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借贷纠纷答辩状

民事借贷纠纷答辩状（精选11篇）

篇1：民事借贷纠纷答辩状

答 辩 人：廖某某，男，19XX年X月11日生，汉族，住贺州市新城六区XX号。

答 辩 人：黎某某，女，19XX年X月21日生，汉族，广西XX县人，住贺州市新城六区XX号。

被答辩人：李某某，男，19XX年X月8日生，汉族，广西XX市人，住XX市XX路50号。

答辩人廖某某、黎某某因李某某诉廖某某、黎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答辩如下：

被答辩人只是曾是答辩人位于贺州市XX路XX号房屋的住客，答辩人并不认识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承租贺州市XX路XX号房屋五楼一个单房是通过答辩人朋友何XX办理的.(证据1)。被答辩人居住贺州市XX路XX号房屋五楼期间，答辩人正在忙于XX县的化妆品店经营。

被答辩人在本案中向法庭提供的《借条》需从答辩人的房屋发生入室盗窃(已向建中派出所报案并由公安机关立案)说起。

大约在xxxx年8月初，租住答辩人贺州市XX路XX号房屋6楼的何XX电话告知答辩人住处钥匙弄丢了。答辩人从XX县赶回贺州后发现，屋内被翻了个底朝天，答辩人的相关证件：包括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个人相片、答辩人于xxxx年6月向莲塘信用社贷款的个人借款合同及房产抵押材料等一些个人重要资料全被盗走。对通过房产抵押向莲塘信用社贷款的事实，答辩人手头持有的《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投保授权委托书》(证据6)可以证实。答辩人向莲塘信用社贷款时，签有《个人借款合同》和用贺州市XX路XX号房屋作抵押的《广西农村信用社借款抵(质)押承诺书》(已被盗走)。

答辩人的报案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将被答辩人李某某列为重点对象并决定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同时，答辩人前往贺州市房产管理局查询，发现答辩人的贺州市XX路XX号房产再次被抵押。对此，答辩人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xxxx)贺八行初字第47号]，请求撤销房产抵押登记，该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法院撤销了贺州市房产管理局对贺州市XX路XX号房产的抵押登记行为(证据2)。在行政诉讼案中，第三人提供了有关证据材料。这些材料有：《房屋抵押协议》(证据3)、被答辩人向公安机关提供的《关于廖某某借本人现金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整抵押房产证、土地证一事的情况说明》(简称《情况说明，证据5》和本案中出现的借条。这些证据都与本案有直接关系，却都是虚假的，到处都存在与基本事实不符的“硬伤”。主要有：

1、《房屋抵押协议》签订于 xxxx年5月23日，称抵押借款方为“贺州市星光硅业有限公司职工”。此时，答辩人廖某某早在xxxx年就自己经营化妆品店，既不是贺州市星光硅业有限公司职工，也不是临江地产公司员工(《情况说明》提到答辩人廖某某是临江地产公司房产主任)。

《房屋抵押协议》开头的抵押借款方(乙方)的身份证号码与落款时中的乙方身份证号码竟然不同。首先，假若答辩人廖某某向被答辩人真是借款38万元，被答辩人不会连证件号码前后矛盾都不管，并且连这样基本的错误都允许发生。其次，答辩人廖某某已于xxxx年4月14日取得第二代身份证(证据4)，号码为45010419XXXXXX0334，被答辩人不会傻到连原件都不查看。

3、伪造的《借条》。主要的漏洞有：

①《借条》上显示借款高达人民币380000元，《借条》显示内容却不足100字，且将最重要的还款日期打印错误，然后用手改写，明显欠缺严谨。请问如果真是放贷，放贷人会同意吗?

②就现有《借条》复印件所显示字迹的颜色深浅和字号来看：a《借条》正文字迹与承诺人处的字迹深浅明显不一样;b《借条》正文字号与承诺人处的字号也不一样，而《借条》中“特立此据”位置还低于“承诺人(公章)、承诺人法人代表(签章)”内容，表明这两段字的行间距是不一样的，如果确实是用电脑排版，这种排版是很难的。对于答辩人来说，这种排版方式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从整体上来分析，这《借条》不是通过电脑一次性打印出来的。

③通常民间私人借贷，借条上落款应当是借款人才对，借条上仅出现“承诺人(公章)、承诺人法人代表(签章)”的字样，也是不可想象的。

而答辩人正好有证据可以推断被答辩人是如何拼凑假《借条》的。xxxx年6月，答辩人通过房产抵押方式向贺州市莲塘信用社贷款，向莲塘信用社出具了《广西农村信用社借款抵(质)押承诺书》[简称承诺书，因出具的承诺书被盗走，提供空白的《广西农村信用社借款抵(质)押承诺书》(证据7)]，该材料中有答辩人夫妇俩的签字。被答辩人提供的借条正好利用了有答辩人夫妇俩签字的《承诺书》，被答辩人要么是在旧的承诺书中空白处直接用电脑打印借条的内容，要么是将假借条正文内容和承诺书中的落款拼在一起复印，拼出假的《借条》。

4、《情况说明》也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情况说明》第2页第10行称：“房屋抵押的事千万不要告诉他老婆(黎某某)和其他人知道”，但在《借条》中却是表述为“经抵押房产借到李某某……”，借条却是有黎某某的签字。这又是一个可笑的谎言。

综上，我们可以确认被答辩人提供的《借条》是彻头彻尾的伪造。为此，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之诉讼请求。

此致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

xxxx年 月 日

更多知识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5～32条对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适用上述规定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第25条规定的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利息不明的处理问题

1.利息有无约定及明确与否属于事实认定问题。

首先，对于“未约定利息”情形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借贷双方对于利息是否存在的事实有争议;其二，借贷双方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在约定不明状态时，虽然有“约定”二字，但如果对于利息是否有约定难以形成优势证据，其实质仍是一种无利息约定的状态。

其次，借贷双方在书面证据中可能并没有利息、利率的明确约定，但当事人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后，往往出借人会有口头约定利率、利息的主张。即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书面证据证明或者约定不明确情况下，出借人主张有利息约定，借款人抗辩没有利息约定，应根据《合同法》的实体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按照高度盖然性原则对利息约定事实进行查明。

我国《合同法》第197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民间借贷，原则上要求以书面形式订立，作为借款合同重要内容的利息应该有书面记载，考虑到自然人之间的私人借款，不少是数额较少、时间较短的临时性借用，并且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存在比较熟悉的关系，不一定都采取书面的形式，可以由出借人与借款人以其他形式加以约定。

对于口头利息的约定，其效力如何看待?

一方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另一方面，《合同法》第197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视作带有指引性质的管理性规定，即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如借贷双方对于利息有口头约定的，法律也认可其合法性。

口头约定利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借贷双方对于口头约定的利息均予认可，并对于口头约定的利率无争议。

第二种情形，借贷双方中的一方承认有口头约定的利息，另一方予以否认。

第三种情形，借贷双方对于有利息约定事实予以承认，但在利率高低上存在分歧。

第一种情形比较简单，不属于本条规定适用的情形，应适用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利息、利率的一般原则处理。

第二种情形又可分为两种情况进行处理，关键是双方能否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如果主张有利息约定的一方能提供证据，则应当认为双方是有利息约定的，如果对于利率约定难以查清，视为“利息约定不明”情形，按照本条解释规定，如果双方均为自然人的，利息约定不明时，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仅有一方是自然人或者双方均为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结合借款合同内容、并根据当地或当时人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如果主张无利息一方能够提供无利息约定的证据或主张有利息一方不能提供有力证据.则债权人要承担不利后果，视为“未约定利息”。

第三种情形属于“利息约定不明”情形，借贷双方对于有利息约定是实在存在的，但对于利率高低双方各执一词，根据本条解释规定进行处理。

2.借期内的限定，未约定利息，但可以支持逾期利息。

所以，本条解释的限定范围是“借期内利息”，即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借期内利息或者借期内利息约定不明的处理。但对于逾期利息不因借期内没有约定利息或利息约定不明一律不予支持，按照何种利率标准支持，应结合其他法律和本解释其他条款规定理解。

《民法通则意见》第123条规定，“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所以，即便是借期内没有约定利息的无偿借款，如果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已经构成迟延履行的，借款人应承担迟延履行的责任。

法律规定将迟延履行的损失，以利息的方式加以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规定，“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本解释也规定，如果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没有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由借款人归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第26条规范的司法保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问题

1.年利率24%以下之民间借贷利率可申请司法强制执行。

利率在24%以下的民间借贷，其利息应受法律强制力之保障。

2.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认定为无效。

市场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弊端，若完全实行利率自由化，则会导致放贷者为获得自身最大利益不断提高民间借贷之利率，从而不利于资金在金融市场内的优化配置和民间借贷市场的长远发展。因而，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在私法上的通常做法就是将高于上限的利率约定认定为无效，超过上限的给付的利息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人。

3.年利率24%～36%的民间借贷利率拥有债权保持力但无执行力。

债权的效力，从原理上观察，具有请求力、执行力和保持力。具体到民间借贷问题上，一旦借贷行为完成，利息也随即以法定孳息的形式而成为债权之一部分。我们主张，对于年利率24%~360/0之间的民间借贷利息应认定为自然之债，具体处理方案是：24%~36%之间的债权并无请求力，但约定也并非无效，只是当债权人请求给付时，债务人得拒绝给付，债权人并不得通过诉讼强制债务人履行而已。假如债务人任意给付，且债权人受领时，法院亦不得认定为不当得利。换言之，应享有债权之保持力，但不享有债权之执行力。

篇2：民事借贷纠纷答辩状

答辩人：A 被答辩人：B 答辩人就B诉A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C借款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债务应由D承担

C与答辩人为D名下“新村园”项目筹集资金向被答辩人借款(被答辩人在诉状中已阐明)，双方形成借款关系的原因、合同目的是为了“新村园”项目筹集建设款，其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后果应由公司承担。

二、本案存在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主体、标的额、支付方式、履行时间等约定的变更情形，因此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借款合同约定，由被答辩人B5月3日向C交付300万元现金，用于C与A名下的“新村园”项目建设。但实际履行情况为：2013年5月24日，B向郭国杰转款270万元，郭国杰扣留此笔借款，未向C及答辩人转交，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郭国杰由保证人实质变更为债务人。

三、因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变更，债务转让，未经连带保证人胡香兰书面同意，答辩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担保法》第23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由于债务转让于郭国杰，未经答辩人书面同意，答辩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被答辩人诉求存在高利借贷情形，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不应予以保护

被答辩人诉求三被告支付借款利息99万元，双方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月利为5%，计算利息期限为2013年5月8日至2014年6月30日，共计418天。但借款合同实际完全履行于2013年5月24日，截止原告起诉日期2014年6月20日共计402天，本金为270万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15%的4倍计算为731529.86元，远远少于99万元，超出部分法院不应予以保护。

五、借款合同中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又约定了延迟履行利息条款，被答辩人不可同时主张

迟延履行违约金属于当事人预定的对违约产生损失的赔偿额，在性质上属于补偿性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属于违约方违约所产生的法定孳息损失，是违约造成损失的一部分。两者均具备惩罚性质，不可同时主张。

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是没有根据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此致 X人民法院

答辩人：

篇3：温州民间借贷纠纷分析

温州是我国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地区, 也曾是我国民间借贷违约率非常低的区域, 然而近年来, 其民间借贷纠纷却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2009 年, 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为4, 051 件, 2010 年、2011 年与2012 年分别增长了86.2% 、59.8% 与61.4% , 经过3 年的快速增长, 2012 年的纠纷数达19, 446 件, 竟是2009 年的4.8 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大量爆发?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一个事件的产生必定有内因与外因。目前, 国内学者对民间借贷纠纷产生原因的探讨, 主要聚焦于外部成因。陈成建 (2009) 认为道德、法律和经济风险集聚是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原因;黄书名 (2012) 认为主要原因是借贷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国家金融监管缺位和银行中介功能弱化;曹红军 (2014) 则从特征因素、经济因素、金融监管机制因素、资本特性因素、民众法律意识因素五个方面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增长进行成因分析。我们认为, 尽管法律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经济环境变化等客观外在原因非常重要, 但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内在成因也是不可忽视的, 甚至更为重要。

本文试图以我们对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调查, 尤其是对温州瑞安市的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为基础, 充分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内在原因。之所以选择瑞安作为调研重点, 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 经济上具有典型性, 瑞安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 其人口占温州市的15%, 年产值占比为16%;第二, 民间借贷及其纠纷发生上具有代表性, 因为其民间借贷纠纷对温州全市的占比较高, 相对于温州全市的情况, 2009 年的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占比为28%, 涉案标的额占比更是高达34%;第三, 与温州全市的情况基本相同, 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也呈持续快速增长之势, 2012 年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达3, 927 件, 是2009 年的3.5 倍。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现状及变化特征, 第三部分结合案例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 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现状及变化特征

借贷主体、借贷利息、借款数额、借贷期限等是研究民间借贷行为的核心要素。我们以这几个核心要素的信息掌握为重点, 从以下三个层面开展调查:第一, 到瑞安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若干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实地调查, 获取核心要素的样本数据;第二, 拜访瑞安市人民法院, 搜集瑞安市民间借贷纠纷发生的总体数据, 以及200 余例纠纷案例的样本数据和其他信息;第三, 实地抽样调查瑞安当地的众多普通借贷者, 了解借贷动机及其对借贷纠纷成因的主观认识等。在下文分析中, 总量分析的对象是总体数据, 而各类特征分析的对象是样本数据。

(一) 总体状况及其变化特征。近年来, 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 涉案标的额也呈持续上升之势。2008 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仅812 件, 涉案标的额为1.77 亿元;而自2009年起, 纠纷案件数量及标的额呈快速增长趋势, 2012 年到达最高峰, 纠纷案件为3, 927 件、标的额高达34.69 亿元, 分别为2008 年的4.8 倍和19.6 倍。2013 年纠纷数量开始减少, 2014年出现明显下降, 纠纷数仅为2012 年的1/3。从纠纷案件的总体变化来看, 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1、借贷纠纷案一度成为民商事案的主体。近年来, 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占所有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不断大幅上升, 一度成为民商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自2010 年起,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民商事案件总量的占比超过1/3 (2014 年除外) , 2012 年和2013 年的占比更是高达40%, 2014 年的纠纷数量有所减少, 所占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也随之下降。

2、借贷纠纷案平均标的额呈明显上升之势。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平均涉案标的额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08 年, 纠纷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21.8 万元/件;到2014 年, 达到了111.4万元/件, 为2008 年的5.11 倍。

3、纠纷当事人分布渐趋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当事人大致包括家庭及个人 (下文简称个人) 、中小企业和民间金融机构。早些年, 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熟人圈里, 借贷纠纷当事人自然也主要是个人与个人。然而, 随着民间借贷逐步从熟人圈走向民营企业主、典当担保及小额贷款公司等陌生人圈里, 借贷纠纷当事人的分布也逐步走向多元化。调查发现, 尽管个人之间的纠纷依然占多数, 但个人与企业、个人与民间金融机构, 以及企业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数量呈快速增加之势, 其中尤以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纠纷数量增长最快, 从2008 年的18 件增加到2014 年的298 件, 年均增长60%。此外, 发生借贷纠纷企业的行业分布很广, 既涉及加工与贸易行业、服务业, 也包括制鞋、模具、机械等制造业。其中, 出现借贷纠纷频度最高的是房地产、投资咨询和融资管理等行业企业。

(二) 调查样本及其纠纷特征分析。为梳理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变化特征, 我们以从人民法院获取的调查样本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这些样本为来自瑞安人民法院的近4 年的200 余件纠纷案例, 我们从中选取其信息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166 件纠纷案例。按年度划分案例, 2011~2014 年的数量分别为47、44件、40 件和35 件。

在下文的特征分析中,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纠纷案由、单笔借款金额、纠纷贷款流向等基本特征, 以及借贷的合法性、纠纷的群体性、纠纷的调解难度等深度特征。鉴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需要, 下文中凡涉及借贷者个人信息的均予以回避。

1、纠纷案由。调查发现, 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借款方还款违约导致的纠纷, 约占40%。纠纷往往缘于借款期限届满后, 借方未归还本息, 贷方多次催讨无果, 故向法院起诉。调查案例中, 一种情况是借款方仅支付前两个月的利息, 之后故意违约不还本息;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 但因经营不佳失去还款能力。

第二类是因双方对借贷约定不规范或者认识不一致引起的纠纷, 约占50%。纠纷往往源于借贷双方在合同 (欠条, 甚至口头约定) 中未明确约定借贷利息、还款期限和借贷担保等, 双方认定的借贷事实不同。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 但事后借方推说利率过高, 只愿支付2%;又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5%, 未约定还款期限, 借方由此拖欠本金利息, 从而引发民间借贷纠纷。

第三类是因非法吸存、集资诈骗产生的借贷纠纷。数量占比虽小, 但牵连广, 往往会出现数个原告起诉同一公司或个人, 导致纠纷的调解难度大大增加。

2、单笔借款金额。单笔借款金额差距较大, 小者仅有3 至4 万元, 大者可达500 万元以上。从分析样本来看, 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单笔借款金额近年来总体呈不断上升之势, 从2011到2014 年, 纠纷从单笔50 万元以下为主逐步转向以单笔50万元以上为主, 100 万元以上的大额借款纠纷日益增多。进一步分析还发现, 300 万元以上的借贷纠纷案例以集资诈骗为主, 且每个案件的单笔借款金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3、纠纷贷款流向。从纠纷的资金流向来看, 近年来从以生活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经营融资为主的特征变化非常明显。总体上, 贷款资金流入生活消费的借贷, 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是最小的, 主要原因可能是借贷者关系亲近, 信息较为对称, 借款双方对借贷事实的争议较小。相反, 贷款资金用于经营融资及临时周转就容易发生纠纷, 近4 年该类纠纷占总纠纷数的68%, 其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经营或投机失败、周转资金链断裂。

4、非法借贷涉及面广。近年来, 非法吸存、集资诈骗等非法借贷行为不断发生, 非法借贷纠纷的数量日益增加, 借贷纠纷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如, 2011 年包某某对外宣称二手车抵押业务利润可观, 以支付高额回报为诱饵或以共同经营为由向陈某某等14 名民众集资款项共达1, 418 万元, 用于高利放贷和经营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 后因放出的高利贷无法及时收回, 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亏损, 资金链断裂, 导致1, 300 多万元借款无法归还而产生纠纷。

5、借贷纠纷日趋复杂化。近年来,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纠纷当事人的人数有增加趋势。自2011 年起, 纠纷当事人不再是原告与被告两个单一主体, 而是逐渐向多个纠纷主体转变。经常出现一名原告起诉多名被告, 或多名原告起诉一名被告等现象。此外, 因多重借贷的发生, 甚至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纠纷关系, 同一个当事人可能既是原告又是被告。

6、纠纷调解难度日益加大。近年来, 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解难度日益加大, 案件审理或者调解时间也逐渐拉长。究其原因, 我们发现:一是当事人的出庭率低, 80%的被告收到法院传票后拒不出庭, 部分被告甚至下落不明致使传票无法送达;二是部分被告对借据上签字的真实性或借据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 需提起第三方鉴定, 颇为费时;三是部分担保人被告否认自身的担保义务或担保期限等。

三、温州民间借贷纠纷内在成因分析

一般认为, 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相比, 民间借贷最为显著的差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借贷主体关系可能较近、协议方式简便、利率较高、担保形式灵活等。这些特点是民间借贷普遍存在并迅速发展的原因, 但也为借贷纠纷的发生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下文我们将利用166 个法院案例样本, 结合实地调查获取的信息, 进一步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

(一) 纠纷案例的内部特征分析。对获取的166 个法院案例样本, 我们从借贷主体间的亲疏关系、借贷协议的规范程度与借贷担保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2011 至2014 年的案例发现, 借贷主体关系较为亲近的数量仅占纠纷案例总数的13.3%, 且比例波动小;借贷协议很不规范, 仅仅为“口头协议”的纠纷占纠纷总数的4.8%, 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借贷协议中有担保形式的纠纷仅占纠纷总数的36.1%, 这一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 借贷主体的亲疏关系。瑞安民间借贷行为主要发生在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之间, 比例大约在80%以上, 但关系亲近的借贷主体占纠纷发生的比例仅为13.3%。如果按照上述80%的比例推算, 2011~2014 年关系疏远的借贷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 为关系比较亲近的借贷双方发生纠纷概率的26 倍。由此可见, 借贷主体的亲疏程度直接影响借贷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调查中还发现, 借贷主体的亲疏程度还会影响到借贷利率, 并通过利率杠杆, 进一步放大借贷纠纷发生的风险。分析结果表明, 关系亲近的借贷双方通常是出于互助心理的亲属朋友, 借贷月利率为8 厘至1.5 分, 借贷风险相对较小, 发生纠纷的几率自然也较低;而关系疏远甚至互不相识的借贷双方, 基本通过中介机构或经人介绍发生借贷, 贷款月利率明显偏高, 甚至高达2 分至5 分不等;更为严重的是, 部分贷方还会采用预先在本金中扣除部分利息等非法方式, 进一步隐蔽地抬高利率。此外, 部分投机者还会通过借款转贷方式进一步套取利差, 导致多重借贷甚至高利贷的出现, 进一步加大产生纠纷的可能性。

(三) 借贷协议的规范程度。民间借贷协议的形式主要分为口头约定和书面协议。口头约定完全依靠个人信用, 一旦借方违约, 款项往往就无法追回, 即便能够还款, 利率往往也会成为借贷纠纷的另一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视为不支付利息”, 因此, 若借方不承认相关利息或还款期限的借贷事实, 而贷方缺乏实物证据, 就会引起难以调解的经济纠纷。近几年, 口头约定的协议形式已经逐渐减少, 相应的借贷纠纷也随之减少。

调查发现, 如今90%以上的借贷者倾向于签订书面协议, 具体包括简单借条与规范合同两种形式。现实中借条往往过于简单, 借方在书写借条时, 通常仅注明借贷者姓名、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 并未对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还款方式、借贷担保等还款的关键要素做出明确表述, 这无疑为纠纷爆发埋下隐患。

(四) 借贷担保的有效性。2011~2014 年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无担保的比例高达64%, 而在其他36%有担保的纠纷中, 我们发现大约有70%以上借贷担保的有效性存在问题。因此, 纠纷案例中真正存在有效担保的比例不足1/4。

民间借贷担保形式主要有三种:抵押担保、保证担保和质押担保。调查发现,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 这些担保形式的有效性在实际操作中均被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抵押担保形式, 往往由于抵押物未到相关资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导致抵押无效;保证担保时常因担保责任不明确等而失效, 例如借条未注明是保证人还是见证人, 或虽标明“保证人某某”, 但未写明担保的性质、期限和额度等;质押担保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少出现。

在调查过程中, 除了上述原因, 我们还发现, 随着民间借贷从最初的制造业扩展到以投机为主的其他领域, 逐步出现了层层加“利”的多重借贷现象, 甚至会出现多个借贷者互作担保, 形成连环担保的现象, 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因资金链断裂, 出现无力偿款等情况, 整条担保链上的借贷者及保证人都会受到牵连。借贷担保链越长, 借贷利率就越高, 从而累积的借贷风险越大, 借贷纠纷爆发的频度也就越高。

四、结论

2014 年以前, 温州民间借贷纠纷数量和规模均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 一度成为民商事案的主体, 明显呈现出了纠纷标的额不断上升、纠纷当事人分布渐趋多元化、纠纷案由日趋复杂化、纠纷调解难度越来越大等特征。可能是由于温州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效果逐步体现, 以及借贷者的风险意识逐渐增强, 2014 年以来, 温州民间借贷纠纷开始回落。

分析纠纷发生的内在成因, 我们发现, 借贷利率的高低、借贷主体的亲疏关系、借贷协议的规范程度、借贷担保的有效性, 以及资金的行业流向等, 均与借贷风险以及借贷纠纷的发生频度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陈成建.关于义乌民间借贷纠纷的调研报告[J].人民司法, 2009.3.

[2]黄书名.温州民间借贷风险成因分析[J].商洛学院学报, 2012.3.

[3]曹红军.淮南市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J].滁州学院学报, 2014.1.

篇4：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任性”

网贷促成的民间借贷 同一原告在一段时间内就同一类型的民事纠纷起诉众多被告，被称为“批量案件”。去年1月至今年7月，长宁法院先后受理了原告王健铭起诉的106起民事案件，案由都是民间借贷纠纷。

这106起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从一两万元到二三十万元不等，案情如出一辙：借款人通过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和一家信用管理公司的中介向王健铭借款，双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借款期限、每月利息和每月还款本金，并约定由王健铭代扣中介咨询费、服务费、管理费。协议签署后，王健铭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余款划入借款人的银行账户。借款人按约归还几个月本息后不再继续还款，于是王健铭向法院提起诉讼。

王健铭表示，他是涉案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该公司的投资人之一。投资公司为客户提供中介服务，包括对借款人的信用、家庭及工作情况等进行调查。

到今年7月，106起案件已结案56起，其中撤诉8起、调解7起、判决41起。判决结案的绝大多数为缺席审判，被告户籍多不在上海，且目前住址不明。

法官点评：与本案相关的这批案件，具有比较明显的P2P网贷平台的特征，是互联网金融催生的新型民间借贷案件。居间性质决定P2P只能为客户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一旦脱离这一点，试图以投资理财产品的形式融募资金，或充当融资性担保人，极易滑入非法经营的轨道。

为情所困的民间借贷 2011年10月，女白领赵娟通过某社交网站结识了男子孙建國。由于在网上比较聊得来，两人在现实生活中开始交往。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1月，赵娟将孙建国和他的前妻郭燕一起告到了法院。

赵娟诉称，孙建国先以其母亲生病去世急需用钱等理由向她借钱，她通过银行转账借给他3万元。之后，孙建国又以安葬母亲和为父亲购买治疗仪等理由，借用她的信用卡多次消费但没有还款。经她反复催要，孙建国补写了借条，承诺在两年内归还借款20.5万元。此后，孙建国又以各种理由向她借款1.8万余元。综上，赵娟要求孙建国返还借款本金23万元、利息2万元。

孙建国的律师表示，由于赵与孙两人关系特殊，在交往中有过钱款往来，但其中有的是赠予，有的已经归还了，实际欠的并没有那么多。郭燕的代理律师表示，郭对赵与孙的经济往来并不知情，而且相关钱款也并未用于郭与孙的共同生活。最后，孙建国同意归还赵娟10万元，双方纠纷就此了结。

法官点评：因恋爱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并不少见。从形式上看，这类案件并不缺少“借条”、“欠条”等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基本证据，但原被告双方对“借条”、“欠条”的形成往往各执一词，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有时较难判断。

殃及婚姻的民间借贷 今年5月5日，原告张鸿鸣诉被告汤权、华燕要求返还借款400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开庭审理。张鸿鸣表示，2013年7月，做小贷业务的汤权以资金周转为由向他借款500万元，说好借两三个月。后来只还了100万元，另外400万元补写了借条。被告汤权称，他没有向张鸿鸣借款，这400万元是他与原告的投资款，补写借条是为了让原告放心并对原告的收益作出约定。汤权的前妻华燕表示，她不清楚张鸿鸣与汤权之间有没有借贷关系，即使有，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对汤权与华燕离婚，张鸿鸣认为两被告感情一直很好，离婚的原因是汤权在外欠债很多，害怕给家里带来负担。而汤权和华燕表示，两人2001年结婚后关系就比较淡，2014年就离了。

法院认为，原告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被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反驳。同时，被告也未能就涉案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今年6月，法院判决被告汤权返还原告张鸿鸣借款400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华燕对汤权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篇5：民间借贷纠纷答辩状

你公司于x年4月18日与我公司签订的一个月内供65330丝绵达呢100万米的供货协议，现期限已过，尚欠65330丝绵达呢20万米。限你单位于9月18日前将货发出。如到期仍不发货，我公司将按协议规定追究违约责任。

特此专函。

丝绸进出口公司(公章)

篇6：民间借贷纠纷答辩状

被答辩人：卢晓沛，男，汉族，1xx6年12月31日生，住XXX号4号楼12x2号。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答辩如下：

一、答辩人目前不欠被答辩人任何款项，被答辩人诉状中所述借款事实不实，双方更是根本不可能口头约定过利息。

本案的事实是答辩人以前从事信用卡业务方面的工作，被答辩人找到答辩人，请求答辩人管理其信用卡(行业人士称此为养卡)，以提升其信用卡信用额度，经不住被答辩人多次恳求，答辩人于xxx3年11月份以后同意帮其刷信用卡，以便通过增加刷卡次数及金额的方式获得银行更多的授信额度，然后再通过转账方式等方式按被答辩人要求的转款账号把钱转给被答辩人，前后答辩人总共给被答辩人转款近1xx万元，并且答辩人出于朋友关系，刷卡的手续费都是答辩人为被答辩人垫付的，本案事实上根本不是被答辩人诉状中所述的其总共借款给答辩人16万元，由于被答辩人没有通过现金或者转账方式借给答辩人哪怕一分钱，所以本案才出现不符合民间借贷常理的没有借条、没有收条等怪像，双方提交的所有涉及银行转款的书证都是答辩人给被答辩人转款的有关凭证，而没有被答辩人给答辩人转款的凭证，由于被答辩人没有通过现金或者转账方式借给答辩人哪怕一分钱，所以双方更不可能会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被答辩人诉状纯粹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有力关联证据的支持。

二、被答辩人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在xxx5年2月份后答辩人不在为被答辩人管理其信用卡，在结清被答辩人相关信用卡款项后，答辩人已经不在为被答辩人提供相关帮助，但是4月份以后，被答辩人不知出于何居心，通过背景复杂的专门讨债的社会闲杂人员反复骚扰、威逼利诱答辩人，并且在微信上污言秽语骂被答辩人妻子和女儿等家人，威胁答辩人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在以非法手段获得一些非法虚假证据后，被答辩人又立马起诉答辩人至法院，混淆视听，企图以表面合法债务追讨的方式来获得不可告人的非法利益，甚至还说法院那边都打点好了，立案后法院会立马下判决拍卖答辩人房产等财产!答辩人实在是不堪其骚扰、恐吓，为图清净及平安，在被答辩人口头保证不再骚扰、恐吓答辩人，自行去法院撤诉的前提下，在5月份又被迫给被答辩人转账3万元，谁知尝到甜头的被答辩人不但未撤诉，还变本加厉的攻击答辩人及答辩人家人，幻想获得更多非法利益，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让答辩人在本案中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答辩人：XXX

代理人：王xx

篇7：借贷纠纷民事起诉状

被告：**，男，197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市**区**路*号*栋*单元**室。联系电话：134********。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0000元，并支付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6月15日，被告向原告提出要借款10万元用于周转，并声称20天后归还。原告出于多年的朋友之情，通过银行账户给被告汇款了10万元。事后被告仅仅还款1万元，剩余9万元拒不归还原告。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归还借款，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现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

此致

**市**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篇8：民事借贷纠纷上诉状优秀

被告：XX，男，汉族，XX年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电话：XX，住址：XX。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欠款本金人民币XX;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逾期偿还欠款的利息人民币XX元(暂计算至XX年X月XX日);

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他损失总计XX元(律师费、交通费等);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

事实与理由：

XX年X月X日，被告向原告借款XX元，用于支付被告处理事故赔偿款。被告向原告承诺xx年X月X日前将该欠款还清，否则愿支付高额利息。但，该欠款到期后，被告却以种种借口推迟还款，至今已X个月有余。无奈，原告只能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具状人：XXX

篇9：民事债务纠纷答辩状

答 辩 状

答 辩 人：中国联通北海分公司

被答辩人：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市分行海城支行

答辩人因被答辩人诉答辩人借款纠纷一案，就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事由作如下答辩：

一、本案不应以联通北海分公司为被告，被答辩人起诉联通北海分公司还款属主体错误。

被答辩人依据8月信部联电[2000]710号“关于联通公司接收军队CDMA移动通信网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中国联通企字[2000]525号“中国联通关于接收军队蜂窝移动通信网络有关问题的通知”，认定联通北海分公司与经波公司已经合并，这一主张不成立。

这两个通知只是一种政策，或者说是合并的意向。

根据《公司法》184条的规定，公司的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

公司合并后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还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以上法律规定的程序条件，两公司都没有办理，故合并这一法律行为并没有成立。

而且，因合并而消灭的公司解散后，其股东应加入存续公司，但经波公司的股东并没有成为联通公司的股东，进一步证明双方并没有合并。

被答辩人提供的生效的法律文书[证据9：(海民初字769号民事判决书)及证据13：北劳仲裁字()第41号]确认“被告是按照上述文件规定整体移交给中国联通北海分公司，没有出现……收购、合并、分立、破产、解散等情况……”。

而且在划扣借款利息时也是原告直接从经波公司的帐号上扣的。

被答辩人于203月10日发出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也是向经波公司催收债权的，而非向联通北海分公司催收，联通北海分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上的签字仅表示收到此函，并对经波公司的情况作了说明，不表示认可应当由其承受该债务。

由于被答辩人与北海经波电子通讯有限公司尚未完成合并的相关法律程序，不存在合并的事实，因此，被答辩人所依据的《民法通则》第44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1条规定，不能适用本案，被答辩人主张联通北海分公司直接承担还款义务缺乏法律依据。

二、经波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一定期限内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经波公司因未按规定参加年检，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法人营业执照，属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其行政职权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

其法律后果是，企业法人经营资格被强行剥夺，从而丧失了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能力。

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不等于法人立即消灭，仅是除清算范围外的一切活动停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0条、第46条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0条、第33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由企业自行组织清算组依法进行清算。

《公司法》191条至197条规定了清算的程序。

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后，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于月13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意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按下列原则处理上述问题：

(1)企业法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注销登记前，虽然丧失了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但仍应视为存续，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依法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

(2)企业法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注销登记前，依法成立清算组的，可以以清算组名义起诉应诉，参加诉讼活动，由清算组承受原企业的权利义务。

(3)企业法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注销登记前，其出资人(包括股东、开办单位等)不依法组织清算的，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

(4)如果企业法人的出资人(股东、开办单位等)出资不到位，或者抽逃资金、转移财产的，该出资人除应承担清算责任外，还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在相应范围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其清算程序结束被工商部门注销前，其仍可以自己名义或清算组名义(已成立清算组)从事清算范围内的活动，包括起诉、应诉等。

6月27日、2011月6日及年11月26日，北海市工商局在《北海日报》分别登出了公告，并作出了吊销北海经波电子通讯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但在程序上，经波公司在办理注销登记前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这时，作为债权人的农行北海市分行应当向债务人经波公司主张债权而未主张。

联通北海分公司接收的经波公司的部分财产，只是一种代管性质，并不是合并接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联通公司已经承受了经波公司的债权债务，至于后面偿还的利息，都是以经波公司的名义还的，农行也是在经波公司的帐户上直接划的款，联通公司汇到经波公司帐户或者农行帐户的部分款项只是联通公司借给经波公司的款项。

综上所述，首先，联通公司与经波公司不存在合并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各自都是可以对外承担民事权利义务的独立的民事主体，联通公司接收经波公司的财产仅仅是一种代管性质，经波公司的债务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其次。

联通公司与农行北海分行海城支行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被答辩人仍应以经波公司为被告起诉而没有起诉联通公司的资格，其直接起诉联通北海分公司属主体错误，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起诉。

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篇10：赡养纠纷民事答辩状

被告刘某，男，汉族，1962年7月24日生，住XX乡。

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包括生活费、医药费)。

事实与理由：

原告是被告的亲生父亲。

被告有一儿一女，由原告和原告妻子抚养成人。

三年前原告妻子去世了。

三年来，原告身体不好，经常生病。

先患胃穿孔病，好转后又患骨质增生病。

骨质增生病好转后，现又患淋巴瘤增生。

原告为治病花光所有积蓄，被告在珠海市收垃圾，一直对原告不尽赡养照顾义务。

原告一人在家，生活很难自理，打被告电话打不通。

原告为此不得不向贵院起诉，请贵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 致

隆回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刘**

篇11：医疗纠纷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因杨x诉我健康权纠纷一案(xxxx X法民初字第x号)，现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第一、答辩人的诊疗行为完全符合医疗操作规范，原告出现药物过敏是差异体质的极个别现象。

xxxx年x月xx日x时左右，原告到答辩人执业的医疗卫生站就诊，其主诉因感冒引发咳嗽，咽喉疼痛等症状，否认既往病史、有药物过敏史。答辩人经查体，确诊后并处方临床上常用的头孢氨苄胶囊(是头孢类抗生素，又名先锋，是广谱抗生素。对感冒有效果，用于治疗炎症，常说的消炎药，感冒后发烧或是扁桃体发炎使用。参见《中国药典》xxxx年版二部头孢氨苄xxx)口服药。

原告诉称答辩人未进行皮试就让其服用头孢类药是违反操作程序的说法，不能成立。头孢氨苄胶囊口服用药没有规定临床用药必须皮试的规范。因此，答辩人的用药符合临床实践，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原告出现药物过敏是差异体质的极个别现象。

第二、答辩人本着严谨的治病救人医生执业态度，在该过敏事件发生后当即采取救治措施，及时送医院治疗，且垫资医疗费用，原告很快康复，没有出现其他损害后果。

原告在发生过敏情况后，答辩人及时采取了急救措施，并拨打xxx电话第一时间送区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原告在入院后很快缓解了过敏症状，并很快康复。基于原告也是邻居关系，答辩人主动探望、护理原告，并垫付了近xxxx元医疗费用。

答辩人所在基层社区领导获悉后，也参与事件的协调处理，答辩人本着息事宁人态度自愿给以部分补偿，并与原告基本达成了互谅的协议条款，但原告临签字时不知何故反悔，后又诉至来贵院讼争。

第三、原告诉请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有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且计算的数额明显过高的情形。

先姑且不论此事件双方当事人各自责任大小，答辩人认为原告诉请的下列赔偿项目及计算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x、关于住院医疗费xxxx.xx元的问题

原告杨x被X区人民医院收治的前x天时间内，其过敏症状就已经消失，身体各项检查完全正常。主治医生当即表示最多不超过x天完全可以出院。但此间原告因补偿问题与被告未谈妥，便执意留置医院，以达到满足其赔偿数额再出院的要求。因此，原告合理的医疗期间应不超过x天，因此只能将xxxx年x月xx日-xx日期间的所发生的费用纳入医疗费用计算。之后原告故意空耗住院x天的医疗费因系原告故意行为扩大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负担。

其次，就其他部分医疗费用，因无相关医疗机构的处方和药品发票，不能证明与治疗原告药物过敏的病患有关，不应纳入医疗费损失中计算。

x、关于护理费xxxx元的问题

原告杨x住院期间被告主动前往病房探视，并连续照顾护理其三天，此间依据其病情无需要聘请护工管理照料，故原告主张xx天护理期限，每天xxx元护理费标准，根本就没有事实依据，不应当支持。

x、关于误工费xxxx元的问题

被告认为，原告是年满xx岁的农村居民，已达到退休年龄，不是劳动者适格主体。其主张每天有xx元的误工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原告主张误工时间为xx天也没有医嘱等其他证据。《xxxx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显示xxxx年度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xxxx.xx元/年，折算出日收入仅为xx.xx元。

x、交通费xxx元的问题：原告出院回家的交通费最多不超过xxx元。其过高主张xxx元交通费与他就医时间、地点不符合。

x、精神抚慰金xxxx元的问题：

答辩人认为原告药物过敏事件后，原告自诉只有头晕脑胀、视物不清症状。原告住院既没有出现失血创伤、器官损伤、肌体缺损;又没有作其他手术;更谈不上身体有伤残等级的严重后果。更何况原告出现过敏反应后，被告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在短短几天内让原告彻底消除过敏症状并完全康复，何谈精神上饱受创伤。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八条“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

第四、答辩人已经向原告支付的医疗伙食补助费共计xxxx元，应当从原告应获赔偿款总额中扣减出来。

原告诉请各项费用没有扣除答辩人向原告支付的用于医疗伙食补助费用等总共xxxx元，在本案处理中应当从原告应获补偿款中品叠出来。

综上所述，答辩人在本事件中没有违反医生诊疗规范，不存在过失及过错行为，原告主诉病症时未告知药物过敏史，出现药物过敏事件也实属意外。请法庭依法律规定核定原告实际损失，答辩人请求对该损失按照公平原则双方分摊为宜，以维护良好的医患秩序，和谐乡邻关系。

此致

重庆市X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