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第一篇：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模式

摘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明确建设目标，合理定位建设模式。本文在评述目前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上，从湖北老河口市农村社区建设经验出发，侧重于从实践的角度解读老河口实践的经验与启示，进而对老河口实践进行总结，拟建构“两型”社区这一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模式。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目标，合理定位、适时创新建设模式，探索和选择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认真研究并审慎地回答这一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给予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对湖北省老河口农村社区建设典型经验的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区的目标定位和模式选择、创新问题，探索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依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而定位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这对于正处在初步探索和发展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引向深入，落到实处，具有重要意义。

一、已有的实践模式及其研究评述。

我国近年兴起的农村社区建设，虽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但已在各自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一)、江西模式：“一会五站”。

作为欠发达省份的江西是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块试验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农村社区建设的落脚点放在了自然村落，摸索出了符合江西农村特点的建设模式。“一会五站”是江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核心，具体而言,是在村落社区中成立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老教师、老复员军人和无职党员为主体，热心村落社区建设的志愿者参加的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通过志愿者协会下设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公益事业服务站和科技信息传递站，组织村民开展各类活动。在村落社区建设中，强调坚持自愿参与、量力而行、服务村民、互帮互助、形成合力、公道正派的原则，社区建设不背负任何的硬性任务、指标，也不给村民添任何麻烦。

(二)、秭归模式：“组织再造”。

杨林桥镇是湖北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典范。杨林桥镇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受到当地运行良好的“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组织协会的启发，杨林桥镇领导人提出了划小村级管理单位，撤销村民小组改建社区的工作方案。“组织再造”是秭归杨林镇社区建设模式的内核。

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一4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互助组生活 - 生态”庭院农业生产循环。所谓庭院经济，指的是农民以房前屋后的土地、水面和空间为基础，充分利用庭院设施等优势，从事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

近年，老河口各地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庭园经济模式：一是养殖型庭园经济，因地制宜推广以猪、牛、羊、鸡、兔为主的养殖型庭园经济，推动农村养殖业发展。温岗村引导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草地资源发展庭园养兔，每户平均养殖30只种兔，每年为农户增收1000多元;

二是种养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农业循环生产。在273户建有沼气池的柴店岗村，推广户平圈养3一5头猪、1个沼气池、70一140平方米菜园的“猪沼菜”庭园经济模式，形成了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链条模式，每年节约农药化肥250元，出栏6一10头肉猪，种3茬蔬菜，可为农户增加收入3000元;三是长短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立体农业。指导农户充分利用庭园空间，推广长短结合、高矮结合的种植模式，使农户房前屋后花果飘香，不仅形成了“林在村中、村在林里”的良好生态环境，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农户增收 2000多元。

(三)、“三位一体”，繁荣社区文化，培育社区归属感。

第一，培植农村中心文化户。老河口文化中心户建设采取“1 + 1”或“1 + X”的模式，即一个“文化科技屋”加一个商店、或一个诊所、或一个加工厂等经济实体，以商养文、文商互补。让农户自主经营，依托实体发展，赋予了“文化科技屋”和“文化中心户”强大的活力。李楼镇柴店岗村村民王宗岭开的小商店原来只是卖些日用品，生意一般，自从办成了“文化中心户”，在村里的扶持下，他买了很多科技文化书，免费向村民开放，村民隔三岔五就到他那里去，看书、借书，交流各方面知识，营业额也随之增加了上千元。如今，老河口农村，像王宗岭这样的“文化中心户”成了农民学习的课堂，甚至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农村未来农村图书馆建设的新路。

第二，建设社区文化平台。2007年来，老河口发展文化科技中心户115个、农家书屋4个，兴建标准化村文化活动室5个、村级文化体育场7个，电脑、图书、音像资料、健身器材、报纸杂志在社区扎根、留在农民身边，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发生与发展。计划到“十一五”末，老河口100%的乡镇建有符合标准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60%的乡镇达到文化先进乡镇标准，98%的村建有村级文化活动室，100%的村有文化中心户;85%的乡镇建有体育健身中心和体育指导站，50%的村建有体育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载体、文化大舞台将得到有力搭建。

第三，开展特色活动，增强教育实效。老河口积极推进“孝心献老人”、“文明市民”、“星级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大力推进“文化中心户”、“美德在农家”、“政策、道德、法律、文化、科技、卫生六进家”、“婚育新风进万家”以及生态文明村、文明城镇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普及文明行为常识，增强农民文明意识，在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培育了农民的“生活共同体”理念以及社区归属感。

二、河口社区建设的绩效及经验。

老河口经过两年的农村社区建设，形成了宝贵的举措与经验，与其他的社区建设模式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挖掘内部资源，低成本建设农村社区。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需要投入相应的人、财、物开展社区建设，“等、靠、要”、完全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负债累累也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农业部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村级负债1483亿元，平均每个村负债20万元。 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给村一级一定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村干部的工资和必要的办公支出，几乎没有其他机动的开支。

(二)、贴近农民生活，激发农民参与在社区建设中，长期以来导致的政府包办、代办倾向以及农民参与的被动性，再加上农民自身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人微言轻”、“边缘化”使他们往往远离社区建设。正如美国社会政治学家安东尼·奥罗母所言：“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大多数社区农民的弱势降低了其参与社区建设的效能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依靠农民，凝聚农民的建设动力，不然的话，类似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由于忽视底层民众的动员和参与而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现象很可能重演。

(三)、倡导生态发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违反客观规律而任意活动，那就一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正如有关学者所言，“生态规则是明确无情的：大自然必须受到保护，否则我们人类将灭亡”。 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类居住与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区。

(四)、坚持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结合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具备经济基础的社区文化建设才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行动，否则的话，即使偶尔产生文化建设轰动效应，也只不过是表面光鲜，实际价值甚少。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研究表明，文化贫困及其产生的贫困文化往往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增长相结合，在建设农村社区文化的过程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培育农民的创新创业精神等现代观念，也可以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村经济的增长也可以为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提供持续发展的充足财力。

老河口农村社区将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文化繁荣结合起来。现代农业与庭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区经济致富，给社区居民带来的看得见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建设社区文化的热情;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中，摒弃抽象的文化建设，结合农民迫切的生产生活需求，在文化活动的开展中传播农村科技、法律、卫生等知识以及党与政府的相关政策。农村社区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辅相成，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让社区文化建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结论：“两型”社区的创新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老河口社区建设模式创新的启示意义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老河口实践做进一步的发掘和阐释，并建构一种新的建设模式──“两型”农村社区，这对于明确农村社区的建设方向、模式定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型”农村社区是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或“标准的”个案、模式视角，而以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为着眼点，对其当前与未来发展的若干定位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去把握一般事实和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尝试性提出的社区建设模式框架。“两型”农村社区是针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和模式创新问题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资源节约型社区是指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建立在资源稀缺、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在政府投入、村庄公共收入以及农民自身收入有限的背景下，建设农村社区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并尽可能“低成本、高收益”地建设农村社区;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是指农村社区的发展以人

为本，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健康、环保和谐为主旨，追求一种人的生存、社区经济和社区发展与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的友好方式，从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农村社区建设框架下把二者的内涵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即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

要澄清这些概念，发现其重要的和连贯的意义，只有借助对观察对象的逐步分析。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全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风俗习惯等不尽相同，以及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距，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有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村庄的模式，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在应然与实然层面上都是多元性的现实与实现。因此，我们对模式的理解就不能陷入误区，即认为模式就是供模仿、复制的榜样或典型。事实上，从发展模式的定义来看，任何一种被总结出来的模式，都有其典型性与特殊性，都是与特定的主体相对应的。对模式的分析，其意义主要在于从经验事实中加深对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他人模式来反思和分析自身行动的合理性，以便针对自身的实情，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笔者通过对老河口实践的总结与分析，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两型”农村社区的意义便在于此。

关键词:农村社区;“两型”社区。

第二篇：“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资助、清华经管学院主办的为期三年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首年研究工作已完成，成果研讨会于12月2-3日在清华举行。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甘肃省政府省长助理陈有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言，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何建坤教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郑海泉致辞。汇丰与清华于今年3月18日就项目合作正式签约，由汇丰赞助清华1000万元进行为期三年的农村金融研究

当前，中国政府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政府规划的首位， 而此研究项目的目标即是支持中国政府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此项目还着眼于让600位清华学子有机会深入农村，增强对中国农村地区的了解，从而帮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何建坤教授说：“汇丰支持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对国家、农村和农民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清华经管学院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积极的组织和实施。该项目不仅有助于学生们了解中……

汇丰银行主席郑海泉说：“汇丰通过与清华大学的合作来支持中国新农村的建设。我们的合作项目得到银监会及各级政府的支持。清华师生不畏艰苦，深入农村，获取了一手资料。 汇丰北京分行的员工也组成了志愿者队伍，参与农村调研，从而深切感受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与清华大学更紧密地协作，以确保这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第一年的研究任务已基本完成，主要工作包括：组织了170名本科生分赴青海、新疆、甘肃、河北四个省区的29个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实践与调研活动，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了四省的农村金融现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及教育水平;同时根据项目的总体目标，设计了由教师为主承担的专题研究，包括：农村金融市场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设计、商业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模式研究农村“小额贷款”可行性研究、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研究、商业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相关政策建议、商业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研究等七个子课题，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并结集出版。

此次研讨会共邀请40多位农村金融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各地政府官员参会，与项目研究的师生们共同就项目阶段性成果进行交流研讨，对研究报告进行修改完善。通过此次研讨会的召开，项目第一年研究成果的水平得到巩固提升，产生一些具有实际政策意义的建议，并为项目第

二、三年的研究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础。

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2006年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

⑴ 农民对突发支付性需求的低应对能力、农业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增加非传统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需要的资金投入都决定了农民对贷款的迫切需求。本次调查中，需要贷款的农户占调查总户数的63.8%;贷款需求的最低数额为20元，最高数额为500万元，中间值为10000元。可见，小额贷款是农户最为迫切的需求。

⑵ 农民收入低和抵押品的缺乏导致农民的贷款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虽然66.9%的农户可以得到贷款，但是其中51.3%的农户的贷款需求是由非正式途径(主要是亲友互借)提供的。可见，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渗透率和覆盖面远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

⑶ 商业银行吸收了富裕农户的存款(18.4%农户)，给予农户的贷款却很少(4.5%农户)。可以说商业银行退出了农村的贷款市场，却没有退出农村的存款市场。

⑷ 农户从正规金融得到的贷款额度与家庭收入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3。所以，正规金融的贷款服务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扩大了农民的收入差距。…… ⑸ 农户贷款最重要的原因是补充生产与经营成本，占需要贷款农户的45%，其次是治病(占17%)和子女教育(占13%)。所以，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解决农民的医疗和子女教育问题，可以有效地缓解农户的贷款需求。……

⑹ 非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水平明显高于正规金融，使得低收入农户的最终加权利率水平为14.5%，少数农户支付的利率水平达到30%。但是没有一个农户因为高利率而产生民事纠纷。高收入的农户愿意接受高利率和实际接受高利率的比重都大大低于低收入的农户，说明低收入农户看重的主要是信贷的可得性。如果利率水平提高，将减少一部分高收入农户对借款的需求，增加对中低收入农户的供给。即，利率水平提高或自由化可能使得中低收入农户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

⑺ 信用社的农户小额信贷中对高收入农户有高覆盖率，实际覆盖率和毛覆盖率分别为49%和92%;随着收入水平的降低，信用社的覆盖率有明显下降，对收入水平低于3000元的农户，两个比率分别下降为58.3%和31.5%。信用社这种啄序的结果使得大部分中低收入农户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融资支持。

⑻ 信用社的贷款啄序还体现在对不同的贷款主体实施不同的贷款配给标准。在信用社的小额信贷中，贷款的上限水平在5万元人民币左右。而能够获得较高数额贷款的农户通常是高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基本无法获得较高数量的贷款。在信用社的贷款实践中，大多数信用社并没有有意识地、明确地制定主要向高收入农户贷款的政策，但在“信用村”和“信用户”的确定中、在“信用等级”的评定中，农户收入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使得高收入农户可以获得较多的贷款数量。而对于低收入农户，如果可以从信用社获得贷款，其贷款的数额往往较低，仅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数额。所以，对于低收入农户，小额贷款只能帮助他们维持生计，难以帮助他们走向富裕。

⑼ 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农村信用社尚不能完成满足具有广泛、持久的小额信贷需求的任务，实际上也不具有农村金融领导者的地位。为了满足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放宽市场准入，放松利率管制，将其纳入金融监管系统，形成多种机构、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可能是有效地提供金融服务和缓解农村金融抑制的途径。

⑽ 从技术层面讲，金融机构通过小额信贷的发放，逐步建立农户的信用等级评估制度，为最终实现较大额度贷款的信用发放创造条件，是一条可行的扩大农村金融的覆盖面，同时使得金融机构具有可持续性的途径。

第三篇：韩俊谈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要着眼于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大幅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在理

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伴随这一进程，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我国是通过国家强行征用的方式而非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过来，然后把土地转让给新的用地者，用于城市用途。而且这种转化通常是被垄断的，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是非常鲜见的。国家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农民在得到一定补偿后，便永久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批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据估计，目前中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高达4000万—5000万人。国家强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必须完善有关法律，保证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动用征地权。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必须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根据现行法规，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而且不一定涉及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就我们国家的财力来讲，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必须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

为此应该切实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过去我国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城市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农村的发展，农业和农村很多问题的解决，更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带动和反哺。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40%，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则在70%以上。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比较乐观的预测是，按照1995年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4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0.6%，2020年达到65%;较为保守的预测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0.9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6.3%

，2020年达到55.2%。从就业结构看，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按每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计算(1981—2001年的20年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年平均下降1.3个百分点)，到2020年，农业就业比重将由50%下降到35%左右，产业与就业结构偏差将进一步调整。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推进城镇化一定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是城市带动农村的最重要的体现。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重视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城市政府应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进城农民视同常住人口对待，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要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后，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应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目前，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会落空。

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即使这样，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把过去乡镇用于发放教师工资的资金上收到县财政，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这种做法对保障教师工资发放有明显的效果，但这项政策从总体上看仍囿于现行体制框架之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问题。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后，学校公用经费依然严重不足，预算内补助虚列现象普遍，危房改造资金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教育债务负担沉重，偿还难。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把农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实现政府办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农村卫生事业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医疗价格不断攀升，农民医疗负担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普遍。从调查看，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全部调查农户中，医疗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8.5%，大病户家庭则占了30%左右。目前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平均补偿比例仅为30%，即使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还远远不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1998年—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由110.34亿元增长为151.16亿元。同期，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国务院已经提出，到2010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当前，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

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对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实行社会救济。要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要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不能仅仅依赖城市的带动和工业的支持。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农村最终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

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必须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在总体上还不能满足消费增长的需要，每年均有缺口，产销自给率将会下降。1996年在罗马联合国世界政府首脑粮食会议上，我国提出我国粮食自给率为95%，进口约占5%。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确保粮食安全应包括三项具体目标：一是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基本自给水平;二是通过进出口调剂、库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证粮食市场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体的食品安全。

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农村

二、三产业和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渠道。2003年我国农村有4.9亿劳动力，其中转移到乡镇企业的有1.35亿。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还将长期存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全面展开。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进一步拓展农村

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汇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第四篇：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最终版]

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中

国经济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谋划“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一年。回顾和总结过去五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深入分析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探讨“十二五”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思路和途径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

(一)主要成就

“十一五”时期，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十分困难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面对宏观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农产品市场大幅波动、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不断出现等诸多挑战，国家持续加大农业农村投入，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

1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十一五”时期前四年，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年均增产2.3%，是“八五”时期以来增产最快的时期：棉花生产再上一个台阶，年均产量达726.2万吨，比“十五”时期增加33.8%;油料生产实现恢复性增长，2008年扭转前两年生产下滑的趋势，2009年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糖料生产实现较快发展，年均增产6.6%，一举打破了“十五”时期徘徊的局面;种植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农产品生产集中度和优质品率稳步提高，畜牧和水产品生产稳步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继续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进～步优化。

2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十一五”时期前四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年均新增1369千公顷，比“十五”时期年均新增量提高20%以上。2009年，农村饮水安全人口达到6.8亿人，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全国乡镇通沥青(水泥)路率达到92.7%，比“十五”时期末提高11.3个百分点：全国沼气用户达3600多万户，比“十五”时期末增加一倍以上;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49%，比“十五”时期末提高13个百分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1%，比“十五”时期末提高3个百分点。

3 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农村民生得到显著改善。“十一五”时期前四年，全国“两基”入口覆盖率接近100%，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3%以下，广播电视、电影放映、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书屋等文化工程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村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扭转了“十五”时期下滑的局面;2009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人口达8.3亿人，补偿支出使7.6亿人次受益，分别是“十五”时期末的4.7倍和6.2倍;2009年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4759.3万人，基本实现全覆盖。

(二)基本经验

“十一五”时期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较快发展，为国民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任务奠定了基础，为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赢得了主动，也为“十二五”和今后一段时期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积累了经验。

1 坚持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是党和政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为贯彻这一指导思想，中央连续下发了7个“一号文件”，研究制定了“十一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分别就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农村基础建设等重大问题做出部署和安排，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推动“十一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2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是党和政府针对工农、城乡发展不协调和二元结构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做出的重大决策。“十一五”期间，在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措施，推动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推动城乡公平税赋、推动工农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进程，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3 坚持不断加大国家对农业农村投入力度的关键举措。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国家加大了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力度，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资金投入。“十一五”期间，从提出实行“三个高于”、“三个继续高于”、“三个明显高于”到“三个大幅度增加”、“确保三个优先”，方向更加明确，要求更加具体，力度不断加大。在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动下，2006～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3397亿元增加到8183亿元，“三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4.5%提高到17.5%，实现了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基本要求，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村较快发展。

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保持农业农村较快发展，对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具有关键作用。“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一)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压力增大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从需求方面看，“十二五”时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将呈刚性增长。一是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众多研究显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还将处于人口增长期。2009年全国总人口为13.35亿人，自然增长率为5.05%，如果以5%。的自然增长率推算，到“十

二五”时期末，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3.75亿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或从事非农产生业，农产品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二是消费结构升级和加工需求扩大带来的增长。相关研究表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加速推进，尽管人均粮食消费量可能会减少，但是，人均畜产品和水产品消费量将可能快速增长，这将导致对粮食需求大幅增加。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种的需求日益多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这些都将进一步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

从供给方面看，中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严重不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耕地面积还将继续减少;淡水资源总体短缺，时空分布不均，不少地方超量开采地下水，缺水将成为制约许多地区农业发展的瓶颈;农业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局面没有改变，台风、酷暑和严寒等极端气候现象发生的概率增加，区域性、季节性的干旱、洪涝灾害交替出现并有加剧的迹象。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逐步扩大，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任务十分繁重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十二五”时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时间紧迫、任务繁重。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与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覆盖城乡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十二五”时期，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难度加大。一是依靠农业发展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空间不大。在农业连续6年丰收、粮食产量连续3年超5亿吨的基础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的难度加大;受国内农产品供求状况和国际农产品贸易形势变化的影响，短期内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空间有限。因此，“十二五”时期通过增加产量和提高价格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难度较大。二是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呈放缓的趋势。从近几年的变化情况看，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趋势放缓，增速由2005年的17.6%逐步下降到2009年的11.2%。“十二五”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转移难度加大，这个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三是依靠政策性因素促进转移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减弱。从近年来的变化情况看，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4项补贴支出，2009年的人均水平比2005年增长了4倍多，但与2008年相比只增长16.2%，增速明显下降。今后随着补贴规模的扩大，补贴人均水平增速下降的趋势会更加明显。

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较低。全国规划内仍有1.7亿左右农村人口尚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农村部分地区农民出行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相当部分农户仍在危房居住。农村中小学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公共卫生服务条件仍较差，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养老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

农村一些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石山地区和草原牧区，由于资源条件和体制政策等方面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明显滞后于其他地区，促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也相当艰巨。

(三)城市带动农村作用不强，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紧迫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呈快速发展趋势。到2009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比2000年提高了10.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全国设区市655个，建制镇19234个，城镇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提高。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质量不高，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

首先，城镇人口增长滞后于城市空间扩张。2008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比2000年增长60%，同期城镇人口数量仅增长32%。其次，中国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半城市化”特征。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6.22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45亿人，他们既没有城市户口，又没有稳定住房，仍处于“候鸟式”迁移状态。第三，城市产业发展对农村带动能力不足，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不够，城镇化的成果没有更多地惠及农村和农民。

第五篇：影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序幕，21 世纪的新农村建设又全面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篇章。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了工业促进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正在逐渐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全面展开。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农业基础薄弱，国家保障农产品供给平衡的能力不足;2.农业发展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效益不高;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矛盾还非常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还很低，农村教育、医疗、社保水平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

根据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律，发现一般情况下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有教育水平、基础设施、信息问题、农村金融体系、土地、资本、人口等因素，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总结发现影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因素是土地、人口、农村金融，本文作者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三大因素进行分别说明。

土地因素,这里主要是说农业耕地。当前突出的问题是耕地不足,而且人均耕地占有量呈下降趋势。我国人均土地拥有量是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 / 4。我国的耕地面积按人均占有土地资源量计算,目前不足112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 / 4 ,即使与建国之初的水平相比,亦下降了3 / 5。更为严重的是,全国有1 / 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人均耕地在016亩以下。目前,人口还在继续增加,耕地仍在不断减少,形势确实严峻,令人担忧。我国地形复杂,全国土地总面积中,山地约占3 3 %,高原约占26 %,丘陵约占1 0 %,盆地约占19 %,而平原只有1 2 %。由于山地较多和干旱缺雨地区的面积较大,全国土地总面积中可用于农林牧渔各业的面积只占7 0 %多一点,可用于农耕的土地就更少,土地资源的地区差异较大。

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却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多地少,耕地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更堪忧虑的是,即使在这样一种土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现有的耕地面积仍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日趋减少。有资料统计,从1 9 7 9年到1 9 8 9年间我国累计减少耕地3 6 7万公顷,大体相当于一个山西

省的全部耕地。近年来,乱占滥用耕地,致使耕地锐减的情况仍旧有增无减,/开发区热0、/房地产热0,使一些地方出现了多占少用、占而不用、闲置撂荒的现象,造成了耕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自1 9 90年至1 9 9 3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 5 0 0万,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到下个世纪中叶,全国人均耕地将有可能降至016亩,农业发展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今天所不能完全设想到的。

保护耕地,首先是要搞好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工作,各级政府都要根据本地情况,尽快建立和划定基本的农田、粮田保护区。同时,要通过立法,制定最低限耕地保护制度,要按照全国现有人口及其增长的速率,按照生活不断得以改善的要求,按照工业对农业增长的粮食需求,确定出一个较长的时期,比较准确地算一下到底需要多少粮食,生产这些粮食需要多少耕地,并用法律形式把最低限耕地数量固定下来,这就是全国必须保有的最少耕地量。然后,再按照这个数量,逐级要求各省、各县、各乡必须保有多少耕地,最低限耕地一旦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就不得再以其他理由乱占滥用。同时,要加强对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坚持节约原则,不占或少占耕地;要加大土地管理的执法力度,解决违法批地、闲置和撂荒问题,使耕地切实得到保护。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扩大农业用地。据全国2 4 4 4个县级单位的调查表明,我国目前约有农荒地5亿亩尚待开发,这是一笔丰厚的后备土地资源,要通过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及制订一系列有利于开发的政策措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尽快把这部分宜农荒地开发出来,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有计划地合理利用起来。人口因素，人口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一是控制总量;二是提高人口质量;三是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控制总量,就是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千方百计地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到本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到2010年,控制在14亿以内。但是只有指标还不够,还要从抑制人口增长的动因上进行标本兼治。采取综合政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进一步增强全民的人口意识,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消除贫因,保护环境,提高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社会医疗服务水平和妇女儿童保健水平结合起来,改变传统的单一家庭赡养式的保障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改变传统的家庭人口再生产观念,特别是要改变农村传统的家庭人口再生产观念,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提高人口质量,必须

大力发展教育,坚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还是要着眼于农村,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开垦宜农荒地,加强农业综合开发,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是吸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导方面。当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填补城市的某些就业空位,让城市容纳和消化一部分,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有两个原则要坚持,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削弱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不宜大规模、过快地转移;二是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要适度,必须有秩序地流动,要以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搞好流动人口的就业培训,保证社会稳定为前提,防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四处窜。农村金融因素，农村金融的发展程度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表明，首先，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关系看，农村金融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和投资效率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金融规模，尤其是存款规模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源之水; 二是我国当前存贷结构配比失调限制了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而另外一个制约要素在于农村投资产出效率; 事实上，存贷结构以及投资产出比率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失血”严重的现状，而正是由于“失血”的存在，能够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可用资本相对较少，其真实的产出效应和资本的规模效应降低，进而表现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 三是农村投资效率虽影响农村实际产出，但是从当前我国农村投资产出效率的基本增长趋势来看农村投资产出效率“瓶颈”限制了其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而这源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年处于资金外流的局面，农村整体社会投资额增长率缓慢，能够最终用于农村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资本相对较少; 四是从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来看，长短期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指标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具有显著的滞后性特征。其次，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影响机制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具有显著的长短期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时变特征，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而这种调整和变化又会通过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反向作用于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