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的历史功绩

2024-05-03

李济深的历史功绩(精选8篇)

篇1:李济深的历史功绩

万古法圣的千秋功业

摘要:商鞅,一个中国历史进入新篇章的开创者,战国史最后的胜利者,大秦帝国的奠基者,他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商鞅的千秋功业在后世无人能超越他,是中国历史最后的变法集大成者。孝公常有,而商君却是旷世之才,商君之后,中国历史就没有出现过如商君之才者,谓之万世之强臣。本文从商君的历史轨迹讲述,商君的千秋功业。

关键词:商鞅 变法 功业

一、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卫鞅处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年代,其人本想在但是魏国建立功业,奈何魏王不识人才,适逢孝公的招贤令,卫鞅入秦,观察秦国当时的环境,提出强秦九论,说服孝公变法图强。当时秦国在战国前期处于西方蛮夷之地,中原不愿与之交往,秦地文明开化较落后,国际上,当时是秦国处于“天下卑秦”和“天下分秦”时期,卫鞅和秦孝公,这对金牌君臣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坚持变法图强,东出函谷。

笔者认为,卫鞅和孝公在当时是整个社会孕育出的新鲜的血液,他们应历史而生,为大秦最后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奠定了基础,他们才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识始皇,而不识孝公和卫鞅者,是一种遗憾。

二、变法的内容

卫鞅在秦国十九年,共进行两次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也改变了战国的格局。变法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百姓的国府的信任,所以就行成了著名的“徙木为信”的典故,改变了百姓对国府的信誉。而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内容:经济上如1.废井田,开阡陌;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3,统一度量衡。经济上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社会关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封建社会的繁荣。政治上如1.废除世袭,奖励军功,使得地主阶级强大起来,打击了奴隶主阶级,使得后来秦国军事实力强大,从“夷狄之地”到“虎狼之国”;2.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使得秦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郡县制对后世影响至今。当然,商君并非神,推行的秦律里也有许多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是极不民主和人权的制度,但是,如果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制度的秦法合乎情况,对秦国在短短20年左右从“天下分秦”到“天下惧秦”转变奠定稳定基础。

三、历史评价及认识

首先,对于许多学者和教材上均喜欢用上积极和消极的评价功能,笔者对于这种模式并不苟同,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罪的评价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下去思考去评价,而不是现如今的许多学者和教材都喜欢用上现代人的思维和价值去评价,这种评价模式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误导。

商鞅的历史评价到底是什么呢?商鞅之后,对于商鞅在历史功绩上的评价有是什么呢?从许多历史的文献中,对于商鞅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当然对于太史公的评价,有可能受到儒家的思想的影响,因为法家和儒家处于对立面的;《旧唐书》里甚至将商君评价为酷吏;贾谊评价商鞅: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在中国历史从尊儒术后,对于商君的评价贬总是多于褒,儒学者不敢正视商君对于中国历史的作用,甚至将愚民加于商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学才是真正的愚民之说,也是贪赃枉法的理论,因为纵观中国历史从战国到清亡里,就只有秦不是因为贪赃枉法而腐败的;也有人把秦快速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商鞅及其所代表的法家,那是对法家的不了解,法家用刑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只是最后统治者没有利用好而已。

最后,笔者觉得正史对于商鞅的历史功绩没有系统的整理评价是一种遗憾,笔者认为对于商鞅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其对秦的影响,不能用现代人的思想强加到对其的评价,笔者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在走向上的开拓者,他才是大秦帝国建立的奠基者,是战国思想中最后的胜利者,他的变法和他的法家思想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变革的需要,对社会成功转型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为秦国在“乱世用重典”做出了重要的作用,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为秦国的“平时用中庸”提出构思。但是其不应为秦快速灭亡买单,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篇2:李济深的历史功绩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没有人不知道他。他好大喜功,一扫汉代对匈奴的屈辱态势,维护了中国的边疆安定;他重视文教,重用儒生,让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两千年主流;他也有很强的欲望,在封禅和求仙活动中耗费大量财富,把文景之世积攒的财富花的一干二净,他晚年后悔自己年轻时候的政策,亲自下罪己诏,承诺不再劳民伤财„„汉武帝的历史功绩究竟如何去评价呢?

汉武帝以前的汉代历史,是相当屈辱的,匈奴窥视汉朝的财富,隔三差五就入侵中原,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汉政府也没有解决匈奴问题的良方,只好与匈奴和亲,但和亲只能换来一段时间的太平,匈奴的入侵还是不能避免。经历了汉文帝、景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以后,就决定解决这一问题,他重用卫青、霍去病等人,对匈奴发动了数次战争,经过三次著名的战役,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终于打败了匈奴人,开拓了我国西域的疆土,我们可以说,没有汉武帝的军事政策,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辽阔疆土。而借此一举,中华文明和中亚、西亚乃至于欧洲的通道就此打开,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我们今天能吃到的胡椒、哈密瓜、葡萄等食物也是从西域传入的。然而战争是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的,汉武帝的征伐,耗尽了汉王朝积累的财富,为了开源,汉武帝允许了卖官鬻爵,也允许犯法者用钱赎罪,这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恶政,而老百姓也忙于供给战争,最后许多自耕农破产,沦为奴隶,社会内部的动荡不安因素正不断增长。

雄才大略的皇帝,多半也是猜忌心重的人,汉武帝也是这样,他总怀疑有人会暗中陷害自己,为了不被暗箭所伤,他宠幸江充,对一切可能危害到自己的事情进行调查。而江充恰好和当时的太子刘据有隙,他担心汉武帝年高,去世后会受到刘据的报复,于是利用了汉武帝的猜忌心,他宣布宫中有妖气,这妨害到汉武帝身体的健康。而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他进入宫中搜查。江充在宫中挖地三尺,声称自己找到了太子诅咒武帝的木头人,上面写满了大逆不道的言论。

刘据本与武帝关系较远,担心江充陷害,就假传圣旨,逮捕江充并将他杀死。他又征发长安城的卫卒,打开武器库,造成长安城的混乱。顿时流言四起,有人说太子造反了。而汉武帝听后大怒,命丞相镇压太子的“**”,丞相刘屈牦不断增加兵力,最终双方大战于长安城,死伤数万,刘据兵败逃亡,后拒捕自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而事后的汉武帝,逐渐明白这场**是由江充诬陷太子开始的,而太子刘据是不得已起兵自卫,为此他后悔不已,清算了当时镇压叛乱的许多人,包括丞相刘屈牦也因此被杀。这样一场闹剧牵连了许多官员,汉代的国本也因此动摇。为了表示对儿子的思念,刘彻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又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以表示自己的后悔。

晚年的武帝,为自己早年的政策深刻反省,公元前89年,他下了一道罪己诏,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他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承诺以后将回归到安定百姓、休养生息的路线上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公元前87年,汉武帝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将政事委托给大将军霍光后安详离去,享年70岁。

班固在《汉书》中对武帝如此评价:“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当然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积极的,但他也指出,汉武帝不够“恭俭”,给百姓的恩泽实在有限。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这就对汉武帝的缺点予以了直接的揭露,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汉武帝安定国家、开疆拓土的功业,也应该对他好大喜功、猜忌他人的缺点加以批评。

“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雄猜之主的命运就是如此,身后总有无数的赞扬与批评,这也许就是历史本身的魅力吧?

总的来说,汉武帝有以下功绩:

政治上:削藩平乱,颁布推恩令,加强监察制度,政治大一统。思想上:推行儒学教育,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军事上:北击匈奴,解除北部边患。

篇3:普利策《世界报》的历史功绩

《世界报》促进美国政党报刊的衰弱和廉价报刊的兴起

1883年, 普利策《世界报》标志廉价报纸取代政党报纸成为报刊的主体, 这也促进了传播理念从“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变。《世界报》的办报宗旨是“华而不实, 空头支票是一文不值的。我不想作任何许诺和保证, 只希望公众能注意”。当有人谴责它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时, 普利策辩解道:“有人情味的和危言耸听的消息是扩大销售量所必需的手段, 在发行量得到扩大之后, 编辑们就可以吸引读者注意高质量的社论和新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报道, 以此来制造健康的公共舆论。”正如约斯特在其《新闻学原理》中写到的:报纸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可售性。普利策创办《邮讯报》和《世界报》都是以个人资本介入的, 没有接受任何党派或社会团体的财政支持, 他要摆脱负债累累的困境, 实现他的办报理想, 必须考虑提高发行量。

1892年, 普利策《世界报》发行量超了37万份, 在当时拥有这么大发行量的报纸可谓凤毛麟角。这缘于普利策准确的受众定位, 其受众观念较之政党报纸有了很大的改变。1880年~1890年的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 总移民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6%。多数移民没有阅读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语, 但几乎都想学习和沟通。《世界报》将这些新移民作为自己争夺的目标受众, 依靠适合这些读者阅读水平和口味的方式来扩大发行量, 赢得经济上的独立, 并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

《世界报》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大胆实行新闻改革, 丰富了媒体传播功能

《世界报》大发展时期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普利策顺应时代要求, 对《世界报》的新闻业务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如大量采用图片、多行标题、大字号, 新闻写作多样化, 增加新闻特写等, 进一步活跃了报纸版面, 增强了报纸对民众的吸引力, 这一点已为现代报纸所承袭。普利策刚买进《世界报》的时候, 负债累累,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报纸的头版登出了跳呼啦圈的舞女。普利策知道赢得读者的窍门, 他能把所有的新闻写得津津有味, 在他的报纸上, 政治一面的内容不占主要篇幅, 因为他要拉拢那些不看报纸的人。当时, 纽约移民持续增加, 但新闻界却忽视了这些人。他们大多是下里巴人, 几乎没有阅读能力, 因此, 只有那些最简单的表达人类基本情趣的文章才能吸引他们。普利策喜欢用简明精练的句子、灵活多变的动词、体裁紧凑的文章, 他在标题的制作上更是别具一格。“把文章缩短, 再缩短”, 这是他对旗下新闻工作者经常提的要求, 同时他还要求手下人写东西必须能使读者动情, 写标题、写故事、写评论时必须立意新颖。《世界报》广泛运用各类新闻图片突出大字标题, 有时是套红的大字标题, 用大幅的犯罪、色情照片和各种插图和木刻画。世界报社是当时最早大量运用图片的报社之一, 它的种类繁多, 有政治漫画、犯罪新闻现场图解、火灾及其他灾难素描等。

《世界报》记者进行了采访方式的大胆创新和尝试, 同时还酝酿出早期的“新闻策划”。《世界报》的女记者内莉·布莱曾装疯混入纽约拉克威尔岛的疯人院, 进行了体验式采访。她逃出后撰写了系列文章, 揭发疯人院的种种黑暗, 在当时引起社会轰动。诚然, 她的这一行为有违法律, 可是这一大胆尝试对于新闻工作者采访实践不无启示。《世界报》早期的“新闻策划”还是缘于女记者内莉·布莱。1889年, 内莉·布莱做了一个最具危险性的活动———只身周游世界, 她要看自己能否以少于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世界》的时间环球旅行一周。当内莉·布莱乘船、骑马、坐火车日夜兼程时, 《世界报》不仅每日刊登她的旅行路线、沿途报道, 还举办了猜谜有奖比赛, 赢者可免费旅行欧洲。大肆炒作吸引了约100万人参与, 纽约市内人人关心布莱小姐能否回来。最后内莉·布莱以72天6小时11分01秒, 少于80天的时间胜利地完成周游世界的冒险。她的这一举动轰动了公众, 为《世界报》制造了新闻, 也就诞生出早期的“新闻策划”。《世界报》的这些新闻改革打破了“政党报刊”时期媒体一味强调政治宣传功能而忽视其他社会功能的状况, 大大拓展了媒体的社会功能。受众接触媒体不仅是为了得到指导, 还需要娱乐, 以及一些诸如天气预报、外汇比价、商业广告、声明或启事一类具有公共服务性的信息。

利用报纸推动改革、关注弱势群体是《世界报》责任意识的体现

普利策在《世界报》的社论中提出了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十条措施, 并推荐给政治家们。这十条改革措施很得人心, 今天, 除了第六条外, 其余的几条都成为美国的法律。但是, 人们难以想象在1883年那个年代, 提出这样的措施需要怎样的勇气和魄力。《世界报》自始至终抨击那些“上层阶级”、“暴发户”和“假贵族”的丑恶行径。普利策从开始办报那天起就一直为改革而奋斗。密苏坦太平洋公司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 《世界报》给予支持。《世界报》还发起过反对美孚石油公司和贝尔电话公司的专利垄断、彩票舞弊、一个警官胁迫少女、纽约州民贪污犯罪、市议员受贿等讨伐事件。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谈到媒体的环境监视功能, 他认为媒体传播应肩负起社会“瞭望哨”的作用, 通过警戒外来和内在的威胁, 满足社会的常态性活动。普利策《世界报》的上述类似报道在揭露社会问题, 同情平民发动运动的同时, 也实现社会整合, 协调社会关系, 起到了“社会雷达”的作用。这也正是《世界报》的社会贡献和积极意义。

篇4:“字同音”的历史功绩

中文汉字五千年前就产生了,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更因缺乏一个皇帝提出要“字同音”的规定,所以虽有几万个汉字产生并运用,但许多字的读音却各地不同。汉代发明的“反切”注音方法,能分析一个字音为两个简单音素,但还是借用不同汉字来代表的音素,并没有创造出代表声音的符号。到后来,又细化到将反切上的字归纳成36个“字母”(这是模仿印度的“梵文字母”),但还是借字表音,难以说推广全民族的字同音。

机遇从海外传来。17-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为了了解中国,自然先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17世纪初利玛窦就进行拉丁文与中文的对译,19世纪初的英国人马礼逊编纂了《华英字典》。外国人在学习中基本掌握住中文的形、音、义各方面特点,把经过他们加工的、容易与西文对应的中文语法表述方法传给了中国人。改革家梁启超在1896年著文日:

……吾师南海康长素先生,以小儿初学语之声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为母,自发凡例,属女公子编纂之,……窃私喜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958年9月1版,P8)

他的号召和朝廷的批示,引来一批先行者的尝试努力,如1900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方案等。一些地方学堂,开始试用各种学习汉字音的新方法。这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早期尝试,从汉字音入手的尝试,很自然,也必然,可以说至今未断。

名词“国音”重现

古汉语中就有“国音”一词,早在晋朝翻译佛经中,就出现“外国音”、“众国音”词组。在南朝谢庄写的《鹦鹉赋》中有“审国音于寰中,达方音于裔表”(见扫叶公司古典文献库)。

1913年,“国音”被突然高度使用,北洋政府教育部积极参与,成立“读音统一会”。与会的代表观点可分成三派: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派。其所用的观念,以吴稚晖在1908年提出的见解为代表:

……盖文字有二职:一为志别,一为记音;中国文字志别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记音之一事。……最要者,当先刊字典一册,即如日本所翻印之中国字典;字付音训于其旁,凡小学读本及通俗之书报,莫不如上文所云,增付切音字之音训。……(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发表于1908年7月25日,引自《吴稚晖学术论著》,梁冰弦编,上海合作出版社1926年1月再版,P328)

会上讨论定音的方法,也是吴稚晖提出来的:

附注字典,其道甚简。……特设一三个月之短会,延十八省所谓能谈“之乎者也”之名士,每省数人,每天到会半日,书记将字典揭开唱曰:“一”,候大家议定官音,当注何音;又唱曰:“丁”,又候大家议定当注何音。每日注三四百字,有如“庭”音既定,则“廷亭停”可不复多议,故三月内必可讫事。决议之际,苟无十死不通之经学大师在内,不将古音等横插无谓之问题,似解决亦无所难。……(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发表于1909年6月26日,同上书,P293)

1913年5月7日大会决议:“国音字典改名为国音汇编。”因为“国定字音,关系重大,本部须斟酌尽善,始能颁布施行,与私家传布者不同”。(转引自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1版,P26)所以暂不用“字典”而用“汇编”。但用“国音”一词来作为大家努力目标是一致同意的,并且也审议注定6500多个字的“国音”,也就让清末年间的方案融汇到一起。当年底王璞先生受命将这些字编辑的《国音检字》出版,该书体例是同音字的汇编,汉英图书馆发行。书前有姚华、蔡璋的序言。

“国音字典”的缘由

《国音字典》由吴稚晖在1918年首先在上海起草。其将原先审定的6500多字(以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为基础选定),再增添6000余字,以及科学新字等增600余字,共13000余字。并且按照《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定名为《国音字典》。吴先生当年到北京,邀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共商,两夕而定,交由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出版。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到20世纪初才有了对汉字的统一定音,汉字初步同音,标音也用统一的字符。

《国音字典》一出版,立即由南京高师教授张一士引发“京国问题大纷争”,争的焦点是读者的标准问题。“京音派”主张标准是北京本地人,而“国音派”则倾向1913年的“国音汇编草”。双方争论激烈,1920年12月,由“国语统一筹备会”指定的“国音字典校订专员”钱玄同、黎锦熙等人专职研究商定,刊布“修正国音字典之说明”及“字音校勘记”,再由教育总长范源廉以部训令形式公布。1921年6月出版订正的《校改国音字典》,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方案在实用中,问题多多。

1923年的国语统一会第五次大会上,一些学者又提出各种修正案,并且指定27人为“增修校正国音字典会会员”。1926年12月,12册的增修国音字典稿大致完成。由于经费等各种问题,这本第三次的“增修”本没有正式出版。

1928年成立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中设立“增修国音字典股”,来执行具体“增字”与“改音”的任务,编成油印本7大册,成为《国语同音字典》的初稿。1932年编成《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

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普通辞典股”做主任的汪怡先生,除了在1937年编辑出版《国语辞典》外,抗日战争期间,还拥有该处积累的300万张文字卡片。于是他将前述第三次的《增修》本稿本,重新调整,督导同人,连编带注,继续订补,终于在1949年8月出版第五次的《国音字典》,收录12230余个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印作黎锦熙主编)。

当年主要参与者黎锦熙先生曾有评论道:

过去的国音字典,……无论三次已出版公布的和一次仅成稿的,……就体裁方面说,都应该叫做“国字音典”,而不必叫做“国音字典”,因为“字典”是要有注解的,……这部民三十七年“国音字典”的名称,……才算是真正的“字典”了。(黎锦熙:《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序,商务印书馆1949年8月1版,P9-10)

《国音字典》类的语言工具书

“国音”是当时专用的新名词,是以国家名义商定的新概念,并且是要与注音字母等合用定音,因此各个民办出版社开始在书中,共同摆出官方色彩。除说明该“国音”的来龙去脉以外,还普遍在例言中详细列举使用方法和状况。例言后还附有1918年和1919年,由教育部长傅增湘署名的部令75号和32号的全文,即注音字母表。(《校改国音字典》“例言”,商务印书馆1921年6月1版,P1-24)该书目录还是完全按照《康熙字典》214个部首,也分12卷排列。

另外,一种新形式的语音工具书,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即用当时的新技术产品留声机片来学习汉字国音。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中华书局,由陆衣言主持,1920-1921年问开始印制“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说明书本;另一家是商务印书馆,1922-1923年间,由赵元任主持,开始印制“国语留声机片”及课本。我手头有《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该书的“缘起”中写道:

我们中国言语不统一,是大家都知道都感著痛苦的。我们中国的字典,有许多字,甲音乙,乙仍音甲;虽然有反切,但是各地读音不同,仍旧切不准,查来查去,到底不知道读什么;这也是大家都知道都感著痛苦的。因为这两个缘故,所以要统一国语;因为要统一国语,所以要统一读音;因为要统一读音,所以要注音字母。(《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陆衣言编,中华书局,1921年10月1版)

还需要提到《中华新韵》(《中华新韵》,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12月1版),它是将国音推行到诗韵中的工具书。元明清的中国诗人作诗是需要诗韵来协调,但历来争论颇多,根源还是发音没有规范所致。因此当有了国音,就自然运用来做新韵的规范。在该书前是教育部布告社字第37834号,其中写道:

惟自七年公布注音符号,用代反切,工具渐精;廿一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悉循平音,标准确立,本部特于民国廿九年七月廿六日,召集国语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推定黎锦熙、卢前、魏建功三委员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分部十八,各别四声;斟酌古今,权衡文质。

为了实现字同声的历史愿望,当年中国书生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过学术性论争、论证、协调,终于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始全国性尝试,为汉字添加了学习辅助性工具,提供了各种国音字典。虽然其中问题多多,但这新事业在中华民族运用近百年了。

篇5:华盛顿的历史功绩的经典故事

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它位于大西洋岸的波托马克河畔。其实,在年以前美国并没有这样一座城市,它是美国人民为纪念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而专门建立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是多么崇高。

年月日,乔治·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他自幼丧父,只继承了少量的田产和个黑奴。岁的时候,就去西部作土地测量员,后来又在俄亥俄河流域领做过土地买卖,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华盛顿成为当地有名的大种植园主。

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北美殖民地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英国为战胜法国,竭力争取北美大种植园主的支持,年,弗吉尼亚总督答应把万英亩土地给参加反法战争的富人,华盛顿积极参加了英国方面对法作战,指挥弗吉尼亚地方武装英勇战斗,屡立战功,协助英军把法军赶出北美。但战争结束后,英国却立刻翻脸,宣布西部土地为王室私产,不准垦殖。这一禁令使华盛顿一下子丧失了万多英亩土地,从此,他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坚决反对者。

年月日,波士顿人民在列克星顿打响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北美各州人民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了。

年月,北美个英属殖民地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时,波士顿义军正和那里的英军激战,华盛顿立即骑马出发,于月日抵达波士顿,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给英军以严重打击。

在战争初期,美军打得非常艰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临时招集来的农民,衣服破烂不堪,没有武器,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根本不像一支军队,另一方面,美军的后勤供应也极度的困难,士兵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有时一连五六天吃不到面包,只好吃马料,在寒冷的冬季,有许多士兵不得不赤脚行军。

相反,他们的对手英军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后勤供应充足。所以,美军一败再败,纽约等要塞相继失守,到年月,连首都费城也被英军占领,有些意志不坚的将领竟率兵向英军投降。

篇6:触摸历史脉搏,追忆往昔功绩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我叫任晓婷,现担任乌兰夫纪念馆的讲解工作。我执着,但不偏执,因为我愿意看见我的坚持换来最完美的结局;我自信但不自负,因为我愿意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做到。我热爱生活,热爱我的讲解工作,因为我知道要想朝气蓬勃的致力于任何事业,首先要心中充满爱,正如我所知道的乌兰夫同志一样,心怀大爱、襟怀坦荡,成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触摸历史脉搏,追忆往昔功绩”。当我们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时,便会看到在地图的上部有一块狭长的,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的区域,它看似一只矫健的雄鹰,振羽展翅,雄踞在祖国的北方,这就是美丽富饶的内蒙古自治区!当太阳从它的东端升起,它的西端还沉睡在甜蜜的梦乡中;当南端已是春风送暖 芳草萋萋的阳春季节时,北端还是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那雄伟的大青山,魏峨的贺兰山,莽莽苍苍的林海,浩翰无边的草原,让人感叹不已。

可是我们是否还记得,曾经,狼烟烽火使内蒙古遍体疮痍,干戈玉帛让内蒙古四分五裂,内蒙古在骤雨般的马蹄声中走过。万里关山隔

月,鼓角争鸣里,知音断琴;千年风雨峥嵘,天地沧桑中,憔悴酡颜。血红的残阳涂满伤痛的记忆。迷了途的马儿,在大野上嘶鸣;飞散了的孤雁,在苍天里呜咽。就这样一片辽阔而又悲怆的草原孕育了一位开创草原新纪元的伟人——乌兰夫。

说出你的名字,总感到温暖,回想你的功绩,总让人敬佩,风雨同舟你和草原人民心相连。乌兰夫同志是一位蒙古族共产党员的老前辈,“乌兰夫”是蒙语的名字,可以译为“红孩子”,乌并非其姓,兰夫亦非其名,有人称他为兰夫同志,则是误称,“乌兰”同意为红色,不能拆开,犹如内蒙古一词字义不可分开,区域更不能分割。

回首70年前,抗日战争结束后,内蒙古自治运动在东西部地区迅猛发展,却又各行其道,没有统一的领导,造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如何把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成了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关键。为此党中央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委派乌兰夫同志回到内蒙古去开辟内蒙古新的道路。

1946年3月,乌兰夫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亲赴承德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就内蒙古统一自治问题进行会谈,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极具艰辛的任务!因为当时的东蒙古人民自治代表坚持主张“独立自

治”,并由内蒙古人民革命领导内蒙古自治。自治运动要统一于东蒙古人民的自治政府,也就意味着东蒙古不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自治道路,领导权存在严重的分歧。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内蒙古也面临着分裂割决,永远没有统一的局面。但是乌兰夫同志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坚决反对东蒙代表的主张,乌兰夫同志深知:内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和自治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自治运动必须走平等自治的道路即民族区域自治。会议谈话中,双方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乌兰夫同志严肃而又明确的提出: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同全国革命一道发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内蒙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自治运动才能取得胜利!会后,乌兰夫同志与东蒙代表进行谈话,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无数个昼夜的努力工作,双方终于在自治运动的方向道路、领导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取得了共识。1946年4月3日,双方代表举行了正式会议,这就是永载内蒙古革命历史的“四三会议”。四三会议成功的解决内蒙古东西部统一的问题,结束了内蒙古长期分裂的历史,使蒙古民族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路,乌兰夫同“四三会议”紧紧联系在一起,“四三会议”的成功,饱含了乌兰夫的智慧和心血,展现了他灵活求实的领导艺术和稳健刚毅的革命胆略。“四三会议”的成功,使

内蒙古东西部的广大地域连在一起,扩大了解放区,其作用超过千军万马。“四三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的一个巨大胜利,这一胜利应该记头功的就是乌兰夫。

乌兰夫同志为内蒙古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革命情怀与博大的胸襟就如同那充满生机的草原生生不息。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我们豪情满怀,一轮朝阳光芒四射,满天红霞映照草原。

篇7:浅论历史英雄与社会功绩

参考书目《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托马斯·卡莱尔著 本学期我有幸选修了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樊建政老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从中了解了解放后的中国,并领悟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变迁,对此,我也课外阅读了由英国学者卡莱尔的著作,从历史伟人的事迹去看待当时的社会,并反思如今,或许,这也是为啥我选这本书的原因吧。

卡莱尔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坛的一位巨擎,在他的著作中,既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又有对资本主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因此,他的著作对研究社会历史学有着深刻的意义。正如卡莱尔在书中所说:“唯有高尚的人才会发现和歌颂高尚的东西。“所以,今天,我来做一回高尚的人吧,来评价与歌颂历史上那些名人事迹。

这本书上叙述的英雄有很多,例如神明英雄,先知英雄等等,我都一一略读,但是我认为我应该重点评书的,是帝王英雄和文人英雄。

第一章帝王英雄

对于帝王英雄,顾名思义,便是具有帝王的特性,而与历史上封建帝王不同,本书讲述了克伦威尔与拿破仑,这两位引导近代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的帝王统帅。一位领导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另一位,则延续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果实。(由于法国大革命与中国近代革命有点类似,所以我决定重点讲述拿破仑及其时代。)

正如书上所述“法国大革命和社会剧变的来历,因为人们让太无能的人去掌管国家大事。我们要为法国大革命欢呼,法国大革命对那个虚伪枯竭而矫揉造作的时代,正是一部启示录。”的确,正是应为封建君主的无能而不顾民生,才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而大革命的延续,正是拿破仑这样的英雄去抵御外侮,捍卫大革命的果实。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就当时的法国,甚至还不如。清末统治者的虚假内阁,皇族内阁严重违背了民意,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从而也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所以,以旧制度来看,一个社会的安不安定,也与统治者息息相关,如果这类统治者不关注民生,那根本称不上帝王英雄。

当然,在大革命的环境中,“英雄崇拜”我认为是一件重要也是必要的事,毕竟,因为崇拜,所以跟随着这位英雄走,如果道路是对的,那就等于平定了社会。卡莱尔在书中讲:“即使人类曾经创造的种种传统,办法,信条和社团都消失了,英雄崇拜将依旧存在。英雄必定要降世。英雄像一颗北极星一样透过层层云雾尘埃以及形形色色的激流和火灾为人们指引方向。”

中国自辛亥革命后结束了君主统治,又在解放后迎来了新的社会,但在六十年代到如今,社会道路并不是平稳的,从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可以看出,中国的整个社会是在发展与进步的。

第二章文人英雄

文人英雄也算是英雄,尽管他们不拿刀枪,但他们用精神去引导世界。因为精神决定物质,所以文人英雄必定被我们认为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人物。这样的人可以是众人的灵魂,所有人都照他的教导办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人英雄也能引导社会。

本书中介绍了约翰逊,卢梭,彭斯这三位文人,而我也不打算一一评论,只重点讲一下卢梭吧。书上如此评价卢梭:“尽管他有很多缺点,我们在这里仍称他是英雄,是因为它具有英雄的首要特征,他有由衷的诚挚。这种诚挚极为罕见当时没有一个法国哲学家可以与之伦比。”的确,卢梭的思想是革命的,甚至是激进的。卢梭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这也成为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根本。

第三章联想

我看完这书,也并不是把所有名人都诉说一遍,我之所以看这本书,也有一定的原因,那就是作者通过叙说历史英雄来反应当时的社会,从了解当时的社会来看待如今的社会,这或许是本书和毛概息息相关的原因之一吧。

我特别喜欢看历史,从历史中,更能看清如今的社会。拿破仑之所以是帝王英雄,如今还有那么多人崇拜,包括我,正是他击退了五次反法同盟,保住了法国大革命;卢梭之所以是文人英雄,因为他的思想已超越所有,“天赋人权”即如今人人平等的意蕴。

我是个90后出生的上海人,我因此经历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从浦东开发开放,到如今上海正努力建设四个中心。从中,看出了社会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学系

孫裕斌

篇8: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研究

一、历史背景

新疆古代亦称西域, 西汉以来, 西域一直与内地联系密切, 是中原的附属地区。公元前101 年, 西汉政权在西域设置了使者校尉, 公元前60 年, 西汉政权正式在乌垒设置了西域都护[1]127。此后, 中国历朝历代政权都一直在西域设官建制, 长期行使对西域的地方管辖权。进入清代以来, 西域的民族势力一直蠢蠢欲动, 与国外分裂势力互相勾结, 狼狈为奸, 一直窥视中原, 以待时机, 寻求独立。乾隆年间, 西域的民族势力大小和卓发动叛乱, 乾隆派出大兵征剿, 很快收复了西域的全部土地, 并将西域正式更名为新疆, 寓意故土新归。1864 年, 乌兹别克族的明格部统一了其他各部, 建立起了“浩罕”汗国。1865 年初, 浩罕国军事首领阿古柏率兵入侵新疆, 他软硬兼施, 恩威并重, 很快就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七城, 并自封为“洪福之王”。随后, 阿古柏继续兴兵作乱, 攻占吐鲁番后, 又翻越天山夺取乌鲁木齐。至此, 新疆全境已尽归阿古柏所有, 新疆局势万分危急。新疆地处中亚东部, 是我国与中亚和印度交通的必经之路和军事重地, 如果扼住了新疆, 也就扼住了我国西出的咽喉和门户, 为此, 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侵入中国的桥头堡, 皆虎视眈眈, 势在必得, 千方百计想分裂新疆。于是, 阿古柏就成了他们竞相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尤其是俄国, 一方面利用阿古柏实现其军事和战略阴谋的同时, 另一方面又悍然出兵侵占新疆伊犁, 对伊犁地区实行血腥残暴的殖民统治, 新疆全境风云突变, 人民遂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 清朝自嘉庆以来, 国力日渐衰微, 国内矛盾重重,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统治阶级之间互相勾心斗角, 使清政府焦头烂额, 自顾不暇。尤其两次鸦片战争, 外国殖民者都是通过海路而来, 所以面临此次新疆危机, 清政府内部说法不一, 争论不休, 甚至出现所谓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是海防派, 他主张舍弃西北, 专注东南, 他提出“:新疆不复, 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 则心腹之患愈棘。”[2]40而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则认为:“俄国侵吞西北, 日甚一日, 我师迟一步, 则俄人进一步, 我师迟一日, 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 莫此为甚!目前之计, 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2]42当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对局势更是了如指掌, 洞若观火。所以, 他极力主张海防和塞防二者并重, 皆不可偏废, 绝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2]43, 他言辞切切, 忠心耿耿, 意志坚定, 措施得当, 力主武力收复新疆, 在朝阁之上甚至与李鸿章争得面红耳赤, 说到激动之处, 不禁老泪纵横, 这让慈禧太后和满清权贵们十分动容。最后, 清政府经过反复商讨, 权衡利弊, 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和主张。1875 年, 清政府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 全权负责督办新疆军务。

二、收复经过

虽然清政府大力支持武力收复新疆, 可是当时局势却急转直下, 加上很多不支持武力收复新疆的大臣们的暗中阻挠, 收复新疆可谓困难重重。当时, 左宗棠已经年过六旬, 身患重病。他曾在致部署的信中说“:本拟收复河湟后, 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 西顾正殷, 断难遽萌退志, 当与此虏周旋。”[3]49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 左宗棠置个人安危宠辱于不顾, 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1876 年, 左宗棠亲率三路大军开始进入新疆。在经过对局势的仔细分析和论断后, 他决定采取“先北后南, 缓进速战“的作战方针, 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 然后挥师而上, 攻占了吐鲁番, 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左宗棠军纪严明, 秋毫无犯, 一路之上得到新疆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当地各族人民甚至纷纷拿起武器, 加入战斗, 痛击阿古柏军队。在天时地利人和皆有利的情况下, 左宗棠的大军势如破竹, 锐不可当。1877 年, 清军收复喀什噶尔, 阿古柏兵败身亡。至此, 除了被俄国侵占的伊犁以外, 新疆重新回归祖国怀抱, 捷报一传到中原, 举国欢庆, 全民沸腾, 清政府也十分满意。

而在收复伊犁的问题上, 左宗棠则显得颇为谨慎, 他深知沙皇俄国一直穷兵黩武, 以对外扩张为能事, 如果伊犁问题处理不当, 很可能引发中俄之间更大的冲突, 到那时, 自己的努力不仅会毁于一旦, 清政府也可能因此遭受更大的损失。为此, 他殚精竭虑, 夜不能寐, 食不安寝, 权衡利弊, 终于有了周全之策。1887 年底, 左宗棠正式奏报朝廷, 他提出收复伊犁, 必须要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方是万全之策。如果外交手段不能收复伊犁的问题, 到那时在再采取军事手段, 也不为迟晚。他的奏折一到京中, 清政府就进行了反复的研究, 最后认可了他的意见。1880 年初, 清廷派出特使曾纪泽赴俄国就收复伊犁问题专程进行谈判。谈判过程异常艰辛, 沙皇俄国蛮横无理, 多方要挟, 但曾纪泽有礼有节, 不卑不亢, 坚持原则, 据理力争。此时, 左宗棠在国内也对谈判翘首以望, 但他深知弱国无外交, 外交的胜利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 他一方面通过书信指导曾纪泽谈判, 一方面上书清廷, 请求备战, 以防不虞。经过艰辛困苦的谈判过程, 1881 年正月, 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共同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 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

三、历史功绩

1.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阿古柏穷兵黩武, 苦心经营新疆多年, 而且得到了沙俄的大力支持。但是, 左宗棠1876 年兴兵讨伐, 1877 年就收复了新疆除伊犁以外的所有地区。阿古柏自恃勇猛, 可是在左宗棠的大军面前, 好似以卵击石, 不堪一击, 未经一年, 就兵败身死。同时左宗棠巧妙通过外交途径, 与俄国签订了条约, 促进了新疆全境的收复。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当时清政府强大的陆上军事实力, 这一举动有力地警告了民族独立势力和国际分裂势力, 清政府的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 并非软弱无能, 任何分裂清政府疆土的行为都将得到严惩, 有力地震慑了民族独立势力和分裂势力, 维护了清朝疆域的完整和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

2.促进了新疆地区发展和民族团结。左宗棠在率兵西征之时, 军纪严明, 秋毫无犯, 深得民心和百姓爱戴。他指挥部队一路进军, 一路上修桥筑路, 栽植树木, 大军过后, 几年之间, 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广袤戈壁变成了茵茵绿洲, 凡是湘军所过之处, 一路上道柳连绵不断, 枝拂云霄, 遮天蔽日, 被当地人民亲切地赞为“左公柳”[3]46。除此之外, 左宗棠在平定新疆时期, 除了用心军事行动, 也十分重视新疆当地的发展和建设, 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情况, 他亲自组织人马帮助当地兴修水利、修筑道路、垦田植树, 并将许多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到了新疆, 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 他建议清廷在新疆建省, 更加明确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管辖关系, 对后世影响可谓巨大。在抗击阿古柏的历次战斗中, 当地人民不畏艰险, 自发参加战斗, 与清军并肩作战, 同仇敌忾, 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 建立了融洽的民族关系。后人做诗称赞左宗棠的功绩, 诗曰“: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渡玉关。”[2]45

3.展示了左宗棠的爱国情怀和政治智慧。在当时社会动荡, 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和局面下, 左宗棠力排众议, 力主武力收复新疆, 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的, 如果不是对国家忠心耿耿之人, 是绝没有这番胆气和魄力的。尤其, 当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 原本打算告老还乡, 且体弱多病, 一路之上, 风餐露宿, 饱受军旅之苦。可是他却不以为意, 为了鼓舞士兵们奋勇杀敌, 英勇报国, 同时也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一腔爱国情怀和对清廷的一片忠诚, 一路之上, 他命令士兵抬着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棺椁走在大队人马的前面, 告诉众人自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展示了自己誓死杀敌报国、抗击外辱、收复失地的必死之心。此举一出, 军心弥坚, 上下一心, 清廷上下无不为之侧目, 全军上下无不为之动容, 为收复新疆创造了极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左宗棠这种过人的胆气和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 有力鼓舞了清军的士气, 促进了新疆全境的回归。林则徐对左宗棠的评价颇高, 他说“:东南洋夷, 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 舍君莫属!”[4]23左宗棠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功绩可见一斑。

摘要:左宗棠他少小聪慧, 胸怀大志, 勤奋好学, 博览群书, 在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 国力日渐衰微、国内矛盾重重的形势和局面下, 他毅然出兵平定新疆之乱, 为维护祖国统一和疆域完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功绩,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啸.国内五十年来左宗棠在西北活动研究述评[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8 (2) .

[2]高中华.试论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荒实践[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 (3) .

[3]彭大成.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响[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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