织改组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即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7月，在北京就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在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的情况下，将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及全国联合进行会等政党，合组为国民党。在合并的过程中，因与他党妥协而删去了同盟会原有“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此举立刻引起了部分激进女同盟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13日，同盟会本部会议，选举筹办国民党事务所干事。女会员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数人到会首先发难，质问：“此次同盟会合并，何以不知会女会员，擅由一般男会员作主？且合并之后，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去？显系蔑视女会员，独行专断。此等合并，吾辈女会员绝不承认。”她们大骂宋教仁等受人愚骗，甘心卖党，并表示要以武力对待。随后，又有王昌国等数人到会哭骂，痛诋男会员丧心病狂，甚至扭住宋教仁殴打，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后经张继再三劝慰，并许以从长计议，俟孙中山先生到后再商办法，各女子才悻悻而去。

8月25日下午，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等人去会场严词诘问何以将男女平权政纲删除，唐群英、沈佩贞等情绪激动，甚至采取暴烈举动，当场动手揪打宋教仁，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写入“男女平权”一条。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只好将此案付诸大会表决，结果赞成者少数，未被通过。孙中山当时在演说中，对政纲中删去男女平权一节，作出解释，谓男女平权，本同盟会所主张之政纲，将来男女平权，亦必当然之事，惟现在当以国事为重，如国家不保，不但女子不能自由，男子亦不能自由。8月27日，唐群英、沈佩贞往见孙中山先生时曾力争哭诉，孙中山婉言劝慰。与此同时，浙江女子参政同盟会致电国民党，诘问削除男女平权之理由，要求速为更正，“免为女界公敌。”

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尽管如此，最终并没有改变既成事实。

参政女性斗志不减。8月底，张寿松等人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上书参议院，要求参议院在国会选举法中加入女子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一节，但参议院以女子参政权案在南京时已议决，“此事体重大，俟国会成立后，再行解决”，使女界大失所望。

9月初，唐群英以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名义发表宣言书，从天赋人权的理论，说明男女在法律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同时，女子参政同盟会再次上书参议院请愿。請愿书指出，国会选举法规定中华民国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将约法中的“人民”换成“男子”，公然剥夺了女子应有的权利，是“有心之构陷以欺压我二万万女子”，显然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的粗暴行为。国会选举法用特称的“男子”一词，“屏我女子于人民之外”，严重违反了《临时约法》精神与人道原则。请愿书最后指出，选举权关系到女子的基本人权问题，必须拼死力争，所谓“此乃切肤之利害，所不能不痛首痛心全出死力以争于此日者也”。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在《复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函》中不无难处地说：“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试观文到京以来，总统府公宴，参议公宴，皆女客列上位可证也。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他希望努力提倡教育、普及知识，大力发展女子团体，这是与男子争权的前提，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

10月2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成立，选举副总统黎元洪之夫人吴汉杰为名誉总理，唐群英为责任总理。唐群英在会上演说指出，女子与男子同是国民，既承担了国民的义务，就应该享受国民的权利。她坦诚地承认现在女子参政的程度确实不够，可暂且不争被选举权，但不能不争选举权，她号召女性“组织团体，坚持到底，上书参议院，要求女子的选举权。一次争不到手，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手，三次四次以至无量数次，不达目的是万万不能止的”。明确了女子参政请愿继续进行的近期目标就是争取选举权。

袁世凯的压制打击与勒令取消女子参政同盟会

当唐群英等人在南京要求参政权请愿失败而准备随参议院北上的时候，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女子参政权问题“可否遽行于中华民国，自应听候参议员全体核议，该女子等不得有强制行为”，并阻止请愿女子进京活动，要求“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

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将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列为其中心议题，女性的参政权问题根本没有涉及。8月10日，袁世凯北京临时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关于国会议员资格问题，仍然只是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基本延续了南京参议院对女子参政的态度与倾向。

参议院收受女子请愿书后，交请愿委员会审查，然后提交大会讨论。11月6日，参议院议决女子选举权案。首先由王鑫润代表请愿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认为兹事体大，应请大会公决。随后有十余名议员表示反对，双方争论激烈。最后由议长宣布就此案应否继续会进行表决，结果赞成者仅6人，相对于出席此次会议的66名议员来说，可谓绝对的少数。此案终被打消。

请愿案再次被参议院否决，激起了请愿女子无比的愤怒。她们纷纷谴责参议院议员是“民国的妖孽，女界的蟊贼”。12月9日，唐群英、沈佩贞等前往参议院，求见议长吴景濂，吴景濂勉强接谈，片刻便借故离开。女士们为此被激怒，“声色俱厉”地斥责反对女子有参政权的议员：“议员亦女子所生，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女子亦组织中华民国之重要分子，二万万女同胞，当然与男子立于平等之地位。凡反对女子参政权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三日后当再来参议院，为最后之解决。将来中华民国之民法，凡关于女子之能力，若不采用德国制，女子等必用武力解决此问题。”

女子参政请愿失败后，女子参政同盟会活动渐趋平静，但仍是余波未已。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以“法律无允许明文”的“罪名”，正式勒令取消了女子参政同盟会。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这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相关条款基本相同，对性别问题仍是模糊不清。此后，唐群英等人主要转向兴女学、办女报的活动，女子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渐趋沉寂。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女界的参政之事逐渐有所松动，有的省议会开始有女议员出现，到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形势下召开的三届国民参政会，均有十名以上女参政员，这应当是首先觉悟的知识妇女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洪流，奋力争取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02年前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篇5：第一次记事作文

我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得到了各科老师的认可。上个月，我报名参加了全国小学生语文能力竞赛。

就在上个星期天，我满怀信心地来到了考场，虽然有些空题没有做，可至少也能得117分呢!

周一，老师简单说了竞赛成绩，我竟只考了90多分，我对这成绩很不满意，怀着自责的心情回到了家。我一到家，就扔下书包趴在床上放声大哭。妈妈对我说：“你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太多了，你近期有些骄傲，人在骄傲的时候是最容易出错的时候。记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篇6：第一次记事作文

一天，我和爸爸在野生动物园玩，我去了很多地方，最好玩就是去骑马了。因为我从来没骑过马，看到驯马骑士的表演我十分兴奋。爸爸看到我很高兴得样子，于是叫了一批棕色的高头大马，这 批马十分健壮。这时驯马阿姨把我抱上马背，我牢牢的坐在马鞍上，双手紧紧抓住缰绳，毕竟是第一次骑马，所以驯马阿姨陪我一起骑，阿姨还嘱咐我：“别害怕，坐稳了，望前看！”马儿开始慢慢的 跑起来，我挺起胸膛，壮起胆子，像个神气得小骑士。我骑在马背上一颠一颠的兜了一圈，小朋友们都羡慕得看着我，因为我是第一个上去骑马。正享受着骑马得乐趣，悠然自得的时候，马儿突然停了 下来，原来我已到了终点。

我恋恋不舍的下了马，摸着马脖子上的鬃毛开心的说：我下次还要找你骑。

篇7：第一次记事作文

今天下午，我们三年级参加了一次拔河比赛，没想到是一次失败的拔河比赛。

下午，我们三(3)班和三(4)班参加比赛，我们班有四十人和三(4)班四十人我们班个个人高马大，(4)班个个骨瘦如柴。开始比赛了，裁判吹起了哨子，我们拿起麻绳，大家都使劲往后拔，可是有的同学没有使劲，有的同学还在笑，结果我们班输了。我想：第一次输了没关系，还有两次机会。

第二局开始了，我们班拔得更激烈了，同学们一个个拼命地往后拔，啦啦队也喊得更起劲了，“加油”，“加油”老师给我们照下这激烈的场面，这次我们班赢了，同学们高兴坏了。到了第三次我们很用劲地拔，红布一会到三(3)这边，班一会到三(4)班这边，老师也顾不上照相了，也在给我们家加油，可是我们班输了。这真是一次失败的拔河比赛。

篇8：开展洋务运动辩论会的一次尝试

一、确定辩题

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得与失存在着不同见解, 适宜展开辩论

正方:对洋务运动应基本否定

反方:对洋务运动应基本肯定

二、教学目标

1. 通过本次尝试, 探索辩论式探究学习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结合。

2.通过本次探究, 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辨析历史资料和得出结论的能力;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历史思维和把历史事件放到特定历史环境中评价的能力。

3. 培养学生写作、辩论等语言表达能力, 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探究意识、创新能力。

三、准备过程

1. 分组分工, 全班同学分成正方、反方两大组, 每组设1名大组长。各大组分材料收集小组、辩词撰写小组、辩论表达小组, 各小组设小组长1名。正式展开辩论时再由双方各抽出4名同学和任课老师组成评论组。

2. 教师进行资料搜集与辩论方法的指导, 要求辩论时要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有逻辑性和层次性。反驳时要有理有力, 切中要害。

3. 各组制订计划及完成时限, 按计划进行探究。教师随时调度各组完成情况, 随时给予指导。

四、辩论过程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洋务运动的经过, 引出辩题。

正反双方展开辩论。

正方一辩:我方认为对洋务运动应基本否定。第一, 从社会历史进步的角度看, 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代表人物, 其阶级属性是封建地主阶级,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腐朽清朝的统治, 并没有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第二, 洋务运动不是中国近代化的真正发端。所谓近代化, 在欧美各国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 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而洋务运动恰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下, 地主阶级为维护清朝统治作出的垂死挣扎。它的性质是封建的, 客观上虽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迹象, 也只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前身。第三、从结果来看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 最终以失败告终。“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及其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其实质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达到强化封建制度, 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布新不除旧决定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反方一辩:我方观点认为应基本肯定洋务运动。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 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大机器生产, 为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教育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客观上顺应了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第二、正方同学以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为由否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这是不公允的。列宁说:“评价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运动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而此前的中国社会, 从未出现过近代化运动的实践活动。第三、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 “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他们以这种思维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 等于承认中学有所不足, 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因此, 洋务思想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

正方二辩:我方一辩已从理论层面全面分析了洋务运动应基本否定, 我再加以补充强调。首先,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 也只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列强表面支持清政府搞洋务, 并不是要清政府真正发展资本主义, 而是隐藏着险恶的用心, 是要把清朝改造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协调的半殖民地政权。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 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剿发捻, 勤远略”, 可见镇压农民起义是第一要务, 勤远略只能退居其次。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也必然否定了“御外侮”。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 自信能取胜, 遇到外国进攻, “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 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 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 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 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李鸿章死后留下四千多万两白银的遗产, 致使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

其次, 洋务运动不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 其生产目的是为清政府服务, 产品由清政府分配给军队使用, 内无资金积累、外无市场联系, 企业管理机构又是封建衙门式的, 为封建性质的企业。而民用企业虽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 但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还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们都山洋务官僚创办和操纵, 产品往往服从清政府的调配, 首先满足官方或军事工业的需要。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 这些民用企业往往好景不长, 有的瘫痪停办, 有的被帝国主义侵吞, 更不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反方二辩:正方同学一再申明洋务运动不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 可事实恰恰相反。首先, 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创造了条件。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资本主义的幼苗, 它引进了西方大机器生产, 使用雇佣劳动力;使一批官僚、地主开始投资近代工业, 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二) 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1879年据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估计, 轮船招商局开办六七年来, 收入运费约两千万两, 将中国航运业的利权收回了约3/5, 1877年还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开平矿务局, 于1879年开始使用外国机器开采, 产量逐年激增, 至1889年已达247000吨, 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汉阳铁厂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 还出口到美闩等国。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 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

其次, 洋务运动为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的成长。据统计, 到1894年, 中国的产业工人约有近10万 (码头工人除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 洋务派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但客观上为后来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准备了一些条件。

再次, 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创造了条件。洋务派大量购买、制造新式枪炮, 组建新式军队, 实行洋式练操, 筹建海防, 建立新式海军, 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最后, 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型学校, 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 并造就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 开创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先河。洋务派建立的新教育体制, 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级等制度, 一直沿用至今。

正方三辩:请反方同学注意, 轮船招商局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 海外航运屡受挫折, 1873-1879年驶往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美国的船只被迫终止, 正是由于除客运业务外, 还包揽清政府的漕运和其他官物运输, 才得以幸存呀。洋务派买船造炮, 建厂办矿, 鼓捣的煞是热闹, 是不是真的取得了成效呢?首先看买来的枪炮船舰, 多数是西方已过时的货色, 有的甚至是涂饰改装的破烂;引进的机器设备要么落后, 要么残缺不全;聘请的教习、技师, 有的是被西方剔除的蹩脚货, 有的是招摇撞骗的骗子。

再从筹划海军的结果来看, 中法战争前, 清政府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水师三支海军, 可在1883-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就短命而亡, 南洋水师损失惨重, 只有北洋水师置身战外, 不肯援救, 得以保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又全军覆没, 曾被李鸿章吹嘘为“深故不摇”的渤海门户, 让人惊呼原来是纸糊的。这纸糊的门户一捅烂, 全部“自强新政”的玩意就一齐破了产。

再看当时设立的学堂, 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都强调“以义理为体, 以格致为用”, “仍兼讲中学”“汉文经学, 原当始终不已”, 不还是以传统文化为重吗?

反方三辩:洋务运动硕果累累, 对此后中国近代化运动长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据统计, 自60年代至90年代, 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现代军用企业, 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没有洋务运动, 就不会有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 收复新疆:就不会有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就不会有甲午黄海海战中重创日军的战绩。甲午战争可能要提前十年发生呢。

自70年代至90年代, 洋务派还创办了40个现代民用工矿企业。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 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 基本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至1896年为止, 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 有200多人被派遣出洋留学。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飞机设计师冯如、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等就是这些留学生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也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 如近代科学家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同时, 在洋务派所办军事、, 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 还锻炼出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 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 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 为现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正方四辩:用鲁迅的论述来剖析洋务活动是最恰当不过了。一则是说, “凡是人主, 也容易变成奴隶, 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 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 所以威力一坠, 就死心塌地, 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另一则说的是, 做了奴隶, 若还有些不平, 倒也没什么说的。“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赞叹, 抚摩, 陶醉, 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种生活”。19世纪中叶, 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 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 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战败的清政府甘心拜倒在列强的石榴裙下, 为镇压农民起义, 勾结洋人, 中外和好, 打着自强求富的幌子师夷长技, 实则维护摇摇欲坠的清廷, 适应列强侵略需要而已。整个洋务运动, 在中央缺乏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 仅凭地方上几个私欲难填、钩心斗角的总督、巡抚难成大业。加上列强“朋友”的假惺惺、恶狠狠, 顽固派的阻挠迫坏, 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中体西用”, 企图单纯依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就让国家富强起来, 洋务运动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曾被洋务派吹的天花乱坠, 实际却败絮其中。这种洋务运动, 不但没有把中国引向独立富强的道路, 反而招致日益严重的危机, 使国家日益陷入半殖民地的苦难境地。因此, 洋务运动根本不是中国近代化的启动, 没有推动历史的前进。

反方四辩: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们在评价洋务运动时, 也应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今天我们抨击洋务派没有进行社会改造而只是引进西方技术与生产方式, 但当时的情况下, 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 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 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社会的瓦解, 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 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 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 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 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 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也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 还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又由于洋务派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 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 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 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综上所述, 洋务运动不仅顺应了世界近代化运动的历史潮流, 成为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因率先掀起了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自由辩论 (略)

评论组评论 (略)

五、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