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批评张五常

我们为何要批评张五常（精选2篇）

篇1：我们为何要批评张五常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沉思录》(Meditations)中写下这样自我劝勉的话：“一日之始就对自己说：我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傲慢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和孤僻的人，他们染有这些品性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是奥勒留用以塑造理性人生态度的方式之一。但即便斯多葛主义不是你的菜，它也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对他人——无论是同事、商店老板还是爱人——保持较低的期望，当他们表现得自私、粗鲁、不体贴、有失公道或不忠时，我们也不会太过失望。如果我们发觉自己在怪某人不够理解或关心我们，我们就可以提醒自己，人往往是这样的，要怪只能怪自己期望过高。

但这样想会不会是在纵容不好的行为？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等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人往往会根据别人的看法改变自己的行为。在研究人为何会有好的表现和不好的表现方面，津巴多走在了前列。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表扬一个人慷慨，这个人下次遇到献血活动时，主动献血的可能性会提高。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别人会善待我们，并据此对待别人，他们可能会真的帮我们的忙。反过来，认定别人会让我们失望并据此对待他们，他们可能真的会表现得很差劲。以恶意揣测别人可能促使不好的预期自我实现。不过，对别人友善不一定能获得同样友善的对待。保持一点怀疑比较稳妥。

如果你做得到，那么诀窍是：想受到怎样的对待就怎样对待别人，但不要把人性想得过于美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如果遭受打击的次数太多，你就可能很难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但我们最好避免走极端——怀疑一切，这会侵蚀我们对人的信任感，损害我们诚实坦率的性情。

哲人

人类怀着某种共同的道德感，这个看法得到了以下事实的佐证：不同的文化和道德理论都演绎出了“愿意受到怎样的对待，就怎样对待别人”这一黄金法则的不同版本，

如果把这条法则中的“愿意”换成“预计”——“预计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就怎样对待别人”，我们的世界会变成怎样？

道德的基础是愿望而非期望。我们善待别人，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处境互换，他们也会关照我们，我们只是认为，如果他们会报答，那是好事。若非如此，所谓的道德就不会存在。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人认为，道德只不过是一种互惠的利他主义：你帮我挠背，我就帮你挠背。人类之所以发展出这种行为，是因为合作提供了双赢的机会。但既然我们知道，道德只是人们在相互挠背的时候实现的一种双赢，我们难道不应该确保只在可能获得回报的时候才“善待”别人吗？否则，道德就成了傻瓜的“特权”。

诚然，我们不应一厢情愿地对别人好，不管他们会不会报答。但我们也不应完全根据我们对别人行为的预期来决定如何对待他们，原因有两点。首先，即便你认为道德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合作策略，但假如相互猜疑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常态，暗地里对于是否会获得回报的猜测开始主导我们明确的决策，那么道德规范就会失灵。彼此认为对方是可信的，合作才会建立，而在遭到背叛时，信任感就会消失。

尽管道德一开始只不过是一种实用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不应混淆一种行为的起源和如今这种行为的价值所在。善待他人，不仅是因为希望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是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能力。

做有德之人，就要严于律己而宽于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精神科医师与哲人共同居住在英国西南部

译者/吴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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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胡风为何要批评路翎的小说

《蚂蚁》，收到四本。看了一下，不好得很，尤其是那篇《泡沫》。叫你不要管，你偏偏还要自己缠进去，真正无法可想。而且，还带来要我去托人卖。内容好我都不方便，何况是这样的内容。

信中提到的“《蚂蚁》”，指的是文学丛刊《蚂蚁小集》第七辑《中国，你笑吧》，该辑出版于1949年7月初(上海解放后两月)，编辑人为化铁、罗洛、罗飞和梅志，均为“胡风派”同人。信中提到的“《泡沫》”，是路翎的一个短篇小说。胡风写这封信时，第一次文代会尚未闭幕。由于茅盾刚在大会报告中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过批评，他自知处境艰难，更须谨言慎行，故对梅志让其推销杂志事称“不方便”。

细读这封信，可以见出，胡风对这期刊物十分不满，对路翎的小说《泡沫》“尤其”不满，话语间还流露出要与这同人刊物彻底撇清关系的意思。 然而，《泡沫》真有胡风所说的那样不堪吗?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番考察。 该小说不足五千字，作于1949年5月11日(南京解放后半月)，现收入朱桁青编选的路翎短篇小说集《旅途》，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小说所表现的是一位名叫何季超的进步文化人解放前后的际遇。解放前夕，他由于“思想前进”被报馆开除，恋人也离他而去，嫁给了“一个再货公司的经理”。那时，“他的神经极度的紧张，常常觉得有人在跟踪着他，想要逮捕他和杀他，于是弄得害着心脏病了，有时候要突然地晕倒”。他被迫寄居在表兄家里，受尽了他们全家的冷眼。解放军进城后，他应邀出席军管会召集的一次会议，和“解放军的司令员陈毅将军”握了手，并在某“宣言”上签了名。回到家里，他向表兄许愿说：“(只要你)思想前进一点，(我就替你)找关系帮忙接收银行。”他的表兄本是个不守法的银行职员，以前一直“害怕共产党来了会(共产)共妻”，听过何季超的这番话，“于是热烈起来”，殷勤地叫人买来酒菜款待过去非常“讨厌”的表弟。小说传神地描写了何季超在酒桌上的表现及心理：

现在他却高兴了。他觉得现在是到了他取得报酬，快乐，自由，威风起来的时候了。喝着酒，谈着话，激动非常，心里就也有了一种庄严的，要做什么的，巨大的愿望。他要拥抱一切一切，而重新为人，就是说，认真地改造自己。他讲话有一点错乱，先说他是共产党员，“坦白地说，我早就是一个党员了。”后来又说他是负责领导一个民主党派的支部的。又说，他们已经接受了一幢大房子和两辆吉普车，今天他就是坐这吉普车回来的。他拿出一面这民主党派的支部的小旗子给表兄看，又掏出了一张宣言稿子，上面有他的签字。 酒酣耳热之际，何季超突然又想到可以用“征服者”的新身份去“拯救”前恋人，于是便邀表兄联袂前往。路途中，两位“接收大员”在“革命分子是否应该坐人力车”问题上闹了一通笑话后，终于如愿地见到了那位“胖胖的、健壮的、愉快的女子”，接-着便展开了一场“接收”与“反接收”的口舌交锋。何季超为了“拯救”前恋人费尽心机，先是利诱，承诺“我可以想办法帮你解决(一切困难)”，可惜“她”不为所动；继而威胁，诬称“我晓得你先生跟特务有关系”，不料对方却“大声叫”着让他们滚出去。路翎对何季超出门时那一瞥的描写采用了颇为擅长也颇招非议的精神分析法：

她静静地站着。她没有哭。她的丈夫在楼上喊她，她也没有作声；她脸色很是灰白。可是何季超仍然觉得一种了不得的浪漫，美丽的气氛——他觉得他要哭出来。他果然很伤心地哭出来了，望着她，拿出手巾来揩着眼睛，也舍不得把眼泪揩干净。 小说以这对表兄弟的几句对话为结束，曲终奏雅，余味无穷：

“唉，”表兄又说，“你说去接收，什么时候上任呢?”

“过两天。”何季超说。突然他发怒了，“怎么，你怕我住在你家里吗?老实说，好几栋房子等着我去住呢。” 表兄不作声了。 “这样子，”走了一阵何季超又温和地说，“你借我几个钱好不好，我要买点东西——从我这几天的经验，我开会的时候一定要提出来!革命非彻底不可!” 从上述可知，《泡沫》意在讽刺解放初某些自以为对“革命”有功的小知识分子“当家作主”的臆想，抨击他们“五子登科”(“位子”、“房子”、“车子”、“票子”和“女子”)的恶欲。作家对社会现象的敏感度令人惊叹，作品的艺术表现也堪称上乘。按照胡风对小说家“主观战斗精神”的一贯要求，这类具有警世“内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是应该得到赞扬的。 还可以考察《泡沫》创作素材的来源，以便更好地估量该小说的现实主义价值。 路翎是南京解放(1949年4月24日)的目击者，4月30日他给胡风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南京解放，新天地于数日炮火后突然出现，感觉上似乎还一时不能适应。瞎子突然睁了眼，大约就是如此罢。”他也是南京解放初文化界活动的参与者，5月4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写到他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全信录如下：风兄：

前信未知收到否?不知道你底通讯址，在上海的时候没有抄下来。

在沪时曾和冼群见面数次，谈论关于《郭素娥》的改编。他给我介绍了在南京的原演剧七队的队长李世仪，意思是李君关系多，紧急时可照应一下。前些天，解放以后，他来过。因他的关系，这里解放军文工团茶会招待文化界的时候也邀了我，去了，是关于《白毛女》的上演的。在那里遇到了罗荪、吴组缃等人，他们告诉我已经发了一个宣言，知道我在南京，签了我的名字，并邀今天留京的文协会员聚会一下。去了，一共十几个人，好一些是不大相干的。谈了两件事，一是要出一个小刊物，一是要成立文协南京支会，并推举六月初在平召开的大会底代表，选的结果，是吴、罗、萧亦五和陈中凡教授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并大家捐了一点钱预备出刊物。

我看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但刊物，还是预备写一点，因为不然就要大家不舒服，这几位先生，我都不大知道详情。据他们说宣言是由新华社发到北平来了的。文协南京本无分会，这几个人，也成立不了什么分会似的；推举的代表，也不过是他们的心切。

他们将有电文之类来平，想你已经知道了。

庄君在苏州，来信说，通车后即来京一走。但我们底资财和稿子都在上海，一时无

法做了。我也想看看再说。现在这里，各个角落里都跑出人来，在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上面，手痒的人多得很。有的还想当“接收大员”哩。

我底旧事大概己清理完毕。现如做一点新的事情，大约还是短的。也想再写剧本。 望来信。祝好!

嗣兴5月4日晨 很清楚，《泡沫》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作者的生活体验，并非闭门造车或向壁虚构。当然，路翎所亲见的社会现象——信中提到的那个由人代签的“宣言”，由“不大相干”的人召集的“文协南京支会”成立大会，“心切”地为第一次文代会“推举的代表”，及从“各个角落”里“跑出来”的“接收大员”——也许只是阳光下的阴影，但按照胡风一贯提倡的“主客观融合”的创作方法，这类及时表现社会转型期社会生活场景和众生相的个性化艺术作品也是应该得到赞扬的。可以指责路翎的观察不够全面，思考不够深刻，但不能不佩服他捕捉社会问题的敏锐眼光和旺盛的创作能力。

然而，胡风为什么要批评路翎的这篇小说呢?还得作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这篇小说的主题不符合胡风当时对同人的创作要求。

1949年3月胡风从东北解放区来到北平，经历了近4个月的考察后，对新政权奉行的文艺路线有了一些了解，文艺思想有所变化。最突出的是，他在给同人的信中不再倡导“主观战斗精神”，而是敦促大家都积极地作出顺应主流的姿态。5月19日他给路翎去信，叮嘱道：“(如写文章)要注意政策，不要招到误解的表现法。……可能时写一点积极内容的东西，表现要明朗一点。”5月30日他又致信路翎，解释道：“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问题还是要有作品去冲破它。这作品，要能使那些害人的理论不能开口，就：(一)要写积极的性格，新的生命；(二)叙述性的文字，也要浅显些，生活的文字；(三)不回避政治的风貌，给以表现。”简言之，胡风嘱路翎及时调整创作思路，尽可能地表现光明面，尽可能地采用口语，尽可能地配合政治形势。遗憾的是，路翎收到第一封信时，《泡沫》已经脱稿，收到第二封信时，小说已经付排。总之，他没来得及按照胡风的提示对小说进行润色或修改。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风对路翎小说《泡沫》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这篇小说无意间触及了胡风心中的隐痛。

说来也巧，上海解放前后胡风也曾如何季超一样有过当“接收大员”的一闪念。当年，胡风家住上海雷米路(永康路)文安坊六号的一幢三层小楼，家居是够了，但用来办出版社就嫌不够。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动过调换房子的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