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苏轼的性格（共8篇）
篇1：解读苏轼的性格
分析苏轼的文化性格
苏轼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性格极其丰富的文人之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迦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是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酥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苏轼曾对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不是好人。”(《苏东坡传》译者序)
一、苏轼文化性格形成的多元性
1.目前研究的主要观点认为,苏轼对人生价值的取向是多元化的。
20世纪60年代通常的看法是:苏轼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杂”,他所倡导的蜀学就是佛、道、儒三家的大杂烩。……大致以“外儒内道”(《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的形式把二者统一起来。
近来较为普通的看法是: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与大量的政治、史论和有为而作的诗歌,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到后期尽管还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但已参入大量佛道思想,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
2.丰富的内涵,多元化的人生价值取向在苏轼文学创作中得到全面的反映。
从苏诗中人生感悟足可见其思想是积极用世与消极遁世的矛盾体,作家主体认知能力与传播能力的构建,必然要在其作品中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容易理解而又极不容易说透的问题。
虽然苏诗以透辟、爽利、明快见称,与唐诗蕴籍、含蓄、温润的风韵不同。朱熹说苏轼:“一滚说尽无余意。”(《朱子语类》)刘熙载说:“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但很多方面却表现出复杂和多样的思想”(《艺概》)。《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前两联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抓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里用精妙的比喻,从大处入题,引出人生行迹的不定感。刚步入官场,就产生了深刻的人生遐想。《白步洪》“我生乘化月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倍荆棘埋铜驼。……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吾何”。写奇景,写感悟,写对人生的广漠无垠沉思。阐述光阴似箭,人生匆促,时过境迁,宇宙变换无穷的哲理,引发人深思;不解其谜,只说要主观心灵不僵化,不以物迁而旷然自处,无所不适。在咏唱友人刘敞收藏古器的诗中:“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但当对石饮,万事付等闲。”(苏轼《次韵刘京北》)将庞大的人生体系,以行程入笔,展示有得有失,忧乐循环的道理。在一首与友人酬唱的次韵诗中更显进一步拓宽,延深。“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欢。……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苏东坡全集》)综其一生,病痛、欢乐、悲忧循环往复,在所难免,事过境迁,变化无常,均可一笑了之。与他早年所咏:“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的感叹有所不同。再到写《送参廖师》时日益成熟,已借用禅理发挥了深湛的诗趣:“欲令诗语妙,无厌空旦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复众好,中有至味永。”要以空旷宁静的心态,观察和捕捉生动的意象,各种景观。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需要超拔闹市自我反思,如此方能写出含纳多种情趣,蕴寓深厚内涵,充盈无穷韵味的`诗篇。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们不难以从中体会其感慨与无奈,然而同时也能读出这种感慨背后的自负与自豪。可以说一生浮沉,仕历变迁,个人际遇的苏轼自有他非同一般的功业观,也自有其一套独特的人格价值思想体系。正是如此才形成不为外物所动的遗世独立的人格,却又并未陷入宗教的虚无,以其敏感的禀赋,高雅的情愫,催发了他深刻的思想感悟:“微生偶脱**池,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潜道根深。”
3.儒释道内涵的人格魅力。
苏轼的思想复杂,受到佛释道的诱发并超脱。儒家以入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兼穷独”,“用行舍藏”作为必要的补充;佛家出世,道家循世的基本精神,则又与儒家的“穷独”相通。我们难免要探究他的人格魅力的形成,究竟受哪一家影响最大。而他却是在一生的激荡融合,成为文化性格的基柱,天真淳朴,终身不渝。他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中,提炼出自己的人生观。一个人的生命和无垠的永恒相比,虽然是那样的短暂。但生命本身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他无论是为臣子,还是为父兄,为丈夫,都以儒家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个纯粹的道家。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处顺境时不骄惰逸乐,在逆境中能随遇而安,用乐观,洒脱的态度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因此,他得以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使他的坎坷境遇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并体现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同时他自身的环境和生活经历又是其形成的主要来源。首先是西蜀乡土之恋的文化背景,其次是他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他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既经顺境,又历逆境。但并没有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在吸取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一条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使得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亦庄亦谐,大巧若拙。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撞击,制约而实现互补互融的。他的经历济世的淑世精神和贯穿一生的退归故土的乡恋之情,对刚直坚毅的人格力量的追求和自由不羁的个人主体价值的珍贵,都奇妙地统一在他身上。
4.苏轼的艺术创作是其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他形象的流露与表达。
因为思想是对创作主体的哲学政治观念,情感心理意绪,性格气质特征等的高度抽象和精当描述,是各种精神现象的综合与融汇。他的形成,规定和影响到创作主体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甚至是文化性格。苏轼复杂、兼言的思想,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直接导致他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多元;人生阅历的丰富,又厚重了性格的内涵。他的作品最动人之处在于展现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的真实人生,传达了他深邃的人生感悟,秉承了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刻影响,承受了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更使得他站在更高的高度和全新的视角,形成自己丰富、深刻和全面的文化性格和自我设计。
二、苏轼文化性格的表达
1.旷达
苏轼的思想核心使得他的性格核心是旷达。真率中的旷达。他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原因,却是一场性格悲剧。他的旷达使得他心中无所挂,胸怀坦荡,虽多遭不运,而乐观情怀不变。王水照先生说:“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5]《送任亻及通到黄州兼寄兄子父》:“吾州之家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到了“乌台诗案”由“少年盛壮”(《中国文学史》游国恩)增加了傲世,抗世的成份。《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又说“我本不达世,而世与我殊”[5]。尽管他在仕途上迭经逆境,坎坷困顿,但他总能“矫首独傲世,委必还乐天”。始终保持一种傲视磨难的旷达襟怀。《过大庾岑》:“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惟我独还正。”在岭南,受诬陷又恬然自足地说:“天人同一梦,仙凡无两录,陋帮真可老,生理亦粗足。[《苏东坡》]”又说“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处境不佳,乐观依然。写在惠州欲登临高亭,感到“足力疲乏”难以如愿,忽而恍自悟,“此间有甚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苏轼在对应主客,物我,得失,顺逆等关系,惯于适应机遇,竭尽努力,以我役物,而不为物役,且能傲视磨难,淡漠得失。在逆境中,豁达开朗,随遇而安,泰然自处,无往不乐的旷达,彰显其文化性格。
2.谐趣
《独醒杂志》卷五,“东坡多雅谑。他的谐趣是在人生中淡化苦难意义,用解嘲来摆脱困苦,以轻松化解悲哀,以平衡来润滑其心灵。
《纵笔》:“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表达他对在海南受迫害的蔑视。有时又是自然率真的本性。他从来不收敛自己的幽默才能。他那充满机智的对话让禅宗大师也难于应对,后人专门整理了一本《东坡志林》。就连写山水也有意识,亦曲曲传出:“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两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苏轼诗集》卷九,《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他在黄州过得是神仙般的生活。对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月一酒都倾注,倾心甚至迷恋。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之间的“黄泥板”上,他喝醉之后,谱出《黄泥板词》,“朝爆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臾之我娱。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堰。草为首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晏。纷坠露以湿衣兮,其素月之团团。惑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于是极然而起,起而歌日: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胖。归来归来黄泥不可以久病”。苏轼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渐渐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使其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尖锐、疾狂、愤怒,而却用一种感动、温暖、诙谐,以至自我解嘲、自我调整的笔触,以幽默谐趣这种特有的风格抵御人生逆境的不公,以排遣、化解人生路上的挫折、失败、忧愁和痛苦,他的这种谐趣是“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在他所作的许多随笔杂记,超越了道德、功利、目的,“味最淡”,却最真,也成了人们最为喜爱真情传诵的永世之作。一篇写两个乞丐的故事的随笔:“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他不愧是一个幽默大师。《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他在岭南的蛮荒之地,却采撷生活中美好事物和生动细节作“幽默观”,从而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境和足够的体力来航渡人生的苦海,以达到心灵情绪的稳定和灵魂之气的发放,使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让心灵净静,跳动纯真自然。
3.圆通
这是苏轼艺术人生的枢纽。充分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格,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是他人生思考的落脚点。
《独觉》:“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说“独觉”,暗指禅机,禅悟,一语双关。即一个人只有达到悟,那么对于人生的凄苦凄风也就能安之若素,恬然自处。他将诗入禅,又是禅入诗。将禅宗的思维反之“借禅以为诙”,戏谑人生,圆润生活。人生不必过分执着,应该向往一种“何时杖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的终极境界。“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极力为自己保一块幻想中的具备完整人格的心灵世界。苏自述云:“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之从十指出也”。《苏东坡前集》卷十六:“(文)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圆通使他物我两忘,更是禅家之真谛!文学创作使无可忍受的世界变得可以忍受,使他体认到个人生命活力的乐趣,主体自由的享受。东坡说:“吾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卷六引)坎坷的境遇却因此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艺术创作是苏轼的真正生命。[6]
旷达,谐趣,圆通构成了苏轼文化性格系统,统一于他的人生思想之中,以其主体“自己构成自己”,性格熔铸儒释道的精神。在其一生中变化,发展却又平衡着,他奋进不息的淑世精神和游于物外的旷放襟怀,始终如一,毕生不渝,成为文学宝库中引人称赏,值得弘扬的人文景观。正如他自己的诗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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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解读苏轼的性格
虽然苏轼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与他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他直率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有一颗博爱和宽阔的心，慢慢的他的诗词里面也充满了豪放和轻松，更是有一种淡泊名利的气氛和一些看清事实的独特眼光，这些都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体现了出来。
苏轼的性格也决定了他的一生，从大的方面讲，他成了北宋各个集团之间争抢的产物，而从他自身来讲是因为他看清了一切，加上性格原因他心里无所牵挂，自然而然的就豁然开明，自然一切事情对于他来说都无所适从了。
苏轼因为心中无牵挂，最终以豪迈的本色走完此生。
苏轼抗洪的故事
苏轼是一个颇有政绩的官员，苏轼的为官之路可以说一波三折，曾经几次被发配到离京城很多的蛮荒之地，苏轼抗洪讲述的就是苏轼在徐州做官的时候带领士兵与群众抗击洪水的故事，在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为官的恪尽职守。
史书记载，苏轼在徐州做官的时候遇到了洪水，洪水决堤了，要淹没曹村，由于洪水难以泄出，水汇集到了城下，城墙马上就要被冲垮了，于是富民们都想要逃出城去躲避水灾，苏轼下令说，富民们如果逃走了，就会动摇民心，那么我还领带谁来抗击洪水呢只要有我在，我就不会让洪水冲垮家园。于是让士兵将想要逃走的富民们赶回去，苏轼穿着粗布鞋拄着木棍亲自来到了武卫营，将卒长找来，号召卒长带领士卒去抗击洪水，卒长看到苏轼还在坚守岗位，非常的感动，于是带领着士卒们穿着短衣，光着脚，拿着箕畚铁锹出城抗击洪水，筑成了一道长堤，长堤筑城后，洪水就不能进入城内了，这样民心才得以安定，然而雨还在日夜不停的下，为了守住城池，苏轼吃住在城上，即使是路过家门也不回家，并且让各级官吏也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最终保住了城池，百姓也得以安定。后来苏轼还将那里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并且申请增调明年的夫役，在老城增建木岸，防止洪水再来。朝廷听从了苏轼的建议，并且表彰了苏轼，到现在徐州的人民还在怀念苏轼。
从以上的讲述可以知道，苏轼作为一个官员是尽职尽责的，不仅仅以身作则，还带动了一大批的官吏坚持自己的岗位，所以说苏轼不仅仅是一代文豪，也是一个好官。
苏轼文学地位
说到苏轼的地位，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他的诗词方面的地位，然后是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地位，以及在当时北宋政局中的政治地位，再往大了说，还有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坛上的历史地位。
诗词方面，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兄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的诗词主要以豪放风格为主，首开豪放派，与辛弃疾并为豪放派的代表。他的散文也是有很高的造诣，在唐宋八大家中很有名望。在书法上，苏轼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与此同时，苏轼的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他是个全能型人才，精通诗、词、文、书、画，在艺术上是个杰出的人物。
而作为为官之人，苏轼在当时北宋史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宋神宗到宋哲宗再到宋徽宗。苏轼经历了三代，并且屡次被委以重任，屡次被贬。真可谓是一波三折。但是在政治发展史上，他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哪怕被贬被流放，初心不改，踏实做人，认真做事。
篇3：以苏轼的性格浅析苏轼的诗词风格
一、苏轼性格形成的文化基础
研究苏轼离不开他生活的文化氛围, 因为每个人出生在特定的时代, 就要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感染和浸润。
在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下, 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苏轼也不例外, 他的处事方式发生了改变, 在他的思想中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相互排斥的两级。他有参政的热情, 跟很多仕子一样, 经科举考试而入仕, 入仕后也怀着“奋励有当世志”的宏大抱负和“为君铸作百炼刀, 要斩长鲸为万段”的雄心壮志。然而他在积极参政的同时, 仍能保持宁静的心态, 而这种宁静的心态不以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苏轼44岁遭遇“乌台诗案”, 险遭不测。往年更被一贬再贬, 直到荒远的海南, 食芋饮水, 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 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 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 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 消解痛苦。这种执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 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所以苏轼能够随缘委命、随缘自娱、以他乡为吾乡的旷达乐观心态使他无论贬到哪里, 都能与哪里融为一体, 并且吃得好、睡得香、生活得快乐。
二、率真的性格、乐观而又超脱的处世态度
苏轼秉性正直, 为人坦率, 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 吐之则逆人, 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 故卒吐之。”因为这样, 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 但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 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苏轼一生仕途坎坷, 在“乌台诗案”贬谪到黄州后, 虽不克忧惧, 因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与精神折磨, 使他心理上猛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但他没有沉浸在忧郁之中, 没有隐逸江湖, 傲啸林泉, 更没有流连诗酒, 嘲风弄月, 甚至也没有停留在呼冤叫屈, 倾泻激愤, 而是以乐观, 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又如苏轼以戴罪之身被安置在惠州, 政治处境极为险恶, 将来结局如何, 也是吉凶未卜, 生死难料。可他一踏上被贬之地就写下了千古绝句“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桔杨梅次第开。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一改惠州“蛮貉之邦”的形象可见苏轼的心胸是多么广阔, 他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他身上有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的旷达乐观的个性。“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可谓苏轼一生旷达乐观心态的形象抒写。
三、苏轼的诗词风格
“文如其人”苏轼人格上追求自然纯真、旷达乐观, 自由自得, 追求自我节持, 有所不为, 与此相应的是他的诗词给人一种摆脱拘束的意和境。苏轼一生宦海沉浮, 多舛的生活使他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如他被贬黄州当然有痛苦、愤懑、消沉, 但在逆境中的苏轼更多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多石崎岖的破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 自爱铿然曳杖声”。更写下了千古名篇《超然台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岭南荒远, 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湖州, 柳宗元贬柳州, 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苏轼被贬惠州时, 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被贬到“瘴疠之地”的惠州, 他没有一蹶不振、自我消沉。一到惠州, 就写诗赞道:“海山葱昽气佳哉, 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 肯为苏子浮江来。”又在《江月五首》首章写道:“一更山吐月, 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 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 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 照我一杯残”月明之夜, 物我皆忘, 把自己融入西湖的景色中了。及贬澹州, 又说:“他年谁作舆地质, 海南万里真吾乡。”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 就如他在澹州遇赦所作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 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 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宽大胸怀, 气势雄放。
人生多变, 苏词中也不止一次地在逆境中浩叹“人生如梦”, 但苏轼虽深切感觉到人生如梦, 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 而是力求自我超脱, 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此词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风雨阴晴, 但实际上却在写他所遭遇到的政治上的磨难, 并从中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生历程中总会遇上坎坎坷坷, 遭遇些挫折与磨难, 但只要能够坦然面对, 保持乐观的情绪, 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人生必须有坚定的信念与坚忍的意志, 要相信骤雨急风后定会有山头斜照迎。尤其在处于人生逆境之中时, 更要有坦然、超然、安然的态度。他虽然也会有“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的念头, 但由于有豁然旷达的性格和超脱对待荣辱得失的态度, 所以他也并未消沉下去。正是由于达观、豪放与超然的人生态度, 使得他的词能经常超越一己之得失和现实之困境, 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提升了人生的意义。
总之, 苏轼无论为人还是为文, 都是一任他的率真乐观性格自然流露。王水照先生说:“崇尚本真自然, 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 在苏轼的心目中, 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 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当可作为对苏轼真率性格最好的评语了。
摘要：苏轼 (1036—1101) , 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 是北宋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和词作家。作为“豪放派”的创始人, 苏轼的词风独树一帜且千姿万态。豪放中又见清雄之气, 又见韶秀之态, 又见“风流标格”之韵, 可谓如春花散空, 不著迹象。但若简单地用“豪放”二字来概括其词的风格, 显然是不恰当的。应该看到, 苏轼词在豪放中见旷达。旷达是一种人生态度, 又是一种胸怀, 一种境界。苏轼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认为是旷达。本文认为, 实际上他的旷达来自于他的率真以及积极乐观, 而他的率真和乐观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真率乐观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
关键词：苏轼,率真,旷超
参考文献
[1]汤岳辉著, 《苏轼文艺学思想》,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0年出版) 。
[2]冷成金著, 《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 学苑出版社 (2003年5月第一版) 。
[3]张惠民、张进著, 《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 人民文学出版社。
[4]袁行霈著, 《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曰第一版) 。
篇4：浅谈苏轼复杂的性格特征
一、儒家文化造就了苏轼匡扶天下的济世之志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得以维系的坚强柱石，是所有的文人儒士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古代文人多以实现政治抱负为生平第一追求。以治人为基本内容的实用主义思想和以文人为基本形式的文人化官僚制度，决定了古代文人大多热衷于从政，即我们熟知的“学而优则仕”。古代文人的人生历程主要也就是一种仕途经历，要想实现儒家为其规定的人生理想，出仕是最佳的途径。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在这条路上摔打滚爬，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站起，苏轼也不例外。嘉佑年间，苏轼就是怀着“奋力有当世志”的宏伟抱负和干一番经世济时大业的雄心壮志进京应试的。他写道：“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丈夫重出外，不退要当前”、“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俨然以一副舍命报国、风骨凛然的儒者面目走上了他的政治舞台。然而北宋的社会现实并没有给苏轼提供一个实现雄才大略的机会。
二、理学为苏轼提供了处世之道
宋代可谓是一个大起大落、大荣大辱、大安大危的朝代。自宋開国到徽、钦二帝被掠170余年，虽有太平盛世的繁荣之态，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积贫积弱的现象也日益加剧。尤其是靖康之变、汴京沦陷，表面上的承平突然在一夜之间消失，世人仿佛从一场噩梦中被惊醒，他们真正意识到生存危机已经来临。对这种由鼎盛而式微，由升平而离乱，由荣耀而屈辱的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异族侵凌之苦，故国河山失去之恸，感受最强烈、最深刻的莫过于文人士大夫了。他们不愿放弃在变革中求生存的政治选择，曾抗争、自救，然而已经无力回天，封建文化不可遏制的衰落之势，已击碎了他们补天救世的迷梦，被抛入生存危机的他们不得不另外寻求解脱之法。理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被称为新儒学的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说，治国济世的儒家思想，以心为本，以悟为则的禅学智慧和超世脱俗、寂寞清脱的佛道精神，成为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精神柱石。它在很大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兼济”与“独善”相统一的儒家人格模式，突出了主体的精神本体意识和心灵自由因素。一方面拓展和丰富了个体的内在世界，使他们可以在心灵、情性、精神的平和、自足、虚静和无限之境中去自由的品味、体悟和化解外在现实在心灵上的种种感受、动荡和悲欢；一方面又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使他们形成一种进退自如、伸屈有力的特殊行为方式，使内心的强烈抑郁和悲哀自然地转化为精神上的平衡与和谐。
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中的苏轼，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的思想都在影响和感染着他，但由于他过人的慧根，他没有投入任何一种信仰，而是将儒家的弘毅精神与道家的无为思想和佛家的脱俗超世之境圆融地贯穿于自身，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在失衡的社会天平上找到了生存的支点，以一种超脱旷达、傲世超然的心态立足于世。结果，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他获得了政治生活的勇气和动力，而在佛道思想中，他又找到了政治失意时不可或缺的心灵解脱的蹊径，从而表现出了他高超的处世之道。
三、高超的处世智慧——儒释道精神的统一
人之一生，世事变幻，浮沉不定，其根源在于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苏轼尽管自小“奋力有当世志”，结果非但不能“致君尧舜上”，而且时乖命蹇，自神宗初年王安石变法被贬，一生大多数岁月颠沛流离。《宋史》记载：“轼稍自韬，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苏轼以荣达之身事兼济之功，而实际上却是一贬再贬，甚至在“乌台诗案”中差一点送了性命。究其原因，便在于太过执着，为了坚持原则，他是义无反顾的，绝不肯“稍自韬”。但是，苏轼并不是那种一味凭热忱行事的人，广播的学识使他对社会和历史自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从而使他既能为坚持理想而作不懈的奋斗，又能讲求一点策略，注意一点方式。熙宁四年，在对神宗进谏一事上，先试谏后进谏，既能不犯人主之怒，又能集中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济世的热忱与审慎的冷静结合起来的智慧，正是苏轼之所以显得成熟老练的地方。可见，他是把明哲保身的韬晦心机用来为实现澄清天下的志向服务了。
篇5：解读苏轼的以俗为雅
苏轼曾对一位诗僧谈诗法时说：“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竹坡诗话》)冲口而出的“常言”实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口语或通俗的语言。苏轼认为使用常言，遵循艺术法度，此即是诗歌创作的奥秘所在。这补足了他对“以俗为雅”的解释。
中国古典诗体的艺术形式发展至宋代已出现明显的雅正倾向，苏轼提出“以俗为雅”非常有助于诗艺的创新和宋诗特色的形成，这意味着对唐诗所建立的范式的破坏。北宋后期诗坛即有诗人发现并高度肯定了苏轼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朱弁《风月堂诗话》载：
(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使用。如街谈巷说、鄙里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他人岂可学耶?”
释道潜(参寥子)是苏轼的友人，他认为使用世间俗语以至街谈巷说入诗，只有苏轼能够熔铸，以俗为雅;这不是一般诗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纵观苏轼的诗作，他在创作实践中确实以此为创新，成功地实现了以俗为雅的诗学宗旨。
以日常口语入诗，使诗歌通俗自然，极为流畅，这是苏诗中常见的。苏轼《题沈君琴》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此诗通俗易解。《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此乃戏语，以常言写来，更具自我嘲讽意义。苏轼晚年在惠州谪所，作《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云：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诗的首两句是冲口而出的常言，叙述凡庸生活细事，但诗意的发展出人意料，深刻地表现了贬谪于岭南的痛苦心情。此是以常言与典雅诗意结合的范例。此外如“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和子由蚕市》)，“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当我们细品这些以通俗常言写的诗句，它们虽然浅俗，却有很深的人生意义。
在诗史上以通俗明白的常言入诗并不足奇，而以俗事、俗物入诗则是苏轼的大胆尝试。苏诗《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表现苏轼在杭州任时对雨中服劳役的民众的深深同情，诗有云：“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苏轼自述：“言百姓劳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劳民，转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无异鸭与猪。又言某亦在泥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若归田岂至此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诗中所描述的民众在泥水里劳动如鸭与猪之投泥，长官与牛羊在狭道上争路，这皆是不雅的粗劣的俗事。此外如《秧马歌》咏插秧农具：“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肋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除夕访子野吃烧竽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以上诗中的“两足四蹄”“牛粪烧芋”“懒残”等意象皆是极不雅的和极不美的粗恶事物，但苏轼却使用了这些意象。
在苏诗中我们易于见到方言土语或戏言的使用，若非作者加以自注或时人的说明，我们便难了解它们的含义。周紫芝记述：“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云：‘野饮花前万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竹坡诗话》)“错著水”与“为甚酥”是苏轼一时的戏言，竟以入诗。王直方记述：“顾子敦有顾屠之号，以其肥伟也。故东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诗》云：‘我友顾子敦，躯胆多雄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经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至于云‘平生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语也。”(《苕溪渔隐丛话》)诗中“磨刀向猪羊”和“批敕手”皆是当时屠宰行业的行业语，苏轼以之与友人相戏。
苏门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述：“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意头”意为心意，“巴鼻”意为来由：它们皆是宋时方言俗语。此外如“诗句对君难出手”(《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句中“出手”为卖出或脱手之意。“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取便酸生涎”(《和蒋夔寄茶》)，作者自注：“山东喜食粟饭，饮酸酱。”又山东人埋肉于饭下而食，谓之饭瓮。“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答王巩》)，“村”为宋人俗语，为粗俗之意。“不怕飞蚊如立豹”(《次韵孙秘丞见赠》)，作者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豹脚乃一种蚊子。“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五禽言》其二)，作者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东坡八首》其四)，作者自注：“蜀人谓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苏诗使用民间方言土语及戏语入诗，这是诗史上出现的很奇特的现象。
苏轼使用生活中通俗的常言，使用俗事俗物，以及使用方言土语和戏语的例子，皆可说明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存在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这些诗句虽然俗气，甚至粗俗，但我们了解其写作的具体环境和所表达的诗意之后，则可见到在俗的表象之后有一种宋人的.风雅情趣。此种情形并非苏诗的个别现象，我们还可在苏轼许多博雅深奥的诗篇里见到某些粗俗的意象。如苏轼通判杭州时作的五古长篇《监试呈诸试官》之第一段：“我本山中人，苦寒盗寸廪。文辞虽少作，勉强非天禀。既得旋废忘，懒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每闻科诏下，白汗如流渖。”诗甚典雅，又具自嘲，如“麻衣”“墨水”两句似俗语而实有出处，而“白汗”则是俗语。
篇6：解读你的性格优势
一般说到性格，最普遍的就是分为外向和内向两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在说起这两种性格的时候，通常会下意识的认为外向是好的，内向则较为不好。
我小的时候就曾经产生过疑问，为什么大人更多的会赞赏外向的孩子，外向的性格一定比内向好吗？
如今，我总算略有感悟，写下来也想与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
我曾经看到一本书说：外向的人更注重外部世界，内向的人则看重内部世界。
于是我向一个外向的朋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你觉得精力耗尽时，你和你的朋友去外面痛快的玩一玩之后，你会觉得精力又恢复了，或者又充沛了，对吗？
我的朋友仔细的想了想说：是的.。
我也问过一个较为内向的朋友这样一个问题：当你觉得精力耗尽的时候，你会通过让自己一个人待会儿，或者和亲密好友一起聊会儿使自己的精力恢复吗？
朋友说：会，
资料
那么我想，这就是这两种性格的不同之处。
大多数外向的人喜欢与人交谈，喜欢参加外界的活动，喜欢在人多、活动多的环境下工作。
而内向的人则需要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情绪等方面来获得精力，那么他们有时候就会需要一个安静的、适于思考的环境。
很多人会觉得内向的人孤僻不爱社交。我想，这应该也与上面的理论有关系。并不是他们不爱社交，只是因为与其他人交往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内向的人不愿意话太多的精力用于社交活动，也便很少会无所事事地闲谈，更多的时候喜欢观察他人的谈话而并不加入其中。
外向的人则正好相反，通过交流能够获取精力，通俗的说就是越聊越HIGH。
当然，这并不是定死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我想说的重点是：内向外向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性格，并学会利用自己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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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从苏轼诗词解读人生经历
作者简介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仁宗景佑三年12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眉山镇的诗书世家，因而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的影响最深。苏轼因散文写得出色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进而又被列为“韩柳欧苏四大家”。他是一个文艺全才的人，诗、散文、词、绘画、书法都有杰出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均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影响。由于他一生屡遭贬谪，阅历复杂深广，其作品往往视野开阔爽朗，风格豪迈豁达，意趣横生，思想上常常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失意时仍不绝望，而流露出达观放任、忘情个人得失的倾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根源。
二、思想根源
苏轼的思想根源来源于他的家庭文化背景。苏轼出身于一个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在《三字经》里有个说法，“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轼受父亲的示范影响，7岁知书，10岁能文，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打下了浓厚的文学功底，儒学也成了他生命的底色。母亲程氏识文断字，深明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正是因为父亲的培养，母亲的教育，让苏轼从小就打下了独特的思想基础。
因此，苏轼在苦难中完成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苏轼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儒家思想的一个美好的理想，这种理想来源于家庭文化的链接，也是儒家文化的显现。例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苏轼的《浣溪沙·徐门石潭》共五首，这里选的是其中的第四首。在这首词的下片，我们在读的过程中，看到苏轼的思想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古代，封建官员对待人民都是作威作福的。可是这里的太守却不一样。他们想要口茶喝，还得“敲门试问”呢，在这一“敲门”、一“试问”里，既让我看到了他们的谦让，也看到了他们的文明。历史已经证明，苏轼一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按照儒家的仁政爱民行事，在他长期的地方官任上，确实为人民做了些好事，如救灾、治水、请免赋税、整顿军纪等，得到了人民的普遍好感。所以他的“敲门试问”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思想根源的。这种处事待人的思想与苏轼的家庭文化有关。有一次，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他感慨颇深，不自觉的叹息起来，并对他的母亲说：“他日儿作范滂，母亲能作范滂的母亲吗？”他母亲说：“你倘若能作范滂，我怎么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呢？”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明，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得非常快。
这些都是苏轼人生志意的一面。他曾用“坦荡之怀”来概括自己的性格特征，所以他才能在王安石的新党当政的时候，不苟从于新党，司马光的旧党当政的时候，他也不苟从于旧党。他每次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是回到朝庭上来，仍然是坚持政治上的理想，不盲从那当权一派的人物，也不愿随波逐流。因此，他才遭受到那么多的贬逐，但自己的理想、操守始终一致。关键时候，总是忍不住要说真话，用他的话说就是：“如蝇在口，不吐不快。” 笔者认为，苏轼的思想根源的产生来源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文化的熏陶，母亲教育与父亲的指点，形成了性格耿直，敢说实话的个性特征；二是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内化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品牌，两者整合，形成了苏轼的思想根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支配着人生的行动，从而导致了他坎坷的人生。
从苏轼诗词解读人生经历
坎坷人生
苏轼少年时期，一直受到儒道两家的美好品格的熏陶，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从不对封建势力谄媚从就，真正做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式的胸怀，对那些看不顺眼的，扰民害民的举动，他能直言不讳地痛斥当朝权贵，这种豪放不羁的性格才导致他屡遭贬谪。例如：熙宁元年，神宗即位不久，为了挽救面临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当时，苏轼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改革也应逐步进行，而非王安石的变法般急于求利。因此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不但未被神宗接受，反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也不愿陷入新旧两派斗争的漩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虽有些难过和挫败感，但当看到杭州的湖山之秀丽，街道之繁华，庙宇之闳壮，他甚至感到了一种归宿感，他刚到杭州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魂牵梦萦的故乡竟比不上仕途驿站之一的杭州，就是这不经意的一瞥，杭州俊秀的湖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以至于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因此，苏轼在办完公务后，换上便服，或在湖滨小亭里坐坐；或在荒山幽涧中走走，累了，在虎跑寺沏茶品茗。倘若兴致犹盛，就会邀几位同僚泛舟湖上，吟诗作画，尽情挥洒在青山绿水之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从而也形成了忧乐两忘，放荡不羁的性格。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显现了他潇洒的生活，如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
又如：神宗元丰2年3月，苏轼因著名的“乌台诗案”而被贬谪黄州。初到黄州时，苏轼陷入了不能维持家人生活的困境。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一个堂堂的文化名人，携妻带子地来到黄州，生活状况却到了“日用不得百五十”的地步。
此时的苏轼，不得不脱去文人的长袍，摘去文人的衣巾，改穿农人的小褂子，在耕作之暇，偶尔喝得微微醉意，躺在草地上便悄然熟睡，直到暮色降临，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生活虽淡泊名利，但他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农田式的耕作生活使他的诗情勃发，半公半作的闲暇生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古通今，在这一时期，中国词史上豪放词的奠基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了，还有散文名篇《前后赤壁赋》。„„
篇8：苏轼的文化品格解读
苏轼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 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 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 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 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使苏轼从小就受到儒家的正统教育, 为以后的“以身许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苏轼由于刻苦学习, 青少年时代便才华横溢, 为欧阳修、梅尧臣等所称许。及至成年为官, 由于耿直正派, 反对唯唯诺诺、迎合虚浮的作风, 因而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 仕途坎坷, 约近四十年中, 几乎每隔两三年乃至几个月即“补外”或被贬逐一次。几次因诗文获罪, “乌台诗案”差点使他丢了性命。《金山题像》一诗可说是他对自己一生做的一个最好的总结:“心如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试问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然而, 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 他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 横遭贬谪也好, 自请外放也好, 都没有使他颓唐丧志, 不管身居何处, 无论爵位高低, 他都能随遇而安, 有所作为。
由此可见, 苏轼具有两种可贵的文化品格:一是传统士大夫所普遍具有的执着、刚正不阿、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 这是苏轼人格精神的主流。它是现实的人生哲学, 其思维重点是对人生的思考, 主张“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天子以至庶人, 是皆以修身为本”。这种思想, 塑造了苏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仕途顺利时, 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就是被贬后, 也不忘为百姓办实事。二是超然于外物困扰的佛、道二家思想。老子主张“道法自然”, 就是要崇尚自然、顺应客观形势, 不妄为, 不妄求, 以摆脱烦恼去创造成功的人生。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 只有苏轼将儒道佛三者融汇贯通, 做到极为圆满的融合, 既进取而又不迂执, 既超脱而又不厌世。当处于顺境时, 他以强烈的政治热情“入乎其内”, 以天下为己任, 努力构建自己的平生功业;当处于逆境时, 又能立即“出乎其外”, 以超然于外物的态度战胜精神疲惫, 从而向人们展示出深厚而独具魅力的文化品格。“文如其人”, 我们可以通过他创作的《水调歌头》、《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等词, 解读独特的文化品格。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是苏轼在密州时所作。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 苏轼于神宗熙宁四年, 通判杭州, 熙宁七年, 迁密州知州。而其弟苏辙也因为与王安石牴牾, 请求外任, 出任河南府留守推官。熙宁五年, 改任齐州 (今河南) 掌书记。苏轼、苏辙手足情深, 而政见遭遇相似, 如今他们虽同在山东, 可是已经七年不见了。中秋之夜, 词人望一轮明月, 诸多人生感慨涌上心头, 使他夜不能寐。于是写下了这首光照千古的中秋词。词的上片写举杯问月。因为人间诸事不顺:自己仕途受阻, 爱妻王弗早逝, 又不能与弟弟相见, 所以词人起首便写对天上的憧憬:“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表达“欲乘风归去”之愿望。然而“惟恐”“高处不胜寒”, 故又以“何似在人间”, 表达他对人间的留恋, 这便是对人生、对生活的热爱, 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下片写对月怀人。“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是一种高度的哲理概括, 也是作者对人生的深切感悟。“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是词人的自我宽解:只要大家都平平安安, 即使远在千里之外, 能共对明月, 互相思念, 也是一种慰藉。这首词表达了苏轼对弟弟的深切怀念, 对宇宙与人生、入世与出世的思考, 以及对于人生的热爱与美好的祝愿。词中有欲“入乎其内”而不得的无奈, 又有“出乎其外”的达观情怀, 这正是词人最为令人钦佩的地方。
《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仅是苏轼的代表作, 而且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仅体现了作者杰出的文学天才, 而且也折射出非凡的个性。仔细品味该词, 可以更透彻地理解作者独特的文化品格。
凡是论及宋词的风格, 人们往往将它概括为婉约和豪放两大类别。如果说苏轼是豪放词的开创者, 那么《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豪放词史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其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笔触由闺阁延伸到了社会与人生, 扩大了叙写的题材;二是它所抒发的不再是男女间的缠绵悱恻之情, 而注入了鲜明的士大夫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文化的角度, 这种士大夫情怀可以看作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在士大夫心中, 儒家思想是立身之根本, 而该词则体现得尤为突出。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 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 抒发了词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上片写景, 由景入情, 引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开篇“大江东去”二句, 大气包举, 笼罩全篇, 反映出词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浪花“淘尽”, 更何况无声无臭的碌碌凡夫!无穷的兴亡感慨由此生发。次二句以精炼的笔墨点出时代、人物、地点, 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人道是”三字, 既烘托出古代战场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声名, 同时又暗中交待这个“赤壁”并非当年真正鏖战之地, 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乱石穿空”三句正面描写赤壁景色, 但却写得意态纵横, 精神饱满, 古战场的声势被和盘托出, 渗透到全篇的每一角落, 只待人物出场了。“江山如画”两句, 一笔收束, 总上启下, 自然地由古代战场过渡到古代英雄人物。
下片是全词的重点, 通过赞颂年轻有为的周瑜来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之气。周瑜英姿勃发, 儒雅风流, 少年得志, 指挥若定, “谈笑间”曹军便“樯橹灰飞烟灭”。在诸多的英雄豪杰中, 作者为何只赞颂周瑜呢?这是理解全词的一个关键。周瑜年轻, 有才华, 有抱负, 而词人亦然。作者自幼“奋厉有当世志”, 才华横溢。据《宋史》记载, 年仅21岁的苏轼与其弟一试登高第。宋仁宗“初读轼、辙制策, 退而喜曰:‘寡人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其才华与抱负可见一斑。作者渴望能像周瑜那样建功立业, 一展雄才大略, 这是儒家思想的本质呈现。它要求人们以天下为己任, “致君尧舜”, 去获取一个成功、欢乐、奋进的人生。据此, 苏轼可算是典型的士大夫了。如果说儒家思想给人提供的是成功的动力与智慧的法门的话, 那么, 道家思想则是失意时的精神调节剂。写此词时 (元丰五年) 作者47岁, 正是用事之年, 却屡遭贬谪而“早生华发”, 面对如此壮美的江河, 联想到少年得志的周瑜, 词人怎不感叹“人生如梦”呢?所以从“故国神游”到结尾这五句既表现出作者对理想境界的“神游”, 又反映出作者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但就全篇而言, 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生如梦”, 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 对远大理想的追求, 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 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 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从而构成这首词高旷豪迈的风格。它那永世不衰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就产生在这里。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这也是作者贬谪黄州时所作, 也是一首蕴含苏轼独特文化品格的优秀词作。这首词通过途中遇雨和对待风雨的态度的描写, 抒发不为忧患所扰的开阔胸襟。全篇用叙述笔法, 却又有比兴的意义。篇中自然界的风雨是政治上的风险与磨难的比拟。作品开首写作者在穿林打叶的风雨声中吟啸徐行, 这是他对待政治上的打击泰然自若、随遇而安的形象写照。正是这种乐观的态度成为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使他得以保持心理的平衡, 直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一蓑烟雨任平生”, 多么潇洒, 多么坦荡, 又多么傲岸不凡。风雨总是要过去的, 风雨过后, 依旧归于平静,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结尾三句:“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又是一种有无转化的人生辩证法的揭示, 词中虽有佛家的“四大皆空”的思想, 但对于祸与福、顺与逆的超脱的处世哲学, 对人们不也是一种启迪吗?
由此可见, 苏轼的词中蕴含着他独特的文化品格。作为士大夫的苏轼, 当仕途坎坷、人生失意时用佛、道二家思想给自己以精神上的解脱, 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看淡人生。要注意的是, 苏轼并非是看淡整个人生, 只是看淡人生中某些不必要的累赘之物。如《十拍子》云:“身外傥来都似梦”, 其中“身外”指自身之外, “傥来”则指无意得来之物。成玄英疏曰:“傥者, 意外忽来者耳”, 即谓:功名利禄、高官显爵之类的东西, 均不过是意外得来的身外之物而已, 在他看来都似梦境一场。可见, 他所看淡的并非是人生本身, 只是那些附加而来的“傥来”之物而已。所以, 儒家思想始终是鼓励他百折不挠、积极奋进的精神力量, 佛老哲学则更多地作为他身处逆境中自我解脱的思想武器。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具有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 但是传统的士大夫的文化修养, 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 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所以他虽成年颠沛流离, 辗转奔波, 踏遍了天南海北, 一直过着逆旅过客、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活, 但他却能安然处之, 旷达乐观, 随缘自适, 这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在他历任地方官吏时, 比较关心人民痛苦, 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在徐州, 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在杭州, 曾减赋赈荒, 疏浚西湖, 修筑苏堤;在定州, 曾整饬军纪, 加强边备;在广东惠州, 他引泉入城, 供百姓饮用。在海南, 他深爱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居住的黎民亲友, 为他们介绍先进的农耕方法, 破除迷信, 开凿井泉, 散发药剂, 提倡民族平等观念……在这个中原文化波及不深的地方, 创办乡学, 亲自为当地学子授课, 向朝廷大力推荐优秀人才, 这些为当时还处于“文化沙漠”的海南带来了人文的气息, 更为海南在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 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东坡孤儿院、东坡医疗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
同时在文艺创作上始终孜孜不倦, 没有走向消极颓唐的道路, 取得辉煌成就。其弟苏辙说他谪居海南时“日啗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 又说他当时写的诗“精深华妙, 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并见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 这是他和前代得罪远谪的士大夫如韩愈、柳宗元等表现不同的地方, 也是他令后人敬仰的地方。刘禹锡、柳宗元等文人遭贬谪时也曾在山水自然、风土人情中寻找慰藉, 寄托幽愤, 但他们始终没有摆脱过“怀才不遇”的牢骚愤慨。苏轼则较少自伤不遇, 不管经受怎样的人生挫折,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清风明月中, 他都能发现美, 得到美的享受。在这些既高雅而又亲切的生活情趣中, 苏轼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综上所述, 苏轼“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圆满融合的文化品格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在人的一生中, 唯有生命真正属于自己, 所以要珍惜生命、奋发有为, 同时要摆脱患得患失的精神羁绊, 这样才能获取一个欢乐的人生。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 (三) (游国恩、王起等主编)
[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中册) (于非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