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通用10篇）
篇1：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
_____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现将你院____________号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的.执行情况通知如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公章)
篇2：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
申请人：***，云南聂宗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 话：*** 申请事项：对犯罪嫌疑人***申请不予批准逮捕。事实和理由：
犯罪嫌疑人***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一案，于2015年6月4日被禄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禄丰县看守所。
申请人系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接受嫌疑人的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嫌疑人，询问了事情经过。根据案情及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嫌疑人家庭实际困难及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的规定，特为犯罪嫌疑人***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申请，理由如下：
一、死者郝美定及嫌疑人***家庭情况十分窘迫 死者郝美定的妻子多年前已故，家里唯一健在的老母亲和子女都是由死者承担，郝美定不幸死亡，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来了个雪上加霜，使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基本坍塌了。死者亲属及***正是想到这个家庭的不幸和今后面临的困境（老人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孩子是痛失双亲），在极度悲伤之下，才一时冲动采取了不理智的方式解决问题而触犯法律，***的犯罪与其家庭的特殊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嫌疑人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
根据刑法规定“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从整个事件经过看，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死者的几名亲属把棺木拉到黑井政府门口的时间是下午5点多，而黑井镇政府正常的工作时间是到5:30，上午上班的时间是8点，事件至次日上午9点就结束了，真正影响镇政府正式办公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左右。其次，死者家属只是把棺木放在公路边，黑井镇政府的道路都能正常通行，也没有发生堵路、堵门的行为，也没有发生打砸公共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也没有殴打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所以其社会危害性及损害后果相对较小。
三、嫌疑人是初犯，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匮乏，事情发生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特别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给是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由于自己一时冲动，干扰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办公，给政府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及其相关规定，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因此，恳请贵院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实际困难，对其不予批准逮捕。
此致
禄丰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篇3：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
一、建立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一) 客观中立审查, 慎用逮捕, 减少错捕的现实需要
正是出于对逮捕适用的审慎, 检察人员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 应当扮演中立的裁判者角色, 全面审查证据材料, 听取侦察机关 (部门) 和犯罪嫌疑人两方面的意见, 进而做出公平、公正的决定。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虽然侦察机关 (部门) 应当将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查明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审查批准逮捕部门进行审查, 但事实上由于侦察机关其追诉职能使然, 往往在侦查活动中注重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 而忽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的收集。所以检察人员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仅审阅由侦察机关 (部门) 提供的案卷材料, 存在着较大的信息不平衡, 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其适用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以2011年数据为例, 全国检察系统批捕908756人, 同比减少0.8%, 不批捕151095人, 同比增加5%, ②但是批捕率仍高达85%。
(二) 依法正确履行职责, 强化法律监督的现实需要
一些地区规定审查批准逮捕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但由于被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正处于刑拘期间, 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无法收集辩护所需的证据材料, 并且多数犯罪嫌疑人知识水平有限, 甚至不知法、不懂法, 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进行有效的辩护, 进而导致决定批准逮捕结果的发生。而犯罪嫌疑人所聘请的辩护律师, 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及其有别于公权力机关的独立身份, 使其有能力并且也有责任为其委托人进行合法有效的辩护。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 由辩护律师提出该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 有助于检察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兼听则明”, 能够有效地减少错捕, 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侦查监督, 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职责。
(三) 保证辩护权充分行使, 适应新法实施的现实需要
在立法层面上,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 听取律师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 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 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 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由此可见, 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 我省的一些地区已经展开了试点性实施,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为形成统一的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构建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制度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
(一) 合法性原则
这是任何刑事诉讼程序都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原则, 即在审查批捕阶段, 不论检察人员还是律师都要遵守《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不得突破法律的相关禁止性规定。③如:检察人员在听取律师意见的过程中不得违反《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 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就律师提出意见的案件是否要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也要根据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 由检察机关自行按照内部程序启动, 不得因对律师意见存在分歧等原因就轻易启动检察委员会议事程序, 不得随意扩大或者缩小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 律师提出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 应当遵照法律、依照事实, 不得伪造证据。
(二) 中立审查原则
逮捕是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性处分, 所以审查批准逮捕无疑就是在审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裁决。理论上, 实体性裁决应当由法院做出, 例如:美国的有证逮捕是由侦察机关向法官申请, 经法官批准后由法官签发逮捕证, 执法官员根据这一逮捕证进行逮捕。④但是从世界各国关于逮捕的明确规定中, 逮捕仍倾向于是侦察机关的固有权限, 法官批准逮捕并不占多数, 对逮捕实施的事前审查方式, 多由检察机关对侦察机关提出的逮捕申请进行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审查。
有理论认为, 审查逮捕如同侦查权的内部控制, 即检察机关对逮捕有决定权, 侦察机关具有执行权, ⑤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看, 检察机关充当着追诉犯罪的角色。但笔者认为, 这并不影响其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同时拥有裁决职能。裁决是否采取逮捕这一强制措施来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以防止进一步的社会危险性发生, 并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无罪不捕, 直接决定着诉讼的流向和实体处理, 这实质就是检察机关在法定范围内具有裁决权的体现。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建立, 使辩方真正地参与到这一环节中, 不仅形成一种以检察官为顶点, 侦察机关与辩方为对立双方的三方诉讼模式, 同时还实现了来自于公权力机关外部的监督, 更有利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检察官作为审查批捕程序的裁决者, 只有保持中立, 而且在裁决的过程中全面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 才能保证双方都得到公平的对待, 进而做出公正的裁决。
(三) 尊重律师自愿原则
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 在律师未主动要求提出意见的情况下, 检察院可以主动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但在此情况下听取律师意见仍非刑事诉讼活动的必经程序。而在律师提出要求的情况下, 听取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便成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法定义务。由此可见, 审查批捕听取律师意见是检察机关为律师增设权利, 为自己设定义务的一项制度。因此, 是否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应由律师根据委托人要求自主决定, 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检察机关在听取律师意见过程中则应当充分尊重律师的意愿, 不得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强令律师提供或不提供, 也不得向律师明示或者暗示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可能被检察机关采用。⑥在提供意见的内容上, 只要符合规定范围, 涉及其委托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的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 律师均可以提出, 还可以提供为其委托人取保候审的意见和委托人认罪悔过或与被害人达到和解的情况及相关材料。
三、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的程序设计
(一) 听取律师意见程序的启动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在收到侦察机关 (部门) 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 应及时审阅案卷材料, 如果发现案卷材料里有律师会见函或者委托书之类的书面材料表明犯罪嫌疑人已聘请律师, 应当在受理案件的24小时内通知律师该案件已进入审查批捕环节, 并告知律师有提出律师意见的权利。按照有关规定, 犯罪嫌疑人已经聘请律师的材料公安机关在提请批捕时应该附卷。如果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在案卷材料中未发现此类材料的, 则表明犯罪嫌疑人未聘请律师, 无需再向侦察机关核实该情况。
在启动该程序时, 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应明确告知律师应在接到通知后的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提出的证据材料, 应当具有事实、法律依据, 不得伪造证据, 不得提出与案件无关的意见和证据材料。提供证据材料需注明来源、收集方式, 并提供相关人员、单位的联系方式, 提出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的, 需提供必要线索, 以便检察机关核实。
(二) 律师意见的提出
律师在得知案件进入审查批捕环节后, 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律师意见。决定提出的, 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律师意见。对于辩护律师通过公安机关或者案件承办人员等途径了解到案件将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 而在检察机关收到案件之前提出了律师意见,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当统一予以备案, 并告知律师案件尚未移送报捕, 待受理该案件后再将案卷材料及律师意见交予案件承办人。而对于在检察机关收到案件但还未通知律师之前, 律师主动向检察机关提出了律师意见的, 应当接受。因为该制度作为律师的一项权利, 只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以规定的方式进行都不违反程序, 应当允许其主动行使。律师所提出的意见范围应为:其委托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 以及为其委托人取保候审的意见和委托人认罪悔过或与被害人达到和解的情况及证据材料。
律师要求会见案件承办人的, 应当在审查期限届满前五日内提出。保证检察机关按照规定程序安排会见, 律师也有一定时间准备提出意见, 并且案件承办人在收到律师的意见之后也仍有一定的时间充分考虑律师意见, 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查, 不至影响后续的审批和讨论程序。要求会见的律师如在会见时尚未提供书面意见, 应当同时提供与会见时所提供内容一致的书面律师意见。如果律师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检察机关, 则视为不提出意见, 过期送达的不予接受。
(三) 对律师意见的审查
律师意见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统一签收, 签收后交案件承办人员。案件承办人就律师意见与案件一并审查, 并将律师意见内容详细记录在审查批捕意见书中, 结合侦查机关 (部门) 提供的证据材料对律师提出的意见进行分析、判断, 无论是否采纳, 都应阐明理由并记入审查批捕意见书。对于律师提出的关于犯罪嫌疑人逮捕必要性的材料证据, 检察机关可以自行或通过侦查机关 (部门) 进行核实。承办人对案件和律师意见提出处理意见和理由后, 再按照工作程序, 逐级审批。
(四) 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的采纳与处理
对于律师意见, 检察机关经充分地审查、分析、考量, 最终做出是否采纳的决定, 并在案件审结之日将意见的采纳情况反馈给律师。但仅向律师反馈采纳与否的结论, 无需向律师阐明理由。因为说明理由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对案件事实、证据情况等的分析, 而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前期, 存在大量的待查事实, 如果向律师主动透露案件事实与证据, 可能影响侦查工作的正常开展, 更有违《刑事诉讼法》及《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无逮捕必要的意见及证据材料的, 经过检察机关自行核实或通过侦查机关 (部门) 核实后,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纳, 如以无逮捕必要作出不予逮捕决定的, 应当将律师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与侦查案卷一并发回侦查机关 (部门) , 以供其参考, 选择适用其他强制措施。
对于律师提供的新证据材料, 由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97条规定:“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办理审查批捕案件, 不另行侦查, 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 可以复核有关证据,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只核实原有证据, 对于律师提供的新证据, 检察机关应转交侦察机关 (部门) , 并将证据来源告知侦察机关 (部门) , 由侦察机关 (部门) 按照法定程序调取。在审查批准逮捕期限内能够调取核实的新证据材料, 应及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做出逮捕或不捕决定。对于期限内无法查明的, 在做出逮捕或不捕决定的同时, 将律师提供的新证据材料及线索附卷, 要求侦察机关 (部门) 继续侦查并跟踪调查取证情况。
对于律师提供的侦察机关违法侦查的意见和材料, 根据律师提供的线索, 侦查监督部门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 进而决定是否启动侦查监督程序。
(五) 违规违纪的处理
如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提出意见的过程中, 有故意提供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或采取其它手段弄虚作假, 对案件承办人行贿、利诱, 或进行威胁、人身攻击等干扰或误导检察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 检察机关应在审查报告中如实反映, 如有证据证明律师涉嫌上述行为, 依法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发出检察建议书,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同时, 律师如认为案件承办人在听取意见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 也可向检察机关投诉, 检察机关监察部门应按有关程序规定进行调查并及时答复。
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制度从构建到落实, 在实务中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如多数犯罪嫌疑人在审查批捕阶段尚未聘请律师。究其原因, 一方面一些犯罪嫌疑人怀有侥幸心理, 被逮捕后才认识到事态严重, 萌生聘请辩护律师的想法。同时, 律师代理刑事诉讼业务按阶段收费, 也有不少犯罪嫌疑人由于经济原因, 认为在侦查阶段前期就聘请律师性价比不高, 更愿意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再聘请律师。另一方面,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相对局限, 导致其往往不重视在审查批捕阶段为当事人行使辩护权, 忽略了在审前羁押问题上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但刑诉法修改后,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得到扩充, 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 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仅需要构建起现实可行的制度, 搭建起律师提出意见的平台, 规范相关程序, 还需要对该项制度进行有效的宣传, 使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了解该项制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让犯罪嫌疑人认识到在侦查前期律师就能够对其进行实质性帮助, 从而积极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保障律师充分行使权利, 真正参与到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中, 共同推动制度的运行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孙谦.论逮捕[A].陈光中, 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李钟, 李佩霖.审查批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探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7, (5) .
[3]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的分析[J].政法论坛, 2001, (4) .
篇4：放火案件的批准逮捕标准适用
对放火案件批逋证据的审查,不仅要看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可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件事实,而且还要审查已搜集的证据能否证明放火行为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
一、案件事实及证据
[基本案情]2009年3月16日凌晨2时许,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大街福兰德酒楼2号店发生人为放火事件。经调查,厨师纪××有重大嫌疑,纪××在店主询问下承认了放火事实。3月18日纪××被抓获,此后在公安机关的四次供述均承认放火的犯罪事实。在审查逮捕期间,纪××辩解没有作案时间。
[证据材料]
1.现场勘查笔录摘录:起火处为后厨东侧第一个燃气灶西侧,灶眼燃气开关呈关闭状,点火开关烧毁,点火开关下侧地面上放有一块木踏板,木踏板上有一不锈钢料盆,料盆及周围踏板上有过火痕迹,木踏板西侧可见未烧尽的黄色布片。该灶台为纪××使用,料盆盛的是炒菜用的食用辣油,即红油。厨房东南侧为杀生间,杀生间西侧为天然气气瓶存放间,气瓶与燃气灶有管道相通。面点间位于厨房西北侧,从面点间看不到案发地点。
2.北京市通州区公安消防支队认定:根据现场勘察和调查询问,通过对起火点处提取部分火场残骸送“北京市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中心”进行检测,均没有发现汽油、煤油和柴油的成分;因未存留提取物,其他成份无法确定;认定起火原因系人为所致。
3.证人张×为当晚值班人员,证称当晚22时许,纪××的妻子宋×、厨房配菜工李××和邵×离开酒楼后,其检查酒楼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次日0时30分许,其出去挂鸭子,没锁门,大概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2时许,闻见异味,发现后厨冒烟。
4.犯罪嫌疑人纪××前期供述及亲笔供述:在两名店长询问时承认为报复店长李×,于2009年3月15日22时,一时冲动拿台布和料盒放在脚踏板上,22时5分左右点燃烟头放在台布上离开,导致灶开关燃烧。在公安讯问期间供述当晚22时15分许店里没有客人,别人也下班了,其便开始着手实施。加热红油后,用火柴将烧热的红油点燃后,把一块擦灶台用的布放在火上离开,看桌布起火离开后厨回家。
5.后厨配菜工李××、邵×证言,均证明与纪××一同离开厨房,后不知纪××行踪。二人返回厨房西北角落的面点间看电子书,看了30-40分钟,最后离开的时间是22时许,当时厨房的灯一直关着,没发现厨房有异样,只是李某在走之前听到后厨操作间有料缸的声响,好像是碰掉地上那种声,以为是老鼠碰的,当时后厨操作间黑着灯,没发现异常情况。
6.厨师王×证称,出事那天他在21时下的班,下班之前没注意纪××走没走。证实当天纪××的妻子先到后厨再到前厅找过纪××。脚踏板平时都是湿的,即使表面是干的,里面也是湿的。红油是炒菜剩下的油,没试过这种油能否点燃,但是这种油加热到一定温度就能着起来。
7.酒楼店长李×认为纪××有重大嫌疑,疑点如下:(1)民警来之前,李某让值班人员张×保护好现场,但听员工说纪××拿起来看了一下料盒。(2)公安局出现场拍照时,李×亲耳听见纪××在边上说拿走化验去吧,好像很不在乎的样子。(3)民警取证完毕后,按正常工作要打扫卫生,纪××在他的2号灶台打扫,李×让他先别收拾,说了好几遍他才去别处收拾,李×让库管把民警取证剩下的残渣和烧焦的木板收起来先留着,后来库管说纪××主动找他要木板。种种迹象表明纪××想毁灭证据。(4)纪××是出事当晚后厨的值班人员,以前对李×也有不满。
8.犯罪嫌疑人纪××后期辩解,其离开厨房的时间是3月15日21时40分,当时厨师王某、配菜工邵×和李××及几名服务员尚未离开。21时45分在福兰德酒楼外的317站台接到其表弟杨×,后一直与表弟、妻子宋×在一起。
9.纪××表弟杨×证称,到纪××工作地点大概是22时,一直到24时许一直和纪××夫妇在一起。
10.纪××之妻宋×证称,不知道纪××何时离开,21时40分左右纪××在福兰德酒楼外向其招手,出去看见纪××和表弟杨×在一起。安排好杨×后同纪××一起去福兰德酒楼骑走自行车,当时酒楼关门了,到第二天早上,一直和纪××在一起。
11.福兰德酒楼提供的录音资料,证明纪××在被福兰德酒楼两名主管询问时承认了放火的事实。
二、证据运用
本案中除了纪××的前期供述是直接证据外,其余均为间接证据,所以证据分析的第一步是分析间接证据能否印证纪××的前期供述,如果纪××的前期供述得不到印证而无法采信的情况下,第二步还要考虑考虑能否利用间接证据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一)前期供述能否得到间接证据印证的分析
认定纪××涉嫌放火罪依据的仅仅是纪××供述,而且,加之纪××的前期供述在很多细节上与众多的间接证据相矛盾,间接证据却“印证”了该口供的不合理性。致使可信性降低,所以纪××的前期供述应不予认可:
1.纪××对于放火经过以及手段的供述前后有出入,例如第一次供述是用烟头引燃的,第二次供述是用灶台加热引燃的。供述不稳定,可信性降低。
2.纪××供述燃烧物系红油,第一次供述引燃物系烟头或者火柴,但未有相关鉴定结论予以印证。
3.如果按照纪××的第二次供述,有加热红油的行为,并且看见火着起来以后离开。考虑到饭店内的灶台一点火,鼓风设施就启动,一定会有噪音,但在隔壁正在看书的两名服务员均没有听见噪音,也没有发现光亮等异常,该可疑点没有合理解释。违背了经验法则,不可信。
4.案发后纪××目睹了案发现场及取证过程,故其辩解放火系其编造有一定合理性。
5.本案缺少必要的侦查实验,一是查证红油在冷却的情况下能否点燃,二是查证用火柴能否点燃,三是查证用烟头能否点燃,四是查证长达四小时的时间,火势能否达到本案程度。但因现场已无法还原,即便侦查实验结果如纪××所述,也不能从实质上解决本案证据不足的状态。
(二)间接证据能否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分析
本案的直接证据只有纪××的前期供述,其余均为间接证据,而且如果认可了纪××的翻供,本案需要利用间接证据来独立认定案件事实,但遗憾的是本案的一些细节未被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纪××涉嫌放火罪,理由如下:
1.作案动机不是认定犯罪主要事实的必要、充分证据。
2.通过证据基本上锁定的纪××的作案时间系推定,虽然纪××在与李××、邵××最后离开后厨直至纪××接到其表弟杨××这段时间,没有人证明纪××的行踪,在这段时间纪××也足以完成放火行为,但这种推定没有证据支持,属于没有查证的证据,不应采纳。
3.纪××在自己灶台放火,且不用身边的固体酒精而用红油有悖常理。
4.通过证据基本上锁定的纪××的作案时间到值班人员张××发现异常,长达4个小时,中间未发现任何异常,该疑点没有合理解释,不能排除张××作案的可能性,即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具有其他人作案进而陷害纪××的可能性。
5.后果没有充分的证明。虽然存放间有易燃易爆的天然气气瓶,但按照规定,不使用天然气后应当关掉总开关,如果真的已经关掉总开关,或者犯罪嫌疑人也没有特意打开开关,那么这种在灶台旁引燃辣椒油、抹布和木踏板的行为既不能造成厨房内着火,更不可能出现整个饭店着火、甚至是本案所担心的天然气爆炸、整栋居民楼爆炸的后果。但遗憾的是,侦查机关没有对当时天然气气瓶总闸是否关闭及燃气灶是否通气进行勘查。所以本案的放火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存疑。
综上所述,本案存在公安机关侦查不到位,现场勘查不细致,有关联的间接证据没有查证等问题,导致现有证据存在众多瑕疵。纪××的口供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无法验证,本案的间接证据既不能印证纪××的前期供述,也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集,不能独立证明案件事实,所以无法认定纪××构成放火罪。
三、处理
篇5：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
海关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适用便捷通关措施
不予批准决定书
海关编号：
：
你单位关于高新技术企业适用海关便捷通关措施的行政许可申请（申请书海关编号：），经审核，不符合《关于大型高新技术企业适用便捷通关措施的审批规定》第二条第款的有关规定，决定不予批准。
你公司（单位）对本决定如有异议，可按照《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海关（印）
篇6：提请批准逮捕书
×公提捕字（200×）×号
犯罪嫌疑人 边××，女，19×× 年 ×× 月 ×× 日生，民族 汉族，籍贯 ××省××县人，文化程度 初中，单位及职业 无业，户籍所在地 ××市，现住址 ××市××区××号。
简历：××年至××年在××小学读书；××年至××年在××中学读书；××年至今无业。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边××有下列犯罪事实：
20××年××月××日下午4时，犯罪嫌疑人边××以雇用保姆为名，将××省××市来本市的女青年陈××骗至××市体育学院院内趁无人之机对陈××欲实行奸淫，陈奋力反抗，边××持尖刀朝陈胸猛刺，致陈××急性大出血当场死亡。作案后边××畏罪潜逃，于××年××月××日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上述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 边×× 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二十三 条第 一 款，涉嫌 故意杀人 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公安局印）
200×年××月××日
附案卷材料 1 卷
篇7：城乡低保不予批准通知书
__________同志：
经审查，你户因存在（填序号）_______ 情形，不符合城市（农村）低保条件，对你的城市（农村）低保申请不予批准。
特些通知：
具有以下情形的，低保申请不予批准：
1、家庭人均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家庭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依法具有赡养(抚养、扶养)关系,赡养(抚养、扶养)人有能力但未履行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4、家庭拥有正在使用贵重非生活必需消费品；
5、家庭有超出家庭人员居住面积需要并用于谋利的房产或不动产；
6、家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
7、家庭成员吸毒、赌博且不思悔改；
8、不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或不接受审批机关调查核实；
9、其他原因:（此处注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
篇8：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
田某伙同骆某、何某、邹某经事先预谋后, 采用田某、骆某、何某以购物为名引开商场事主的注意力, 挡住事主的视线, 并由邹某窃取钱财的方式进行盗窃。2014年3月某日, 田某、骆某、何某、邹某四人至浙江省A市某镇某社区食品城一摊位处, 以上述方式在该摊位收银台柜子里窃得一只黑色挎包 ( 证据仅能认定内有现金人民币1000余元) 。次日, 田某、骆某、何某、邹某四人又至浙江省A市某镇一服装店处, 以上述方式在服装店收银台处窃得一只女式拎包 ( 内有人民币205余元, 价值375元的手机一只) 。另田某于2010年参与过盗窃 ( 望风) , 但因情节较轻, 被浙江省B县人民检察院相对不起诉。
A市公安局对骆某、何某、邹某均取保候审, 对田某以涉嫌盗窃罪向A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后A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田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二、分歧意见
关于田某是否构成盗窃罪, 有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目前证据可以认定田某构成盗窃罪, 理由如下: 田某曾因盗窃被相对不起诉, 属于“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而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 “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目前浙江省将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千元以上的, 认定为“数额较大”, 而本案田某所盗窃的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500元以上, 已达到“数额较大”的百分之五十, 故田某的行为已达到构罪标准, 构成盗窃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证明田某构成盗窃罪, 理由如下: 田某虽曾因盗窃被人民检察院相对不起诉, 但曾因盗窃被“相对不起诉”不属于“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田某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标准不能按照目前标准 ( 人民币3000元) 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目前证据仅能认定田某所盗公私财物合计价值人民币1580元, 尚不能证明其构成盗窃罪。
三、问题探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田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并在此对“相对不起诉”所引发的可能影响批准逮捕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 曾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目前盗窃类案子中, 若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则“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百分之五十确定。明确曾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关系到曾因盗窃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可能关系到是否构罪问题, 进而可能影响到是否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认为, 曾被相对不起诉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理由如下:一方面, 所谓相对不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系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换言之, 被人民检察院相对不起诉, 实际上意味着不需要被判处刑罚或者被免除刑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被相对不起诉应当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另一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二条至三十四条之规定, 刑罚的种类包括主刑 (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和附加刑 ( 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 显然“相对不起诉”不属于刑罚种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被相对不起诉也应当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故在上述田某盗窃案中, 田某虽曾因盗窃被相对不起诉, 但不属于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在证据仅能认定其盗窃金额为1580元人民币的情况下, 不能认定田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 曾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经犯罪”。在审查批准逮捕中, 曾经故意犯罪系迳行逮捕条件之一,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的, 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明确曾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经犯罪”, 关系到曾因故意犯罪被相对不起诉是否属于“曾经故意犯罪”, 进而可能影响到是否批准逮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实际上有三个:一是已经构成犯罪; 二是情节轻微; 三是依法不要被判处刑罚或者被免除刑罚。故理论上认为这种相对不起诉, 实际上相当于单纯宣告有罪1。但笔者认为, 不能将被相对不起诉认定为“曾经犯罪”, 理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故只有法院才有权宣告行为人构成犯罪, 是否曾经犯罪也应当以法院的生效判决为根据。故曾因故意犯罪被相对不起诉也不属于“曾经故意犯罪”, 非审查批准逮捕中的迳行逮捕条件。
第三, 曾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是否可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也即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如前所述, 被相对不起诉既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也不属于“曾经犯罪”, 那么曾被相对不起诉到底是否已予以法律评价, 是否可以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这关系到行为人被相对不起诉后一段时期内犯罪的, 对其原来的行为和新的犯罪行为是否可一并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可能关系到是否构罪问题, 进而可能影响到是否批准逮捕的问题。举个例子, 李某于2013年12月因抢夺被相对不起诉, 于2014年2月先后两次抢夺, 能否将被相对不起诉的抢夺犯罪事实和新的两次抢夺犯罪事实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并以一年内三次抢夺, 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以百分之五十确定? 笔者认为不可以, 对已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 要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不可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何谓“一事不再理原则”,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 “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该原则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 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该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但在理论和实践中普遍认同该原则, 只是我国学界对该原则的具体定义尚存争议。如有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含义应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诉讼系属效力, 即原告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 于诉讼系属中再行起诉; 二是判决的既判力, 即判决确定后, 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诉2。另外也有学者用“禁止重复评价”来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则, 张明楷认为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对被告人的某一犯罪事实科处刑罚以后, 不能重新以该犯罪为根据再度科处刑罚3。换言之, 上述两种学者观点分别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已经起诉或者经法院判决确定后, 不得再行起诉, 或者认为已被处以刑罚的犯罪事实不得再行科处刑罚。而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 显然是没有被起诉过的, 也未被法院判决过, 且如上所述被相对不起诉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即未被科处刑罚, 从这个角度来讲, 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似乎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可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但笔者认为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不再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理由是: 人民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表明检察院已作出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结论, 并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就此终结, 也即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被予以法律评价, 已予以法律评价的犯罪事实不应再被重复评价, 所以即使犯罪嫌疑人后来又有新的犯罪事实, 也不应当将已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和新的犯罪事实一并重新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 曾对相对不起诉不属于“曾受过刑事处罚”, 也不属于“曾经犯罪”, 但对曾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事实应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再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注释
11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2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篇9：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这一条文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增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措施的监督，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但对于公安机关是事前或事后通知、书面通知或口头通知，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不妥，如何实施有力的监督等，法律条文却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不利于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主要体现在：（1）公安机关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究竟是事前通知或事后通知，法律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因而公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的释放或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常使人民检察院处于事后监督状态。公安机关既可以在释放或变更的当天通知，也可以在释放或变更后若干天通知，势必导致检察机关监督不能及时、有效。（2）法律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在应当通知原批准人民检察院的同时，说明释放或变更的理由，使检察机关的批捕权流于形式，失去了逮捕这种强制措施应有的严肃性和震慑力。实践中，有些案件公安机关尽管呈报检察院批准逮捕，但执行后却又自行变更逮捕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剥夺了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使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监督无法落实。
二、完善变更逮捕强制措施设想
针对这种情况，刑诉法应进一步对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尽快完善，便于司法实践中操作。
笔者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变更逮捕措施批准权。一是将变更逮捕措施的批准权归属检察院；二是实现变更逮捕强制措施批准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三是明确变更逮捕强制措施的条件和标准。即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应事先将变更的理由书面报原批准机关人民检察院并征得同意后再执行。这样，便于检察机关实施更有效的监督，从而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变更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
篇10：不批准逮捕律师意见书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辩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试图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但侦查机关以此案中吴淦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并未做任何介绍。故辩护人的意见所指向的案情，只能以xx等媒体报道中所涉内容以及与吴xx本人会见过程中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作为参考，但辩护人认为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所反映的事实并非客观真相，所做出的评价更是极尽诬蔑，且媒体审判本身已经妨害了司法独立与公正。
一、吴xx其人
吴x本是复员军人，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他目睹社会的种植还氩灰澹诘擞窠堪钢型ι矶鼋泄竦鞑椋哟俗呱献远苑⒌墓嫖ㄖ贰C娑运僚暗墓偃ê凸偻晃贩衬眩蘧寮柘眨诟髦止彩录校贾占岢治跏迫禾骞挠牒簦⒍晕シüτ赂宜“不”。吴淦及吴淦式维权行动的出现、存在和彰显，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对真相的追寻、对公权的监督和制约、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毫不夸张的说，他是现代版的侠客，是中国版的“罗宾汉”。
二、寻衅滋事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共有四种形态：(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很明显，本案中，吴淦的任何行为均与(一)(三)两种形态无关。那么吴淦是否实施过(二)(四)两种形态的行为呢?辩护人根据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所涉内容逐一梳理后即可充分证明，吴淦的任何行为，均不构成寻衅滋事行为的第(二)或第(四)种形态。无论是所谓的侮辱女干部，还是“三头肥猪”、滑县维权中的“腿枪”、“戏犬”以及江西高院声援律师阅卷等，均属于以“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抗议，是一种正当的言论表达行为，并不构成刑事意义上的“辱骂”行为，当然更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六种“情节恶劣”的情形。且上述行为多数未在公共场所发生，个别在公共场所发生的，也不属于“起哄闹事”，更未“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在庆安事件中，吴淦也只是将自己所获取的有关事实做完整呈现，并未编造虚假信息，因此其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
辩护人认为，公职人员属于公众人物的范畴，而公众人物尤其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很容易利用司法公器对公民监督者、维权者进行所谓的“合法”报复。正是基于此，世界各国对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名誉权的保护即便在民事领域都是审慎和节制的，更不会出现由国家司法机关直接利用侦查、公诉等方式予以刑事追究的情形。
三、诽谤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告诉才处理，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才属于公诉案件。
根据《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侮辱、诽谤行为，应当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以侮辱罪、诽谤罪立案侦查，作为公诉案件办理：(一)以侮辱、诽谤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二)因侮辱、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三)因侮辱、诽谤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他情形。
本案中，吴淦并未实施任何“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更显然没有任何“诽谤”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也未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明显不存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不属于公诉案件的管辖范围。在没有“受害人”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越权进行侦查，显然已突破了自诉和公诉的边界，属于滥用国家公器。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20xx年8月发布的《关于严格依法办理诽谤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也即，在本案中，即便你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也应报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审批。
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之所以在向你院提请批准逮捕时增加这一在最初刑拘时没有的罪名，纯粹是为了恶意使用《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以达到阻挠律师会见的目的。吴淦并未实施任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其一些与政治制度有关的言论表达，是其个人政治观点和思想理念的正常流露，并未超出一个公民言论自由的边界，根本不构成犯罪。
五、郑重建议
辩护人认为，对吴淦的刑拘和报捕，是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个人和组织，企图通过对维权群体中的典型代表的打压，以期阻遏维权运动、压制公民社会发育、震慑权利意识已苏醒并开始向当权者主张权利的广大民众。这样的用心，完全是“刀俎”对“鱼肉”的迫害和屠戮，根本置民众利益、社会公义和国家前途于不顾，无疑将受到所有正直公民的指责和唾弃。
在这样是非善恶的历史关头，辩护人希望你院及具体负责人员能谨持司法正义、善尽权力职责、恪守道德良知，慎思慎处、迎难克艰、勇担大义，最终本着对法治敬虔和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先贤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同为法律人，希望我们到晚年都能俯仰无愧，笑对天地与子孙。
此致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李方平律师
燕薪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