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与新农村建设论文

2006年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发〔2006〕1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在自然灾害较重的情况下，粮食生产连续第3年稳定增产，农民收入连续第3年较快增长，农村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农村面貌继续发生明显变化，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改革与新农村建设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金融改革与新农村建设论文 篇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金融改革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农村金融体系的强力支持，而当前商业银行大量撤离农村，形成了农村金融的“真空状态”，农业发展银行只提供粮食收购贷款，信用社背离了合作制的宗旨，邮政储蓄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根本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因此，必须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理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的资金关系，开放邮政储蓄自主运用资金渠道；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发展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改革税收、利率政策，形成农业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发行政府债券，化解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陷阱，将商业银行的巨额存差转化为支农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金融；合作金融组织；金融资源配置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这将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为广大农民带来福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客观上要求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支持。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纵观世界各国，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除政府扩大财政投入外，还有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让农民更便利地得到信贷资金的支持。Mark Drabenstott和Charles Morris(1989)认为，很多农业国家和地区准备或正在发展农业，在这些努力中一个核心战略是使农村市场更容易得到资本。1960年至1975年，日本用于农业机械化的投入由841亿日元增加到9685亿日元，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从耕作、插秧到收获的全面机械化。德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落后的农业区，采取投资补贴、拨款、农产品价格支持、贷款担保以及低息贷款等措施，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韩国在“农村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可获得设备资金5亿韩元，周转资金2亿韩元。政府还对农村工业投资准备金的损耗给予追加补偿。这些国家运用金融和财政政策，推动了农村面貌的彻底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切实改善农村的经济条件为基本出发点，这需要资金的强力支持，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资金投入外，金融系统加大对农村的信贷资金投入，是新农村建设的必备条件。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着手点。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字目标，应该以建设和改善与农村生活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为着手点。当前电力不足制约农业农村生产的迅速增长。现代农业越来越表现为机械化和社会化生产，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更深入更广泛的农业机械的使用，电力资源的不足使农村机械化水平无法提高。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不足制约着农村与外界之间顺畅地交换物质流和信息流。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与外界环境联系日益紧密，以前孤立的农村现在与周围环境的普遍联系形成了包含物质流和信息流的复杂系统，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覆盖一切生产部门的社会化生产。虽然我国大部分农村都实现了通路、通电、通电话，但是实际使用情况不容乐观，距离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基础设施不足制约着农村消费，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内需。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消化过剩生产能力，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使农民收入得以快速增长，“生活宽裕”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建立相对比较完善的公共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据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调查，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按照一定标准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国大约需要投入4万亿元的资金。如果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那么，从2006年起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投入2700亿元的资金，其中有相当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部分应该由公共财政来提供，同时也有一部分需要金融系统提供。

我国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每一个农户都是市场的主体，必须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我国农业的发展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子，其内涵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对农业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按照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经营的原则，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各个环节结成统一的效益共同体。农业产业化的模式是公司加农户，这一农业生产新形式的出现，为金融机构确定了新的服务主体。农村金融机构应该积极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实用技术的广泛应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至20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巨额资金我国财政无力承担，也不需要由财政承担，农村商业化、市场化的这部分资金需求，主要由金融机构提供。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我国农村金融是为农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部门，它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壮大。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前，农村金融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信贷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组成。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后，由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和管理农村信用社，从而确立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1994年从农业银行分离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金融增加了政策性金融部门；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从而建立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推动农业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On-Kit Tam(1988)所指出的，除了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以外，发展中国家通常在对农村提供和分配信贷资金的效率和公平方面存在问题，尽管这些国家努力通过特殊的公共机构提供低息贷款，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同样存在一系列问题，随着农业银行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机构撤并，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缩小，农村信用社背离合作制的原则，农村金融体系总体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第一，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业银行基层机构大

量撤离农村阵地。1995年到2005年，中国农业银行的机构网点由67092个减少到28324个，十年间撤销机构38858个，导致了农村金融的“真空状态”，农业银行的机构网点1994年为63816个，1995年达到67092个，此后逐年下降，到2005年末为28234个。商业银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农业银行撤并网点的原因，就是基层网点的经济效益较差，不足以弥补其开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大多是按照行政区域随政府机构的设置而设立的，而不是按照金融资源的丰富程度设置的，因此，留下了许多金融资源很不丰富地区的大量网点机构，它们入不敷出，不能不撤并。农村信用也在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撤并。

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狭隘。作为农村的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其机构只有总行、省级和地市级分行以及部分县级支行，相对于广大农村，其覆盖面过于狭小。而且，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在逐步缩小，在经历了委托农业银行代理业务、自营业务之后，把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专项贷款和粮食企业附营业务贷款划归了农业银行，成了专门从事农副产品收购的全封闭管理的银行。如图2所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1994年成立接收从中国农业银行划转的3500亿元贷款后，三年内贷款余额从3500亿元猛增至1997年末的8638.08亿元，专营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后贷款缓慢下降。

农村信用社偏离服务三农的宗旨。当前我国农村不存在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对社员贷款的程序与商业银行基本相同，贷给谁、贷多少、抵押担保程序均由信用社主任说了算，偏离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宗旨，几乎不存在“社员”的概念，农民也从来不认为信用社是一种农民互助性的信用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把信用社当作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某类附属机构。

第二，农村金融机构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由于利率没有理顺，邮政储蓄转存人民银行的利率实际上高于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需要付出调查、审查、检查以及贷款催收等巨额成本，且需承担贷款损失的风险，并按规定缴税；而邮政储蓄的收入来自转存人民银行的利息收入，无任何风险，实现利息收入无需成本，无需缴税。转存人民银行利息收入和储蓄存款利息支出之间的巨大利润空间使得邮政局高息揽存现象严重，具有比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大得多的吸存能力。如图3所示，邮政储蓄从1994年末的994亿元快速增长至2004年末的10787亿元，其中来自农村的存款从1994年末的339亿元增至2004年末的3768亿元，农村邮政储蓄始终占邮政储蓄的1/3。而邮政局不放贷款，全部资金流入城市，加上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从农村抽走的资金， “每年从农村倒流进城市的资金6000亿元，平均每个县流出的资金为3亿元。”

第三，农户贷款利率大大高于其他贷款，导致获取信贷资金的成本不公。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存款实行统一的利率，贷款则区别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利率。农户贷款利率一直实行高出法定利率30％～50％的政策，1996年5月1日调整利率时，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贷款利率“农村信用社上浮幅度为40％”，1998年10月31日规定“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各商业银行根据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均按照所有制的不同，区分国有、集体、个体和农户贷款，实行不同的利率，农户贷款都是最高的利率。按照商业化经营的原则，由于农户贷款数额小，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实行适当的利率上浮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农村信用社是合作性的金融组织，是农民入股组建起来的，设立农村信用社的目的是实现互助融资，而非利润最大化。而且，“根据WTO的黄箱政策，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可目前我国政府的黄箱政策补贴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3％，也就是还有5．2％的补贴空间可用。2001年农业总产值为26180亿元，3.3％的补贴是864亿元，如果提高到8.5％，补贴总额可达2225亿元，比现在的水平增加1361亿元。农民每人可多获得171元的转移收入。”既然财政不能拿钱补贴农业，那么，理应通过调整税收等政策，使农民以较低利息获得贷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问题。假如把完全商业化的金融服务形式引入农村，那么，由于银行资本逐利的本性，困难群体很难得到充分的金融服务。

第四，农民贷款难，催生了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农户贷款具有服务面广、贷款户数和笔数多、金额小的特点，从规模效应和管理的角度出发，农村金融机构不愿发放农户贷款。如表一所示：1994年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后，农业类及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由7.87％激增至1997年的11.15％，随后农业类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逐年下降，至2005年已降至9.98％。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先供应于经济中的某些产业部门是中国有选择的信贷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投放于农村地区的贷款总量，扶贫贷款和支农再贷款的占比自1995年以来不断上升。如果不考虑扶贫贷款的快速增长，1996年以来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信贷资金的递减将更加引人注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似是表面的，因为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基本与农业、农户无直接关系，而主要与国有农业经营机构和乡村工业企业开展业务往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团体的某些成员可以从商业银行得到信贷支持，但是中国没有这类农业信贷来源。”农民对贷款的强烈需求和难以从正规金融渠道得到贷款的状况，一方面，农村金融的真空状态，以及严重的资金流失加重了农村资金供求比例的失衡，使得高利贷有了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农户、农业对金融的迫切需要，使得高利贷在全国农村盛行。“从贷款的比例看，非正规的大概要占三分之二以上，而正规的大概占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农民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只占农民贷款的1/3，而借高利贷则占了农民贷款的2/3。农村高利贷盛行的现状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迫切需要发展农村金融来压缩高利贷的生存空间。

第五，农村迫切需要大量资金，而全国商业银行存款却大幅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就出现了存差现象，而且存差逐年大幅增长。

到2006年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余额32.8万亿元，贷款余额22.1万亿元，存差达10.7万亿元。一方面，银行业存差已经达到了10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流动性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奇特现象。

三、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支农力度。只有理

顺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的资金关系，才能形成农村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增加农业的信贷资金投入；只有发展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才能逐步满足农业现代化对信贷资金的要求。必须对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农村信用社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放宽民间金融的准入条件，建立起合理有效的运行机制，强化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形成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力。

其一，着力强化政策性银行支农作用。政策性金融肩负着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使命，利用政策性银行支持农业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纵观国际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其基本职能就是配合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重点支持国家确定的重点行业和产业，以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目前的功能发挥不足，仅作为发放和管理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银行，其他作用发挥不够，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政策性金融的做法进行调整改革。要把农业发展银行办成真正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总的方向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真正体现政府农业经济政策取向。农业发展银行要按“贷得出、收得回”的金融方式运行，但不以盈利为目的，不能与商业金融竞争。凡是商业银行愿意发放贷款的项目，农业发展银行要退出。凡商业银行不愿发放贷款但能收回本金的项目，农业发展银行必须去做。同时，农业发展银行应该努力探索如何发挥国家干预和调节农村经济的重要工具作用，怎样弥补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如何与商业性金融互为补充，怎样运用政策性金融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带动商业性金融较好地满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对资金的需求，扶持支柱产业的形成，怎样利用高科技，加强信息功能，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真正发挥政策性农村金融对农业的调节和保护作用。农业发展银行还应探索组织结构创新模式，解决机构、人员与业务差异问题，不断探索业务创新问题，扩大收购贷款范围和金融服务范围，目前至少要将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专项贷款和粮食企业附营业务贷款从农业银行划转回农业发展银行，使农业发展银行真正担负起应有的职责，同时解决农业银行政策性经营与商业性经营不分的问题。

其二，加大商业性贷款的支农力度。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支持农业发展是农业银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观点有待商推。按照商业化经营的原则，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是不负有直接的支持农业现代化的责任的，因为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事实上，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范围早已没有明显的区分。如果中央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指令农业银行发放农业贷款，则会回到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职责不清的老路。因此，要求农业银行发放支农贷款，国家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引导国有商业银行发放支农贷款。例如，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区分不同的贷款种类，按照产业政策的不同，实行不同的税率，减免农村贷款利息收入的税收；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增加对商业银行低息的农业资金再贷款等，让商业银行觉得发放农业贷款有利可图，因而把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开放邮政储蓄自主运用资金渠道，让市场资金运用的利率水平约束邮政储蓄的吸储行为，邮政储蓄自主运用的资金可以购买国债，也可以购买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特别是购买农业发展银行的债券，允许邮政储蓄参股农村信用社，把农村资金运用到农村。同时，商业银行只有认真分析经济金融的发展形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不断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才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和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加大，农村商品生产日益活跃，农产品销售不只是在国内市场，也瞄准了国际市场，工农业生产在交叉，加之新技术、通讯网络的应用，整个农业的概念在扩大，农业现代化必将迎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必须抓住这个契机，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占有应有的市场份额。

其三，放宽农村金融的准人条件，按合作制原则培育新的合作金融组织。尽管我国一直未出现过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但这绝非意味着我国不需要合作金融。现实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呼唤合作金融为农民提供信贷资金。农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其资金需求量小又比较分散，农行、信用社等不愿对其发放贷款，而农户对信贷资金的需求量虽小但时间性很强，如果不能及时方便地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农户便会失去市场机会，从而使他们的盈利能力降低。因此，在当前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商品生产处于主导地位的农村，只有“自助互惠”的合作金融才能成为农村金融的主体。对农村分散而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民来说，通过自愿的联合实现资金互助是一种必然选择。如果农民、农户没有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为其服务，则大量农村金融市场的真空，就可能被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灰、黑色金融去填补。因此，应当从农村的现实需要出发，发展农村合作金融，重新构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重新发育新的真正意义的合作金融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入，不仅要求允许民间金融的进入，外资金融机构也可以介入。农业现代化资金需求缺口大，为中外金融机构介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广阔的业务拓展空间，农村经济市场日渐活跃，既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效益增长点，也为农业企业选择金融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亦如市场是开放式的，农村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樊篱，只要交易双方达成共识，便有了自己的市场，在外资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研究分析后，必然会选择最佳切入点，参与农业市场的竞争。

其四，发行政府债券，筹资支持农村。1994年，中国银行业由贷差转为存差，十余年间，银行业存差已经达到了10万亿元人民币之多，目前流动性严重过剩。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在于，社会信用秩序极度混乱，放出去收得回的贷款对象很难寻找，而银行资金的使用是以偿还为前提的。可以考虑将这一部分资金转化为新农村的建设资金，但农村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一般难以偿还，或者偿还周期较长，风险较大，银行资金难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直接资金来源。解决银行业流动性过剩和新农村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这一突出矛盾的办法是：发行新农村建设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券，由中央财政或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由政策性银行发放，按商业原则运作，将筹集的资金运用到新农村建设之中去。

作者：田卫民

金融改革与新农村建设论文 篇2：

２００６年新农村建设进展及２００７年工作重点

2006年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发〔2006〕1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在自然灾害较重的情况下，粮食生产连续第3年稳定增产，农民收入连续第3年较快增长，农村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农村面貌继续发生明显变化，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局。

一、2006年新农村建设取得良好开局

（一）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指导

按照中央提出的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搞好总体规划的要求，2006年，各省（区、市）都下发了贯彻落实中发〔2006〕1号文件精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意见，陆续编制完成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规划，并调整充实了新农村建设的领导机构，各地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工作，全国上下形成了关心、支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浓厚氛围。一些地方还对农村干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培训，宣讲中央文件精神，引导新农村建设健康有序发展。有关部门也结合自身职能，出台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工作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性意见，重点从抓好规划工作、加强分类指导、增加资金投入、加大投资整合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做好试点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对地方发展改革委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加大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

按照中央提出的全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的要求，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预算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调整投资结构，切实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2006年全年用于农村建设的中央投资超过600亿元，所占比重较上年继续提高，其中用于粮食生产、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公路、农村沼气、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资比上年大幅度增加。地方各级政府也普遍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据初步统计，2006年，全国约有2/3的省份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比上年增长20%以上，个别省份增幅超过了40%。

（三）着力解决农民最急需的生活设施

紧紧围绕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设施，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抓好“水、路、气、电”四件事。为确保“十一五”期间解决农村1.6亿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国家加大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力度，2006年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中央投资比上年增长2倍，当年可解决近29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安排农村沼气工程中央投资比上年增加15亿元，新增农村沼气用户约260万户；加大农村公路建设投入，支持西部地区县通乡油路改造和东中部地区乡通村油路改造。国家还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无电地区电力设施建设，完善中西部地区农村电网。

（四）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继续大力支持粮食生产。2006年以来，继续加强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加快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启动了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基本口粮田建设，加快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对中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省大型排涝泵站进行更新改造。继续实施种养业良种工程和植保工程，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林牧渔各业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年粮食总产量预计达到4.9亿吨以上，在前两年累计增产粮食5000万吨的基础上继续稳定增产。

（五）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增加，明确提出要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3年内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0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96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标准分别由10元提高到20元，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4880万学生全部享受免学杂费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认真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有条件的地方正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六）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各地、各部门继续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2006年，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继续扩大。中央财政还安排125亿元资金，对种粮农民生产资料增支部分实行综合直补，补贴范围扩大到全国31个省区市。继续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农民种粮收入预期。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农资生产和市场，继续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控，深入开展化肥等农资市场检查，稳定农资价格。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保障农民工各项合法权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农民务工收入继续提高。预计全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量有可能接近200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比上年增加300元以上，实际增幅超过6%，是继2004年和2005年之后，连续第3个农民收入增幅超过6%的年份。

（七）农村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综合改革的新阶段。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对下一阶段做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做出具体部署。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国务院对进一步完善改革政策措施，健全体制机制，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提出了具体意见。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农业保险试点稳步推进。国有林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国家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积极推进支农投资整合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推进县级政府支农投资整合的指导性意见，明确了“规划先行、加强衔接、统筹安排、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务求实效，突出重点、先易后难”的整合思路，并在全国确定了50个整合支农投资试点县（市），支持和鼓励试点县（市）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创新体制机制，目前各试点县（市）工作进展顺利。积极探索在新农村建设领域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建后管护，落实管护责任，努力改变重建轻管现象。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新农村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将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庄建设，注重形象工程，没有抓住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个根本；一些地方急于求成，提出了要在3—5年内建成新农村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一些地方不注重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广大农民的参与度不够、热情不高，个别地方还借新农村建设之名，随意调整农民土地，动用农民宅基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引导和克服。

二、2007年新农村建设工作重点

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明确了2007年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2007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为着力点，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稳步向前推进，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投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更加和谐，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的进展。

第一，继续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主要靠天吃饭的基本状况还没有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仍没有根本扭转，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为此，要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各级政府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2007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努力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引导农民和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要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方式，继续加大支农投资整合力度，抓紧建立支农投资规划、计划衔接和部门信息沟通工作机制，努力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强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继续实行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和范围，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

第二，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区域化布局、优质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水平大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科技水平不断得到增强，但我国人多地少，农户经营规模小而分散，农业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投入来实现增产的外延型、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48%，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70—80%的水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30%多一点，比发达国家大约低了50个百分点。综合机械化水平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7年，要继续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目标，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积极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应用，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继续建设国家大型粮棉油生产基地，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和区域布局。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支持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及中部排涝泵站建设，加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力度。继续实施种养业良种工程、植保工程、沃土工程以及旱作农业节水示范工程。继续实施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加强对农民建设现代农业的引导和示范。在促进粮食稳定发展的同时，发展健康养殖业，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推进生物质产业发展。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启动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工程。

第三，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步伐。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公共服务滞后，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长期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要坚持从最有利于农民、最需要解决、最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入手，明确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优先序，因地制宜地加大支持力度，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2007年，要继续抓好水、气、路、电建设。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力度，优先解决人口较少民族、水库移民、血吸虫病区和农村学校的饮水安全，确保“十一五”农村饮水安全任务如期实现。继续加大农村沼气投入，积极发展适合各地特点的农村清洁能源。支持县乡公路改造和通村道路建设，逐步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筹资建设和养护机制。抓好中西部农村电网改造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落实城乡同网同价政策。同时，加强生态建设，加大村容村貌治理，建设整洁、舒适、文明的农村人居新环境。

第四，继续抓紧解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加快扭转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2007年在全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提高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寄宿学生生活补助标准。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继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加快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继续做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加快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要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积极探索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培训和权益保护，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阳光培训工程，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强化新农村建设的人才支撑。全面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五，不断创新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逐步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必须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扎实推进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保证。2007年，要继续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逐步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任务，加快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继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业保险。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探索确保农民现实利益和长期稳定收益的有效办法，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支持国有林场改革和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搞好水权制度改革，推进农垦体制改革。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继续加快推进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胡恒洋、刘苏社、张俊峰、邱国军、蔡平）

金融改革与新农村建设论文 篇3：

我国和谐新农村建设的系统思考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社科重点项目研究基金（06ZS66）;上海水产大学引进优秀人才科研基金

（K06-37）。

［作者简介］蒙少东(1959-)，男，河南南阳人，上海水产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食品经济管理系主任，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农村经济管理、战略管理。

［摘要］ 在分析我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和谐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并结合国情，从以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为和谐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努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和地方各级财政扶持农村发展的力度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比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和谐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和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基本状况；必要性；和谐新农村；对策建议

［

遵循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同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断提高党和国家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动员力，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和实现文明执政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更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和真实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该看到，在经济总量实现跃升的同时，社会内部的各种利益冲突也逐渐浮出水面。贫困阶层与弱势人群的出现、两极分化及其间不同程度的矛盾，不仅干扰着我国的社会稳定，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本身构成了威胁。因此，尽快把注意力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社会和谐，意义十分重大。显然，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毫无疑问应包括广大的农村地区及其内、外部的和谐。农村的和谐有赖于和谐新农村的建设效果和成就，而建设和谐新农村要做的工作很多，有很多具体的要求、任务和指标，其中和谐应该是首要的指标。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与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战略在现时段的重新调整和根本转变，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和决定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举措的实施无疑会对形成全体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我国农村的基本状况

截至2006年底，我国有201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其中1636个县，374个县级市，县以下有38000个乡镇。目前，全国尚有590个国家级贫困县，14.8万个重点贫困村，按我国2004年颁布的人均年收入668元的贫困标准，全国有26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2300多万属于绝对贫困人口；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1美元的贫困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将超过1亿。这些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程度高，分布集中，有明显的地理群集性。全国400个最不发达县的分布区域从北到南为：齐齐哈尔周边及嫩江流域地区、努鲁尔虎山区、太行山区和吕梁山区、黄土高原区、康藏、青藏区、秦巴山区、南疆地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九万大山、广西、贵州石灰岩地区、横断山区及滇西地区、四川乌蒙山区、大凉山区以及滇东北高原地区、滇东南地区。另有极少数不发达县分布于鄱阳湖湖区、伏牛山区、赣南山区、皖南山区、五指山区等。与周边地区相比，这些贫困片区明显落后，但其内部较为一致。在上述贫困县中，有100个是革命老区县，43个是陆地边境县，262个是少数民族县。这些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到革命老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关系到我国边境是否稳定、各民族能否和谐共处，对全国和谐社会的实现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贫困地区要特别重视社会和谐稳定，要避免出现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和其他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除了贫困问题的困扰外，发展滞后，增长困难，缺乏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生态脆弱，环境恶劣，灾害频繁，人和自然矛盾尖锐，抵御风险能力弱，教育、卫生、科技、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也是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看与城市地区相比大约落后10年，在收入、饮用水、电力、交通、通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与城市有较大差距。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缺乏活力，投资不足，自我发展能力差，经济结构单一，产品缺乏竞争力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致使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累积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向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农村的凋敝，农民的贫穷，势必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成为我国和谐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置。

二、建设和谐新农村的必要性

1.建设和谐新农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培育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条件较差，经营管理粗放，农业生产的生产效率和市场化程度低，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加快和谐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改善和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推广良种良法，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和产业化水平，教育和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资源利用水平。

2.建设和谐新农村是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曾经长期困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三农”问题依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把蕴藏在农业内部的潜力充分地挖掘和释放出来，通过新农村建设，大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增产增效、提质增效和节约增效；其次应加大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3.建设和谐新农村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和谐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实现广大农村的社会和谐。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逐步改变目前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文化短腿”局面，促进上述问题的尽快解决。

4.建设和谐新农村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实现小康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该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因此，只有以和谐新农村建设来统领“十一五”时期的农村工作，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道路，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才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削弱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全社会的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让广大农民也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洁净方便的饮用水、清洁的燃料、整洁的厨房、舒适方便的卫生条件和平坦的道路，最大程度地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系统思考与对策建议

1.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以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为和谐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教育和培养大批面向未来农村发展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基本保证。新型农民是指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一定的农业或其他技能，并能实现知识自我更新、技能自我提高的农民。培育新型农民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应扶持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逐步改变长期存在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决定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各种技术手段和实施程序的成败。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方案制订和制度设计中，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需要更大的智慧、更新的理念和更足的勇气，要从战略全局出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大地方政府用于和谐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以确保和谐新农村建设健康有序地顺利进行。否则，建设和谐新农村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更无法实现全社会的和谐。通过建立依靠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和谐新农村的工作机制来推动和谐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要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通过艰苦奋斗来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新农村的“20字”目标，是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于一体的综合建设目标，需要有组织有领导地推进，而推进的动力应该是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关键就是要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农村各级党组织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体制、新任务的要求，在基层党建工作的思想观念、组织设置、队伍建设、工作制度、领导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不断提高基层组织建设水平。要打破过去以自然村建立党组织的传统做法，围绕产业发展和新型经济组织发展建立党组织；通过组建党群共富产业链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经纪人与中介组织作用；实施党员“创业富民”工程和对无职无位党员设岗定责，为党员在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新作用提供有效载体，彻底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信息不灵不敢富、新技能不懂不会富、实力单薄不能富”的“三不”问题。

2.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的本质就是农村综合经济和直接面向“三农”的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缩影。就我国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主要矛盾是农业资源共享水平低，基础设施较差，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需求不旺，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两种体制摩擦激烈，转换成本增加等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增收难，以及诸如农村社会稳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实践证明，县一级是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的交汇点，由于县域经济具有一定的决策自主权，本身经济功能比较完善，改革易于在此突破，因此也应该是很多问题得以解决的突破点。所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农村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县域经济运行要以改革为动力，通过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全力推动和谐新农村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和谐新农村建设之路。正是从这个视角，我们认为发展县域经济是破解“三农”难题的突破口，是建设和谐新农村的关键。只有发展好县域经济，才能解决我国农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才能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保证经济、生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有利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好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出发点和归宿。如何发挥广大农民在和谐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键是要确保农民在和谐新农村建设中短期实惠、长期受益，从而激励他们在国家政策扶持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建设自己的幸福家园。因此，和谐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农业产业化为依托，以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为根本，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全面提高农村综合生产能力，为和谐新农村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进而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应把和谐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和谐新农村建设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让农民收入得到更快地提高。其次应将和谐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结合起来，使和谐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让农民分享更多的社会福利。同时还要把和谐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民主决策结合起来，使和谐新农村建设过程成为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化的过程，切实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4.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和地方各级财政扶持农村发展的力度。在当前体制下，我国村级组织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特别是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全部取消以后，原有的农村收费项目被取消，新的收入来源尚未找到，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村务正常运转和村干部误工补贴都不够，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可见，和谐新农村建设的最大瓶颈就是资金的不足。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没有农村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人居环境的根本改善，没有科学化的管理和良好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培养是不行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足够的资金作支撑。因此，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家财力的大幅增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理念和措施应该逐步加以落实并付诸实践。通过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向农村倾斜的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等措施来支持和谐新农村建设事业。今后，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也应主要用于农村，以改变目前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中占有比重过大的情况，扩大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扭转靠“以地生财”增加地方政府财力、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的釜底抽薪倾向。

除此之外，还应该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借鉴吸收世界上多数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利用长期的政策融资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成功经验，为来自各方面的投资主体创造良好的和完善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和谐新农村建设资金。

总之，国家要通过税收、公共财政、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四大手段，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要通过税收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在教育、卫生、医疗、低保、住房、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和压力。这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社会人群、不发达地区加以扶持，平衡过大的经济差距。再就是建立安全的社会保障网，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做好这些工作，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治安才能从根本上好转，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5.和谐新农村建设要在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需要在巩固以往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同时，积极推动农村的综合改革。应该说取消农业税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取消农业税导致地方各级财政收入的减少，又促使农村原有的深层次矛盾凸显出来。如何遏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卷土重来，避免农民负担反弹，怎样从财力上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等问题，都与农民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不断巩固和强化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涉及面更广、层次更深的农村综合改革。尽管国家已在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增加了中央财政对农村建设资金的扶持力度，但县、乡(镇)、村在对这些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上问题不少。如对中央财政下拔的支农资金的管理、分配、使用存在着多头管理、“部门寻租”、支出结构不合理、随意挪用挤占和资金使用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应在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上，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安排，如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广项目指南、标准文本、专家评审、集中采购、资金报账等一系列制度，实行财政支农资金规范、透明运作，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要认真处理好增加投入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引入涉农建设项目的民主决策机制、建设资金的筹集和融资机制、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机制等。与此同时，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上也应该加快探索和研究，力争在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加强村级民主选举，实现乡村干部队伍消肿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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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国燕]

作者：蒙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