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转制的感悟

2024-04-25

两次转制的感悟(通用6篇)

篇1:两次转制的感悟

2000年4月,我园“产权全部转让”,我成了一名私立幼儿园的园长,同时也是幼儿园的举办者。五年之后,幼儿园于2005年2月进行了第二次改制,重新由镇人民政府接管和主办,我又从一名私立园的园长和举办者成为无锡市东湖塘中心幼儿园的园长。五年间体制的两次转换,角色的两次变化,我感想很多,体会也很多。

一、幼儿园建设资金的对比

我园原来是一所二类幼儿园,按文件规定每个幼儿每学期收管理费300元,保育费300元,杂费50元,合计一学期收费650元。这些收费既要考虑日常开支、教师基本的工资福利,还要添置一些必要的设施设备,就没有更多的资金考虑幼儿园的再发展和提高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更不用说收回资金。改制的五年间,我竭尽全力改善办园条件,但与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相比差距实在太大。我这个举办者明显感觉到缺少了政府的扶持,幼儿园的建设非常困难。

自从2005年2月1日恢复由镇人民政府主办以来,年初对幼儿园的收入支出进行了预算,一年中政府拨给幼儿教师人头经费20万元,幼儿园改建经费18万元,添置设施设备又投入了47万元,合计有85万元左右。有了政府的关心和支持,2005年12月我园顺利通过了无锡市一类幼儿园的评估验收。

二、幼儿园师资队伍的对比

幼儿园第一次转制后,教师没有了安全感,觉得前途渺茫,对工作缺少了热情,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自己也放松了要求,不参加大专进修、不申报教师资格、不参加职称评定。有些有门路的教师离开了幼教岗位,到待遇好的单位就职。在转制的五年中,流失了好多教师,其中有些还是教育教学的骨干力量。

幼儿园第二次转制后,好多以前出去的教师想回到幼教岗位上来,原来留在幼儿园工作的教师又重新找回了自信,确立了自己今后奋斗的目标。他们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进修学习和各项评比活动,工作热情被重新调动起来,在创建无锡市一类幼儿园的过程中,好多教师自觉加班加点,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认真组织幼儿的一日活动。

三、管理水平保教质量的对比

幼儿园转制为私立园后,幼儿园为了生存,惟有精简人员。在保证每班两位教师的前提下,减少管理人员,所以我既是园长,又是总务、会计、教师、门卫、清洁工,身兼多职,整天忙忙碌碌,管理水平很难得到提高。由于是农村中心园,转制时几所村办园一起转,实行自负盈亏的政策。虽然在转制时明确中心幼儿园要管理好村办幼儿园,但由于不存在经费上的管理,所以五年里中心幼儿园对村办幼儿园的管理是失控的,而自负盈亏的村办园也没有能力添置更多的设施设备,因此导致村办幼儿园的保教质量明显下降。

二次转制后,中心园按规定配备了教职工队伍,一年来管理水平和保教质量明显得到提高。另外对村办园负起了管理的责任,充分发挥起中心园的示范作用,村园的管理水平和保教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改革不能以降低入园率和降低保教质量为代价,必须有利于办园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基本稳定;有利于保教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有利于幼儿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我深切地体会到农村幼儿园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了政府的支撑,幼教事业的发展就会滞后,很难跟上时代步伐。

篇2:两次转制的感悟

在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全市2900多名代课教师又有了新的盼头。昨日,市教育局颁布了《东莞市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指出今年将组织两次招录合同教师的考试和考核,一次在4月,另一次在8月,届时通过考试考核,并完成公示程序的代课教师将“变身”为合同教师,而未获录用者,一律予以清退。

代课教师“变身”合同教师

据了解,东莞目前有各类代课教师2900多名,市长李毓全和市教育局局长杨晓棠在不同场合均表态:东莞力争在20底,彻底解决代课教师问题。根据《方案》的要求,符合招录东莞市中小学聘用合同制教师(即合同教师)资格,并且通过考试考核的代课教师,招录为合同教师;不符合招录资格或未通过考试考核的代课教师一律清退;根据学校空编情况,分批把具有干部人事关系的合同教师的工作关系调进东莞市教育系统,理顺入编问题。

与此同时,市教育局和市人事局将统筹组织两次招录合同教师的考试工作,一次在4月,一次在8月。而通过考试考核,并完成公示程序的.代课教师,经市教育局核准,聘用为合同教师,根据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的有关规定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届时“代课教师”这一称谓将退出历史舞台,其薪酬待遇也将有所提高,而市直属学校的合同教师年总收入不得低于5万元。

实行一把手问责制

记者了解到,为了全面和妥善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东莞市成立了相关的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李毓全任组长,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吴道闻任副组长,市教育、财政、人事等有关部分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统筹解决全市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

《方案》中还指出,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将实行一把手问责制,纳入各镇街领导班子年度工作量化考核范畴,对不按市有关要求解决该问题或违规聘请代课教师的,要追究有关镇街分管教育的领导和有关学校校长的责任。

篇3:两次执教《吆喝》的教学感悟

案例描述

片段一:

师:看到“吆喝”这个题目, 你们想知道哪些问题? (生思考片刻后回答)

生1:谁在吆喝?

生2:在哪里吆喝?

生3:他们吆喝什么?

生4:为什么要吆喝呢?

生5:在什么时间吆喝呢?

生6:他们怎样吆喝的?

师:同学们的问题真不少。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 听读课文, 拿起你手中的笔, 将你找到的问题答案用波浪线划下来! (课件出示以上问题, 学生听读课文)

[设计理念:《语文课程标准》“阶段目标阅读”一项中明确要求学生“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 能提出看法和疑问”, 的确“疑”是思维的发动机, 是学生独立思考、主动积极学习的表现。教师让学生在课前自由质疑, 不仅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使学生产生强烈的阅读期待, 而且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 课文的主要内容就能较快掌握]

片段二:

师:回荡在街头巷尾的吆喝声, 在无心之人听来顿生厌烦, 但在有生活情趣的作者听来却有一种独特的美!究竟它美在哪儿呢?请同学们跳读吆喝声最集中的十至十三段, 划出其中你最喜欢的吆喝, 在小组内试着吆喝吆喝, 再按这种句试评析一番。

(课件出示:我喜欢___句, 它运用了____ (修辞手法、限制词) , 生动形象的写出了____)

(学生读课文在小组内交流, 学吆喝, 品吆喝)

师:合作交流时间结束了, 现在请各小组展示一下刚才探究的成果吧!谁先来呢?

生1: (跃跃欲试) 我喜欢“葫芦儿———冰塔儿” (模仿吆喝) 它运用了比喻, 把葫芦儿比成冰塔, 形象地写出了冰糖葫芦“塔”的形状。

师:不错, 你读得很细!

生2:我想补充他的回答, 这一句还写出了葫芦的晶莹。

师: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生2:从‘冰’这个字。

师:你真不简单, 比那位同学读得更细心。那么, 你能学商贩的样子给咱们吆喝一下吗?

生2: (不好意思的、小声的) “葫芦儿———冰塔儿”

师:这么小的声音你能吸引顾客吗? (生笑) 同学们咱们得怎么吆喝呢?

生齐答:大声、放开了嗓子吆喝。

师顺势说:我们一起吆喝一遍行吗?

生: (兴趣高涨、面带微笑) “葫芦儿———冰塔儿” (声音清脆有几分韵味)

师:你们真棒!还喜欢哪些吆喝呢?

生3:我喜欢“蒸儿又炸呀, 油又白搭, 面的包来, 西葫芦的馅儿呀, 蒸儿又炸”, 它的语言很风趣, 读来又琅琅上口。

师:为什么琅琅上口呢?

生3:因为它押韵。

师:你的发现很有价值, 吆喝美在音韵上。 (师板书:音韵美)

生4:我喜欢“小玩艺儿———赛活的”, 因为它运用了夸张手法, 吆喝出了小玩艺儿逼真的特点。

师:说得不错。同学们发现没有这些句子里都有“儿”字, 这可是富有老北京浓郁地方特色的京白语言, 在名词后面加个“儿”字, 使语言悠长、有韵味。谁能有味儿的吆喝一下这句话?

生4:我来 (清清嗓子) “小玩意儿———赛活的呦!”

(该生吆喝得十分到位, 还加了个“呦”字, 使句子韵味更悠长, 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为他鼓掌)

生5:我还喜欢“喝了蜜的大柿子”, 它运用了拟人手法, 写出了柿子味儿像蜜一样甜、汁儿多、个头大的特点。

师:哎呀, 好想咬上一口。这小小的吆喝词儿, 魅力真是无穷呀!或比喻, 或夸张, 或拟人, 写形、写色、写味儿, 语言十分美。 (师板书:语言美) 为奖励大家赏析有功, 我请同学们欣赏一段老北京的吆喝声, 感受一下这种美吧!

(师播放课件, 学生聆听, 赞叹不已)

师:听完吆喝大王的吆喝, 感觉我们刚才吆喝得怎么样呢?

生齐答:不行。

师:觉得哪里不行呢?

生:声调上没有变化, 不婉转。

师:对, 老北京的吆喝, 还美在声调上。 (师板书:声调美) 文章哪一段介绍了声调美?

生6:第十二段, 有的声调细而高, 有的低而沉, 还有的忽高忽低。

师:原来声调要富于变化才能使吆喝更美。你能学一段吗?

生:6 (大方地) “一包糖来, 荷叶糕。” (吆喝得不够标准)

师: (用手势引导, 和学生一起吆喝这句) 我们再来欣赏几段不同的糖葫芦的吆喝声, 进一步感受声调美。

(师播放课件, 生再听欣赏)

师 (小结过渡) 吆喝不仅语言风趣生动、声调富于变化、而且十分讲究合辙押韵。作为民俗的一种, 它的美更体现了民俗文化的美。

[设计理念:《语文课程标准》对学生语言赏析能力培养这样表述:“能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吆喝》正是引导学生赏析语言, 培养能力的好教材。我设计了请学生畅谈喜欢的吆喝声, 并给学生一定的方法、句式指导, 让学生自由品析, 与文本对话。学生有了初步感受后, 再让学生模拟、表演吆喝, 因为这种贴近生活的鲜活语言, 只有让学生模拟语气、语调, 通过他们的心、口、声真正绘声绘色的表演出来, 他们才能体会吆喝独特的美。]

片段三:

师:请同学们打开记忆的心门, 学学身边的吆喝, 说说身边的民俗。

(学生小组内交流、活动三四分钟)

师:哪位同学愿意展示一下呢? (生纷纷举手)

生1:我吆喝磨剪子的:“磨剪子嘞———炝菜刀!”

生2:我学卖豆腐的:“豆———腐。”

生3:我学卖麻花的:“咸麻花、甜麻花、咸甜麻花焦麻花、喝酒品茶吃麻花。”

(学生们兴趣浓厚, 争着表演, 气氛热烈)

师:大家吆喝得真有韵味儿。下面我们再说说身边的民俗吧。

生4:我们老河口的南派木板年画很有名, 他的传人陈义文老先生被请进央视作访谈节目呢!

师:你知道得还挺多。确实, 年画在老河口历史悠久, 能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贴上年画, 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

生5:我们老河口的民间剪纸也挺悠久, 今年的梨花节上一位剪纸艺人现场剪了一幅《牛年春耕图》, 获得全场好评。

生6:还有踩高跷、玩蚌壳。

生7:还有赞阳一带的威风锣鼓, 都能增添节日气氛。

师:同学们知道得还真不少, 老师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关图片请同学们欣赏。 (播放图片) 这些年画、剪纸漂亮吗?生齐:漂亮!师:可惜这些宝贵的民俗文化精髓在逐渐消失, 同学们作为中华儿女、时代的接班人, 我们有责任拯救、发扬传统文化。请大家课后商讨、整理拯救建议, 并将它写成书信寄给老河口文化局。

[设计理念:教学要回归到生活, 要让学生从课文中走进去再从课文中走出来。一堂有品位的好课, 不只是学习的结束, 而是把结束作为一种新的开始, 即把结束作为引导学生联系课堂内外的桥梁。在这里, 我设计“学身边的吆喝”“说身边的民俗”活动, 营造一种宽松的课堂氛围, 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身边吆喝的美, 启发他们关注身边的民俗。这样的延伸, 不仅与文本主旨紧密相连, 而且在愉悦的交流中使学生保护民俗的意识得到强化, 提高了教学实效性。]

篇4:两次执教《长城》的感悟

一、华丽转身——从“现代”穿越到了“传统”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教学,其实于我并不陌生。2000年前后,小学里有了多媒体教室。近几年,随着科教现代化的普及,每一节课都可以运用多媒体。多媒体的运用,不仅让老师们从粉笔的灰尘中解脱了出来,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但浙江省小中高评比中,有一项课堂教学考核,而且在考核中有明确的规定:不用多媒体,只能用传统的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前一天中午,在网上得知自己执教的课题是四年级上的《长城》,着实让我紧张了一下:离了多媒体,怎么给学生展示长城的风光?怎么检查学生生字和词语的掌握情况?怎么让学生进行一些巩固练习?离了投影仪,怎样反馈学生的练习?一个个问题不断在我脑海中冒出来。虽然对这样的考核,早有耳闻,但一碰到具体的课文,冒出来的首先是与平时不一样的教学的纠结。也许这就是从“现代”穿越到了“传统”的尴尬吧!

没有多媒体电脑,我可以去电脑店打印长城的彩图给学生欣赏,借此帮助学生理解远望长城,气魄雄伟,确实是个奇迹;近看长城,高大坚固,设计精巧,不愧是个奇迹。生字和词语的学习,可以把字词教学和课文内容教学相融,如让学生初读课文后说一说你读懂了这个一条怎样的长城?教师可以事先预设一下学生可能说到的答案,写到黑卡纸上。

《长城》第一教时的学习,让学生理解长城设计巧妙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班级中肯定有学生没去过长城,仅凭图片让学生理解“垛子”、“垛口”、“嘹望口”和“射口”的位置及作用,确实不容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仔细地翻阅了《教学参考书》,终于找到了答案:借助简笔画。寥寥几笔,既勾画了这些建筑的地方,而且还可以让学生结合课文朗读说说为什么这样设计,从而明白长城的设计在军事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由于预设考虑得比较周全,第二天上课,我一点都没受到“传统”的教学手段的束缚,反而觉得这样的上课很扎实,很紧凑,也很高效。

二、痛苦回归——从“传统”回归到了“现代”

本来从“传统”的教学手段回归到了“现代”多媒体的运用应该不是难事,但如果同一篇课文让你从传统的教学手段回归到“现代”多媒体的运用,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这就是我的第二次“穿越”。本以为只要把《长城》运用多媒体上一下就可以,但当准备制作多媒体课件时,才发现事情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

虽然,欣赏长城的风光直观形象了,而且还可以适当地配些音乐,增加画面的感染力,但是字词的教学我还采用黑卡纸吗?打印到幻灯片上的不是更清楚吗?生字新词的教学与课文内容教学的融通,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亮点,但多媒体一用,我若不在幻灯片上出示,又显得很别扭。因为有了一次“华丽”的“穿越”,才有了这次“回归”的艰难!两难取舍的情况下,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的长城”中没讲到的生字新词,我根据特点稍作分类,比如都写长城设计的一类,把它们一一打印到幻灯片上进行检查。另一些词语仍采用老办法,在学生初读课文后,随着问题“你读懂了这是一条怎样的长城?”时学习理解。

最后纠结的仍是如何突破课文的重难点——理解长城的设计在军事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在“传统”教学手段中,觉得运用简笔画是那么合适、妥贴,但现在可以运用多媒体教学,还用简笔画,总觉得不太协调;在多媒体上,出示“近看长城”图让一名学生来指一下,也是一个学习的办法。但是这样学生就无法全程参与。对了,设计一张作业纸,上面打印一幅“近看长城”的图片,让学生在上面标注“垛子”、“垛口”、“嘹望口”、“射口”,再运用投影仪对学生所做的作业进行反馈。你还别说,这样一设计,学生的学情反馈得更透彻了。让学生拿着自己的作业纸到上面来交流时,发现学生不仅仅是“射口”和“嘹望口”弄不清楚,还有的甚至把屯兵的“城台”当成了“垛子”。一张作业纸巧妙地反映出学生学习的难点,这个时候,我就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读课文,指导学生弄明白为什么这是“射口”,而不是“嘹望口”?“垛子”究竟在哪里?通过阅读,学生深刻理解了这些问题,教学目标也达到了。

三、理性思考——教学中如何正确选用教学手段

1“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如何选择

两次“穿越”一结束,对于《长城》这篇课文的执教,觉得两种教学手段的运用各有千秋:多媒体教学一步步按照预设井然有序,黑板粉笔式的教学结合学情灵活机动;多媒体教学可以在瞬间展示大量的资料,黑板粉笔式的教学不会东拉西扯,忙乎半天还不知在干些什么;多媒体教学直观形象,黑板粉笔式的教学简洁明了……

不管运用哪种教学手段,关注学生生情、学情的课,一定是受学生欢迎的好课。两次执教《长城》,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课堂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抓住了教学重点,突破了教学难点。两次教学,学生都学得那么主动,那么兴趣盎然。

2哪些内容该呈现在多媒体上多媒体已经在教学中展示了其巨大的优势,它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多角度、全方位地把学生引入一个崭新的教学环境,但有了一次从“现代”教学穿越到“传统”教学的经历,我切实地体会到一块黑板的容量有限,哪些内容必须呈现是一个课堂教学引领者必须关注的问题——黑板上呈现的内容,一定是这节课中非呈现不可的内容。真正想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应恰到好处地使用多媒体,结合学科特点,才能相得益彰。

3多媒体运用时不要丢了黑板

篇5:我国传媒业规范转制的路径选择

在实践中, 我国传媒业的转制, 有多层理解。

一般指的是传媒业的实体组织, 从事业单位性质转为企业性质, 也就是从国有事业单位转为国有企业单位。由于传统国有事业单位与传统国有企业单位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单位的经营权利如投资权及单位领导的行政级别和职工的福利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 所以这种方式的改制, 较为容易进行。目前我国传媒业中大多数实体 (如多数出版社、印刷厂等) 所进行的改制属于这个层次。

更深一层的理解, 是将我国传媒业的实体机构, 逐步转制成为现代企业。

从改革发展的角度来看, 逐步转制成为现代企业必将成为我国传媒业的实体机构改制的终极目标。因为只有达到这一目标, 才能使我国传媒业实体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

具体而言, 传媒业实体的改制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明确传媒企业的资产边界, 有利于考核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 途径是国有资产经营授权。

以往在事业单位体制下, 媒体机构资产常常被平调, 曾经有过某报社辛辛苦苦积攒数千万元, 一夕之间, 即被当地政府调用的事例;还有地方政府以社会稳定费等名目征调媒体大量资金的事例。

2.以规范方式建立激励机制, 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以往由于激励机制不健全不规范, 对传媒业发展影响很大。或者是没有发展的积极性, 或者是导致一些干部犯错误乃至犯罪。黎元江案和南方都市报的案子如出一辙, 都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3.改革劳动用工制度。

途径是彻底取消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 真正按照市场规则和市场价格配置人力资源, 同时解决原有体制下, 同一单位内员工按照有无“编制”, 划分三六九等的不平等做法。

4.为在传媒业实体建立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创造条件。

传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现代企业有着本质不同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从国外的实践和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国内20年改革的经验包括传媒业发展的经验看, 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对一个实体发展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产权制度的影响。其特点是, 这些实体的发展, 往往是由于有一个精明能干而强势的“一把手”。可悲的是, 这个“一把手”成功的前提往往是破坏原有体制规定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 最后往往酿成个人的悲剧。因此, 必须通过企业改制, 为在传媒业建立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创造条件。

二、我国传媒业规范转制的路径分析

按照我国传媒业的实体机构逐步转制成为现代企业这一终极目标, 在各种约束条件影响下, 我国传媒业规范转制的路径基本有两个:一是剥离改制, 即把传媒实体的经营性资产与新闻宣传活动相剥离, 以经营性资产为基础, 成立经营性公司, 转制为企业, 通常适用于“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二是整体转制, 即把原来事业单位性质的出版机构和传媒机构, 整体转制成为企业。

(一) 关于剥离改制的分析

目前主管部门的政策是, “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经营部分资产剥离转制为企业”。

1. 为什么要剥离改制

其一, 企图用这种方式建立资本和新闻媒体宣传内容之间的“防火墙”;其二, 保持传媒业的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和高层人事管理权不变。

2. 剥离改制的内在矛盾

其一, 作为事业单位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 未来如何合法地享有被剥离出来的经营性资产的各种权利。

其二, 按照传媒业的经济运作规律, 媒体的采编内容生产是其完整的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剥离改制容易造成媒体业生产链条的人为阻断。

其三, 剥离改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融资。上市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但按照有关规定, 一方面要限制大股东所占股份比例, 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关联交易在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中的比例 (不能超过30%,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清远建北因此无法通过证监会批准上市) , 这些规定将迫使传媒业必须释放出大量股份才能上市, 在当前就意味着媒体必须释放巨大利益才能上市。而关联交易问题对于剥离改制的媒体企业, 几乎是其无法逾越的障碍。

(二) 关于整体转制的分析

传统的传媒业机构进行企业改制 (转制成为国有独资企业) 本身并不难, 因为国有企业跟事业单位本身区别就不大, 在我国传媒业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25年之后, 除了资产监管和行政领导关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外, 传媒业机构整体转制成为国有独资企业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但是这样的改制能不能带来发展所需要的活力和动力?这恐怕是一个大问题。有些业内人士希望企业改制就可以对外融资, 但实际上国有独资企业一样也不能融资。因此, 从各方面分析, 出版单位和媒体机构简单转为国有企业, 显然只是过渡性安排。

(三) 对规范改制可能途径的探讨

1.“国有行政式企业”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之所以为这类媒体选择这种企业模式, 主要是由于这类媒体具有产业化运作的基本条件, 但又必须把公共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而不保留它们原来的“事业单位”定位, 则是由于随着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事业单位”体制极有可能作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 最终走入历史。 (1)

选择这一改制模式, 意味着这一类新闻媒体的产权结构仍将保持国有独资企业的性质, 但其治理结构则应根据其治理目标和原有主管主办关系做出具体设计和安排, 并真正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的基本规则运行。

以党报为例, 按照现行制度的规定, 党报报社均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 在领导关系上由各级党委 (归口宣传部) 领导, 党报本身在主管主办关系上是由各级党委主管, 各党报报社主办。对这类媒体进行改制时, 必须明确, 改制的主体是报社。可以将党报报社改制为国有独资企业。一些人士提出, 应该把党报所占用资产明确为党产, 目的是经由这种产权安排来保证党对党报的领导权。但这种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明显不足。在理论上, 传媒资源国有化是社会主义传媒制度的初始规定, 各党派团体仅仅拥有使用权。在实践上, 把党报资产从国有资产中划出列为党产, 在法律和道义上均站不住脚。在法律上, 党报占用的资产性质原本是明确的, 即体现为国家所有制的全民所有制。如果把这些资产划作党产, 在法律上要变更所有者主体;在道义上, 《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总纲中载明,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出列为党产, 必然有违上述道义责任。实际上, 按照社会主义传媒制度的基本逻辑, 对党与党报关系的正确解读应该是:党报是国家分配给党使用的传播手段, 其经济性质是“国有党营”。党对这部分媒体资产依法拥有管理权和使用权, 但不拥有经济上的受益权 (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享有受益权) 。

另外, 在转制中坚持和保证党对报业的领导, 既是党的既定方针, 也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 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必须把党对报业的领导制度化地纳入报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当中。具体而言, 在转制成为企业的报社和报业集团的董事会的设置上, 可以参照《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 (试行) 》 (2003年国办发105号文件) 所提出“中央试点文化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等需实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 报经国务院批准授权。有关部门可组建派驻监事会。授权经营试点企业原有行政管理和党的领导关系不变”的原则思路, 在制度上规定, 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委派的代表 (包括报社和报业集团的社长、总编辑和总经理, 他们本身也可视为党委宣传部门的代表) , 在董事会中必须占多数。其依据是, 按照我国传媒制度的原则, 各级党委拥有对党报的管理使用权。

考虑媒体的实际承受能力和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 可以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派代表担任兼有监事责任的董事, 主要监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由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派代表担任兼有监事责任的董事, 主要监察管理层的遵纪守法情况, 也可吸收职工代表参加董事会, 也可担任兼有监事责任的董事, 维护职工利益, 而不另设监事会。

这样的董事会结构, 既遵循现行法规, 体现了国有资产管理者的权利;更体现了我国传媒制度的基本原则, 保证了党对党报的领导和控制;还可以较好地解决报社和报业集团领导机构内部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倾向, 有助于董事会独立运作, 有效行使决策权。这样的董事会结构中, 必然有相当数量的董事具有中共党员身份, 可以由他们组成党组, 以体现集体领导原则。在党组中, 他们可以事先沟通和协调各自所代表的部门的立场和态度, 以利于他们在董事会正确行使职权, 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但这样的党组, 主要在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起沟通协调作用, 不具有最终决策权和执行权。

设立这样具有决策功能并兼具监察责任的董事会之后, 还必须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的原则, 由董事会选聘报社和报业集团的社长 (总裁) , 对其集中授权, 建立以社长 (总裁) 为核心、按照分级授权规则构建、实行首长负责制的执行团队。

由于报业的特殊性, 在报社和报业集团的执行层, 还必须明确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相对独立。体现在组织架构上, 就是“经理层”可以分成“编委会”和“经管会”两个部分, 分别由总编辑和总经理负责, 由社长 (总裁) 统领。这样可以从机制上体现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 保证采编和经营各自进行规范化、专业化运作, 防止企业“见利忘义”、以经济利益侵害新闻客观公正性以及社会利益的短期行为, 形成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协调运转, 以提高管理效率。

总之, 无论党报报社和报业集团改制后的产权结构如何, 其治理结构都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对经营者集中授权、对管理层分级授权等现代法人治理的基本规则。这样才能保证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

按照这种模式改制为企业之后的党报报社, 除具体地、直接地管理和运营党报之外, 还可以合法充当其他各类媒体的控股公司。因为按照严格意义上的事业单位体制, 报社和报业集团作为事业单位, 不能行使投资权。 (2)

在“重要新闻媒体”中, 电台和电视台的资产同样属于国有资产, 但在行政管理和领导关系上与党报党刊有所不同。我国1997年颁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由县、不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 其中教育电视台可以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设立。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禁止设立外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的广播电台、电视台。”

在行政管理和领导关系上, 除为数不多的几家教育电视台之外, 我国的各级电台和电视台均归属政府序列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管理并领导。近年在成立了广播电视集团的地方, 电台和电视台的领导关系大多转到了广播电视集团。电台和电视台以及教育电视台同时还要接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但在更高层面, 电台和电视台及其上级单位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广播电视集团, 均与党报报社一样归属“宣传口”, 按照我国现行的由各级党委“总览全局”的行政管理和政治领导方式, [1]它们实际上同样接受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管理和领导。

对于这些电台和电视台, 在产权结构上, 完全可以与党报报社一样, 采用国有独资形式, 成为以公共利益为第一位的“国有行政式企业”, 或者通过特别立法, 设置为类似英国广播机构 (BBC) 或者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特殊法人机构。

在治理结构上, “国有行政式企业”的董事会或者特殊法人机构的理事会的构成, 可以根据其目前的管理和领导关系, 分别由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委派代表, 会同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代表一起组成。

在治理规则上, 则必须坚持实行分权制衡、对经营者集中授权、对管理层分级授权等现代法人治理的基本规则。

2.“公共的国有商业化企业”模式

对于我国大多数报纸媒体而言, “公共的国有商业化企业”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改制模式。

这里所谓“公共的”, 一般是指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公开上市, 是所谓的“公众公司”;而“国有”乃是指该公司由国有资本控股, “商业化”则是指该公司按照商业规则和市场规律运作, 以经济效益作为主要运营目标。

转制成为这种类型的媒体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开放的、混合型的, 同时又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这既可以使普通公众分享传媒业的利润, 又避免了私人资本控制媒体, 有利于实现公民权利平等原则。而且在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法人治理结构的安排, 保证执政党对该媒体的领导。

根据我国报业的实际情况, 可以由改制成为“国有行政式企业”的党报报社和报业集团作为这类“公共的国有商业化”媒体企业的国有股权持有者, 即通过以党报为主体的报社和报业集团控股非党报媒体。由党报报社和报业集团派出代表担任董事长和董事, 并行使控股股东的职权, 实际管理和运营这些媒体企业。这种企业的董事会, 必然还有其他股东的代表。除此之外, 还可以聘用代表广泛利益相关者的独立董事, 如人大代表、消费者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 以充分体现报业的公益性质, 防止经营目标短期化等“内部人控制”行为。在这样的董事会里, 也可以由其中的党员董事成立党组, 主要作用是沟通情况和协调立场, 以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

这类“公共的国有商业化”媒体企业的管理层要严格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则, 由董事会聘用。也要坚持实行分权制衡、对经营者集中授权、对管理层分级授权等现代法人治理的基本规则。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 必要时, 还可以借鉴新加坡政府的做法, 通过公司章程的特别规定, 来防止国外资本和私人资本取得企业的控制权。 (3)

(四) 我国传媒业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途径

1. 严格界定媒体业事业单位的范围, 在政策上, 要允许一切可以按照产业模式运作的媒体都整体转制成为企业。

由于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 现代的“企业法人可以自由支配和运用这些资产”, 而我国现行事业单位的产权制度不具有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 事业单位没有资产的处置权、投资权等基本的经营性权利, 因此, 必须明确媒体的企业定位, 才可能进一步探讨建立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可能性。

目前, 我国传媒业一些单位按照中央有关政策的规定, 尝试以将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业务剥离的方式, 进行媒体的企业改制。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暂时规避某些政策规定, 实现媒体改制目标, 但其副作用极大。业内有识之士对此早有认识。深圳报业集团总经理陈君聪说:“我们讲经营报纸, 其内涵就是办好报纸、扩大发行、获得广告, 怎么可以把办好报纸和经营报纸分开呢?在现代媒介经营活动中, 编辑部和经营部是两个权责分离又相互牵制的重要支柱。编辑部负责编采、制作精良的新闻产品, 经营部负责新闻产品的营销、发行。两者的劳动最后通过发行量、广告额得到市场验证与评价, 缺一不可。

退一步说, 即使想分开, 又怎么可能分得开呢?脱离了报社的经营性资产部分, 改制成企业后, 与一般的企业相比有什么核心竞争优势呢?发行、广告和印刷脱离了报社只能是一般性加工、物流企业, 可以说, 不仅没有优势, 劣势还相当突出, 因为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选择设计或改造自己经营的产品, 它们所有的经营活动只能依赖于报社的关联交易, 实际上还是攀附于报社这棵大树的寄生物。而且脱离了报社无形资产的经营性资产只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目, 媒体借此上市实际上是一种价值低估, 相当于把报社的无形资产拱手与人分享, 其他股东只要用很小的资本就可以介入媒体经营。”[2]

概括来说, 这种改制方式的主要弊端有:

其一, 这种改制方式可能造成媒体的生产运营链条人为断裂。

其二, 这种改制方式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除却陈君聪所指出的无形资产流失外, 还可能造成一些增值性虽弱, 但却是媒体经营重要一环的巨额资产被剥离在外, 未来媒体经营的增值部分被不当分利的情况。

其三, 由于剥离改制方式必然造成大比例的关联交易, 成为媒体上市融资的障碍。

因此笔者认为, 媒体的企业改制必须在保持产业链条完整的前提下实现。而媒体业可以按照产业方式运作的特性早已被媒介经济理论和实践所证明。

2. 通过规范的国有资产经营授权, 明确各媒体单位的资产边界和经营者的保值增值责任。

国有资产经营授权在产权制度角度的意义实际上是确立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在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 国有资产经营授权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由于“法人财产权”的确立, 企业法人才可以自由支配和运用出资人投放在企业中的资产, 经营者才能实际运用经营权, 并担负起对受托经营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鉴于以往我国国有企业经营中存在的责任不清、权力不明的情况, 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政府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 通过出资人代表行使所有者职能, 按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 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照章纳税, 对所有者的净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 不得损害所有者权益。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3]传统体制下的我国报业单位, 绝大多数属于事业性质, 其资产常常被平调, 报业资产边界不清、权属不明的问题比一般国有企业还要突出。在这种体制下, 由于报社领导层作为经营者所获得的授权不足, 还导致激励机制的不合理、不规范、不充分, 一些优秀的经营者甚至因此而获罪。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尽快实行国有资产经营授权, 通过明确资产规模、数量, 明确资产边界, 进而明确授权, 明确保值增值责任,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激励制度。

3. 区别不同媒体, 按照不同的产权架构进行公司制改造。

对于“党和国家重要媒体”, 可以以“国有行政式企业”为目标模式, 建立国有独资的特殊法人企业。同时授予其国有控股公司的职能, 承担对其他媒体的国有股出资人责任。

对大多数媒体, 可以在国有股份占控股地位的前提下, 引入多种经济成分, 改单一投资主体的全民所有制的资本结构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资本结构。有条件的还可以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

鉴于我国传媒业的特殊性, 一般不采用私人控股和私人拥有方式的产权制度安排。这一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传媒制度的基本规定, 另一方面也是公民社会权利平等的一个重要保证。否则, 就可能出现社会成员中某些个人利用其控制传媒的便利, 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的不公正现象。

4. 在新的产权结构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往往是由产权结构决定的。上述两种不同的媒体改制模式, 有着不同的产权结构, 因此也应根据其各自特点, 构建治理结构。其中应重点注意改变传统的“议政合一”的“委员会”治理方式, 实行分权制衡、对主要经营者集中授权、对执行团队分级授权等现代法人治理原则, 并通过董事会成员的外部化, 提高对经理层监督的强度, 强化对经理层的激励等方式, 有效防范“内部人控制”等常见病, 以建立优质高效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

三、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 传统国有企业的转制问题成为改革的关键。其核心是要解决传统国有企业决策缓慢、无法应对市场竞争且缺乏长期激励而发展动力不足等深层次问题。对于一般国有企业如何规范转制, 有关部门出台多个文件, 做了细致明确的规定。而本文探讨的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 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 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同时, 在理论上, 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本文只是一个初步尝试。

参考文献

[1]何家栋.党政分开再探[EB/OL].燕南网.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913.

[2]陈君聪.中国报业集团法人治理结构初探[J].中国报业, 2004 (5) .

篇6:“集体企业”转制的背后

200万元竞不过26.8万元

2004年7月8日,沈阳人黄宝鑫在网上发现了一则消息: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通过沈阳产权交易中心(现为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出”企业整体产权出让挂牌上市信息公告”,注明标的底价为26.8万元。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属于家具行业,特别是其厂生产的金属卷柜曾经在沈阳小有名气,早在几年前,黄宝鑫就比较熟悉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他向《小康》记者介绍,26.8万元的底价简直太便宜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商机。由于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能竞拍到这个企业,他找到了沈阳某家具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文龙,想与其合作竞拍此厂,两人仔细地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各方面条件不错.于是抱定了200万元左右要拿下沈阳金属卷柜厂的决心。

2004年7月14日,他俩来到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了转让摘牌手续,按照相关规定交付了1000元保证金和相关的证明材料,等待竞标。按照规定,竞标应该在1 0个工作日之内,可是他一连等了10多天也没有等

到竞拍通知。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给他们的答复是“等。”2004年年底,等了近半年的刘、黄二人已经多次找到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最后却被告知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已经要求撒牌进行重新审核,具体事宜刘、黄二人应该找企业的主管单位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办事处了解。

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部周部长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当时他已经向刘、黄二人讲明了实际情况。原来,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办事处校办企业公司于1998年已经将企业卖给了法人苏某,并且有付款凭据和乡里的文件,付款价格即为26.8万元,但是营业执照还是集体企业。2004年,苏某要求转制,所以才来到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要走这个过程。

黄宝鑫对此十分不解,他俩因为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一事已经跑了半年,不仅想好了以后如何改造此厂,甚至都设计好了长远规划,却不曾想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不久,刘、黄二人在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办事处校办企业公司看到了于洪区北陵乡政府(即现北陵街道办事处)校办企业公司与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于1998年1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合同上标明企业整体转让给现在的法人代表苏某。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刘、黄的出现,这次集体企业产权转让会进行得悄无声息。

刘、黄二人找到了苏某,苏某对刘、黄二人说:”厂子我早已经买了,上产权交易所挂牌只是走一个形式。我投入了不少钱.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花了不少心血,你们跟我抢什么呀!”苏某还向刘。黄二人表示,“我们自己家的买卖, 自己家的房子. 自己家的地,和你们谈什么,校办企业公司的杜经理已经答应我们了,谁也买不去,有人想买我就收回,你来找我们有什么用?”

挂牌摘牌只是走形式

《小康》在对集体企业形式的调查中发现,1990年代之前,集体企业的模样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真集体企业,源自国营附属而引申出的集体企业;另一种是假集体企业,是改革初期一种特有的模式,那个时候由于一些个体:隆大发展,需要原始积累.便想方设法套用了集体企业名义。一是那个年代集体企业要远远比个体私营的市场认可度要高,二是可以拿到一些国家支持的政策,形成了真个体假集体的一种特殊的模式。而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周部长向《小康》记者介绍,此厂的房产属于集体,其他资产属于苏某个人投入,比例大约为集体和苏某双方各一半。因为在1998年之前,苏某一直是在承包经营,并且投入了除房产之外的流动资产,这方面有资产界定。看来,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是介于个人投资与集体资产之间的一种集体企业。

一位相关人士透露,沈阳长城金属卷柜厂到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挂、摘和撤牌,就是来走产权交易的形式的。黄宝鑫认为:“国家已经明文规定,国企和集体企业转制必须要经过必要的公开程序,而这公开程序也就是要有人参与、有人竞争以达到公平。按照法律来说,即使苏某有投资也是与其主管单位的事情,与挂牌竞拍无关,苏某应该采取参与竞标的方式争回自己的企业。”

转制怎样收场?

国企转制中有一种“保姆”理论。所谓国企“保姆”就是以推崇个人能力为基础,一个人用各种办法和各种方式救活了一个将亡的国企,而这个人就成了英雄,在取得高工资和大量股份之后,尚不能满足其欲望,反过来还要占有企业的股权。就如同”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因保姆来了打扫干净,这房间便成了保姆的”。集体企业中的“保姆”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而另一种模式是“真个体假集体”,这种企业是以街道或者乡镇名义办的小型集体企业,它们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政策的原因,一些成长期的个体户为了扩大自己的发展,向街道或者乡镇交纳管理费,进行集体企业注册,但实质上却是个人投资。

这两种“保姆”给1990年代后期开展的企业转制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因为企业转制就必须得通过产权交易,交易价格和竞争对手的出现会打乱”保姆”的预期设想。就此看来,真“保姆”要想转制企业是在情理之中、法理之外。由于”保姆”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利用了圈内其他人的各项优惠才使其:仕大发展,所以在转制时首先要考虑圈内其他人的权益.然后再进行产权交易.这样势必对集体利益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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