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请逮捕决定书范文

提请逮捕决定书范文（通用6篇）

篇1：提请逮捕决定书范文

×××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

×公提捕字（200×）×号

犯罪嫌疑人 边××，女，19×× 年 ×× 月 ×× 日生，民族 汉族，籍贯 ××省××县人，文化程度 初中，单位及职业 无业，户籍所在地 ××市，现住址 ××市××区××号。

简历：××年至××年在××小学读书；××年至××年在××中学读书；××年至今无业。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边××有下列犯罪事实：

20××年××月××日下午4时，犯罪嫌疑人边××以雇用保姆为名，将××省××市来本市的女青年陈××骗至××市体育学院院内趁无人之机对陈××欲实行奸淫，陈奋力反抗，边××持尖刀朝陈胸猛刺，致陈××急性大出血当场死亡。作案后边××畏罪潜逃，于××年××月××日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上述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 边×× 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二十三 条第 一 款，涉嫌 故意杀人 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公安局印）

200×年××月××日

附案卷材料 1 卷

男

篇2：提请逮捕决定书范文

一、建立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理由

第一、这是由逮捕措施重要性和批捕时间有限性决定。逮捕是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刑事案件整个流程中批准逮捕作为一个公诉、审判程序的前置程序，往往对于整个案件的定性具有基调作用。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间又非常有限。因此审查逮捕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谨慎、紧张的工作。逮捕措施运用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是否齐全、规范。

第二、这是适应新刑诉法修改逮捕条件而需要做出的变化。新刑诉法将逮捕条件细化并区分为一般逮捕条件、径行逮捕条件和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转补条件三种，将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使批准逮捕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化、规范化，这也要求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提供的案件证据材料更加具体和全面。尤其是对于公安机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案件不予受理，可以有效改变“构罪即捕”的传统执法观念，减少不必要的逮捕，有利于保障人权。

第三、这是适应《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规则》）案件管理制度的需要。《规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对于侦查机关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统一受理。既然是案管部门统一受理，就必须发挥其提高案件受理和管理水平的作用，对于一些不符合条件的报捕案件予以退回补充或不予受理。而不是增加一个形式上的“中转站”，占用本就非常紧张的审查批捕时间。

二、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规则》第七章“案件受理”的规定已经形成了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雏形。如经审查，认为案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及时要求移送案件的单位补送相关材料。这已经为建立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一定基础。

建立提请逮捕审查受理机制还需要完善以下内容：

第一、明确检察机关受理提请逮捕案件的条件。《规则》第154条规定：“案件管理部门审查后，认为具备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因此必须明确检察机关受理案件的条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受理提请逮捕案件的`条件应当是：（1）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具备提请批准逮捕书、案卷材料和证据；（2）属于本院管辖的批捕案件；（3）犯罪嫌疑人在案；（4）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5）一般逮捕条件案件中需要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证据材料；径行逮捕案件中需要有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曾经故意犯罪、身份不明的三种情况之一的证据材料；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转补案件中需要有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证据材料；（6）人大代表涉嫌犯罪需要逮捕的，有该代表所属人大常委会或主席团的书面许可；（7）不属于“不构成犯罪而做出不捕决定，公安机关在原有事实、证据不变的其情况下，重新移送审查逮捕”的情形；（8）不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已做出不捕决定，并通知补充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未进行补充侦查又移送审查逮捕”的情形等；

第二、明确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逮捕案件的审查期限与审查内容。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审查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当然为了使审查逮捕工作更加有效率，这种审查只能是形式审查，而且建议审查必须在24小时做出决定。

第三，明确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相关处理。此时应区别对待一般瑕疵和案件重大问题。对于一般文书瑕疵，可通知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补充或者纠正，对于公安机关在该期限内不补充或不纠正的，方可退回公安机关，并告知不予受理。对于案件存在重大问题，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中心应当直接退回公安机关，并告知不予受理。案件的重大问题有：不符合上述受理提请逮捕案件的条件第（2）项至第（8）项等情形。

篇3：提请逮捕决定书范文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逮捕权,配置,上提一级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明确指出,省级以下(不含省级)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报请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作为一次重要的司法改革,该规定具有一定的背景和现实意义。经过一段时间的适用,我们发现基层和市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本院自侦查部门立案侦查的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能够合理地解决自侦自捕、“以捕代侦”等所造成的监督缺失问题。而且这种改革模式不会对当前司法权配置格局造成冲击,改革成本相对较低,权力配置可以继续在现有的模式进行运行。但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在检察实务中也存在较多问题,有必要进行冷静且中肯的分析。

一、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一)办案时间压力过大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在文书移送、同步录音录像、两级办案人员沟通等环节将会出现更多的成本支出和时间耗费。尤其在报捕时间上,所有案件基本用足七日,绝大多数案件往往在期限最后一日下午才移送本院侦查监督部门。不仅自侦部门存在办案时间压力过大的问题,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除了要办理现有的审查逮捕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等之外,又附加了基层院报捕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工作量,侦查监督办案时间也更为吃紧。

(二)侦捕联动受限

决定逮捕权配置改革后,打破了同一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捕后继侦等的自侦部门与侦查监督部门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侦捕联动工作机制。基于办案思路、法律认识、风险决策等因素,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和下级院自侦部门之间的分歧可能比较大。由于司法实践中上下级院操作标准、办案模式、证据把握等方面的差异,在自侦案件决定逮捕上提一级后逐渐显现,意见分歧严重的结果将会导致侦捕关系不顺,难以形成共识,侦捕联动条件缺失。

(三)具有决策风险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

在贿赂案件中,嫌疑人单方已经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况,或者案件犯罪数额虽不够批捕条件、具有风险但有深挖可能等情况,实际上都非常适宜采用逮捕措施。然而,决定逮捕上提一级后,司法实践可能无法针对职务犯罪案件发展性极强的特点进行相对灵活的应变,大量具有发展性的职务犯罪案件可能因为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证据标准掌控相对严格而直接决定不予逮捕,从而丧失继续侦查取证以及深挖案件的良机,使具有决策风险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拓展性将会进一步受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自侦部门的查案力度。

(四)对不捕决定不服的案件缺少异议沟通机制

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决定可提请复议且具有申请复核权。职务犯罪案件由于是侦查监督部门决定是否逮捕,故《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相关的复议机制。然而,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移一级后,侦查权和决定逮捕权分属两个单位的不同职能部门,对上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不予逮捕的决定,下级院自侦部门能否申请复议,上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如何回应自侦部门的不同意见,当前检察实务操作规则中没有明确的工作机制。

(五)人民监督员部分监督机制面临调整

对于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进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的,程序启动及相关具体事务工作由本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负责。但是,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如果人民监督员程序仍旧按照现行模式进行操作,势必出现本院确定的人民监督员对上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决定逮捕的案件进行监督的状况,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外部监督力度可能引起质疑。

(六)律师介入的程序面临调整

就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审查逮捕工作基本上处于封闭式状态,主办检察官审查逮捕阶段不接待律师。对于审查逮捕阶段如何处理律师提出的会见要求以及提出法律意见等问题,目前实务部门尚未形成任何操作办法。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与审查逮捕上下交错后,势必对侦查阶段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产生一定影响。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侦查阶段会见当事人的权利。但是,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在下级检察院自侦部门移送报捕材料之后、等待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逮捕形成结论之前,律师要求会见的,是由下级院侦查部门接待,还是由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接待,需要明确操作规范。

二、解决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实务难题的对策

(一)审查逮捕权行使层面的对策

1. 调整审查逮捕办案模式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配置改革后,有人提出,应当延长职务犯罪案件拘留期限,将现有的七日延长为三十日,以此缓解办案部门的时间压力。那么改革的就不仅仅是逮捕权上提,也有违控制审前羁押的诉讼法理。所以,有必要从检察机关自身的办案模式入手进行改革,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考虑案件的特殊性和办案时限的急迫性,上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时,难以做到每起案件都能讯问犯罪嫌疑人。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保证逮捕质量要求,下级检察院报请逮捕时应当报送侦查部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资料,这样,上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审查录音录像资料能够达到讯问目的的,减少审查逮捕阶段再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有效缩短办案时间,有利加快案件办理进程。

2. 建构职务犯罪案件不捕异议审查机制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后,有必要赋予下级院自侦部门对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不予逮捕决定的申请复议权。异议审查机制的设置有利于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复议环节形成对下级院自侦部门的程序救济。上下级检察院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故下级院应当服从上级院的决定。然而,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不仅存在领导关系,而且存在着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对下级自侦部门的监督关系。就有必要赋予被监督者程序救济权。不捕异议审查机制能够使下级院通过程序性手段优化上级院决定逮捕权,使逮捕与不逮捕的决定更为谨慎,从而提高逮捕案件质量。

3. 探索确立职务犯罪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

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附条件逮捕局限于一般刑事案件,没有拓展适用至职务犯罪案件,无法全面发挥附条件逮捕的优势。职务犯罪案件具有区别于一般刑事案件的独立性特征,其证据体系庞杂,证据种类多样,短时间的取证难度较大,在侦查前期阶段,相对来说难以获取全面证据。但是,由于职务犯罪案件具有极强的发展性,突破空间极大,可以利用后续侦查措施充分挖掘窝案串案,故极有必要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这一特点,配备附条件逮捕制度。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可根据案件发展性这一附条件逮捕的本质要素,决定是否附条件逮捕。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层面的对策

1. 调整查案模式

首先,基层院自侦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强化查案能力,使基层院自侦部门向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提供报捕材料的质量能够达标,报捕前取证、固证到位。对于无法全面收集证据的案件,集中反贪局、反渎局全部门的办案力量进行团体作战,针对一至二节完全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事实,全力突破。其次,基层查案实践中大量案件系可能涉及犯罪、但报捕前证据一时难以到位。对此,基层院应当改变查案方式,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借鉴上级院办案模式,延迟立案时间,加大初查力度,尽可能在初查中锁定证据;或者大胆采用以事立案的模式,收集证据之后再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此外,基层院自侦部门的办案体制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现阶段自侦部门分科办案模式无法适应快速取证、高效查案的紧迫要求。建议在侦查体制上,可以根据侦查工作的细化方向将基层院自侦部门分为突破组、审讯组、外围取证组、物证搜查鉴定组、机动协调组。在查案过程中全面出动,较短时间内完成侦查任务,不仅能避免贻误战机,而且可以防止证据流失。

2. 优化查案技术

当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证据分析手段陈旧单一,缺乏科技含量。在全新的控辩对抗模式与决定逮捕权配置下,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不仅要求侦查员敏锐洞察涉嫌职务犯罪者的心理动态,对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的科学分析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在以下方面优化查案技术:(1)优化办案软件;(2)优化同步录音录像;;(3)有效使用测谎技术。

(三)职务犯罪案件外部监督层面的对策

1. 建构律师介入职务犯罪审查逮捕阶段的程序规范

由于审查逮捕阶段期限较短、案件数量较大的办案压力,侦查监督部门的承办人对于自侦部门移送逮捕的案件,只能对相关文书与案件材料进行书面审查,无法全面开展讯问犯罪嫌疑人、核实证人证言、审查物证等工作,更难以听取律师提出的不应当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证据及相关法律理由。但是《律师法》实施后,律师不仅在侦查阶段积极会见当事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而且在原来处于封闭的审查逮捕环节,更需要与侦查监督部门的承办人进行意见交换。特别是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后,程序的运转应由封闭式模式改变为开放式模式,且有必要加快实行开放式的审查逮捕运行模式,积极设置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和提出法律意见及提供证据的程序细则,由上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承办检察官接待律师,确保律师会见权的有效行使,以及从维护犯罪嫌疑人不受错误羁押或不当羁押的角度,就逮捕必要性问题与律师进行法律意见沟通。最终,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前提下,作出逮捕或不逮捕的正确决定。

2. 微调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

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还是会出现同级逮捕决定的监督不力的程序弊端,有必要对人民监督员的提起程序进行微调。可以采取的方式是,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办案中出现的不服逮捕案件实施监督的,由省级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负责办理监督活动的具体事务,从省级院确定的人民监督员名单中随即抽取监督员对市院决定逮捕的案件进行监督。市院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职能部门及其专职工作人员,应接受省级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对人民监督员具体监督事项的工作指导监督,认真做好配合协助工作。在省级院层面启动人民监督员程序,有助于解决同级监督逮捕案件的监督乏力问题,从而有效地对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措施进行人民监督。

参考文献

[1]．郝银钟．论批捕权的优化配置．法学，1998，(6)．

[2]．杜发权，王淑珍．“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权应上提一级”．人民检察，2008，(22)：8-11．

篇4：我国逮捕决定权行使的现状分析

关键词：刑事诉讼；逮捕决定权；现状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一项为惩罚犯罪、充分保障人权，以确保司法公正的专门活动。其中，国家权力的运用具有主动性和强制性，从纠问式诉讼形成以后，追究犯罪不再是被害人个人的事，刑事诉讼通常采取国家机关侦查以及国家机关公诉的方式主动向犯罪嫌疑人发起诉讼进攻。国家专门机关在开展诉讼活动中依法采取的强制措施，包括拘留、逮捕等。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也有关于逮捕的相关规定，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环节来看，笔者认为我国有关机关在逮捕决定权的具体行使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程序性问题。

一、我国逮捕决定权的行使主体

在我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8条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通过此项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只有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才具有我国行使逮捕决定权的主体资格。司法实践过程中，由检察院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请求批捕涉案人员的案件，并最终作出同意批捕或不同意批捕的决定，检察机关也有权亲自实施逮捕的权力。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提起并依法受理的自诉案件中，有自行决定予以逮捕被告人的权力。

逮捕程序规范化可以保障我国公安机关在执行逮捕活动时能够有序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公安机关在执行逮捕时，必须持有由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或批准逮捕的文件才属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活动。

二、我国逮捕决定权的行使现状

笔者认为通常涉及逮捕决定权具体行使的时候，主要关系到两个机关，即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首先，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检察院批准予以逮捕的决定之前是必须先将案件交由检察院进行审查的，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请求对某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进行的必要性审查，以此来监督公安机关进行的逮捕活动是否满足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而且，人民检察院对逮捕执行情况在依据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有权监督公安机关。其次，公安机关对于检察院审查后决定不予逮捕的决定在一定时间内也可以行使异议权，公安机关对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其决定确实存在错误的可以向作出该行为的机关进行复议，在一定条件下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请复核。从我国现行的司法监督体制来看，检察院的逮捕决定权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其本身行使时具有正当性的。

而作为我国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能否正当地行使逮捕决定权仍值得商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有权行使逮捕决定权，这是立法者授予该机关的权力，可见，立法者并不反对人民法院行使该项权力。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进行逮捕时，法律并没有对其行使该项权力有关的事前通知报告用必要的法律条文予以规定。因此，在涉及逮捕权行使的正当性程序确保合理有效分配时，就很难避免公权力机关对逮捕权随意行使而无章可循相关问题的产生。德国历史学家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逮捕，是为了保证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在便利侦查活动的同时，确保犯罪事实、证据的及时获取，实现打击和制止犯罪。

但相比较于检察院，法院在行使逮捕决定权时就缺少必要的公权力监督。人民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环节中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行使逮捕决定权，无需通过其他机关进行复议和复核，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独立，但也造成了该项权力在具体运用时与对当事人的救济相脱节等相关问题的产生，此时，司法监督体制不完善的弊端在此时就阻碍了我国有关机关逮捕决定权正当性行使。我国最初在构建司法体制时，就是把检察机关设置为国家专门的、在法律层面上的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会对社会生活的诸多事项行使监督权，因此，作为司法部门的监督者，也会必然地把监督权扩展至我国刑事诉讼的领域中。检察机关通常是在依据法律规定的司法领域内进行监督，不断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体制，维护司法权威。

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由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实施者，即所谓的“检察监督原则”，该项原则在具体贯彻中主要体现在侦查程序、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中。笔者只就审判监督角度进行分析，审判监督是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包括对其审判行为的监督和对审判结果的监督。而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权明显就处于该项监督体制下的“真空地带”，这不禁就引发笔者的相关思考。

人民法院在行使逮捕决定权时，基本上是以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的，可见法官的自由心证以及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对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很大部分的主观色彩，不可否认，审判环节也可能因为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并因在作出错误逮捕决定后而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三、就完善我国逮捕决定权行使的个人思考

首先就逮捕的立法完善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决定权的具体行使的程序问题，应该进行更加明确的规定，通过对我国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来确保该项权力在具体行使时的正当性与协调性。其次，笔者认为就我国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权问题，尤其值得深思，作为我国的审判机关，立法者应该将法院该项权力的行使纳入司法监督的环节中，不能让我国审判机关逮捕决定权的行使一直处于法律所没有涵盖的“真空地带”，通过法律监督，使当事人对该项权力的行使既有公权力方面的保护，同时还有个人的自我救济途径。逮捕决定权行使程序的逐渐完善，对于我国惩罚犯罪、充分保障人权，以及保护公平正义和维护司法公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宋英辉，李忠诚.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2]胡志斌.刑事诉讼原理与制度探索[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3]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刑事诉讼法律·规章·司法解释·裁判要旨[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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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提请逮捕决定书范文

关键词：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逮捕权配置

一、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配置的现状

人民检察院的决定逮捕权, 是指在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中, 认为有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必要时, 依照法律规定有权作出逮捕的决定。 (1)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由公安机关执行。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 认为需要逮捕的, 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 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根据案件情况, 可以对被告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决定逮捕。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对被逮捕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申请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的权利告知、监督程序、异议复核等作出明确规定。可见, 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属于人民检察院, 并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加强监督。

二、贪污贿赂案件侦查权、逮捕权配置之比较

西方一些国家实行审捕分离的制度, 其逮捕仅指一种短时间内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具有“瞬间性”的特点, 与我国的刑事拘留有类似之处, 与我国的逮捕制度没有可比性, 但其审判前的羁押制度与我国逮捕制度有类似之处。笔者从羁押决定主体、羁押程序、羁押期限等方面将外国的审判前羁押制度与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比较。

(一) 英国

在英国, 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均由警察机关进行。针对证据不足的案件, 检察机关可以要求警察补充收集证据, 但是检察机关不能自行侦查。 (2)

审判前的羁押通常属于法官或法院的权限。羁押分为指控前的羁押和指控后的羁押, 二者均以合法的逮捕为前提。指控前的羁押是为了收集证据、提出指控服务的, 指控后的羁押是为了保证被告人到庭受审;逮捕后、指控前, 警察可以为了获得提出指控所必须的证据而羁押嫌疑人达36小时, 如果需要延长的, 必须经过治安法院批准;但经治安法院授权延长后, 警察羁押嫌疑人的期限, 自嫌疑人被逮捕之日起, 累计不得超过96小时;提出指控后, 必须将在押嫌疑人不迟延地送交治安法院, 由治安法院决定羁押或保释;已决定交刑事法院审判或者判刑的案件, 由刑事法院决定羁押或保释。 (3)

(二) 美国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联邦检察机构具有侦查政府官员犯罪的职能, 但在“水门事件”发生前, 美国此类案件的侦查工作主要由警察负责, 联邦检察机关虽然拥有侦查权但除了进行补充侦查外, 很少直接进行侦查活动。“水门事件”发生后, 为了对应公众对“水门事件”及地方公务员腐败行为泛滥的不满, 联邦检察加强了对白领犯罪及政治腐败的刑事追诉, 联邦检察开始重视对案件的侦查, 许多地方的联邦检察也开始将一些由联邦警察进行侦查的案件变为由自己直接侦查。 (4)

美国联邦系统审判前羁押的权力在定罪之前属于依法有权命令逮捕、并且被捕人被带到其面前的司法官;在判刑或执行刑罚之前或对定罪或判刑提出上诉的期限, 属于初审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的司法官。 (5) 美国对于审判前羁押实行逮捕前置, 且以控方提出请求为前提。司法官在命令羁押之前必须举行听审。在听审过程中, 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 如果其无力聘请, 有权获得指定律师的帮助。被告人应当有被给予作证、提供证人、反询问证人或以提交文件的方式提供信息的机会。司法官依法认定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合理地保证任何其他人和社会的安全时所依赖的事实, 必须有“清楚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为根据———对此, 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 但存在不利于被告人的相反推定时, 由被告人负担提供推翻不利推定的证据的责任。司法官如果认定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合理地担保被告人按照要求到庭以及其他人和社会的安全, 应当签发羁押命令将被告人予以羁押。羁押令应当书面说明羁押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命令将被告人移交司法部长看管, 在可行的限度内, 应当关押在与等候判刑或服刑的人或者在上诉期间被羁押的人不同的监管场所;指示给予被告人与其律师秘密协商的适当机会;指示关押被告人的监管场所的负责人根据联邦法院的命令或检察官的申请, 将被告人移交联邦法官执行, 以便押送他出庭参加诉讼。法官可以通过签发新的命令, 允许将由联邦执行官或其他适当人员看管的被告人暂时释放, 但以法官认为释放是其准备辩护或其他重要理由而有必要时为限。 (6) 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的《迅速审判法》要求在任何刑事案件中, 有管辖权的司法官应当与控、辩双方律师协商之后尽可能早地确定审判期日, 以确保迅速审判, 并且分别就提出起诉书的期限、开始审判的期限及其计算方法和违反期限的制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 没有限定审判前羁押的累计期限。 (7)

(三) 德国

德国是采用检察机关领导侦查的模式。检察机关可以要求所有的公共机关部门提供情况, 并且要么自行, 要么通过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进行任何种类的侦查。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负有接受检察机关的请求、委托的义务。 (8)

提起公诉前, 逮捕令由有地域管辖权的地方法院法官或者由被指控人居住地的地方法院法官, 依检察官申请或者无法与检察官联系并且迟延就有危险时依职权签发;提起公诉以后, 逮捕令由受理案件的法院签发, 在提起上诉时, 逮捕令由作出原判决的法院签发;在紧急情况下, 院长也可以签发。 (9) 德国的先行羁押是以书面逮捕令的形式进行授权。执行人员根据逮捕令逮捕被指控人后, 应当不迟延地向管辖案件的法官解交。解交后, 法官应当不迟延地, 至迟在第二天对被指控人就指控事项予以讯问;讯问时, 法官应当告诉被指控人对他不利的情况, 告诉被指控人有权对指控作出陈述或者对案件保持沉默, 还应当给予被指控人消除嫌疑、逮捕理由以及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的机会;讯问后, 法官决定维持逮捕时, 应当告知被指控人有权抗告和申请羁押复查。如果被捕人对逮捕令或者逮捕令的执行提出显然并非无理的异议时, 或者法官对维持逮捕有疑虑的时候, 法官应当不迟延地以根据情况最快的途径将这些情况通知管辖案件的法官;没有被释放的被捕人有权要求将他解交给管辖案件的法官并接受讯问, 法官还应当告知其依法提出抗告和申请羁押复查的权利。 (10)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除非由于特别的侦查困难或者其他重要原因导致暂时不能作出判决, 并且有必要继续羁押的情形外, 判决以前的待审羁押不得超过6个月;期满后如果没有依法对逮捕令延期执行的, 应当撤销逮捕令。 (11)

(四) 法国

法国刑事诉讼中的主要侦查机关是司法警察和预审法官, 但检察官和省长也有一定的侦查权。 (12)

在法国, 先行羁押通常由预审法官决定, 但对于可处1年以上, 7年以下刑罚的现行轻罪案件适用“立即出庭程序”时, 由受理案件的轻罪法院院长或其授权的代表应检察官的请求决定;其中预审法官的决定还可能因一方当事人的上诉而受到上诉法院起诉庭的审查。 (13)

预审法官裁定予以羁押的, 应当具体地说明羁押的理由, 并口头通知被羁押人, 如果预审法官没有同意检察官的羁押要求, 无需说明理由。对于预审法官命令羁押的裁定, 被审查人可以向上诉法院起诉庭提出上诉;对于预审法官拒绝羁押的裁定, 检察官可以上诉。 (14) 法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轻罪和重罪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先行羁押期限:在轻罪案件中, 先行羁押的期限一般不超过4个月;在重罪案件中, 对被指控人的先行羁押不得超过1年, 在符合法定羁押条件时可以在期满以前经言词辩论程序后每隔1年延长一次, 直到案件终结。但如果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发现重罪罪名不能继续成立的, 预审法官应当在通报检察官并听取其意见后, 决定继续羁押或释放被指控人。 (15)

综观上述西方国家,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虽然对于腐败案件的侦查机关有所不同, 但是对于批准审判前羁押决定权的配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即审判前的羁押一般是根据法院或法官签发的有效令状进行。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及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决定权归属于检察机关, 当然,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的决定逮捕权。

我国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配置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审判前羁押决定权配置的差异是基于我国人民检察院特殊的法律地位所决定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奉行侦、检合一, 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都隶属于行政机关, 其检察权仅仅是行政权的具体体现, 往往仅行使控诉职能和指导侦查等职能。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 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属性, 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所实施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其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由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逮捕强制措施有助于保障人民检察院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三、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配置的思考

目前, 对于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配置的观点主要是:第一种观点认为, 参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逮捕权、审判前羁押决定权的配置, 将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法院。第二种观点认为, 在坚持目前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检察院的前提下, 进一步完善监督, 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自侦案件侦查部门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第三种观点认为, 维持目前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配置的现状。结合上述观点, 笔者认为:

(一)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应归属检察机关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不仅是国家的司法机关, 同时又是法律的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按照法律规定, 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的侦查权属于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部门, 自侦案件的决定逮捕权属于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 彼此分工制约;引入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后又加强了外部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是开展法律监督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通过打击职务犯罪, 惩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行为, 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各项法律制度良好运行的目的。人民检察院对于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行使决定逮捕权能够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能够做到职务犯罪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有效的统一。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检察院符合逮捕权设置的制约性原则, 有利于提高自侦案件的办案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人民检察院承担了包括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批准逮捕权在内的审查逮捕职能, 拥有一支较为专业的、实践经验丰富的审查逮捕办案队伍。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 人民检察院有能力承担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职能。

(二)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不应归属于人民法院

如前所述, 我国检察机关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逮捕决定权由法院行使, 但其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利的配置及司法部门的设置架构与我国有着巨大的差异, 因此, 参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逮捕权配置的做法, 将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法院是不妥当的。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我国, 人民法院承担的是审判职能。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权, 但是该决定逮捕权是在刑事审判阶段行使的, 不涉及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采取包括逮捕强制措施的目的是防止社会危险性的发生、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不具有对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终局性判定。如果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法院, 则会造成人民法院过早地介入刑事诉讼, 对诉讼的结果提前作了带有终局性判定的“预判”。人民法院一旦作出逮捕的决定, 也就意味着在随后的审判阶段将作出有罪判决。同时, 自侦案件逮捕决定的作出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十四天内, 逮捕阶段的证据要求与审判阶段的证据要求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如果由人民法院承担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不仅勉为其难, 也不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

(三)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的监督

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是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 而人身自由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检察院要做到充分保障人权, 必须加强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行使的监督。应当看到, 人民检察院已经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 表明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视。然而人民监督员制度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地位。有人指出: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到目前为止,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尚未通过法律来明确人民监督员的法律地位。二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定位。人民监督员监督到底属于外部监督还是人民检察院引入外部人员在检察权的范围内开展的内部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法律效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具有建议和意见性权利, 而决定权仍在检察机关本身。四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方式。人民监督员虽可以要求承办人员全面、客观地介绍案情并出示主要证据, 必要时可以旁听讯问和询问, 由于人民监督员大多都是兼职的, 对整个办案过程的亲历性不足可能影响其对案件的把握。五是人民监督员监督是事后 (决定后) 监督。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但是该制度对加强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的监督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也表明人民检察院已经关注并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对决定逮捕权的监督。

基于上述情形, 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通过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方式加强监督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其一,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检察一体化的体现。人民检察院的独立性体现在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外独立行使检察权。这种独立性不同于审判机关, 人民检察院上下级之间是隶属关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其二,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职务犯罪的侦查和审查逮捕的职权都归属于同一检察院, 虽然这两项职权分别归口不同的办案部门, 彼此间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 但是同在一个机关内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对自侦案件的侦查和审查决定逮捕均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中, 这种架构容易引发民众对于其公正性、正当性的质疑。而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现行的封闭式架构被相对开放的一种架构所替代,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介入能够有效地增强监督和制约的力度。这种监督相比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又有诸多优势:上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作为决定逮捕的主体, 必然对其作出的逮捕决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种责任主体的角色定位势必使其尽到勤勉之责, 加之这种监督具有亲历性、事前性等特点, 能够使公平与效率兼容、惩处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蓄。

但是,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也有客观现实的难度。其一, 将打破长期以来的工作习惯, 在思想观念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其二, 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条件等影响, 一些具体操作上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由于地域大小、交通等方面的因素,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的报捕, 上一级检察院的审查、提审犯罪嫌疑人, 执行上一级检察院决定以及文书、材料的流转在时间上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困难等等。

具体操作层面的困难, 集中反映在自侦案件从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到执行逮捕犯罪嫌疑人最长仅有十四天时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中, 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长可以延长至三十天;人民检察院侦查案件中, 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长可以延长至七天, 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案件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时限是不同的, 采取区别对待。笔者认为, 同为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案件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时限的不同是不妥当的。尤其是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与公安机关经侦案件 (如职务侵占等案件) 除了主体上的区别外, 证据要求等其他方面的要求基本相同, 但是公安机关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长可以延长至三十天, 而人民检察院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长仅可以延长至七天, 拘留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到证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也变相增加了审查决定逮捕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和风险, 增加了人民检察院加强自身监督的难度。笔者建议, 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时限确定为最长可以延长至三十天, 与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时限一致, 采取同等对待。其具体流程为:侦查部门将案件向同级侦查监督部门移送审查决定逮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侦查部门向同级侦查监督部门移送审查决定逮捕。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 是侦查监督职权之一的决定逮捕权的上提, 严格意义上讲, 是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决定逮捕级别的调整, 不涉及侦查部门的报捕) ;同级侦查监督部门收案后开具文书, 将案件在拘留犯罪嫌疑人三十天内送达上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上一级检察院审查作出决定, 将案件在审查决定逮捕七天内送达下级检察院, 交由案件侦查部门具体执行。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上一级检察院是书面审还是提审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试行) 》中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予以逮捕有疑点的 (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有无逮捕必要难以确定、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矛盾等) ;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 (包括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对罪与非罪的认定有争议等) ;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等五种情况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笔者认为, 上一级检察院是书面审还是提审问题应当由侦查监督部门结合不同的案情等作出具体的处理。从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人民检察院加强监督的角度考虑, 我们倾向于如果客观条件 (如交通、通讯等) 允许, 审查决定逮捕工作中应当尽量减少书面审。

二是不服上一级检察院不捕决定的处理问题。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不服上一级检察院不捕决定可以按照不捕案件复议、复核程序进行, 即向作出不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 向作出不捕决定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院提出复核。

三是变更逮捕强制措施是否需要作出逮捕决定的上一级检察院批准或同意问题。笔者认为,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 下级检察院变更上级检察院决定逮捕的需要经作出逮捕决定的上级检察院同意。实践中, 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侦查部门有可能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 基于加强对自侦案件侦查的监督, 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应当经过作出逮捕决定的上一级检察院同意。

篇6：提请逮捕决定书范文

2011年5月16日17时许，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根据情报在某小区门口布控，发现熊某某和张某某同乘一辆出租车返回小区，侦查人员在小区门口将二人抓获，当场从张某某手提的纸盒里查获毒品可疑物4块。经公安机关物证鉴定中心鉴定，4块毒品可疑物中均含有海洛因成分，毒品数量达1369克。经讯问，犯罪嫌疑人熊某某供述：其居间介绍广西的“老二”向天津的“虎哥”出售毒品，“老二”派马仔张某某运送毒品。熊某某称此前并不认识张某某，对于“老二”和“虎哥”，熊某某均不能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无法查证。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供述：“阿哥”（即熊某某）让其运送毒品到天津，允诺回来之后给其5000元的好处费。后与“强哥”轮换开车于16日下午到达天津，“强哥”将车开走，张某某将过路费凭证和与“阿哥”通话的手机卡扔掉。张某某供述对饼干盒装有的毒品是明知的，并称“阿哥”在接到其时始终未接触过毒品。

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只有现场查获的毒品海洛因及熊某某和张某某的供述，此外无其他证据，而熊某某和张某某的供述存在重大矛盾。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批准逮捕张某某，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熊某某。理由是：对于张某某，其明知饼干盒里的东西是毒品，并且被抓获时提着饼干盒，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按其自身的供述，其是按照熊某某的指示运输毒品，但由于交给其毒品的男子、“强哥”、运输车辆、过路费凭证、以及张某某与熊某某的手机通话记录均不在案，且熊某某和张某某的供述大相径庭，只有张某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无法证实毒品从广西到天津的过程，认定运输毒品罪的证据不足。对于熊某某，按其供述应是居间介绍贩卖毒品，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由于“老二”和“虎哥”均不在案，张某某的供述和熊某某的供述又相互矛盾，且毒品海洛因尚未进行交易，张某某亦无法证实熊某某供述的真实性，只有熊某某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认定熊某某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同样道理认定熊某某运输毒品的证据也不足。由于熊某某未实际持有毒品，也无法认定其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

第二种意见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批准逮捕张某某，以贩卖毒品罪附条件逮捕熊某某。理由是：批准逮捕张某某的理由与第一种意见一致；对于熊某某，虽然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但熊某某无故与持有数量巨大毒品的张某某在一起，且自己供认是介绍贩卖毒品，其本人有重大的毒品犯罪嫌疑，且本案涉案毒品海洛因达1369克，案情重大，熊某某本人有毒品犯罪的前科，本案通过进一步侦查可能会排除两名嫌疑人供述的矛盾，补强相关证据，故认为应该提请检委会讨论决定适用附条件逮捕决定。

三、评析意见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

附条件逮捕是一项新的工作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规定：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得定罪所必需的证据、却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同时应当采取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取得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这一规定的出台，标志着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正式确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指出，设立附条件逮捕的意义在于实现打击犯罪于保障人权的统一，体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对取证的引导。笔者认为，附条件逮捕决不是放宽逮捕的条件，而是体现在部分重大案件中暂时无法达到逮捕的证据标准，但又必须采取羁押措施的案件的过渡措施，其严格的适用条件、报备程序、决定主体、后续的跟踪监督，能够保证正确适用逮捕措施，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中寻求平衡。

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较为复杂，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又缺乏其他相关证据，加之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或者做虚假供述，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而许多重大毒品犯罪案件若不及时采取逮捕措施会导致嫌疑人逃跑、毁灭证据等诉讼危险，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出台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的困惑，加大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同时也降低了逮捕措施的风险。

（二）熊某某能够适用附条件逮捕决定

第一，据以定罪的证据有所欠缺，但可以认定基本构成犯罪。熊某某和张某某的供述相互矛盾，涉案人员“老二”、“虎哥”、“强哥”、“给张某某饼干盒的30多岁男子”均不在案，涉案车辆、过路费凭证亦不在案。本案的难点在于除了现场查获的毒品外，全案的证据只有熊某某和张某某的供述，但两人的供述大相径庭，究竟采信熊某某的供述还是张某某的供述无法判断。在本案中，熊某某曾在2007年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本案中其打车接到持有数量巨大的毒品海洛因的张某某，欲带回租住场所，两人之间保持多次通话记录，且其自身也供述居间介绍贩卖毒品，可以判断熊某某存在重大的毒品犯罪嫌疑。因此，从其自身的供述、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多次通话、张某某持有的毒品、其前科等情况，可以认定本案属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

第二，经过进一步侦查有可能获得定罪的必需证据。从本案查获数量巨大的毒品，结合熊某某的犯罪前科，在拘留后不能如实供述罪行，可以判断熊某某涉嫌毒品犯罪的可能性极大。本案一系列重要证据没有获取，其重要原因是二犯罪嫌疑人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公安机关在情况尚不明晰、相关证据没有充分获得、对熊某某和张某某的反侦查能力估计不足的前提下，贸然采取抓捕措施，导致本案的侦查、审讯工作陷入僵局。本院认为由于目前熊某某无法供出“老二”、“虎哥”的真实身份信息，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这两个人，要么熊某某拒不供认，但张某某的供述有诸多细节，例如从广西租赁汽车，从高速路口接到毒品和“强哥”，相对具有可靠性。公安机关可以调取从高速路口的录像以及熊某某和张某某的通话记录，经过捕后侦查可能获取目前欠缺的证据，从而排除本案的矛盾点，补强相关证据。

第三，本案属于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熊某某与张某某被查获时，当场扣押毒品海洛因1369克，按照目前掌握的毒品犯罪的数量标准，熊某某如果贩卖毒品罪成立，判处其死刑的可能性很大。毒品犯罪对全社会的危害性极大，历来是我国刑法和司法机关所打击的重点。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必须严惩毒枭、职业毒贩、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从本案反映出来的信息看，熊某某是毒品再犯、职业毒贩甚至是毒枭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公安机关对本案线索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并判断熊某某是本市有重大影响的毒贩，如果不批准逮捕导致其逃逸可能给未来打击毒品犯罪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长期以来，打击毒品犯罪使用线人、特情侦查、技术侦查等手段，熊某某如果不捕导致逃逸，公安机关的上述工作都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