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的意义（精选8篇）
篇1：文化艺术的意义
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
都江堰的创建，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 都江堰水利系统建成后，成都平原在短期内便跃升为秦的重要粮仓，使巴蜀真正变成了秦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战略大后方，从实力上改变了过去秦、楚、齐三强长期并驾齐驱的局面。在秦末暴政及大乱时期，都江堰水利系统发挥了稳定蜀地、稳定统治的巨大作用。
都江堰的作用是什么：
都江堰工程的主要作用是引水灌溉和防洪，另外也兼具水运和城市供水的`功能。它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引一部分流向玉垒山的东侧，让成都平原的南半壁不再受水患的困扰，而北半壁又免于干旱之苦。几千年来，岷江在这里变害为利，造福农桑，将成都平原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进而促进了整个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篇2：文化艺术的意义
纵观传统葬礼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丧葬礼仪在理论上具备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割断死人与生者的联系，把死者的灵魂打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免得亡灵回来作祟；二是设想一个美妙的灵魂世界，这种美妙的构想既可以把亡灵吸引过去，同时也给生人带来对未来彼岸世界的希望。这是就葬礼的普遍功能而言的。而具体到中国传统丧礼，更加突出对活人的作用。与其他文明形态的丧礼相比，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死亡礼俗有着更为特殊的品性。
一、孝义的延续
在汉文化葬礼的发展过程中，葬礼的内涵逐渐突出孝的主题。丧礼为孝子贤孙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活人可以表达对死者的尊敬，排场的仪式可以使家人脸上增光。同时，中国人贱野羞瘠、慎终追远的传统，也使丧礼更加庄严肃穆。民间的丧葬习俗同人们普遍的信仰与知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丧葬仪式也体现了这种价值观。
不能尽孝，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就等于精神支柱的崩塌。中国这个千年礼仪之邦，对于人生的这一最终环节，素来十分重视。在孟子的理想社会图景中，有一项内容，是“使民养生送死无憾”。送死，是说后辈送前辈，在孟子心中将之提高到与养生一样的地位。同时，送死也是顺死，是较为安详平和的死，像中国人经常说的“喜丧”指的就是顺死。死有不及成年而亡的，是为夭亡，有遭受横祸而亡的，是为横死；有寿终正寝的，有终于故土的，也有客死他乡的……人有幸有不幸因此，在华夏文明丧葬传统中，生者不但不与死者割断联系，相反却以各种方式极力保持和死者的联系，这在民间葬礼的很多习俗中有很多表现。比如，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中极为强调血脉延续的意义，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河南孟县民间的丧礼中即有这样的习俗：尸体入棺后，要给死者盖上大红被子，然后从被子的尾端横剪一条交给儿媳，据说这可以传后代、续香火。
丧礼中的孝道还有很多表现，比如在山东，民间丧礼中的“圆坟”习俗，圆坟在葬礼后两三天举行，黄县民间把圆坟又叫“送衣坟”。送衣坟就是死者家属把圆坟的东西赠送给已出嫁的闺女。圆坟之后，娘家给闺女一个白柳条篓子，内装大麻、镜子、蜡烛和菜之类的物品。闺女带回婆家后，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供菜、包子和面鱼等五种东西送回娘家。据说，姐妹之间谁先送回娘家，谁就能过上好日子，这其中也体现了孝义必有好报的观念。
兄弟民族中也有类似的风俗。在彝族的丧礼中，舅家必要赶来送丧，舅家一到，死者的女儿不论出嫁的也好，未出嫁的也好，边向舅家敬酒边哭边唱：“阿舅啊，……请把遗物交给女儿，见到遗物如见面，永远不忘母恩情。”阿舅看到外甥女讨遗物，就一边安慰一边把死者的遗物分给外甥女。已出嫁的姑娘便将遗物带回夫家中，未出嫁的女儿则把遗物作为自己以后出嫁的嫁妆品。
这类民俗事项目的都在于与死者亡灵保持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表面上是活人在向亡灵祈求保佑，其实这种意愿的抒发是虚无的，而真实的情况是活人为了能长久地尽孝道，阐扬自己的孝心，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品德，以求得心理和精神的平衡、满足。静静躺在那里的死人，“享受”着活人的祭拜，成为活人净化心灵的工具和媒介。整个的死亡礼俗，表面上是把鬼魂送入阴间，为死者饯行，实质是活人在寻求一种平素难以获取的精神寄托和安慰。尤其是那些往日对死者有过过节和非礼行为的人，更是希图通过兢兢业业的丧礼行为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以消除内心的不安，并达到一种品格的升华。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丧葬仪式关于服丧行孝的实质在于：理智上是清醒的，承认人死不可复生，也没有什么灵魂鬼神，但感情上必须非常痛苦，并通过种种言行宣泄出来，这才是行孝的本意之所在。每个人或许无法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可是，人可以选择的是自己的心灵世界。我们都会老去，慎终追远，通过一定的仪式追念先人，生命因为孝意而延续。
二、社会关系的重组
人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生活在群体之中的。因此，一个人的死亡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它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对于活着的人同样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奉行一定的丧葬仪式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生与死同样璀璨绚烂而又庄重严肃。
一个人死亡之后，他的家庭以及村庄中原有的人际之间的固定关系将失去某些平衡，特别是重要人物之死更是如此。因此，活着的人必须适应这种情况，重新调整各自的位置与角色。比如，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的“摔盆”习俗。并不是所有的孝子贤孙都能够得到“摔盆”的资格，按照风俗，只有长子才能尽此礼仪，而在独子的家庭中，更是绝对不能够让女性“摔盆”。这其中固然有香火观念的成分，但其更为实际的意义在于“摔盆”重新厘定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它所确定的是新的家庭秩序，长子作为家庭的代表必须通过此种仪式加以确定，男性后代的继承权也因为这一仪式得到乡土社会的认同。
丧礼是极为复杂的仪礼。事实上，整个丧葬表现社会关系的意义大于个人的情感意义。比如山西民间一般以为，“人活六十已够本”，这个年龄已儿孙满堂，不算枉活一世。凡是60岁以后老死或病终的，一般来说都算是寿终正寝了，女性则称为“寿终内寝”，中国古俗忌讳死于偏房寝室。正厅、正寝是一家最神圣的地方，死于正寝是正常的，在这里咽气也是幸福的。
在一定程度上，葬礼的主角与其说是死者，还不如说是后面的那些生者。在葬礼上，共食共餐，奏乐唱戏，体现了家属、亲戚朋友恢复正常状态的意义，也代表了生者的面子、体面与孝心。葬礼确定了新的家族秩序和社会秩序。
三、认同世俗生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亡是人都会有的一个结局。可以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个生命的开始同时就意味着生命的死亡的开始。所以，在关于葬礼的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价值，更准确地说是葬礼中体现的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传统儒家讲“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对于死亡似乎讳莫如深。但在孔孟的语录中，我们又分明可以找到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言论，从儒家的角度，华夏文明的葬礼更重的是作为礼仪的孝道，而中国传统民间的葬礼从本质上讲是在修补和重建一种社会秩序。这两点，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但同时他们也指出，中国传统的丧礼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思考。的确，我们单纯从死亡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往往集中于老庄，庄子对于儒家的繁文缛节进行批评，他讲究“坐忘”、“齐物”，这的确是一种境界很高的生命哲学。但这并不表明，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葬礼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思索。恰恰相反，儒家的厚葬，民间习俗中将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器物用于陪葬，恰恰表明了一种朴素的人生价值观：世俗的生活是可贵的。“事死如事生”发展到极致当然会造成物质财富的浪费、甚至封建迷信的播衍，但在传统葬礼习俗中，人们所表现的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我们不能说不是一种积极的生命导向，这种生命导向通过葬礼习俗中的器物陪葬得以体现，是传统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基本体悟。
篇3：大学的文化意义与文化使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使其在国际竞中主导着话语权,凭借文化影响力不断输出本国的价值观,为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造势。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尚未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做出的决策经常被欧美国家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自身大国地位不相匹配。因此,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积极捍卫与抢占话语权,从而全面塑造国家气质与国民性格,对于综合国力以及国家凝聚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大学的文化使命及意义
一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毋庸置疑大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学是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的组织,是推动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大学文化更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引领整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大学文化建设是塑造一国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环节,因为文化之本质就在于以文化人,而以文化人又以教育为载体,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改善、发展、塑造人是大学的终极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文化“化人”亦应是不可或缺的教育载体。大学文化之于大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但作用往往终其一生。
大学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以一种非强制性教育的方式将情感陶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生活方式等内化为一种无形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正是国民性格最珍贵的元素。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缺乏此种元素,那么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中保持对本国文化的自信、自立与自强实在是困难重重。大学是坚守社会道德良心,民族文化希望,国家科学脊梁的最前沿阵地,亦是塑造、培育民族文化的中流砥柱。正如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所言:“全球化注定大学内的知识传统和社会资本的储聚将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所起的作用将超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大学之于一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既是大学的使命,也是大学文化建构的中心目标。
大学文化的内涵与建构
最广义文化的概念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所习得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大学文化作为文化之一种,也应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具体细分,大学文化包括环境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大学文化的主体。一般而言,大学文化的主轴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内在的动力,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得以确立的物质结晶,而环境文化则是精神以及制度文化得以存在的载体。大学文化的驱动机制应该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能推动后两种文化的发展,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往往自动围绕精神文化来建构,但是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者抑制精神文化的发展。
所谓大学的环境文化是指依托于大学的物理空间、物质设施、校园环境所折射出来的文化气息。比如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清华园,一提到这些独特的校园风景给人的第一反应是其浓郁的文化气息,事实上未名湖、清华园只是物质载体,但是这种灵动的校园风景恰好印证了一个成语“钟灵毓秀”,在这样的育人环境中学习肯定会增添几分灵气。正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其名著《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中这样告诉人们:“我们在努力做到,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除了正规的课程以外,学生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也是一种教育要素或反教育要素,一个肮脏的环境培育不出环保意识和美学意识。”大学对学生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其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这就决定了大学可以通过改善校园环境来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和学生的文化素养。
制度本质上属于规范,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自由意志经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共同遵循之规范的结果,是校园范围内必须强制执行的和严格遵从的文化规范,如培养目标、教学制度、人才评价、考核标准等。美国学者P.K.博克认为:“制度文化有一种似非而是之处,它通过约束人的行为而使人获得解放。”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大学制度文化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是一经认同就会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为大学教育的顺利进行提供坚强保障。人的行为是习得的,大学生的可塑性较强,因此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一直是世界各著名学府持之以恒的追求目标。比如美国弗吉利亚大学自从其创校开始就建立了荣誉制度,该项制度以学生宣誓为主要形式,即新生进校都必须在杰弗逊像前庄严宣誓,保证不说谎,欺骗和偷窃。弗吉利亚大学无论各种考试都没有监考老师,学校给予学生捍卫自己荣誉的最大信任与尊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毕业的大学生都将诚信、个人自尊视为安身立命之根本。正如二十世纪詹姆斯.黑二世在其创作的《荣誉之人》一诗中所言:“毕业于弗吉利亚大学就意味着我已经戴上代表荣誉的勋章。”无独有偶,英国爱丁堡大学亦设有类似的宣誓制度,新生入学都要签署不得违反学校荣誉制度的誓约。此种以宣誓文化为核心的荣誉制度就是大学制度文化的典型,不要轻视宣誓或者誓约对学生内在道德以及诚信形成的强大助推力。宣誓文化所传递的大学价值理念、教育思想逐渐会被学生内心接受,升华并凝固成一种坚定的信念,代代相传最终形成发生作用的大学制度文化。
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主要包括价值观、理想信念、思维模式以及道德情感等要素。精神文化的建构,主要通过大学的使命、校训、校风及名师文化等文化要素形成和成熟而起作用。大学的使命绝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大学使命最低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更进一步应是文化使命,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关键在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必须有文化底蕴,大学的真谛就在于培养德才兼备之人,德才兼备亦需要文化作为支撑。世界著名学府耶鲁大学的基本使命是:保护、传授、推进和丰富知识与文化。正是因为承载着文化这一使命,耶鲁大学得以长期屹立于世界最顶尖大学之列。大学校训往往言简意赅,十分精练的表达出大学的理想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同时校训亦是从精神层面上对学生的道德、行为的训诫与要求。大学校训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通过长期的校园文化实践最终内化成为师生共同恪守的信念与价值目标,时刻约束和指导自己的行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直是我国大学的精神向往和价值追求。比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训是“博文明理,厚德济世”,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东南大学的校训是“止于至善”等等。教师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领航者,与之对应的教师文化尤其是名师文化也是大学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作为大学最宝贵的财富,在文化的传承中起着枢纽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大学教师是相对稳定,流动性较小的文化传递主体,大学教师严谨治学、崇尚真理的精神与态度以及他们的人格魅力都直接影响着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国学大师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反映了一种气度、一种胸怀,这需要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北京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众多的学术、文化大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名师教育理念所传递的文化意蕴。
创新是大学文化建构的根本出路
尊新必威,守旧必亡,作为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环节,大学文化是创新的文化,也是与时俱进的文化。文化创新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而大学文化创新无疑是一国文化创新的引领者,大学亦应承担起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使命。大学文化的创新应当是大学环境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的系统创新,特别强调三方面的协调统一,其中精神文化是向导与灵魂,制度文化是保障,而环境文化则是物质载体,三者不可偏废其一。社会进步需要文化底蕴,综合国力的提升也需要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支撑,而大学本身就是社会进步与国力提升的助推器,因此大学文化创新就是这一助推器永不熄灭的引擎,深厚、绵延而持续。
篇4：僻字的文化意义
该类电视节目的看点就落在那些生僻的字和词语上，中学生们写出如此艰深、笔画繁复的汉字和冷僻的词汇，让人惊羡，同时也自愧弗如。想到自己初中的读书生活，花在书本上的时间不多。不过，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之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也会让语文和外语都不在幼稚的学子们的视野内。“文革”后出国渐热，学外语又成为主流。母语虽然重要，只是它像水和空气，充盈在我们周围，不到匮乏时，不会感觉它的存在。如今“汉字听写”这类竞技节目，似乎让人们重新感觉到了汉字的存在，特别是那些容易犯错的字在提醒着我们的疏忽和无知，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当然，就汉语言文字而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自己年轻时的错觉，以为现代汉语的功能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准确地划分句子成分而已，一点也不实用。语感好，会写文章，会表达即可，何必要知道什么主谓宾补定状？相比之下，古代汉语的老师更让学子敬佩一些，因为觉得他们有学问，那些难理解的古文，一经老师的指点，便豁然贯通，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幽远的历史的大门。
在“汉字听写”比赛中，情形也如此，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字和词，并不受青睐，因为它们太普通了，似乎人人都会，比赛的意义就是看那些学生能不能够写出前人曾经使用过的、高难度的字和词。所谓高难度，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不常见，或者难得一见的字和词：比如“捍蔽”、“溪刻”，还有“唼喋”、“觳觫”等等。这些远离我们、脱离日常生活的词，现在露出了芳容，它们躺在某些古代的典籍和文献中，或者在文学作品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如果没有这类竞技节目，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光顾，它们也没机会光临。
人们有理由质疑出题人的意图，那些古怪冷僻的字词除了难倒学生，在最后关头起到淘汰一部分比赛者的作用，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即除了比赛上的意义，还有深刻一点的文化意义吗？
所谓冷僻的字和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不常用而逐渐退出人们视野的，有点自然淘汰的意味。当然，说淘汰是相对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还会回到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就比如“囧”（jiǒng）字，“槑”（méi）字，还有“烎”（yín）字，等等，而今又回来了，成为网络热词。
经济学中有所谓长尾理论，认为只要存储和流通渠道足够大，那些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市场的份额可以和那些一时热销的产品所占据的市场相等，或甚至更大。其实文字学中也有长尾。专家们制定的《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字表》是五千五百个字，里面根据难度，还分成甲、乙、丙三个字表。其实，我们的常用汉字不过三四千个。与常用汉字相比，《康熙字典》中收的四万七千多字，就是很长很长的长尾。据说《鲁迅全集》总共用到的汉字是七千七百来个，这是二十世纪作家中最有学问、用汉字最多的文学巨匠，即便这样，《康熙字典》中还剩那四万来个字没有动用。但就是那没有动用的四万来字，保证着那几千常用字的意义。海明威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文学创作，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和水下的八分之七构成厚积薄发的态势；也有人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意识和无意识，意识的部分远小于无意识，并被无意识所包围。其实，用冰山理论来说明常用字和生僻字的关系也很贴切，常用字必须浸泡在十倍于它的庞大字库中，才能时时焕发出其活力。
我以为能挥洒自如运用三四千常用字的写作者，基本了解和掌握的汉字应该在五六千字以上，不过，自从赵元任等在汉语中引进语言学概念的“词”以来（在《马氏文通》中，还是以名字、代字、动字、状字来表述的），我们似乎应该强调掌握一门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和词汇的拥有量相关的。虽然很难说一个掌握几千汉字的人究竟拥有多少词汇量，但是汉语的词汇掌握和汉字的熟习是分不开的，在汉语书写中，由于汉字意义的相对稳定，组合起来容易衍生出许多新词。例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横空盘硬语”的文章大家，在一篇文章中就可创造出许多新词，如“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等，这些书面语词，阅读起来过瘾，只是不太容易进入口语。但这些不易成为口语和流行语的“文言”，虽然应用的机会不多，有时反倒是有长久的生命力。
观看“汉字听写大会”之类的电视节目，人们惊奇的是这些青涩的学子，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佶屈聱牙的字和词。答案似很简单：潜心钻研，反复记诵默写。问题是为何肯花功夫在这上面，有这个必要吗？在回答有无必要之前，或许应该先问问他们有无兴趣，问题自然在于兴趣。年轻学子求知若渴，特别是对那些有难度和深度的对象，怀有一种好奇，怀有一种朦胧的敬意。其实许多书本知识在日后的人生旅程中可能是无用的，因为不能直接派上用处，但是它们在激活个体精神方面不可小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阿基拉和拼字比赛》，阿基拉是黑人子弟，参加英语拼写比赛，从学区一路比拼，杀到华盛顿。最后名列前茅的竟然是她和一名亚裔学生，缘由也正在于此。他们的精神力量由此被激发，他们的才智得到认可，尊严得到维护。
我们这些节目在多大程度受到英语拼写比赛的启发，笔者没有做过比较，但是以竞技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学习认知兴趣或观看兴趣，是其背后共同的法则。当然支撑兴趣的，还在于其丰富的内涵和营造的特定情景。这些生僻的文字，各自联系着独特的意义和被人遗忘的蕴含，翻检这些字，似找回了或者说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某种意义上也能理解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重新激活。
单个地说，哪些僻字对今人有意义，或者说“汉字听写大会”所光顾的那些生僻字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功用，那是无稽之谈。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语境，脱离了特定的语境和语用，文字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也难说今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所有的文字都记载了先人的生活历程和开拓精神，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创造能力。那些得以留存的生僻字词，记录了我们古人的各种探索和尝试，也表明人类文化演进的复杂性和不可通约性。文化的发展是创造和淘汰并行的，淘汰的旧文化有时在某些境遇中，又重新露头，成为文化焕发活力的新因素，文化神秘的伟力有时就缘于偶然性和突变性之中。
这一点从对汉赋的评价的转变上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年的文学史课，从阶级论或民粹论立场出发，说到汉大赋，基本上是略过，或批判其辞藻繁缛堆砌、过分铺张扬厉而又内容空洞，或批判其讽一劝百，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等等。后来的研究者，重新肯定了其开拓性和创造价值，以及在修辞和文学表现力方面的努力。汉赋的铺张自有汉赋的道理，一位台湾作家说得好，正如“《百年孤独》开头写，那个时候世界太新，一切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去指。汉赋便是兴高采烈地指述新物新事，不厌其烦地详绘凡百细节，成段成篇列举出声、色、犬、马，不为什么，只因为喜欢”。
我想，随着汉字听写比赛的深入，汉赋中古奥冷僻的词语或许也会不甘寂寞，纷纷登场？当然很难说这么做，一定是好或者不好，因为许多现象不必轻易做价值判断。作为一档竞技节目，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即听写那些相对常用的而又容易读写错误或互相混淆的词语，对于规范我们的语言更有帮助。毕竟僻字不是为了竞技节目而存在。“汉字听写”比赛只会时兴一阵，而僻字作为人类文化的化石，会长久流传下去。
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用语的僻字，像是古董，古董除了年代久远，也有奢侈的意味。古董的价值是不确定的，不过对于收藏者来说，还有那么一段情怀。古董除了供摆设、观赏，大多数时候是压在库房，僻字的情形也相似，压在古文献和辞书中，难见天日。不过有些也许还能重新融入我们的语言交流系统之中，就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在语用过程中会产生奇妙的变化。
若干年前，笔者拜读丘成桐的一篇演讲，丘先生幼受庭训，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如数家珍，他用古典诗词来描述数学的意义、数学的文采、数学的意境与情感，竟是那样贴切入微，一点也没有突兀冷僻之感。他说：“我研究这种几何结构垂三十年，时而迷惘，时而兴奋，自觉同《诗经》、《楚辞》的作者，或晋朝的陶渊明一样，与大自然浑为一体，自得其趣。”虽然这位数学大师申明，这只“关乎个人的感受和爱好”，但是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语言领域和数学领域之间奇妙的关联，对于我们理解数学中低维空间和高维空间之间的关系有深刻启示，同时也表明，地域化的文字语言和国际化的数学语言虽不能互相取代，却能互相辉映。
在当今西方的媒介理论中，有所谓热媒介和冷媒介的说法，据说前者如拼音文字清晰度高，后者如象形、会意文字清晰度低。这种武断的划分方式，真是令人吃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包含在语言的丰富性之中，当然也包含在那些僻字之中，僻字的产生和弃用，显示了文化演进的某种轨迹。从当下效用的角度讲，我们倡导语言文字的简便实用，但是不必为了简便实用而否决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
论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许要被人嘲笑，如鲁迅先生所比喻，一个穷人往往自炫，说自己祖上曾经阔过。不过，祖上也确实阔过。只是最近几百年来的破落，使得志士仁人在自省的过程中，进行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自我批判的三个阶段。这三步中，前两步是面对当时具体的情景，批判容易击中时弊。到了文化批判这一步，就应该谨慎和具体分析，社会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不能归于单一因子（由于文化概念的误导，人们会将“文化”作为单一因子看），即不能将今天的社会积弊归于两千年前的孔子或儒家文化，更不能检讨文化的得失，而自惭形秽到了要摒弃汉语言和文字这一步。比如上世纪有汉字拼音化的讨论。如果我们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看成人类早期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国古代语言看成人类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禁锢我们国人思维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文字，而是只认某种文化为唯一正确者而屏蔽其他文化，不能吸收人类的整体文明成果。
像“汉字听写”这类节目反映出的汉字文化，其生命力不取决于外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使用者！取决于使用者的生命力和活力。
篇5：杜甫的文化意义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已成公论。然而在最早确立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的宋人看来，这个评价却是并不充分的。因为宋人虽然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非凡造诣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更为重视的却是杜甫的人格意义。
一位诗人，却被后世的大诗人认为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诗人。一位穷愁终生、功名不显的漂泊者，却被后世评骘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家认为足以与那些道德高尚、功业彪炳的名臣同样光耀史册。这说明在宋人的眼光中，杜甫的意义决非局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光辉已经照耀到整个中华文化史，从而对后人起着人格典范的作用。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指出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而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也决定把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可见，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杜甫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走近杜甫。
践行：儒者之风
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核心的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维护群体利益乃至杀身成仁的儒家，还是主张爱护个体生命乃至逃归山林的道家，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由于前者更适应先民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必需以群体的力量来求得生存的现实，所以儒家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一部中华文化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而其它的思想则都是它的补充而已。杜甫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便成为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大致说来，这种学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唐的章句训诂，另一种是宋明的义理探讨，后人常把它们简称为汉学和宋学。从表面看来，唐代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唐人既没有留下象汉儒那样博大精深的经典注疏(唐初编纂的《五经正义》说经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在经学上并无多大发明)，又没有留下象宋儒那样思入毫芒于的.理论辨析。唐代的韩愈虽然以恢复儒道自任，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对儒道的理解是非常粗疏、肤浅的。那么，唐人果然没有为儒学的昌明作出重要的贡献吗?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诗人杜甫。
从表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儒家思想作出明显的贡献。他既没有皓首穷经，也没有排斥佛老，在儒学史上似乎没有他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那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间题。
儒家是极其重视实践的。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他“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儒家主张行仁政，杜甫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家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展示了儒家政治家的可贵风节。当他远离朝政漂泊江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安史乱起，有多少高官贵人在叛军凶焰所笼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的危险逃归凤翔。这既是他对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的实践，也是慎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
陶铸：民族品格
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陶铸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杜甫的性格是受到中华文化的陶铸的，但是反过来说，在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陶铸过程中，杜甫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杜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优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杜甫一生中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官职，他基本上是被摒斥于执政圈子之外的“野老”。然而这并未影响他时时、处处把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哀乐视为己任，即使在遭遇艰难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时也不改初衷。从早年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晚年的《朱凤行》，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没有丝毫的改变。
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以其实际行为证明了这种责任感并不一定要附着于政治地位，这显然正是宋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命题的实际表现。
杜甫胸怀宽广，对不同的文化及思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便是其宽容精神。杜甫本人是坚定的儒者，但他对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都甚为宽容，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交往。如果说杜甫早年与李白一起亲赴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求学长生之道是少年的任性之举，那么他对佛教的好感却是一直维持到晚年的。他虽然因为把儒家当作立身之本，而且因为“未能割妻子”，也即不能割弃对人间的爱，所以不象王维那样皈依佛门，但他对佛家的精妙道理是颇为钦佩的。“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唯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之类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非主流文化乃至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开放心态，正是中华文化赋予杜甫的最佳品格，这对杜甫成为诗国中的集大成者是有重要作用的。
影响：千年文化
杜甫对后代具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影响还远远地溢出了文学的范畴，广泛地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各种形态，深深地植根于后代人民的心中。杜甫一生中写过许多歌咏祖国壮丽河山的名章隽句，这些壮丽的诗句到处被刻石、铭碑，从泰山石壁上多处铭刻的《望岳》到岳阳楼畔的《登岳阳楼》诗碑，杜诗与所咏河山相映生辉，为自然景物抹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只要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当他登上泰山时，心中立即就会涌现“一览众山小”的意念。同样，当他在岳阳楼上眺望洞庭湖时，也肯定会情不自禁地吟出“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的诗句。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已经整体地经受过杜甫审美目光的投射，从而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了。
杜诗还成为后代书画艺术的不尽源泉。历代书家以杜诗为书写对象蔚然成风，仅收藏子成都杜甫草堂的杜诗书法作品就有出自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傅山、郑燮、何绍基、康有为、章太炎、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等名家之手的珍品数十幅。杜甫诗意画则成为各地博物馆都有收藏的一大种类，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代赵葵的长卷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现代徐悲鸿、潘天寿等名家的精品，杜诗与画家的艺术构思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杜甫的影响还进入了通俗文学的领域，从金院本《杜甫游春》开始，杜甫成为戏剧人物，元杂剧、明清传奇都有敷演杜甫故事的剧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杜甫的热爱。
当然，杜甫更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对后人人格的陶铸上。自从宋人确立杜甫的人格地位以来，凡是爱国的人士无不爱读杜诗，从中寻求精神的熏陶，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临终前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同时的李纲则在决心以死报国时书杜诗赠义士“以激其气”。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坚持斗争三年多，杜诗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以致于他一气作成了《集杜诗》二百首。而明末拒不降清的义士王嗣奭奋笔著《杜臆》，说：“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当然不是少数人的功劳，但在其陶铸过程中杜甫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带有浓厚的审美意味，而中国的诗歌又是中华文化诸形态中传播面最广泛、感召力最巨大的一种，所以杜甫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杜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
篇6：企业文化的意义
2、到底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准则、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的总和。
3、企业文化认误会的误区：
答：（1）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形象识别（2）企业文化是全员文化（3）就企业文化论企业文化，将文化孤立于战略、组织、团队之外（4）企业文化的关键在于设计（5）企业文化建设是职能部门的事情，领导人不必过多关心（6）企业文化的“唯变论”与“不变论”
4、如何真正理解企业文化的概念及意义？
5、企业文化发展历史：
一、（1）管理发展的三个阶段：1876～1910经验管理阶段“人治”，主要经营者千个人直觉和经验进行决策和管理（2）1911～1980科学理管阶段，“法治”，依靠科学的制度体系实现高效率（3）1981～至今，文化管理阶段，“文治”依靠企业文化建设带动企业经营管理达到更高境界。
二、企业发展的五个阶段：创业期：以产品为主，市场、技术、冒险和事业心为辅。
维持期/发展期：以策略为主，基于网络和关心，开始形成核心竞争力，既人+科技+经验+关系+组织机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开始被提到管理日程上。永续经营期，以企业文化为主，以核心价值观念和追求进步为驱策力，获得可持续发展
篇7：艺术教育的意义
艺术，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始终以典雅的面孔来面对那丰富多彩的生活。从法国的拉斐尔铁塔至埃及的金字塔，从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到印度的泰姬陵，都展示着艺术的魅力，更让我们艺术生骄傲的是现代旅游，艺术更是他发展的瓶颈。
罗丹的冷漠，让大家知道什么叫个性的发展，因为艺术；莫奈的狂野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个性的张扬，因为艺术；凡高的随意，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个性爆发的致极，也因为艺术，所以艺术更能引导21世纪走在世界的前沿，艺术为时代的先行者。
因此，艺术教育在社会上也是显得致关的重要。从大的方面说：建筑让大家倾叹：比如北京网状立交桥，南京长江大桥，现代日本给我们留下的废墟圆明园，北京广场的纪念碑，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用的铅笔，我们弹的钢琴，都无不渗透着艺术的气息。
若没有计师，那飞机不可能起飞，那火车不可能奔跑；如果没有设计师那么我们会少掉旅游景点，洛阳的大佛，敦煌的壁画，都让我们艺术生活得更自信。同学之间也要这种值得骄傲的专业，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在以后的日子里，来培养更多的学生，培养更多的人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将来的学子中就有达芬奇，在班上的同学中就有莫奈，在亲近的社会中就有凡高，所以，艺术教育的意义对社会对全人类的贡献都致关的重要。
篇8：WMA的文化意义
WMA是中国武术职业联赛的英文缩写, 其英文全称为WUSHU MASTER S ASSO CIATIO N。从英文的字面意义上分析, WMA是中国武术大师职业联赛, 其核心意义是突出“MASTERS”即“大师”二字的。从“大师”二字的内涵来看, 参与WMA赛事的运动员应该是具有一定武术修为的人。所以, 从其名称来说, 参与该赛事的成员应该是传统意义上具有武术技能的人, 而非今天我们所经常提及的“能打”的搏击人。也因此, 从“技击”技术的角度, 选择中国武术拳种套路中的“招式”作为WMA的技术元素, 应该说就是一种传统的回归。这样的回归, 就是要再现中国人的“技击”文化, 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技击”文化。从这一点来看, 拒绝世界普遍意义上的“技击”技术元素的进入, 就是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一种保护。因此, 在WMA的戒律中就明确规定, “严肃武术的攻防技法是WMA最高原则”。
从比赛的形式来看, WMA没有遵循世界通用赛事的竞赛方式, 即所谓的以体重大小来划分级别的“公平原则”, 而是按照中国武术的技击追求, 采用了“不分级别”的中国传统的擂台比武方式作为其赛事的个性化特征, 从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挖掘和开发。以小胜大, 以弱胜强, 历来是中国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WMA所采用的竞赛模式, 就在倡导这样一种理念, 并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使所有参与者尽最大努力挖掘中国武术的“技击”精华和技巧, 实现和再现“以柔弱胜刚强”、“以小力胜大力”的中国武术搏击技术的独特性, 实现展示中国武术搏击技法的艺术性特征的目标。所以, “以技术获胜是WMA竞赛的崇高使命”。
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WMA选择“搭手”为参赛选手的预备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 “它所反映出的技术要义和文化要义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预备式的概念”, 而成为中国传统武术“搏斗”形式上的反映。习练过传统武术的人都知道, 在我们的日常较技比武过程中, 不论是师傅传授徒弟的拆招, 还是接受外来者的挑战, “搭手”一直是一种开始方式。所以, 在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赛事中, 选择“搭手”作为参赛者的预备式, 应该说是给“时尚”的WMA贴上了一个具有显著传统印记的标签。因此, 可以说“搭手”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要求, 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体现, 是对传统的敬畏和回归。它是一种互相尊敬的表示, 也是中国传统武术礼仪的展示。
对“武德”的极力推崇则是WMA追求“文化”意义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WMA的“戒律”中, “武德、武技、武艺是所有运动员、裁判员及所有为WMA工作的人员必须遵循的准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WMA对加盟俱乐部的审核, 到运动员的准入条件, 都要全面实施对俱乐部管理者和运动员“德行”的考察;从已经结束的比赛来看, WMA的组织者不论是对 (河北云飞俱乐部) 运动员的违规处罚, 还是对 (广东永侠俱乐部) 教练员偏激行为的判罚, 我们都可从中感受到其对“武德至上”的推崇。践行中国武术的“武德至上”原则, 已经成为WMA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
……
总之, 我们在关注WMA作为赛事的同时, 还应该关注WMA作为文化事件所表现出的意义。因为, WMA赛事的宗旨“继承、传承和发展中国武术所具有的千变万化的搏击技巧与技法, 充分揭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将宝贵的武术文化遗产奉献给全世界”, 由此, 就这一层面而言, WMA的文化价值可能多于WMA的赛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