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苏轼的议论文范文（通用5篇）
篇1：批判苏轼的议论文范文
苏轼的咏茶诗词
东坡写了许多茶诗，有一些提到当时的名茶。
双井茶，产于江西省修水县是当时的贡茶之一，诗见苏轼《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其韵为谢》。“江夏无双种奇茗，汝阴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玑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这个茶好的东坡都不敢让书童仆人过手，要他自己亲自沏泡，他要好好欣赏如雪茶汤仿佛生出玑珠美玉。
月兔茶，产于四川省涪州，诗见苏轼《月兔茶》。“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小凤团茶像环又不是环，像玦又不是玦。环状的团茶，烹煮由环变成玦就缺了，这与月的阴晴圆缺又同又不同，月团缺了还会圆，团茶缺了就无法再也圆不了。所以爱茶人“不忍斗小团”。
垂云茶，产于浙江省杭州市宝严寺。宋时葛岭宝严院出产“垂云茶”，是形如“雀舌”的散茶，垂云茶当不是普通山茶，而是佛门上品茶。怡然送与东坡，东坡回礼以贡茶“大龙团”。《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仍戏作小诗》云：“妙供来香积，珍烹具大官。拣芽分雀舌，赐茗出龙团。晓日云庵暖，春风浴殿寒。聊将试道眼，莫作两般看。”
不断的贬谪生活使东坡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也为东坡提供了品尝天下名茶的机会。因此苏轼一生写下了近百首咏茶的诗词。东坡所作的这些茶诗融茶艺茶趣于笔端，意境幽美，引人入胜。后世人读了仿佛与东坡一道曾神游于山水之间，品茗于松竹之下，何其惬意淋漓痛快。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试院监考后，东坡和二三个监考官打水煎茶。东坡作《试院煎茶》一首，诗曰：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
银瓶泻汤夸第一，未识故人煎水意。（古语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 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
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南山如荠评这首诗说：《试院煎茶》是东坡任杭州通判时作的，这首诗将茶事、人事融为一体，读来感人至深。“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以沸水的气泡形态和声音来判断水的沸腾程度。描写煎水，蟹目、鱼眼为形辨；松风为声辨，是第二沸时情景。“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描写碾茶、投茶过程。以细珠落盘描写茶末，妙；以飞雪绕瓯描写茶粉，更妙。“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引用唐李约、宋文彦博煎茶典故，以资说明，并启下文。“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情思婉转，吟哦蕴藉，正是苏诗灵活处，感人处。
《诚斋诗话》还有一则东坡《煎茶》诗云： 活水还须活火煮，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杨万里解析这首诗第二句“自临钓石取深清”七字时，说它具有五方面的意思：一是水是清澈的；二是水是深处的清水；三是水是石头下面的水，没有泥土；四是石是钓石，不是一般寻常之石；五是水是东坡自己打上来的，不是让仆人做的这件事。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这句是形容水的状态是清澈甜美之极。“分江”二字，用的十分绝妙。“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这句是倒语，是诗人的独家行文妙法，尤为诗家妙法。如杜甫对香稻的赞美“红稻吸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语反而意全。“枯肠未易禁三椀，卧听山城长短更。”这句又把卢仝吃茶的公案打翻。仝吃茶吃到七椀，东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之味。
《游惠山》：“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
《送南屏禅师》：“勿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罗酒。” 《水调歌头．桃花茶》：“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 《壑源试焙新茶》：“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白云茶》：“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
《送刘寺丞赴余姚》：“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 《邵伯梵行寺山茶》：“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
《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 《水调歌头》：“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
《次韵周种惠石铫》：“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
《送南屏谦师》：“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二昧手。”“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下朽。”
《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 《浣溪沙》：“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寄周安孺茶》这首长达120句的苏拭第一长诗，正是咏茶之作。“大哉天宇内，植物知几族。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名从姬旦始，渐播《桐君录》。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常、李亦清流，当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于格„„” 东坡还作有一篇散文《叶嘉传》。这篇散文以拟人手法，形象地称颂了闽茶历史、功效、品质和制作等各方面的特色。是一篇研究中国古代茶史的重要文献。“叶嘉，闽人也，其先处上谷。曾祖茂先，养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尝曰：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不必盛于中士，当饮其惠矣„„”
东坡在做翰林学士时，曾得到太皇太后赏赐的名茶“密云龙”，这茶为福建特产，仅供皇帝和皇太后专用。他将这种名茶珍藏起来，惟有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家中，才舍得拿出来要让门生亲眼看他拆封，一同共享。东坡说喝了这茶之后顿觉两腋生风浑身凉爽，仿佛进入仙境。他作《行香子》词专咏此事。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篇2：批判苏轼的议论文范文
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光辉夺目的巨钻，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同唐诗并称双绝。在宋代众多杰出的词人当中，我最喜欢的两位词人便是苏轼和辛弃疾。他们同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苏轼、辛弃疾的平生经历和词作创作背景不同。苏轼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的时代，其词的内容没有太多的忧国之亡和愤外族之侵，而是以怀人、念友、际遇、人生感情等题材为多。辛弃疾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如火如荼的南宋时代，烽火连天，哀鸿遍野，他的抗战主张受到阻碍，爱国、救国雄志被扼杀，因而其词作里颇多忧国忧民、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等题材的作品。
苏辛词都具有豪放旷迈的艺术风格，但各有特点。他们的词中，都饱含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的对生活无比热爱和豁达的乐观态度，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同样的豪放风格，在东坡词和稼轩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跳荡流溢着自由奔放，乐观开朗。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与其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苏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稼轩词的豪放风格，常常饱含着辛词所特有的豪壮而苍凉和雄奇而沉郁的个性，他所创造出来的比苏词更为雄奇阔大的意境与他生动而夸张的描绘及想象，构成了辛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苏轼对生活的乐观，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他的词总是那种活泼自然，动荡跳跃，慷慨激昂。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苏词豪纵旷达，随遇而安，性情古雅；辛词生猛用力，气节悲壮，有为国奔走呼号之概，落拓幽怨之容。因此苏轼之豪放词可用“豪壮”二字概括，而辛弃疾之词须用“悲壮”二字概括，人生观不同，气度故殊。
同为豪放派，苏东坡在胸怀上显得广阔，辛稼轩在气力上显得宏大。以《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它们分别是苏轼、辛弃疾的“怀古”名篇。虽同是豪放一派，但词中所表现出来的词风不同。《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两首词在结构上均为“地点+怀古”，主旨上均为托古喻今，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还自我之情愫。不同之处是苏词中抒情多直抒胸臆：“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风格显得开阔明朗、旷达乐观。辛词中抒情多与典故结合，风格显得含蓄蕴藉、激愤沉郁。苏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奇伟壮丽的江山景物，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所构成的宏伟壮观的艺术形象，正是苏轼积极有为的抱负，开阔爽朗的性格，以及他那种不因政治上受挫折而丧失生活兴趣的人生态度的充分反映，是他豪放旷迈的艺术风格的集中表现。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面对滚滚不尽的长江，追缅往事，遥想将来，心潮澎湃。赞扬杰出的历史人物，讽刺苟安求和者，表示了坚决抗金，收复中原的坚强信念，传达出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词中豪迈激越的艺术风格，与苏词“大江东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生活丰富、思想复杂、才华卓越，艺术上成熟并孜孜以求的词人，东坡和稼轩的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化的。除了那些抒发个人豪情壮志的作品豪放奔腾的主流之外，也有许多缠绵潇洒、淡远飘逸之作。苏轼的悼亡词，显得沉痛悲凉；描写农村生活的词，又那样轻快明朗；抒发寂寞情感的词，显得幽冷；描绘复醉三更的词，又那样地飘逸。辛弃疾的词，才兼众体，不拘一格，能刚能柔，纵横如意。他的长调宛转激昂，短调温柔慷慨，或纵横奋厉，或婉丽清畅，他的这种依作品内容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韵致，充分体现了词人卓越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驾御能力，以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
苏轼、辛弃疾词的共同点还表现在他们对作品题材的开拓。他们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放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生活内容。苏轼把过去诗家惯用的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用词来加以反映表达，给词的创作带来更为广阔的领域和勃勃气机。辛弃疾进一步地、充分地发挥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功能，融汇诗歌、散文、辞赋的特长，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正是这种大胆的独创，形成了苏辛词独特的艺术风格。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辛弃疾信奉老庄，他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是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苏辛在驾御语言的能力方面，更见其技艺的高超。前人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有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的诗句的吸收，偶然也运用当时口语，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辛弃疾与苏轼相比，不仅运用古体近体诗的句法，还吸收了散文、骈文和大量的民间口语入词，不论经史，诸子、楚辞、以及杜甫、李白的诗；韩愈、柳宗元的文，往往信手拈来，糅入词中，形成了新鲜活泼的气息。苏轼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首先指的是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体制，向“士大夫化”发展。在苏轼之前的“曲子词”的曲子，基本上是“轻音乐”“软性文学”。到苏轼将词题小序发展起来，做词寓以诗人句法、引议论入词、大量用经、子典故，突破音乐对词体的约束，如《临江仙》。苏词充分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是典型的士大夫词。
辛弃疾“以文为词”，善用古，亦善用俗，语汇最为丰富，而且句式骈散顿挫，语法变化多姿。他所倡导的“以文为词”成功地将辞赋古文的章法、句式以及议论、对话等具体手法移植于词，为散文艺术与词体创作之间打通了道路，扩大了词的表现方法。在用典使事方面，驱遣自如，广博精当，不但善于点化前人的诗句成语入词，而且特别善于化用经史子小说中的语汇入词，显示出熔铸百家、陶冶经史的特色，同时他还大量地运用表现力很强的口语、俚语入词，化朴为美，新鲜活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驾驭语言的高超艺术腕力。
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苏辛词都有其继承和发展。苏轼风可分三类。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代表作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苏轼对词体的解放和对词境的开拓，给南宋辛弃疾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天地。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弃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抗金英雄，维系他一生的就是他的抗金大业，他的词作也大多成为他抒吐爱国之志的载体。《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便是其中著名的一首。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在辛弃疾爱国情怀和豪放风格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风格相近的词人，如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被称为辛派词人。他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具有感慨悲壮的词风。豪放感慨如辛弃疾，但题材不如辛弃疾广阔，风格不如辛弃疾多样。多以议论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弃疾蕴藉。
篇3：李睟光的苏轼哲学批判
[关键词]李睟光；苏轼；哲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131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343063434
李睟光（1563-1628），朝鲜朝中期著名文学批评家。字润卿，号芝峰，生于嘉靖癸亥年二月四日，卒于崇祯戊辰十二月十六日。其一生著述有《芝峰集》31卷和《芝峰类说》20卷，其中，文学批评卷14卷。从韩国古代文学批评情况看，高丽朝的李仁老《破闲集》、李奎报《白云小说》等就对苏轼多有论及，其后也赞誉不断。而李睟光对苏轼的评论与批判，在他对众多中、朝历代诗人及作家的品评中则显得比较深入而全面。在此，我们首先关注李睟光对苏轼哲学的研究方面。
一、李睟光性理学的哲学内涵
在李睟光《芝峰集》中的《采薪杂录》、《秉烛杂记（上、下）》、《警语杂编》、《剩说余编（上、下）》、《薛文清读书录解》、《题蔡子履心法论后》、《题蔡子履中庸集传赞后》等和《芝峰类说》里的“儒道部”、“经书部”、“外道部”中，都有大量的关于哲学思想的文本。
李睟光的性理学哲学是从探讨道学与文章这一关系中开始被提及的。在《芝峰类说·文章部·文》中，李睟光开宗明义阐述了“文章”与“道学”的关系命题。他称魏文帝的“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一身。二者必至于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为“是徒知文章之可贵，而不知道学之犹贵者也”。显然，在“道学”与“文章”这一组关系中，李睟光是更重视“道学”的。而“道学”又称宋明理学、理学、朱子学或性理学。李睟光又说：“文者，载道之器。为文而不本于道，则不足谓之文也。”这是明确地承接二程、朱熹的“文”的功用观的。他又说：“文词者，止于一技，虽工无益。为之亦可，不为亦可。至于修己治人之学，人人当自勉，而不可不为也。”就是说，“修文”与“修学”两者相比，“修文”是无足轻重的，可有可无的。而“修学”（亦即“修道”）却是极为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从以上两个例子可见，李睟光的性理学文学观直接承纳周敦颐、朱熹等人的“道”是本，而文只是“器”、“用”的文学思想观念，所以说，李睟光的文学思想也理当成为“性理学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相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而言，对“性理之说”的研究在李睟光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还把“简以制繁，静以制（致）动”这一程朱理学精髓作为他终生操守的信仰之理念、行为之准则。在《芝峰集》卷二十到卷三十一，李啐光研讨了孔子、孟子、周敦颐、薛文清、韩愈、邵雍、张载、二程、朱子等儒家先贤众说，其探讨的核心术语更多的是“道”、“诚”、“性命”、“守心”、“天理”、“义理”等内容。在李啐光《芝峰集》的几篇名人赞颂中，充分表达了他对性理学的求知过程。他在《动静铭》中，强调“存养功成，浑然天理”；在《主一铭》中，强调“惟进不已，作圣之基”；在《周程赞》中，强调“心主乎静，学主乎敬”；在《朱子赞》中，强调“由博而精，继圣开学”等内容。整合李啐光庞杂的“性理上说”的内涵，大致为：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经世致用”为职责，以“成圣”为目的。尽管如此，李睟光更重视对内心的守诚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却没有建立自己独特的性理学哲学体系。当然，在李啐光对苏轼哲学的探讨中，也并非完全从他的性理学哲学观的角度而展开的，也包含如生命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等众多命题方面的研究内容。
二、对苏轼生命哲学的批判
李睟光对苏轼的全面研究，首先表现在对苏轼生命哲学的批判与探讨上。在《芝峰类说·人事部·死亡》篇中，李睟光说：“苏子瞻曰：‘念有生之归尽，虽百年其必至。惟有文为不朽与有子为不死。’余谓子瞻非达者。夫死，归也，归则无矣。苟至于无，则是身亦非我有，文与子不足言矣。如陶渊明‘聊乘化而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方是达者。”这段话，从小的方面说可以归属于生死观问题，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归属于生命哲学的范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解释宇宙，甚至解释知识或经验基础。解释生命的意义就是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认为世界的价值就在生命冲动或生命泉流之中。同样面对死亡，我们站在生命哲学现代意义的高度俯视历史，俯察李啐光对苏轼生命哲学批判的合理性问题。可以发现，在古代的中国与朝鲜，苏轼与李睟光在大致相同的境遇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苏轼的关于“有文不朽”与“有子不死”之说的是否“达观”（它既是生存态度，又是生命境界）的问题，李睟光是完全从程朱性理学的观点出发的，既违背苏轼的原意也违背苏轼的情感。李啐光企图按照儒学的义理传统，对程朱性理学的“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照本宣科，移植于苏轼生命哲学的思想境界批判之中，甚至把陶渊明的“乐夫天命复奚疑”的诗句内涵也纳入到性理学的义理中来加以佐证。苏轼此言的前提在《谢量移汝州表》（也就是李睟光所说的《谢表》）中说得很明确。即苏轼因为“乌台诗案”第三次（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被贬谪黄州，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其意在虽生活困顿不堪，依然达观自乐。随之被政敌上书再贬汝州。在由黄州到汝州路途中，全家二十余口，举家重病，一子丧亡，已不堪经受迁徙之难，遂上书《乞常州居住表》。就大文豪苏轼而言，生命哲学上的是否“达观”，是以生存哲学为基础的，以有文章永世不朽为追求目标的。与李睟光由程朱性理学观念出发的评判相比，苏轼的“达观”，是以生存哲学为基础的一种更为至深至情、放旷达观的“人情主义”的达观。苏轼在有意识地解构孟子的“善本论”哲学，企图回归诗学与人学相关的“情本论”哲学。苏轼在《说卦》注释中，针对孟子的“人性善”哲学进行了如下解释：“君子贵性与命也。欲至于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溯而上之。夫所以食者，为饥也；所以饮者，为渴也，岂为外入哉？”可见，苏轼是将人的内在的自然欲求作为人性的本质基础，而反对孟子将天道、义理、性命等“外入”的精神需求规定为人的本性。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又说：“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有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性与情，没有善恶之别。情，为性之“有为”、有目的、有内在的感性抒发的自然延伸而已。这里就是苏轼“情本论”的出处之源。并以此为依据，对孟子的“善本论”进行深度颠覆与批判，“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以所见者为性。”在这里，苏轼批判了孟子的以善为性作为人性的极致，揭示出善并不是性本身，也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的本性之抒发。就是说，善，是性的显现，而不是性本身。在批驳了善本论的前提下，又在上文建立了“情本论”的自然需求主体，使情与性、理具有同属于一个层次的相辅相成的主体力量。这种生命哲学的“情本论”，成为了中国传统的人学、文学挣脱儒学、性理学拘囿的表现，使中国宋代文学名篇成为一曲又一曲灿烂的华美乐章。而李啐光对苏轼生命哲学的批判，是完全站在程朱性理学的角度，只是按照固有的儒学“善本论”教条，来研讨苏轼的达观与否，不仅仅是对苏轼的误读，也是对苏轼“达观”所呈现的以现实出发，以生存哲学为底蕴的生命哲学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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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苏轼艺术哲学的批判
在《芝峰集》中，李睟光说：“言，心声也。故即其言，可知其心。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也。子曰：‘辞达而已矣。’达者，达其心之所存也。苏东坡云：‘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见得恐未透。”这段话，就是李睟光针对苏轼有关“辞达”的态度，也是两种艺术哲学观的根本区别。儒家的“中庸”哲学追求尽善尽美，追求无限，追求永恒。而在苏轼这里，不在意于儒家哲学的教条与理性束缚，更在意于诗学中的语言变革与文艺学的灵动与自由。苏轼在《南行前集序》中称自己所作之文时说，“昔之为文者，非之为能工者，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在这段话里，苏轼强调文艺创作的自由属性与感性生命活动的自由规律以及人只有在自由抒发中，才能完成优秀的文学作品即“辞达”之作。有关李啐光所进行的“辞达”之辨的出处来自于苏轼的《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在文中说：“孔子曰：‘言而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为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里，苏轼所说的辞达，是指用自由书写的方式来塑造的美感形象，从而辩证地区别了孔子的“言”及其它文章的内在界限。孔子的辞达，属于理义的辞达（达其心之所存），所要求的是说理透彻，通晓易懂，明确明白。而苏轼的辞达，是审美创作中的畅意的辞达，这个辞达是非功利性的，同时又是能将没有明确性的瞬间易逝的事物化为“了然于心”并“了然于口与手”的描绘与塑造，这是凡“千万人而不一遇”的美感形象。所以，苏轼说：“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可见，李睟光对苏轼的批判是与苏轼原文的出发点不同而引起的误读和发生的歧义。
不论是李睟光还是苏轼的“辞达”之辩，在时下还是可以称之为艺术哲学的，都是对孔子的“辞达”命题进行阐释与质疑的。而今，艺术哲学的核心内容主要在于是否倡导反叛的、反常规的艺术思维和辩证地对待艺术事物，也包含对艺术反传统的反叛思维的质疑以及对历史沿革与各种相应的艺术思潮进行梳理和澄清。这是艺术哲学的基本属性问题。孔子的“言而不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这个命题原意，说的就是：一种表达哲理的话语若不能言简意赅，那么这种哲理的传播也不会久远。对它的基本要求也不过是通晓明白而已。辞达，要求对内（言者）能够清楚地表达出心中所想的道理；对外能够将道理传播到至广至远。这是孔子、也是儒家所追求的明确性、明晰性、目的性的语言要求。语言上不需要更多的修饰与美化，而目的在于清楚地表达出儒家之道的理念而已。而苏轼所反对的孔子“辞达”内涵，更是属于艺术哲学的范畴。对苏轼来说，这个辞达所要求的写景状物抒情，是能活灵活现、形象逼真的，所传达出的是可感知、可描绘、可传达的艺术美感形象。能够成为辞达的，是千万人中难得一遇的，是难以达到、难以企及的。这样的辞达的艺术性，已经超出了它的功能性、使命性与实用性。在这里，苏轼已经完成了辞达的置换。李睟光认为苏轼具有艺术哲学与诗学内涵的见解“见得恐未透”，恐怕是将苏轼灵动的艺术语言又拉转到他的性理学的观念中去了。
四、对苏轼文化哲学的批判
李睟光说：一苏东坡云：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愚谓：意尽而言止者，未必为至言。唯言止而意不尽者，乃可谓至言。故曰“圣人之言简。”这段话，出自于李啐光《芝峰集》的《秉烛杂记》篇。用今天的话说，此文本属于读书笔记，而在李啐光那里，属于性理学哲学读本。在这里，李啐光对苏轼的批判指向是“至言”的具体表现形式。至于“至言”本身，由于它本身厘定的模糊性与各家各个学派所持观点与理解的不同，遂形成属于文化哲学的范畴。对“至言”的传承，至今可以形成以下多种阐释。第一，至言与俗言相对，指高超而高明的言论；第二，来自于庄子《知北游》的“至言不言，至为不为”，在道家那里，以不言为至言；第三，在古代学者那里，指佛、道的精深玄妙的理论，如宋代陈善所说的“老子《道德经》为至言之宗”；第四，同于“直言”，指真实的话；第五，指微言大义；第六，成语有至言不饰。可见，“至言”不仅指向语言、语义的研究内容，也成为文化哲学的范畴。苏轼的“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原文出自苏轼《策总叙》：“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盖有以一言而兴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辍者。一言而兴邦，不以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而言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词。”按照苏轼的原意即“策总叙”，此话是说自己为皇帝献策共25篇，分略、别、断三类。目的在于强调“三日而言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词”，希望皇帝耐心地读完这些治国之策。由于李啐光的这段讨论与批判的话，为《秉烛杂记》的一段完整的段落，既无前言又无后语，只能理解为为讨论而讨论，为批判而批判，以“圣人之言简”引出至言的标准“言止而意不尽”，似乎是诗学的“言不尽意论”与“言尽意论”的讨论命题。对苏轼《策总叙》的引用与解读也有断章取义之嫌。
当然，李啐光对至言的讨论，也引导出苏轼以至宋代诗学“言尽意论”的诗学讨论的命题。即对诗学语言功能、诗学修养的重视。苏轼力图加强语言功能的变革，也使得宋代诗风在中国文学史上矗立起不同于唐代诗风的诗学大厦。还是李啐光所经常关注、经常批判的苏轼与宋代诗文大家们追求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而放弃意兴与气象的审美特性的诗学追求的不解与疑问的问题；也是苏轼宋代诗文变革追求的实质内容：一方面要求诗歌语言与创意的契合，另一方面，造语平实以求语意的平实、语词的工巧、语法的妥帖。最终实现诗歌语言的革命性改造。
苏轼由真情实感出发所引证出的生存哲学，即“有子不死（一子已经死在贬谪之路上）”、“有文不朽”的期待都是他内在情感发出的一种真实的声音。但是这毫不影响苏轼“性之辩，意之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达观自由的生命哲学境界。这个达观自由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真实的生命哲学的内涵。同时，苏轼的“辞达而文不可胜用”是对孔子的辞达的功利性、义理性的反思与反拨，而又回归艺术哲学、诗学本身的审美属性即言能达意、言能尽意的诗学功能的变革与追求。在此，苏轼已经完成了对孔子辞达的儒家哲学向文艺哲学、诗学意义的置换；同时，又对传统诗学的“言不尽意论”的变革，开启“言尽意论”的诗学语言功能的尝试与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苏轼追求的辞达，是对诗歌语言艺术的回归，更具有现代艺术哲学内涵的境界，已经不是李睟光们所能理解的与孔子义理精神相悖的阐释功效。这就是李睟光所要极力探讨与研究的又与苏轼艺术哲学或诗学大相径庭的辞达的原旨原意。
总之，从现代意义上，特别是在生命哲学、艺术哲学与文化哲学方面研究李睟光对苏轼哲学批判上的正误，不免得出如下结论：苏轼是从生命哲学、艺术哲学与文化哲学的角度或揭示生命的真谛，或完成孔子道学的置换功能，或引导诗歌语言功能的革命化改造。而李睟光的误读、歧义与批判，是企图将苏轼的生命哲学、艺术哲学与相应的文化哲学重新纳入性理学哲学的问题中带来的问题。这就是李睟光的苏轼哲学批判所产生的误读性、错位性问题的根本所在。
[责任编辑 全红]
篇4：批判苏轼的议论文范文
朱熹的理学思想和崇尚汉魏古法的书学理论在明代初年正为皇家的政治需要所用。《东书堂集古法帖》中，自晋至元，凡名迹皆广收罗，独独宋人书法之代表苏黄米蔡皆弃之，宋代书法仅收入苏易简摹《兰亭序》一件。
对宋人尚意书风的遏制，及对元代赵孟頫书法的推重。一方面使得元末以来崇拜赵孟頫的书法风气，不仅未像元代文人画风那样因朝廷推重宋院体画而受到重创，反 而得以发展，使赵孟頫书法在整个时代都占据着上风；另一方面，由于反对宋人崇尚意趣的书法观，使书法的发展走上少意味、重功利的方向．明初台阁体书法的滋 长，有着程、朱理学的因素。
在明代，对苏轼书法艺术的贬低，以项穆、谢肇涮为最。董其昌则持扬米(芾)抑苏(轼)的观点。但对苏轼的某些具体作品，董其昌十分赞赏。但他似乎更喜欢米芾。
项穆(公元1596年前后在世)。在《书法雅言》中云：“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模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李，米芾复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择长而师之，所短而改之，在临池之士玄鉴之精尔．”
这段话里对苏、黄、米的排斥是显而易见的，所用比喻更令人觉得色彩浓艳、夸张。但项穆也非一味捧斥，“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指明苏、黄、米毕竟能够进入其评论视野之中。在书中他还说：“苏、米之迹，世争I晦摹，予独哂为效颦者，岂妄言无谓哉l苏之点画雄劲，米之气势超动，是其长也．苏之浓耸棱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皆缘天资虽胜，学力乃疏，手不从心，藉此掩丑．”项穆还是看到了苏、米的长处。而且认为朱熹所谓“字被苏、黄写坏，并笔法悉绝之言，两语皆刻矣．数公亦有笔法，不尽写坏，体格多有逾越，盖其学力未能入室之故也。”指出苏、黄也有笔法，但“逾越”了，功夫还是不到家． 项穆论书同朱熹相近，是从儒家观念出发的，自始至终围绕“中和”二字论书，他称：“评鉴书迹。要诀何存?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以此标准，尚意书法 的创新元素，自然会被看作异端，看作“逾越”，看作“超规越矩”：“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云思无邪，札云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尝见古迹，聊 指前人，世不俱闻，略焉弗举。如桓温之豪悍，王敦之扬厉，安石之蹑率，跋扈刚愎之情，自露于毫楮间也．他如李邕之挺竦，苏轼之肥欹，米芾之努肆，亦非纯粹贞良之士，不过啸傲风骚之流尔。”以此标准，项穆认为：“君谟之书，宋代巨擘，苏、黄与米，资近大家，学入傍流，非君谟可同语也．”他推重蔡襄，当然是在宋“四家”范围内。
项穆主张，如要学米，需。先柳入欧，由欧趋虞。白虞入褚．„„十年之后，方以元章参看，庶知其短而取其长矣．”
项穆贬低宋书，是“事出有因”的，如他自己所说：“自祝、文绝世以后，南北王、马乱真，迩年以来，竞仿苏米．王、马疏浅俗怪，易知其非；苏、米激厉矜夸，罕悟其失。斯风一倡，靡不可追。攻乎异端，害则滋甚。„„子舆距扬、墨于昔，予则放苏、米于今．”
从上面的话里，也可看出明代学苏米者大有其人．
谢肇涮与董其昌一样在宋人中推重米芾． 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琵于自轰一家者多矣．
——谢肇涮(约1607年前后在世)《五杂俎》卷七
在此，谢肇澍对苏黄之书大加否定，言苏字如“堆泥”，黄字更不堪，不知“收”，“返”．
幸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九入，人非生之，岂能师心白甩，暗舍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齐致生此． ——谢肇涮《五杂俎》卷七
第一段话是拿苏轼、黄庭坚与米芾作比较．米芾书法成就的确很高。苏轼评其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黄庭坚评其书：“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一．第二段话讲苏轼临池不够、书论观点错误。
米芾(公元105l一1107年)曾对唐人书法下过功夫，不以为满足，又越唐追晋．他对唐人书多有微词。常口吐狂言，视颜、柳书为“丑怪恶札之祖。”欧、虞之书：“古法亡矣”。张妲书是“变乱古法”。怀素书是“仅趋乎淡为盲医。”他对张旭、怀素书法的评价与苏轼惊人的一致．在书法上，苏东坡以自己多年的学书经验，引导米芾学书应摆脱唐法，以晋人为尚方是。米芾采其意见，弃唐入晋，体会晋书之高雅气韵，进而钻研之，成为研究晋书的专家，对其日后书法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米苏二人相差十五岁之多，但基于二人对文学与艺术的共同喜好，竟能成为相知相惜的忘年之交。
应该说米芾在书法上比较专攻，较之苏轼用力更多，后世学米者甚夥。他们同为宋代尚意书法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也不能说苏轼于书学研究不深，于书法是胡乱涂鸦，一堆烂泥。苏东坡的艺术价值取向与创作心态是和积学深至、不断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相辅相长．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变革求新思想．他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氏的创新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强调法度又敢于和善于超越。苏东 坡在学习传统方面下过很大功夫．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鲁公、杨风 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苏东坡从传统中广泛吸收营养，苏东坡书法中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前辈书家中找到根据。然而苏东坡高人之处在于他能食古而化，知法而变，勇于和善于创新，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学古人轻形求意，明确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极力称扬尚意书风。对尚意书风的追求必然是不计工拙，自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正如欧阳修因为撰修《集古录》，获得了成为书家的有利条件(他说：“余初不识书，因集古著录，所阅既多，遂稍识之，„„”)一样，苏轼在学书过程中，也曾经历了临摹过 程，他曾为黄庭坚临写过多幅颜真卿的字帖．黄庭坚云：“余极喜颜鲁公书，时时意想为之，笔下似有风气，然不逮子瞻甚远．子瞻昨为余临写鲁公十数纸。乃入人 家子孙，虽老少不类，皆有祖父气骨。„„”“又(子瞻)尝为余临《与蔡明远委屈》、《蔡兄濠州刺史》、《侄季明文》、《记军容坐次帖》、《乞脯天气殊未佳 帖》，皆逼真也。“苏轼亲自“操刀”，为黄庭坚临摹示范。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是苏轼诗《题二王书》．古人论学书，讲。质、知、力”。质为天资，知是学养，力指功夫，其中只有学养和功夫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得。人只有在学养和功夫上努力，才能获得书法艺术成就．这一点苏轼是很明白的．
可以认为苏轼之所以笑章子厚，并非是笑他每日临习《兰亭序》本身，而是他认为书法要有创新和自家风貌，不能食古不化，拘泥成法，循规蹈矩．
总之，谢肇涮的一些言论不无道理，但稍显偏颇．再如他说：“书名须藉人品，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停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他把人品问题看得过重，把人品、官德、书品混为一谈了．
东坡书笔俱重落，来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论用笔》。
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
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
自唐以来，未有能过元幸书者，虽赵文教亦于元章叹服日：“今人去古远矣．”今海内能为襄阳书者绝少．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
从纯粹书法艺术(不论文坛的综合地位)的角度来讲，董其昌的说法具有一定道理．米芾在书法上的专攻可能胜于苏轼．他们所走的艺术道路有些不同，苏轼倾向于“顿悟”，更强调“无意”、“意造”；米芾则是“积古出新”，与苏轼比较，更是渐惨得来的功夫，更是专攻结出的硕果．
董其昌还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东坡书有病笔，唐人无此．”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苏轼书法信笔之处是偶或有之的．
二、明人对苏轼书法艺术的肯定与追慕(一)明代“苏体”的追随者们
明代中期以后人们又开始向宋人学习．台阁体只能把书法艺术逼入死胡同，使书法失去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不能称之为“书法”．明中期以后人们开始了反思，开始了对宋代书法的再认识和再学习。例如：
吴宽(1435一1504)的书法传世作品主要为楷行．学苏东坡，似苏字以外一步不窥。王鏊曾《震泽集》云：。宽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这种自得，虽然在外观上未脱去苏子面目，然而他以一种肥厚有重量感的书法，异于苏州 一带书家追求秀丽的常貌，也明显地远离了明初以来染于元人书法的一般面貌。他的书法与沈周一样，有直接单纯只学宋人一家之特点，欲超越宋人是困难的。需要 指出的是，吴宽虽学书东坡，但其书学观尚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之中，其《题宋四家书》跋云：“朱文公论当时名书，独推君谟书有典型，而谓黄，米书有欹倾狂怪 之势。故世俗甲乙日苏，黄、米、蔡者，非公论也．沈启南得此四家书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日；蔡、苏，黄、米。”。吴宽引述了朱熹、沈周的观点，语气中透出认同．这种认识似乎与他本人学苏、黄、沈周相悖。„„所以吴宽的书法认识尚为时代所局限．但他与沈周的书法面貌都直接宋人，其实践确为当时书坛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陈继儒(1558-1639)于书法主攻苏、米，尤喜苏东坡，于苏书虽断简残碑，必极力搜集，并手摹勒石，刻为《晚香堂帖》二十八卷，是历史上苏帖的重要资料。
徐渭(1521-1593)对于宋人的书法，有他独到的爱好，他认为米芾书“潇散爽逸”，“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黄山谷)之匀耳．”„„他评苏东坡云：“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以其人之潇洒，何耶?”关于媚，徐渭在论书中多次提到，对“媚”的认识亦颇有独到处，他认为，“媚者”“姿态”也，“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故大苏(苏东坡)宽之以侧笔取妍”。
如果说吴宽书法一生胎息于宋人苏东坡，那么沈周则专法黄庭坚，为明代中期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重新向宋人学习开辟了新径。
明代在实践中向苏轼学习的还有祝允明(1460—1526)文征明(1470-1559)倪云璐(1593—1644)、吴历(1632一1718)等。(二)“宋四家”及其捧名
“宋四家”中谁居其首?历代书家评论不一．明盛时泰在《苍润轩碑跋》中说：“宋世称能书者，四家独盛。然四家之中，苏蕴藉，黄流丽，米峭拔，皆令人敛衽，而蔡公又独以浑厚居其上．”这是尊蔡者的言论；有贬蔡者，则云，蔡襄本来就是凑数的，本来应该是蔡京，因为他是奸臣才被拿下．
杨加深《北宋“书法四大家”的组成及排序问题考》一文认为：就“苏黄米蔡”的排序来说，除苏黄米蔡的传统捧序外，还有五种说法．即1.主蔡苏黄米说，代表人物有明人徐灼卿清代的钱泳。徐焰蜕：“宋初善书者四家，日苏黄米蔡，愚窃以为蔡当居三公以上．”钱泳说：“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镜；宋人门类少，蔡苏米黄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2．主蔡苏米黄说，以明人沈周为代表．3．主蔡黄米苏说，以清人杨宾为代表。他说：“余则以为苏冠于黄米之前，亦未允当，遂于《书要》更定之日：蔡黄米苏．”4．主米苏黄蔡说，以明人祝允明为代表。《祝枝山集》云：“南宫、眉山、豫章、蒲阳擅声宗室，近时学者，寡师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5．主苏蔡米黄说，代表人物不详。元人宇文谅云：“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家，并驰海内，纵横于夷岛之间，只字片楮不可得„„京北宇文谅。”
以上为诸家对宋四家人员组成及排序的看法，问题集中到三点上：一是蔡为何人；二是“苏黄米薛”和“蔡薛米黄”的冲突；三是苏黄米蔡四人的座次。杨加深分析研究认为，蔡为蔡襄，四人排序应为“苏黄米蔡”。
综合诸种情况审视。苏轼应居首位。这里主要申说一点，即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创造与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碑学方面，由于他的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异于唐代的新风貌，擅为碑者有宋一代苏东坡乃一大家。王世贞评苏书《醉翁亭记》，结法道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之意。赵孟頫谓《醉翁》、《丰乐》二亭记“绵里裹铁”。在帖学方面，苏轼开创了宋代行草的独特风格。在理论上，由于他的寓意说的影响，尚意的观念渗入书家之心，成为创作思想上的一种指向。在社会上，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与感召力，其书艺特色，书学思想影响到一大批人，影响到一代书风。在书学理论方面，苏轼也有独到之处，冯班认为：“东坡谈书皆笃论，过于黄、米。米老喜作快口语，不知者执之，多为所误．山谷只自言其所得耳。”笔者认为，苏轼的书学理论确有开风气和高标独立之处。
这是从艺术水平因素作为依据。参照非艺术水平因素，苏轼艺术全才和文坛领袖的声誉，在宋四家中也会荣登榜首．这个参照因素，有时作用巨大。(三)“态浓意淡”及其他
明人对苏轼书法艺术持褒扬态度的为数仍然不少。对于苏轼墨浓而态肥一点进行辨析和反证的，如：
前辈尝评东坡乏书云温润丰腴，如绵中裹铁，现此信然．学之者，宁可失其绵要得其铁乃可耳．
——张弼固跋苏轼《答钱穆父诗帖》
苏轼书法刚健婀娜，绵中裹铁。刚健指刚直骨气，婀娜指跌宕风采。初学者应从骨力入手，不可过早仿其丰姿。
世传苏文忠喜墨书，至有“墨猪”之诮．而此实用淡墨，盖一时革草弄笔，而后世遂宝以为奇玩．„„
——文征明(1470—1559)《甫田集》卷二十一
苏东坡偶用淡墨，让人惊奇．
赵松雪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浓墨，太浓则失笔意。”然羲之书，墨尝积三分，何也?东坡真迹，墨如漆，隐起楮素之上．山谷齐谓其用墨太丰，而风韵有余．然则松雪所云特楷书耳，行书则不然． ——李日华(1565一1635)《六研斋笔记》卷四
李日华认为行书是可以墨浓一点的。墨浓而风韵不减。
王世贞(1526-1590)在《艺苑卮言》中评宋人书：苏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戡。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行草稍自解构，虽有墨猪之诮，最为淳古．王世贞不仅重古法，也同样重视书法的意趣．
坡公书内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于拙，特为秀伟．公诗有云：“守骏莫如跋．”盖言其所自得于书者如此．此卷为北归时答谢书．予所见公遗迹，独鬈楚讼帖》用笔与此相类．彼似少纵，而此则稳重，皆可想见纯棉裹铁也．„„ ——娄坚(1567一1631)。《学古序言》卷二十三
绵中裹铁是苏轼自己的书法艺术追求，娄坚认为苏轼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董其昌评价《新岁未获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云；“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益不免墨猪之论，惟此二帖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张孝思评价《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讥之可也。”张王二人评点甚当。
李日华比较薛绍彭。与苏轼书法说：
薛绍彭书法从《兰亭》秀整绵密中入，譬之道脉，则中行之士也．而变化雄杰之气笼少，是以不能不逊苏，米．现其监太清宫，见二苏上清词，悦之，不自挥翰，盛求坡书以入石，则其服膺眉山深矣!„„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一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height=114> akesmallpic(this,600,1800);” height=55>
篇5：批判苏轼的议论文范文
这是卡尔·马克思在1895年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做的序言，马克思以其极为缜密的思维，向我们著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生活条件，言辞犀利，直切要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在其生产生活方式中所进行的一些社会性活动，并将其以压迫、剥削人民为主的生产方式予以批判，极具哲学思想，意蕴绵长。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以前，进行了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由此才制定了经济学说原理，十多年的研究取得的成就对于人类来说意义重大。在此，我们必须向这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他引领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前，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仅仅是人类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美好理想。如此虚幻而又遥不可及。但在此之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但直到他们去世，经过后来者对其主义精神的不断补充与阐发，才形成这一现实的、真正意义上的、由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体系。
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
存冲突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在这一文中，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如下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反之，“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且这生产关系是客观的，这是政治经济学说中毋庸置疑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原理最基础，最真实的政治经济理论。
同时，马克思用这一关系剖析了社会革命的由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社会制度等生产关系必然要跟上生产，这可以参考用马克思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论来解释矛盾双方漫长艰辛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革命之时各类先进人士的奉献牺牲，才有历史发展前进中的曲曲折折。
马克思在序言中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代最主要的两种价值观，也是当代最基本的两种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对人类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这两种划分对应关系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应于“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共产主义社会对应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由此，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目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世界各国难以逃脱这一基本存在方式，必然中国也不例外。事实是，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的确出现了特殊形式。封建社会没落之后，中国没有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中，具体社会制度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本质上不同于经典的资本主义，完全有理由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向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迈进创造十分发达的生产力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一部分任务。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共存于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既对抗又传承。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虽然错综复杂，但两者的共存占现实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都是现实的，都有其合理因素。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程度，贫富差别是目前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还不可能上升到现实主导地位。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必将逐渐的取代资本主义。并且，人类社会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几代、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甚至是流血牺牲。
在序言中，马克思还提到，在考察变革时，必须时刻把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区别开来。他说：“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即是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值上升时期，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并没有成熟。豹窥一斑，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自己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他在序言中多次提到“自己弄清问题”。真正做学问的人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再否定，而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汲汲于发了多少论文等形式主义。现下社会过于浮躁，马克思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序言》一共四页，其中马克思对自己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研究经过作了一页的叙述。他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么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因而，我想推及自身，学知识，做学问，必须做好经历炼狱的准备，我们做不了哥白尼、马克思，我们可
以做个真正的读书人。
同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待思考问题，凡事多问几个问什么，深究其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多学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利于我们的个人成长，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因而我们可以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与思考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