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催缴物业费（共6篇）
篇1：为何要催缴物业费
物业费催缴方法心得总结
（五）-催缴物业费的问题汇总及应对
措施
前面小编讲了一些催缴物业费的注意事项，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催缴物业费的问题及应对措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1.业主：目前物业费高，等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续签合同、降低物业费标准时再交费。物业公司：
1）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是通过契约形式建立起来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业主在入住时，与物业公司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协议》，约定了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双方就应按《前期物业管理协议》约定履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2）若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续签《物业服务合同》时，对收费标准重新约定；则应以《合同》签定生效日期后，再执行新约定。在此之前，原《前期物业管理协议》或原《物业服务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应执行原规定。
3）物业公司每天都在投入成本（比如，员工工资，公共设施维护保 催天下 让失信人寸步难行
养），为业主服务；业主享受到服务，就应按约定交费；物业公司没用费用，如何为业主提供好更好的服务.2．业主：物业服务不到位，要免一部分物业费可以考虑交费。物业公司：
1）按《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业主有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义务。
2）首先让业主指出哪些工作不到位，进而判断是否真不到位；若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立即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去整改；
3）若业主属“无理挑剔型”，则可以陪同业主一起到现场核查，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揭露业主的“阴谋”。4）坚定立场，不能轻易承诺降费。
3.业主：目前手中没钱，或现在比较忙，过些天再来缴纳物业费。（此类型属于无理推托型）物业公司：
1）不能完全相信业主过一段时间一定会来交费，一定要与业主约定好缴纳物业费时间。
催天下 让失信人寸步难行
2）在业主未缴纳物业费之前，不断与该业主保持联系，让业主没有推脱理由。
3）到约定缴纳物业费时间，与该业主沟通；若业主再找理由，收费人员可以告诉业主可以上门收费或到业主单位去收。进一步给业主压力。
4）业主在家时，主动上门与业主沟通，催缴物业费。
4.业主：业主以开发商对小区及公共设施设计不合理为由，拒交物业费。物业公司：
1)向业主讲明开发商、业主、物业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设计问题不是物业管理职责范围内所能解决的，超出物业管理服务的权限范围。
2)业主交物业费是来享受物业管理服务，以小区房屋或设施设计不合理为由不交物业费，是没有理由的。
3）涉及建设单位设计不合理，物业公司可以代表业主向相关单位发函；有业委会的也可以让业委会来发函（避免物业公司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激化）。但能否有效果，物业公司无权制约其它单位。
催天下 让失信人寸步难行
5．业主：买房子后，不在小区住，没享受到物业服务，所以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
1）业主不在小区住，在很多方面也是在享受物业管理服务，比如安全、公共卫生、绿化等服务；这些物业服务对业主房屋的保值和增值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中第23条规定“业主因自身原因未居住房屋并以此为由要求减免物业服务费用的，一般不予支持。7．业主：物业费都干什么了？
物业公司：物业管理费是物业公司为业主提供各项服务的基本保证。费用的支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小区的绿化养护；电梯维护；供电、供水设备运行保养；保洁服务；垃圾清运均由专业公司提供，每月要从物业费中支出以上各项服务费用。
2）物业服务中心秩序维护员、维修技工、保洁员及管理人员的工资要从物业费中支出。
催天下 让失信人寸步难行
3）小区的公共用水、用电等能源费要从物业费中支出。
催天下平台是互联网催收平台，针对物业费催缴项目已服务上千家企业，为上千家物业管理企业解决了物业费催缴难的问题。平台支持批量发布债权，分案灵活，律师接单，是物业公司解决物业费催缴难题的好帮手。平台的服务目标是实现物业费的清收，形成物业服务的良性循环，化解物业公司与业主的矛盾，在催缴物业费过程中，架起一座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桥梁，通过法，理，情化解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误解，努力达成共识，为共建美好家园，和谐社区而努力。欢迎合作洽谈！
催天下 让失信人寸步难行
篇2：我们的“物业管理”为何与众不同
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起源和发展
自从有了多人共有一座建筑物, 就有了区分所有。业主各自拥有自己的专有部分, 简单地说, 就是户门以内;这是由各户业主自行管理的。除此以外, 就是共有部分,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业主对于共有部分, 有共同管理的义务和权利。通俗地说, 是业主合伙管理, 搞AA制。
最早的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事例, 现在不容易找到。从法制史上相关立法的条文看, 业主集资修缮共有部分, 是主要的共同管理需要。而日常管理, 在有了十几、几十户业主的大楼后, 早期的需求是共同出资聘请清洁工, 定期打扫共有部分。再进一步, 就有了聘请门卫的需要, 所以门卫是最早的专职人员。门卫往往需要帮业主做一些共同管理的辅助工作;门卫大爷, 是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行业的祖师爷。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座大楼里的业主多了, 一个城市内这样的大楼多了, 大楼的功能和设施也越来越复杂了, 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也发展了, 复杂了。
业主们从有事临时协商, 到自发订立制度;从临时由个别业主牵头议事, 到成立业主组织。
各种专业服务公司也随之兴起。除了最早出现的保安公司、清洁公司, 更早就有的建筑物本体维修、装饰以外, 电梯、水泵等专用设施保养、维修, 园艺服务, 呼叫监控系统, 测量, 检验, 不动产经营的顾问和代理, 也纷纷涌现。不过这些专业公司大都属于技术服务, 既可以服务于区分所有建筑物, 也可以服务于单一业主的建筑物。
在管理服务方面, 最早的专业管理服务人员的, 往往是由保安公司或清洁公司培养的, 因为他们对业主的需求最敏感。管理服务公司是后来出现的, 有的是从保安公司、清洁公司或建筑物维修等类公司扩展业务转型的, 有的则是由房产商设立的, 当然也有人专门投资开设。这些管理服务公司, 有的单纯提供管理服务, 有的提供包括各种专业服务在内的综合服务。但是因为, 把管理服务和各项专业服务各自分开, 单独签订合约, 对业主最有利, 所以提供综合服务的公司也纷纷顺应业主需求, 把一些技术性专业服务分离, 大的公司往往分设几个专业的分公司。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 区分所有建筑物大量出现。政府 (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政府, 而不是狭义的政府和主要用于预算统计的更广义的政府, 下面除了有具体指向的以外, 都是指广义政府) 有了对此进行专门立法的需要。一方面规范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物权, 另一方面为多户业主进行有序的共同管理, 制定有关共性问题的专门的成文法。
以上说的, 是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在正常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自然发展过程。
与我们不完全市场经济社会的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相比, 他们的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 有这样一些主要共同点:
一、业主一直居于主人地位, 从来没有被怀疑过, 更不可能会有人想动摇。在管理区域内, 管理服务人从来就认为自己是受业主雇佣的;与业主是明确的主从关系, 不是平行关系, 更不是对立关系, 类似以前大户人家的管家, 也类似现在民营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管家在主人家里没有自己独立资产, 决不可以利用主人财产牟利;只能得到主人按约定支付的工资、奖金、酬金, 不可能有额外的利润。
顺便说明一下, 业主是否实现了自主管理, 并不决定于是否聘请专业管理服务人员, 而决定于是否确立了正确的主从关系, 没有颠倒。
二、政府把自己定位为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第三方, 从不直接插手。他们认为, 业主之间的关系, 是民间的契约关系, 属于业主们如何合伙共事的私领域。政府无须直接干预, 也无权直接干预。而业主与各类服务商的关系, 与一般的商业关系没有根本区别, 当然也无须直接插手并无权插手。这种理念贯穿于社会经济的所有领域, 自然也包括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
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 是基于私人财产权的经济活动, 在这一点上, 与基于股权的公司内部股东行使权利, 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属于业主们民间内部事务的私领域, 并不因为业主人数众多而成为公领域, 也类似民营企业不会因为有很多股东而成为公有企业。不会有人当作政治活动, 也没人认为需要公权力直接插手内部管理。
政府的主要工作, 第一是立法和执法, 从程序上保证业主之间的公平公正, 其中包括防止大业主 (主要是房产商) 滥权。第二是鼓励和支持成立业主组织。但是, 如果不是业主因为内部纠纷提出要求, 基层政府绝不会主动介入任何一个业主组织的产生、运作过程, 也不会要求进行任何审批。即使因业主要求而介入, 也必须在法律限定的权限内进行。
三、建筑物管理所需要的所有费用, 都由业主自己分摊, 按照大家同意的预算, 分期、分项目预收, 结余留存, 不足追补。想奢侈, 想节俭, 都是业主自己的事。从来不会有人给他们制定服务标准、收费标准, 因为这是业主自己凑份子, 不是被他人收费。管理费用是业主根据自己需要商定的, 不是与谁做买卖, 所以也无所谓价格。
从开始管理的第一天起, 即使还没有成立业主组织, 所有账目也都对业主公开, 业主有权查每一张凭证。没有不受业主监督的特殊的“前期物业管理”;因为即使还没有业主组织, 管理处对于属于业主的资金, 也只是代管性质。
管理服务人能自由掌控的资金, 只有按约定得到的酬金。其实, 这对管理服务商也是很轻松的事, 在合同约定的条件下, 按照业主组织的合法指示行事, 拿旱涝保收的酬金, 不用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 利润不高但不会亏损。
市场经济社会的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 都是大同小异的。只要了解了中国香港和台湾、日本、美国等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 就差不多了解了其他国家 (地区) 。各方面的关系明确、清晰, 大家都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 不可能产生长期、普遍的激烈矛盾。
中国大陆物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和弊病
在实行公有经济之前, 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发展历程, 和世界各国也是一样的。由于高楼大厦不多, 而且高楼大厦多数是单一业主拥有 (提供出租) , 所以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并不引人注意。但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的立法早就有了。民国十八年 (1929) 颁发的《民法·物权篇》, 就明确了建筑物区分所有的概念及管理原则:“第七百九十九条 (建筑物之区分所有) 数人区分一建筑物而各有其一部者, 该建筑物及其附属物之共同部分, 推定为各所有人之共有。其修缮费及其他负担, 由各所有人按其所有部分之价值分担之。”
1950年代后, 房产逐渐公有。没有私有房产, 只有国家这个单一业主, 那就没有区分所有了, 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发展过程就此中断。
1981年, 深圳特区为了筹集资金, 建设了第一个主要向香港业主销售的私有房产小区。当时, 房产私有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全社会都没有私有财产的意识, 不可能有私有房产应该由业主管理的理念, 也没有任何管理私有房产小区的经验。
但是需要管理是肯定的, 特区领导当时提出“谁开发、谁管理”, 管理的责任就落到市房管局辖下的“深房产”公司了。他们在小区开始入伙的半年前, 成立了“深物业”公司。深物业到香港考察后, 主要借鉴了香港公共屋邨 (公租房小区) 的管理方式。原来由深圳市不同部门管理的, 缺乏服务意识, 经常推诿扯皮的房屋维修、环境卫生、绿化园林、道路养护、供水供电、治安等职能, 由深物业整合, 统一承担。在当时政企不分的背景下, 深物业具有大量政府管理的职能。在198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中, 管辖全市商品房小区 (大厦) 。公司可以制定各种强制性的规定, 代办相关的审批、证件, 管理商品房产的转让、租赁, 还开办幼儿园、托儿所。
经济上, 上级公司对新设立的深物业, 实行当时刚刚试行的国营企业利润包干制。因为是政府没有拨款, 只提供3.4万元财政借款的新办企业, 承包条件比较宽松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企业需要通过盈利来归还借款, 增加资产积累, 改善职工福利, 后来还想到需要提取备用金作必要时的大修。对业主, 则是统包统管, 综合收费, 盈余归公司所有。收费标准由公司核定, 报物价局批准。
在当时计划经济、房产公有的环境下, 能够进行这样的改革,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为政府出资建造向私人销售的房地产业发展, 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当时, 确实难有其他的制度选择。
中国大陆的物业管理的发展, 是以推广这个模板开始的, 而且至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 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房产私有现实的管理方式, 居然延续了30多年, 而这也就是物业管理各种严重问题的病根。
30多年来, 按照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方向, 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营经济从被否定, 到观望 (三不:不提倡, 不宣传, 不取缔) , 到允许 (民营经济是公有经济的补充) , 到鼓励发展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 到现在的大力支持发展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 。私有财产的保障, 从八二宪法的颁布到历次修改, 到物权法的颁布, 也越来越得到加强。房产方面更是变革迅猛, 1990年代开始, 新建商品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公有住房基本转为私人房产, 现在已经形成了私有房产为主的格局。但是在物业管理领域, 30多年前的思路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严重脱离市场经济基础, 弊病越来越明显, 矛盾越来越激烈。
2007年颁发的物权法, 重新明确了建筑物区分所有的概念, 重新明确了业主的管理权 (第七十条和第八十一条) 。物权法在法律位阶中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律。其他相关的法规、规章、文件, 应该按照物权法进行重大修改, 但是实际上在物权法颁布后改变不多, 政府行为也是如此。下述弊病, 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一、管理主体错位, 业主的管理权基本被剥夺
管理权来源于财产权。是谁的财产, 谁就有管理的责任和管理的权利。这无论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各国, 从来没有被怀疑过和被动摇过。这是公理, 不是法律规定后才有, 正常市场经济法律也绝不违背此公理。而在物业管理领域, 却被强制派入凌驾于业主之上的管理者来管理业主。虽然后来在名义上承认了业主的主人地位, 但是几乎没有在实际措施上有重大改善, 业主的主人地位难以落实。主从关系颠倒, 是物业管理种种乱象的基本原因。
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和实际上的代理机构居委会, 往往不恰当地介入业主内部事务, 甚至阻挠业主自主管理。法规、规章, 对此也缺乏符合物权法相关规定的正确和明确的规则。亟须根据中共中央简政放权、做服务型政府的方针, 对这方面进行深化改革。
有人担心业主当家作主会造成混乱, 但现在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冲破重重阻力实现业主当家作主的的优秀典型, 有的已经持续了十来年, 有的还是数千户的小区。
30多年前, 很多人担心发展民营经济会引起混乱, 总想限制其发展, 总想插手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事实证明,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是股东众多的公司, 还是数万职工的企业, 都没有出现长期、激烈的矛盾。而极少数出现混乱的事例, 恰恰是有人拉偏架的结果。
这是因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利益主体是平等的, 市场有自我调节机制, 各方都可以用协商、竞争、自由选择、司法等方法合理解决问题, 只要没有人拉偏架, 就能平稳运行。
二、业主管不了自己的钱, 大量利益被侵吞
财权, 是管理权利的核心。业主是自己“分摊”费用, 还是向他人“交纳”费用, 是有否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如果是业主“凑份子”, 业主就是钱的主人。如果是向物业公司交纳费用, 这些钱就归物业公司了, 业主无法控制。这正是30多年前由物业公司代表政府有偿管理小区, 统包统管的计划经济思路的延续, 是所谓“包干制”的最明显弊病。
根据现行规定, 业主要查自己的钱有没有被乱用, 还只能依赖第三方审计, 就像主人的钱必须上交给管家或保姆, 而无权直接检查他们怎样在用钱, 有没有乱用或贪污。而且, 在实际进行审计时, 几乎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提供全面的真实账务资料, 真正的审计基本上无法进行。
不少物业公司叫喊亏损, 但是不但不肯公布可以证明亏损的真实账目, 而且很多还不肯退管。业主流行的说法是“天天喊亏损, 赶都赶不走”。各地发生过不少物业公司不肯退管的暴力事件, 堪比黑社会火并。如果没有通过暗中大量侵吞业主利益所得到的暴利, 不可能发生此类事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务主要靠出资者监督。私营企业老板监督, 股份公司股东监督, 国有企业政府监督。物业管理是业主出资, 业主却不能直接监督财务。而缺乏监督的混乱财务, 又为腐蚀官员提供了充分条件。
今后的修法、立法, 一定要保证物业管理财务的公开透明, 保障业主控制和有效监督财务收支, 还要包括从物业公司收回财权后对业委会的财务监督。
三、严重影响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质量和寿命
这是物业公司掌握管理大权的最大害处之一。物业公司不是主人, 除了极少数考虑自己长远商誉的优秀者以外, 没有必要重视业主长远利益, 重视建筑物的质量和寿命, 只要眼前不出大事就好。住宅电梯事故频发, 堪称世界之最, 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在其他方面加强工作, 有一定的作用, 但只是外力。业主当家作主了, 才会有内在动力。可以预计, 在目前状态下, 类似的事故, 并不会就此刹车。
另外, 单从外观看, 同样楼龄的共有大厦, 境外的普遍比我们新很多, 因为他们业主自己当家, 往往隔几年就会凑钱清洗、粉刷一次, 提前防渗防漏, 保证外墙质量。而我们能够这样做的, 只有单一业主的建筑物, 和极少数业主当家作主的小区。
业主不能当家作主, 对建筑物质量的影响是全面的和长远的,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由此造成的社会资源损失将是非常巨大的, 其严重后果将在以后的年代里更显著地出现。
四、政府没有正常地成为业主与物业公司关系的第三方
管理服务公司是以市场平等地位与业主组织订立合同的, 与业主是合同关系;物业公司派驻小区的管理处或经理人, 与小区内的业主组织是雇佣关系。这些都是正常的市场主体相互关系。政府作为没有自身利害关系的第三方, 除了以程序法为主的立法加以规范以外, 理应以超然的立场, 只在必要的时候做公平、公正的裁判员。
我们的物业管理, 物业公司一开始就是代表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进入小区的, 这种完全不适应市场经济、房产私有现实经济基础的, 统包统管的计划经济思维, 30多年来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后遗症还非常严重。基层政府方面, 多数仍然秉承上述思维, 把物业公司当作自己的助手, 把业主当作管理的对象, 还有阻挠业主进行自主管理的。
而主管物业管理的各级住建部门, 本来就是原来很多物业公司的顶头上司, 这些物业公司本来还是为他们辖下的房产建设公司配套的。现在他们仍然没有把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 当作关系亿万业主家庭的生活安定幸福的民生大事, 而是当作由物业公司组成的一个行业来管。作为一个行业进行管理, 自然首先考虑的是扶持行业发展, 增长行业GDP和盈利水平, 等等。而企业在这些指标增长的过程中, 是否侵犯业主利益, 并不需要着重考虑;涉及数亿人口的社会影响, 也不是关注的重点。
而实际上, 各级住建部门的一些主要领导, 在他们涉及项目规模庞大的众多职责中, 物业管理只是冰山一角, 平时根本无暇顾及。城市的住建部门, 更要加上直接管理城市建设项目, 物业管理不可能当作心目中的大事。实际关注、研究物业管理并起草相关文件的, 是与物业管理行业协会难分难解的, 下面分管的三级或二级机构的处、科、室。领导们, 可能主要靠听听他们的汇报。
篇3：为何要改判
关键词：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2-0051-02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与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互联网参与到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在司法领域，“媒体审判”、“舆论审判”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很多案件刚刚发生或者是还在一审的审理过程中，社会舆论就积极介入，发表各自的意见。许多群众认为法院的审理有失公正，或是法官的判决不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或是认为对罪犯的判决太轻等等。这些社会舆论一次次的将司法部门推上风口浪尖，在某种程度上，对司法的公正起到一定监督作用。
一、社会现状分析
“广州的许霆案”、“南京的彭宇案”、“河北的李啟铭案”、“西安的药家鑫案”这都可谓是近几年网上的热案，案件的“一波三折”，让我们看到了社会舆论力量的强大。从案件的开始到结束，网民的观点意见、专家学者的建议、法学界的各种争论不断。这不禁让人产生了疑惑：我们的法院到底应该如何判案？我们的法官到底应该依据什么判案？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担心，在这众多的舆论压力下，我们的法官是否还能保持独立呢？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说社会舆论只会妨碍我国的司法审判，社会舆论作为我国社会监督的手段之一，同样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表示，舆论的社会效果要一分为二地看，方方面面因素加起来的舆论力量，对法治的公正能起到推动作用，但也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因为民间舆论有时候是受感情影响的。一些国家的司法审判中会尽量排除干扰，以保证司法的公正性。这说明司法查明的事实和社会舆论认定的事实是有区别的。我们应强调的是司法审判，而不是舆论审判，社会舆论更应发挥宏观作用，致力于司法制度的完善。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治国方略。在我国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重要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审判工作负担着解决纠纷的功能、配置权力的功能和维护法治统一的功能。保障司法公正是现代审判制度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而基于司法公正的理念应当促进审判独立的实现。诉讼是人们寻求救济的最后手段，法院应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保障。司法的过程是一个依据法律、法规做出判断的过程，追求的是一个司法上的独立与公正。但是就实践而言，我们的法院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法院，我们的法官也同样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法官，既然是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就会有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就不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美国的彼得布劳在其著作《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写道：“法官渴望案件审理的结果能够被社会接受甚至赞成，别人的一致赞同有助于他们的判断、证明他们行为的合理性以及证实他们的信念。”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求得社会的赞同，法官会不断的改进和矫正自己的行为，以期与社会赞同的评价体系相一致。例如广州的许霆案，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二审则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为什么一审和二审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与社会舆论有很大的关系，一审判决后，引起了网络和媒体的强烈反应，多数人认为法院判的过于严重。人们最初总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衡量问题，在这件事上同样是首先在道德的角度给予许霆以同情。二审的结果表明，社会舆论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但是这也同时为我们的司法机关敲响了警钟，在以后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如何去处理类似的问题。
二、社会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
顾培东教授指出：“一旦道德意义上的结论形成，传媒便尽情的利用道德优势表达自己不容质疑的要求和倾向，甚至以道德标准和法律的内在矛盾具体展示为公众和司法机关之间的现实冲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舆论在对审判权的监督方面，目前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
1.案件审判前的媒体倾向性导向不利于法院独立的做出判决
我们会经常的看到，在案件审判结果尚未确定之前，很多网络媒体就对案件的结果发表带有一定主观感情色彩的评论，或者是对尚存疑点的案件进行肯定的论述，或者是过分的把案件的事实夸大，借以博得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报道往往会激起民愤，从而使公众在法院尚未判决之前就对案件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时无疑给法官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压力与干扰，导致法官不能独立地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决定，即使判决得到了广大公众的认可，其实质上却是使得本应独立审判的案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2.社会舆论对案件的评判往往是从个人的道德感情出发，过分的追求事实真实，而忽略了法律的真实
所谓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实体和程序的规定，应当达到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序。法律真实与事实真实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以事实上的真实为前提，才能得到符合法律事实的结果。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公众对某一案件的认识多数还是从个人的道德感情出发，而对于法院的判决存在着很大的不理解。更严重的是有些民众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发表不真实的情况，甚至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应当明确社会舆论的目的不是对审判独立进行干扰，更不是想尽办法使得审判迎合民众，而是监督法官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依照法律法规做出公正的判决。
3.对社会舆论的过分关注，可能会妨碍正常的司法程序
司法公正的核心就是程序要正义，保证正常的司法程序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而公正的程序要求中立的裁判者，只有司法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严格的依法办案才能实现司法公正。
4.不合理的社会舆论监督体制会降低人民对法律的信任度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得不到这个国家的公民的信赖，可想而知，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现代社会，司法审判制度越来越注重审判的公开性和群众的参与性，这是我国司法审判制度进步的体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这种公开和参与并不是说毫无限制的，“无规矩则无方圆”，没有限制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最终的结果只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正如我们的法院，在群众和媒体的舆论下，对案件的判决左思右量，甚至为了平一时的民愤，而更改以前的判决，且不说结果是否真正的公正，单就对我国法律法规的态度来看，法律到底有多大的约束力，法律的国家强制力、公信力何在，我们还能不能相信我们的法律。
三、解决措施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置若罔闻，为了求得社会的赞同，我们对某个案件给予特殊对待，这只是一时之法，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长此以往，就会给人们造成“只要把事情闹大，把事情搬上媒体，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错误观念，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法院也就形同虚设了。针对此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从法院自身方面出发，法院应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增强法院的威信度，真正履行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
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中立机关，我们的法官应当熟练的掌握我国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遵守职业道德，严格依法判案。这样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公众相信我们的法院，相信我们的法律。孙笑侠教授认为，现代法官的职业品格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毅，而刚毅即是指“需无畏于公众的喧哗。”
2.从立法方面来讲，应当确立责任追究制度
人民法院必须接受和支持网络公众与新闻媒体的监督，但对于严重失实报道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网民、媒体应该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即对社会舆论监督行为规范化、法制化，防止社会监督被某些人滥用。
3.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法律素养的培养
我们现在虽然每天都在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事实上，公民对法律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才导致了对法院一些判决的不理解，甚至有时候对法院产生不信任。这些当然与我国法院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但究其根源是因为我们的公民道德观念强于法律观念。遇事时往往是首先从道德的层面出发，一旦当从法律的角度得出的结果与道德层面相冲突时，自然而然的偏向道德而对法律产生怀疑。由此可见，加强公民的法律素质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4.转变对待网络民意的观点
我们不断地强调重视民意，但是对民意的尊重并非是要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被民意“牵着鼻子走”。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一边倒的舆论必然会给法官带来压力与影响，但作为一名法官，坐在庄严的审判庭里，应该有自己关于法律和民意的判断力，一个公正的裁判必须排除媒介的干扰。审判的过程是法官的一项认识活动，而最终判决是否公正也是存在着主观认识和评价的。不同的人对具体争议的认识和评价会有所不同，不同的人对是否达到公平正义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法官既要尊重民意，又要不拘泥于民意。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张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J].法学研究，1996，(6).
[3]孙笑侠，傅蔚冈.论法官的职业品格[J]，浙江社会科学，2002，(5).
[4]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
篇4：细胞为何要“自杀”
树叶的凋零是一个生理过程，是树木抵御寒冬的一种策略。有时气温骤降，比如提前下了一场大雪，树叶也会纷纷掉落。这时，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这些落叶和正常凋零的树叶是不同的，因为它们还没来得及经历凋零的程序，就在短时间内被冻伤或冻死了。
细胞的凋亡
树叶的凋零是看得见的器官水平的变化，在细胞水平也有一个类似的凋零现象，人们把它形象地称为细胞凋亡（apoptosis）。
细胞凋亡是一个主动的、按部就班的过程，它涉及到一系列基因的表达、酶促反应以及亚细胞水平的变化。也就是说，细胞凋亡是一种程序性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与程序性死亡相对的是意外死亡，比如我们把一只活虾扔到热油锅里，虾身上的细胞，还来不及运行任何程序，就都死掉了。
乍一看，细胞给自己准备一套精密复杂的“自杀”程序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生物不都是在千方百计地生存吗？为什么又要处心积虑地去死呢？然而，这里的“死”只是细胞的死亡，而不是生物体的死亡。实际上，能够控制身体细胞的死亡，对于多细胞生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最原始的多细胞生物其实只是一堆单细胞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分工。当细胞之间有了分工和协作，机体就需要能够控制这些细胞的行为——包括必要的时候让它们死掉。因为，如果这些细胞还像单细胞生物那样自顾自地生长，那么它们到头来会是聚在一起的一堆细胞，而不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发育过程中，很多不需要的细胞都是以凋亡的方式被清除的，比如一些脏器的空腔，就是因为里面原来的细胞死掉了才空出来的；再比如蝌蚪有尾巴，而青蛙没有尾巴，从蝌蚪到青蛙的变态过程中尾巴上的细胞发生了凋亡。我们人类胚胎发育的一定时期也有尾巴，而我们尾巴的消失也是通过类似的机制来实现的。
形象一点说，没有细胞凋亡的“雕琢”，就不可能发展出千姿百态的各种动物，而只能是出现一个个肉球。
一种为了生存的死亡
生物体的细胞总是处于新旧更替中，老去的细胞大多也是通过凋亡结束生命的。在凋亡的过程中，细胞内的一些蛋白会被降解，染色体被切割成短片段，而细胞膜则一直保持完整，并且膜表面会出现特定的标志，告诉吞噬细胞这是一个凋亡了的细胞。然后，吞噬细胞会将凋亡的细胞吞噬消化，在这一过程中，细胞的内容物不会泄漏，因此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相反，经历坏死（necrosis）的细胞，细胞膜会破裂，细胞内容物会泄漏，进而会引起炎症反应，表现为局部肿胀、发热、疼痛，并对生物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机体的细胞时时刻刻都处于新生和死亡的动态平衡之中。我们体内每天有数以百亿计的细胞死去，但我们并不会因此感到任何不舒服，这就是因为它们是通过细胞凋亡这种安全的途径死掉的。
也就是说，从胚胎发育到生物体正常生活，都离不开细胞凋亡。细胞的凋亡，实际上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死亡。
细胞凋亡异常与疾病
既然细胞凋亡在生命活动中如此重要，凋亡的异常也就会造成一些疾病。例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等，就是因为一些本来不该凋亡的神经细胞凋亡了；相反，如果一些细胞中的凋亡途径被抑制，开始无节制的疯长，则可能形成肿瘤。
通过对凋亡机制的深入研究，人们可以开发出一些药物来对细胞凋亡进行调节，比如一些抗癌药物能特异地激活某些癌细胞的凋亡途径，这样既可以高效杀死癌细胞，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又比较小。与传统的化疗药物相比，它们有明显的优势。
孔老夫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很朴素，也很合情理，但对细胞凋亡来说，它却不合事实。细胞凋亡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如果不了解它，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生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欲知生，必知死。”
2002年，基于细胞凋亡的开创性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H. Robert Horvitz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近些年来，细胞凋亡以及其他细胞程序性死亡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为细胞凋亡研究做出过重量级贡献的还有两位华人科学家，他们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王晓东（曾任职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的袁钧瑛，两人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实际上，除细胞凋亡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它们处于细胞凋亡与意外死亡之间，其中，越接近凋亡的死亡，对身体的伤害越小，越接近意外死亡的，伤害越大。一般来说，凋亡是机体的首选，然后依次是其他程序性死亡，而应尽量避免意外死亡。
细胞凋亡相关的基因和信号途径在进化中相当保守，在一些单细胞生物，比如酵母和一些原生生物中也有凋亡现象。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多细胞生物的细胞凋亡是为了机体的利益牺牲自己，那么单细胞生物凋亡又为了谁呢？
篇5：日本为何要“自卫”？
由于“与日本关系密切”、“形成明确危险”等措辞存在弹性解释的空间，这份内阁决议案将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开辟道路。
所谓集体自卫权，即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
根据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主权国家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但因为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之一，1946年通过的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不设军队”，日本等于放弃了集体自卫权，专守于自身的防卫。
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致力于让日本摆脱战败的束缚，成为“普通国家”。
除了对侵略历史进行否认，声称要对以前日本政府正式表态的3个讲话（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讲话、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宫泽讲话）进行修改之外，还在军事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带有冒险色彩的突破，从而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放弃集体防卫权”等二战后日本限制性防卫政策的核心支柱一一摧毁。
由于修宪要获得国会2/3多数的支持，而目前执政联盟的席位超过1/2但没有达到2/3，因此要直接修改宪法是很困难的，但好在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是原则，并没有明确提及“不行使集体自卫权”，只是因有放弃战争等条款而被认为实际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于是，日本执政党和右翼势力提出了“修改宪法解释”这一变通主张。
6月27-29日，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在日本国内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针对行使集体自卫权，34%的受访者回答“应该允许行使”，50%的受访者表示“不应该允许行使”；还有男子在东京地铁站自焚以示抗议，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日本的民意是很清楚的。但是，安倍显然是铁了心要走出这一步。
由于此前在此问题上一直持谨慎态度的公明党已经松口，因此这份决议在7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已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随后，安倍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在秋季临时国会召开后完善相关的法律，比如《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等等。由于执政联盟在众参两院都占到了绝对的优势，因此这一过程也不存在太大的变数。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当下的冒险，是得到美国的明确首肯的。
篇6：总统为何要撒谎
总统为何会撒谎？他们是不是比大多数人更喜欢撒谎呢？
美国人一直喜欢纠缠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政府作为民众的公仆，是没有权利也毫无必要向雇主隐瞒事实真相的。但是，美国的历史却清楚地表明，从华盛顿到小布什，没有一个总统不撒谎。杰斐逊曾经隐瞒了与女奴的私情;哈里森编造说，自己出身贫贱;罗斯福甚至吹牛说自己能够在1分钟内阅读1200个单词。
二战以来，美国总统开始向谎言的深渊迈进，撒谎开始变成了理直气壮的一件事。肯尼迪当政时期公开宣称，政府的“权利……就是对公众撒谎”;而克林顿在撒谎时所表现出的高深的修辞技巧使得他讲真话时，别人以为他仍然在骗人;一贯虔诚而厚道的基督教徒小布什也堕落成了美国第一撒谎高手。
甚至不少总统明知道自己嘴巴在散布虚假消息，但他们从心里认为，他们是在说真话。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些人就像体验派演员一样，能够把自己的角色演得比真人还要本色。
总统也是人啊！
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劝诫人们不要说谎，给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写传记的作家梅森·威姆斯凭借那个著名但无法证实的樱桃树的故事（说华盛顿6岁的时候，主动向父亲承认自己砍了樱桃树），开创了美国人崇拜诚实总统的风气。尽管这是一种历史修正主义，但从那以后，连美国小孩都知道，总统的道德标准之一就是不说谎。据说林肯在伊利诺伊州做店员时，曾为了还给顾客几分钱而徒步数英里。为此，林肯获得了一个受用无尽的绰号“老实人”，而正是这个尊号使得林肯在竞选中所向披靡。
马克·吐温曾不动声色地说，美国人对总统的要求过高，没有几个活人能达到。他说:“我可不像华盛顿。华盛顿不会说谎。我会说，但我不愿说。”
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说谎，但又有谁能做到一生谈吐清白呢？阿拉巴马大学教授查尔斯·福特说:“所有人都会说谎。这是人的天性。不过，有些人会情不自禁地说谎，而且经常是在说实话更有好处的情况下说谎。”
总统撒谎有的是属于病理学范畴（俗话说“有病”），有的是政治斗争逼迫，有的是过于自信，有的是感到不安全，有的是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当然有时候可能是为了一个重大的目标。
像尼克松撒谎是为了保住总统的宝座，而罗斯福撒谎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所以总统撒谎并不完全是坏事，公众必须去判断，哪些谎言是为了国家利益，哪些是为了一己之私。
对于一个想要达到伟大目的的总统来说，实话实说并不是个优点。总统的职责使得这群人比一般民众承受更多的东西——比如他要负责一个国家的安全，所以那些长袖善舞的领导者往往是撒谎的高手，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耍计谋、花言巧语、恫吓，或者撒谎。在不同的听众面前，他们高唱不同的调子。
强势总统更喜欢撒谎
由于谎言带来的好处会多过代价，所以总统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综观美国历史，越是强人总统，他撒谎的频率就越高，而撒谎技巧也是一般总统望尘莫及。当然，这些人带给国家的危害也越大。
在历史上表现平庸的总统通常最喜欢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撒谎:一是竞选的时候;二是谈及自己私生活的时候。这些谎言应该说对历史无关痛痒，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些“无害的谎言”，而且这些谎言往往容易穿帮。但强人总统就不同了，他们撒谎时表现得信誓旦旦，不露破绽，而即使被识破以后，嘴巴硬得仍然像茅厕里的石头。
里根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编造毫无根据的故事的行家，比如，他说树木比汽车制造更多的污染，而这恰恰反映他眼中的世界。这个演员出身的总统在“伊朗门事件”前后，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是他“把真相带给了美国民众”。
老布什曾经被美国人看成是一个体面的家伙，但是在涉及自己利益时，撒起谎来毫不心跳。1989年老布什命令美军侵入巴拿马，捉住了巴国总统诺列加，而老布什向美国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制止巴拿马向美国输入毒品。而事实上，巴拿马的毒品贸易在美军入侵以后更加繁荣发达了。1991年，老布什在海湾大打出手，明明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石油利益，但是他却说是为了保护科威特的领土完整。（你能想象布什是因为伊拉克侵占了科威特而寝食难安吗？）
克林顿曾经在偷腥问题上义正词严地当众撒谎（达三次之多），而且他在撒谎时所表现出的高深的修辞技巧留下了很深的后遗症，使很多美国人即使是在他讲真话时也怀疑他在撒谎。小布什由于是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所以美国人一开始相信他是个厚道人，而且小布什说话本来就不讲究文风和委婉，这种坦率、直接的风格使他受益不少，以至他明显在撒谎时也是充满自信的，表情是坚毅果敢的，人们根本无法立即找到证据来证明他在撒谎。与克林顿不同，很多美国人在小布什说谎时，也认为总统在讲真话。
当然，是谎言总有戳破的时候，尼克松终于在谎言中黯然离职;克林顿在承认与莱温斯基有一腿后，遭到了老婆希拉里的多次暴打;而小布什在由“老实人”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会撒谎的总统后，陷入了可怕的煎熬中:如今，他成了美国漫画界最大的讽刺对象，越来越多的美国主流媒体也开始挖苦他。
撒谎的代价可能是百万人命
有人研究过，战争时期是总统撒谎的高潮，而且他们常常认为撒谎是应该的。正如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说:“在战争时代，真相是如此珍贵，我们得请谎言来把把门。”不过，人们现在已经逐渐开始提出疑问。自由派记者埃里克·奥尔特曼在《如果总统说谎》一书中指出，尽管总统在战时说谎可以不受追究，但美国近年的历史显示，这时候说谎付出的代价却最为高昂。
《美利坚民族史》在谈到总统谎言的危害时说:“总统欺骗、误导民众的历史由来已久。政府的一句谎言可以使数千人丧命，甚至伏尸百万。”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的撒谎带来了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于是世界进入了冷战时代;而艾森豪威尔在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击落后还嘴硬，使得苏联铤而走险，以古巴导弹危机还击美国，全世界差点陷入了核大战;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神经兮兮地夸大了苏联的威胁，约翰逊总统的一句谎言使得美国对越南动武，造成了美国36万人伤亡，美国国力遭到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