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层治理创新工程

乡村基层治理创新工程（精选6篇）

篇1：乡村基层治理创新工程

调研报告：创新基层治理

助推“乡村振兴”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奋斗在农村基层一线的大学生村官倍受鼓舞、倍感振奋。近日，无锡市担任村（社区）主职的大学生村官们围绕“村级医疗互助、创新基层治理”等课题在江阴开展了调研活动，并在华西村举行了座谈会进行讨论。

01

优化组织架构

有效整合资源，在原有农业、综治、民兵等条线分工的基础上，创建“综合管理管理站”和“便民服务中心”，形成“一会、一站、一中心”的村委组织架构，全面对接镇政务服务中心和综合执法局，努力实现“一站式”治理和“一门式”服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一会”是村两委班子会议。定期召开例会，负责议事决策、组织学习、制定各项制度等。“一站”是综合管理服务站。统筹负责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理服务、社情民意联络等涉外工作。“一中心”是便民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承接受理或办理下放服务类事项和其它为民服务事项等涉内工作，实现“岗位相互兼容，人员相互补位，工作相互协调”。一站一中心相辅相成、互相呼应，网格员由村干部兼任，对上条线各自负责。通过有效的整合资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2

实现全面对接

“一窗口”、“一张网”、“一队伍”、“一中心”，“四个一”概括了徐霞客镇行政管理试点改革的具体做法，璜东村与镇级集成改革实现了全面对接。

徐霞客镇把江阴市级下放的228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部标准化、数字化，把原来26个专业窗口整合成14个综合窗口，做到“一窗通办、一章审批”。璜东村便民服务中心则单设1个政务服务窗口，3名工作人员实行ABC轮岗制，确保政务服务窗口不缺岗，村民涉及的医保、低保、计划生育等事项，在村政务服务窗口便可“一站式办结”。同时，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审核、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等49项政务服务事项也延伸到村办理。对接镇村治理一张网。镇一共1025名网格信息员，全面负责收集、处理各自网格内发生的环保、安监、国土等14大类问题。璜东村则实行村组联动，共分6个网格，书记、主任是网格长、6名村干部是网格员、31名村民组长是信息员，实现收集信息、上报问题、快速处理、向上反映的整个流程。对接综合执法一队伍。镇成立镇综合执法局，按网格片区，88名执法队员统一行使城管、环保、安监、文化等13个部门的647项行政执法权，根治了“多头管理、相互推诿”难题。璜东村则实现干部联动，结合过去条线分工，违建处理、安全事故、环境治理等实行书记总抓、主任牵头、网格负责、条线处理，出现问题、协同解决。对接日常管理一中心。镇依托大数据、云平台成立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并入了社保、计生等7张专网，整合社保预警、舆情监控等8大监测系统1223个监控点，集中党建、综治等38个领域的相关数据。璜东村则成立综合治理管理服务站，统筹负责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工作。

03

共建共治共享

党的十九大充分关注民生诉求，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这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共建重在广泛性，突出发动村民，让村民出点子

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二字出现逾200次，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璜东村的基层综合治理明确厘清了自治组织和广大群众间的职责定位，加强协作共建，把决策过程变成集中民智的过程，把各项社会建设变成密切干群关系的过程。

2013年10月、2016年11月是两届村委会换届过后的各村民组改选时间，以往都是村委直接提名或指定，这两次都是村干部现场主持，31个村民小组全部无记名投票选举，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尊重村民的真实意愿，村委在张榜公布的同时，下发公示到各村民组。在选出新的村民组委会后，村委制定了村民组长绩效考核办法，以前村里估摸着付工资，大村小村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村民组长没有工作积极性。现在村委按照8元/户和

3元/人的标准核定了基础工资，再加上500元基数的考核工资，由全体村干部考核评分，另外还有秸秆禁烧奖、重点工程配合奖等其它报酬，充分调动了村民组的积极性。

在村医务室改建和全村柏油路修补两项工程建设中，村民就给村里出了“金点子”。原村医务室是全镇日均接待病患最多、占地面积最小的，因土地性质、镇区规划等原因一直未解决，村民意见较大。2013年底村里广泛听取意见，得到了比较集中的4个方案，最后在原地翻建多层、购买店面重装、村办公楼后侧新建、原地延伸改造等多个方案中，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案，从招投标到建成投运仅用了2个多月，既不违反工作原则，又解决了实际困难。2015年，村里决定对全村的柏油路面进行全面修补，修路是个好事情，可如何定价是个问题，按修补面积算，坑坑洼洼，东一个西一个很难计量；按破损数量算，大小不一、深浅不一也很难定价，后来有村民提议按称重计算，村委和施工方都不吃亏，最后双方都很满意。

让村民出点子，共同参与全村的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既激发了村民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全村上下共同参与的氛围更加浓厚。

（二）共治重在长效性，突出依靠村民，让村民挑担子

璜东村始终坚持把共治作为创新基层治理结构、重塑文明乡风秩序、提升民主自治水平的锻造平台，规范引导发挥好村民的参政议政热情以及村民自治组织作用，着力形成“互动共牵、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的良好生态。给村民压“担子”，不是增加负担，是畅通村民深入参与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的渠道。

2017年6月1日，璜东村在全镇率先通过“村民自愿出一点、村集体扶持一点、社会赞助一点”开展村级医疗互助，村委和村民各出50/人，企业赞助3万元，共筹资17万元，通过“福村宝”专业服务平台，对本村村民按病种公平补助，重点补助大病。至10月底，补助78人次，占总人数的5.5%，补助金额62960元，全体村民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了近10%，191个大病病种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了近20%，村民拥有了更多获得感。

村庄环境整治中，不少村民对村委在各组浇筑的水泥路宽窄不一、厚薄不等意见很大。针对这一问题，村委确定了费用大部分村委会补贴、小部分村民组自筹的方案，村委按照村小道3米、主道3.5米、40元/平方的标准，验收合格后拨付给村民组，加宽、加厚由村民组自己商定，费用自己筹集，矛盾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减轻了村里的财政负担和村干部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有全体村民的参与和监督，使整个建设过程更加阳光、透明。

“凡是村民能做的，都应交由村民去做，让村民做好份内的事”，村党总支书记王斌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4年之前，村里建设健身活动场地，土地怎么办、青苗怎么补、费用怎么出、今后怎么管等问题都是村委的事，村干部开展这方面工作的积极性不高。2014年，村委在征求了村民代表意见后，明确了村民组在不违反土地政策前提下拿出荒地、自留地等用作建设健身场地，费用由本组企业家、乡贤赞助或村民组自筹资金，公厕、护栏等外部设施以及健身设施等由村委负责，今后管理由各村民组自己负责。近1500平方米的新住基健身广场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建成，村民组发出倡议，有土地出土地，孔祥度等几户村民无偿提供了自留地；有钱出钱，永鑫包装老板孔维忠出资20多万元；有力出力，村民组长孔建才带病和另外几个热心村民负责整个工程建设；村委负责安装了护栏、修建了公厕，并对上争取了活动器材和音响设备。目前，篮球场、健身场、舞场、村民活动室、公共厕所等一应俱全，活动室设有棋牌室，装有电视机、音响等，场地建成后，村民们茶余饭后又多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目前，璜东村共有新住基、殷家巷等6个村民组通过这种方式建成了自己的健身场所。

璜东村在法治框架下规范村委会履行职责，健全村组共商共治制度体系，发挥村民牵引辅助作用，推动由村“两委“单管到村民组长、组委会、广大村民等多主体共治的转型，充分激发了广大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

（三）共享重在普惠性，突出为了村民，让村民当镜子

“共享”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同被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一切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发展，所谓“共享”，强调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获得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璜东村统筹用好新农村建设各类资金资源，把政府投入和村级投入尽量用到改善民生上，在资金、项目安排上，优先解决村道硬化、路灯亮化、医疗互助、河道清淤、畜禽养殖关停整治等村民关心关切的共性问题，扎实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休闲健身、污水处理等普惠性基础性民生设施建设，全面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全民共享水平。

以民为镜，可以知得失。村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村民，村民就是村两委各项工作的一面镜子，一切工作的好坏都要从这面镜子来体现。在开展具体工作过程中，村委要求村干部做到“四个必须”：一是必须与村民组碰头，二是必须虚心听取村民意见，三是必需绝大多数同意方可实施，四有无理取闹者的必须维护村民组集体利益。事后，村委每年会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对象上以“村民组长、老干部、骨干企业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四种对象“一个不缺”，党员代表、村民代表随机选不指定，充分体现民意，较好评率及以上评价达100%。同时，利用每年的老干部座谈会、党员冬训大会、村民组长汇报会等形式，将村里已经开展和即将开展的工作进行通报，实地进行参观，开辟评议栏目。一方面对各项重点工作进行开展征求意见活动，建立跟踪反馈机制，另一方面对村民的意见进行认真反思，梳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下阶段的工作思路和整改措施。

共建共治共享，让村民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使村民的获得感不断提升。如今，村里反映自身困难的人少了，关心公共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多了；向村委提要求的人少了，提合理化建议的人多了；党员干部的形象越来越好了，村民对村两委的工作越来越支持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璜东村统筹发挥村委会的主导作用、村民组的辅助作用以及村民的主体作用，发动村民、依靠村民、为了村民，积极推进和创新基层治理，实现了管理有效，使农村更加和谐、安定有序，为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夯实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篇2：乡村基层治理创新工程

彭澎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农民为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做出了平等的贡献，他们应理所当然地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从社会获得其所必需，以此保证其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这正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涵之一。这并非社会给个体的恩惠，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8］。市场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村民是农村社会的缔结者，理应平等地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和途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进行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应该是一个资源充沛、布局合理的社会，村民能平等地享有社会的基础资源，适应社会的发展，为村民个体在市场竞争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依托。因为如果资源“不按照一种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基础开放”，“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体验“自我实现感”的需要就被扼杀了，他们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9］。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使得乡土社会发展呈现多元的发展趋势、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多元的利益格局，必须注重公平正义制度与环境的构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性安排，应当使社会成员感到做出正当、善的行为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即只有行善，才能获得利益，“如是，在社会大众层面上，正当、善的行为就不仅仅是应当的且也是必然的。”［10］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实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就是要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制度性的强化对村民的民主、自治、平等等权利的保护，形成一个彰显公平正义的宪政框架。对于农村制度建设来说，没有比公平正义更能激发村民追求意志的了。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主体独立———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市场经济是一个主张个体利益合理化和宣扬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的存在前提就是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和独立自主的追求，而肯定与维护个人利益则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深深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市场，塑造竞争性市场关系，进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使得村民作为市场主体在社会中独立出来。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其直接指向在于利益，利益实际上就是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实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并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利己心。”［13］通过市场经济的结构调整，农村形成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权结构，培育出了平等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农民在市场机制的支撑和促进下其地位不断独立且日益发育成熟起来。独立的市场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效应目标，本能地存在着推进治理改革的动机，希望通过治理的变革谋取其在市场化发展中更多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市场化发展轨迹下的利益丛生是推动农村基层社区民主体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基础［14］。源于农村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个体利益冲动是推进村民积极参与民主选举和基层治理的原始动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化运行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充满理性的行动者，并非蒙昧无知的普通民众。［15］“强大的基层、社区组织和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可能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颇有价值的方面，它们同国家的关系可能是更加遥远的或‘不许国家干预’。”［16］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同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也展示其强大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达到和谐。”［17］利益的驱动使得主体在市场化运行中能够独立，不同利益的交汇使得村民个人在市场中主体地位发生交织，交汇的利益和交织的地位正好配发出市场化运行中的自发社会秩序，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演进，社会秩序得到不断扩展，为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提供了动力。“那些被长期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对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因而也就不能以演绎推理暗示出的任何方式来加以重新建构。”［18］农村社会中的自发社会秩序需要基层治理为之互动与发展，“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19］在互动发展过程之中，农民主体成为了治理变革的推导力量，“渐进的技术师或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设计的结果。”［20］当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治理模式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就成为可能。事实上，主体政治上的要求和市场上的需求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一种选择，一种交易，政治上的行为也是利益的交易。“‘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1］无论是现代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莫非如此。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合理算计实现整体的利益，这是市场交易的动机与指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2］现代政治参与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利的算计与实现，每个政治主体都是带着其相应的价值观念去从事这些活动的，这些价值观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联。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从利益的算计阐释政治运行过程的。村民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较大的发展，其所获得的丰富资源增强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会进一步强化其在基层治理模式中的迫切要求和参与愿望，会强化基层治理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由此与地方政府的支撑和干预相背离，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甚至支配性作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如果在基层治理中发生复制和移植的话，就会给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和行为模式带来相当深远的影响。“利益分化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23］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法治的保障既是一项经济权利，也是一项民主权利。它在公民身边建立起一道保护墙，保证他们在从事生产活动时无需畏惧政府。建立起这道保护墙后，那么民主制度中公民角色的先决条件———安全与独立也就有了保障。”［24］农村市场经济的利益观念促使村民个体地位的日益独立，同时个体独立又使得村民个人的行为能力、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传统的基层治理在农村市场化快速发展的格调下显得不相适应，既因为市场化丧失部分传统资源，又因为自身的惯性而暂时无法接受市场对自治治理的新动力，使得农村的治理出现现实困惑，也预示着农村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基础的出现，基层治理会发生变革。市场化的农村内部关联具有外向性，村庄内的政治因素具有多元性，乡村内部的经济政治管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利益的关联基础之上。农村内部的利益关联提高了村民个体的经济价值和经济自由，也促使村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更加注重发挥个人能动性，来实现个人经济价值的再次提升。日益变化的农村内部利益关联主导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市场化中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更加注重村级自治组织、农村协会以及其他农村社会力量与村民个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市场化发展中的基层治理日趋需要一种宪政化的治理秩序，使得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成为必然。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精神理念:政治自由———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价值追求 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村民通过经济的发展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实现了自身发展的自由。农村市场的不断发育，让商品交换变得自由、频繁和规范，“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25］，为满足村民的各种经济需求、满足村民与社会关系上的自由提供了中介。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市场交换是自由最重要的现实基础，这种意识深深影响和积淀于农民的心理，形成村民肯定个人产权、抗拒一切暴力的自由情结，即自由发展的观念。“如果说经济形式即交换从一切方面肯定了主体的平等，那么也应该说那既推动着个人又推动着物体去参加交换的内容或素材，同时便肯定了自由。”“交换价值的交换正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产上面的真实的基础。”［26］市场启迪自由，发展着自由，市场是实现自由的基础。农村市场化发展下，自由是村民不受其他个人和组织及政府的具体干预而独立运用处分财产的自由。自由是由市场自身特性的决定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市场的自由竞争而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市场发展基于市场主体的自由自治，而不是政府的计划安排。在市场内，村民的生产经营不再由国家操纵，而是还原为村民自主性权利支配的领域。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平等的关系，才使得主体之间的交换是自由自愿的。只有自由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激发、调动和保护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村民政治自由的实现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受社会的经济发展影响的。“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等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27］经济发展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从根本意义上说，都是村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享有自由的重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依据，同时村民政治自由的实现程度制约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28］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催化了农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强化了农民的政治独立观念，这种政治观念与市场化条件下农民享有的权利义务高度统一，形成了农民政治自由的治理趋势。它“意味着视自己为一个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人，而不是无意志的受控于他人的期待或冲动的工具。与他人相处时，健康人格的态度像对自己一样，视他人为人，而非物或工具”［29］。农村市场经济尊重农民的主体自由，而主体自由包含经济发展自由和政治治理自由两个重要方面。农民在市场条件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即成为获得经济发展自由的主体，成为自由的个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要促进了市场交换的正常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农民经济发展的自由带来了村民政治主体的形成，即成为获得政治自由的主体，能够独立自由表达自己或群体意志、自由选择社会管理者的权利，成为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惯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人民……必定是自由的，这样的人民永远不会因有什么人或者什么团体能够抓住并控制住中央管理机构就让自己为他们所奴驭，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一个官僚机构能希望强使他们去做或者去经受他们所不喜欢的的事。”［3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价值不是妨碍人民自治而是要维护和保障人民的自治。保护村民自由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终极价值，“基于一种演化性世界观，并置公民自由和经济自由于很高的优先地位上。”［31］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制度基础:农村法治———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框架

“政府处于法律之下，或者说法律服务于法治，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良性发育的制度基础。”［32］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它是在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在商品市场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逐步被实践证明并被人们所认同、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并与市场经济共同成长起来的基本原则。“它通过完备的法律手段和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有效的保障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并有利于给经济发展创设和维系一个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空间氛围，保护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益，促进经济的有序增长和繁荣。”［33］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场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一场质的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嬗变，是包括器物层面，制度规范层面，思想文化层面各个社会领域的全方位变革”［34］。农村市场经济培育和造就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新型力量———农村市场主体。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农村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转变为以市场主体的权利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它是“建立在传统的社会格局的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消失以及新的社会格局与理念的形成之基础上”［35］。因此“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36］。这是决定农村现代化进程最终命运和经济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农村法治是农村市场经济构建的制度基础，也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事实上是调控、协调各种利益冲突，进行价值判断和理性抉择的现代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村法治的健全和完备，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法治是一系列原则与制度，是一种现代的秩序模式与文明类型，是一种生活实践和认知的过程，是一种社会关系评价与社会秩序治理的基本框架。它既指健全的法律体系，良好的法律运行状态，更进一步意味着整个社会成员对法律发自内心的遵守和由此而形成的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状态。健全的农村法治是转型期乡村社会一股崭新的权威力量，它能调整和规范政治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国家意志有效地贯彻到乡村社会、使国家能够对农村基层实行有效的规范和规制。有学者［37］认为法治是人类作为自由意志主体和道德主体对社会作出的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实践，是一种实现人类自由的行为过程，是一种遏制权势的最佳选择。法治是通过权利与权力的价值配置和理念规范来实现两者的和谐稳定与平稳格局，以达其最核心的本质特征制约权力［38］。由此看来，法治是“人们提出的一种应当通过国家宪政安排使之得以实现的政治理想”［39］，以控权为核心的宪政便是实现法治的制度选择。因此，法治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制度选择，也应该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与基本框架。基层法治的健全能够为转型期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确立起新的合法权威。我国农村基层的法治实践，是民众对各种农村社会资源进行发现、重组及良性互动的过程，其本质是对农村社群各种制度运用国家意识去引导、控制和规范，以维持基层公共秩序，增进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任何法律制度的根本目标都不应当是为了建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40］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注重结合农村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保障和促进农村基层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出发，始终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的民主法治建设。农村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即以基层群众性自治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的变革以及农村社会中自治治理空间不断拓展和明确化，始终应以国家法律的规范为前提。因为乡村基层群众性自治本来就是在缺乏民主法制传统的乡村社会推行，亟需国家提供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其运作的规范化提供保证，这不但能够保证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合法性，而且也是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和制度权威的需要。乡村社会法治对基层治理变革起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基层治理组织就主要是注重通过法治的制度化优势来保障基层农民的民主选举权和民主管理权，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农村基层治理的真正和广泛实现。“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将人们在经济事物等方面的追求未被耗尽的过量精力引入合乎社会需要的渠道。”［41］农村法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乡村社会二元格局的现实，既要重点建构起农村基层政权的法治化权威，又要建构起乡村社会自治的法治化秩序，更要建构起二大领域秩序规则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是农村法治的重点，是农村法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国家在推进农村基层法治进程中实现农村社会有序管理的首要任务。在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发展视野里，法治不仅是一种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在法治的框架和维度下，村民自由、平等、权利才能真正实现。法治也是一种文化和观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同时法治更应是一种境界和追求，成为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灵魂，深藏于基层治理制度的价值深处，深深植根于全体村民的思想内涵。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文化理念:以人为本———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精神

篇3：乡村基层治理创新工程

我国农村发展正在发生新的变革, 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着很多新矛盾和新挑战。在我国农村曾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 它主要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乡村治理机制, 加强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自我发展和政治稳定, 在我国农村实行己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给我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新农村建设的基层治理机制的完善及加强乡村文化、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深入推进, 我国大部分的乡村在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乡村基层治理问题引发了各界的热点话题, 得到了党和国家等的关注。完善农村基层治理,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 结合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做好“改造”农村治理主体;二要打下为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的物质和文化基层, 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需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三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在完善农村治理机制中充分的扮演好农村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治理

“治理”一词最初出现在世界银行于1992年发布的《治理与发展》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报告中。治理的英文翻译是“governance”, 最初的意思是引导、支配、控制和服从, 治理理念被引入我国后, 学术界持续地研究思考以及现实变革的需求, 共同推动了我国公共治理领域的革新。它主要是在基层政府所拥有的公共权力下, 对其所提供的基层社会公共服务进行管理,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提出了治理是一种寻求善治的过程, 对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及社会公众等权利主体的协调过程, 在西方及其它学者都给出了治理不同的定义, 大多的治理运用在政治活动或国家公共事务等管理活动中, 不是原有的控制、服从的概念, 而是涉及多个权利主体的一种协调过程, 是各种公共的、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二) 乡村基层治理

乡村治理在社会学意义上, 指基层社会, 包含多个乡村治理主体:各级政府、村治组织、村干部与农民群众, 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在管理学上, 基层治理是对诸多管理方式的总和, 对乡村的自主管理及有序发展, 增加乡村社会供给利益等一系列目标而互相合作、共同参与有关乡村各类事务的组织、管理和调控的过程。它是中国地方治理的基础, 是以乡镇、村或城市的邻里社区为基本范围, 处理公共事务的各种问题, 维持乡村社会政治稳定。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所认可而形成的公共权威下, 涉及各个利益相关者, 为达到增进乡村利益和发展乡村社会的共同目标, 实现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有政府的统治、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及村规条例等的环境, 又有国家和村民的参与、谈判、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 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

(三) 新农村建设概述

新农村建设, 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按照新时代的要求, 它不是一个新概念, 包括了农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 并最终实现目标的农村建设成为文明和谐、环境优美设、设施完善、经济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更全面的要求。新农村基层治理既是国家实现政治与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 也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 在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但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 农村的发展就像叠罗汉, 基础打扎实才能稳固, 所以要建设新农村, 顺应时代的发展, 而在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大目标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它政府以往的支农、惠农对政策很大不同。政府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投入的资源也更多。

三、贵州省新农村建设的乡村基层治理现状

从80年代初开始, 贵州各个地区都逐步建立了村民委员会, 并对所在村庄事务行使自治权, 进入21世纪以来, 伴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 农村的基层治理显现出一些新的发展变化和趋势。新农村基层治理的提出, 既是完善了农村发展体制和实现国家政治、社会管理目标的需要, 又是对乡村基层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治理变革沿着一条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 从集权到分权, 从人治到法治, 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 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治理轨迹进行。这些变化也总结出了中国基层治理模式的几个特点: (1) 条块状治理格局; (2) 核心价值为稳定压倒一切; (3) 人治与法治同时作用的治理方式。贵州省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改革及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面临着城乡治理格局和模式的现实困境, 影响到乡村基层的有效治理和乡村实现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首先随着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脚步的加快, 对构建城乡一体的治理制度和机制需要对乡村基层治理资源的整合。其次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基层治理层面权责不清, 由于政府权责划分不完善, 政府行为的“三位” (错位、缺位、越位) 现象普遍存在。最后, 村民自治遭遇不同程度困难, 在新农村建设下, 由于上级党组织或行政机关的过度干预和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素质的提高, 严重制约了基层自治组织治理功能的发挥。

四、贵州省新农村建设基层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群众沟通渠道不畅

一些干部的意识薄弱、工作作风不足, 在切身利益的公益事业发展和造福人民为人民的实施政策上, 大众传播力度欠缺, 出现“为民做决定”的现象。一部分村干部就算真的为民服务, 但是村民对工作不知道, 不明白, 不支持, 也经常被误解, 导致群众和村干部之间的不理解, 形成对立。

(二) 工作监督不到位

部分干部, 仍有“大人制”作风, 通过人情、主观意识做事, 村庄事务的生产和管理的过程中, 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不通过召开群众会议, 不按制度程序走, 导致不透明的基层管理实现、提出的决策不民主, 过程结果并不开放, 使之缺少有力的监督。绝大多数村的账务实行封闭式, 而透明的账务却不清不楚, 甚至有些不明去向。还有一些基层评选出来的低保户是通过人情、关系等等得到的, 让真正贫困的家庭失去机会。

(三) 基层政府各部门关系:村委会与党组织关系不和谐

政府各部门之间工作不和谐的关系, 失速现象严重, 很多问题存在, 导致工作的死角没人管, 一些事务重叠。一些村委会人员认为自己是群众推举出来的, 民心所向, 具有决定权, 因此, 盲目自大, 做想做的事, 不尊重党支部领导的决定;而一些村里的党支部认为基层领导的核心就是基层党组织, 就可以独揽大权, 阻碍了正常的村委会权力。

五、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治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大局意识不强

在兴建农村公益事业的当前社会, 既要群众自给自足也要依靠国家的优惠政策支持、指导。但能够承担大局的意识、公民意识不强的群众还是占了不少, 只享受不承担, 可能使农村的发展变慢, 乡村债务增加, 尖锐的矛盾, 干部和群众, 群众和群众不和谐因素就更愈演愈烈。

(二) 综合素质不高

现在大部分村干部普遍年学历偏低, 年龄偏大, 综合素质都不高, 现代基层治理理念有所欠缺。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 执行力不强, 不思进取, 得过且过, 在工作上满足于过得去, 对工作质量要求缺乏高标准;有的干部在仍习惯于“一班人”“说了算, 定了干”的“为民作主”的领导方式, 常采用强迫命令和强制性行政手段, 不能正确运用服务群众、民主协商的工作方法。

(三) 部分基层干部服务意识

不少基层干部由于基本的民主服务意识差与决策机制的不完善,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解分析, 缺乏奉献和奋斗的品质精神, 对群众意见不理不睬, 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只凭着主观想象和经验进行决策和展开工作, 有的工作不深入, 工作怕吃苦、怕担责任、怕吃亏, 对群众存在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最后导致群众办事难, 难办事等问题。未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六、解决新农村建设乡村基层治理问题的建议

(一) 治理规范化, 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

治理规范化是对新型农村治理达到一定的规范化要求, 遵守法律法规、村规村约等规定, 着力强化农村基层自治结构, 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 各级政府以服务为导向, 村民以政府管理为基础、村民自治为核心, 有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机制, 既可以保证党的领导, 又可以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新型农村民主自治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 指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

(二) 培育民主意识, 提高群众自我治理的能力

当前基层干部的素质与村级治理机制还有一定的差距。进一步培养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 仍然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集体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 用制度规范村干部和全体村民的行为, 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意识,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村级干部要在制度框架内管理村中事务, 改变工作方式方法, 学会运用示范、引导、服务的方式开展工作, 运用说服教育、民主协商的方法处理农村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

(三) 规范村务管理, 完善议事决策机制与用人机制

成立村民议事机构, 由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议事委员会, 通过村民议事委员会, 把重大村务的决定权交给广大村民, 凡村务大事, 都要经村民议事委员会充分讨论后再决定, 做到村干部、党员、普通村民三者决策的有机统一, 使村民能够表达意见并参与决策, 真正成为决策议事的“主角”。严格执行“一事一议”制度, 充分发扬民主, 严格履行程序。村里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 应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层级逐步讨论决定, 对涉及农村重大的村务和财务等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事项, 都应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努力提高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确保村务管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摘要：农村基层治理问题, 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伴随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凸显, 农村基层治理的好坏, 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以及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 结合实地调查的结果, 通过对贵州省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现状的分析, 探索其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新农村建设基层治理的举措。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乡村,基层治理,贵州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16.

[2]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4 (4) :24-31.

[3]陈潭, 罗晓俊.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J].公共管理学报, 2008 (5) :10.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5-6.

篇4：乡村基层治理创新工程

关键词：藏传佛教；基层治理；迪庆地区

中图分类号：K8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56-01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是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治理现象的基础，它离不开全国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大背景，也离不开全国范围内“三农”问题的解决，与汉族地区农村治理既有相同之处，又因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特殊性因素的影响，具有其独特性。

一、藏传佛教信仰现状

迪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共存的地方，境内居住着藏族、汉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白族、苗族、回族、普米族9个世居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共25种。总人口4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6%。其中，藏族人口约占境内总人口的45%-50%。①

我们在采访藏民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该地信众的信仰程度较高，宗教生活是他们生活的较大部分，以藏民扎西次仁为例，他每天早上会带着家人到附近的神山烧香拜佛，然后再回来吃饭，“我家就在小中甸进来那个村那边，那边有个神山。我们每个村镇必须有个神山，你不可以用手去指。”②藏传佛教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会邀请僧人来做法事。

二、迪庆地区的基层治理状况

基层治理，简单地说就是“对基层的治理”，它是中国地方治理的基础。它是以乡镇、村或者城市的邻里社区为基本范围，直接面对社会和居民，依靠治理机制，发挥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活动。基层治理主体是与社会和居民最为接近的组织，包括基层政府组织（农村的乡镇政府、城市的街区政府）；还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各种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基层治理的内容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且紧密相关的各项事务，突出表现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1.以尼史村为例

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的开展，这也是2015年迪庆地区基层工作的重点，以迪庆市尼史村为例，尼史村隶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位于建塘镇东南部，平均海拔3300米，地处高原，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艰苦。山林、草场资源丰富，地处城乡结合部，临迪庆香格里拉飞机场，全村国土面积198平方公里，是建塘镇最大的行政村。全村16个村民小组，831户，共4530人，98%都是藏族，其中农业人口3832人，劳动力1903人，尼史村现有48户贫困户，贫困人口220人。其中：因病致贫16户，供养大学生、低收入，因学致贫3户，因残、无劳动力10户，危房、缺劳动力19户。

尼史村贫困户贫困原因分析：

（1）尼史村属藏族聚居地区，较年长的村民受教育水平低，文化贫困导致人们思想安贫守旧，观念落后，一些贫困户生活标准低，有的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脱贫信心和勇气，有的两眼朝上，依靠国家救济，“等靠要”思想依然存在，有的观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甘愿受穷。

（2）年老多病致贫。个别家庭成员年老体弱，或患大病，或患慢性病，或丧失劳动力，而亲戚儿女不能资助和赡养而导致贫穷。虽然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和民政救助环节了部分经济压力，但高额的医疗费用如同无底洞，依然是此类家庭称重的负担。

（3）其他原因致贫。如由于自身素质较低，致富本领不强，靠打小工养家糊口；大灾人祸使本来富裕的家庭被掏空家底而陷入困境等；收入本身低下，加之供养大学生，家庭支出过火而走入贫困。③

三、完善迪庆地区基层治理的建议

（一）要加大投入力度，搞好技术服务。

坚持促农增收、富民优先，进一步加大包村联户的投入力度，强化先进技术扶持，跟踪帮扶贫困户的生产生活，以实际行动做好包村联户工作，深入推进包村联户工作有序开展。

（二）要注重实际成效，建立督查机制。

强化效能督查，落实考评制度，将督查考评结果作为干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逐步构建“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督促、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发挥宗教信仰积极作用，建立公平合理的村民参与机制。

在我国农村地区，传统宗族势力的存在和发挥影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我们要利用好宗族势力有利的一面，引导宗族在农村公共服务中发挥正面作用。

四、结语

宗教问题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又可以刺激到宗教问题，二者是一个双重互动的关系。在云南迪庆地区盛行的藏传佛教信仰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其与边疆安全同样具有这种双重互动关系。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通过一系列的教规、教义、戒律来使信徒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把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促进社会的稳定。这种宗教的控制方式与其他法律、道德方式相比更具感情色彩，信徒更加愿意自愿遵守。基层工作人员应该发挥宗教信仰的社会性功能，在与信教群众沟通交往时懂得趋利避害，因势利导。

注解：

①该数据为实地调研所得。

②对藏民扎西次仁的采访。

篇5：深化基层治理筑牢乡村振兴之基

楼阳生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构建现代村民自治新格局，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基础。

有效治理，坚持党建引领是前提。结合乡村实际，探索“1+N”乡村治理新模式，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组建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互助会、监督委员会、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凝聚合力，带领群众开展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乡村建设等工作。

人才支撑，配强干部队伍是基础。通过招才引智、选拔能人、择优派任、调整撤换等举措，将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贤人”调配到村级主要岗位，切实选好“掌舵人”。按照“政治素质好、群众基础好、综合能力强、责任心强”的标准，重点在退役军人、外出经商返乡人员、返乡创业大学生等群体中摸排合适人选，建立村级后备干部人才库，有序推进村级干部优化升级、新老交替，真正配强“生力军”。

文明乡风，完善村规民约是关键。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不断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将移风易俗、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自建房、殡葬等村务都纳入管理范围，进一步细化规定（比如：对建房面积提出要求，超过的部分按照梯级收费模式，缴纳罚金并充实到村集体经济）。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一剂良方”，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篇6：乡村基层治理创新工程

以基层民主的制度活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村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连续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管一切农村工作的制度依据，为提升基层民主制度活力，为补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乡村短板，全面完成乡村振兴，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坚定以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从1980年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诞生于广西的偏远山寨，到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的村民自治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直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四根支柱之一、成为亿万农民群众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实践活动，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政治实践之一，也是前无古人的政治实验。村民自治的实践，使我们的农村社会建立起了正常的治理机构，发挥出应有的管理公共事务和办理公益事业的职能，保证了农村社会的正常运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推进，各地纷纷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基层民主建设模式，基层民主创新实践风起云涌。农村基层民主在发展，中国式民主在发展，农民自治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瞩目。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广泛、真实、管用，是切实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坚持党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首先，基层民主扎根于基层的有效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成功，基本经验有两条：一是经济上给农民以实惠，二是政治上给农民以民主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这是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起点。其次，传统农村社会有延续数千年的自我运行逻辑，虽然经历发展带来的变革与转型，与现代性的“民主法治下乡”之间仍有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农村地区相对自我封闭的保守观念、对现代治理认知上的瓶颈以及地区发展落差所造成的信心不足，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治理的有序性。只有始终坚持党对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将党管农村工作原则贯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全过程，夯实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乡村治理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才能有效确保治理的合力与方向，确保基层民主建设的实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全面推行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村委会主任，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提高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中党员的比例，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等规定，正是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的重要举措，是突破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瓶颈的出路所在。坚持“三治结合”以增强基层民主制度活力。面对目前城镇化进程造成的农村人口外流和农民精英流失，以及农村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因素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形成的不利影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需在基层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进一步深化自治实践，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和丰富民主权利实现形式。依托村民议事会、说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多重形式的协商载体，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并逐步实现协商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不断畅通村民的民意反映渠道和沟通渠道，让农民在自治过程中实际感受到民主权利的行使与民主权利的维护。以法治保障和规范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推进乡村治理。针对农村地区法治意识薄弱、人情关系网纷杂、局部宗族势力存在、小微权力形式监督不力等问题，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普法力度，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大幅度降低干部群众用法成本，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以德治为引领，优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治理。利用传统文化和乡风习俗中的合理价值，以规立德，引领基层民主建设。借鉴传统乡土文化中的礼治秩序，形成适合乡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和道德规范，有助于降低基层民主建设的成本。综上，民主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治理方式。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活力，源于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源于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自我探索和勇于实践，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对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作为农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必然会进一步发挥其中国式民主的制度活力，夯实乡村振兴之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