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污水治理工程（共6篇）
篇1：乡村污水治理工程
某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汇报材料
**地属**国家绿洲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区核心区和**万亩高原夏菜基地核心区，区位优势明显。2019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X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X万元以上。2019年12月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一、“治理”为先，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
近年来，该村大力实施治理能力提升工程，聚焦党建引领，切实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步伐。一是以“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为工作指南，把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作为支部建设的用力点，围绕党支部建设标准化7个方面42项内容，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固定党日、发展党员、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以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为抓手，大力实施产业党建计划，新培育党员创业先锋7名，建成党员创业基地4个，党员带头创办专业合作社3个，扎实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任务落实，真正实现了“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的目标。二是依托“4+12”党员精准量化管理平台，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每月逢“8”党员学习议事制度，使党员受教育面达95%以上。定期开展“固定党日”活动，结合全域无垃圾创建和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由党员干部带头，集中开展公共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帮助困难群众发展生产、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持续推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制度，对农村党员实行“分类施策”，引导党员参与村级公共事业，确保党员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作为。三是推进“三治融合”，实现乡村治理健康有序。将法治、德治、自治融入乡村治理各项工作中，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共治共享。坚持法治为本，增强干部法治为民意识。定期举办“法治讲堂”，通过入户宣传、村民代表会议、普法讲座等途径，以法律“七进”为载体，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加大治安巡逻力度，开展矛盾纠纷精准排查精细化解，加强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突出平安建设。坚持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以身作则，积极引导群众弘扬道德正义、破除低俗陋习，提高《村规民约》的针对性实用性，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持续推行“四议两公开”自治模式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使群众主动参与村民自治，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民主协商格局。
二、“产业”为基，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升级
大力实施特色农业强优工程。一是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按照“三区”（玉米制种机械化工作区、无公害高原夏菜种植培育区、现代设施农业试验示范区）发展思路，形成了特色鲜明、布局合理、品质优良、效益显著的产业支撑体系。采取村“两委”联党员、党员联群众，群众自愿入股、集体经营的模式，依托江苏朝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市**润康农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建成占地130亩的高效智能化日光温室115座、连体钢屋架大棚10万平米，钢屋架小拱棚350多座，发展绿色有机蔬菜基地360多亩，培育玉米制种基地4300亩，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促农增收奠定了扎实的发展基础，形成了“种植业引领，多产业融合”的产业联动发展新机制，全村的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实施土地整理，建成4300亩制种玉米高标准农田，全部配套滴管等灌溉设施，玉米亩产达2450元以上，优势特色产业收入占到农民收入的70%以上。二是围绕主导产业建立产业协会和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将资源、资金向主导产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聚集，把农户增收的意愿和闲散资金凝聚在一起，有效盘活农村现有资源，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发展产业，实现股份相聚、产业相融、农户连心，激发发展活力，形成“党委牵头、政府搭台、合作社参与、农户受益”的新局面，为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厚植潜力，走出了“科技支撑有力、链条配套完善、群众抱团发展、合作共赢谋福路”的产业振兴新模式。至目前，已建成**市**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富民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等规模以上的专业合作社3家，发展家庭农场3个。三是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按照抓培训、促输转、增收入的思路，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积极组织自身条件达标、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参加全镇党员冬训、劳动力技能培训、全区新型职业化农民培训班11批次，累计培训X人次，完成实用技术认证X人，评定技术职称X人，与**市**劳务输出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合作，劳务输转劳力X人次，实现劳务收入X万元。
三、“环境”为要，建设幸福美丽宜居乡村
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行动。一是以“整洁美丽，和谐宜居”为目标，通过 “向上争取、群众自筹、政府补贴”的办法，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建设的方式，新建建筑面积在160—220平米的特色民居51栋102院。建筑风格为上下两层，前后两院，一楼供老年人居住，配套厨房、餐厅、洗手间等设施，二楼供年轻人居住，配套书房、观景台等设施，后院种植花草等观赏植物和绿色蔬菜，营造了一家三代共同居住、舒心悦目、其乐融融的人居环境。二是引入城市社区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统一规划，争取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X万元，配套建设道路、水电、排污、供暖、绿化、亮化、娱乐、卫生、购物、垃圾分类储运等基础设施，切实改善了全村农村生产条件和居住环境，全面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指数。三是开展农村环境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厕所无害化、垃圾减量化、污水管网化、村庄整洁化、废物资源化，全民动员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按照“一箱一点一站”的标准，严格落实“户分类、社收集、村集中、镇转运”管理模式，配备1个生活垃圾地埋式集中收集站，13个垃圾分类收集点，486个垃圾箱，配备固定保洁员13人、社队轮值保洁员230人。建立环境卫生区域划片责任制和每月四次集中整治及每月一次集中检查的长效机制。目前，在比较集中的**村住宅中完成150户水冲厕所改造，剩余的304户分散社平房完成生物厕所改造，确保户用厕所普及率100%。
四、“文化”为魂，树立乡村文明和润新风
大力实施文化繁荣兴盛工程。一是扎实开展文明创建行动。充分利用学校、文化广场等宣传阵地、乡村大喇叭、村社微信群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落细。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民趣味运动会、演讲比赛、“乐在农家”广场舞比赛、农民丰收节等活动18场次。二是实施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工程。加强群众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五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传承和弘扬优秀家风家训，以良好家风引领农村社会风尚。邀请区级道德模范开展“诚实守信”、“孝老爱亲”为主题的道德讲堂2场次；结合七一党建活动日，表彰了一批五星文明户、孝老爱亲模范、好媳妇好婆婆，褒扬乡村新风，努力在全村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三是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为弘扬乡风文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制作道德文化墙，依托“一约四会”等群众性组织，坚持正面引导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常态长效整治不良习俗，重点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
篇2：乡村污水治理工程
梁家河村乡村治理工作简介
一、基本情况
梁家河村位于石堡镇政府驻地南9公里的川道，辖3个村民小组，216户717人，近年来中，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为基础，强化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以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无邪教村、十个没有平安村、零发案村为抓手，强势推进扫黑除恶工作深入开展，使得各项社会事业齐头并进，成为石堡镇乡村振兴的典范。
二、强化基层基础：
坚持党建引领，示范带动，实行支委包村组、党员包农户，包宣传、包辅导、包提高的三包责任制；推广“菜单式”普法，将群众的疑惑解决在家门口；树立文明户、平安家庭、遵纪守法户等榜样，辐射带动周边，共建和谐平安。
三、深化普法宣传机制：
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聘请陕西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村法律顾问，每个月定期到村值班服务1天，免费为群众提供政策法规宣讲、矛盾纠纷化解、合法权益维护等法律服务，为村重大事项的决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前置防范关口，保障村务管理依法进行。
讲好一堂法制课：由包片领导、镇司法所人员、村第一书记精心准备教案，每季度进行一次法律知识讲座并现场答疑解惑。自七五普法工作开展以来，共举办法制讲座7次，受教群众1100余人次。
广辟普法教育资源，弥补农村普法教育资源的短缺：充分利用党员远程教育系统资源广，更新快，贴近生活的特点，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学习，把法律知识与科学技术传播同步进行，增强村民民主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观念。
每户培养一名法律明白人：通过六五期间的培养，我村已有126户有法律明白人，在“七五”期间，我们将继续培养看得懂、讲得出、能熟悉运用法律法规的农村“法律明白人”,依法维权，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
四、丰富社会治理手段：
矛盾纠纷排调常态化：坚持普法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发生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方针，达到预防为主、积极化解的目的。
加强民主监督,提高村组织管理民主法治化：采用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以村民监督为主的方法，敦促村干部依法履职，进一步完善了村务管理。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布《举报奖励办法》，广泛动员群众，广辟线索来源，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举报窗口，印发电话举报卡，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
开展“十个没有”平安村创建活动中，公示创建目标，营造创建氛围，使“十个没有”深入人心，让群众自觉成为创建主体；为各小组治安信息员每月发放50元补助，进一步消除线索盲区；强化巡逻制度的执行，采取定期巡逻与临时巡查相结合的办法，鼓励群众邻里守望，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篇3：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论坛
贺雪峰:当前乡村规划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解决乡村规划的确定性, 即能否确定一个自己的乡村规划, 特别是区域的乡村规划, 前提是乡村的房屋产权、宅基地、土地制度和人口要有确定性。第二是具有旅游价值和开发价值的农村, 应如何开发。第三是未来村庄会不会消失的问题。
今天讲农村离不开两个概念: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一般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讲, 粮食安全是站在国家战略角度。对于农民来讲农业是很重要的收入, 没有农业收入, 将近9亿人无法在城市安居, 其最后是否可以进城, 还是未知数。乡村规划是把国土部门的意见释放出来, 开放探讨, 而且不仅只针对技术层面, 因此非常有必要。
杨贵庆:首先, 快速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乡村规划建设和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觉得乡村规划建设更多的是乡村自治的问题, 村民自己管理的事情, 我国目前还有50%的人在农村, 而且亦工亦农的人也非常的多。从长远的经济结构看, 乡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没有支付。
其次, 乡村规划、产业经济和空间文化三位一体的指导思想, 因为产业经济是造就的基本, 社会文化是灵魂, 传统文化、地方文化, 甚至包括宗教文化, 村民自治等都应该作为主体。要正确处理这三者发展的关系, 空间环境的发展, 应该采用地方的经济, 反映地方社会文化的体征, 反过来, 产业经济的社会化发展要有科学合理化的布局和技术的引导。
第三, 乡村规划有三适的过程, 适合环境, 适应技术, 适宜人居。我国地域广阔, 地形地貌差别非常大, 经济收入文化差异也非常大, 所以分类指导非常重要。
第四, 乡村规划是创造性的、创新的工作。而且, 我认为, 乡村规划是通过城市规划来呈现的。
李京生:我国的乡村发展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 发展的问题。在城镇化背景下, 乡村内测性发展对于本土资源潜力的挖掘是非常重要的。乡村潜力的发挥建立在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基础上。乡村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 以及乡村自身的文化价值和景观价值逐步被社会所认可。
第二,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公平的问题。我国乡村社会目前存在各种各样不同利益环节, 农户、政府、投资商之间存在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第三, 乡村治理的问题。由于城乡之间的空间联系已比30年前紧密得多, 乡村治理成为主要趋势, 包括居民生活改善等。资产安全是居民生活改善的前提。
第四,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对于农村基础设施, 尤其是生产方面的投入要加大, 不仅要投钱, 还要投人、投智力、投体力, 应当组织大量的人下乡参加义务劳动。
栾峰:首先, 乡村规划应该有自己的方式, 不能照搬照抄城市规划模式;其次, 我们在做乡村规划的时候要做什么, 怎么做;第三, 乡村规划要因地制宜, 不一定要一村一品, 也不能千篇一律;最后, 要动员所有力量去研究和探讨乡村规划应该如何做。另外, 我认为, 乡村规划如果不跟国土部门合作互动, 很多工作无法开展。法律法规和规范都要到位, 乡村许可管理一定要简化, 要多学科进行沟通交流, 扩大乡村规划的能量。
叶红:乡村规划最终会变成社会中的一种制度, 要促进村庄自治。当前, 我国的村庄建设急需科学的规划。乡村规划应当以满足自上而下的可管理的技术储备为基础, 同时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包括规划本身也应该有包括法规体系、编制体系和实施体系的规划体系, 以高质量的乡村规划, 来促进高水平的村庄自治。最终实现村庄规划的自主化,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让村庄具有适应和发展的能力。
王竹:新农村建设是复杂艰难的, 不仅在于经济和技术, 更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和理解上的误区。我归纳出五个问题:一是用劲过猛, 导致“千村一面”。二是“一村一品”, 导致品位低下。三是一味追求时髦, 导致乡村不可持续发展。四是建设时一切推倒重来。五是在规划时不能很好地尊重专业意见。
乡村风貌的建设要遵循大地区内“大协调, 小丰富”, 并不是盲目追求“一村一品”。规划时应该保证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语言, 而不是一味拷贝城市, 拷贝祖先的建设成果。
何兵:以成都灾后重建为例, 提出乡村规划第一要关注人的重建, 为村民提供相应的文化场所;第二要重总体, 关注实际的建设效果;第三要注重协同和继承。同时, 在强调历史文化传承、风貌统筹的基础上, 要考虑社会生活问题, 考虑旅游业与农业等产业的发展问题, 要重视民众参与和规划之间沟通交流环节。
陈雯:针对乡村发展我们的基本想法是想让传统乡村做转型, 让整个乡村的价值提升, 让居民过上幸福生活。其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农业的价值、村民的价值和村庄的价值。怎么去提升?我认为必须把三个产业嫁接到农业中, 耕种是第一产业, 加工是第二产业, 交给农民把产品卖出去的方法, 让农业的价值体现出来。其次是村民, 教育也好, 各种方法也好, 让村民的素质提升到跟我们一样, 平等的交流, 有尊严的交流。第三要把村庄做整个环境的改造, 让村庄更舒适。
郭继青:目前, 我国农村基层发展的环节非常薄弱, 乡村规划建设和乡村发展存在以下六方面问题:一是经费投入不足, 导致乡村规划推进无序。二是乡村规划质量不高, 个别区县规划编制与乡村发展不符。三是乡村规划可实施性不强, 导致新农村建设和项目实施、推进阻力非常大。四是乡村发展方向不明确, 存在耕地不足等问题。五是村庄建设缺乏特色, 甚至个别乡镇存在不按规划实施, 或者随意更改规划的现象。六是村民缺乏规划意识, 导致村庄住宅建设呈现散、乱、差的问题, 乱搭乱建现象普遍。
俯瞰四川九襄
建议编制乡村规划要求, 规范规划成果, 强调乡村规划师在贯彻乡村规划中起到的积极意义。建议具有规划建树和规划能力的乡村规划师驻扎在乡镇, 改变乡镇缺乏规划方面人才的现状。
施通才:我认为农村的建设好与不好, 一方面取决于规划师的规划, 另一方面取决于自己的建设。我认为, 规划师在给村庄做规划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这个村老百姓的生活习性。在村庄建设的过程中, 我认为有五点比较重要, 一是要成立自己的班级;二是要宣传发动, 形成氛围;三是要制订方案落实政策;四是要深入研究, 确定项目;五是要筹措资金, 开工建设。
付海涛:我认为, 现在的规划是强制性, 农民根本不需要这样的规划。我希望在做农村规划建设的过程中能运用一些现代技术体现农村传统的东西, 做出农村的味道, 让我们的农村走得更长久。
朱伟:前段时间针对都江堰某猕猴桃产业园区产业规划的汇报, 管理人员提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 产业规划要有利于土地的管理;第二, 规划如何为农民带来更多收益。针对以上要求, 我们在乡村规划中介入GIS平台。众所周知, GIS在城市规划中应用成熟, 但在乡村规划中涉及较少。所以在前期我们做了大量数据收集工作, 包括对作物种植、土地使用、交通等方面数据的采集, 进而建立数据平台。同时我们应用GIS选址功能, 对其进行产业链条的打造。此项规划主要为农户服务, 所以要达到三产互动, 真正为农户带来实惠。在乡村规划过程中, 我们发现防灾减灾是乡村建设的短板, 所以要注重避灾场所的规划。希望能通过GIS技术平台, 使多相关学科交叉, 从而进行合理的乡村规划。
篇4：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
费孝通先生写作《乡土中国》时，不仅农村，甚至整个中国都可以算是乡土熟人社会。现在，虽然中国大多数地区仍是农村，农民还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昔日农村已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地方已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村庄不断被纳入到市场之中，许多农民不再是“捆在土地上”，城市中的许多现代性因素也都逐渐进入农村。农民的生活逻辑因此发生改变，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都呈现日益多元的趋向。
在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近现代革命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介入到农村中，特别是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了一整套连结和组织农村的机制。1949年初，为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积累，国家逐渐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制度，从农村汲取大量资源。人民公社解体后，由于还有许多农业税费，国家对乡村的治理基本上采取的还是索取型的方式，从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在农村引发了许多非常突出的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干群关系非常紧张，“三农” 问题也在这个时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由于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建设的目标基本实现，从2001年开始，农业税费改革开始进行，到2006年国家做出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决定，从此中国农民告别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与此同时，国家还开展了新农村建设运动，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前的资源提取转向资源输入，如粮食直补、低保、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新农合等。乡村治理的这一巨大转型带来了一系列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乡镇体制改革由此提上日程，基层政权呈现“悬浮”状态，农村基层组织的运作逻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
一、当前乡村治理中的问题
1.农村公共服务缺位
第一，村庄内部搭便车现象严重。在很多农村，在公共品供给问题上，虽然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某项方案，但依然可能有村民不出钱，只要有一个人不出钱，就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不出钱，最后，不少公共品供给计划都因为出现搭便车者，用于公共品建设的钱收不上来，公共品建设计划从而落空。此外，在公共品的使用和维护上也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有些地方村庄向泵站买水分区灌溉，但有些农户不愿出钱，等着别人抽水的时候搭便车，有的因为引水的渠道会通过自家农田，他就会设法从渠道里漏出一点水流到自己田地里。久而久之，就可能有更多的人不愿出钱抽水。
第二，过度市场化问题突出。现在许多地方撤销了原先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七站八所”，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但由于农村许多公共服务工作所具有的异于城市公共服务的特点，按这种思路，一方面，可能很难有足够的能较好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服务供给者；另一方面，农民对于这些公共服务的购买成本也很高。这会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衰退。湖北省从2006年开始在全省推广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咸安经验”为底本的乡镇事业单位“以钱养事”改革，这种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只要农民需要，市场就会供给；市场若不供给，政府可以花钱为农民买他们需要的服务。但根据我们在湖北农村的调查，几乎没有人认为这项改革是成功的，绝大多数乡村干部都认为这项改革的指导思想错误，效果糟糕，用湖北京山县水利系统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来讲，那就是“人心改乱，优秀人才改走，资产改光”。
第三，国家资源输入方式不对路，条块问题突出。现在国家对农村的资源输入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要么将资金直接发到农户家；要么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普遍实行项目化管理，都交由各职能部门办理。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各职能部门在发挥“条条”的作用，而很少有村社集体起“块块”的作用，基层组织不掌握什么可以支配的资源，没有办法对农民进行有效组织以使用和维护公共基础设施，这也导致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无法与国家投资方向较好衔接。
此外，目前农村的非物质性公共品的供给、管理和服务的问题也非常突出。目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缺乏非物质性公共品的供给。现在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农村的非物质性公共品需求快速增长，需求结构也随之变化。但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只着眼于经济建设，对非物质性公共品供给有所忽视。
二是非物质性公共品的供需严重脱节。农民最清楚自己对非物质性公共品的当前需求甚至长远需求。但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送法下乡”等非物质性公共品供给基本上将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排除在决策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物质性公共品的合理供给，造成真正符合农村需求的非物质性公共品的大量缺失。
2.农村文化建设真空化
目前，各地对农村文化建设没有予以足够重视，造成农村文化建设真空化的状态。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非常低，近年来不断回落。
如表1所示，2006年到2009年，农村文化事业费年均增幅高于城市文化事业费，但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比重远低于城市的文化事业费。
201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323.06亿元，其中农村投入116.41亿元，仅占36.0%。以2009年为例，各级剧团农村演出场次74.1万场，平均每村每年看不到半场戏。
文化建设真空化使当前农村不少问题在加剧：
第一，农民闲暇生活空虚。以前农民闲暇与劳动和交往密切联系，现在的闲暇则从劳动中分离出，成为个人性闲暇，缺乏公共性和社会性作用。过去，农民闲暇之际会互相串门以打发时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随着市场经济影响、现代传媒进入、社会流动加快以及村庄经济分层等社会分层扩大，村民间心理距离日渐扩大，习惯、爱好逐渐多元化，串门越来越少。在电视普及以前，许多地方村庄还有戏曲表演和放电影等公共文化生活。从1990年代起，随着电视的普及，村庄公共文化活动越来越少，许多农民闲暇时光越来越难打发，从公共文化活动交往中所感受到的村庄生活的乐趣也越来越少，在消费主义刺激下，农民的现实生活和意义世界的紧张加剧。
第二，老年人自杀数量不断攀升。近年来，老年农民的高自杀率以及自杀率的高速增长令人震惊。以湖北京山农村为例，1980年到2008年，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和自杀比重高速增长，从2000年左右开始，增长速度尤为迅速。老年人自杀问题日益突出，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农村都有不同程度体现。我们在全国各地25个村庄获取410起自杀个案并进行了统计。（如图1所示）
3.干群关系疏远
首先，乡镇干部与群众关系疏远。以前，乡镇干部驻村，与群众打成一片，克服官僚主义，及时了解村庄情况，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纽带，有助于国家对村庄的有效治理。从1990年代初期起，乡镇干部工作方式经历从“驻村”到“坐班”的变化。取消农业税后，虽也有包村干部，但不怎么进村，进了村也不怎么与农民打交道，很少深入了解情况。目前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事情都有细碎性、临时性、突发性、阶段性、复杂性等特点，这都需乡镇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深入了解民情才能较好解决，否则，有些问题越积越深。
第二，村庄干部与群众关系疏远。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干部离村化。干部离村化是指村干部不在村，逐渐使得村基层组织只成为一块空牌子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以湖南省临武县为例，该县村干部离村的有98人，因合村并组而离村的占12%；因家庭生计而离村的占24.5%；因城镇化逐渐往城镇而离村的占45%。村干部离村化给基层治理带来很大挑战。村干部离村，使本来就缺乏与农民打交道途径的国家面对村庄治理时更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及时准确把握基层事态，使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形同虚设以至瓦解，可能在一定时期使某些地方村庄失序，进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二是村委资本化。这种现象在一些较富裕的村庄比较普遍。以我们在江西陈村的一个调研案例为例。徐某是村矿石厂厂主，他和矿石厂其他股东想在2010年时获得村矿石厂下一轮十年承包权，为获取民意支持，打算从提供村庄公共品开始。他们为村里做了两件事。一是筹资重修村庙五皇阁，二是筹资修建通往镇上的路。这两件事为徐某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再加上其经济实力雄厚，由于业务上的关系，他经常与镇领导接触，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他于2008年参选村委会主任并赢得选举。选举过程中，他还邀请各组长、村民代表及各家族里有威望的人到县城“吃饭旅游”，所有这些费用均由股东分摊。他担任村主任后，又开始筹划村级公路路面硬化事宜，他与股东合伙获得带资修路的中标权。这是资本投资权力的第一轮回报。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很可能演变为沿海发达地区广泛出现的“富人治村”局面，进一步提高村庄事务参与的门槛，偏离基层自治组织的服务对象，破坏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
4.农村社会灰色化
第一，乡村“混混”日益支配村庄秩序，成为村庄中的“超级权势”，改变了村庄秩序生态。暴力和经济利益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成就了混混对村庄秩序的支配。在日常摩擦和纠纷中，村民频繁求诸混混，村庄生活逐渐去道德化。在乡村混混的“超级权势”前，处于原子化状态的村民只能忍受屈辱，村干部和村集体也显得软弱无力。
第二，混混成为“最有面子的人”，成为村庄人际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有村民说：“在80年代，要是谁家里出了个流氓混混，全家都抬不起头，亲戚朋友见了人也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不说在外面混一混，就是蹲监狱都成了一种荣耀和资本。”不少地方还盛传这样的民谣：“读书苦，读书累，读书不如去做黑社会，有吃有喝有票子，还有女人陪我睡。”纠纷的解决常取决于双方所找混混的力量对比，乡土逻辑发生变异，出现村庄熟人关系陌生化的现象。
第三，混混成为“有才无德”的村干部，“好混混”逐渐成为体制内的村庄精英。虽然这些混混常会干一些不正当的事情谋求个人利益，但由于他们“有才”、会办事，乡镇政府对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税改前，乡镇政府常借助混混完成收税任务。税改后，乡村基层组织能力遭到削弱，村民对村庄基本公共品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但国家大量资源流入农村，这些资源常需村干部到上级争取。那些关系广、能力强的乡村混混就利用这些机会，在为村庄争取到项目资源的同时，自己从中谋取大量利益，这就更便于混混提高村庄政务参与门槛，控制村庄政治舞台。
乡村灰色化带来了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结果。目前，农民并没有随着国家对农村资源输入的增加而加强对基层政权的认同，相反，下乡资源中相当大的部分被混混控制，农民的不公平感油然而生，进一步抱怨基层政府，对基层政府认同度不断下降，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使国家乡村治理目标难以达成。取消农业税之后，收税任务虽不存在，但治理钉子户、水利设施的管理和经营、农地的非农使用等治理需求依然存在，而在这个过程中，混混讲求的是好勇斗狠。在我们所调研的湖北荆门等地区，80%以上的村集体水库，都被混混（或与混混有近亲关系的农民）承包进行渔业养殖，一般农民承包会遭到混混骚扰。
5.上访问题突出
1990年代以后，上访数量居高不下。近年来上访事件日益增多，从2005年起形成新一轮上访高潮。税改后农民上访急剧增加的趋势在农业型县乡有一定普遍性。以湖北省荆门市桥镇信访数据为例（如表2所示）。[1]
目前，诸多上访问题中以两点最为主要：
一是基层政权弱化导致的治理型上访增多。在河南省和平乡，1978年至2008年，农民上访数量逐年上升，而税改后的2005年至2008年的3年上访数量就占30年上访总量的60%（如表3所示）。[2]
从表3来看，19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农民负担、村组财务等治理型上访为主。2004年后，以土地调整、村民纠纷等治理问题所引发的上访为主。这表明，目前居于主要位置的上访问题多是由于乡村治理问题引发。这主要因为从1990年代开始，乡村组织权力逐渐弱化，特别是税改后，基层治理权力遭到严重削弱，常规治理职能无法有效实施，土地纠纷、村庄内部其他纠纷、农田灌溉等基础设施供给维护等实际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农民就常通过上访来解决问题，上访成为乡村治理中的难点。
二是无理上访、谋利型上访问题突出。无理上访是当事人诉求明显不合法、不合理的上访。具体来说至少包括三种，谋利型上访、精神病人上访以及偏执型上访。其中，又以谋利型上访引发的问题最为突出。这种类型的上访当事人借上访谋取利益，其要求很难说合法、合理，但他们能抓住基层政府的软肋，知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借此谋利。税改后，国家将大量资源输入农村，由此企图从中捞取好处的谋利型上访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一些上访专业户。
以湖北桥镇杨云发为例。杨云发因为上访而扬名当地。杨无业，靠上访谋生。家里6口人，包括父母亲、自己夫妻俩、儿子和儿媳。2000年6月，杨患上慢性肾功能衰竭病。当时，除他自己治病外，还有两个孩子上学，开支确实比较大，以前经商积攒的十几万元存款几年内所剩无几。从2006年到现在，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去各级政府上访。到2009年4月，杨已通过多次上访为家人获得5个低保指标，包括2个城镇低保（父母和自己）和3个农村低保（儿子和儿媳）。2009年4月，杨曾与政府签订协议，答应“永远不再上访”。但2009年6月，全国道德模范评比活动正在开展，杨找到桥镇领导要求镇里帮他评选道德模范。在访谈中，杨就跟我们说：“（评道德模范）目的是要搞点钱用，没有其他意思。”他甚至坦言：“只要钱，不要面子。”“我也没得事，反正不是去市里区里，就是到民政局。”像杨云发这样的上访专业户在桥镇还有10例，2008年占上访总人数（125人）的9%，占桥镇上访总人次的29.5%。 [3]这种现象不仅在湖北桥镇存在，在其他地方也较普遍，以至有形成“上访产业”的趋势。在实践中，对于上访可能性比较大的人，基层政府千方百计要阻止其继续上访，特别是赴京上访。如果各种办法不能奏效，就只能给好处，特别在敏感期，只能陪上访人喝茶、吃饭、打麻将，甚至陪旅游。从人数来看，这样的上访户并不多，但却耗费了基层政权大量人力物力。
二、当前乡村治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1.取消农业税的影响
减免农业税后，国家直接补贴到户，减少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各级政府的支出，特别是乡镇基层政府以及村组可供支配的财政收入。比如河南和平乡刘店村有人口3000多人，税改后有村干部5人，取消村民小组长，村干部主职干部的工资为240元/月，副职为180元/月，该村每年的财政转移支付只有1200万元，除去干部工资和报纸杂志费，所剩无几，干部工作积极性低，用村支书的话来说就是，“村干部只是维持这个摊子”，更谈不上主动进行村庄治理活动。
农村基层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严重不足，这使原先能够供给的包括农田水利、农业专业技术服务等农村公共服务难以继续有效提供。税改前，农村主要由乡村两级通过提取共同生产费解决以农田灌溉为代表的部分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税改后，取消了共同生产费，希望由农户自行解决农田灌溉等问题，其结果却是农田灌溉等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税改前，乡镇农技站每月还向农户发放农技简报或病虫害防治简报，但税改后，由于财政不足，这些基本简报无法印发。虽然农民的直接负担随税改减轻，但却因此失去许多基本农村公共服务，加剧了许多问题。
2.乡镇体制改革的影响
随着农业税改的推进，乡镇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各地撤乡并镇、合村并组，许多地方还取消村民组长，以此减少乡村干部，并减少基层政权的财政支出。制度设计者希望通过制度改革使乡村基层组织和干部做不了“坏事”，片面强调“国权退、民权进”的乡镇体制改革，基层政府精简机构、撤乡并镇，但这样带来的结果却是乡村社会呈现相对“悬浮”的状态，控制能力和建设能力不断弱化，基层治理无法有效进行。
税改和乡镇体制改革带来治理权力弱化、经费紧张等问题，加上一些村干部外出打工等干部“离村化”现象，乡村服务职能几乎形同虚设，无法开展。有不少乡村干部常说，他们现在成了“消访员”，即要防上访。其实，乡村基层组织中的许多问题并不是由于没有防好而产生和扩大，而是因乡村治理功能缺位，诸如农田灌溉、纠纷争端等实际问题没得到及时妥善解决而造成。由于这些问题在村里解决不了，村民就常会通过上访等来寻求解决，促使上访问题成为基层治理中的难点。
3.村级民主监督机制缺位
第一，关于村委选举问题。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贿选严重，破坏了选举的合法性与公正性。这又导致许多后果，如，提高了参选的门槛；当选村干部利用职权之便捞回在选举中的开支，谋取不正当利益；提高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活动的门槛，形成排斥机制，使普通村民在村庄事务中不敢说话、说不起话；出现村庄选举“泡沫政治”的现象，候选人贿选开支越来越多，呈现出泡沫膨胀状态，耗费村庄资源，使村庄秩序越加混乱。[4]二是农村干部队伍不稳定。很多地方村干部缺乏长远预期和规划，不能沉下心来为村民办事，常满足于在任上捞足好处和资本。单靠选举并不能保证选出的人具有较强工作能力、肯为民办事，有时候甚至会选出恶人，导致混混、恶人治村局面。当前农村的灰色化与此有很大关系。
第二，村民代表会议的缺陷。在农村经济分化、社会分层的背景下，普通村民难以成为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往往是村中的强势人物（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一些文化精英，在一些宗族影响比较大的地方，还包括宗族精英），他们与普通村民之间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而他们又常以自己的意愿来理解和代表普通村民的意愿。村庄强势人物成为村民代表后，就可能与村委干部结成利益同盟，更谈不上村庄民主监督。
第三，村务公开形同虚设。目前村务公开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应该公开的不公开，不需要公开的却公开。许多地方对于村庄财务等关键事项不公开，却把一些不重要且村民也不关心的琐事公开。渐渐地，村民对村务公开的热情减弱，不再关心是否公开，村务公开流于形式，村干部甚至就干脆不公开任何事项。二是不少地方村民碍于情面而不好意思去查看公开的信息。但实际上，村民并非没有对村务公开的需求。
4.干群利益分化严重
第一，农村经济分化、社会分层导致的干群利益分化。村庄经济精英自身利益与村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他们的首要利益在于获取自身经济经营等方面利益，在与村庄利益较一致时，他们能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顺便推动村庄发展；但当二者不一致时，他们就可能舍弃村庄利益而单独追求自身利益，甚至损害村庄利益。
第二，从村干部利益激励的构成来看，许多村干部没有维护村民利益的动力。村干部获得的工资收入并不多，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靠自己干活赚钱。一般来说，他们的利益激励有两方面，一是经济性利益，二是社会性利益。经济性利益可分为直接经济性利益，如工资收入、灰色收入；间接经济性利益，如有些村干部所说的，“与上面交往点，这样方便自己办事情”。社会性利益，主要表现为村干部在村庄里的面子、声望、威信、名誉等。但目前，村干部工资很低，以至许多地方没人愿意竞选村干部。在一些村庄关联度比较高的村庄，村庄舆论虽在减弱，但大多数人还在乎自己在村庄里获得的评价，因此村干部也会在意个人在村庄里的声誉，会尽力帮村民办事。但在一些原子化程度较高、村庄关联度较低的村庄，村干部难以获得较多社会性利益，除非有些人为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否则，在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一般更愿外出务工经商。
5.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的影响
杨华以土地占有与耕种为基础，结合经济、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等获得社会资源的方式，将当前农民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农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多个阶层，考察了各个阶层对乡村治理有影响的政治社会态度。[5]
目前最需关注的是防止村庄富人阶层、政治精英以及村庄混混灰色势力之间勾结谋取不法利益，侵害村集体利益和其他农民利益。由于农民的分化，村庄政治舞台以及由此延伸的经济舞台会越来越被这三类群体掌控。随着经济分化进一步扩大以及他们攫取越来越多的村庄资源，村庄内部渐渐难以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的关系重心可能会远离村庄，使村庄内部的基层自治组织日益虚化，村庄资源外流更加严重，进一步使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衰退。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1.田先红：《息访之道：桥镇信访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2.申端锋：《维权与治权：和平乡信访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3.参见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4.参见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竞选》，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篇5：乡村治理影评
(以论文、报告等形式考核专用)
二○ 一四 ～二○ 一五学第一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乡村治理
专业年级 主讲教师 邹树彬 评分学号 2013040536
姓名 董艺燕 管理学院大一
题目：从《盲山》透视中国的乡村治理
在很早之前就看过《盲山》这部电影，之前看完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挺多了，当时心情也是挺复杂的。而今刚好邹老师布置了观后感这篇作业，我就重温一次这部电影，真的是越长大想法越多越成熟，刚看完这篇影片，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首先影片讲述了一名妇女被拐骗到贫困山区到逃脱的过程。影片的女主人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后来遇见了两个自称是药材商的人，也就是后来把他拐骗的人。那两个对她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大药材商，要去找那个药材商取药，那个女生便信以为真，也跟着他们去到了偏远的山区，这一去便回不来了。直到第二天她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证等证件都不见了，自己也被困在那户人家不让走，她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被骗之后，她也抗争过，逃跑过，可是都没有成功。每一次逃跑都被那个村庄的人给抓了回来，她也请求过别人的帮助，她还天真的以为正义总是有人可以伸张的，可是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向着自己本地人，还有的人为了一点利益而眼看着她深陷魔窟无法脱身。
我认为这部电影题材很现实，却又离现实很远，因为他把画面定格在90年代初，当时的大学生为了工作而四处以致被骗（一部分原因是乡村教育的落后）。如今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尤其是欠缺合理管制的农村）依然存在，而在乡村中人贩子拐卖妇女的事也有。《盲山》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一个是因为这是一个被重重大山包围的小山村，几乎与外界隔离。那个山区与外界的唯一通络就只有一条窄窄的公路，是名符其实的盲山。但是这个盲山并不是陶渊明诗中所说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野蛮之风的山村。盲山，盲的不仅仅是山，盲的还有法，还有人。
首先说人盲。主人公白雪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居然会因为急于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就被别人的三言两语所欺骗。可见当时学生在高校学到的东西可能仅限于书本上的科学知识，并没有掌握一些明辨是非的能力。然而，更深一步，这初始问题又在哪里呢？在偏远地区的大学（专科)是挺多的，但是乡村的教育机制本来就存在问题，这些在教育上相对大城市相对地落后，这就导致了即便身份是大学生还是很“单纯”很容易被骗。而在女大学生雪梅真的是抓着根救命稻草就不放过，邮递员、小学老师、卖酱油的。结果黄富贵用三包烟就从邮递员手中拿到了信；小学老师在目的达到之后就一走了之；还被买酱油的骗了色。最后还是在学生李青山的帮助下才把信送了出去，为自己带来了一点希望。
其实除了主人公的盲，村里还有一些妇女也很盲从。最具代表的是德贵的母亲，但是在她思想中女人，仿佛生来就是要嫁夫相子，成为男人的从属品。而正是她这种愚昧执拗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乡村还是存在的）让一个正当风华正茂的女孩越来越深的陷入泥潭。虽然明明知道雪梅是他们家强迫地买来的生儿育女的工具，可是她还是一而再的对雪梅“晓之以理”——“女人嫁谁都是嫁，嫁给我儿，我一家不会亏待你的。” 非但如此，她还叫同村几个同样被拐来的，已经安分守已认命的妇女来当说客 “既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就想开点”女人面对命运难道就只能认命？。
其次是文盲（这个在中国乡村治理中是最突出的问题）。在这个盲山里，村民们都很野蛮，粗鲁，完全不懂得妇女的权益（在当今中国乡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当主人公白雪梅逃跑被抓回来后，他的“丈夫”就把她毒打了一顿。在平时，白雪梅如果稍有反抗，也会遭到他“丈夫”的威胁和谩骂。他们只认为花了钱，不能打水漂。以致于村委会不管，甚至维护当地人；邮递员、税收这样的公家人也都不管这些事儿，没有一个站出来的，不是不敢，而是不会。就连警察办案，也拿他们不可奈何！在这样一个盲山里，教育资源极其匮乏，全村只有一位小学教师，村民们的野蛮、粗鲁、不懂法律似乎显得情有可原。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真的由于“山高皇帝远 ”的原因吗？我想当然不是。单单一句受教育程度低是不能解释这个问题的，中国的历史上缺乏一个启蒙的阶段，中国的社会一直就没能孕育出自由、平等的东西，我们在沿着我们的道路前行，从外界移植了文明的思想体系，可它毕竟是强行接上的。除此之外，经济的落后，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也是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盲山》的故事环境，让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处于“原始状态”的社会，是这个“世界的盲点”。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之地，是影片的重要主题，女大学生白雪梅就是宛如一个文明象征，她将这个村庄定为了一个野蛮之地，而那些无知，缺乏法律知识的村民，就是野蛮的象征，白雪梅逃跑的过程就是像文明为了逃跑野蛮的一个写照。而那些可以与外界接触的邮递员，税务员，村委领导等公务人员们，还有镇上的司机等，他们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象征，他们都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白雪梅逃脱这个野蛮落后的村庄，但是他们都没有做，没有伸出哪希望之手。他们对盲山里的事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面对着敲窗呼喊的可令女人，他们只是说了一声，你们家里的事，我们管不了。在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个代表文明的象征，那就是有着高中文化的小学教师黄德成，在影片中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是这样介绍的：“道德的德，诚信的诚”，然而，这个人却是一个讽刺，看着他的活动与行动，不禁让人觉得事态炎凉唯有在最后，那个为白雪梅寄出求救信的小学生李青山。是野蛮村庄中文明的希望。一个“盲”字，道出了当前主流社会对中国乡村治理些现状的忽略。影片中的小山村就是一个典型的“原始状态”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传宗接代是至高无上的，可以弃其它一切于不顾（中国乡村中把传宗接代作为头等大事）。因此，黄家才会花了七千元买媳妇，并且在父母的帮助下强奸了自己的“媳妇”。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并没有觉得这是在犯法，花钱买来的，就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他们的是非观。
在这个“社会“中，人性是冷漠的。在她一次次求救的过程中，很多人事不关己的态度，实际上纵容着事态的发展。如村主任说，“你怎么证明你是被骗的？”“好的，我调查调查”一副官场作风，推了个一干二净。戴红袖标收费的人，面对求救漠然地说“你们家里的事管不了”罢了还告诉黄“这也要象收费，来硬的。”还有不见钱不开门的面包车司机，以及开往县城的客车司机都一次次将她的希望之门关闭。
但是人性的善良还是有的。小学生李青山，在她被囚禁的时候送她热鸡蛋吃。那种发自内心的，人性的善良只有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出来。最后还是他帮助她寄了那封信，她才得以解救。
也许，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我们这些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这种无法翻越的“盲”是眼盲，是法盲，是文盲，更是心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社会”？为什么人口贩卖依然存在？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后深思的问题。我觉得，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一个法制的问题，我们的法律，仅仅是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足够多的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要走的第一步而已，使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使人们真正懂法、用法、守法，才是重要环节。更深层次的还有着社会问题。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时代，这时期会遇到很多问题，这是无可避免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的弱势群体。如果政策的不合理，没有照顾到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就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
另一个原因，可以说盲山是我们自己垒起来的，于是我们也就遭受到了盲山的结果。习惯性的冷漠，相关人员的不作为，文明的落差......这些个深层的问题肯定不是几个人造成的能够何时解决影片中，周围人的冷漠，尤其是村庄里的公职人员尤让我印象深刻。没有过分渲染戏剧性如此的现实主义。在乡土中国，法律和人道主义在这里是失效的，本土主义永远第一。
篇6：村乡村治理工作汇报
*村位于县城以东*公里处，距*国道*公里，*高速出口*公里。全村版图面积*平方公里，区域内以丘陵、浅山地貌为主；共有耕地面积*亩，其中水田*亩、林地面积*亩。该村下辖*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共*户*人。全村共有村干部*名，党员*名，人大代表*名，中心户长*名。该村搬迁至县城、*、*及本村安置点共*户*人，占全村总户数的*%。近年来，*村坚持以“*”基层治理模式统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党支部牵头抓总、领导核心、政治引领、组织保障四大功能，健全组织体系，创新体制机制，突出重点难点，切实提升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化水平，实现了全村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一、做法及成效
（一）强化三项措施，“123”治理模式基础得到夯实
该村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牵头抓总和领导核心功能，从强化班子建设、健全各类组织、做实规定动作等方面入手，切实夯实推行“*”基层治理模式工作基础。一是加强党支部自身建设，提升整体能力。村党支部始终将素质提升放在首位，支部书记带头学习“*”基层治理模式政策要求、运作流程和党的各项政策知识、*政策、法律法规、农村实用技术和各类市场信息知识，全方位提高“两委”班子政策理论水平和组织协调、推进落实、服务群众、解决问题、洞察市场、带动致富“六种能力”。严格执行“三会一课”、民主集中制、村干部和农村党员积分制管理、“四议两公开”等各项党内制度，坚持重大事项、重大项目民主协商，吸纳各方意见，集中集体智慧，形成干事活力，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号
召力明显增强。二是健全组织体系，搭建运转平台。由村党支部牵头，健全各类组织体系，并选派支委班子成员和本村优秀人才担任各类组织的负责人或理事长、法定代表人，切实强化党组织在各类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搭建了以支部为核心、村委会、监委会和村级各类组织分工协作、高效运转的村民自治平台。至目前，该村共有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土特产专业合作社，产业发展服务队、生产互助服务队、矛盾纠纷调解服务队、志愿服务队、医疗救助服务队、文化活动服务队*个群众组织，红白理事会、新民风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老年协会、文体协会*个社会组织，搭建了各类组织分工协作、共同发力，高效运转的优质平台。三是做实规定动作，实现治理全覆盖。按照县、镇统一安排部署，充分整合全村*名有能力的党员、*名人大代表、*名中心户长作为“三线”人员。按照自然条件和地域划分，将全村划分为*个一级网格、*个二级网格、*个三级网格，并根据外出务工地划分*个三级网格，共有总网格长*人，一级网格长*人，二级网格长*人，三级网格长*人，外出务工网格长*人。依据各户收入和家庭结构、利益诉求，将村民划分为放心户*户，关心户*
户，连心户*户，实行在线、一线、热线服务，做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每格有人管，每户有人联。同时，建立了一套民情台账，给每户群众制定了一张“三线”人员联系卡，让群众能随时咨询政策，反映情况并及时得到受理。
（二）创新三项制度，“三线”人员内动力有效激发
在推行“*”基层治理模式中，“三线”人员是基础，也是关键因素。该村党支部制定出台《“三线”人员工作制度》，建立亮牌公示、考核评估、鼓励激励三项机制，切实发挥“三线”人员作用，激发他们管理服务群众的内生动力。一是亮牌公示制度强监督。该村在村活动室、三线人员、帮联户三方分别进行挂
牌、亮牌，即：在村活动室设立“*”基层治理模式展示图，公示全村“三线”人员帮联情况、网格分布情况。对*名网格长实行挂牌管理，分别在网格内悬挂公示牌，公示网格长管理区域和帮包人员名单，让群众参与监督；在帮联户门上悬挂“三线”人员帮扶公示牌，将三线人员姓名、电话、帮扶内容公示出来，接受群众监督。目前，该村正在加紧制作公示牌。通过挂牌管理、亮牌行动，切实让三线人员融入群众中，群众有困难能主动找“三线”人员，主动参与和配合做好管理、服务，形成一张网格贯通全村，一张网格联系所有，真正实现管理服务无死角，宣传、帮扶、生产发展无死角。二是考核评估机制促履职。该村创新建立“三线”人员履职情况季度分享交流、半年督查、年终考核“三位一体”评价机制，即：每季度召开群众代表大会，三线人员轮流汇报交流帮扶群众典型事迹和心得，掌握履职情况，凝聚干群心，传播正能量；每半年组织对“三线”人员进行一次实地督查，了解帮扶情况，解决突出问题；每年末，按照《汉阴县“三线”人员管理考核办法》要求，配合镇上做好“三线”人员考核。通过“三位一体”评价机制，引导和促进“三线”人员履职尽责，实现考准考实“三线”人员。三是鼓励激励机制激活力。根据考核评估结果，将优秀的二级网格长纳入村级后备干部进行重点培养，优秀的三级网格长（无职党员或人大代表）作为组干部进行重点培养，对表现突出的上报镇党委进行破格使用；介绍优秀的三级网格长到绞股蓝、桑园等基地带领群众务工，到村组项目实施或基础设施建设工地协助监管。同时，每年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公益股中抽取一部分资金以表彰优秀网格长或小组长等形式，对工作负责，群众评价高的“三线”人员表彰奖励*--*元。一系列举措，切实激发了“三线人员”内生动力，主动服务群众的意识和热情不断增强，他们积极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参与基层治理，主动带领广大农民群
众兴产业、建基础设施、支持和配合村支部做好各项工作，形成了群众互帮互助、群众管理群众、群众服务群众的良好局面。
（三）突出四大重点，村民自治平台作用逐步凸显
该村充分发挥党支部在“一平台”建设中的政治引领和组织保障功能，在通过“三线、两化”解决农民群众个人诉求的基础上，突出脱贫攻坚、基础设施、重大矛盾化解、新民风建设“四大重点”，切实解决制约*村经济发展的产业水平较低、贫困人口较多、基础设施滞后、平安建设等方面难题。一是抓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头号工程”，充分运用“支部+*+监测户”帮扶模式，大力发展和引进各类经济组织，先后引进*集团、*合作社等*家市场主体，在该村种植绞股蓝、密植桑园、核桃、红高粱等绿色新兴产业，及时成立绞股蓝及土特产专业合作社，并将脱贫户、监测户纳入合作社社员，通过优先流转土地、搭建务工平台、享受股金分红、积极参与种植，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群众稳定增收。二是抓基础设施建设。由党支部牵头，切实加大县、镇各类基础设施项目争取力度，切实改善该村农民群众居住环境。近年来，先后建成*㎡村级标准化阵地和活动广场，完成*㎡幸福院建设；建成通组路*公里，产业路*公里，实现组组通水泥路；实施电力低压改造*公里，新增变压器*台，低压改造入户率达*%，全村用上安全稳定电；建成便民桥*座，新建河堤*多米，安装路灯*盏，建成公共厕所两处，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三是抓重大矛盾化解。针对“三线”人员无法化解和调解不了的信访矛盾问题，村党支部牵头组织召开由村“两委”干部、矛盾纠纷调解服务队、相关涉及人员组成的专题调解会议，进行集中性重点调解，及时、有效化解重大信访矛盾。今年以来，该村集中化解涉及土地纠纷、房屋产权等重大信访矛盾*起。近年来，该
村无一起越级上访。四是抓新民风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揽，积极引导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广泛开展各类政策宣传、文化娱乐等活动，弘扬社会正能量，塑造文明乡风，从源头上预防了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制定完善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积极发挥职能，做到新事新办，不搞铺张浪费，一切从简；先后组织举办道德讲堂*次，评选出好婆婆、好媳妇*人。积极支持本村农民修缮雷氏祠堂，弘扬传统家训家风。每年邀请县书法协会到村为群众写春联，为贫困户送春联，每天下午组织周边妇女在村活动室跳广场舞，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树立健康向上的新风气，形成正能量，全体村民齐心谋发展，社会风气风清气正，环境和谐稳定。
（四）创新带动模式，村级集体经济助推实现“三赢”目标
该村党支部始终将实现农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作为“一平台”建设的首要目标任务，结合村情实际，探索推行“支部+合作社+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的牵引作用，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企业快速发展、农户持续稳定增收“三赢”目标。
一是主动对接市场，寻找增收产业。
面对全村*%以上土地撂荒，*%以上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交通不太方便的现状，该村深知只有盘活现有资源，将土地资源整合起来，集中化、规模化发展特色农业，才能带动和推动本村民群众走上致富增收之路。村“两委”一班人千方百计寻找致富产业，特别是党支部书记李明余带头对接市场，广泛收集各类产业信息，并多次外出分赴*等地实地考察学习，结合村情实际，反复思考论证，引进各类新兴产业到该村落户，并注重长期、短期产业相结合，确保每年产业稳定发展。近两年来，该村先后对接生产绞股蓝的*集团、生产豆腐干的*公司等多家企业，按照“企业+产业基地+农户”模式，带动全村种植绞股蓝*亩、密植桑园*亩、甜杆杆*亩，红高粱*亩、核桃*亩，养殖小龙虾*亩，野鸡、黑土鸡*余只。目前，该村正在筹划与硒汉公司联合，下半年在本村订单式生产种植黄豆、辣椒等产品，计划进行土豆片、豇豆干等土特产加工。
二是强化多方保障，壮大集体经济。
近年来，该村在吸引企业建产业基地的同时，先后组建甜杆杆专业合作社、绞股蓝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牵头，从土地流转、用水、用电、用工等方面优先保障，组织与农户对接，对闲置或撂荒土地进行土地流转，组织剩余劳动力到基地进行用工，及时与各企业落实好订单、用工等方面协议，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好产业基地。与此同时，积极做好产业发展过程的跟踪，提出建议意见，帮助企业缩短见效周期，实现早日盈利。如：小龙虾养殖从开始维修池塘、晒坑塘到虾苗入塘，短短*个月就在该村五组落户，*亩池塘迅速建成，每亩已投放*只虾苗，预计明年*月可销售，每亩可捕获*斤左右，按市场价*-*元，可收益*万元。同时，村党支部牵头，及时吸纳陕煤集团资金*万元以村集体资产形式投入到甜杆杆专业合作社，用于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年*月，原甜杆杆合作社自身盈利达到*万元。为更好地发展壮大和种植其他产业，该村及时注销甜杆杆专业合作社，组建土特产专业合作社（总资产现金达*万元，其中*投入*万元、自身盈利*万元），联系帮助贫困户*户*人。三是依托“三变”改革，形成雪球效应。
该村被列为*全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试点村。今年*月，该村及时成立村社一体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注册资金*万元，现有资产现金*万元，其中：县拨资产收益性扶贫资金*万元、群众入股*万元、土特产专业合作社*万元。一是规范化运行。制定《村社一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及制度》，推行“股份经济合作社+土特产合作社+企业+农户”发展管理模式，股份经济合作社下有分社*个，即：土特产专业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不直接参与产业经营，由土特产合作社具体承担；共有硒汉公司、*集团、同昇商贸、双乳*合作社*个市场主体。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股金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公益事业、先进典型、贫困家庭、独生子女户、办公经费等支出。建立财务公司代管、村股民代表定期核查、镇财政审计所定期审计核查的“三位一体”监管机制，委聘*财务公司代管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全体股民推选出*名股民代表定期对账目进行核查，所有支出以对公账户和股民分红一折通结算，杜绝使用现金支付，避免村集体资金出现漏洞，确保资金安全、股民放心。二是科学化配股。及时开展入户调查，核实每户资产和村集体资产，进行科学、合理配股，产权量化，收益权量化。经清产核资，该村核定属于村组的土地、房屋、林山等各类村集体资源预估价*万元，计划*%作为积累公益发展股，*%股权收益权量化给每个村民，目前，村集体资源还没进行评估，还未变成资产。针对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万元现有资产，按照产业发展配股*%、全体村民收益权持股*%的标准，统一投入到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土特产合作社进行运营，按年底实际经营利润收入按股分红；另外群众自发入股的*万元，盈利分红也需除出村集体产业发展股，剩余给投股人进行分红。三是捆绑式发展。该村多方考察分析，全方位拓宽融资渠道，村社一体股金合作社拿出*万元分别投入到硒汉公司（*万元）、*集团（*万元），群众入股的*万元入到陕西同昇商贸公司，三家公司每年以不低于入股本金的*%给合作社分红，并拿出*万元入股双乳镇*合作社，每年按*%给合作社分红。通过将村集体资产入股到在本村建有种植养殖基地的企业，实行捆绑式发展，不但让企业更放心，而且村集体每年还有不少于*万元的固定分红。同时，将*万元交土特产专业合作社自主经营发展小龙虾*亩、野鸡土鸡*余只，实现了村集体经济资金有效利用，每一分钱都不闲置，形成了雪球效应。
两年来，该村各项产业共惠及全村*余户*余人，带动农户流转土地*亩，占全村土地面积的*%，土地流转收入达*万元；带动*户农户参与产业种植，实现收入*万元；带动劳务增收*万元，*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元。
二、经验启示
“*”基层治理模式推行以来，*村立足村情实际，在推进规定动作的同时，注重从问题入手，创新体制机制，突出重点难点，实现了村级组织有效、资源整合有效、资金利用有效“三个有效”，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其经验做法令人深思，给人启迪，可供借鉴推广。
借鉴一：善于建强班子，发挥党组织四大功能的务实举措。*村党支部充分认识到“*”基层治理模式是推动村级各项工作和事务的一个重要抓手，一方面，始终坚持党在农村基层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动摇，切实加强班子自身建设，党支部书记李明余带头示范，加强“*”治理模式以及党的政策、*知识和各类市场信息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力度，全力提升村“两委”一班人组织协调、推动落实、洞察市场等“六种能力”，为推动乡村治理打下扎实基础；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治理模式中的牵头抓总、政治引领、领导核心和组织保障四大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健全组织体系，壮大集体经济，以“*”治理模式推动全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实现了全村“由管理向治理”“由传统到现代”、人口和资源“由散到聚”、村级集体经济“由空到实”、农民群众“由穷到富”、整村“由小美到大美”的六大转变。
借鉴二：善于运用制度，激发“三线”人员内生动力的创新举措。*村立足“三线”人员实际情况，创新出台挂牌管理、考核评估和鼓励激励“三项机制”，明确管理服务范围、职责任务，既方便了群众，也接受了群众日常监督，促进了“三线”人员作用发挥。鼓励激励机制中突出三级网格长重点，通过搭建干事平台、搭建务工平台、进行表彰奖励等多种形式，真正让他们有事干，既有“钱图”，又有前途，乐于参与治理和服务，农民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上，更加乐于支持和配合做好治理、投身产业发展，形成了社会正能量，构建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群众齐心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借鉴三：善于整合资源，充分利用各方力量的创新举措。*村属于半山半坡的浅山丘陵地带，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相对滞后，既无优势资源，也没有优越的交通条件。针对这一现状，一方面，该村两委一班人整合一切土地资源，集中化、规模化整合利用发展产业，带动广大村民在短短*年时间内流转土地*亩，占到全村土地的*%。如：该村二级网格长刘金玉谈到“村上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看到好好的土地都荒了还真有点心疼，多亏李支书带着我们种绞股蓝、红高粱等，这样土地也利用了，也挣了钱”。另一方面，该村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整合并充分运用了各类外部力量，内外联动，分工协作，共同发力，从而保证了“*”乡村治理模式有力、有序、有效运行，确保实现了组织有效、资源资金有效、产业有效、整体持续有效。
借鉴四：善于解放思想、用市场思维推动产业发展的创新举措。面对村情实际和困难，该村在努力提高班子掌握市场信息、洞察市场和应对市场风险等能力的同时，利用报纸、微信和同学、朋友等多种渠道，多方搜集和捕捉产业发展信息。支部书记主动外出考察学习，主动对接联系企业主，多次上门联系讲解本村
优势，引进各类市场主体在该村落户。并始终将群众增收放在首位，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重要位置，推行“支部+合作社+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实行订单式生产、“*+n”入股捆绑式发展，让企业和农户有了“双重”保障，真正激活了市场、激活了主体、激活了要素，实现了企业、村集体、农民群众“三方共赢”的目标。同时，在产业引进过程中，注重长短结合，近年来引进种植的有短期就能见效的绞股蓝、小龙虾等，还有能长期见效的核桃，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帮助广大群众实现持续稳定增收。实践证明，空心化、老龄化的边远山区要实现产业振兴，只有整合土地等一切资源，引入市场主体来承接，走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精细化、专业化道路，实行订单式生产、抱团式发展、捆绑式发展，才能切实做大做强产业，实现互助多赢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