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工作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与平衡——以把握“社会危险性”逮捕标准的困境为切入点

2022-10-08

96刑事诉讼法删除了“逮捕必要”这种意思含糊的字眼, 并首次引入了“社会危险性”概念。然而这一概念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鉴于此, 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将“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细化为了五种具体情形 (1) , 然而描述“社会危险性”所使用的“可能”、“企图”、“有现实危险”等字眼没有相应的客观证明标准, 容易产生认识偏差与适用分歧。事实上, 对“社会危险性”的把握和判断直接影响到逮捕率的高低, 反映出对人权的保障与诉讼的保护的平衡关系所呈现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 如果逮捕率出现了畸高或者畸低而导致平衡关系的严重倾斜, 则会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保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与平衡的前提要求下, 应当进一步研讨“社会危险性”之逮捕标准把握的具体问题及其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社会危险性”的基本特征和制约因素

一方面, “社会危险性”的法理学定义较为模糊不易掌握。“社会危险性”相对于“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等近似概念来说, 具有以下独立的特征 (2) : (1) 危害的潜在可能性。比如, “社会危害性”是对一个既有行为的评价, 当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完成或者危害结果发生, “社会危害性”就已经形成。而“社会危险性”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每一个犯罪行为均具有社会危害性, 但并非每一个犯罪行为均具有社会危险性; (2) 危害的继续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含义通常指已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是否具有再犯罪的可能性, 是行为人实施未然犯罪的可能性。而“社会危险性”其更为关注的是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以及继续危害社会, 不仅仅是再犯罪的问题; (3) 危害的客观表征性。总的来说, 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应当是一种危害的潜在可能性和继续可能性的预判。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社会危险性”的内容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 如果这种预判不是在已有表征的客观基础上进行主观判断的结果, 那么对“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就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4) 危害的广泛来源性。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依据和来源, 包括了犯罪嫌疑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原因、目的、犯罪手段甚至还包括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的态度, 即有无悔过、自首等情况等, 以及是否对诉讼的进行造成了妨碍等综合评价。综上, 根据这些特征, 可以对“无社会危险性”的大体性质与范围有一个概括性的把握。

另一方面, “无社会危险性”在审查逮捕适用上有较多的制约因素, 也难以把握, 较为重要的几个制约因素有: (1) 审查逮捕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置于诉讼活动的前端环节, 因此位置较为低位, 在此低位上通常对整个案件的制约力相对较弱, 对全案证据的掌握力相对较少, 因此因证据存在缺陷而中断案件向后继续推动的阻力较大, 即使有时案件具有“无社会危险性”的理由, 但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仍有可能将其逮捕。 (2) 审查逮捕不是单独的诉讼环节, 系侦查环节中涉及强制措施审查的部分, 且审查逮捕部门并无独立补查的权力, 因此审查逮捕受制于侦查人员能力水平的高低、责任心大小以及案件侦查的难易程度等, 其逮捕决定直接受制于侦查部门提请逮捕时提供的证据质量等诸多不确定因素, 这一空间不可预测性无疑增加了判断“无社会危险性”的难度 (3) 。 (3) 受检察机关内部考核因素的影响, 审查逮捕的结果正确率的判断向审判环节无限靠拢, 出于回避办案责任风险的考虑, 当不诉率和轻刑率高了, 需要适当降低的时候, 则对“无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掌握相对严格。反之则对“无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掌握就相对宽松。实践中的这种做法, 使得对“无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4) 受传统执法理念“逮捕就是有罪处理”的影响, “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党政机关和社会治安水平舆论的制约, 包含了一些特殊的意义。检察机关从服务大局出发, 不得不以“无社会危险性”为平衡器有效措施提高或降低批捕率, 必然导致“无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变得相对宽松。

二、“社会危险性”适用的现状分析

以重庆市Y分院及其辖区基层院2010年至2014年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情况为蓝本, “社会危险性”条件适用现状如下:

重庆市Y分院不逮捕人数占受理报请逮捕人数的比例普遍偏低, 最高的2011年仅占13.78%, 最低的2014年更是仅占6.36%, 特别是重庆市Y分院辖区基层院2013年不捕人数仅占受理人数的3.62%, 大量的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同时,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2013年以来, 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在不捕人数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占不捕人数的平均比例达67.2%, 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2010年至2012年的平均比例53.66%相比, 有大幅的提高 (见表1) 。

重庆市Y分院从2011年开始, 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在不捕总人数中占比均超过50%, 2012年和2014年, 更是达到了70%以上, 特别是2014年, 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占不捕人数的比例提高到85.89%。而重庆市Y分院辖区基层院在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的人数所占比重除2014年达到85.89%外, 余占比均在50%以下, (见表2) 。

重庆市Y分院及其辖区基层院捕后不起诉人数和捕后轻刑判决 (本文将捕后判处拘役、管制、缓刑、单处附加刑、免于刑事处罚统称为捕后轻刑判决) 人数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后变化不大, 不起诉人数占逮捕人数的比例呈逐年缓慢上升趋势, 总体占比不大, 从1.5%至1.95%;捕后轻刑判决人数依然较多, 占逮捕人数的比例呈震荡的趋势, 维持在8.43%与24.82%的区间 (见表3) 。

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分析表明:一方面, 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占不捕总人数的比重还不高, 而且对不捕率的提升效果不明显, 未能充分发挥“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对保障人权所起作用;二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导致适用“无社会危险性”的适用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三是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对降低捕后轻刑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社会危险性条件适用的现实困境

(一) 未能正确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与平衡的执法意识

司法实践中, 社会危险性条件往往沦为了一种具有相当模糊性的软条件。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传统“构罪即捕”的思想根深蒂固。受长期以来侧重打击犯罪的刑罚思想影响, 强制措施的适用侧重于有效追究犯罪, 案件中有无社会危险性的事实和情节往往被弱化甚至是忽略 (4) 。二是过分强调配合而忽视监督。检察机关往往未起到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 而是过分强调与侦查机关的配合, 为保障进一步侦查其他重要罪行所需的时间, 而不论罪行的轻重。

(二) 社会危险性条件相关机制缺位导致对保障人权的作用无法凸显

社会危险性条件证明机制, 是指侦查机关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时, 不仅要在提请逮捕意见书中有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情况说明, 还要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证据材料, 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犯罪嫌疑人时要对社会危险性条件进行论证 (5) 。但是社会危险性条件在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证明标准, 导致了对社会危险性条件证据的选择性适用, 并且由于对社会危险性条件缺乏完备的评估机制, 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社会危险性的理解适用存有偏差, 住往会出现条件相同而结论却截然相反的结果。

(三) 法律规定本身对证明是否有社会危险性证据的要求存在模糊性

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内容是非刚性和非量化的, 不论是侦查机关还是侦查监督机关, 对同一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的判断, 必定存在着因立场与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在犯罪事实证据本身比较确实的情况下, 即使侦查机关提出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相关证据并不充分, 通常侦查监督机关还是会受到侦查机关意见影响从而作出以具有社会危险性为由的逮捕决定。这一困境博弈的根源, 首先在于法律规定本身对证明有社会危险性证据的要求并不明确和严格, 甚至罕见地使用了“可能”这样模糊不定的词汇, 从而留白了主观判断空间和适用任意性原则的通道, 使社会危险性条件天然地既具备了保障人权的现实作用, 同时也具备了挤压人权的潜在可能, 其次, 介于上述原因, 这一隐性存在的不公正的可能性, 通常被认为是法律的合理法码并未受到重视, 更不会明显地反映到任何监测性指标上来。

(四) 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与落实之问还有一定的距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是由刑法的公正和效率所决定, 也包含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意蕴。该宽则宽, 该严则严, 宽严有度, 凸显了人权保障功能。在审查逮捕环节, 应当强调对于轻微犯罪及有悔改可能性的犯罪嫌疑人, 在不妨碍诉讼进行的情况下, 尽量以非羁押措施代替羁押措施。但由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配套措施的缺乏, 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环节“宽严相济”政策落实还不到位, 导致对人权保障的作用未能体现。

摘要：对逮捕条件的设计与运用, 是实现保障人权和保护诉讼两大价值目标的途径, 逮捕条件的宽严程度也将影响着不捕率的高低。对“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理解与把握是否准确恰当, 体现了审查逮捕工作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是否处于平衡的状况。然而, “无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中存在着概念怕、法律的、环境的以及操作上的诸多制约因素, 导致其对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的效果有所影响, 通过数据分析和逻辑分析, 了解其中的原因与因境进而完善和改进, 应当成为审理逮捕中的重点工作之一。

关键词：逮捕率,逮捕必要性,社会危险性,逮捕条件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