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问计活动专项报告

双问计活动专项报告（共6篇）

篇1：双问计活动专项报告

“‘双问计’活动开展以来，区联合督导组多次到我局督导，我们今天邀请了省能源中心的专家到我们区重点用能大户来现场指导工作。”近日，栾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问计省能源中心专家，并将专家邀请到该区裕华热电、宏源热电、神威药业等公司现场，就重点用能大户数据在线采集情况进行现场问计。

栾城区委、区政府把“双问计”活动与全区发展融为一体，充分发挥督查作用，创新督导方式，运用大督查机制，推动了“双问计”活动深入开展，实现了双促进。仅一季度就争取上级政府类金融资金近5亿元，引进包括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新能源整车生产基地、天山集团栾城国家农业公园等省市重点项目22个，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实施联合督导，推行“四位一体”。栾城区整合区委、区政府两个督查室及区纪委党风政风监察室和区考核办职能，围绕落实实施方案和“八项制度”，结合问计活动各阶段性工作，实施联合督导，并将督导结果与各单位考核相挂钩，纳入考核积分，极大地激发了全区开展问计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联合督导组每周召开一次碰头会议，研究确定督查计划和阶段性任务，对在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及时指导各单位活动开展，确保了全区问计活动规范、扎实推进。仅3月份，全区各单位积极问计省市，邀请上级对口部门指导工作就达150余次，召开省、市现场会4个。

实施公示督导，推行“四张表”机制。栾城区结合问计活动开展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完善了经济运行、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民生保障“四张表”协调推进机制运行情况，将问计成果和工作目标进行责任分解，按月要账。月初梳理汇总，以展牌形式在区委、区政府办公楼一楼大厅公示，按节点进度完成的贴“红旗”，未按节点进度完成的贴“黑点”，既便于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又起到了鼓舞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推动了重点工作落实。

实施划层督导，推行典型引领。栾城区根据不同阶段的活动内容，注重督导层面，把握典型督导、重点督导、一般督导要求，分层次开展督导检查，并将督导结果以简报形式印发全区。同时，注重选树典型，前期共选择了3个区直部门、2个乡镇重点推介，并将“四张表”涉及单位列为重点单位，通过督导五个典型及重点单位，对全区活动开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篇2：双问计活动专项报告

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和环保倒逼双重重压下，我县经济步入爬坡过坎、转型升级阵痛峰值期。“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县通过问计市、省、中直，包装了电力、交通、教育、卫生等9个项目，与上级相关单位处室展开全方位对接，寻求支持;并通过动员社会各界捐助、整合县域集体资产担保贷款等多方渠道筹集恢复重建资金。截至目前，累计筹措恢复重建资金8亿多元。同时，坚持高标准设计，把恢复重建各项任务分解成10个方面，并细化、量化为42个小项，建立专门台账，明确完成标准、时限，层层落实到县、乡、村三级干部人头，建立起常态化的督导、通报、调度、现场观摩机制。

“与其完不成任务被问责处理，不如背水一战争做恢复重建先进。”这句话已经成了我县各级干部的共同选择。“通过采取增加35千伏变电站布点、缩短10千伏线路供电半径等多项措施，最大限度提升主、配电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确保遭遇2一遇洪灾保证电力主网不停电，筑起山区坚强电网。”国网井陉供电公司负责人韩素良说，这个目标以及1.86亿元的建设资金就是他们问计省、市公司的成果。

电力恢复重建与古村落保护相结合，则是国网井陉供电公司征求群众意见的结果。目前，我县已累计投资新改建高低压线路370余千米，配变190台。中国传统村落吕家村就是其中的受益村之一。“电网改造后不仅用电比以前有保障了，而且线路入地还解决了以前走明线东拉西扯现象，谁来这儿拍古装戏再不用考虑镜头穿帮了。”吕家村党支部书记吕义青说。

篇3：双问计活动专项报告

隆德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常住人口18.8万人，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4%，下辖13个乡镇，376个行政村，是个典型的农业县，同时由于隆德属黄土丘陵地貌，沟壑纵横，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要。自2001年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生态工程建设领域投入，涉农职务犯罪特别是涉及退耕还林（草）领域案件亦呈高发态势。

2001年至2011年，隆德县人民检察院共立案查处涉农案件18件26人，其中涉及退耕还林（草）领域案件15件23人，另在该领域有11人因犯罪金额未达到法定立案标准未予立案。所立案查处该领域案件中，曾任乡镇主要领导3人、乡镇副职1人、乡镇会计2人、村干部16人、普通群众1人，大案2件、窝案串案1件，起诉11人、法院有罪判决11人，案件涉及退耕还林补助资金94万余元。我们秉承总结过去、防范未来的宗旨，对我院过去十年所查办的涉及退耕还林（草）领域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

一、犯罪手段及表现形式

一是虚报冒领“骗”钱。几乎所有案件的作案手段都表现为村干部将村集体所有耕地或国家所有的荒山、河滩、道路等通过造假的手段骗取国家补助。如2009年查办的联财镇联合村村支书王某某、会计剡某某贪污大案中，犯罪嫌疑人凭空编造6户虚假农户信息套取了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20万余元占有使用就是典型。二是违反制度“花”钱。从十年来所办理案件看，涉农案件财务制度不健全问题相当普遍，“包包账”、“纸片账”、“口头账”大量存在，支书主任亲自管账，自收自批自支，利用白条及虚假票据报销招待费。如山河村村主任6年间套取退耕补助及造林补贴12万余元不上账，自批自支，有9万余元被以各种名目的白条冲抵，用于村里开支。三是各管一段“截”钱。发案的村基层组织大多涣散无序，村支部书记、主任各自为政，钱先到谁手就由谁管理支配，截留私用，不统一上账管理。

二、发案原因

1.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视不够，预防措施滞后。一些地方领导只注重跑项目、争投资、眼光限于局部，对国家重大惠民工程项目的实施和管理不够，制度保障、资金监管、廉政教育等预防职务犯罪措施跟不上，项目管理漏洞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据统计，隆德县已累计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约2.7亿元，这笔资金大体相当于隆德过去十年财政总收入。

2.退耕还林面积不实，任务完成情况有水分。一方面，部分乡村干部责任心不强，自查工作不负责，缺少调查核实和后续监督，只是将党的方针政策传达至自认为“有能力”的村干部手中，工作不深入，浮在表面上，对村组财产、土地、资金等状况缺乏了解掌握，对一些虚报违纪行为监管不力；另一方面，有些县区主管部门客观上由于人员少，工作起来顾此失彼，主观上工作敬业精神差，核查乡镇上报的退耕还林面积时把关不严，走过场。

3.对退耕还林补助兑现的监管力度不大。有关主管部门对退耕还林粮款兑现的管理程序不规范，对违法违纪问题查办不及时，治理措施力度不大。雖然检察机关每年有案件查办，并向主管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但其整改力度不大。

4.乡镇档案管理不规范。一些乡镇没有确定专人进行档案管理，档案管理混乱，实际退耕还林面积与图表卡册不统一，卡册内容填写不齐全；还有一些乡镇作业设计内容不完整，设计图表内容与实际地块面积、位置、树种不相吻合，变更作业设计不按程序审批。

5.缺乏群众监督。一些村不张榜公布退耕还林登记造册面积，兑现退耕还林补助粮款时，背着群众办假身份证，刻假印章，办假供应证、林权证，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经济利益。

三、预防建议

1.把握“三个特性”，抓好警示教育工作。一要注重正反两个方面警示教育的连续性。通过大力宣传农村优秀党员干部事迹，组织开展身边典型违法案例警示教育的形式，使村干部明辨美丑、向善抑恶。二要结合隆德“文化先进县”的优势，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性。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清廉之风吹进千家万户，倡导勤劳致富的朴素氛围。

2.抓住“三个环节”，加大检查和监督力度。一要对照农户户口，查身份证、林权证、供应证，看有无虚报农户卡、册名单；二要对照上报的每户卡、表台账合同，查退耕还林实际面积，看有无虚报面积和集体机动地；三是要对照每户村民退耕还林面积，查实际兑现补助粮款，看有无拖欠、贪污、挪用、倒卖牟利的现象，以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预防职务犯罪。

篇4：双问计活动专项报告

一、调查对象

（1）婺源县43所中小学校填写《婺源县中小学电子备课专项调查活动问卷调查表》（学校卷）。

（2）由抽样选取的样本学校（城区初中、小学各1所，县城附近乡镇和边远乡镇的初中、小学各2-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合计13所样本学校）组织本校教师登陆“问卷星”网站，填写《婺源县中小学电子备课专项调查活动问卷调查表》（教师卷）。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研活动以问卷调查法为主，现场观察与座谈交流为辅。调查组收回学校问卷43份，借助专业在线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网站收回有效答卷319份。另外，调查组成员还进入基层学校与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进行了交流。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受访教师基本情况分析

数据显示，受访教师中男、女比例比较平衡，他们的一半是中级职称，其中62.7%的受访者任教于中心小学，任教于初中的教师占30.72%，另外还有21名村小教师参加了本次问卷填写。

数据显示，受访者中各个年龄段的教师都有，有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教师，也有工作多年的老教师；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占受访总数的60.19%。

从上述两个表格的数据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受访者的涉及范围比较广，代表性比较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我县基层学校大多数教师的工作情况和实际想法。

2.基层学校与受访教师大多认可和支持电子备课活动

表3内容是学校问卷的统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超过一半（53.49%）的学校认为在中小学校开展电子备课“非常有必要”， 39.53%的学校认为“比较有必要”； 对于我县中小学当前办学条件下开展电子备课的可行性，13.95%的学校认为“完全可行”， 53.49%的学校认为“基本可行”，不过也有30.23%的学校认为“有一定难度”。从整体上看，基层学校对电子备课活动大多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

表4内容是教师问卷的统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84.64%的受访者喜欢“电子备课”的方式，有85.89%的受访者认为“电子教案能够促进教师间的交流，促进教师自身的发展”， 79.31%的受访者认为“电子教案可以网上撰写、提交，能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同时，有68.65%的受访者提出“需要提供教案生成功能的电子备课平台”。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提供了必要的硬件设备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充分发挥电子备课的长处，中小学教师对电子备课活动大多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

3.中小学已经基本具备开展电子备课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通过对学校问卷的统计，我们发现约有30所中小学校园内的电脑台数与教师人数的比例接近或超过1：1（统计中的电脑台数包含学生微机室内的电脑），绝大多数学校都已经在各个教室安装了“班班通”设备，并实现了宽带网络校园全覆盖。因此，就多数学校而言，开展电子备课的物质基础已基本具备。

从学校问卷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了解到，有20所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班班通”设备运用的教师培训活动，其他学校每学年也会开展一次类似的活动。从上表可以看出，76.74%的学校认为本校教师大部分能够熟练运用“班班通”设备和资源上课，只有少数教师操作不熟练。

从教师问卷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了解到，38.24%的受访者“参加过培训，并能熟练使用班班通设备”， 35.11%的受访者“没有参加过培训，但会使用班班通设备”，不大会使用的教师只占受访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从上述两个表格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县多数中小学教师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开展电子备课所需的技术基础。

4.受访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情况

调查发现，94.67%的受访教师“有过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准备的经历”。从多选题中了解到，一线老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准备时主要进行的活动是“制作多媒体课件”（86.52%），“观看相关的优秀课例”（81.82%），“寻找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77.74%），“撰写教案”（59.56%）等等。调查还发现，大多数老师在课堂上会使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其中有90.91%的受访教师教学课件的主要来源是“网上下载之后根据自己的教学需求进行加工”，由此可见网络资源在教师教学工作中的促进作用。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老师在日常教学中能够运用“班班通”设备进行教学，其中10.03%的受访者每周使用超过5次，35.11%的受访者每周使用达3-5次。这可以看出“班班通”设备已经比较好地融入了一线老师的日常教学之中。

根据一线老师在工作中的使用体验，班班通设备与资源的优势主要有“能增强课堂趣味性”“交互性强，提高课堂互动”“配套资料详细，使用方便”等等，38.24%的受访者认为班班通设备对教学的作用“非常大”，48.28%的受访者认为班班通设备对教学的作用“比较大”。由此可见，现代信息技术对一线教师教学工作的帮助是明显的。

5.基层学校与受访教师对开展电子备课的期盼与建议

调查发现，影响教师使用“班班通”设备与资源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因素是“可供选用的教学资源数量”“学校硬件配置情况”以及“网络速度”等。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基层学校与受访教师对开展电子备课的期盼与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资源库的问题。如果让一线老师到网络上四处寻找有用的教学资源，既费时又低效。因此，许多学校和老师提出要建一个全县中小学教育教学数据库，教师选用其中的电子教案资源，以便高质量地完成电子备课工作。

（2）硬件设备的问题。虽然全县有30所中小学校园内的电脑台数与教师人数的比例接近或超过1：1，但是，这其中有许多是学生微机教室内的电脑，并非在教师办公室内。因此，不少学校和老师希望给每位教师配备一台电脑，以便开展电子备课工作。

（3）参与电子备课的人选问题。有31所学校认为参加工作满三（或五）年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老师统一参加电子备课，其他的老教师自主选择。一线教师的观点与此大体相同，他们认为工作年限在三年内的教师一般不提倡电子备课，而45岁以上的老师可以自主选择。

（4）教师培训的问题。由于还有不少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不强，对电子备课了解十分有限，班班通设备的运用熟练程度不够，一些学校和老师建议要加强对一线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

（5）教案的携带与使用问题。就“开展电子备课后，教师怎样带教案进课堂上课”这一多选题，有16所学校选择“U盘携带”，12所学校选择“在课本上标注”，10所学校选择“打印教案”，8所学校选择“手写简案”，7所学校选择“在个人云盘中上传下载”。也有老师建议学校申请一个开放的云盘，供全校老师上传教案和上课下载资源所用，全校老师均可以在云盘中查看自己和其他老师的备课情况。

（6）有些学校和老师建议县教研室制定一套全县中小学教师实施电子备课的管理方案，以鼓励性为导向，有选择地、分层次地慢慢推广此项工作。

6.基层学校与受访教师对开展电子备课所存在的困惑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基层学校与受访教师对开展电子备课存在的困惑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子备课方式给学校管理者对备课工作的检查、督促、评价带来新的困难。如何甄别教师电子备课的原创性，如何实现电子备课的有效监管，从而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还有待在实践中探索。

（2）许多人担心电子备课方式将导致复制、粘贴的抄袭行为更加突出，背离了备课的初衷，部分教师为备课而备课，忽略了钻研教材的关键环节。

（3）电子备课方式，年轻教师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老教师来说还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对于办学条件欠佳的农村学校，实施起来难度也不少。

（4）不同学科和不同课型的备课是否都适用这一方式？比如说语数外等主要学科之外的其他课程都要采用电子备课的方式吗？测试课、复习课、实践类课堂等又如何进行电子备课？

（5）有学校和老师提出，电子备课后打印出来的纸质教案，在职称评审时是否能够得到上级的认可。

（6）一些学校和老师对电子备课形成的教案、课件、习题等电子材料的存储安全有所担忧。

四、思考与建议

为了更加稳妥地开展此项工作，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成立领导小组，统筹实施工作

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县中小学电子备课工作，促进课堂教学信息化的进程，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全县中小学推进课堂教学信息化领导小组”，由局领导担任组长，相关股室负责人为小组成员，全面布署此项信息化教改工作，通过行政强力推行。

2.充分调研论证，提高实施效果

一项政策的出台，一个改革措施的推行，只有事先做好充分的调研与论证工作，才能更接地气，才能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减少实施过程中的摇摆与困惑。因此，我们认为在本次调研的基础上，还可以组织一个中小学教学业务管理人员的小型研讨会，商讨相关实践问题，确定具体实施方案。

3.试点探索，逐步推行

由于各中小学办学基础不尽相同，各校领导与老师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为此，在电子备课推行之初，有必要先选择两三所办学条件较好、学校改革意愿较强的中小学校进行试点工作。

4.以考定配，提升设备使用率

在校园信息化的过程中，对教育现代化设备的配置可以采用“以考定配制”，具体方式是指先给县域内各校配备部分新设备，视学校使用的效果再确定是否继续增加配置。由县电教部门对学校进行督查考核，设备用得好的学校可以优先配备，全部配齐；已有的设备没有使用或者用得不好的学校，设备投入可以缓一缓，或者不予配置新的设备。

5.加强学校业务管理和校本培训

基层学校要对一线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加强指导和督查，引导教师认真钻研教材，选择恰当的教法，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设备与资源开展课堂教学。同时，要多多开展针对性强的校本培训活动，提高教师新设备、新技术的运用能力，让广大一线教师把现代技术和理念比较好地融入传统的课堂，提升课堂教育教学效果。

6.大胆尝试网络联盟，促进校际均衡发展

现代教育设备和网络技术为学校之间的联合互动提供了新的平台。我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通过“1+N”的模式提高薄弱学校、薄弱学科的教育教学工作：

一是农村中心校与辖区内教学点的互动。可以由中心校的骨干老师上课，通过网络录直播技术，教学点组织师生收看，并进行在线实时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农村边远山区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二是县城学校与乡镇学校结对子。由城区学校挑选一线优秀教师授课，城乡学校借助网络共享精彩课堂。通过这种“1+N”的网络共享课堂模式，让农村孩子与城区孩子同享优质课程资源，实现新形势下的网上支教，促进城乡学校教育（特别是艺术类课程）同步发展。多所学校在“教学”上合为一所学校，能够有效实现师资、教学设备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应用，不断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建设与有效共享。

篇5：问计国际化

将“聚焦”作为发展战略的长城汽车，其总裁王凤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也显得很是“聚焦”：她已在“两会”上连续三年就中国汽车“走出去”提交议案。

实际上，中国汽车出口在2011年上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在行业整体销量增幅不足3%的情况下，中国汽车出口却实现了49%的大幅增长，创历史新高，其中轿车出口同比增幅达107%，出口整车的平均价格与2010年相比也略有上浮。长城汽车2011年也实现出口8.5万辆，同比增长50%。但在王凤英看来，目前仅仅出口的大幅增加并不等于实现了国际化，中国汽车还没有真正“走出去”，这也是她连续三年在“两会”上提交相关议案的重要原因。

“走出去”还缺乏明晰路径

王凤英在全国“两会”上的议案，从年的《打响“中国车”概念，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的真正崛起》，到2011年的《制订中国汽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再到今年的《建议明晰中国汽车国际化发展的战略路径》，可以看出，这三份议案有着层层递进的关系。

王凤英表示，如果说前两年的建议更多地想达成走国际化发展之路的战略共识，那么今年则希望国家能够制定一个更明晰的、有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战略路径。

在她看来，尽管当前走国际化发展之路已逐渐成为汽车行业的共识。但目前中国汽车的国际化发展还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和行业引导，不同企业对国际化的理解、定位、战略目标和行动策略也有较大差异，表现在海外则是各干各的、互相之间难以形成良性的互动支持。制订一个有利于中国汽车整体发展的、符合行业共同利益的国际化战略发展路线图，形成系统化、清晰化的中国汽车国际化发展战略体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在去年中国汽车出口“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仍存在着许多隐忧。例如中国汽车在海外市场各干各的，同室操戈、恶性竞争不断，“国际竞争国内化”趋势明显，直接导致中国汽车“低价低质”的低端形象难以扭转。企业在海外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使得售后服务不能及时跟上，进一步损害了品牌形象，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海外并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并购风险越来越大,因关税、技术贸易壁垒以及专利标准等原因导致的贸易摩擦增多。

为此， 王凤英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中国汽车整体国际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对汽车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行统一、有效的行业协调和规范指引，提出了政府将汽车出口政策由贸易导向转向投资导向、出台更加具体的措施规范汽车出口秩序等措施，最终形成一个涵盖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企业和政府及协会组织共同推进，政策支持、规范同企业自身发展相互协调的立体式国际化战略，从而改变以往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低质低价”的不良形象，树立全新的“中国制造”品牌形象，提升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

树立品牌需“物超所值”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国家和企业制订了明晰的汽车国际化发展的路径，具体到企业，没有过硬的产品品质做支撑，即使到了国外依然会铩羽而归，之前的“碰撞门”事件已是注解。

“中国汽车需要的是高质量、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是能够为建立中国汽车整体品牌形象不断加分的国际化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摈弃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做法。

而自主品牌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要在技术研发方面加大力量、加快速度。”王凤英说。

之前，“品质过剩、研发过剩、投入过剩”这些字眼都与长城有关。而今年两会期间在北京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王凤英甚至提出，必须经历“物超所值”的阶段，才能要树立品牌，自主品牌的发展瓶颈才能突破。

根据长城汽车的规划，在“十二五”期间，长城汽车将采取技术资源“过剩投入”策略，未来5年计划再投入50亿元，赶超世界一流的先进技术，在研发领域展开深入“对标”，现有及未来车型中，整车性能在21项主要指标上达到国际品质标准，安全上达到NCAP五星标准，节能排放达到北美、欧洲等高端目标市场要求，操纵稳定性、车身刚度达到德系车标准，NVH、可靠耐久性、精致工程达到日系车标准。“满足全球技术法规和消费者的更高的需求，增加产品附加值、核心竞争力要成为长城汽车重中之重。”王凤英表示。

2011年，长城汽车累计销售49万辆，首次进入汽车企业整车销售前十，同比增长22.5%，大大超过全行业平均水平。可以说，长城汽车的市场表现和经营业绩逆势上扬，已在自主品牌阵营中一枝独秀。这在王凤英看来，正是长城汽车一直致力于自主研发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的结果，这种投入带来的回报是明显的。

2012年2月21日，长城汽车保加利亚工厂正式实现投产，标志着保加利亚国内设立的惟一一家汽车组装厂正式启动，这也是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在欧盟国家建立的第一家汽车KD工厂。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意味着一直以来长城汽车在研发、产品品质等方面的“过剩投入”思路得到了回报。

以此为据点，长城将逐步扩大欧盟地区的市场份额。目前，长城汽车海外KD组装厂已有十几家，对于巴西、土耳其、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国的KD项目也在积极开拓中。到2015年，海外KD组装厂将达到家，海外年产能将达50万辆。

事实上，长城汽车在海外市场上也曾经历过不少的挫折。

显然，通过多年的磨练，长城似乎已经探索到了国际化的模式。王凤英认为，自主车企的国际化会是多路径和多模式的，简单贸易、KD建厂、合资或者独资建厂等，要依据各个市场的不同条件采取不同形式。真正的国际化不仅是能把产品卖给国外消费者，而且要在这些海外目标市场中树立品牌，在当地扎根。长城汽车一直不鼓励简单贸易，不止步于一锤子买卖。

篇6：问计民间银行

19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边境口岸的进一步被放开，中国土生土长的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加之随着政治风云变幻而不断进行的金融变革，以中国民间金融的初级形态为代言人的钱庄业，日渐式微，并终于在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奄奄一息。

中国的民间金融业有一个痼疾，那就是永远无法摆脱风云变幻的政治影响。从古至今，鲜见在政治风波中岿然不动的金融机构。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近代以来，中国民间银行先是在抗战结束后的短暂时间内生机焕发，但很快就随着内战的再度爆发而迅速萎缩。

这种政治的影响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的。被动的诸如在战争的动乱中不堪惶恐黯然关门的，主动的则有随着1949年后轰轰烈烈的各类改革悄然划归无形的。

总之，纵观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民间银行走过了一条惨淡之路。这条惨淡之路曾经期望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成功搭上时代的列车迅速前行，但是很明显，这条路并不成功。

民间银行阳光化浮出水面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走到当下，相当多的国人见识到了利用制度缺陷谋取利益的好处。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设民间金融机构也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很多民间金融机构都不是在正常有序的市场秩序中成立的，他们的成立大多背后有着政治的影子，对于民间银行来说，这种影子的力量是必须的，但是，此举也可能成为中国民间银行的死结。

纵观中国金融历史，中国的金融机构从来就没有摆脱对政治的吸附力与归属力，客观来说，从民间金融机构创始之初，他们无不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一领域纵横捭阖，并且“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很快，坚硬的现实就告诉他们，所有的梦想都必须参照现实，方有可能实现。

商人都明白，开小额贷款公司能赚钱，但有钱不一定就能开。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大多数民间金融机构的门槛不低，且申报时需要经过公安、央行、银监会、金融办与工商部门的层层审批。而企业将在这层层审批的过程中慢慢耗尽自己的耐心与力量，剩下的就只有尽快从市场中赚取利益了——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中国民间金融业从一开始就是极不健康的状况。

现在既然已经下定让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决心，那么就应当制定出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让那些志在进入金融领域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有着明确的预期。

根据政策，民间银行由法人单位发起，可以吸纳个人作为股东，每家公司至少需要9名以上股东发起，投资者可以正大光明地通过放贷赚钱。以前法律对于民间银行没有明确规定，但是目前民间银行的一系列借贷行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曹建海称：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核心就是民间能不能自己办银行。

目前，在兴办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政策上，中国至今仍实行着世界上最严格的准入制度。在此制度下执行的严格名额限制，让众多跃跃欲试的投资方望而却步。

渤海银行的部门主管张建说，目前，在某种程度上金融监管当局正以防范金融风险为由限制民间银行，在金融服务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小微企业生存的当下，这种策略到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目前，全世界的银行监管大都是以风险为主的监管模式而不是准入监管。这种以风险监管为主的制度注重银行风险的识别和管理，重在评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强化信息披露制度，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监管制度。实践证明，通过审查进入的“好孩子”，拿到入场券后并不能保证其一直是好孩子。中国国有银行曾经有过大规模呆坏账风险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银行肯定需要准入门槛，但这个门槛应当是条件清晰而稳定的，凡是到达门槛要求的都应当给予准入的许可，而不是先严格限制名额。

茅于轼说，从展望上讲，中国金融市场主要的机会，一个是使得有些地下金融合法化，再一个就是开辟新的金融工具，如小额贷款。

此外，银行界人士普遍关注的是：怎么把专业银行体系下面的那样一些制度设计，逐步用到现在的商业银行体系下面。

当下的中国，正准备不再排斥规模巨大的地下银行系统，并试图依托其为受信贷危机和经济低迷重创的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民间银行规模估计十分巨大，一些研究认为其规模占经济中整个借贷的10%到20%。

温州建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消息在几日热闹之后，很快就安静下来。一系列原则性的目标和措施给了改革一个模糊的方向———民间非正规金融的阳光化。然而，从温州的配套方案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表态来看，这是一个既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的改革方案。

但无论如何，放松民间金融政策势在必行，包括允许创办不受国家控制的民间自主权的银行。自担风险，自主经营。中国的财政政策垄断和所有商业银行的国有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完全不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机制下，企业和银行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唯政府命令马首是瞻的银行，可以随意调动国家资源使得企业疲于应付——这也就构成了中国经济格局中极不正常的现象：大量活力资源被随意闲置，并被最终浪费。

民间金融的意义

因此，搞多元金融杠杆，允许民间资金合法理性地融通，国家压信贷时，民间银行可以放贷，企业就不会一点都透不过气来。搞活民间金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一翼和必由之路。

但搞活民间金融是不是颁布几部法律就能够达成的呢？

事实远非如此。即便是经过了系统调研，即便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中国的民间银行依旧不会迅速发展——源于长时间的压抑与自我压抑，中国民间资本的心态已然不是其所应有的健康状态了。

社科院金融学者曹建海称，没有民间金融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化利率。来自政府的金融压抑往往主要表现为实际利率被压得太低，金融深化要求利率能真正反映金融产品的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这就首先要求消除各种人为因素的利率压制，允许利率的自由浮动。

这是中国金融业的痼疾，也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无数学者都曾大声疾呼：从消除金融结构单一来看，开放民间金融有助于金融结构优化。

在理论上，金融结构可以用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来反映。金融机构单一抑制了金融工具的发展，储蓄和信贷成为最主要的金融工具；从现实来看，中国目前的金融机构明显单一，且多为政府所有并经营，资本市场缺乏并受严格控制。——民间银行的土壤并不是很肥沃，甚至可以说相当贫瘠。

退一步来看，即便认可民间银行的生存能力，在当下的中国，相当多的民间银行机构亦存在着经营业务多元化、发起人多样化、自然人持股比例高等共性。而这些共性又决定了中国民间金融业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例如，没有持续性的资金来源。公司要在相关协作银行存取一定的担保风险准备金，防止出现坏账以便银行从中弥补损失；另外，公司自己进行的小额贷款业务对资金需要也相当可观，导致注册的资本金，短时间内就会全部用光，持续的经营产生了困难。许多小额担保贷款公司在创立短短几月就由于没有钱放贷而捉襟见肘。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庄太量对记者称，根据现有的一些市场调查结果，很多民间金融机构的股东里，自然人投资者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有的公司甚至就是纯个人投资。

故此，股东们的个人因素，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就不可避免的产生巨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协作银行担保的风险以及发放贷款的连续性。

庄太量称，对于民间金融机构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是达不到银行信贷门槛的借款人，风险程度相对较高。为规避风险，民间银行一般会要求采取房产抵押，当然前提是房产市场的高位运行状态。在当下中国，采用房产抵押的途径无疑又在政府强力的宏观调控面前无所适从——于是一个奇怪的圈套就此铺开。

社科院经济学者刘维新建议，当局应该从小额信贷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经营风险等因素入手，解决小额担保贷款公司持续经营困难的问题。例如，借助统一的企业信息征信系统以降低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的经营风险，同时，进一步放松资金来源限制，开通更多小额信贷公司融资渠道。

更重要的是，作为“紧箍咒”的利率管制必须予以放松，使资本收益率达到合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