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金合同民事起诉状

定金合同民事起诉状（精选14篇）

篇1：定金合同民事起诉状

民事起诉书

原告：XXX，男，19XX年X月XX日生，汉族，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职业XX，工作单位白银市XX局，住白银区长安路XX号，联系电话XXXXXXXXXXX。

被告：张明生，男，19XX年XX月XX日生，汉族，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职业协警，工作单位白银市XX局白银分局，住白银区西山路XX号楼2单元XXX室，联系电话***。

诉讼请求：

1.撤销原、被告之间购房合同；

2.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20000元；

3.由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2015年8月初，原告经同事介绍，意向购买被告位于白银西区苹果家园22号楼4单元401室的房产一套，看房过程中，被告介绍，该房产实际所有人为其朋友仙云辉，仙云辉将该房产全权委托给被告，由被告代理出售，房产面积106.77平方米，建造年代为2012年。当原告及家人问及该房屋日后装修能否砸掉非承重墙改造房屋格局时，被告满口 答应可以砸墙，基于建筑常识，原告认为该房屋为框架建筑结构（实际为砖混结构），被告对此持默认态度，没有对房屋建筑结构这一关键性问题履行其如实告知的义务。

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8月11日就购房一事再次进行坐谈，期间原告多次问及被告，购买此房产除购房款、过户费、税费外是否还需原告承担其他费用，被告称再无其他费用，双方于当日晚达成口头购房协议，约定房屋总价为41万元人民币，为表购房诚意，原告当即付给被告购房定金1万元，由被告开具标注有“定金”字样的1万元借条一张留存于原告处。

2015年8月13日，原告筹备房款之余在苹果家园物业管理处询问苹果家园22号楼4单元401室房产情况，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告知原告，该房产为砖混式建筑结构，绝不能砸墙改变原房屋格局，否则将直接影响到整栋楼的住户安全，除此以外还拖欠物业费用6000多元。原告立即给被告打电话进行交涉，但被告坚持自己隐瞒房屋建筑结构及物业费用的行为没有过错，极力主张让原告忽略房屋结构问题并由原告承担6000多元物业费用，交涉无果。后原告多方联系被告，提议协商解决争端以继续履行合同，但被告寸步不让，坚持由原告单方面承担全部责任。2015年8月27日晚，原告再次电话联系被告，被告明确表示已将此房产在白银区某房产中介登记出售，即将与他人签订购房合同，无意向原 告出售此房产，并拒绝退还原告支付的定金，此事实有当晚电话录音材料为证。

综上，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未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借条及2015年8月27日晚电话录音材料，可证实交易双方、交易标的和交易价格，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在房屋交易过程中违背诚信，不履行其如实告知房屋情况的义务，刻意隐瞒房屋建筑结构、拖欠的物业费用等关键性问题，产生分歧后，被告推卸己方责任，以定金为要挟，迫使原告接受其无理条件，为合同进一步履行制造障碍，合同目的落空；另一方面被告在未撤销与原告已形成的购房合同情况下，又将房屋登记出售给第三人，事实上已购成“一房多卖”。被告的这些行为不仅浪费了原告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贵院，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XXX

2015年9月28日

附：1.本起诉书副本1份；

2.被告开具的借条复印件1份； 3.电话录音光盘1张。

篇2：定金合同民事起诉状

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飞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中山北路4号，联系电话：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内蒙古东达加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永亮，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迎春北，联系电话：

第三人：鄂尔多斯市亚升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地址：江苏省鄂尔多斯市，联系电话：

上诉人因排除妨碍纠纷一案，不服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2)达民初字第227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被上诉人是《达拉特旗锦园宾馆项目金尊公馆室内和渝富桥足疗中心室内装修施工合同》实际受益人和使用人，故有付款的义务。

上诉人于2012月20日和2012年3月1日，先后与鄂尔多斯市亚升(以下简称亚升)有限责任公司订立了《达拉特旗锦园宾馆项目金尊公馆室内和渝富桥足疗中心室内装修施工合同》。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0日和2012年3月1日分别进入工地施工至今。迄今为止已投资的300多万元的装饰标的物在被上诉人处。而被上诉人与亚升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因该租赁合同的解除并非自然到期，故被上诉人和亚升均无权利无偿转交装修物。而根据添附物的处置原则，添附物应当归产权人所有，但添附人(上诉人)应得到补偿，本案中，上诉人其行为是善意的，且涉案装修施工所形成的装潢添附物是在被上诉人规划许可内，对被上诉人有充分利用价值。因此，被上诉人对涉案装修施工工程所形成的`装修款有付款的义务 。

二、涉案装修施工合同正在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撤离工地，其恶意逃避支付装修工程款的主观目的非常明显。

上诉人于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0日和2012年3月1日分别进驻场地开始装修截，至今年6月，上诉人完成工程价款为3329661. 31元。现该项装修工程尚未完工，该项装修施工合同正在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通知上诉人撤离.工地，其恶意逃避支付装修工程款的主观目的非常明显。

三、一审法院判决要求上诉人撤离施工现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上诉人飞龙公司占有租赁物的前提是其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而工程施工合同可以履行的基础是第三人亚升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如果租赁合同被解除，则工程 施工合同即失去了履行的权利基础，被告继续占用原告房屋就失去了法律依据，属无权占有，其与第三人基于工程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应另行解决。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是《达拉特旗锦园宾馆项目金尊公馆室内和渝富桥足疗中心室内装修施工合同》实际受益人和使用人，故有付款的义务，而现被上诉人在该项工程尚未完工，被上诉人在未支付装修款的情况下，机械理解合同相对性原理，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上诉人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判决要求上诉人撤离施工现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原审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公平、公正的民法原则，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本案中，如果仅仅因为被上诉人解除了与第三人的房屋租赁合同，而忽视上诉人以投入巨额装修工程款基本事实，机械地认定该装修款应通过上诉人与第三人工程施工合同另行解决。而忽视该案中由装修款转化而成的添附物已归产权人(即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是装修物的实际使用者和受益者，则无疑是违背了公平、公正的民法原则。

同时，上诉人进行装修改造的工程的现值达3329661.31元，而本案的现实情况是，被上诉人已解除其与第三人房屋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已实际接管和控制涉案标的物， 而原审法院对这些基本案件事实熟视无睹，机械适用法律，有可能导致上诉人投入巨额装修工程款所要无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首要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可能导致包括农民工工资在内的工程款所要无门，更有可能导致特定社会矛盾的激化。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篇3：定金合同民事起诉状

民事诉讼本是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 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生产的规模化日益加剧, 经济关系也不断趋于垄断化和国际化。这些必然使得某些集团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 由一定的主体提出诉讼请求, 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审判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就是民事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 通过诉讼程序设计, 鼓励公众关注公共利益的保护和监督, 把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交司法审判, 通过纠正、制裁, 使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护。[1]在民事公益诉讼中, 通过司法积极能动的介入、法官充分发挥其社会认知, 平衡价值冲突、利益冲突与社会冲突;通过及时、合理、有效地纠正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秩序, 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2]民事公益诉讼还能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 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赋予各种社会成员以监督权的公益诉讼将涉及公益的法律实施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保证法律制度得到普遍遵守。

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功能虽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规定, 但是普遍认为检察机关具有积极维护社会公益的职责。在刑事诉讼领域, 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代表国家进行刑事追诉, 是因为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不仅包括刑事被害人的利益, 还侵害了国家利益, 扰乱了公共秩序, 损害了公共利益。检察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十几世纪法国的国王代理人制度, 法国的国王代理人可以代表国王参加民事诉讼, 对损害国王利益的人提出赔偿要求。检察机关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立的, 其与生俱来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我国检察机关还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根据宪法授权, 依法行使检察权, 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专门性活动。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 既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 也可以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进行。其中, 在民事诉讼领域, 《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条规定确立了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原则”, 确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监督者地位。

检察机关的公共性及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 是检察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发挥能动作用, 积极介入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由检察机关介入民事公益诉讼对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二、检察机关以督促起诉方式介入民事公益诉讼

(一) 督促起诉符合法律

督促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发现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但负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公益维护等法定公法义务的机关、组织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时, 检察机关督促其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做法和制度。[3]督促起诉是检察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介入民事公益诉讼的一种制度创新, 它的法律基础是《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同时《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也为检察机关创新督促起诉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讲,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其享有的法律监督权应当包括监督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法律活动的权力;当负有维护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职责的有关机关或单位不履行职责时, 检察机关当然有权督促其履行职责, 包括督促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4]检察机关督促起诉的实质是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意见与建议促使其积极履行职责, 以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形式之一。

(二) 督促起诉更具有优势性

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介入民事公益诉讼可以采用多种方式, 如直接提起诉讼、支持起诉以及督促起诉。相较于其他介入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 检察机关督促起诉更具有优势性。

首先, 检察机关直接提起公益诉讼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法理上受到比较多的质疑;实践中由于各家法院及检察院的理解不同, 对检察机关直接提起的诉讼存在不同的处理。另外, 检察机关直接起诉是否会造成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和原告的角色相冲突, 是否会导致民事诉讼角色分配的基本格局构成陷入逻辑上的悖论、弱化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等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其次,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主要是指针对当事人不能起诉的情况支持起诉。由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原告的利益往往难以完全重合,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启动相当困难。而且在支持相关主体进行民事诉讼的过程中, 由于缺少法律可操作性的规定, 检察机关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 检察机关在具体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也处于不明确的状态。

再次, 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势必为诉辩、举证、质证投入大量的成本和资源, 这些资源的消耗最终会外化为社会成本, 从而增加社会的负担。因此督促起诉在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可以实现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 实属公力救济的上策。[5]督促起诉简便易行, 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小, 大大节省了检察机关的司法资源。

最后, 检察机关督促起诉更符合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更符合现代国家职能分工的要求。检察机关应当优先考虑将起诉职责给予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它国家行政职能机关或者单位, 只能在个别情况下, 没有人起诉、也没有可以督促起诉的对象时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三、司法实践中督促起诉权的运行

(一)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起诉案例[6]

2010年4月, 被告人顾某在青浦注册成立上海XX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对外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机电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润滑油, 同时顾某也非法经营销售柴油等燃料油。2011年4月11日上午, 被告人顾某在明知可能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的情况下, 将收购来的废油中不能再使用的残液先用水稀释, 再抽到油罐车中, 随后把油罐车里的废油残液全部倾倒在自己工厂的空地上, 用水不断冲洗。废油残液排入淀浦河, 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物价部门鉴定, 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8万余元。青浦区检察院以涉嫌重大环境污染罪对被告人顾某提起公诉。被告人顾某犯污染环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该案刑事判决后, 青浦区检察院发现, 顾某污染环境案造成了公共财产损失38万余元, 但是相关受损单位并未提起民事诉讼。青浦区检察院决定以此案为契机, 开展督促起诉。检察官经审查发现, 在本案涉及刑事部分的物价鉴定报告中, 只对被告人顾某造成的38万余元的损失进行了核定, 缺乏具体的费用明细及各受害单位遭受实际损失的内容。为了查清涉案单位的具体损失数额, 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和计算, 为开展督促起诉收集了详实的证据材料。

最终上海市堤防 (泵闸) 设施管理处、青浦区河道水闸管理所、青浦区朱家角镇环境卫生管理所三家单位成为青浦区检察院首批督促起诉的单位。青浦区检察院也向这三家单位制发了督促起诉的检察建议书, 建议他们积极对顾某提起民事诉讼, 追究其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2011年9月27日, 青浦区河道水闸管理所收到检察建议后, 率先向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要求被告顾某赔偿相关公共财产损失。由于考虑到顾某尚在服刑期间的状况, 最终双方愿意以调解方式结案, 顾某赔偿青浦区河道水闸管理所3万元。随后, 另外两家单位也相继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顾某承担环境污染责任。在法庭上, 顾某主动承认错误, 并表示愿意积极赔偿其造成的损失。最终, 顾某同意赔付两家单位9400余元。

(二)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督促起诉案例[7]

2007年,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干警在走访该市国土局时偶然获悉, 几年前浙江省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该市国土局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约定该公司应付土地出让金八千余万元, 合同到期后房地产公司却以各种借口拖欠土地出让金。

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 这些年来该房地产公司效益不错, 所建商品房已大部分售出, 完全有能力偿债, 属于典型的恶意拖欠。经全面调查取证, 海宁市检察院向该市国土局发出《督促起诉通知书》, 该局立即采纳了检察院的“督促起诉建议”。房地产公司发现这次国土局是动真格的了, 马上提出了和解。就这样, 流失的八千余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和一千四百余万元的滞纳金被成功追回。

(三) 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起诉案例[8]

2006年9月, 宁海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民事申诉案件时, 发现个体工商户王某于2004年1月至2006年1月, 租赁了宁海县新世纪购物中心的房屋, 然而租赁费却久拖不付, 已累计拖欠44万余元。经查, 这些房屋归宁海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宁海县检察院及时向其发送督促起诉书, 建议该公司尽快向法院起诉, 以免国有资产流失。收到督促起诉书后, 该公司马上聘请律师, 并向法院提交了诉状。2006年11月20日, 在法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王某同意支付拖欠的44万余元租赁费, 并约定在2007年2月底前分期付清。春节前夕, 王某将最后一笔房租交到了宁海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四、督促起诉权的效力完善

督促起诉, 形式上是检察机关为保护公益所作的决定。但从效力上看, 它属于检察建议, 是一种软约束。有关机关或单位经检察机关督促起诉后, 仍然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其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的情形屡见不鲜。为了保障督促起诉的效力, 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一方面, 有关机关或单位经督促起诉后, 仍然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其职责的, 其背后往往还隐藏着违法违纪情况。对于国家机关怠于行使职权, 涉及贪污贿赂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犯罪的, 检察机关应当对相关责任人展开立案侦查;对于非国家机关涉及商业犯罪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损害的, 检察机关应当将有关线索移送有关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 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相关意见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另一方面, 可以赋予检察机关通过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力。检察机关督促起诉后, 有关机关或单位仍然不履行职责的,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的现实损害仍然继续存在, 检察机关应当具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

摘要：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 由其介入民事公益诉讼对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必要的。但检察机关介入民事公益诉讼也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定位、检察权的属性出发, 寻求最符合其身份与地位和最有利于实际操作的介入方式。督促起诉方式是检察实践中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检察监督方式, 其有效地维护了公益。督促起诉比起检察机关直接起诉、支持起诉等其他介入民事公益诉讼方式, 具有快捷、经济、理论争议少等优势, 但也存在着督促效力软弱、督促效果不佳的短板。需要对此进行完善,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督促起诉

参考文献

[1]李卓.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41.

[2]李卓.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47.

[3]张步洪.构建民事督促起诉制度的基本问题[J].人民检察, 2010 (14) .

[4]潘剑锋.民事督促起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N].检察日报, 2007-11-15.

[5]傅国云.论民事督促起诉[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1.

[6]此案例情况是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调研时获得[Z].

[7]此案例是在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调研时获得[Z].

篇4：略论民事诉讼起诉条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109条、118条对起诉条件进行了详细规定，依据规定，法院对原告的起诉审查后，认为其符合法定条件才能决定立案审理，诉讼程序才真正得以开始。因此，可以将起诉条件理解为决定起诉行为的适法性从而引起诉讼程序开始的要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起诉条件,表面上看并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通过分析法院的执行情况,可发现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归纳如下：

1、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某些起诉条件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 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据此，和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是不能作为原告的，这样导致大量受到侵犯的国家、集体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没有适格的原告起诉而陷于法律保护之外。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等公益案件，往往因原告资格问题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第二，起诉条件规定原告起诉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譬如证券、集资、土地、下岗等新型民事纠纷，涉及面广、敏感性强，基于政策性原因，此类案件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法院往往以法无明文规定而不予受理。第三，关于“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立法者本意在于强调“有”,目的是为了使诉特定化,而不在于请求理由是否正当。但实践中,往往将“触角”同时伸向了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的正当化。

2、现行民事诉讼法某些起诉条件并未真正体现其作为“条件”的作用。当事人的起诉只有符合第108条规定,才可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但在具体诉讼中,关于“当事人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及“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许多案件在立案庭进行起诉审查时,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是推延到实体审理阶段。

3、立案庭对某些起诉条件的审查难以获得合法性和程序正当性。正式立案前,法院并不能获得任何对案件进行审理的权力。但是,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立案庭要对起诉人是否是纠纷所涉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人及法院的管辖权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已经带有明显行使审判权的性质。另外，立案庭对起诉采取书面审查方式,不可能要求被告到场与原告展开辩论或对质。但从法理上讲,这两个要件都是需要当事人双方参与和辩论才能裁决的事项。

导致起诉条件在具体诉讼过程中产生如此多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本人认为,根本在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相混淆,从而失去了法理上的逻辑性要求和缺乏操作上的可行性：

1、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诉讼要件置入了起诉条件之中,就抬高了诉讼开始的门槛和起诉门槛,导致起诉或诉讼开始的“高阶化”,也就发生了只有在我国才有的所谓“起诉难”的现象。

2、涉及案件实体问题的调查和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将它们的审理置于短暂的起诉审查阶段是不合适的。

3、将实体判决要件置入起诉条件,还会导致法院在裁判处理上的逻辑混乱。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确认往往要在审理之中,而不是审理开始之前,不应将法院对实体判决要件的审查程序排斥在民事诉讼审理程序之外,使之成为“诉讼前程序”。

关于改革起诉条件的具体构想：

1、参照国外立法经验，我国民事诉讼起诉条件可以设定为：公民只要提交了合格的诉状且诉状能够送达被告，缴纳诉讼费用后即可启动诉讼程序。起诉状的记载只要使诉讼特定即可，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当事人基本情况。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应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写明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2）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原告在起诉状中载明自己提出的实体权利主张，以便受诉人民法院明确其诉讼要求及通过诉讼想要达到的具体目的。

2、将负责审查起诉的立案机构改为民事案件登记性质的机构。

在对我国立案制度的改革中，将立案机构改为民事案件登记机构，将对起诉条件的实质审查改为对诉状的形式审查，案件登记和形式审查工作，一般的书记员就足以胜任。程序上，对起诉状进行形式审查，如果起诉符合法定形式，将案件予以登记，通知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并将案件转交给有关审判庭，诉讼程序得以启动。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将诉讼要件置入了起诉条件中,就抬高了诉讼开始和起诉的门槛,导致了起诉或诉讼开始的“高阶化”,也就发生所谓“起诉难”的现象。将诉讼要件作为起诉条件，一方面不利于体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制度构造方面的矛盾。因此，应将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予以剥离，改革起诉制度，实现起诉和诉讼开始的“低价化”，将对诉讼要件的审理纳入诉讼程序中。在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时应注意诉讼要件的制度化，在各相关制度中合理地设置诉讼要件。在改革起诉制度的同时，法院内部机构也应相应予以调整，取消现行的“立审分离”原则，建议不再设立立案庭，而代之以具有登记性质的机构。

篇5：合同欠款民事起诉状

7月5日 ，洋县戚氏街道办事处召开卫生计生工作会议，表彰先进、分析形势，制定措施，落实任务，安排部署新时期卫生计生工作。

会议传达贯彻了县20xx年卫生计生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分析了本单位计生宣传、人口统计信息上报、优惠政策兑现“两癌”筛查和母亲健康工程等方面的工作形势，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镇卫生院领导就新形势下卫生健康服务的“孕产妇保健、少儿计划免疫接种、农村妇女两癌筛查、老年人健康体检”等13个公共卫生项目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对20xx年度卫生计生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37名村组干部，中心户长进行了表彰奖励。办事处党委书记杜盛江、主任黄红娟讲话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牢记职责坚持计生基本国策不动摇，纠正实施全面二孩就是计生工作放松的片面认识，切实增强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二是牢固树立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的工作理念，落实好镇村组三级干部队伍工作责任，全面稿好卫生计生服务工作;三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不动摇，从单纯开展“三查”转入“两癌”筛查、母亲健康工程和优生促进工程等社会化服务，把卫生计生的优惠政策送到千家万户，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篇6：合同违约民事起诉状

法定代表人：XXX

地址：南平市工业路 X号

联系电话：

被告：泉州市XX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XX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田安路金帝商厦 X楼

联系电话：XX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广告费46666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从xxx7年 6月起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付);

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xxx4年10月10日，原、被告双方就原告委托被告发布户外广告一事签订了一份《广告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时间为xxx4年10月20日-xxx7年10月20日，广告发布费共计人民币4xxx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全部义务并支付了全部广告发布费用共计4xxx00元。但在此过程中，被告却未能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xxx7年6月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撤下了原告委托其发布的户外广告。根据合同第八条第三款的约定，合同解除后，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甲方(即“原告”)有权要求返还定金和终止履行期间的广告发布费。

原告认为，被告擅自提前停止发布广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双方订立的合同之约定，已经构成了违约，并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如所诉，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 致

丰泽区人民法院

篇7：民事起诉状保证合同纠纷

民事起诉状

原告：单XX，男，汉族，1986年8月2日出生，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利一村X组XX户;

被告：鲁X，男，汉族，1986年8月13日出生，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坎山三盈村X组X户,联系电话133****9650;

被告：田XX，男，汉族，1987年3月6日出生，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新安村X组;

案由：追偿权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

1、被告一立即归还保证款65000元。

2、被告二对上述款项承担相应份额的清偿责任;

3、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10月13日，被告因生意需要，向他人借款65000元，该笔款由原告及第二被告作为连带担保人。然而，由于第一被告并未及时偿还本息，导致债权人多次向原告催讨。2012年4月份原告迫于压力，只能承担连带责任，全额清偿了该笔借款。随后，原告多次向两被告追偿，但两被告均不肯归还，一直拖欠至今。

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担保法》之相关规定诉至贵院，望贵院予以支持。

此 致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篇8：定金合同民事起诉状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内容, 为合同的履行行为之一, 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但不能决定合同的性质。对于合同的定性问题, 需从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案情简介:

2004年9月, 辉县市政府与河南省万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通公司) 签订《关于投建经营辉县上八里至山西省省界公路项目的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书》) 并约定:由万通公司出资设立的新陵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及经营管理, 经营期满后交于辉县市交通行政部门。辉县市政府应协助万通公司办理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等相关手续。2007年2月,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向河南省人民政府上报请示, 同意新陵公司设立项目收费站并认可新陵公司已完投资12600万元, 具备通车条件;同年6月, 河南省发改委为新陵公司颁发《收费许可证》并确定新陵公司的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之后, 新陵公司出资建设完成了相关收费站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因辉县市政府未履行“路段两端的接线等相关问题的协调工作”, 致使新陵公司所修路桥为断头路, 无法通行。

2014年12月, 新陵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辉县市政府回购公路并支付投融资金额及相关利息。辉县市政府认为, 协议书系采取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新陵公司的回购和补偿请求均以该合同为基础。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该合同是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 且因被告为辉县市政府, 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 故属于河南新乡中院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 应当由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观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协议书》对案涉道路建设的融资、收益及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事项的约定系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 新陵公司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该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辉县市政府以该合同为行政合同、该案属于行政诉讼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故裁定驳回辉县市政府的异议。

二审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并对裁判理由作了更加充分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本案是典型的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涉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建设新陵公路, 而开发项目的主要目的为开发和经营新陵公路, 设立新陵公路收费站, 具有营利性质, 并非提供向社会公众无偿开放的公共服务。虽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辉县市政府, 但合同相对人新陵公司在订立合同及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仍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 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 合同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均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等价协商一致的合意。本案合同并未仅就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事项本身进行约定,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其他内容, 为合同履行行为之一, 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能决定案涉合同的性质。从本案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看, 合同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性质, 应当定性为民商事合同, 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十一)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9号,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辉县市政府主张本案合同为行政合同及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没有法律依据。

律师评析:

一直以来, 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问题在实务届与理论界均存在重大争议。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已纷纷步入PPP大浪潮的背景下 (据财政部建立的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综合信息平台统计, 截至2016年6月30日, 财政部两批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达8025.4亿元;地方PPP项目总投资额达10.6万亿元) , 特许经营合同或者说PPP项目合同的定性问题更受到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合同的定性问题直接决定了项目发生争议时投资人救济途径的选择: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仲裁?对于投资人而言, 争议解决方式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在最高人民法院以判例形式明确BOT合同的定性之前, 现行的已生效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也不完全相同, 具体为:

2014年11月1日, 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2015年5月1日生效) , 该决定将原《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修改为第十二条且内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十一) 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反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即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2014年11月29日, 财政部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 》 (财金[2014]113号文) , 其中第二十八条第 (三) 款“争议解决”内容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按照项目合同约定, 项目实施机构、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可就发生争议且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事项, 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 即将PPP项目合同 (含特许经营合同) 定性为民事合同。

2015年4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其中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在法定职责范围内, 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 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 其他行政协议”, 即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但增加了部分前置条件, 如“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但就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又成了新的困惑和难点。

2015年4月25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年6月1日生效, 以下简称《办法》) , 其中第五十一条规定:“特许经营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仅明确: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是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并回避了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而该办法的《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内容为:“特许经营者与实施机关就特许经营协议发生争议并难以协商达成一致的, 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特许经营者认为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决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民事合同, 但在正式稿中删除了。这一重要改变很可能是基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已再次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 为避免与上位法的冲突, 六部委仅保留就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内容。如该办法早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发布, 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

直至2015年10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司法层面就BOT模式下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表明观点并作出裁判, 结论为:典型BOT模式下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如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特征, 应定性为民事合同。虽PPP项目中的特许经营与《办法》所指的特许经营、《行政诉讼法》所指的特许经营, 并不完全相同, 且在立法层面上对这三者至今尚无明确的界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判思路对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仍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案例索引:

篇9：打民事官司要讲究起诉技巧

在什么时候起诉：既要准备充分又要不失时效

发生民事纠纷后，当事人如果起诉维权必须把握两点：一是准备充分再起诉，二是不能失去起诉时效。

起诉前的准备，最重要的一项是调查取证。因为，如果先起诉、后收集证据，对方很可能设置种种障碍，加大调查取证的难度，并可能导致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无法获得。打官司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打证据，诉前调查取证就更显得重要。此外，为防止对方转移财产，有的案件还应当在诉前申请财产保全，以确保合法权益能够兑现。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应当在诉讼时效内提出。诉讼时效一般情况下是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也可能是1年、3年或者4年，当事人应当增强时效意识，在诉讼时效内起诉维权。一旦失去时效，就丧失了胜诉权，再打官司也只能自吞败诉苦果。

向哪个法院起诉：以方便自己、有利于自己为原则

起诉必须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不过，对于大多数纠纷来说，有管辖权的法院并非仅有一家。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

在管辖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选择受诉法院。如何选择，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诉讼成本，哪个法院方便就选哪个法院；二是远离地方保护主义，避开对方住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法院；三是利用地方差异，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院。当前，不同地区的法院处理同类纠纷，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在处理结果上往往存在差异，有时候地方差异还很大。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实行地域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同样的人身损害，如果受诉法院所在地不同，则最终的赔偿责任很可能相距甚远。

以谁为被告起诉：切记择富弃贫，莫漏连带主体

确定被告，是起诉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对于一起纠纷，确定谁是被告，有时候十分复杂。因此，对于复杂的纠纷，当事人如果拿不准，可以聘请代理人，看看可以将哪些人推上法庭的被告席。在选择被告时，切莫遗漏具备履行能力的义务主体，也不要放弃对连带责任主体的追究，如此，方能增大合法权益兑现的概率。

以什么案由起诉：如果请求权竞合，哪个有利选哪个

请求权竞合，是指某一具体事实的发生而导致数个法律规范要件成立时，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产生了数个实体权利，相应地产生了数个不同的请求权。

篇10：旅游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

原告：俞XX，女，汉族，1982年8月29日出生，家住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XX，身份证号码:33062419820829XXXX

被告：台州市XX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黄岩区里东浦路5-7号

法定代表人：高洁；组织机构代码：78566732-2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所欠原告的剩余团款共计人民币58200元；

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共计人民币7740.6(58200*6.65%*2)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挂靠第三人西藏凯莱国际旅行社经营业务，双方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约定：原告以第三人名义开展业务，在完成经济指标8000元后，产生的利润除去国家相关税费后，利润归俞XX所有，俞XX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俞小钗负责，与第三人西藏凯莱国际旅行社无关。2010年7月11日及2010年7月21日，被告台州市XX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承接的叶XX等15人团队和茅XX等27人团队交予原告，由原告以第三人名义负责对被告的两旅行团负责地接等有关旅游业务。经原被告实际结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旅游总团款分别为82900元和136300元，团款合计219200元。原告已按双方约定圆满完成了地接等旅游服务，但迄今为止被告只支付了161000元团款，尚有58200元未付。2010年12月14日，原告俞小钗与被告签订协议，约定俞XX向被告提供正规发票和在职证明，被告待查无误后两日内付清余款，原告俞XX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交付了相关证明文件。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均未履行其付款义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依法判决。

此致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俞XX

篇11：民事起诉状(买卖合同纠纷)

民事起诉状
原告： 住址： 组织机构代码：（以下简称“ ”）

被告： 住址： 组织机构代码：

（以下简称“

”）

诉讼请求

1、年 被告支付所欠原告货款共计人民币 月 元，并自

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元。）

支付利息（至起诉日，该利息为

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 公司与被告 公司有业务往来，约定的付

款方式为月结 30 天。被告 原告 合计仍有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8 月，9 月份向 元，但目前

公司购买材料发生的货款合计有 元的货款未支付。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 讼，请求依法公正处理。具体诉请如前述。此致 人民法院

公司决定向贵院提起诉

起诉人（公章）： 日 期：

篇12：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民事起诉状

原告：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被告：

诉讼请求：

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12月 26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将房屋返还原告。

2、判决被告支付违约金610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原告于月26日与被告签订编号为130015255805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从原告处购买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玉凤路西、燕南路北瑞丰苑2单元16层1602号房屋一套。该房屋建筑面积为96.6平方米，总价款为881049元。其中，被告应在年12月26日向原告支付购房款271049元，剩余610000元购房款被告应在2月6日向原告全部支付。

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七条第二款中另行约定：“逾期9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0.1%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

合同签订后直至今日，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购房款271049元，经原告多次催要，仍未能向原告支付剩余的610000元的购房款。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此致

金水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河南省置业有限公司

篇13：论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界限

一、基本案例

2011年5月, 李某听朋友王某说在某路段有道路翻修工程, 并且可以通过朋友拿下该工程的承包权, 李某因曾听说过王某干过许多工程, 便对此颇感兴趣, 也通过自己朋友向政府打听是否有此规划项目, 几经打探, 虽无明确消息, 但也有人说确有此规划。后李某便在尚未取得该工程承包权的情况下, 向外宣称自己已拿下该工程, 并向下分包工程。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赵某 (赵某系某工程队老板) , 李某向赵某谎称工程下周即可开工, 如想承包需先付订金用于运作工程, 后二人商定由赵某支付李某30万元订金, 李某承包给赵某5公里道路翻修工程。李某收到订金后便立即将此30万元投资他用, 赵某多次电话询问可以进场施工时间, 李某总是推托称再等等马上就行, 3个月过后, 情急的赵某上门找到李某要说法, 李某承认工程已经无望, 愿意还钱, 并写下欠条承诺半个月后还款, 还款日到期, 赵某给李某打电话, 李某不能如期还账, 并称再等等, 当赵某再次催要时李某手机已经停机, 原先的办公地点也不见李某身影。半年后, 李某被赵某抓住并扭送公安机关。

李某在公安机关辩解称确实想做此项工程, 收到订金后多次催促王某运作工程, 但工程迟迟没有下来, 自己实属无奈, 本以为30万元投资的项目能立即回笼资金, 但又因故搁浅, 导致无法立即还债, 自己也并没有逃离出市, 只是嫌被催债麻烦, 如果有钱后会主动归还。后经公安机关侦查, 李某所述路段根本无此项目规划, 公安机关也未能找到李某所述的王某。

二、案例分析

判断上述案例是合同诈骗还是一般的民事欺诈行为, 就要先分析二者的定义。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过程中, 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表示的行为。据此定义不难看出,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而分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就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看采取怎样的欺骗手段

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欺骗手段, 在司法实践中, 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认定行为人欺骗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 应进行区分。合同诈骗在合同签订前往往表现为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无合法经营资格利用中介机构签订转包合同;虚构建筑工程或转包建筑工程等。行为人往往为骗取对方信任, 邀请对方来考察参观, 或先与对方履行小额合同、支付小额订金, 冒充自身经济实力雄厚, 又或者开出较大优惠条件并给对方营造时间紧、有意者多的假象。

但行为人有欺诈行为不一定就构成合同诈骗罪, 民事欺诈中的欺骗行为也可能存在上述表现, 但不同的是行为人为了进行经营, 只是夸大、虚构了部分事实, 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 是希望通过欺诈与对方签订有利于自己的合同, 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这个合同谋取一定的利益, 究其实质是谋利, 当然谋取的利益可能损害对方利益, 但并不是希望无对价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上述案例中李某在没有拿到甚至根本没有确定是否存在该工程项目的情况下, 便谎称已拿下该工程并与对方签订分包合同, 收取对方订金, 并将该订金挪作他用, 存在明显的欺骗行为, 但李某辩称确实希望做此工程, 只是工程没有下来, 也希望还款, 但无法立即还债, 考虑到李某履行合同和承当违约责任的可能性, 分析至此暂不能认定其具有无对价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需要继续向下分析。

(二) 看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

所谓履行合同的能力一般是指行为人应当具备的资金、货源、资质等履行合同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 行为人往往对此加以隐瞒, 因此, 考察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推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项重要因素。履行合同的能力包括现实性和现实可能性两种情况, 即履行合同能力和履行合同的潜力, 履行合同的潜力又包括创造履行合同条件的能力和偿还违约之债的能力。履行合同的能力具有可变性的特点, 一般来说只要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潜力, 就应视为有合同履行能力, 而不能只将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划分合同诈骗和民事纠纷的界限。

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能力时, 应本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原则综合分析行为人的资金情况、信用情况、货物来源以及是否有足以抵付债务的固定资产或其他担保等因素。如行为人先前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 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并与其签订合同, 且不积极创造条件履行合同, 又无偿债能力, 则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应认定为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 但有能力且愿意赔偿对方损失, 或诱骗对方签订和履行合同后, 通过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具备了一定履行合同能力, 并积极履行合同, 但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的, 一般可以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可按民事欺诈处理。

本案中, 李某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没有履行合同能力, 对方支付订金后, 李某亦未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补救, 未努力争取履行合同的可能性, 且无能力偿还违约之债, 因此可以认定李某无履行合同能力。此外, 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具备履行合同能力, 但拒不履行的案例, 此时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就要考虑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行为。

(三) 看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质行为

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履行合同的前提, 但即便具备这一前提也不能排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仍需要进一步核实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质行为, 是否实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有无履行合同实质行为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约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 一般说来, 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 在合同签订后, 必然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 或努力为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创造条件, 即使因故不能履行合同的, 也能够并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而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行为人, 则不会去履行合同或者象征性地履行合同,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区分象征性履行合同和因故不能履行合同。

象征性履行合同往往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其用意是使对方当事人信以为真, 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后则不再履行义务。而因故不能履行合同是行为人希望履行合同, 也为履行合同采取了实质性的努力和行动, 只是因为其他因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 合同诈骗罪的嫌疑人往往会辩解称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 或者为履行合同做了努力, 这就需要司法机关进行详细的调查取证, 分析嫌疑人所述履行合同的真伪以及为履行合同做的努力是否对履行合同起到了实质性作用。

本案中, 李某在收取对方订金后, 仅是多次打电话催促王某运作工程, 在是否有此项工程尚不清楚的情况下, 未对履行合同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因此可以认定没有履行合同的实质行为。至此, 对行为人欺诈的手段行为已分析结束, 想要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心态, 还要继续分析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方式和违约后的态度。

(四) 看行为人对所取得财物的处置方式

行为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态, 因此这可以作为考量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又一重要因素。如果无法证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有无履行合同的实质行为或者无法查明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原因时, 可根据行为人对从对方当事人处取得的财物的处置方式来推定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一般情况下, 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得对方财物后, 如果未依照合同约定处置所取得的财物, 而是用于合法经营活动, 并且能够在合理期限内将财物返还的, 应属民事欺诈。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藏匿、低价变卖、大肆挥霍、携款潜逃甚至从事非法活动或者行为人虽将取得的财物用于其他合法经营活动, 但却不履行合同义务又无法及时偿还的, 则应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本案中, 李某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签订合同并收到订金后, 随即将30万元投资其他事项, 并且不能及时偿还, 可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 看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

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往往是导致案发的导火索, 它是经过以上一系列环节后体现行为人内心世界的最后一面窗口, 也是我们区别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重点要考察的内容。一般来说, 如果行为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对方已经提出自己违约时, 愿意承担承担违约责任, 并且有承担责任的行为表现, 则可以推定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在纠纷发生后, 想方设法逃避责任, 甚至逃匿, 给对方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就应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般民事纠纷中, 行为人为躲债往往也会出现逃匿等行为, 合同诈骗的嫌疑人也会作出愿意承担责任的表现或者提出只是暂时躲一躲, 等具备能力时再进行赔偿的辩解。此时如果单从是否逃匿这一点来看, 则无法判断出嫌疑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三、结论

本案中, 李某承认违约后, 为赵某写下欠条, 并约定还款日期, 还款日到期后, 李某便不见踪影, 被抓获后李某又提出逃匿只是为了暂时躲债, 等有钱再还的辩解, 既具备了承担责任的表现, 也为逃匿找到了看似合理的借口, 因此必须结合其他行为全面考虑。

本案中李某采取欺骗的手段与对方签订合同, 无履行合同能力, 也无履行合同的实质行为, 又将所得的财物挪作他用无法及时归还, 虽然李某写下欠条, 但事后有逃匿躲债行为, 通过其一系列行为的外在表现, 可以推定李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至于李某提出的逃匿只是为了暂时躲债等有了钱再还的辩解, 我们可以借鉴“忽略个别可能与结论相反”的证明方法, 认清行为人客观行为所体现出的主观心态。

篇14：定金合同民事起诉状

所谓诉讼请求,是指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要求法院解决的某个具体问题(具体纠纷)。可以这样说,诉讼请求如同在走路之前先确定到达的目的地,如果目的地确定错了,随后与此有关的一切努力则都是无用功,即使在中途发现错误后纠正,也要事倍功半。

诉讼请求的选择要考虑是否有法律根据

只凭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理而并不清楚自己的这一请求是否有法律根据,即贸然提出诉讼请求,其结果只能是以官司的败诉而告终。如报纸上刊登过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在2006年10月与赵某订立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王某以15万元的价格买下赵某的一套房屋,并约定在王某交付房款取得房屋后,赵某在一个月内办理好房屋产权证和土地证过户手续。在王某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取得房屋后一个月内,赵某办好了房屋产权证却未办土地证,赵某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不办。在这种情况下,王某将赵某告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购房款和利息并赔偿因被告的这一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办理土地证为合同生效条件,办理土地证只能认定是合同约定的随附义务,而随附义务不履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而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败诉后的王某在明白人的提醒下,以解除与赵某的房屋买卖合同,要求退还购房款和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为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这次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同样的事实仅仅因为诉讼请求不同,结果便迥然不同。因为合同有效,你要法院确认无效就没有法律根据:而要求解除合同则有法律根据,自然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类似的情况还有:男女青年恋爱分手后,一方向另一方讨要青春损失费的:患者听信了包治某病的医疗广告后前去治疗,因治疗未达到广告宣传的效果,以医疗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等等。因为青春损失费并不是法律所确认的损失:而包治某病属于医疗合同的内容(未治好是违约行为),在不能证明医方在具体治疗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医疗常规的情况下,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诉讼请求是选择侵权还是违约至关重要

有时原告既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也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但原告在没有认真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和具体事实的情况下,想当然地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还是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吧:中央电视台在2005年11月26日的《今日说法》节目中播出这样一个案例:杭州一女乘客晶晶在乘坐出租车时,因车费问题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杀死。勾海峰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晶晶的父亲以出租车的车主倪德华侵权为由诉讼到杭州市人民法院,要求车主赔偿损失66万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晶晶父亲的诉讼请求。节目主持人撒贝宁引用法律专家的话说:“如果原告不是以侵权为由,而是以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被告违约为由提起诉讼,向被告提出赔偿,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主持人撒贝宁所说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原告如果以被告违反运输合同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的话,就可以要求雇佣出租车司机的车主进行赔偿,因为车主显然是运输合同的一方(车主雇佣驾驶员勾海峰)并且车主也是有赔偿能力的。但原告却错误地选择了侵权的诉讼请求,因为该案的侵权行为人已经构成了犯罪,犯罪行为显然不能认为是属于职务行为,只能是犯罪人本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其犯罪行为和雇佣其开车的车主没有关系;而本案的被告人因犯罪已经被法院判处了死刑,又没有赔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要求车主赔偿的诉讼请求自然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了。

法官点评: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时,一方当事人违约同时又违法,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受害人都会面临选择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的问题,这就要学会如何选择有法律根据、有证据支持等请求,以最终使被损害的权利得以补偿。

诉讼请求的选择要考虑证据证明的难易程度、胜诉后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等因素

如果有多种诉讼请求可供选择,就要考虑自己在证据方面是否能予以充分的证明,因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再好的诉讼请求你证明不了都无济于事;在可选择的诉讼请求都可以胜诉的情况下,则要考虑胜诉后其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等等。举一个自己经办过的案件:青年农民李某(男,24岁)到某医院开设的特色门诊治疗痤疮,该医院的广告承诺:治疗两个疗程(一个月)后,60%的人可治愈,40%的人会明显好转,如果没有明显好转则退还医疗费及往返交通费。李某在该门诊部治疗两个疗程后,其病症不仅没有明显的好转,而且脸上的痤疮比以前还多了,并有痛痒的感觉(以前没有)。李某找到医院负责人要求其履行承诺,即退还李某已支付的医疗费及往返交通费。医院则认为李某的情况属于特异体质所致,只同意半价再给李某治疗两个疗程。根据李某提供的案件情况,我向他指出,本案可以提起违约诉讼,也可以提起侵权之诉,提起侵权之诉时才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提起侵权之诉,我方证据不足,对方恐怕也能够证明自己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或者病情没有好转与其治疗没有因果关系,这样,我方就得不到任何赔偿;而如果提起违约之诉,我方则可以证明对方有违约行为,有把握要求对方要承担违约责任,即履行承诺。原告听从了我的意见,向被告医院提起了违约之诉,结果在法庭调解之下,最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对方当庭返还了1200元医疗费。

有时在两个以上的诉讼请求中都有证据证明,也就是说其诉讼请求都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时要考虑哪一项请求更有把握实现或者说更容易实现一些。例如,居民王某家住二楼,一楼是商业用房,房主将该房租给一李姓个体户开饭店用,李某制作了一个大牌匾安装在饭店门厅的上方,挡住了王某家窗户的一半,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王某因此曾多次找市容管理部门,市容管理部门不但未予解决,最后还给李某颁发了悬挂牌匾的合法手续。作者在对此案进行分析后向王某指出,本案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如果选择行政诉讼,最终解决还要靠行政机关(王某说李某在市容管理部门有关系),解决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麻烦,要慢一些。最后,王某听从了作者的建议,选择通过民事诉讼来实现其权利,法院以相邻权案件立案后,判决被告李某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排除妨碍一拆除遮挡王某窗户的牌匾。判决书生效的第五天,李某就自行拆除了遮挡王某窗户的牌匾。

法官点评: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不但取决于法院能否判决自己胜诉,还取决于被告方是否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诚意等因素,这都是在诉讼请求选择中应当考虑的。

在诉讼请求中提出的赔偿数额要适当

在赔偿数额的请求中,尤其是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中,请求人往往以为精神损害没有具体数额上的限制,就尽量多写一些,总以为是多多益善。根据作者多年办理法律实务的体会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不仅不利于诉讼请求的顺利实现,反而会带来不利后果:一是要多交诉讼费用,二是可能引起法官和对方的反感,给人以“狮子大开口”、甚至无理取闹的印象。就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来说,正确的做法是比通常应当得到的数额略高一点,以利于在调解中进行适当的让步。

总之,诉讼请求是民事诉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是原告处分权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法院只能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既不能遗漏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既是一个写作诉状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在认真分析和把握争议的法律关系、能收集到的证据和对方当事人赔偿能力等基础上,审慎地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