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大公子的历史典故

战国四大公子的历史典故（精选4篇）

篇1：试析春秋战国音乐在历史上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的音乐面貌

1.《诗经》《楚辞》

《诗经》是春秋末年产生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现存有305篇, 也称“诗三百”。分“风”“雅”“颂”三部分, 宋代郑樵在《通志·点序》中明确指出“风土之音曰‘风’。”风是《诗经》中的精华, 共160篇, 包括十五国风, 大部分来源于北方地区的民间歌谣。这些民歌体现了劳动人民真挚的感情、淳朴的思想, 词曲间充满了浓郁的民间风味, 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楚辞》是一部总集, 收录了以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为主的辞赋。他们是在楚国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音乐作品,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屈原的《九歌》, 原是在楚国民间祭祀时所唱的歌曲, 后来经过加工发展而成。它包括十一首歌, 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丰富的想象。体现了人们炙热的感情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诗经》《楚辞》是我国诗歌总集的传世经典之作, 同时体现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

2. 民间音乐家

春秋战国时期俗乐蓬勃发展。《史记》卷七九《范雎传》记:“伍子胥至于陵水, 无以糊其口, 鼓腹吹篪, 乞食于吴市。”《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春秋战国时韩国女歌手韩娥在齐国城门乞讨, 形容其声音“余音绕梁, 三日不绝”, 体现了她高超的演唱技巧。一批优秀的民间歌唱家在此期间奔涌而出, 并以教唱的方式传播音乐文化, 使得俗乐得以繁荣发展。如秦青教薛谭唱歌。

3. 女乐

这时, 女乐以其婀娜多姿的表演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得到统治阶级的普遍喜爱。另外, 由于女性的“以艺立足, 以色娱人”的特性, 女乐的兴起不仅仅是表演形式上的夺目, 也由于本身具有“女色”这一特性, 在这时期被多赋予了一层政治功能的“外衣”。据《论语·微子》:“齐人归女乐, 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 孔子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互赠女乐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外交上的重要手段, 这种行为刺激了女乐的蓬勃发展。

二、汉代音乐面貌

1. 乐府

“乐府”是秦汉时期建立的音乐机构, 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汉代乐府是主管俗乐的机构, 并且, 这时候的雅乐与俗乐同时被统治阶级所认可。乐府的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谣, 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和填写歌词, 研究音乐理论, 进行演唱和演奏, 促进了汉俗乐的繁荣。

2. 相和歌

相和歌是汉代汉族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最初的形式是清唱的“徒歌”, 后来发展为一人唱, 三人和的“但歌”, 最后形成了由乐器伴奏、歌唱者执节的相和歌形式。调式为楚调、清调、楚调。

3. 女乐

在汉代, 女乐被广泛应用于宫廷。据《汉书》卷二五《郊祀志》载匡衡云:“紫坛有文章采镂椭献之饰及玉、女乐, 石坛、仙人祠, 痊莺路、骋驹、寓龙马, 不能得其象于古。”到了西汉晚期, 私畜女乐的现象开始出现。《汉书》卷十《成帝纪》载:“或乃奢侈逸豫, 务广第宅, 治园池, 多畜奴婢, 被服绮园, 设钟鼓, 备女乐, 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其申敕有司, 以渐禁之。”这是成帝颁布的关于禁止私畜女乐的诏令, 说明当时贵族私畜女乐的现象已蔚然成风。

三、结论

第一, 从西周到汉代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音乐形态的跨越。而在其中的春秋战国时期起到关键的作用。西周礼乐一统的官学体制土崩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私门之学的多元文化。“士”阶层的形成, 源于王室文化人员下移列国民间, 即“文化下移”现象。

第二, 《论语·阳货》:“子曰, 恶紫之夺朱也,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说明俗乐已进入宫廷, 并对雅乐进行猛烈的冲击。到了汉代, 俗乐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并有专门的机构——乐府, 收集整理。雅乐在此时也重新得到重视, 使得汉代出现雅俗共荣的发展局面。

第三, 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女乐的本体表演形式与政治上的作用使得女乐蓬勃发展。其表演对象主要是以男性为主体, 女性是不得涉足祭祀大典的。而到了汉代, 女乐不仅可以参加祭祀典礼而且成为了帝王宴饮之乐的主体力量。综合以上所言我们可以得出, 春秋战国时期女乐的发展对汉代音乐生活的转变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四, 汉代的雅、俗两种音乐形式共同发展是与周代“二元”音乐现象共存是一脉相承的。据李方元在《周代宫廷雅乐面貌及其特征》中所言, 周代雅乐使宗教与世俗的“二元”音乐现象在宫廷中并存, 并影响着后世宫廷音乐的格局。 (4)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乐人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 纷纷逃散各地, 丰富了民间音乐文化, 促使俗乐呈现出“奋起直追”甚至“超过”的迹象。成为改变西周时期音乐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直至汉代, 在顺应春秋战国时期俗乐蓬勃发展的潮流下, 开辟出一条雅俗并存的发展道路。可以说, 这与周代雅乐“二元”音乐现象是一脉相承的。

第五, 汉代相和歌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音乐发展而来的。春秋时期, 贵族统治的削弱使人民获得人身自由, 百姓言论不再受到严密控制, 为音乐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这时期, 民间音乐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到了汉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歌曲形式——相和歌。

从民族歌剧《白毛女》的音乐设计看戏曲与民歌的联姻

黄雪 (大连艺术学院音乐系辽宁大连116000)

摘要:民间歌舞、民间音乐哺育和滋养了中国戏曲, 反过来, 中国戏曲也给予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以深情和厚重的回报。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生成与发展是以20世纪30---40年代的秧歌剧和民族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创演为标志的, 那么, 无论是秧歌剧还是民族歌剧《白毛女》, 假如离开中国戏曲, 就很难发展到今天的艺术水平。假如今天, 我们形容戏曲与民歌之间的关系的话, 可以这样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本文立足于民族歌剧《白毛女》的音乐设计看戏曲与民歌的联姻。

关键词:民族歌剧;戏曲;民歌;音乐设计

1943年初, 延安文艺工作者动用陕北民间歌舞形式, 编演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优秀的秧歌剧。它们成了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先头部队。接着是《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红霞》《红珊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等, 造就了我国民族歌剧舞台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其中《小二黑结婚》与《刘胡兰》的音乐素材源自梆子戏与山西民歌;《红珊瑚》的音乐素材来自于豫剧;《洪湖赤卫队》的音乐设计来自天沔花鼓戏和湖北民歌;《江姐》的音乐素材来自于川剧……是的, 这些都是歌剧, 不是戏曲, 但它们是在紧紧地沿着戏曲音乐的轨迹发展起来的。

1944年, 在秧歌剧运动的热潮中, “白毛仙姑”曲折动人的故事, 燃起了歌剧家们的创作欲望。但是采取什么样的音乐形式呢?由于戏曲受到群众普遍的欢迎, 他们首先想到了戏曲。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秦腔的音乐和表现手法为剧本谱了曲, 然而失败了。究其失败的原因, 因为照搬戏曲音乐, 实际上等于拒绝了与其他类型音乐因素的融会, 这样的歌剧很容易走向戏曲一边, 难于体现出歌剧的艺术特色。因此, 只有广泛吸收多种音乐素材, 并使其均衡, 自然的综合, 才能以更加合理的艺术表现形式完成《白毛女》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复杂交织的人物关系表达。从此, 歌剧家开始了戏曲、民歌等多种音乐相互融合、相互编织的探索。

由于戏曲音乐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有一定局限, 他们便把眼光转向浩瀚的民歌海洋。他们从“白毛仙姑”的悲惨遭遇联想到一首河北民歌《小白菜》, 发现以它来描写喜儿的不幸恰到好处。同时, 以河北民歌《青阳传》来刻画喜儿在家时的天真无邪的性格, 以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的音乐来描写喜儿的反抗, 再经过创作加工, 就可以形成歌剧的主题音乐。

从整体布局考虑, 《白毛女》要吸取多种地方民歌而形成一种统一的风格, 其中势必存在着矛盾。但戏曲多种剧种的综合性又成为歌剧家的近距离的参照, 因此在戏曲民歌中, 可以寻找即相互联系、相互统一, 又具有一定可塑性的有益素材。这些素材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特点是以俗乐的大发展为其主要标志, 这一发展态势对于周代雅乐至汉代歌舞乐, 具有继承、融合、发展的“交通枢纽”的作用, 汉代音乐正是顺着春秋战国俗乐大发展的潮流下, 将俗乐纳入宫廷, 并开创出雅俗并存, 共同发展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使得新旧两种音乐形式在此期间过渡, 是古代音乐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经过集中综合整理、提炼、加工、创造, 便成为《白毛女》音乐设计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 艺术家根据剧本内容的需要, 将人物做了大致的分类, 然后在大致类型中选取与人物个性大致相符, 音乐旋律调式风格有些共同点的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比如对河北民歌《小白菜》和山西民歌《拣麦歌》的加工、创作, 塑造出了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喜儿和杨白劳的形象。另外, 在突出音乐的民族色彩方面, 既广泛采用民歌素材, 又兼顾各地民歌的地域性特点。如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民歌与戏曲同属于黄河流域音乐, 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 可以充分体现歌剧音乐的多样性。采用这些风格差别小, 易综合, 又与剧中人物贴近的民歌和戏曲素材, 可以较好的实现音乐风格的整体统一。创作中, 艺术家始终坚持戏曲与民歌并举的原则, 并在挖掘, 继承与加工创作的基础上寻找灵感和突破口。如喜儿的曲调以河北民歌《小白菜》为主题音乐, 但又渗透融合了秦腔, 道情戏中的滚白加以发展, 使之成为一个丰富的有机整体。

在中国传统戏曲, 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歌剧《白毛女》, 其音乐设计的成功不仅奠定了整个剧目成功的基础, 也为现代戏曲艺术的创生, 变革和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演唱家王昆等所运用的新的歌曲唱法——“戏歌综合”演唱艺术受到当时音乐界的广泛赞誉和效仿。

由此看来,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戏曲文化, 必须在不断的继承创新中向前发展, 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戏曲, 一个时代戏曲人必须有一个时代的作为, 因为传统是流不是源。任何一个时代戏曲的繁荣, 任何一代戏曲大师的出现, 都是在继承戏曲传统上创新的成果。创新意识引导下的继承, 才是本质的继承。它不是复制, 不是克隆, 而是继承了传统的艺术的创造精神, 承传的是传统精神的内在神韵。尽管这种神韵会烙上各个时代的不同色彩, 就像唐诗到宋词到元曲, 元曲以及明清传奇一样, 它的文脉、精神依然在延伸着, 延伸到颇受欢迎的传统戏曲与民歌的结合, 即戏歌综合。

纵观几千年得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史, 有一点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那就是传统民歌与戏曲在中国几千年古代音乐发展史上的分合关系, 既相融相交又花开两枝, 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声乐艺术门类和实质相通的民族艺术精神

参考文献:

1.郭建民赵世兰赵燕著《20世纪中国民族声乐文化引论》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4月出版

2.郭建民著《声乐文化学》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参考文献

[1]许继起.两汉掖庭女乐考论[J].文化遗产, 2006, (2) .

篇2：战国四大公子的历史典故

一、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

分封制已成强弩之末。周代实行分封制,对于同姓子弟、军功贵族、帝王先圣的后代赐予封地,以图如众星拱月一般来拱卫王室以至千秋万代。“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所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1]66到周公旦辅成王时“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可以说,西周时期对于管理空前辽阔的疆域实行有效的控制,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自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后,分封制和宗法制就遭到了破坏。一方面,各诸侯国实力不断增长,经济不断进步。虽然名义上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但是实质上其所能控制的地域除了王畿以外是很少的。 另一方面,分封制经过了几百年的洗礼,各诸侯国继承者与周王室的血缘亲情逐渐淡薄,血缘关系这一纽带对于约束诸侯顺从周王室越来越无力,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分封制这支箭已成了强弩之末。

诸侯国纷纷称王以图霸业。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与诸侯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相反,周王室的状况则是每况愈下,政治上权威不再,经济上往往还需求助于诸侯国,军事上经历了犬戎为乱甚至周幽王被杀,各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到周平王死后甚至出现了“武士子来求賻,王未葬也”[2]124的悲惨境地。齐桓公、晋文公纷纷打的旗号是“尊王攘夷”,实质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会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楚庄王阅兵于周疆,问周鼎之轻重大小则是明显体现了想取代周王室的政治意图,却终未敢图。到公元前475年, 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是周元王即位,史学界多以此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然而在公元前481年田氏代齐,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韩赵魏三家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成为诸侯国。自此,齐、楚、秦、燕、赵、 韩、魏战国七雄的战国格局逐渐形成,并开始了相互攻伐,谋士纵横捭阖,城池朝夕易主。各国称王称霸的野心越来越公开化,齐国和秦国甚至还相约称“东帝”和“西帝”。

诸子百家争鸣献方略。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不息,战国时代, 各王相互竞逐图求势力。随着分封制的衰落和瓦解,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对时代进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士大夫阶层和没落贵族开始和各个诸侯国的合作,其实也是各自对于如何结束时代乱局的自主思考。儒家注重仁爱思想和人伦等级秩序,恢复周代荣光;法家提倡明典正刑,苛严法度,以“法”“术”“势”来管理国家;墨家“兼爱”“非攻”和“尚贤”反映的是农业手工业等小生产者的时代要求和朴素愿望;兵家以战术和战略的理论作为国家实现统一的思想;农家要求统治者注重农业发展,并且总结出了一套严密精致的农业理论和技术体系;纵横家靠以演讲辩论才能和过人智谋为主的外交手段穿梭于各国之间;阴阳家则以阴阳理论推演历史和天命的变化……。一种思想反映一种角度,百家思想凸显时代特色。一言以蔽之,救时的思想和方略纷起的背后总是隐藏着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推动力。

二、春秋战国小农经济发展的状况

井田制已名无其实。西周时全国的土地都属周王所有,对于诸侯的分封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且不能转让和买卖,受封者还要向天子承担缴纳贡赋的义务。正如 《诗经·小雅·北山》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到了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实力大减,由于战争屡遭失败和与诸侯国血缘关系的疏远致使威望不再如往昔,诸侯享有封地却不再像西周时那般严谨地执行对于王室的义务。不仅常发生孔子所见的僭越现象, 而且还有“楚王问鼎”的“荒唐”事情。可以说,与分封制相辅相成的井田制的衰微是王室式微和诸侯国崛起的表现。

春秋战国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的瓦解和生产力的提升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中国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耒耜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随后的夏商西周时期对于耒和耜进行了各种符合时代的改进,虽然出现了青铜农具,但是相对于大量的石制、骨蚌、木制等相对低级的农具而言都只算是少数了。 所以此时奴隶们所集体耕作的“公田”是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但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和铁农具的出现,所能开垦的土地类型变得更多样化了,原来比较难以耕种的边缘土地得到了开发。管仲曾向齐桓公建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鎺夷斤握,试诸壤土。”[3]19因为铁农具的质地比较坚硬而且韧性好,适宜开垦荒地和山地。而且使得原来在“公田”上的耕作效率大大提高,所以能为开垦新的土地提供时间和工具上的可能性。牛用于耕田起源很早,后来逐渐推广开来。“大体可见,到春秋晚世,宋、 鲁、齐、晋等地区已用牛耕田了。”[4]3春秋晚期普遍被广泛使用的牛耕技术则更是加速了生产力的高速增长。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注重灌溉水利事业的建设,纷纷建立起了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楚国的芍陂,吴国的邗沟,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魏国的鸿沟等等。 同时还在历史长时期的生产劳作中总结出了施肥、除虫害、培育良种、耕作制度等一套比较完善的农业耕作技术,这些都对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关键性的影响,使得“春秋战国之际的农业生产力突破性地发展起来”[4]3。

小农经济的兴起和成长。小农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家庭劳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具有分散性和自足性,也称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铁犁牛耕技术使得独立于“公田”和“私田” 大量出现。由于是自己私自开发的田地,所以不用向国君或者周王缴纳贡赋。这就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刺激了私有观念的膨胀,人们开始注意对于土地和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战乱频仍的时代,公田上的劳动力日渐减少,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各个诸侯国通过经济赋税改革承认了农民的小土地私有制度并且加以规范。 齐国“相地而衰征”,鲁国“初税亩”,秦国的“废井田,开阡陌”等都是对于统治方式适应时代的变化,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样劳动者就获得了一定的土地,生产力的进步又使得劳动者有能力独立进行生产活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了。小农经济一兴起就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诸侯国君看到了封建经济的巨大动力,于是纷纷改革和变法以求自身达到“国富兵强”的战略目的。同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自己劳有所得掌握至少是部分掌握自身命运的机会。小农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是生产力的进步和私有观念的发展二者结合的产物。

三、小农经济的发展和统一趋势的关系

小农经济的发展为结束战乱营造了思想和舆论基础。自然经济追求一种安定平和轻徭薄赋以期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生活。《老子》里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虽然描述的是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但是仍可见社会对于结束战乱实现统一,恢复简单和谐的农业生产的巨大期待。另外,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工商业经济面临货币度量衡不一,以及关卡林立、以邻为壑的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已严重地阻碍经济贸易的发展,因此工商业者也渴望统一。

小农经济的崛起奠定了走向统一的物质基础。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萌发的小农经济给各国的赋税带来了强劲的动力, 为实现“国富”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只有在财源充足的前提下战争动员才显得有效。诸侯的争霸和战国七雄的逐鹿也都是在小农经济崛起为其扩大了赋税来源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正是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日益走向封建化,这就规定了历史走向由纷乱到统一的历史趋势。

小农经济的特点蕴含了需要统一强大的国家作为保护的一面。一家一户的家庭劳作虽然体现生产力进步,但是毕竟一个家庭的力量是有限的,遭遇自然灾害容易绝收使农民生活无着,这就需要有强大实力国家的救济。另外,和精细耕作的农业生产密不可分的水利灌溉工程和在当时还属于高端技术的四时耕作、物候节气、良种培育等都需要统一强大的国家来实现。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进一步扩大疆土,诸侯国在各自国境内逐步施行这样的封建国家功能。这样局部的统一又对后来的全国大统一做了很好的准备。

摘要：历代以来对于秦国统一的原因探究不断,本文以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春秋战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因为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而秦国来统一则是历史的偶然。无论是哪个国家,只有注意发展小农经济顺应经济发展的潮流才可能在争霸中据于有利的地位。也正是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封建化决定了历史走向由纷乱到统一的趋势。

关键词：经济发展,小农经济,春秋战国,统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7.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90.5

[3]洪煜.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J].史学月刊,1994(5).

篇3：战国四大公子的历史典故

关键词：太子丹,荆轲,战国策,史记,燕丹子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在历史中流传甚广, 关于太子丹、荆轲的故事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战国策》、《史记》和《燕丹子》三部作品中, 这个故事系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主题, 融入了不同作者的主观倾向。

《战国策》体现了战国纵横家的思想, 很多故事充满了智慧与权谋;《史记》是相对严谨的史学著作, 同时也倾入了司马迁的个人情感色彩;《燕丹子》在中国小说史上意义重大, 结构完整、情节丰富。三部作品体现了太子丹、荆轲故事的传承流变。

一、《战国策》:线条式的本事记载与纵横家的权谋机智

《战国策·燕策三》中记载了太子丹和荆轲的事迹, 与后世同类题材相比较, 《战国策》的记载相对简略, 但是基本框架已经具备, 交代了荆轲刺秦王故事的前因后果, 成功刻画出了太子丹、荆轲、田光、樊于期、高渐离等人物形象。但是《战国策》对本事的记载仅仅限于粗线条勾勒, 并没有进一步的进行深入刻画, 尤其是对于重要人物的塑造缺乏必要的铺陈与渲染。

《战国策》在描写太子丹和荆轲的故事时, 表现出纵横家的机智与谋略。由于太子丹不强调与秦王的个人恩怨, 始终将燕国的利益放在首位, 因此功利色彩非常明显, 太子丹也就表现出纵横家所期待的智慧和与之相关的语言技巧。太子丹始终的顾虑是“见秦且灭六国, 兵以临易水, 恐其祸至”, 他始终站在国家的角度有一种忧患意识。在樊于期投奔燕国得到鞠武的反对后, 太子丹顾虑的是“樊将军困穷于天下, 归身于丹, 丹终不迫于强秦, 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 是丹命固卒之时也”, 北宋鲍彪评曰“知祸且至, 而犹为之, 自疑命止于此”, 太子丹并非出于仁义之心或爱才而收留樊于期, 而是为收买人心、加以利用, 果然后来樊于期自颈献头, 成为了工具。荆轲开始并不想承担刺秦的任务, 自称“此国之大事, 臣驽下, 恐不足任使”, 但是“太子前顿首, 固请无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轲为上卿, 舍上舍, 太子日日造问, 供太牢异物, 间进车骑美女, 恣荆轲所欲, 以顺适其意”, 太子丹的地位非常尊贵, 如此殷勤的对待荆轲, 其实是一种情感攻势, 最终的目的是荆轲的牺牲换来刺秦的成功。当赵国失守、唇亡齿寒之际, 太子丹便开始催促刺秦进程, 当荆轲提出用樊于期的人头作为见秦王的理由时, 太子丹却将皮球踢给了荆轲, 自称“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 丹不忍以己之私, 而伤长者之意, 愿足下更虑之”, 而一切条件具备, 荆轲“顷之未发”时, “太子迟之, 疑其有改悔, 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 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太子并非对荆轲投入了真感情, 而是将他当作一个国家死士, 本质上终究是个工具而已。因此, 可以看出《战国策》的叙事有很强的功利性和政治性, 本质上是“策”, 太子丹、荆轲的故事也并非像后代所传颂的那样是一段佳话, 而是掺杂了许多计谋和利益。

二、《史记》:实录的汇总与个人情感的倾注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记载太子丹、荆轲的故事, 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前代相关资料的汇总, 其中很多情节、对话和《战国策·燕策》大体相同。由于出现在《刺客列传》里, 司马迁对刺客荆轲的描写变得格外详细, 值得注意的是, 司马迁在《燕召公世家》中对太子丹着墨也并不多, 由此也看出司马迁对荆轲的个人推崇倾向。

首先, 司马迁对太子丹、荆轲事迹进行了全面汇总, 很好的保存了相关史料。《战国策》的相关内容, 《史记》全部收录其中, 同时也不难看出《史记·刺客列传》于《战国策·燕策》又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集中润色加工, 使得语言更加流畅, 史料更加翔实。司马迁对荆轲事迹的记载基本上延续了前代的线性叙事方式, 按照时间顺序交待前因后果, 符合历史著作的规则。作为一名史学家, 司马迁虽然并未完全做到“述而不作”, 但是对历史资料的驾驭能力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其次, 司马迁特别对荆轲的事迹进行了大量补充, 并且倾入了对刺客行为的浓厚情感。司马迁在继承了《战国策》相关记述的基础上, 对荆轲的描写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润色, 尤其是对他在遇到太子丹之前的生平历程有很详尽的描写。司马迁还增添了高渐离的相关资料, 尤其是将他在荆轲死后, 筑击秦始皇的情节补充了进去, 丰富了对刺客的描写内容。《刺客列传》篇尾,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 其称太子丹之命, ‘天雨粟, 马生角’也, 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 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 具知其事, 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 此其义或成或不成, 然其立意较然, 不欺其志, 名垂后世, 岂妄也哉!”司马迁对刺客的行为大加赞颂, 这是他比《战国策》单纯地进行历史记载进步的地方。

司马迁对刺客的英雄化渲染与个人情感的倾入, 丰富了太子丹、荆轲故事系统地深层思想内涵, 为今后故事的发展过程定下了基调。可以说, 在司马迁笔下, 太子丹、荆轲故事是实录精神与个人主观情感的有机融合、并存。

三、《燕丹子》:故事结构的颠覆与再创造

《燕丹子》对史学的叙事方法进行了极大颠覆, 脱离了史传文学的传统笔法, 具备了很多小说的性质, 传奇成分增多。

首先, 《燕丹子》采用了主观化的叙事方式。它抛弃了全景式的历史背景描写, 而是重点突出了个体在故事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整个故事几乎全部用人物对话、心理活动、动作等进行推动。

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太子丹。《燕丹子》作者充分尊重太子丹的个人情感, 在这里, 太子丹奉养勇士的目的不再是将燕国的国家利益, 而是太子丹同秦王的个人恩怨, 刺秦的目的不再是护国, 而是复仇。《燕丹子》开篇重点介绍了太子丹如何受到秦王的侮辱、陷害, 以至于回国后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这种起因完全是个人化的, 因此太子丹在同鞠武、田光、荆轲的对话中, 始终强调他所受到过的侮辱, 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却很少提及, 这是一种明显的个人色彩浓厚的特点。鉴于此, 这里的太子丹形象较之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太子丹不再像《战国策》里一样, 充满计谋和纵横家气质, 而是充满了复仇意识和主观情感, 所以他变得礼贤下士, 与荆轲的关系变得情同手足, 以至于“太子常与轲同案而食, 同床而寝”, 对荆轲的种种特殊待遇, 不会让人联想到一种利用和计谋, 因为荆轲的死终究是为了完成太子丹个人的复仇愿望, 因此太子丹变得格外珍视同荆轲的个人情感。太子丹将国事看得很轻, 而将自身的受辱经历和复仇目标看的很重, 经常会说出“若事可成, 举燕国而献之, 丹甘心焉”这样的话, 这种表现不是一种合格的太子行为, 在史书中一定会变成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 但是《燕丹子》作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拥有这样的主人公将会给作品增添不少感染力和震撼力, 加重了作品的悲剧力量。

荆轲在《燕丹子》中的形象也有所改变, 最值得注意的是荆轲性格中增添的纵横家气质。荆轲除了拥有隐忍、刚毅的性格外, 还拥有了惊人的智慧和口才。比如面对夏扶在宾客满座的宴席上的质问, 荆轲从容不迫, 回应得有理有据, 颇具气势;面对太子丹的试探, 荆轲也表现出智慧, 提出了用樊于期之首和燕督亢地图进献秦王的计策, 淡然冷静的态度也体现了非凡的气质;最后见到秦王的时候, 对秦王加以训斥的情景, 也带有纵横家的特点。这一系列的情节设置, 是作者增强故事可读性、刻画人物形象更较饱满的客观需要, 丰富了荆轲形象的个性化色彩。

其次, 《燕丹子》对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增饰, 虚构、传奇色彩加重。

“道听途说”、“作意好奇”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 《燕丹子》已经具备了很多这方面的特征, 这也是它区别于《战国策》《史记》的最明显特征。《燕丹子》开篇叙述了太子丹同秦王的个人恩怨, 当太子丹欲归国时, “秦王不听, 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 乃可许耳。丹仰天叹, 乌即白头, 马生角”,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说“世言荆轲, 其称太子丹之命, ‘天雨粟, 马生角’也, 太过。”可见, 太子丹与秦王的故事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流传, 但是《刺客列传》没有采纳, 《燕丹子》却采纳了, 这说明《燕丹子》已注意将奇闻异事融入到叙事中。

《燕丹子》相比于《战国策》和《史记》还有很多增饰之处, 比如太子丹同鞠武的书信往来、田光与太子丹的具体交往过程、太子丹“自驭虚左”迎接荆轲、荆轲舌辩夏扶、太子丹对荆轲献金掷龟、进马肝、断美人手等等, 这些增饰之处均不见《战国策》《史记》中有相关记载, 很可能是“道听途说”的民间传闻。这种描写于史学不符, 可是加在文学作品中, 却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与可读性。

《燕丹子》的作者还不具备“始有意为小说”的意识, 胡应麟评价“《燕丹子》三卷, 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即《燕丹子》具备小说和杂传的双重特征, 还没有彻底摆脱历史传记的影响。所以, 《燕丹子》的叙事依然遵从线性结构, 但是在荆轲如太子丹见面后, 又集中笔墨描写荆轲的种种事迹, 对线性结构又有某种程度上的突破。可以说, 它是历史传记到小说创作过渡阶段的产物, 也显出了文史分家的趋向, 因此《燕丹子》的存在意义非常重大。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M].中华书局, 1963.

[3]无名氏撰, 程毅中校点.燕丹子.西京杂记[M].中华书局, 1985.

[4]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篇4：南阳历史上的“四大名镇”

■金赊店

赊店镇位于南阳市东45公里处, 历史悠久, 明朝末叶在潘、赵二河溃流交汇之地, 形成“四方客货兴贩之墟”。赊旗镇名字是因为刘秀当年在此赊酒旗一面, 起师反莽, 后称帝而得来的。清代时期是南阳第一大镇, 与朱仙镇、道口镇、周口镇并称“中州四大名镇”。赊店镇的商业贸易十分兴旺, 商贩麋集, 栈房积货。

赊店镇鼎盛时期, 当数乾隆、嘉庆年间, 当时的固定人口有13万之众, 镇内流动人口多达10万余人。16个省的商人居住经商。千余家商号总集百货, 72条街分行就市。城南城东设两处码头。镇上21家骡马店朝夕客商不断, 48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依岸傍水林立的酒楼、饭店八十余处, 舟楫所聚、行商交易、日有万金。

在赊店镇, 明清期间还建有山陕会馆、湖北会馆、安徽会馆、海西会馆、广东广西会馆、福建会馆等十余个。

山陕会馆建于乾隆二十一年, 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 至光绪十八年落成, 一共建了137年。会馆占地面积10885.29平方米, 建筑面积6235.196平方米, 主体建筑自南而北沿着中轴线有序分布, 布局严谨。主要有琉璃照壁、悬鉴楼、大拜殿和春秋楼, 依次排列。会馆最北端的主建筑春秋楼高38米, 是会馆最高建筑。可惜被捻军焚毁, 据说大火烧了七天七夜。

■银石桥

石桥镇位于南阳市区正北方25公里处,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称西鄂县, 县治废掉后称“盈溢镇”“永安寨”, 镇内因有石桥一座, 而宋代得名石桥店, 明时称石桥镇至今。迄今已有2400年历史。石桥是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故里。

北宋时期, 石桥镇是全国六大镇之一。清咸丰初年筑寨, 南阳知府顾嘉衡题写门额, 东门“界连博望”, 西门“镶错洱城”, 南门“羽翼宛郡”, 北门“拱卫神京”。寨高池宽, 固若金汤。镇内庙宇繁多, 香火旺盛, 计有文昌庙、泰山庙、祖师庙、火神庙、灶君庙、阎王庙、土地庙, 还有陕西、山西商人建的山峡庙当数规模最大。

石桥西北是伏牛山区, 南部为平原沃土, 西北山区药材、蚕丝、生漆、山菜、干果、木材等土特产源源不断运到石桥交易, 外地的日用百货、盐、粮食、布匹等从白河水运到岸, 石桥成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土特产的集散地。康乾盛世, 石桥的商业达到了高峰, 航运可以乘白水越双江南达武汉, 陆路可以越鲁山、汝州北达洛阳。石桥土特产主要是生姜、大蒜、西瓜、萝卜, 畅销全国。

历年来, 石桥镇周围发掘了不少古墓, 出土了不少文物。如金马庄的关中侯金印, 镇东门出土的鎏金奁和一批价值较高的画像石曾东渡日本, 进行展览。鄂城寺隋塔和西鄂城遗址, 古槐、鄂城寺、张平子读书台、宋代石狮等一批名胜古迹也闻名遐迩。鄂城寺当时属西鄂县, 故其寺为鄂城寺。寺内塔建于隋大业十三年, 故又称隋塔。该塔于1961年被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古老的石桥镇正发挥着声名远播的优势, 乡镇建设、村镇建设、文化教育突飞猛进地发展。除老街外, 又建“张衡街”“汉槐街”“白河街”等多条新街, 街道宽敞, 百业俱兴, 市场繁荣。石桥姜、石桥萝卜、石桥西瓜, 誉满中国, 畅销十五个省市。石桥月季更是遍地种植, 远销西欧, 享誉世界。

■铜瓦店

瓦店镇位于今南阳市南30公里处, 西汉时称小长安, 元代始称瓦店。明朝称瓦店保, 俗称瓦店镇。老瓦店名字由来, 民间传说是刘秀的叔父刘瓦在此开设饭店, 沿称刘瓦店。也传说古时此处有制瓦的店房而得名。

古瓦店镇清咸丰年间筑寨, 周围长七里四, 呈梯形, 南窄北宽, 寨墙最高处四丈余, 最低处丈余。城郭皆砖石建筑, 东寨门楼上有门额石刻“天保寨”。南寨门额有石刻匾额“禹桥门”, 禹指东汉刘秀的二十八宿之首邓禹, 邓在家乡曾建石桥一座, 称禹桥, 南门是邓禹桥的旧址。西门面对白河, 门楼门额石刻“瓦店镇”, 出西门有数十级石筑阶梯, 至河岸码头。

瓦店历史悠久, 大量的古代建筑坐落在镇内。山陕会馆整个建筑巍巍壮观, 坐落有序。镇东南部建有文昌庙, 西门外建有祖师庙、火星庙、灶王庙、马王庙、奶奶庙等庙宇。西南部建有龙王庙、泰山庙, 还有千佛寺。

该镇清代时文化繁荣, 小剧团很多, 单戏楼就有六座。戏种不仅有河南的豫剧、曲剧还有湖北的汉剧 (二黄戏) 、楚剧等。

瓦店历来为军事战略要地, 历史上曾发生过很多战争。公元22年, 刘秀初创基业, 在瓦店曾与新莽前队大夫甄阜大战。东汉建武二年因邓奉叛汉, 后光武帝亲征瓦店, 大破邓奉, 立斩此地。明代洪武元年, 朱元璋南京称帝, 遣征戍将军邓愈, 率襄汉兵北征, 大破元军于瓦店, 遂克南阳, 擒敌史国公等二十六人。清同治十六年, 捻军首领张宗禹率军与湖北提督姜玉顺、总兵谭仁芳, 大战于瓦店。

瓦店古镇处于白河之滨, 历史上屡受洪水之灾。1953年一场大洪水, 古镇被冲毁, 可惜古瓦店街道不复存在, 抚今追昔, 令人惋惜。

■铁安皋

安皋位于南阳市区西北18.3公里处, 称安皋镇或安皋街。安皋古镇建于东潦河、西潦河两河夹着的高岗下。安皋名称的由来有二:一是“皋”字释意“河水边的高地”, 村民们安居于两河之间的高地而得名。二是安姓人家驻在河边的高地而得名。安皋北部是南召县界, 西部是镇平县界, 明代称安皋保, 清代称安皋镇。

安皋北部是层峦叠嶂的伏牛山, 南部是岗峦渐退的盆底平原。地貌多姿, 山货土特产多。

安皋南部的平原是粮食的主产区, 各种粮食运到安皋售出。

安皋手工业很发达, 铁器、银器制造名扬川、陕、鄂。尤其银器, 出名的有“王家银器”店、“罗家银铺”店。棉花、土布也是安皋的特产。镇内有“恒盛和”商店, 专门经营棉花布匹。

安皋古道通嵩、卢、商、洛等地, 又是出山垭口重镇, 是宛城西部的屏障,

军事地理位置重要。

明崇祯六年, 李自成率领起义军, 曾驻扎安皋。清光绪二十九年, 安皋出现反洋教斗争, 在乡民王钟寺领导下, “抗洋教”“扒洋楼”“赶洋人”, 曾将张楼外国人的教堂夷为平地。

安皋南有大屯、小屯的村名, 是因东汉建武年间太中大夫张纯率军在此屯田。安皋街北牛王庙村, 是清咸丰年间山东省临沂副将李和的故里。明藩王唐定王朱柽三子名朱琼炜、明云南太守王应修, 死后均葬在安皋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