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日本动漫论文

第一篇：我与日本动漫论文

我与小脚母亲

前言

第一章节：在彭思镇的岁月里

1.彭思镇

2.水塘救儿

3.打工养家

4.上山砍柴

5.下湖挖藕

6.探望父亲

7.剃个光头

8.一股共产风

9.下放农村

第二章节：下放农村的岁月里

10.亭子湾

11.母亲扦秧

12.小弟弟

13.父亲放牛

14.抗婚

15.当兵

笫三章节：在軍旅生涯的岁月里

16.给陶铸写信

17.一封迟来的信

18.軍队留级生

19.脱离父子关系

20.下井挖煤

21.追认烈士

第四章节：在邮电部536厂的岁月里

22.转业536厂

23.来厂第一天

24.开荒种菜

25.腌制泡菜

26.拣柴禾

27.杀鸡煨汤

28.生儿生女是一样

29.处长上门

30.黄工程师带话

31.商定领导班子

32.宣布继续办厂

33.深夜电话响

34.缪章泉书记

35.寻536厂出路

36.25元退休工资

37.强奸犯

38.跳江自溺

39.组建分厂

40.江边唤儿

41.等待工作

第五章节：在武汉从头越的岁月里

42.从头再来

43.致命一击

44.学唱山歌

45.到厂部工作

46.死人的故亊

47.上门家访

48.釆购原料

49.促销组长

50.政工科长

51.重返536厂

52.宋**厂长

53.圆大学梦

54.酒席上的话

第六章节：在武汉当厂长的岁月里

55.卖掉老厂

56.舞龙与用人

57.法院来电话

58.拉他下马

59.科长来家谈心

60.风雨袭来

61.来了就是客

62.母亲似警钟

63.愧疚姨妈

64.去上海打工

65.拜年辞

66.辞职

67.拍桌而起

68.亲吻妈妈

后语

前 言

小脚，中国女人裹小脚有2000多年的习俗。辛亥革命后，在民国时期才开始禁止女性裹脚。但仍有禁不止，一些女孩的脚照旧被裹上，裏成小脚。

我母亲的脚就被裹过，裹成了一双小脚。我母亲1924年3月17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潘家大湾。在她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据母亲讲，由于她身体发育良好成长得快，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外婆就开始用两条布带把她的脚裹起来，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脚。就这样，母亲的脚就变成了一双小脚。

但是，母亲的小脚不是一双真正的小脚，不是社会上人们所传说的“三寸金莲”小脚。

在我小的时候，姨妈总爱逗我玩，时常拿她的一双小脚“欺负”我，我这才发现姨妈的脚比我妈妈的脚还要小得多，小得很可怕。姨妈的小脚好似肉粽子，或似一坨肉，毫无脚的形状。我长大后才知道姨妈的脚是真正的小脚，是社会上人们所传说的三寸金莲小脚。

当我问母亲，为什么姨妈的脚比你的脚还要小些的问题时，母亲说：“你姨妈太老实了。你外婆把她的脚缠好后，她动也不动。我就不一样，趁外婆外出办事，我马上就松开布带，晚上睡觉时也偷偷地把布带松开，即使外婆发现了，看我是小姑娘也就不那么认真了。被裏上的脚是很疼痛的，我怕痛，不想让脚变小，使自己将来走路艰难。所以我经常偷偷地放脚，就这样，我的一双小脚比你姨妈的脚大，不是三寸金莲的小脚。”

母亲的小脚虽然不是三寸金莲，但母亲的脚与正常女人的脚相比还是小得很多。母亲穿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母亲再不能做鞋子了时，我按照母亲脚的尺寸，在武汉市儿童鞋柜里买到32码的鞋子，我这时才知道母亲小脚的尺寸。

俗话说：“脚大江山稳”，而我一双小脚的母亲同样撑起我家的一片天。

第一章节：在彭思镇的岁月里

1.彭思镇

湖北省蕲春县彭思镇，始建于明末清初，是一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小古镇，整个小镇房屋的建筑带有徽式建筑风格的特色。

这个小古镇的地形呈“7”字型，正街街道的建筑是坐北朝南东西走向，全镇街道长不足三里路。“7”字之头是彭思镇中心小学。“7”字之横的街道叫横街。“7”字之竖的街道叫正街，正街又分上街和下街。“7”字之尾原是一座庙宇，1949年解放后成为彭思镇镇政府办公所在地。

正街两旁所建房屋，临街面的前屋都为商铺，后面的房屋为家居。整个街道路面铺设的是长短相衔、厚宽一致的麻条石。这种麻条石不吸水又防滑，雨水落下时能及时畅流排走，它即保持街面整洁又有利于人们行走。镇的北面是一条小河，镇的南面是水塘。紧靠在小河边和水塘边房屋的地基，都是用宽厚的长型红砂石砌成的地基墙，这种红砂石吸水，防潮性强。

新中国成立后，彭思镇为县辖的乡镇一级政府所在地。彭思镇的公安、法院、邮电局、人民银行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街道上都设置了办公场所。农业生产资料合作社、生活资料合作社、日用百货商店、小旅馆、小吃店、烟酒茶门市部、铁匠铺、篾匠铺、裁缝店等布满街道。天刚亮，鸡己鸣，卖菜的、卖柴禾的、卖豆腐的、卖鱼卖肉的吆喝声，声声渐起。天大亮，街面上，买菜卖菜的、洗菜的、挑水做饭的人来人往。大清早，小河边、水塘边、女人们忙着洗衣服。那棒槌拍打衣服的槌声，声声高亢、清脆、悦耳，婉如在演奏一首洗衣曲。天刚黑，灯已明，铁匠铺的打铁声仍在铿锵作响。小吃店里，喝酒人的划拳声，声声入耳。夜渐深，街未静。

在这个小镇的北面，相隔不到三五里路，便是崇山峻岭大别山南麓。有一条由山水冲成的自然河，河水经镇东北边向西边湍流不息淌淌流去。每当雨季来临山水冲下来时，这条河的河水暴涨且变得有些混浊。这时，你会看到有小船从上游顺水而下。有的小船上的渔夫手拿一根竹竿撑船而行。有的船头上还有几只鱼鹰，渔夫用竹竿点击哪只鱼鹰，那只鱼鹰就俯冲入水捉鱼。有的鱼鹰飞上来时嘴里叼着一条魚，有的鱼鹰飞上船来空空而已。我十来岁时，曾有一次随街道上的大哥哥们在雨水季节到来时，到这条河里捉鱼。我学着他们的样子用带来的一只破箩筐在河里筐鱼。我真的筐住了一条鱼。当我用手把鱼捉起来时，这条鱼上的鱼翅突然张开，划得我手掌疼痛难忍血流不止。我忍不住疼痛，手一松鱼掉到河里去了，急疾游走。

在这条河上，有三座用麻条石做成的石板桥来连接街道。有一条石板桥和下街头的镇政府相连，有一条石板桥和镇政府西边的路相连。还有一条石板桥将正街和古戏台相连。这条石板桥及其通往正街的通道，紧沿着我五爷（堂叔）的房屋。这个古戏台构建离地面高有1.5米，戏台的前台长有10米，宽有5米，演出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戏台的后台长有20米、宽有4米，占地面积有80平方米左右。整个后台呈长方形，主要作为存放道具、演员化妆、演员准备出场的场地。戏台的建筑高度在3米以上，前台和后台交界处，是由四根圆形白玉石立柱拱起整个戏台屋瓴。屋瓴全是绿色磁瓦，戏台的后台全部是灰砖白墙。戏台的正前方是一个可容纳三、四千人观看的大广场。几百年来，这个戏台承载了形形色色成千上万次的戏曲演出。

新中国成立后，彭思镇政府每年春季和秋季，都要在这个大广场举办几天的物资交易大会，并从县里请来黄梅剧团，或从浠水县请来剧团在这个古戏台上演出几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彭思街道上来，一边选购自己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一边忙里偷闲看戏台上的演出。在这几天里，街道上处处人声沸腾，处处呈购物忙的景象，真是热闹非凡。

就这个古老的戏台，我也曾经上台演出过。这件事我本来忘记了，还是几年前老同学相聚时是王水生同学讲起来的。他说：读初二时，你是学校文工团队员，在学校组织演出时，你在戏台上独唱“我是一个兵”这首歌。学校为了有更好的演出效果，还特意为你借来合身的军装，你身着军装神气活现地演唱，效果很好。当时，我们同学都很羡慕你，也很嫉妒你。

在这个小镇的南面，相隔不到一里路便是丘陵地带。可能是建镇的先辈们从防洪、防盗、防匪安全角度的考虑，在丘陵地带和小镇南边的开阔地之间，人为地由东向西挖了三个紧紧相连的大水塘，并将水塘里挖出来的土，全部填在街道房屋的地基和后院内。使整个街道房屋的地基均高于街道外的地面在三米以上。

在镇东南面和西南面三个水塘的连接处，同样修建了造型不一的小桥来连接街道。在东南边小水港和第一个水塘连接处，修建了一个品字形的小桥，它连接了正街的上街头。在第一个水塘和第二个水塘的连接处，建了六个露出水面的各有六十公分宽的石头桥墩，这六个石头桥墩正对着我家的后门。在第二个水塘和第三个水塘连接处，修建了一个门型的小桥，这门型小桥及其通道连接了正街的中街，和北面戏台石板桥及其通道在正街中街相接，使人们进入彭思街的路线呈卍型。在第三个水塘通往西北边小河处，修建了一个半月形的小拱桥。人们如将这人造的三个大水塘和第一个大水塘前的横向小水港连在一起构想，就会发现其整体地理形状，完全像一整支的莲藕，三个水塘全部种上了莲藕。

居住在水塘边的人家，每当夏季闲坐在后院或水塘边乘风纳凉时，就会听到水塘里鱼儿欢闹的戏水声，就会听到青蛙呱呱的喧叫声。有时，还会看到青蛙在荷叶上的跳跃。有时，还会看见蜻蜓翩翩飞舞在荷花之中。当微风阵阵吹来时，那片片青翠的荷叶和争艳开放的荷花，散发出来的清香阵阵沁入人心。

下雨时，南边丘陵地带的雨水不断流入荷塘。荷塘的水溢出后缓缓地流到下游，在镇的西北面和河水汇合后，一起流淌，一起歌唱，悠游自在地向西南方的湖区奔去，向长江奔去。

在这个小镇的正街和横街的交界处，即街道上的铁匠铺和孟佰生家的住房下面，有一条暗河。这条暗河将镇北边的小河和南边小水港荷塘连接起来。部分小河的水，清清地，静静地，慢慢地，通过这条暗河流入南边的小水港，再通过品字形的小桥流入荷塘。镇上的老人们都知道，这条暗河对北边小河的河水，能起到很好的调剂作用，尤其是在洪水季节里，能充分发挥分洪的作用。暗河，对保护街道上房屋安全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在读小学时，曾多次和街道上的小同学一起绻起裤腿打着赤脚，拿者手电筒，拿着棍子，走过这条暗河。这条暗河呈喇叭形。与小水港相通的暗河口有三、四米宽，与北边小河相通的暗河口有五、六米宽，整个暗河的高度在三米以上。我们这帮小朋友怀着好奇的心情，想在暗河里发现什么秘密，想寻找到什么值钱的宝贝，可是，找来找去，除了小鱼、小虾、小河蟹、就是蛇。我们稍微长大点后，再也没有走过这条暗河了。因为蛇太多了，而胆子变小了。

彭思镇，就是这样一个四面被水环绕的小古镇。人们进入彭思镇街道，除从彭思镇中心小学进入横街这一条大路外，其余的地方，只能通过镇的四周，六个方向造型各异的小桥，方能进入彭思镇街道。因此，彭思镇周边的人，以及紧挨着彭思镇浠水县的人，也把彭思镇叫“彭思桥”。

彭思镇夹河村手工米粉厂，至今仍以"彭思桥"来作广告宣传。"彭思桥"的米粉，是袓传十几代人纯手工制作的米粉，其特色是选用优质团粒早稻米，经淘洗、发酵、磨浆、窖浆、捏团、煮团、打粑、压榨、过缸、叠粉、整粉、风干、凉晒等几十道传统工艺精制而成。这种米粉系发酵型绿色无污染食品，内含益生乳酸成份，可煮调、干炒、煨湯。其味酸，质纯，香醇爽口。每逢年过节时，老家的亲戚或同学或战友到武汉来，总要给我捎上"彭思桥"的米粉。

我家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景色如画的小古镇里，住在镇正街的上街头，是彭思镇街道上最佳的地段之一。

母亲，是经人介绍从浠水潘家大湾嫁到彭思镇街道上来和我父亲结为夫妻的。母亲和父亲都是再婚的。据母亲讲：她们潘家在当地是破落的大户人家，她与前夫结婚，是男女双方父母亲当时指腹为婚的。她的前夫姓黄，结婚前他就患有不可治愈的重病，男方父母亲为了给他患病的儿子“冲喜”，要她尽快地嫁过去。结婚后那男人确实待她非常好，并经常对她说：他的病是治不好的，你年青，我不能误你的青春年华，非要母亲与他离婚另找人家。母亲不答应，最后，那男人用一张休书把母亲休了，逼着母亲回到娘家。我经常听母亲讲，那个男人是世上少有的好男人。他做什么亊情总是为别人着想得多。

我父亲的前妻因患疾病而去世的。去逝时留下了两个儿子。1945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时，父亲前妻留下的大儿子己四岁多了，还有一个患病在床奄奄一息刚满一岁的小儿子（一个月后病逝）。

1947年11月1日23岁的母亲生下了我。我就出生成长在这小桥流水、荷花芳香、古香古色古味的小古镇里。

2.水塘救儿

一九五四年，蕲春县彭思镇与湖北省其他县市一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水。

洪水到来之前，当地政府为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时组织疏导全镇人去投亲靠友。我全家就去投靠居住在灵山脚下的大姑妈家。

洪水退却后，镇上的人家陆陆续续搬回来了。我家也搬回镇上的老屋。老屋后院的院墙和两间土屋已被洪水冲垮了，屋后水塘的荷叶也被洪水泡死了。

有一天，住在上街头同读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孟佰生，来到我家邀我一块出去玩，母亲不放心，叫我俩不要跑远了，就在附近玩。我俩就在我家房屋后的水塘边玩。那时，水塘的水仍是满满的。水塘里鱼儿三五成群地游来游去。尤其是那些小鱼儿一会儿游到塘边，一会儿游离塘边，我俩看着看着，看得心里发痒，恨不得马上抓到几条小鱼好玩。为此，我俩大气不出，在塘边静静地守候着。哪知，当我俩快要抓住小鱼时，小鱼好像感知到有人要抓它，急急忙忙地摇摇尾巴游走了。当我们要走时，小鱼又游回来了，反反复复地很搞了几个来回，气得我俩拣起小石头向小鱼群砸去。

没多久，我俩发现，水塘边右侧几米远的一块青石板下，有好几条小鱼。我和孟佰生交换眼神后，慢慢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向青石板走去。谁知，当我刚走上青石板，那长满青苔的青石板，让我立刻扑通一声滑落到水塘里。我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慌乱地向前划去。

“扑通”的响声，惊动了坐在后门槛纳鞋底的母亲。她听到响声后，就问："佰生，是什么响声？"孟佰生被我突然掉到水塘的情景吓呆了，竟然不知道大声叫喊。当我母亲问他时，他没有任何反应，傻乎乎地站在水塘边一声不吭。我母亲觉得不对劲，出门一看，看见一双小手在水塘里不停地划着。她立马明白：我儿子掉进水塘里了。她来不及叫人，丢下手中的针线活，直向水塘冲去。她奋不顾身扑向水塘，潜游到我的身边，快速抓住我后，将我放在她的肩膀上。她头脑很清醒，调转头向塘边走去。她一边不停地吸着水吐着水，以不断地换气；一边不停地抽动着她的那双小脚，快速地移动身体向前走。她终于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救起落水的儿子。这是母亲第二次给了我的生命。

时隔多年后，当我向母亲谈及此事时，问她当年为什么那么勇敢，只身一人敢跳到水塘里去救我！母亲说："友儿，你是妈妈的希望，你是妈妈的命根子，没有你就没有妈妈我，你说我该不该勇敢地去救你？”母亲的话说得如此干脆如此无私，使我深感母爱的伟大与真谛。

3.打工养家

我母亲生下我以后，主要做的事情是相夫育子照顾我父亲、哥哥和我三人的日常生活，全力作好家务亊。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扫盲运动，镇里和街道上的领导也行动起来了，成立了扫盲补习班。这个扫肓补习班就设在我家隔壁—彭思镇文化站里。每天晚上补习时间快到时，母亲就放下手里的一切活儿，和街道上二三十岁的年青媳妇一起，按时到隔壁文化站学文化，学识字，学加减法。通过半年多的补习识字，她从一个文盲变成一个半文盲。这为她后来参加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母亲身高1.64米，长得眉清目秀，做事干练沉稳，为人和言细语，善结人缘。通过街道文化站的补习，又能认识一些字和简单的加减计算，街道居委会主任汤祖珍特意介绍母亲到镇粮油管理站当仓库保管员。这种工作属长期临时工性质。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母亲特别珍惜。因此在工作中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吃苦耐劳，深受站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为了使家里有更多的经济补贴，使全家人生活得更好一点，母亲还兼做了一份印刷工的工作。浠水县有一姓潘的老板，就在我们街道上办了个小小的印刷厂，承担了彭思镇中心小学学生用的大字练习本和小字练习本的制作。母亲就在这个潘氏印刷厂兼作印刷工。这个印刷厂就在正街上，离我的家也只有百来米远。母亲每天吃完晚饭，就急忙赶到印刷厂做工。

这种手工印刷讲究印刷技能和工艺。红油墨涂多了，印刷出来的学生练习本线条和虚线就粗，纸面污点就多，印刷出来的纸就是不合格的。红油墨涂少了，练习本框架线条和虚线不清晰，同样是不合格的。印刷时，手推用力过大或过轻都不行，讲究版面用力均衡。母亲通过老板操作示范和用废纸练习多次后，逐渐地掌握了印刷工艺和程序。

老板有时承接业务量大，母亲就让我吃过晚饭后就和她一起过去，给她当助手。在印刷厂当助手时间长了，我也很快掌握了练习本印刷、剪裁和用线进行手工装订的技能。在放寒暑假的期间，我一个人就能单独操作一个工作台。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是在这个潘氏表舅印刷厂度过的。直到今天，我仍会用手来裁剪不同规格尺寸的纸张。

为了给家里更多的补贴，挣到更多的钱，使家里的生活更好些，母亲还承接了蜡烛制作和火柴盒粘贴的活计。我也经常参加这些活计的制作。这些活计制作的程序和工艺至今刻在我脑海里，历历在目今生难忘。

4.上山砍柴

在我的家乡——彭思镇街道的北面有一座大山，大山深处有一座庙，叫"灵庙"，因此这座山便叫灵山。灵山是大别山南麓最南边的山。通过灵山再往北走或往东北方向走，便是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崇山峻岭。

在这山连山的崇山峻岭里，漫山遍野长着枞树。夏秋之际，风吹树叶撒落遍地。这时，也是街道上的人们结伴上山砍柴禾的时候。

五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彭思镇中心小学教书，每月工资只有30元钱，靠这微薄的工资来买粮食、买柴禾、维持全家人生活是不够的。尤其是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那段日子里，母亲为了安排好全家人的生活，尽量做到不花钱去买柴禾，她安排每月至少用二天时间上山砍柴。

母亲上山砍柴主要是上灵山。有时也到有四五里路之远的周家湾后面的蒋家大山去砍柴。

灵山，眼看着离彭思街道近，但从街道走到灵山山脚下最少也得一个多小时，上山后或往深山里走花得时间则更多。因此，街道上的人上灵山砍柴，往往是一大早便动身，天黑才回家。

我母亲每次上灵山砍柴，先约好街道上的几个好姐妹结伴而行。天刚放亮，母亲带上准备好的砍刀、筢子、绳子和扁担就动身了。那时，街道上餐馆里有馒头卖，二分钱一个，母亲嫌贵了，就在家里用米磨成粉子做成米粑，砍柴时带上米粑或是炒米作为午餐。

我从十岁就开始陪伴母亲上山砍柴。母亲是用砍刀砍下枞树的树枝或枯树枯枝，或用竹筢子将散落在地上的树叶筢在一起，夹在枯树枯枝之中。

我主要是拣掉落在地上的枞树果子。这种形状如乒乓球大小的枞树果子带有油脂，放到土灶里烧。做饭时燃烧起来火很旺，烧过后的炭火也很明。因此，我每次陪母亲上山砍柴时，就带两只小篓筐在山上专门拣枞树果子。有时，撒落在地上的枞树果子不多，我就用竹筢子往树上打，把树上的果子打下来，直到装满两只小篓筐为止。

灵山深处有的是水。无论是山涧的小溪流水，还是不停叮咚作响的山泉水，都很清澈透亮。每当我母子俩中午砍柴休息吃完米粑和炒米后，来到小溪边或来到山泉处，用手捧起水喝进口里时，深感这里的水是那么的解渴，是那么的香甜，是那么的沁人心田，有陶醉的感觉。小小年龄的我感觉到这种生活也很开心，也很快乐的。

月月上山砍柴，年年上山砍柴，上山的路就熟悉了，砍柴的经验也丰富了。有时，上山后母亲指着山坡对我说："友儿，你看见冇，这山上几个坡面的柴禾都被砍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在这里砍柴即费时又费力，还砍不到好的柴禾，不如我们往深山多走几步，那里的柴禾一定好砍好拣"。我说："好，听妈妈的"。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发现深山里的柴禾又多又好。母亲砍了不到三个小时，就砍好了一担柴禾。我也拣好了两篓筐的枞树果子。可见，“深山密林好砍柴”和“磨刀不误砍柴工”是同一个道理。

在每次砍柴回家的路上，别看我母亲脚小人又瘦，但挑起柴禾走起路来不亚于一般的男人。每次回家的路上，我挑着两只小篓筐，有时走在母亲的前面，有时跟在母亲的后面，学着她的样子迈着大步往前赶路。

几年来随着母亲上灵山砍柴，使我对灵山的"个性"更熟悉更了解。

灵山，像人一样也是有“心”的，山风，像人一样也是有“情”的。当你上山砍柴行走在山路时；它以主人翁的身份迎接你，给你笑脸、给你热情，给你企聁。当你挥刀奋力砍柴时；它唱起了“山歌”，“山歌”在山涧里回荡，给你不怕苦不怕累乐呵呵砍柴的力量。当你砍柴日当午汗滴柴下土时；它给你轻风，给你凉爽，给你精气神。当你中午休息躺卧在丛林时；片片浮云起，它给你遮阴，它给你抚摸，它给你养精蓄锐继续砍柴的精力。当太阳快要落山时；它给你收获，给你劝告——趁着晚风渐起，快些回家吧！以免天黑行路难，以免家人在惦念。这就是灵山的胸怀，这就是灵山的情怀。

当然，灵山也是有脾气的，一旦发起脾气来就召来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砍好的柴禾被雨水淋湿了，几十斤重的干柴倾刻间变成近百斤重的湿柴。下山的羊肠小道本来就不好走，被山雨冲过后就更难行走了，我母子俩不得不在泥泞的山路上挑着湿透的柴禾，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赶。 这时的我和我的小脚母亲对山风山雨只有怨，只有恨，只有无奈。但是，我母子俩仍下定决心要把柴禾挑回家。这是我们的劳动成果，这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我家，在彭思街道生活的岁月里，灵山年年召唤我们，我和母亲年年坚持上灵山砍柴。灵山，那里有我母子俩行走的足迹，有我母子俩洒下的汗水，有我母子俩砍柴的收获，更有我母子俩在谈笑中留下的一个个小故事。

5.下湖挖藕

1959年到1961年，我国由于连年干旱，全国粮食产量连年递减，人民生活遇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家住在彭思镇街道上，属于城镇非农业户口。按照当时国家规定：城镇读书的小孩每月供应粮食13斤，大人每月供应粮食18斤（9公斤）。按照国家当时粮食计划指标供应的规定，我全家人的粮食肯定是不够吃的。面对这种生活状况，母亲为了全家人的生计，绞尽脑汁想尽办法。

在那生活最困难的几年时间里，母亲正好在彭思镇粮站当仓库保管员，其工作之一就是整理麻装、缝补麻装，及时清扫仓库。她充分利用这个工作的特性，在整理麻装时，将麻装一条一条地翻过来，用手将黏在麻装里的稻谷一颗一颗地拣起来。尤其是麻装的四个角落，她决不放过，因为麻装角落里最容易藏着几颗谷子。就这样，有时碰到好运气，一天下来能从麻装里捡到二三两谷子。有时，粮库里的粮食搬运走后，母亲就把被老鼠吃过的谷粒，散落在墙边的谷粒，潮湿发霉长出嫩芽的谷粒，统统扫在一起装起来，拿回家清洗晒干后，磨成粉子做成米粑给全家人吃。这种米粑做熟后看起来是黑黑的，吃起来还有细沙子磨牙齿，但它是香香的甜甜的很有口感。

为了更好地解决全家人吃的问题，她想到了下湖挖藕。在彭思镇的西南边，大约有几里路远的地方，那是一望无边的湖区。湖区内的藕塘不仅多而且藕塘特别大，每当7、8月份，湖区荷花盛开时，碧绿一片一眼望不到头。那就是彭思公社三大队、四大队、五大队的藕塘。其中四大队的藕塘最多。每年到挖藕的时候母亲就带我到那里去挖藕。

在那个年代里，农村实行的是公社领导的集体所有制。湖区的农民在挖藕时，只选莲藕生长比较多又省时容易挖的的地方去挖。藕塘四边和认为藕长得稀少的地方，他们都不愿意去挖。我母子俩要到湖区藕塘挖藕，只能挖当地农民没有挖到位的地方，或者是漏挖的地方，或者是不愿意去挖的地方。

我记得我母子俩第一次去那片湖区藕塘挖藕时，刚走到湖区藕塘边，一个看塘的农民扛着一把锄头走过来，扫了一眼我们随身所带的挖藕工具后，对我母子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母亲说："我们想在你这里挖点藕吃"。那人一听忙说：“不行，不行。这是我们四大队的藕塘，你们不能挖，快走，快走”。以极不满意的口气驱赶我母子俩走。

母亲说："我们是彭思街道上的，靠那点计划粮食是养不活全家人的。我一个妇道人家在你这里能挖到多少藕？你这位大哥行行好吧！"那个农民听我母亲说是街道上的，便问道："你是彭思街道上的？是哪家的？"。我母亲答道："是彭思街道上街头张老师家的"。那个农民紧接着问："你是先生娘？"母亲答道："是的"。那个农民听后就说："挖藕这种活，我们农村女人都不干，现倒好，你街道上的先生娘也跑来挖藕，真造孽。那你就挖吧，量你也挖不了多少藕"。听到对方同意挖藕，母亲有意想不到的高兴，连声道谢。待那个扛着锄头的农民走后，我母子俩就去寻找挖藕的地方。

当母亲选好开挖地点后，我母子俩就用事先准备好的自制挖藕工具，用泥巴先围起来，轮流用瓢把水舀出去再开挖。母亲毕竟没有挖过藕，所带工具毕竟不是规范的挖藕工具，第一次挖藕没有经验，人也挖得很累，到了下午也没有挖到藕。母亲只好带着我到挖过的藕塘处拣藕。直到天快黑时，我母子俩拣到了几斤藕带和破损的小藕片，就这样，母亲觉得收获蛮大仍然很开心。

第二次母亲带我去湖区挖藕时，又碰见这位农民。这次见面时，母亲将亊先准备好的一盒火柴送给他，他收到后很高兴，说："大姐，你太客气了”。并询问上次挖了多少藕？母亲说：“不会挖，没有挖到藕。后来我母子俩在你们藕塘里到处拣藕，拣到了几斤破藕和小藕。"。这位农民听后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敢来挖藕就很不错了。你挖藕应该选择那些地方去挖，要这样这样挖”。他指点着一个地方比划着如何挖藕。这个看藕塘的农民反而在教我母亲如何挖藕。母亲说："你真是个好人。谢谢你"。这个农民又说：“你们快去挖吧，早挖早回家”。

第三次见面时，这位农民说："大姐，听你口音像是浠水的人？"母亲说："我就是你们大队隔壁浠水县潘家大湾的人"。这位农民一听显得有些惊讶，有些兴奋，便对我母亲说：“我四大队有好几个姑娘，嫁到你潘家大湾哪家哪家。。。母亲一听，便说：“你说的那家是我堂哥的家，他的儿子叫潘**...”，就这样，母亲和那个农民，一个说过来，一个说过去，越说越亲切。那个农民原先称我母亲为大姐，后改口叫表姑了。

从这以后，他再遇见我母子俩不仅客气多了，有时还帮忙挖一阵子。他身强力壮，帮我母亲挖一阵子胜过母亲挖几天。挖出来的藕又粗又好，足有一、二十斤，叫我母子俩高兴得不得了。

母亲不仅挖藕，有时还踩藕。尤其是在藕塘开挖后，发现有一块藕地没有被人挖过，但积水稍微多些，母亲就下去踩藕。

所谓踩藕，就是人下到有水的藕塘后，用脚顺着荷叶莲杆向下踩，一直踩到脚下有藕的感觉时，再顺着藕的走向，用脚把藕周围的泥赶开，然后用脚踩断藕，再用脚把藕一节节勾起来，藕就自然地浮出水面。

母亲每次挖藕或踩藕时，总是穿着裤子和袜子。她先把袜子口塞进裤脚，然后用细绳子扎紧裤脚，再去挖藕或踩藕。

有一次，母亲在踩藕时突然尖叫起来，我问："妈妈，怎么了？"母亲说："友儿，不好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钻进我裤裆里去了，在裤裆里面到处乱钻，会不会是条小蛇？"我说："妈妈，不管是什么，你快上来"。我在母亲快上来时快速抓住她的手把她拉上来。母亲上来后，不顾一切迅速脱掉裤子。裤子里的水全部流了出来，只看见一条一两多重的小鱼在地上跳蹦着。是这条小鱼做的怪。我和母亲的心立马平静下来了。经检查，原来是母亲的裤脚这次没扎紧，下水后这条小鱼便钻进来了。

在湖区挖藕时，有时，我趁母亲在挖藕时，就在湖岸边砍柴禾，下午等母亲挖完藕，我负责把晒干的柴禾捆好挑回家。有时，我趁母亲在挖藕时，就在湖区到处寻找水沟，看见水沟里有小鱼小虾和田螺，我就把水沟的两头用泥巴堵住，用瓢舀干沟里的水，将小鱼小虾和田螺统统尽收小水桶里。回家后母亲把这些烧成菜或煨成汤，全家人吃得有滋有味干干净净。

几年来，由于母亲从不间断到湖区挖藕踩藕，选择开挖藕地的眼光也准了好多，开挖藕地的技巧也熟练了好多。为了能更好地挖到更多的藕，母亲也花了本钱，请人定做了一套挖藕的工具。这样，母亲由当初每次只能挖到几斤藕，变成后来每次能挖到十几斤藕。

母亲，下湖挖藕，为我家在三年灾害的岁月里，较好地解决了全家人吃的问题，从而使我家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地度过了饥荒之年。

6.探望父亲

我的父亲从小就是一个孤儿，从六岁起就与我奶奶相依为命。

据父亲讲，我爷爷是一个商人，为了全家人的生计，爷爷将我家临街道上的那间房屋开了个杂货铺，主要从事铁锅、锅铲、水桶以及食用盐等人们生活资料的买卖。

有一天，爷爷从汉口带一船货在回彭思镇的途中，长江突起大风将货船掀翻，爷爷也溺死于江中。从此，我家就破落了，父亲就成了一个孤儿。

由于张氏家族大人又多，在没有出五代的堂伯伯堂叔叔们的关照下，父亲一直在私塾读书，一直读到十六岁为止。后来在一家私塾学校当先生教学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转到公办的彭思镇中心小学当老师，主教语文。

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只要有空余时间，他就捧书在手细细看来。有时，在家里手里拿着书，围着客厅的天井转，大声朗读。高兴之时，还摇头晃脑唱读书文。准确地讲，父亲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人。

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喜欢与人交谈唐诗宋词，在一起写诗作词。如果你能与他谈诗作词，他定与你把盏问明月，千杯醉一回。

父亲最大的特长，就是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街道上的各机关里，各企事业单位，各个商铺，如有重大喜庆活动，必请他挥笔题字。尤其是春节来临之际，是他最忙的时候。街道上机关里，企事业单位纷纷请父亲写春联。方圆十几里很多乡下的农民也拿着大红纸，到我家请父亲写春节对联。不管是谁，随时上门，父亲随时写。有时，请写春联的人从客厅排到前面商铺，父亲无怨无悔乐在心中，仍然认认真真的写春联。有的农民很困难，无钱买红纸来请父亲写春联，但又想求得我父亲一副春联，父亲很乐意将事先写好的春联送给农民。

由于年年有人请父亲写春联，他也年年乐意为他人写春联，久而久之，他的名声很响，在十几里的范围内，人们都知道彭思街道上有一个“张先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街道上的人乡下的人，凡碰见他都毕恭毕敬，“张先生”的称呼也叫个不停。乐得父亲以此为荣，粘粘自喜，笑容常常挂在脸上。

就这样一个，只能写写画画书呆子气十足的人，一个平平庸庸的教书匠，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人，在1957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成右派份子。

他说错了什么？他做错了什么？

1957年彭思镇中心小学领导根据上面的精神，组织小学老师开展一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座谈会。鼓励老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父亲信以为真，在会上向校长放了一炮。他对校长说：“你大字不识几个就当校长，既然当了校长，如何搞好教学，就应该多听听我们这些当老师的。然而你不旦不听我们老师的话，反而尽讲外行话，尽讲错话，甚至有时在胡说八道，完全不像一个学校的校长，。。”父亲的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校长的自尊心，令他感到颜面丢尽。听完我父亲讲的这些话后，校长愤愤地说：“我是大字不识几个，但我是党派来的，我是代表党来当这个学校校长的，来领导这个学校的。你对我不满，就是对党的不满，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

从那以后没多久，父亲就成为一个右派份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新的对象之一。

从那以后，父亲就从彭思镇中心小学，调到离家十里路之外的管家窑小学当老师，只有放寒暑假才能回彭思街道与家人团聚。

从那以后，父亲就变成一个经常被运动的人被批斗的人，变成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变成一个树叶掉在头上能打破脑袋的人。

1958年春节后，蕲春县教育界100多名地富反坏右派份子，集中到张榜区大同水库接受劳动改造。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友儿，等你放暑假了，我带你一起到大同水库看你爸爸好不好？"我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好。我好久没有见到爸爸了，我也很想爸爸"。

放暑假的第三天，母亲带着我踏上了探望父亲的路程。刚上路，我母子俩有说有笑并肩而行。在路上，我时而牵着母亲的手摇晃着脑袋一起走，时而唱着歌哼着曲走在母亲前面。我不知道从彭思街到大同水库有多远的路，但我相信，快到了母亲会告诉我的，我只管向前走，只管向前跑。一路上，我看见路边有好花好草，就把它摘下来，拿在手中挥舞着向前跑。看见蜻蜓蝴蝶在前面飞，我就追赶它们，想捉住它们。我不知疲惫，神采奕奕，快快乐乐地向前走。

我母子俩翻过一个小山坡又一个小山坡，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我觉得走了好久了，应该快到了，就问母亲：“妈，大同水库快到了吧？”母亲回答我：“快了”。我相信母亲的话，继续昂首阔步向前走。我母子俩翻过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走过一片田野又一片田野，我觉得又走了好半天了，人也有些累，大同水库这会儿真的快到了。于是，我又在母亲面前问："妈妈，大同水库快到了吧？"这时，母亲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友儿，不要跑了，路还远着呢！"我半信半疑望了母亲一眼，可心里在嘀咕：走了老半天了，怎么还说路还远着呢。这大同水库到底在那里呀？我无可奈何，只好乖乖地让母亲牵着我的手一起向前走。

走着走着，已到中午了，还没有听母亲讲大同水库快到了。

走着走着，已到下午了，还没有听母亲讲大同水库快到了。

走着走着，太阳要落山了，还没有听母亲讲大同水库快到了。我心里在犯“底诂”—大同水库你到底在哪里？

太阳快要落山时，我母子俩走到了一个叫刘公河的小镇。母亲在镇上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来。这家小旅馆不仅有睡的床铺，还有就餐的小食堂，相当方便。吃罢晚饭后，母亲打来洗脚水，我母子二人一起痛痛快快地泡了一下脚、洗完脚就睡了。

第二天，天刚刚放亮，母亲就叫醒我，要我快点起来好赶路。我对母亲说："妈，我好累啊，我想再睡一下"。母亲说："不行，要赶路了”。连哄带骗地把我拉下床。洗完脸，母亲买来两碗稀饭和几个馒头一点咸菜。吃完早饭，我母子俩离开刘公河镇向大同水库走去。

第二天上路时，不管母亲怎么讲，我的精神就是提不起来，我的一双小脚也不听使唤，行走的速度慢了很多。

母亲只好给我讲故事，讲笑话，哄着我走。我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快，母亲就牵着我走。走了一段路后，母子俩就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歇息一会。刚歇下来，我对母亲说：“妈，我太累了，真的走不动了。我要知道到大同水库是这么远的路，我就不来了”。母亲听后就说：“你不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爸爸吗？你不是说你想爸爸了吗？即然你爱你爸爸，多走点路又算得了什么。你已经是十岁的人了，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要不怕苦不怕累，更不要轻易说后悔的话，.....”。听完母亲讲的话，我在心里认错了，拣着小石头在手里玩，并低头回答：“我知道了。”

我母子俩歇息了一阵后又上路了。走着走着，母亲看我走得慢，就拉着我走。到后来看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母亲就背着我走一会，或找个地方再歇一歇。就这样，一路上我被母亲牵着走、拉着走、背着走。母子俩走走歇歇，歇歇走走。

到了傍晚，我母子俩终于走到大同水库下的一个村庄，见到我非常想念的父亲。见面时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讲："这么远的路，你母子俩走来的，一路辛苦了"。

父亲，事先在村子里借好了一间房子。吃了晚饭，洗了脚，洗完脸，母亲让我先上床睡觉。

这一路上我太累了。一上床，倒下就睡着了。

是尿把我憋醒了。当我醒来睁开眼睛时，房间里仍有灯光。我发现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睡觉。从那微弱昏暗的煤油灯光里，我看见母亲拉着父亲的一只手在看。他们的话说得很慢很慢，声音很小很小，在轻声细语地说着心里的悄悄话。我还看见母亲在用手摸着父亲的脸颊，好像是在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偶尔还有几声叹息，这短暂的几声叹息，可能是表达她自己心里的话。此情此景使我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第二天上午，我趁母亲给父亲缝洗衣服的机会，一个人来到父亲做工的工地上玩。父亲看见我来了，满脸笑容地对我说："友儿，要注意安全，玩一会就回去，别让你妈担心"。我回应了一声："知道了"。一个人在工地上到处逛。

父亲做工的工地，就在大同水库库坝下面的一个平地上，上百名教育界被专政的对象都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他们所做的活，就是做挑土用的竹筐子。这100多个人被分成三个小组。有一个小组，负责将运来的竹子，按一定的尺寸锯成一节节的竹筒子，然后用劈刀将竹筒子劈成若干细长细长的小竹条子；有一个小组，负责用篾刀将小竹条子的青皮和史竹劈开；还有一个小组，负责将青皮和史竹编成竹筐子和挑土用的箢子。这几道工序中，唯有将青皮和史竹劈开最难，也最容易伤人手指和虎口。而父亲恰恰就被分配做这个工活。一个教书的老师，过去手里拿的是粉笔和教鞭，何曾拿过这一斤多重的篾刀？还要用这篾刀将小竹条的青皮和史竹剔开。难怪父亲左手的虎口和手指上会伤痕累累，难怪母亲拉着父亲的手，两人在煤油灯下轻轻地诉说着哭泣着。我猜想着父亲用篾刀剔青皮时，那狼狈不堪的样子，或篾刀当时砍伤虎口手指时，伤心落泪的样子。这就是劳动改造。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旧社会过来的小知识分子，正在接受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

我长大成人后，才知道从彭思街到大同水库有100多里路。每当想起十岁的我，陪伴母亲步行100多里路去探望父亲这件事，我为自己的勇气、坚强和对父亲爱的执着，心中仍充满快意和自豪感。每当我想到那次小脚母亲不仅徒步100多里路，还时不时地背着我走一段路的情景，我心中仍充满愧疚和敬意。

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亲的爱。

7.剃个光头

灵山，在灵山的深处有一座水库。那里也留有我参加兴修灵山水库时的欢歌笑语，劳动汗水和足迹。

1959年夏季，我初小四年级毕业，刚考取高小五年级，正值放暑假时，彭思公社的领导和彭思公社中心小学（原先为彭思镇中心小学）的领导，凭着一腔政治热情，借助兴修水利高潮的掀起。鼓动和组织彭思公社中心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小学生，也到灵山水库去参加兴修水库的劳动，这也包括我们初小四年级刚刚毕业的小学生。

当班主任老师正式宣布，我们四年级同学也到灵山参加兴建水库劳动，并告之时间为一个星期时，我们班上的小同学，个个都为能参加水库建设能贡献一份力量，高兴得手舞足蹈蹦跳不已，都觉得能和大人一起兴建水库，很光荣，很伟大。能够去看看灵山水库的雄伟壮观和灵山深处的美景，很幸福，很快乐。在我们彭思街道上的同班小同学中，王佑华、苏桂林、孟佰生、谌若余、孙宏明、高爱莲、周建英等都参加了暑假期间到灵山水库的义务劳动。

我临去之前，母亲再三叮咛：要好好干，但要注意身体，能挑多少土就挑多少土，不要争强好胜逞能，千万不要把腰压坏了。。。

出发的那一天，风和日丽。走在最前面的是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手举着少先队大队的旗帜，吹着洋号，敲打着小洋鼓大洋鼓。然后是一个班紧跟一个班。每个班的前面，都有一位同学手里举着少先队小队的队旗。同学们颈子上都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肩上扛着铁锹或铲子或挑着筐子，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神气昂扬地行走在去工地的山路上。这一路上同学们时而高歌猛唱，时而打闹取笑，就这样在快快乐乐谈天说地打打闹闹之中，不知不觉到了灵山水库。

灵山水库工地上，那人山人海红旗处处招展的劳动场景，立即吸引了我们这群小同学。库堤上众多的打夯桩的人，随着劳动号子的起伏，齐心将夯桩有力抬起，又均匀地夯落在堤面上的壮举，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我们为大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干劲和热情完全感染了。我们兴奋得不停地用小手向大人们鼓掌和摆手。

我们也开始劳动了。在水库工地上，我们人小志大，个个小同学不示弱，铲土的铲得很快，挑土的要求多挑点，一个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

公社的领导和学校带领的领导，也考虑到我们毕竟是小同学，正处在发育成长时期，需要劳逸结合。所以，他们有计划地将各班小同学组成几个宣传小队，定时的分批次分派到库区各个劳动工地上。趁大人们休息时，给他们唱唱歌跳跳舞，朗诵事先写好的表扬稿。有时，在工地上我们小学生把洋鼓敲起来，把洋号吹起来，把铜锣铜鼓打起来，那个气势既活跃了场面也鼓舞了人心。

我们毕竟是十二、三岁的少年，劳动了一天，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冲个冷水澡，在工地工棚的通铺上倒头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在水库工地上，又你追我赶力争上游。

在那六天劳动的时间里，我们小同学不怕苦不怕累顽强地劳动，就是凭借着工地上大人劳动热情的奔放，凭借着年少好胜心强的自尊，从而迎来了公社领导对我们小同学的多次表扬，我们为此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六天水库的义务劳动是我们小同学晒黑了很多，也消瘦了很多。但是，个个确实得到了锻炼，身体结实了，都能肩挑手提了。

六天在灵山水库工地上的义务劳动，也有一件令我们小学同学至今难忘的事情。在水库工地上，由于风吹雨淋日晒，我们所有的男女生头上都长虱子了。

虱子，这种小虫是生长和躲藏在头发根部，靠吸头皮血而生存繁殖的。当它饥饿时，就叮咬头皮不停地吸血。叮咬得越凶，就是它饥饿得越很的时候，这时，会使人感到头皮钻心地痒。叮咬的范围越大，就说明头发里躲藏的虱子越多。

我一回到家，就对母亲讲："妈妈，我头上好痒"。母亲说："我看看"。我就趴在母亲的大腿上，母亲用手指清理头发，发现有虱子。母亲说："你头上有虱子，还不少呢！我去找梳子来梳"。母亲找来梳齿密的木梳，用密齿梳子在我头上来回地梳，确实梳出了一些虱子。但头发里仍有不少虱子。母亲说："友儿，你头上虱子太多了，我看光梳不行，我得去烧开水，用水将你头上的虱子烫死"。后来，母亲用开水帮我洗头，头皮确实不那么痒了。可到了下午头皮又痒了起来，我又对母亲讲："妈妈，又痒起来了，好痒好痒啊"。母亲说："友儿，干脆剃个光头，你看怎样？头发这东西长得快，你是个男孩子怕什么呢？"我满口答应了。下午，母亲带我去了剃头铺，叫剃头师傅给我剃了个大光头。剃了一个大光头真是舒服多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剃的大光头。

街道上的同班男同学跟我一样，回到家中说头上有虱子，叫母亲用手捉，用梳子梳，用开水烫。但是，头发里仍有虱子。第二天看到我剃了个光头，彻底地解决了痒的问题，都效仿我也剃了一个大光头。女生就麻烦些，头发又长又密，用手捉是捉不干净的，用梳子梳同样是梳不干净的，用开水洗头也不行，没有办法，她们的母亲也要她们剃了个光头。她们为了不将虱子传给母亲和姐妹们，为了彻底消灭头发里的虱子，也只好剃个光头。

女生与男生所不同的是，她们剃了光头后戴了顶布帽子。在那个年代里，女生剃个光头是需要何等的勇气！但是，摆在她们面前只有这个选择，实属无奈的选择。

8.一股共产风

1958年湖北省刮起了一股共产风。这股共产风吹到了蕲春县，也吹进了彭思公社彭思街道，我家首当其冲。

我家原有七间房屋，1954年因洪水将我家紧靠水塘边的二间土砖屋冲垮了，只剩下用青砖做的五间房屋。紧靠街道上的是祖先经商的商铺，面积有20多个平方米。地面铺设的是一平方米见宽的青石板。我小时候，每到暑季就常躺在这青石板上，以图凉快。商铺的后面是客厅也是饭厅。客厅里有一个天井空气流通好，阳光穿过天井照射进来，釆光极好。客厅左侧是一间卧室。客厅后面是一个大厨房，也摆放一张小方桌，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全家人就在厨房里吃饭。厨房的左边也有一间卧室

自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1958年下放到大同水库接受劳动改造后，在家共同生活的只有母亲，哥哥，妹妹我四个人。后来，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母亲浠水老乡的帮助，于1958年年底参加了工作。先在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当电工，后调到蕲州银山煤矿当电工。家中只有母亲、我和一个只有四岁的妹妹，整个房屋显得空大。在共产风的强劲推动下，彭思公社的领导和街道上的领导，决定将我家的住房全部充公征用，改为彭思街道上公共事业办公場所。将我家母子三人安置在彭思街道下街张恩来的家。

张恩来比我大一岁，可能是他刚生下来时体格小，形容他像大米米粒一样大，故取了个小名叫"米大"。张恩来的家与我家，是刚刚出了五代的张氏宗族关系。虽不至亲，但按张氏辈分他是恩字派辈，与我父亲是同辈，我得称他为叔，称他的父亲为公（爷），称他的母亲为婆（奶奶），称他的婆（奶奶）为太婆。

张恩来的家，解放后被划定为地主成分，但他家从未因地主成分而遭到人们的歧视和政府专政力量的打击。这主要受益于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他家上门的童养媳，娘家在农村是苦大仇深的贫农成分，所以，解放后彭思镇政府，将他母亲单独划定为贫农成分。由于他母亲出身好，为人正直，工作积极，能言善辩，深受镇领导器重，镇里的领导就让她担任街道居委会的干部，并分管治安工作。

当时，为安置好我的家，她同意接收我的家人，并将她家临街面上原作为商铺的那间大房子，腾出来作为我家的住房，两家在过道上共用一个厨房，一直住到我全家下放到农村。

刚搬到"米大"叔叔家里，我很不适应。就问母亲："妈，我们家有那么多的房子为什么不住，要搬到"米大"叔叔家里来住？"母亲对我讲："友儿，我们家的房子让政府征用了，那房子现在属于政府的，我们现在是党的人了，从現在起我们要听党的了，党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似懂非懂答道：“啊！我们是党的人了”。

住在"米大"家，虽然我叫他叔叔，因是同龄人我俩相当要好，经常在一起玩耍。有一天下午，他对我说：“远友，把你家锅铲拿来，我俩到后面藕塘去挖藕玩”。“米大”家的后门正对着第三口藕塘。当我俩在藕塘边用锅铲挖得兴奋时，一个农民走过来，大声吼道：谁叫你们挖藕的！说着走上前就从"米大"手中夺走了锅铲，转身就走了。我俩吓得赶紧跑回家。

母亲下班回家做晚饭，找不到锅铲，就问我："友儿，我家锅铲呢？"我站在厨房里不敢作声。母亲一看不对头，要拿扫帚打我，"米大"的婆（奶奶）才说："别打了，是我家“米大"叫他拿锅铲，到后面塘去挖藕玩时，被看塘的农民没收了。我来赔你一把锅铲。"母亲一听，忙说："婆，你说的是那里的话，我去买一把锅铲就是了。"话一说完，出门就到街道上去买锅铲了。

俩个小孩在藕塘里，用做饭的锅铲能挖出藕来吗？当然不能。可是看藕塘的农民夺走的一把锅铲，可顶他在农村干几天农活的工分。

1964年8月我应征入伍了，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战士后，当地政府于1964年8月中旬将我家的房屋全部退还给我家了。

1969年我回家探亲时，"米大"盛情邀请我到他家作客。在闲聊中我方知，他1966年考上山西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入学不久因山西太原武斗厉害，学校被迫停学才回彭思街道，一直在家里待着。

后来又听彭思街道上人讲，因山西武斗在他心里造成了极大的阴影，“米大”便得了一种抑郁症，没几年便病逝了。这真是年轻壮志未酬身先逝。

9.全家下放农村

1960年年底，人民日报转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说的是甘肃省某县城关居民主动申请下放到农村当农民的报导。

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迅速动员起来，鼓励城镇闲散居民下放到农村自食其力，以减轻国家的负担。

彭思公社和彭思街道也动起来了，鼓励街道居民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彭思街道领导还到我家来做工作，要我母亲申请带全家人下放到农村。父亲还专门请假回家作母亲的工作。父亲对母亲说："学校领导已找我谈话了，要我回家动员你们下放到农村，这是形势的需要，是政治任务。我想了想，根据我家目前的处境，还是离开街道下放到农村的好。到了农村还天天有新鲜大米饭吃"。母亲对父亲说："我是从农村来的，农村好不好我比你清楚，农村新鲜大米饭也不是好吃的"。

母亲在想：我们张家世世代代就住在这个小镇里，我在街道里有工作，谈不上吃闲饭，儿女还小都在读小学，为什么要我母子三人下放到农村？下放到农村不是要求自愿申请吗？为什么街道领导还到我家里来作我的思想工作呢？为什么还要我的先生回家来说服我呢？母亲非要弄个明白不可。

带着这些疑问，暗地里询问了几个要好的街道干部。还特意找了街道居委会主任汤祖珍。汤主任的家就住在我家斜对面。她是随丈夫南下来的干部。好像是胶东半岛的人。她说起话来像鸟叫很不容易听懂她说的话。但她长得不高，身高不超过一米五，矮矮胖胖的，有一颗门牙还镶着金牙。母亲从她和其她几个街道上的干部那里，了解到要我家下放到农村去的主要原因有二个：一是，我父亲已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新的对象，也是这次下放到农村的主要对象。二是，我家住房自1958年被公社和街道征用后，全家人长期居住在张恩来的家是一个问题，不如趁这次下放到农村，让农村去解决我家的住房问题。

我母亲心里淸楚了：这是明摆着要赶我全家到农村去不可。母亲只好等待通知，作好全家下放到农村去的准备。

第二章节：下放到农村的岁月里

10.亭子湾

1961年春节后，母亲带着我和只有六岁的妹妹，一起下放到离彭思街道只有一里多路的彭思公社第六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队。

第二生产小队又叫亭子湾小队。名曰亭子湾，其实，在这个小队的路边和几个小山头上没有一个亭子。或许以前有个亭子，不知何年何月何时亭子被拆了，只留下一个空名而已。

亭子湾小队，是由三个自然小村庄组合而成。这三个小村庄在地形上呈直角三角形。亭子湾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属南边，也就是亭子湾小队队部所在的村庄，有五六户人家，大部分人姓叶。亭子湾东边的村庄，有十来户人家，他们居住在两排整洁土砖房子里，有姓宋的、姓张的、姓王的，但大部分人是姓江的。另一个小村庄坐落在亭子湾的北面，一个叫杨细塘的山坡上，那里居住着江家大哥江和旺一家及生产大队的裁缝组和园林组。

我全家下放到亭子湾小队后，先被安排住在亭子湾东边的老队长宋德昌家里。宋队长家盖的土砖房，是在最后一排房的最西头。是一个座北朝南明三暗六的房子。一进堂屋，左边有二间，一间是住房，一间是厨房，这是宋队长和他老婆及儿子居住的。右边同样有二间，一间是住房，一间是厨房，这是宋队长母亲和他的哑巴弟弟居住的。

堂屋的后面，有一个十四平方米的小房子，就让我全家居住。我母子三人就蜗住在这一个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睡在一张木床上。我家的厨房就安在进堂屋大门的左边靠墙处。母亲找来几块土砖，在土砖上放了一个被敲了一个洞的破水缸，将搅拌好的稻草和泥巴糊在破水缸里面，上面放上一个锅，这就是我家烧火做饭的灶，在堂屋正面墙边下放了一张吃饭用的大方桌子。

我家初到亭子湾小队时，这里的乡亲们对我全家的到来感到莫名其妙，流露出一种困惑的眼神：一个女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到农村来能干些什么？能不吃闲饭吗？而我母亲又能向村民们说些什么呢？

母亲认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生活环境里，希望能尽快入乡随俗，融入乡村人脉交往中，得到他们理解和帮助才是最重要的。刚来的那几天里，母亲刚和乡亲们接触，就感受到这里的人们是朴实、善良、和谐和勤劳的。尤其是隔壁家沈大爷的出现。他那满口浠水口音，给母亲带来了惊喜和兴奋。确实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沈大爷是带着女儿从浠水讨饭到这里安家落户的。沈大爷的女儿因病去世后，他就和女婿张恩法两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张恩法与我父亲是同辈份的张氏家族人，这使我家初来咋到有了相识求助的人缘关系。

在宋家住到一年不到，父亲买断教师工龄也回到亭子湾。这时，宋家又要为儿子单独架床，生产队只好将我家安置到亭子湾小队部旁的房子里。

这时的小队长由宋德昌换成江细旺。小队部的办公用房和仓库，原先是这里一个姓王的富农家的房子。房屋充公后，江小队长把这王家的富农婆婆和她的一个侄儿子安排在一个叫叶林生房屋的西边，那里是一个明一暗二的房子，大概有20多个平方米的面积。进出的门是朝北开的。

江队长是泥瓦匠出生的，他亲自带人将小队部办公用房进行改造，将面向小队部堂屋的两个房门全部封死，在朝南的墙上开了一个门，将这房子改建成一个独门独户明一暗二的房子，将这房子就分配给我家住。我家住房的西边是小队养猪场，养猪场空荡荡的，一头猪也没有。改建好的这套房子，大概有20多个平方米面积。母亲将进门的第一间作为厨房和吃饭间，并在紧靠里面的墙边为我搭了一个床。我父亲、母亲和妹妹就住在里面一间房子里。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窝了。晚上睡觉时我再也不拥挤了，再也不倦蹜了，我感到太舒服了。

从宋家搬到亭子湾后，对门一家也是从浠水过来的。尤其是对门的婆婆，当她知道我母亲是浠水县潘家大湾的人后，特别高兴。她常对我母亲说：你大哥大嫂是个好人，解放前，我每次讨饭讨到你家门口时，你哥哥不但不放狗咬人，还给饭给米，我总记得这家人。啊！你是他的小妹妹。。。现在我们两家住在一起，你家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告诉我一声。

从这以后，母亲要我叫她为表姨，叫她丈夫为姨爹。这表姨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大儿子叫叶生旺，小儿子叫叶生法，姑娘叫叶想姑，再加上两个媳妇，全部都是劳动力，是一个全员劳动力的大家庭。这表姨爹还会一点武功。每天早晨和傍晚，他总要在他家大门外一颗树下练一会功。所以，这家人在这个小队里是人多家大势力大。后来，当表姨知道我和她女儿叶想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还比她女儿大几个时辰的讯息后，更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我、对我家的关照和帮助，更是百倍有加。母亲不再有孤独感了，有事无事经常过去串串门和表姨拉拉家常话。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们穿的鞋袜和部分床上用品全靠女人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而亭子湾没有一个女人的针线活能比得上我母亲。我母亲就充分利用自己这一技之长广纳人缘。亭子湾哪家有什么人要过生日，哪家儿子要娶媳妇，哪家男人需要鞋子，她都摸得清清楚楚，经常在煤油灯下飞针走线做到深更半夜，及时地赶做出乡亲们喜爱的袜子，鞋子和床上用品。湾里的人再也不把我家当外来人了，哪家有什么喜事、好事，必请我家无疑。

我家开始融入亭子湾人脉乡情中了。

11.母亲插秧

我全家下放到亭子湾小队后，我仍在彭思中学读初中，妹妹仍在彭思中心小学读书。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算是劳动力。

在农村，根据当时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妇女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因此，母亲每天出工只能记五个工分。我和妹妹只能在星期天和放暑假参加队里劳动时，根据临时出工情况来确定当天工分的多少。农村读书的孩子都是农村锄麦、割麦、插秧、割谷的生力军。

刚下放到农村不久，正遇上农村插秧的季节。我母亲当时40岁还不到，她和其她妇女一样被安排到田间里去插秧。农村的秧田，尤其是梯形的陇田，有的陇田泥土烂得似沼泽。插秧时，人的脚踩进去必须快速后退。否则，人的小腿就很快被陷进去了。插秧速度慢还不说，到时，人的腿拔出来还相当费劲。而我母亲身高体重脚又小，往往在这陇田插秧时，常常是小腿很快地被陷进去了拔不出来。

有一次，母亲在陇田插秧时，又陷进去了，母亲不得不叫周围的人帮忙把她拉出来。在拉她的时候，有的年轻媳妇就说："潘娘，你是怎么搞的？今天又陷进去了"。母亲只好对她们讲："你们是什么脚？我是什么脚？"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了，潘娘的脚原来是一双小脚。这么小的脚怎么下田插秧呀！心细的妇女小队长王来香姐姐才发现这个秘密，并向江小队长反映了这个情况。

王来香姐姐长我好几岁，是一个对人热情大方开朗的人，是一个敢想敢说会说的人，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朝气的人。她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修复“唇腭裂”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缺陷丝毫不影响她的心灵美，不影响人们对她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认可。她的人格和人品同样受到乡亲们的尊重。

从这以后，队里就安排母亲在秧田里扯秧苗，或到山坡硬坂田里插秧。那时，小队里还在吃公共食堂，后来，江小队长就把母亲安排在食堂里做事。

母亲插秧时间不长，但她的小腿下部有一处被蚂蝗咬过的伤痕，直到母亲去世在汉口殡仪馆火化为止。我的右小腿下，至今也有一块被蚂蝗咬伤的伤痕。在农村干活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下田插过秧，没有那一个人能逃脱被蚂蝗的叮咬。

农村的秧田都有蚂蝗。蚂蝗是一种软体动物，它根据周围水的流向和响声来判断它的进攻方向。它爬上人的小腿后，就轻轻地叮咬皮肤吸吮着血，直到吸饱为止才滚落秧田。插秧人往往就是在蚂蝗开始叮咬时，只感觉到小腿某处有点痒，再加上插秧要赶进度，就很容易忽视它。一旦插秧人发现了它，往往只是用手一扯，把它扔到秧田的其他处。这样，被蚂蝗叮咬的地方血就不停地流出来，这就成为伤口。在插秧时血流入水中，又会引来更多的蚂蝗，以更快的速度爬上伤口，去接着叮咬吸吮伤口处的血。若不耐烦地使劲一扯一扔，这样，伤口就更深更大了。这种伤口在天天下田插秧时是好不了的。只要插秧人天天下水田，天天就会有蚂蝗叮咬伤口吸吮着血。第二年插秧时，蚂蝗仍会在旧伤口处继续叮咬吸吮血。伤痕，就这样永久地保留下来了。

蚂蝗，这种软体动物也有肤色之分。常年生活在陇田里的蚂蝗，其肤色呈黑色，其嘴巴和肛门的口径基本上是一样大，整体是上下一般粗，它的吸血量大。常年生活在山坡黄土地里的蚂蝗，其肤色呈黄色，其嘴巴和屁股是尖尖的，中间是粗的，它叮得牢吸血快。插秧人对这种很小的黄蚂蝗得格外小心，你稍不留意，它一边在吸血一边使劲往血管里钻。

对待蚂蝗这种软体动物，我们小队同年龄朋友王春生和王佰强兄弟俩很有经验。蚂蝗最怕痒。当你发现蚂蝗爬上你小腿后，只要在蚂蝗身上轻轻一拍，蚂蝗就掉下来了。你再捉住它扔到其他地方。

当然，要真正整治农田的蚂蝗也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在田埂上，将捉到的蚂蝗用石头砸死，砸成若干段。但又听说，被砸成若干段的蚂蝗放入水田后不久，可以变成若干个蚂蝗，这是真是假在我们孩提时代没有做过试验。第二种方法是，将捉到的蚂蝗，用田埂边的小树枝从其身上的一个口子穿进去，将整个蚂蝗翻过来穿透，丢弃在田埂上让太阳晒死。第三个办法，就是带上装有石灰的小瓶子，将捉到的蚂蝗丢进小瓶里，石灰有烧性，蚂蝗吸进石灰必烧干身上的水分，到时必死无疑。

12.小弟弟

下放到农村不久，母亲就怀孕了。

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仍然没有好转，农村仍缺吃缺穿。而这一年的夏天，母亲生下了一个小弟弟，是母亲自己接生的。

因家里缺吃少喝的，母亲自身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家里又没有婴儿可喂的食物，小弟弟生下来后，又有几种疾病缠身，不到半个月就死去了。母亲抱着他痛哭了一阵子。随后，给小弟弟换上几件干净的衣服，外面用一块方布把他包着，最后，用一根长布条将其捆好后交给我，对我说："友儿，你到对面山上去挖一个坑，把你弟弟埋了吧！"我含着泪水，一手抱着死去的小弟弟，一手拿着一把铁锹，来到村左前方东南面的一个小山上，在山的南边向阳处挖了一个坑，将死去的小弟弟亲手埋葬在那里。

第三天，母亲叫我再去看一看，我发现，埋葬弟弟的那个坑被刨开了，几件衣服及布块被撕得乱七八糟，弟弟的尸体不见了。我马上反应过来，一定是野狗嗅到味把弟弟叼走吃了。想到这里我发疯了。我找到一根棍子，漫山遍野到处跑到处找，希望能碰到那只野狗，好让我一棍子把它打死，以解我心头之恨。我到处跑到处找，仍没有看到野狗。我只好回到埋葬弟弟的坑旁，把被野狗撕破的衣片和布片放进坑里，用土掩埋起来。

回到家里，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母亲哭起来了，母亲边哭边说："儿啊，你不要埋怨妈妈，你到这世上来不是时候。。。"我看得出妈妈的心痛，妈妈的心确实是被剜了的疼痛。

13.父亲放牛

1961年底，父亲正式离开了蕲春县教育界了，回到全家人下放的亭子湾小队。

据母亲讲，父亲是买断教师工龄回来的。父亲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在彭思镇中心小学当老师，每月工资为30元钱。到1961年底算断教师工龄结算工资时，父亲参加工作有十一年，蕲春县教育局按每年30元钱结算，给了我父亲330元钱。父亲揣着这笔钱就回家了。

父亲说：在买断工龄前，学校有位领导找他谈话了，说目前是国家困难时期，读书的学生又少，你总是运动中的一份子，买断工龄回家再也不会参加什么运动了。他觉得这位领导说得有道理，也是为了他好。所以，他同意买断工龄回到全家人下放的亭子湾小队。

父亲是回来了，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回来能干些什么。除了教书，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干不了，连水也不会挑，锄头也不会用。可他，毕竟还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他必须干活，并通过干活获得工分来养活老婆和孩子。

刚回家不久，父亲因病在黄石巿第三医院做了一个手术，病好后，江小队长看他人消瘦消痩，弱不禁风，只好安排他跟一些妇女锄麦草，可谁知，长得好好的新嫩麦苗被他锄了，野草却被他留下来了，气得队长直跺脚。队长问他：你还是个教书的老师，难道麦苗和野草你也分不清楚？父亲说得也很直：“我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我看麦苗和野草长得都一样，没什么区别嘛。你们谁也没有教我麦苗是什么样子，野草是什么样子，它们的区别在哪里”。这几句话说得小队长哑口无言。但小队长已看出来了，这个人确实是一个书呆子。连农村最基本的农活常识他都不知道，你还指望他能干什么？。没多久，小队长没有办法，只好在小队里调剂了一头黄牛交给父亲放养，每天按3个工分计算。就这样父亲就专门放牛了，成了“放牛郎”。

牛，在农村是极为重要的生产工具，犁田、耙田都离不开它。牛跟人一样，只有吃得好它才长膘长得结实，它才有劲为你犁田、耙田。如何放好牛？对于父亲来讲，同样是一个陌生的问题，或者，他认为是最简单不过的活儿。因此，他每次放牛的时候，总是跟在其他放牛人的后面，让自己的牛吃前面牛吃过的残草，把牛放养得瘦瘦的。

在实行人民公社的那个年代里，在农村，衡量一头牛放养的好不好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看队里干农活的人愿不愿意用你放养的牛。如有几个人抢着要用你的牛，这就说明你的牛放养得好。而父亲放养的牛，总是在别人无牛可用的情况下才派上用场。因此，母亲告诉他：我的书呆子，放牛也是有学问的。沈爹爹在上面个田埂上放牛，你就不要跟在他的后面放，你要选在下面一个田埂上，或他上面的田埂上放牛。他在南山左边放牛，你就在南山右边放牛。在队里社员用牛之前，你要早早起床，把牛牵到山上去放养，让牛早早吃饱。在他们用牛时，你最好在这个时候上山，割些新鲜嫩草，放回牛棚以备牛晚上吃。父亲听后，连连点头说知道了。

父亲虽然是在放牛，但他仍然像是在街道上似的，像是在学校里似的，总是以书为伴爱不释手。他完全忘记了，他现在不是一个教书的老师；而是一个下放到农村的农民、一个放牛郎；他完全忘记了，要通过自己放牛来挣得工分来养活自己、养活老婆和儿女。而在他的心里，放牛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看书才是他最重要的事。

因此，他习惯性的每到晚上，吃完晚饭后他就看书，看了好大一会儿才上床睡觉。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父亲看书看晚了起不了早床，母亲就早早起来把牛牵到后山放养。我不知道母亲是心疼父亲，还是迁就父亲，或是对父亲的无奈，只要父亲晚上看书看晚了，第二天天刚亮，母亲就早早起床，把牛牵到后山放养。

白天，父亲在放牛时手里也是拿着书，一边放牛一边看书。有时，牛吃着吃着走了很远他还没有发现，仍坐在地上看书或靠在树上看书。

有一次，父亲在南山坡放牛时看书入迷了，完全忘记自己是在放牛，仍全神贯注地看着书，小队长牵着牛走过来吼他几句，他才如梦初醒。小队长说："张老师，你是在放牛吗？你放的牛呢？你放的牛把那边的麦子都吃了。你是怎么放牛的啊！你也是几十岁的人了，连一头牛也放不好，这叫我怎么说你才好呢？"。母亲知道后，到那片麦地去看了看。那可是一片快要成熟的麦子，牛吃了不少的麦子。回来后母亲对小队长说："该扣多少工分就扣多少工分，不能让小队里的人说你的闲话"。

我那时年少不懂事，当我放学回家知道这件事情后，我心里暗暗地责备父亲：你连一头牛也放养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你拿什么本事来养活全家人。我对父亲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父亲连一头牛也放不好。正当小队长为难时，从大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大队要办一所小学，但缺老师。大队领导想到了我父亲。有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找到我父亲，对我父亲讲："大队现在要读书的孩子多起来了，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并报请公社党委批准，上级同意大队现筹建一所小学，大队党支部研究了，认为你原来在街道上就是教书的，现调你去大队小学教书并主持小学的教学工作，你看怎样？”。我父亲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对书记说：“谢谢大队领导，谢谢书记对我的关心和信任”。大队党支书接着说："张老师，你连一头牛也放不好，小队每天还给你记三个工分，我現调你去当老师，按半个劳动力记五个工分，你看怎样？"父亲说："是的，我连一头牛也放不好。但教书我肯定行。你调我去教书，还记五个工分，这比我放牛时多多了，这本身就是领导对我的照顾。我谢谢书记的关心，我一定把大队小学搞好"。

那天，父亲格外高兴。下午，他到彭思街上去买散酒时，碰见熟人就说："我现在不放牛了，大队在建小学，要我去教书"。晚上，母亲炒了两个莱，他独自一人自斟，自饮，自乐。母亲和我都看得出来，这一天是父亲回到亭子湾以来最高兴的一天。当然，也是我全家人最高兴的一天。父亲终于有可用之处了，母亲和我一样好像看到了全家人今后生活的希望了。

1977年5月份，我通过在县政府工作的战友，将全家人的户口迁出生产大队。在大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我根据大队会计报出我家欠债的数子，立即补交了40多元钱的欠款。大队会计说："支书不在，没人签字，你明天再来办手续吧"。

第二天上午，我去大队部时，大队会计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又翻了你家的老帐，发现你家还欠大队几十元钱，你父亲也欠大队几十元钱，一共欠100多元钱"。我一听惊呆了。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当时，农村一个男劳动力干了一天的农活，所得到的十个工分值也就是一角多钱。一个壮年劳动力，一年干下来也只有几十元钱的收入。现在我家又突然冒出来100多元钱的欠款？我心生好奇，便问大队会计："大队每年在春节前对各家各户都要核算兑帐的，都是一年一淸。我当兵时，年年寄钱回家还大队的欠债，昨天我还交了几十元钱，怎隔一个晚上我家还变成欠债大户？"大队会计说："你想想，你父亲虽然在大队小学当老师，可每天只记五个工分，他连他自己都养不活，还有你母亲及你的两个妹妹，她们都不是劳动力，不欠债那才怪呢，……。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安排时间来查查帐吧！"。

户口迁移是有时间规定的，我不可能为了查这突然出现的一笔"糊涂"帐，而延误户口的办理。即是查淸了又怎么样呢？亊情到了这一步能查得清吗？这是一笔明显的"糊涂"帐，更是一笔"名堂"帐。最明显的"名堂"是我的家和我的父亲各立一个帐户。为什么一家人有两个帐户呢？

回到家里，我把大队会计昨天晚上查出我家还欠大队一大笔债的事对父母亲讲了。他们听后都傻眼了。父亲还说："大队怎能这样做？太不像话了，太不讲良心了"。还是母亲转得快，母亲说："友儿，是我们的礼信冇到。昨天晚上，你应该提点礼品上书记家和大队会计家，说点客气话，感谢大队书记和会计在我们家下放到六大队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关照。这样待人说话办事就不一样。现在到了这一步只好认了，赶快筹钱吧"。

大队的这笔钱不还，户口是办不出来的。父亲母亲和我都出动，向亲戚朋友借钱，向左右邻居借钱。可是，不管怎么借都借不到钱，怎么办呢？我和父母亲商量后，只好作出决定：卖掉祖宗留下来的房屋，卖掉我和哥哥刚分家时属于我的那一部份房产。

我早就听父亲讲过：老祖宗早有遗训：张氏子孙在以后的生活中，即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要卖掉房屋。然而，到我手里却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老屋卖掉了。当我拿着卖掉老屋的钱时，我泪流满面对父母亲说："是儿无能，是儿无用，对不起你们，对不起祖宗，在我手里把祖宗传下来的基业弄丢了。我们在彭思没有住房，就没有根基，我们再也不是彭思的人了，……。"

父亲说："友儿，不是你无能，是为父的沒有用。父亲教了一辈子的书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父亲对不起你们母子，拖累了你们母子"。

母亲说："你才知道你没有用？你要是有用，我们家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人都要走了，还说有用没用，这还有意义吗？人到那里不是过日子！那里的黄土不埋人。友儿，赶紧把钱还给大队，把户口快点办出来，我们早点离开。"

第二天，我拿着卖房子的钱还清了大队的"欠款"，办出了户口迁移手续。

根据我和哥哥分家的协议，父亲归他管。哥哥将父亲户口落在彭思镇街道上，和嫂子侄儿侄女住在一起。街道党支部仍安排父亲在彭思街道小学教书。母亲和我的两个妹妹归我管，我将其三人户口落在阳新县邮电部536厂里。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一彭思镇。

彭思，确实有我无法割舍的情怀，却也有我铭心刻骨的伤痛。

14.抗婚

我家下放到农村后，我不喜欢过年。

每到春节前，生产大队就要公布各家各户一年来的收支情况。我家没有劳动力，年年超支年年负债，年年在兑现中要还债。有钱给钱，没钱就要用物资抵扣欠款。在我家下放到农村短暂的几年里，我家祖传的实木大床被抬走了，大衣柜被抬走了，大方桌子也被抬走了。只要有人看中了的傢具，说拿走就拿走了。想到这些，想到小弟弟的死，想到刚生下来不到半岁的小妹妹也要被父亲送给人，想到我家原来在彭思街道上平静的生活，我几年来积蓄下来的怨气终于在某一天爆发了，我内心充满的一团火终于在某一天点着了。

1964年6月底我初中毕业了，回到家里成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天天和大人一起出工做活。7月初的一天，我刚刚吃完早饭正准备出工，母亲对我讲："友儿，你己十六七岁了，也老大不小了，今天有人上门来提亲给你说个媳妇"。我问："是哪家的姑娘？"母亲说："是江队长家的小胖子"。我一听是江队长家的小胖子，立马跳起来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坚决不要。"母亲说："为什么？你们俩个人私下里不是蛮好的吗？"我不搭理母亲。

我不容母亲多说，走到屋外，冲上屋后小山，站在山顶上，朝着江队长家的那个方向大放厥词，破口大骂。说什么，你家姑娘嫁不出去要嫁给我，我才不要，我宁可当和尚也不要你江家的姑娘。盛怒之下什么脏话丑话都说出来了。搞得全湾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气得母亲拿着小棍子要揍我。当母亲跑到山顶时，我跑到山下。当母亲撵到山下时，我又跑回山上。我心里还在想：就凭你这一双小脚还想抓到我，没门。

我这种不顾母亲的脸面，公然抗婚违背母亲意愿的叛逆行为，使母亲颜面丢尽伤心至极，气得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她一边哭喊着："我的命好苦啊，怎么生了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一边用手中小棍子不断敲打在地上。看到母亲这一幕，我也情不自禁心酸落泪哭起来了。

母亲在众人的劝说下，在王来香姐姐和表姨家叶想姑表妹的搀扶下回了家。我被表哥叶生法强行拉回了家。我站在厨房的墙边，像是个犯了错的坏孩子，低着头大气不敢出，小屁也不敢放，等着母亲狂风骤雨爆发的降临。稍过一会儿，只见母亲慢慢地看了我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声气。这一天，父亲没有到大队小学上课，也在家里。在母亲看了我一眼之后，父亲对我说："你做江队长的女婿，你大妹妹做江队长家的儿媳妇，（1964年2月母亲生下了小妹妹），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现叫你这么一闹，我们家在这里如何站得住脚？将来怎么办？"母亲对父亲说："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不是你当初图嘴巴快活，说校长的"坏话"，当上了右派份子，我们家能走上这条路吗？会有今天吗？"父亲不言语了。

晚上，母亲心平气和地和我交谈。母亲说："和江队长家联姻其实是换亲。江队长家愿将大女儿嫁你为妻，但要你大妹妹给他儿子做老婆。你知道，江队长的儿子耳朵烂得经常流脓，我从心里是不愿意你大妹妹嫁给他的。江队长大女儿小胖子长得不错，聪明能干，里里外外是把好手，我是看中了的，我估计你也会同意。江家兄弟姊妹几大家在这个湾里势力大，而我们张家在这里没有根基，又没有沾亲带故的人。我只好同意用联姻的办法来改变我们家的处境。我真没有想到你为这件事会发那么大的火。你这一闹，把事情搞得这么糟，今后叫我们张家在这里怎么待下去？"说着说着，母亲流泪了。稍会，我对母亲讲："江家与我家从无过节，更无冤仇。相反，他们江家兄妹几大家人对我家不错，应该说我对江家没有一点火。但一想到我全家下放到这里来，住不好吃不好，年年欠债年年还债，年年还不淸债。又想到小弟弟的死，我内心的火无处发，只好通过这件亊撒在江队长家里"。母亲说："这是两码事。我们家下放到亭子湾来，所受到的苦受到的难、不是江家造成的，主要是我们家没有劳动力。你这样说是对江家的不公平，……"。这一夜，我母子俩交谈了很多，谈了很久，也谈得很实在。

母亲太疲惫了，后来进房入睡了。

这一夜，我久久无眠。我在想：母亲的这番话不无道理。我家下放到亭子湾所过的苦难日子与江队长家毫无关联，这确实是两码事，我怎能将多年的怨气发泄在江家呢？再说，在这个湾子里，我可以得罪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得罪江队长。但现在恰恰相反，我没有得罪任何人，却偏偏得罪了江队长。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在亭子湾里他是最大的官，也是最直接管我家的官。我家下放到亭子湾不是住几年就搬走了，而是要住几十年，甚至是一代接一代的住下去。他和他的家族要是稍微为难一下我家，我家的处境不就更惨了吗？

我在想：江队长一家五口人都是劳动力满员的家庭。全家人都很实在、勤劳。江队长本人是一个农活样样精通的人，一年四季组织乡亲们辛勤耕耘、播种、田间管理和收割入仓，确实是一把好手。是一个能吃苦、能吃亏、有魄力有责任感的人。虽然爱发脾气，发起脾气来脸特难看，但要看他为什么发脾气。在农村大小队干部中，有几个不爱发脾气的？发起脾气来又有几个人的脸是好看的？不发脾气的人在农村能当上干部？发脾气就是权威，发脾气就是动力，发脾气就是管理。江队长发脾气的架势和大队干部比，不值得一提。如果我是他的女婿，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对我发脾气。再说，父亲刚回来不久，因腹部剧烈疼痛急需送到医院治疗。江队长知道后立即召来几个青壮年，将竹床改做担架，抬着父亲在深夜里赶了十多里路，过江送到黄石市三医院。到了三医院后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要马上开刀。并对母亲说："你们晚送来一会儿，他就没命了"。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江队长对我家的好吗？我以怨报德这是为什么？

我在想：江队长愿意将大女儿小胖子嫁给我，他图我什么呢？我家在亭子湾一无房产，二无钱财，三无劳动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他其所以愿将大女儿嫁我为妻，除了图个亲上加亲的亲戚关系外，还相信我将来在农村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劳动力，是一个有作为的年青人。然而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这是为什么？

我在想：江队长家的大女儿叫小胖子，其实一点也不胖，也许刚生下来时有点胖故起名叫小胖子。小胖子无论是长相身材还是肤色都不逊于城镇女孩。又读过小学，确实是一个放下锄头能下厨房，来了客人进得厅堂的好女孩。其实，在亭子湾的女孩中，她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我早就把她深藏在心里，只是没有说出口。假如两家联姻成功，我不仅幸福，我家在亭子湾的生活环境肯定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可是，我不分青红皂白无理取闹，把好事弄成坏事，我这是为什么？

我在想：母亲有一顆极强的感恩之心，全家刚来亭子湾时，哑巴叔叔，恩法叔叔，他们为了帮我家出了不少的力气活。母亲为了感谢他们，经常帮他们缝补浆洗。江队长家，二姑家，来香姐姐家，表姨家，这些乡亲们都从很多方面对我家伸出了援助之手。母亲总是在煤油灯下挑灯夜干，一针一线绣出一双双帎头套子，做好一双双鞋袜送给他们，使他们脸上绽放笑容。我这一闹，母亲的用意和付出不是付之东流了吗？我这是为什么？

我还在想：我的无知叛逆肯定给全湾的人带来了笑话，给江队长一家带来了难堪，给父母亲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实在不行，明天早上让母亲带上我到江队长家，向他家负荆请罪，并向小胖子正式求婚。这样一来，也许是挽回恶劣影响最好的办法。可这个办法能行吗？我胡言乱语似乱箭穿胸，现在180度大转弯他接受得了吗？他有那个心胸吗？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封建社会宰相家里，肚里能撑船的宰相同样也受不了，更何况他是一个种田的农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左思右想，穷思苦想，也想不出头绪，想不出办法，想不出结果。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家的路今后怎么走？我的路今后怎么走？路又在哪里？我彻夜无眠，彻夜无语，彻夜反省，彻夜思索。

我傻乎乎地把事情搞砸了。我实实在在回天无力，我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但是，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15.当兵

一九六四年七月中上旬，部队来蕲春县征兵了。

彭思公社第六生产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的布置，专门把大队符合当兵年龄的年青人召集在大队部开了一个会，由大队民兵连长传达上级征兵工作会议精神，并结合大队情况作了动员。我在想：假如我能当上兵，也许是我家目前处境的一种解脱，也许是我初中毕业后人生的一条出路。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动员会结束后就报了名。

其实，当兵在我读中学时就有这个心愿，一个追求的梦想。自在彭思中学读书看了“柳堡的故事”电影后，我便萌生了当兵的念想。那个时候，“柳堡的故事”主题歌成了我心中的歌，无论是在上学的路上，还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总是唱着它。在学校课间休息时，我有时也要唱上几句“九九那个艳阳天，。。。”我一直认为，在我人生启蒙上是这部电影感染了我，指引了我，武装了我，使我朝思梦想能早日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特别是同班同学王水生在六月份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后，这更坚定了我入伍从军的信念。现在机会来了我绝不放过决不放弃。

我们亭子湾小队一共有三个年青人报了名。一个是对门表姨家的小儿子叶生法，一个是江队长大侄子，再一个就是我。

我总记得，就在我们三个年青人要去体检当兵的头一天晚上，江队长安排我们三个人都去车水抗旱，小队长大侄子和表姨家小儿子都不去车水。原因很简单，要休息好确保明天体检能过关，他们二人都在家里睡大觉。而我母亲对我说：“你还是去车水吧。你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外来人，你不去车水，万一明天体检不过关把你刷下来了，那不成笑话了吗？”我觉得母亲的话说得对，于是我同意去车水。

我和表姨家大儿子叶生旺，小队妇女队长王来香姐姐为一个组，到杨细塘车大水车抗旱。杨细塘就在江队长大侄子住家旁，相距不到几十米远。

那时，农村抗旱没有电动抽水机，最先进的抗旱工具就是古代发明的木制水车。这种木制水车有三种形状。第一种木制水车，也是最小的水车，其长度是三米左右，是一个人双肩摇的，也可以安排两个人单肩摇的。水车摆放与灌溉农田的高度在一米左右。第二种木制水车，其长度是四米，是两个人用脚轮换踩的水车。这种水车在抗旱时，可以趴着用脚踩，也可以放入一块长条座板，两个人坐着用脚踩车水。水车摆放与灌溉农田的高度在1.5米左右。第三种木制水车，其长度是六米，是三个人坐式的脚踩木制大水车。该水车龙头左边坐一个人，水车龙头右边坐二个人。水车摆放与灌溉农田的高度在2米以上。水车越长其承载水量越大，水车摆放越高，要求车水的速度越快，车水人付出的力量就越大。

那天晚上，我和来香姐姐坐在大水车的右边，叶生旺大表哥就坐在大水车的左边。叶生旺大表哥很会讲故事，黄段的故事，灰段的故事，神的故事，鬼的故事他都有，反正他讲的故事逗得我们笑声不断有精气神，车起水来劲头足。上半夜就这样在他的故事中度过了。到了下半夜，人的话就少多了，也慢慢地感到了疲惫，车水的速度自然放缓了。夜更深了，在杨细塘的夜空里，只听见车水时，舀水的叶子在水箱里的摩擦声和叶子抽出水后，落在水车龙头上的碰撞声。这时的我觉得有些迷迷糊糊，头脑晕晕沉沉，两只眼皮想睁开也睁不开。

就在我想睡又不能睡，似睡非睡，睡意渐浓的时候，我头重脚轻突然从水车上掉了下来，掉在水箱旁的干泥巴上。这下把大表哥和来香姐姐吓坏了。他俩迅速下车来到我的旁边，说："远友，冇得事吧？"我对他俩说："冇得事，只是身上感到好疼"。来香姐姐说：算了，算了，不车了，我们回家"。叶生旺表哥一定要背着我，并把我背到家。回到家里，来香姐姐向我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脱下我的上衣，发现我背上只有几处跌伤并无大碍，就对他俩说："冇得事。你俩也早点回家睡觉吧！"

他俩走后，母亲拿来菜油走到我的床边，叫我躺下背朝上，将菜油涂抹在我的后背受伤处，用手掌轻轻地来回按摩着。无意中，我感觉到有水滴落到我的后背上。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母亲的眼泪，母亲在哭泣，在无声地哭泣。后来，母亲直接说："友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明天就要体检了，你怎么能在这个关节眼出事啊！"我说："妈，不是明天，是今天了。我昨天出了一天的工，干了一天的农活，晚上又接着车一晚上的水，我能不累吗？我能不困吗？我才多大呀，我才十六岁！事到如今能不能验上兵听天由命吧"。话是说得这么轻松，可我内心深处在祈祷：苍天啊，让我当兵的事心想事成吧。

那个晚上，我看得出母亲的心是沉甸甸的。其实，我的心同样是沉甸甸的。我内心害怕极了，害怕我的外伤影响我当兵。

我睡了几个小时后，天已大亮。我按照大队民兵连长的要求，准时到我的母校一一彭思中学集合。彭思中学是彭思公社应征入伍的体检中心。

我们小队来的三个人中，表姨家的小儿子叶生法年龄超过入伍规定，当时就被刷下来了。江队长的大侄子在第一关检查眼睛时，发现是沙眼也被刷下来了。我一路过关。当我在过最后一关一一脱掉全身衣裤检查身上有无外伤时，体检医生发现我背上有摔伤的新伤痕，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如实说："我昨天晚上车水抗旱一直车到今天早上快二点钟。人太困了，不小心从水车上掉下来跌伤的"。在场的大队民兵连长和公社武装部长也出面作证。部队带兵的干部和体检医生面面相视。有的说：他还是个孩子，怎么忍心让他晚上去车水？有的说：明知今天征兵体检，为什么还安排他车水？他们都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互相疑问着，也以同样的眼神目视着我。但他们十分相信我说的话，因为，他们从我后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处，闻到一股菜油的味道。

1964年8月8日，我和大队另一位名叫张裕红的青年 同时接到县兵役局（县武装部前身）批准应征入伍的正式通知。我当兵的心愿实现了。我心中充满着快乐，充满着自豪，充满着骄傲。期盼着早日穿上军装，早日到军营，早日手握钢枪真正成为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1964年8月下旬，县里开来了两辆解放牌大汽车，接我们这些新兵到县里去集中，交到接兵的部队里。这一天，彭思中学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彭思区各个公社送新兵的队伍、送新兵的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彭思中学。

新兵上车了，我有意识地站在车厢一边，以便我临走时多看母亲几眼，以便我好面对面地向母亲说声再见。那天，父亲因为在大队给学生上课没有来。车开动了，我向母亲连声说：“妈妈，再见”。车开走了，我仍看见母亲在向我挥手。后来，我看见母亲用手抹眼睛。母亲一定在流泪。但我想，母亲这次流的一定是热泪，是幸福的泪，是对儿的希望，是对儿的期待。

我暗暗地下定决心：妈，儿绝不辜负您的期望，到部队一定会好好干的。儿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敞亮，请相信您的友儿吧！

第三章节：在军旅生涯的岁月里

16.给陶铸写信

1965年春夏之际，小脚母亲抱着刚刚一岁的小妹妹，在汉口乘火车来到河南信阳我所在的部队。

我当兵不到一年，母亲就到部队来看我，对外说的是想儿子想得太很了才到部队来探亲。当母亲来到部队后，我才知道母亲急着到部队来探望我，还负有重要使命，她带来了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主要谈到家乡四清工作队要将我家下中农成份上调为中农成份，父母亲为此亊急得睡不着觉。父亲非要母亲来部队一趟，叫我想想办法。我知道，在哪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成份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当时，党中央划定成份的归属：贫下中农是党的依靠力量，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富农和地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我家的成份原先划定的是下中农，现要改为中农，将依靠力量改变为团结的对象，这势必造成对我个人前途和我家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不利的影响。

我面对这突然的重大的政治事情，为稳住父母親，我仍装着略无其事的样子对母亲讲：“妈妈，你放心，我来想办法”。话是这样轻轻地说出来了，其实我心里也没有谱。我一个小当兵的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送走母亲后，我思考了好几天，最后，我决定向中央写信反映我家的情况。我原本是想写信给毛主席，后来一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不可能受理我这个小兵的来信。于是，我就将信改写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一一陶铸首长，反映了我家解放前后的情况和我个人的看法。

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父亲的来信，说部队派人到了我的家乡，调查了我家的情况，并向当地政府和四清工作队说明了部队的意见。从那以后，我家的成份仍然为下中农。全家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件事情是不是陶铸首长指示办的，我无法查证。但部队派人了，事情得到了圆满地解决，这是事实。从此以后，我视陶铸首长为我家念念不忘的大恩人。从那时起，我时刻关注陶铸首长政治上的起伏，时刻牵挂陶铸首长家人的平安。

1978年12月12日，湖北日报转载了陶铸女儿陶斯亮同志“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看了又看。我看得眼中一直流泪，泪流满面，我是含着泪看完的。看完后，我将刊有“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湖北日报，珍惜收藏保存至今。出于对陶铸首长真情流露，出于对“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读者的心声，我以一个陌生人的名义，于2005年7月10日，给陶斯亮同志写了“一封迟来的信”。信中阐述了我和陶铸首长的关系及我对陶家的思念之情。陶斯亮同志当时担任中国城市协会秘书长。我不知道中国城市协会办公的地址。但我知道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同志兼任中国城市协会会长，就冒昧将信写给王岐山市长，请王巿长转交给陶斯亮同志收。真没想到陶斯亮同志收到了我的信，并给我寄来了她母亲曾志前辈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一曾志回忆实录书一套，书中扉页处写有：赠：张远友同志，陶斯亮。2005·8·1，我为之欣慰。

附上我写给陶斯亮同志的一封信。

17.一封迟发出去的信

斯亮同志，您好：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定会惊奇：“你是谁？为什么会给我来信？”。我对你而言是个陌生人，我俩素不相识。自从湖北日报1978年12月12日，转载了你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之后，它就将我和你连在一起，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信的起因。

湖北日报1978年12月12日转载了你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下简称家信），我当时看了之后，立即将它收藏并保存至今。20多年来，我从三线工厂调入武汉市，从家住郊区到搬入市内，从住平房到楼房，我回忆了一下，截止目前我搬了十一次家了，家具都换了二次，东西丢损了不少，然而唯有你“家信”的那张湖北日报，我是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用血和泪，爱与恨写成的，这不仅仅是你的“家信”，更是你的一篇悼文，一篇声讨"四人帮"的檄文。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心声，更是代表亿万人民同仇敌忾的呐喊。这是一段真实历史的写照。

刊有“家信”的湖北日报，我保留了20多年了。纸变黄了，我人也变老了，但是，我对你父亲的思念之情未减。每当我翻阅资料看到这封“家信”时，我在想，你和你的母亲生活还好吗？身体都还健康吗？我总想提笔给你去信一封，以表达我对陶铸前辈的缅怀与敬仰，以表达我对你及你母亲曾志前辈的问候，也了却我多年的一个心愿。但是，每次我要提笔时，总被“我是谁？我为了什么？”的自问而搁笔。今天，我终于鼓起了勇气给你去信一封，请给予理解。

我对你父亲的敬重与思念，不仅仅因为他是革命前辈，中央领导人，最主要是源于一个小故事。

我的老家在湖北省蕲春县一个小镇里，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1964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就应征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一军三师当兵。在1965年全国展开“四清”运动时，我母亲急急忙忙来到部队，并带来父亲的一封信，说家乡四清工作组要将我家下中农成份上调为中农成份。。。看罢这封家信，我思虑万千。我的家境很早就听我父亲讲过：在我祖父那一代，主要是靠祖父从汉口运回一些盐巴、铁锅等生活用品在镇上卖。那时生意还可以，家里生活也不错。自1927年初祖父从汉口运货回来的途中在长江翻船了，货丢人亡，家中只留下祖母和只有6岁的父亲。唯一的财产就是七间房屋和屋后塘边的二亩耕田。孤儿寡母的生活完全靠曾祖父及家族的救济。解放后，当地政府给家中成份定为下中农。现四清工作组要将我家的成份上调为中农，这意味着什么？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中成份的改变势必造成对我个人前途和我家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我连续几个晚上睡不好觉，琢磨着怎么办。反复思考后，我决定向中央写信。于是我装着胆子，给你的父亲，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我家解放前后的情况和我个人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接到我父亲的来信，说部队派人到了我的家乡，调查了我家的情况，并向当地政府和四清工作组说明了部队的意见。还当着家乡人的面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在部队表现很好，干得不错，……从那以后，我家的成份仍然是下中农，属于党的依靠力量，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父亲指示办的，我无法查证。反正，我当时只给你父亲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反正，当时部队派人解决了这件事。从那时起，我把这大恩大德牢牢地记在了党组织上、记在了地方政府上，同时记在了你父亲为民恩德上。也是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关注着你的父亲政治上的起伏。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所在的部队正派驻在河南开封市执行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任务。当我从解放军报看到你父亲荣任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身边时，我为之振奋，无比高兴。后来，当我们部队在开封游行示威时，部队的领导突然喊出了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口号时，我为之一振，我为之纳闷，心里很纠结。我在自问：怎么刚刚提上来的中央常委，没隔数日就被打倒了呢？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才知道，在那个时代里，谁都有权力打倒谁。谁都不知道，今天站在台上的人明天谁又会被打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当时的潮流。

1978年你的“家信”刊出后，我如获至宝，特别珍惜。我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有怀念你父亲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从中以你父亲为典范，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底我所在的工厂一一邮电部536厂党委根据中央和邮电部党组织指示的精神，成立了落实老干部政策办公室。我是主要承办人之一。邮电部536厂的前身是邮电部五七干校，而邮电部五七干校的战士都是来自邮电部机关、北京市邮电局，北京邮电医院及部分省市邮电管理局的"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及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这也包括下放到五七干校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五位老红军，几位部长和副部长，几十位司局长，新中国邮电事业奠基人和几百名工程师科学家。他们有的还是拖家带口下放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有的人一待就是6、7年或更长的时间。

在落实这些老干部政策时，我以你父亲的冤情为警示，充分利用当时的大好形势、大好政策和组织赋予我的权力给这些老干部平反昭雪，切实解除长期压抑在他们心头上的痛苦，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返回北京、返回上海，重返工作岗位，让他们更快更好地投入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

当他们一个个地接到新的政审结论时；当他们一个个接到返京调令时；当他们一个个或一家家离开536厂回到大城市时；当他们握紧我的双手眼含泪花时；我和他们一样充满着喜悦与快乐。尤其是后来，当我出差到北京或到部里开会遇到一些老领导时，他们那声“小张，你来了”，几句温心数语，使我倍感亲切，至今难忘。

斯亮同志，我还坦诚地告诉你，在我人生的路上也是坎坷不平的，也是爬高山跌深谷。从1982年到1998年退居二线，在这十多年国有中小型企业领导岗位上，我是一个几起几落的人，反差太大。我之所以能战胜自己活到今天，正确看待自己的进与退、得与失、上与下，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你的“家信”中汲取到很多精华，从你父亲的人品中看到榜样的力量，我才变得明智、坚强，我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走。

我是1982年11月，被邮电部工业局宣布为邮电部536厂临时党委副书记，厂行政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84年6月，邮电部工业局根据邮电工业体制改革的布局，决定将邮电部536厂并入邮电部535厂并作为下属的一个分厂。邮电部535厂是在武汉。当时，邮电部535厂宋**厂长率领工作组来我厂接收，并着手组建分厂领导班子。几天后我不但没有进分厂领导班子，反而被免除一切职务听候处理。几个月来我无所适从。要么，在家里看看书随意写些什么，；要么，和前来宽慰我的人闲聊数语；要么，到厂外山野踏青赏景；要么，到江边逛逛看看那气势磅礴的江水；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任何组织结论，又不安排工作，我这时才发现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

于是，我趁机复习报考大学。当我拿到武汉大学入学通知书，向535厂领导提出上大学的要求时，535厂当家的宋厂长对前来说情的分厂党委书记和一位老副厂长讲：“有人来电话，说不能让他上大学，他一上大学就如虎添翼。你们能安排工作就安排工作，不能安排工作就以后再说"。

得知拒绝我上大学的消息后，那一刻我头脑一瞬间产生了以死为快的念头。第二天，我趁妻子上班，大女儿上学，小女儿上幼儿园，父母亲到菜场买菜之际，我将全身的衣服从里到外换了个全新，并穿上母亲早年给我做好的一双布鞋，独自一人慢悠悠向长江走去。

我到了老渡口，坐在江堤边目视着浑浊的江水一浪扑一浪地汹涌向前。在这目视中，我看见江边的半壁山，它立即勾起我熟知的故事。

这个半壁山当初就是邮电部五七干校校部所在地，那时，数千名"走资派、特务、叛徒、反动技术权威"在这方圆几里路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有的人经受不住长年累月的精神折磨，就从半壁山山崖上跳入长江，随那江水滚滚而去。就在这个半壁山山坡上，至今还有无法认领的小坟头。他们原本想以死来换自己的清白，以死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以死来向世人诉说自身的冤情和错案。殊不知，就连这种最无力的抗争，后来还是被当时的权贵们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盖棺定论。

我继续坐在江堤边深思。在这深思中，我又想起了一个令人悲惨的情景。那是1979年年中厂办公室副主任王义池对我讲，说北京来了几个人，想请厂里知情人，协助寻找原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后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秘书死时埋葬的地方。当知情人确认某个小坟头里埋的就是那位部长秘书时，从京城来的他的亲人们，拍打着泥土和腐木，呼天喊地，那声音催人泪下，令人心碎。

想到这些，我心里亮堂了许多。我上有父母亲，下有两个孩子。无论是从家庭生活上作想，从政治影响上作想，还是从社会影响上作想，我不能走这条路。我必须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时间能说明一切，历史会说明一切。我毅然离开江边回到家中。

在那段暗淡的日子里，有人劝我多找总厂领导好好谈谈，解释一下。也有人说：你搞过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部机关里不少领导你认识，你请他们出面说说话事情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我没有那样做。我的个性决定了我的行为，那样做就不是我，我要像你父亲那样坦坦荡荡耿直做人。

本想长话短说，没想到一提笔如开闸放水，请见谅。顺附上湖北日报你的“家信”复印件。如有必要，我愿将我珍藏20多年的那张湖北日报交给你。

祝你和你的母亲曾志前辈身体安康。陶铸前辈永远活在我心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的人品与精神永垂不朽。

一个陌生人：张远友

2005·7·10

18.军队留级生

“留级生”这个概念，人人都知道是对在校学习的学生而言。在挍学习的学生因几门课程不及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而继续留在本年级修学一年的学生故称为留级生。

军队也有“留级生”吗？有！我就是“军队留级生”。

1969年年初，我所在连队的连长王三才在连部跟我谈话。连长说："二班长，根据部队建设的需要，上级准备提升你为排长，留在部队继续干，今天我找你谈话，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说：“连长，我那些同时入伍的老乡呢？”连长说：“过几天就宣布老战士复员的命令，你同时入伍的老乡都复员回家。”我傻乎乎地对连长讲：“你提我当排长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连长笑着说：“提你当排长你还有条件？说来听听。”

我说："我的老乡，就是连部文书王雨贵，他是六四年高中毕业生，文化程度比我高又年长我几岁，在我当兵的这几年里，他像个大哥哥那样关照我，你能不能也把他提升排长留在部队再干几年？这样我在部队不是有一个伴吗？"

连长笑着说：你这个条件不高，我可以向上级反映。不过，你现在要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一个没有五不政策的任务。你在那里可以开枪还可以开炮。

连长讲到这里时，我好奇地问：“连长，全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部队在地方制止武斗收缴枪支时，中央军委还规定军人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在两派武斗时，部队也没有开过枪，我去的是什么地方？乱得还允许我开枪开炮？。连长说：“我对你讲实情吧。最近，中央军委要我们陆一军组建一个高炮团，我们师根据军部的要求，要组建一个高炮营，主要任务是到越南去抗美援越。我们谈完话后你立即动身到团司令部去报到。全连就你一个人去，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你这次执行的任务，这是军事秘密"。连长对我讲完话后，我对连长说："请连长放心，我坚决执行好这次任务"。说完后，向连长敬了一个军礼，离开连部回到班里收拾行装打好背包就出发了。

没过几天，全公社同时来当兵的战友，全都复员回家了。

战友复员回到家后，我父亲碰见他们，就问：你们都复员回来了，我远友怎么没有回来？他们说：部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都毕业了，你远友留级了，还留在部队里。

我父亲是个教书的，其它的亊情不知道，但什么叫留级他淸楚得很。一听说远友因留级还留在部队里，心里着急得没有办法，怱怱回到家里对我母亲讲："老潘老潘，你看看你生的儿子，在家里就给我们惹是生非，到部队当兵也不给我们省心。你看看，一块去当兵的战友都复员回来了，唯有他一个人没有回来，他肯定在部队表现不好才留级了，这怎么办呢？"。心中充满对儿子的怨恨。

母亲反问一句：“没听说部队也有留级的。要不，你到公社武装部去问一下不就清楚了吗？要不，你给你儿子写封信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嘛？父亲照办了，写了一封信给我。但我没有回信。父亲接着连写了好几封信，我仍没有回信。连续来信连续不回信，这真的把我父母亲急坏了，确信我在部队出事了，真的是表现不好留级了。

事情就是这么不凑巧。我到师高炮营集训，要到越南抗美援越的事，复员回家的老战友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师高炮营集训期间是军事秘密，不准有书信来往。更离奇的是我在师高炮营集训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又突然通知我到武汉警备区去报到。到武汉警备区报到后，我才知道我到武汉来是当军代表的。所有軍代表都在汉口解放大楼进行集训，时间为一个星期。我在汉口解放大楼集训时，还碰见我连59年当兵的老排长黎孝斌，他看见了我也来当军代表觉得好奇怪，并问我：你不是到师高炮营集训准备到越南去打仗的吗？你怎么也来武汉当軍代表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軍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武汉解放大楼，地处汉口解放大道与武胜路交界处的西南面，是一栋七层楼高的大楼，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汉口标志性的建筑。八十年代初期改建为武汉饭店。其地址是现在新建的新世界大楼。

整栋大楼住满了军代表。一周的集训内容主要是由武汉軍区的领导，湖北省军区的领导，武汉警备区的领导介绍武汉市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学习中央和省里有关文件、方针、政策。明确派到各级政府、各单位军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造反派）及军代表的三结合”。争取早日实现武汉市江山一片红，好向党中央报喜，向毛主席报喜。

集训结束后，都奔赴到各个分配的单位。我师参谋长刘正亭（原先是我团团长）被分配到江汉区当军代表。我连老排长黎孝斌，被分配到武汉市商业局当军代表。我被分派到武汉巿建工局当军代表。 武汉市建工局办公大楼坐落在解放大道同济医院的斜对面。即现在同济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这栋大楼是在我去之前刚刚落成的一栋四层楼的大楼。进大楼上二楼，左边第二个房间就是我的办公室。

在武汉市建工局里，我真的是小兵管大干部。我当时主要任务，就是要尽快解放一批建工局的局级和处级领导干部，使他们重新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搞好巿建工局抓革命促进生产的工作。从市局到各区局及直属单位，都要在上级规定的时间里，实现"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軍队代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找被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谈话，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即要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到业务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因素。还要找局里造反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征得他们的同意。

当时，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精神，还准备在湖北省孝感县三叉铺的地方拟建一座火力发电厂，并将这个筹建的任务也交给武汉巿建工局。我还带着局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少数工人骨干到孝感县三叉铺实地勘察。

所以，在这时间紧任务重的这段日子里，我根本没有时间给家里写信。当我稍为放松一下时，我才想起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了。于是，我忙里偷闲抽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父母亲我在部队当干部了，部队领导现派我到武汉市建工局当军代表，我一切安好请父母亲放心。

父母亲收到我的来信欣喜若狂，但又半信半疑：他的战友回来说他留级了，怎么友儿来信说他在部队当干部了？到底谁说的话是真话？一个留级生，部队怎会提他当干部呢？父亲又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你母亲过几天在茅山上船，乘九江到汉口的轮船来看你。你接到信后照信里的时间和轮船班次，到汉口江边十六码头接你母亲。我接到信后，按信中讲的时间和轮船班次，到江边十六码头接到了母亲。

母亲，看见我穿的是四个口袋的绿色军队干部服，同时又坐上建工局办公室开来接她的小汽车，她相信了，儿子不是战友在家乡传说的那个留级生了，而是留在部队当干部了。母亲高兴极了。

我太忙了，不敢让母亲在武汉多住几天。母亲在武汉只住了三天。三天里，我抽空带着母亲看了看中苏友好商场（后为武汉商场，即现在的武商国际广场地址），看了看中山公园动物园，看了看长江大桥，走了一趟江汉路和六渡桥。在母亲离开武汉的头一天夜晚，局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帮我买来两张中南剧院的戏票，我请母亲一起到中南剧院观看了“红灯记”的演出。我的家乡——蕲春县紧靠安徽省，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喜欢看黄梅戏。母亲在剧院里虽然听不懂京剧的唱腔，但她看到了从未见到过的很大很漂亮的剧院，心中有股说不出来的喜悦。

第四天，我送母亲到汉口十六码头上船，乘汉九班轮船返回老家。母亲上船前对我讲："友儿，你这个级留得好，妈妈希望你在部队多留几年，好好干几年"。我说："请妈妈放心，我在部队一定会好好干的，不会辜负爸爸妈妈的期望”。

母亲回到家乡，每逢熟人，她必讲我儿不是留级生，而是留在部队当干部了。母亲的用意，亲朋好友左右邻居都心知肚明。

19.脱离父子关系

1969年年中，我和一批三支两軍的战友奉部队的命令撤回部队。

这时，部队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在全军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指示的时候。我所在的陆一军三师也正着手在全师范围内开展部队干部队伍的清理工作。

我回部队没多久，就被借调到师干部科工作。师干部科科长姓连，是陕西人，1949年当兵的。副科长姓黄，是四川人，1954年当兵的。为搞好审干工作，师干部科当时在内部成立了二个小组。一个是内审组，主要是负责审阅各团及师直政工科转来的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寄来的揭发检举信，结合信中揭发出来有关干部的问题，从中提出重点外调取证要点，以彻底弄清某个干部的历史问题或者是现实问题。另一个是外调组。外调组是根据内审组提出的审查建议，到某干部家乡的政府去核实问题，取回证明材料，提交给部队党组织研究，以便作出处理结论。

我被借调到师干部科后，被分配到外调组专门负责外调取证工作。师干部科根据地方政府对某个干部反映出来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强烈的又不是很复杂的，原则上就安排一个人出差外调取证。针对地方政府对某个干部家庭的历史问题，或者是现实问题反映比较强烈的比较复杂的，就派两个人共同执行外调取证工作。对某一区域地方政府和群众反映问题比较多的干部，则成立临时驻地外调取证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某一区域有关干部外调取证工作。

我所在的部队，当时上海籍和江浙籍的干部比较多。于是，在上海临时设立了外调工作组，由我和比我年长几岁的两个上海籍干部共同组成。他们俩人是上海人，每天都回家居住。安排我一个人住在上海市黄浦区宁波路宁波旅馆。宁波路离南京路，黄浦江，十六铺码头，城隍庙及黄浦江边当时的上海巿委巿政府办公大楼都比较近，地处交通方便又热闹。宁波路旁有一条金陵路，路上开的是有轨电车。每次进站出站时，那"叮噹叮噹"淸脆悦耳的铃声，使人回味无穷。

后来，我住到上海人民广场南边的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招待所。我在上海一住，就住了二三个月的时间。

上海外调取证工作完成得差不多后，师干部科又调我到北京，和从师直通信连抽调来的一位连级干部，共同负责北京市籍干部和天津市籍干部的外调取证工作。和我做搭档的这位师直干部，其父亲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副教授，他每天也是回家居住。我就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一个空军招待所里。在北京一待又是二、三个月的时间。

在北京外调时，为了工作方便，我当时购买了北京市公交车月票。记得有一次，我从公主坟乘公交车回天安门广场空军招待所时，售票员喊了几声请买票，我以为自己有月票，她不是叫我的，就没有搭理她。当售票员走到我面前，说：“解放军同志，请你买票”。我說：“我有月票，”并将月票板子拿给她看。她看后说：“你这是巿内月票，军博以西是巿郊，市内月票无效。我看你是在公主坟上车的，你得补票”。那时，我不懂北京月票还有巿内市郊之分，在这种公共场合下搞得我十分尴尬难堪，我生怕公交车上的乘客误会解放军同志也逃票，于是我急忙掏钱补买了车票。过了几天，我就买了北京巿内巿郊通用的月票。

正当我在师干部科干得顺心顺意如魚得水的时候，不幸的灾星降落在我的身上。

一天，我在办公室看审干取证材料，黄副科长在我办公室门口对我说：“小张，你等会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你谈"。我迅速地收拾好办公桌上的材料后，像往常一样走进黄副科长办公室，等待他给我交待新的任务。黄副科长说：“坐下坐下，我们坐下谈"。

我刚落座，黄副科长说：“我们接到你家乡寄来的一封信，是你们团政治处前天转过来的。这封揭发信是你大队党支部写来的。信中说你的父亲在解放前曾在彭思街道上当了三个月的伪保长。虽然没有血案命案，但仍是压迫穷人剥削穷人的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名为街道上的私塾老师，可实际上，灌输给学生的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国民党奴化人们的教育。像这种人的儿子在部队里当兵，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很不放心。这种人的儿子现在还在部队当干部，我们很有意见。我们强烈要求部队组织将他复员回家，接受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和监督……落款单位：蕲春县彭思公社第六生产大队党支部"。黄副科长将信中的主要内容对我说完后，便把信给了我，并对我说：“你也看一下吧。”我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后，就把信还给了黄副科长，我默默无语。

黄副科长说：“我们查阅了你的档案。你入伍时的政审材料里没有你父亲当伪保长的记载。在这次全军开展清理干部队伍，要求每个干部在写自传时，交代清楚自己和家庭的一切历史问题。可在你的自传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你交代你父亲曾当过三个月伪保长的事，这是怎么回事？你谈谈。”我说：“我父亲是不是当过伪保长，是怎样当上伪保长的，当了多长时间的伪保长，我确实不知道。我父母亲也不会告诉我的，也没有其他人对我讲过。今天你黄副科长找我谈话，看了家乡党支部寄来的信我才知道。我根本不存在隐瞒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好在我母亲前天来部队探亲，我回团招待所问问我母亲便清楚了"。黄副科长说：“你母亲来了，那更好，你现在就回招待所，把你家乡给部队来信的事告诉你母亲，看看你母亲是怎样说的，明天上午给我汇报"。

我带着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赶到团招待所。我对母亲说："妈，大队党支部给部队来了一封揭发信，说我爸爸在解放前当了三个月的伪保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未听你和爸爸讲过此事。现在部队为这亊在审查我，搞得不好要我复员回家种田"。母亲说：“大队给部队来信的事，在我这次来部队之前没有听说过？你的战友裕红复员回家现在是大队的干部，他也没有给我和你爸爸讲大队写信到部队来的事？。你爸爸在街道上确实是当过伪保长，那是我和你爸爸结婚前的事。1953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街道上的领导要求人们都去登记，向政府交待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什么职务，作了些什么亊时，这样我才知道你爸爸在1944年当过三个月的伪保长。那时，街道上伪保长是实行轮流坐庄制，三个月一换，当不当由不得你，到时轮到谁，谁非当不可。凡是能识几个字有点文化的人，都排上队轮换当过保长。由于你父亲是个书呆子，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当了三个月保长后再也没有让他当了"。

我接过话说：“妈，在大队给我部队来信的这件事情上，你不觉得奇怪吗？我父亲当保长是解放前在街道上的事，为什么我们全家下放到六大队，现在六大队也知道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为什么要知道？就这个事情上还反映到我的部队里来，这是为什么？这是有人在害我，在害我们家"。

母亲说：“害不害你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事是另一回事。现在关键问题是有你爸爸确实当过伪保长这个亊。你明天就如实向领导汇报吧，争取部队对你有一个好的结果，实在不行只能听天由命"。

我说："部队对我审查后处理的结果怎样，只有明天向组织上汇报了才晓得”。

第二天上午，我到黄副科长办公室，向黄副科长详详细细地汇报了我母亲对我所讲的一切。黄副科长说：“在国民党几十年的统治时期里，凡是有点文化的人被任个什么职务这也很正常的。好在你父亲当伪保长时间不长，没有血债没有命案。但必竟是当过伪保长。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儿子还在部队当干部，当然在你们大队有强烈反映。你这件亊我和连科长商量过，结合当前部队审干形势和对部队干部政治上的要求，我们组织上给你指出二条路。第一条路，你给部队党组织写一个脱离父子关系的保证书，向组织正式宣告脱离父子关系，你保证你和你的父亲在政治上经济上，从现在起不能有任何往来。第二条路，就是你不写脱离父子关系的保证书，仍保持你们父子关系，那你就复员回家种田，这两条路你任选其一"。黄副科长说完后，我们俩人都沉默了几秒钟。在我还在沉默时，黄副科长先说了，他说：“小张，你来干部科快一年了吧。在这一年的工作中你表现不错，能吃苦耐劳，外调取证材料认真细致准确无误，所以，我和连科长建议你选择第一条路，向组织上写一个脱离父子关系的保证书，这对你有好处。当然，路怎样选择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黄副科长话声刚落，我立即表态，说：“黄副科长，谢谢你和连科长对我的关心。我选择第一条路，向组织上写一个保证书，正式宣布脱离父子关系”。

黄副科长说：“你年青，选择这条路是对的。不过，你现在不适合在师干部科工作了，等一会我给你们团组织股打个电话，你回九连仍当你连队的副指导员，所写保证书就交给你们团组织股吧"。

中午，我回到团招待所，对母亲细说了组织对我审查的处理结果。母亲说：“友儿，这是你们领导爱护你，在保护你。我也同意你写。为了你的前途，脱离父子关系就脱离吧！你赶快写一个保证书交上去吧”。

二天后，我回到了九团九连。我所写的脱离父子关系的保证书，至今存放在我的人亊档案里。

20.下井挖煤

1970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9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加强当地軍民团结，体验煤矿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根据连队党支部研究的意见，由我带领全连干部战士到平顶山矿务局第八煤矿下井挖煤。

一大早，全连干部战士早早吃完早饭，身背水壶和挎包整队出发前往第八煤矿。第八煤矿离我们连队驻地不远，走个把小时就到了。由于事先联系好了，煤矿领导特安排二个矿工师傅负责给我们带队并指导我们挖煤工作。

快到升降车的井口，矿上工会干部和矿上食堂师傅给我们每个干部战士发了两个苹果、一个白面馒头、一个煎饼，以作井下中午午餐之用。我们干部战士将苹果馒头和煎饼用废报纸包好，放进自己的挎包里。头戴着安全帽，手拿着矿上发的挖煤用的铁铲和铁锹，排队乘下井的升降车。这种升降车体积比较大比较沉重，一次可以承载十来个人下井。为安全起见，我仍按一个班一个班的依序乘车下井。

我和带队的一位年长的矿工师傅，带着一个班先行下井，安排另一位师傅和三排排长贾绪国负责断后，最后下井。陪我的师傅讲，从井口到井底大约有500多米深。

井车上下一个来回，得要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第一车出井后，我要求战友们在靠出井的坑道边排好队，等待后续战友的到来。不到一个小时等到了贾排长和另一位矿工师傅带的最后一车战友。清点完人数后，在矿工师傅的带领下我们直奔挖煤地点。

刚出升降车，我发现井底下的坑道又宽又长，坑道两边和顶部都是用水泥砌成的，挂在坑道壁上的白炽灯一盏接一盏，照得坑道很明亮，就像我们部队在建的炮兵坑道一样觉得好气派。随着往深处走，坑道越来越窄，路越来越不平，坑道两边的灯光也不那么明亮了。在井底下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到矿上指定的挖煤地点。进入作业坑道的左边是照明的灯光。不知是何故，这里的灯光忽明忽暗。下面是运煤的传输带，右边是要挖的煤炭层。这煤真是黑黝黝的、黑亮亮的，煤层的高度比我们人还高，真是可爱至极。我将全连干部战士顺着煤层坑道呈一字型展开。按照事先二位师傅讲授的要点开始挖煤。

挖了两个多小时，我看了下手表快到十二点钟了，我就通知全连干部战士休息吃午饭。午饭就是矿上发的两个苹果、一个馒头和一个煎饼，再加上自带的水。当我们拿出苹果咬上第一口后，白白的苹果肉上马上就被看不见的细煤灰洒上一层。当拿出白面馒头吃上一口后，那白面馒头同样被煤灰洒上一层。战友们纷纷议论起来：这怎么吃呀？当有的战士打开水壶盖喝上一口水，接着再喝水时，感觉到水里也有煤灰。这看不见的煤灰在坑道里四处飞舞无孔不入，它要把坑道里各种颜色的物体，变成一种颜色——黑色的。面对全连干部战士在坑道里吃午餐迂到的新问题，我也没有经验，只好告诉大家：要用纸包着吃，用衣服角包着吃，要快吃快喝。但不管怎么个吃法，都要沾着煤灰吞咽下去。

午餐后，我本想安排半个小时时间休息，哪晓得休息了一二十分钟后，战士们都说这坑道里越坐越冷，不如起来干活。我本身也感觉到越坐越冷，于是就通知全连干部战士接着挖煤。

矿上带队的二位师傅，仍在我一左一右一起挖煤铲煤。刚吃完午饭，干部战士干劲十足，整个坑道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有的只是挖煤的声音和铲煤的声音，偶尔还听到传输带的声音。一个多小时后，就在我作业面的上前方，好大一块煤突然倒塌下来，直砸在我的左腿上。很快，墙面上的煤接着垮下来了，瞬间我的双腿被埋在煤里动弹不了。在我左右两边挖煤的师傅赶紧招呼几个战士上来，铲煤的铲煤拉扯的拉扯，终于把我拉出来了。二位师傅经验丰富，看了看我挖煤处的上方后对我讲：“指导员，不能挖了，要冒顶了，赶紧撤。”我急忙问：“往哪里撤？”年长点的老师傅说：“叫大家不要慌不要瞎跑，进错了坑道就是死路一条。跟我走，前面有一个废弃的坑道，那里比较安全。”我赶紧对一排长讲：“往后传，紧跟上。”

坑道里听到的是战士们疾速的跑步声。几分钟后我挖煤坑道的地段传出了轰，轰的塌方声，这轰轰冒顶的塌方声在坑道里不断地回响着。这回响声使战士们心情更紧张，脚步更快。十几分钟后全连干部战士迅速撤到矿工师傅所说的安全坑道。

到了那个废弃的坑道，我叫大家原地休息不要惊慌，有老工人在这里，他会和矿上取得联系，请大家放心。我外表镇静是做给战士们看的。此时，我内心也是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我害怕冒顶的坑道，如堵死我们返回地面的路怎么办？我担心工人师傅，如找不到返回地面的通道怎么办？如果工人师傅和矿上联系不上怎么办？万一出了事这可是100多个战友的生命啊！几个怎么办使我越想越害怕。我的心在颤抖，在煎熬，我希望尽早回到地面上去。在我身边的二位师傅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对我讲：“指导员，你看坑道边的这条小沟，有水往下流、不停地流，这说明我们现在休息的这个坑道是安全的，是有办法出去的"。矿工师傅讲的流水水沟，这可能是他们常年在井下挖煤摸索到的一条求生规律吧。可我心里在想：这流水与能出去有什么关联呢？我搞不懂他们井下求生的常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讲：“老师傅，我相信你，更相信你们矿上的领导会有办法的。”

在坑道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人越坐越冷，冷得战士们只好站起来蹦蹦跳跳活动热身。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出来了。是矿上组织工人从邻近坑道挖通了我们全连休息的这个坑道。带队的二位师傅是怎样与矿上联系上的我没有留意。

返回地面，我立即清点人数，全连干部战士一个不少。除我的左小腿受点轻伤外，全连平安无事。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巨石彻底地搬开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倾刻间荡然无存。我庆幸全连干部战士在这次挖煤活动中有惊无险。

在坑道里，我可能是内心极度紧张的原因，受伤的腿当时还不觉得怎么痛。可在返回连队驻地的路上，我越走腿越痛，最后痛到不能随队行走。我只好叫一排长带队先走，让通讯员陪着我慢慢走回连队。回到连队，卫生员给我简单地查看了一下，说是皮肉伤，贴上止痛膏几天后就会好的。晚上，我躺在床上翻身时腿不能动弹，疼得我无法入眠，我意识到：我的腿不仅仅是个止痛的问题。

连队驻地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村里有一位民间土医生，其医疗专业是跌打损伤。我叫连部卫生员请他过来给我看一看。他听说部队首长病了，并请他去看病，他非常乐意。他来到连部问明我受伤的情况后，双手在我受痛的左小腿上轻揉轻捏了几下，对我说：“你不仅仅有软组织损伤，还有轻度的筋骨伤，我给你熬上几副特配膏药，保证你十来天后能下地行走，一切照常。”我连声道谢。在谈话中方知这位民间土医生姓庚，年龄五十岁开外，嘴下巴留着稀短的胡须。说起话来话语连篇声音洪亮。说话时，还时不时的用左手摸拿几下胡须。你与他相谈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看出他是一个热心快肠外向型的开朗之人。

我想到十来天生活上的不方便，就叫连部文书到平顶山市邮电局给我家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请母亲速来队。三天后，通讯员在平顶山火车站接到我母亲。

母亲来队后，我母子俩就借住在连部对面一家大嫂家里。由母亲每天照料我起居洗衣服。早餐，母亲就做手工面条给我吃，煎上一个荷包蛋。中餐和晚餐，母亲自己动手炒上二三个菜，打上一个湯，米饭就由通訊员从炊事班给我打来。有时，母亲请连队司务长帮忙，从平顶山菜市场上捎带点菜回来。有时，母亲一个人到平顶山菜市场上，买一条魚，或一只鸡，或几斤猪排回来，煨汤给我喝，加强营养，希望我能尽快康复。

借住家的大嫂，丈夫姓邵，是1962年入伍的老兵，曾在河南省独立师当了三年兵。复员回家后被招工进八矿当了一名矿工，现是一个掘进班的班长。邵师傅每天下班回家总要到我的房间来看看我，嘘寒问暖。或者谈谈矿上的事，谈谈矿工们的工作和生活。大嫂为人热情能干，自我受伤借住她家后，她经常做手工面条或包饺子给我吃。送面我吃时，在碗里总要放上一、二个煮好了的并剥了蛋壳的鸡蛋。说这样吃有营养伤好得快，令我母子非常感动。村里那位庚医生每次准时来给我换膏药，按时将中草药送来，指导我母亲熬好汤药给我喝。在母亲的细心周到照料下，在连队驻地众乡親们悉心关照下，我的小腿确实康复得很快。十几天后我真的能跟班上山，和战士们一起继续打坑道了。

母亲要回家了。临走之前特向大嫂和庚医生表示谢意。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找个时间到八矿谢谢那二位师傅。并说：“没有他们二位师傅及时出手相救，那有你今天这条小命，没有他们二位师傅及时带领你们躲进废弃的坑道，那有你们连队的今天。友儿，不管你是挖煤还是打坑道，今后你不管做什么事，要注意安全，安全最主要的。”我看得出，母亲要回去了，对我仍不放心。几天后，我叫上邵师傅陪我一起到矿上看了那二位师傅。

我所在的部队，在平顶山进行的是大坑道的施工，这种大坑道是汽车拉着大炮的坑道。而我们战士使用的掘进设备，就是风枪。靠风枪打炮眼，然后点火放炮清理石渣修建坑道。

打炮眼需由二人来操作。一人为主枪手，双手握紧风枪，对准选定的炮眼用劲将风枪推进。一人为辅助手，协助主枪手使劲拉风枪钻炮眼。有时，为过热的风枪钻头洒水，以维持风枪钻头的高速旋转，提高掘进的进度。有时，协助主枪手换下磨损的钻头。当主枪手干到一定的时候，辅助手就替换成主枪手，原主枪手就改为辅助手。当战士用风枪打炮眼时，那钻出来的石头粉尘和喷水后打出来的泥浆，洒满战士施工的作业面，也洒满战士的全身。这时的战士就成为灰人，成为泥人。尤其是放完炮后，当坑道里的浓烟还没有完全消散时，为抢时间抢进度，负责打炮眼的二个战士，必须马上进去，在刚炸出的石渣上架好风枪。首先要借助石渣的高度将最上面的一排炮眼打好。然后让负责清理渣子的战士清出一部分石渣后，接着打中间一排炮眼。中间的炮眼打好后，待石渣全部清理完毕，再打最底下的一排炮眼。战士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重复着掘进度打坑道。

我从师干部科回连队后，经常带班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打坑道。我也不知道多少次拿起风枪当枪手，也不知道当了多少回灰人和泥人。刚开始，每当我双手握着风枪对准炮眼使劲推进时，我觉得我和战士们一样能干。可干不了十几分钟，就感到手劲不足力量不够，风枪钻杆的钻头在炮眼底部打空转。每次发现空转时，战士们就及时将我替换下来休息一阵子。休息时战士告诉我，打炮眼不仅仅有一个用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巧用力的问题。难怪我发现有的战士干得不是那么吃亏。

带班的责任使我认识到，作为带班打坑道的连队干部，就要和战士一样在实干中摸索技巧掌握要领。当一个合格的风枪手，就要和战士一样不怕苦不怕累当个灰人和泥人。这是给战士的表率，给战士的力量，更是给自己磨炼的机会。所以我和战士一样，在打坑道中以此为乐苦中取乐。

在打坑道中，打炮眼只是累点、脏点、苦点。填装炸药和点燃放炮则是最危险的活。填装炸药和放炮一般是班长，副班长，和軍龄长的老兵来执行，这种极其危险的工活也是由二人来共同完成的。坑道的掘进层面是由十二个炮眼形成的。最上面一排是三个炮眼，中间一排是四个炮眼，最底下一排是五个炮眼。依序先装填好上一排炮眼的炸药，然后装填好中间一排的炸药，最后装填好下面一排的炸药。每一个炮眼的深度在一米以上，装填的炸药是手电筒式，每节炸药长度约20公分。每填塞一节炸药，都要用一根规范的棍子用力捅几下，以保证填装塞满。当每个炮眼填塞第三节炸药时，就要把装上雷管的导火索同时塞进去，也要用棍子挤压进去。这时就很危险了，整个动作不能使蛮劲，要慢慢地暗暗地使劲，用挤压的方法填塞好炸药，其要求必须胆大、心细、手轻、力均而为，否则，雷管炸了，就要出重大事故。

再就是点炮。事先要计算好作业点到坑道口的距离和导火索点燃到起爆的时间。负责点炮的两个人根据炮眼放炮的先后顺序，按照分工必须同时点燃，然后快步跑出坑道。战士们都很年青，虽然负责点炮的是老兵，我仍担心有人胆怯害怕。所以，在装填炸药和点燃放炮时，只要是我带班，我就亲自上场点炮。有一次，我和六班长桂冬清点燃炮后，我说：“六班长，我太累了，坐下来歇一下吧！”，说完，我就要坐下去。六班长一听，急忙说：“副指导员，我们才点完炮，不能休息，快跑！”说着，他一把拉着我的手往外跑。我如梦惊醒向坑道口冲去。刚跑出坑道口转弯处，坑道内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无数大小石块被炸飞坑道外。真险啊！

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这样在打坑道。在打坑道中，大部分战士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作风，但也有少数战士怕苦怕累怕危险。为帮助他们克服“三怕”的思想，我充分利用全连干部战士“七.一”到八矿挖煤的亲身经历，在连队政治学习中深入开展"八矿矿工们苦不苦，累不累，有没有生命危险"的大讨论。并请村里八矿邵师傅来连队作报告，向全连干部战士讲他当兵的经历，讲他复员回家招工进矿当矿工的经历和体会，讲他八矿矿工们的生活和工作。通过邵班长的报告和大讨论，对全连干部战士启发很大，极大地提高了战士们对打坑道的全面认识，使少数人克服了“三怕”的思想，有力的调动了战士们的积极性，较好地促进了打坑道的进度。

我到平顶山八矿下井挖煤的亲身经历，使我看到了煤矿工人的伟大、纯洁和朴实，他们那颗无私无畏赤忱的心真的比金子还宝贵。同时，也使我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上流传的"部队执行战斗任务时，当兵的被打死了，但死了没有埋。煤矿工人下井挖煤时，坑道塌方了，人被埋了，仍活着没有死，”这句话的含义，从这句话的某种意义上讲，当兵的和矿工在生死线上真是一对连襟兄弟。

21.追认烈士

那是1972年的事情。

我所在的陆一军（现为第一集团军），自1964年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展大练兵大比武后，在若干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进行过正规的军事训练。部队不是进深山挖坑道搞国防施工，就是走五七道路围湖造田插秧割谷，军队干部的军事常识和部队作战训练的组织指挥能力明显下降。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一军党委领导敏锐地意识到，军队的主要任务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军队还是要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于是一军党委决定，对部队军政干部进行分批集训。集训的对象：连级以上干部，集训的内容：学习军事常识，介绍世界几个主要军事强国的武器装备，由军作训处长介绍中苏珍宝岛战斗的经过、经验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开展战术推演，重点是加强连的进攻和加强连的防御。集训时间：为期三个月。集训的方法：军长当集训大队的大队长，每个师集训干部编为一个连，师长当连长，团长当排长，营长当班长。第一期集训地方设在我三师驻地河南信阳明港。副军长兼参谋长张文彪（1969年前任我三师师长）担任第一期集训大队长，我三师师长李贯达任连长，我九团团长王成义任排长，三营营长王本生任三班班长。我1971年5月调九团组织股任干事，9月底和团保卫股赵干事一起，参加军组织的第一期军政连级以上干部集训，并编入王本生三班。

当我们集训快要结束的一天中午，和我同时来参加軍集训的我团三连指导员老杨告诉我：团里给他来了封电报，说你老乡袁维先突发疾病，现住进了武汉军区总医院，人快不行了，要团营首长他快点赶到武汉总医院去看袁维先最后一眼，送袁维先一程。杨指导员说他马上就走。

袁维先是和我同时入伍的蕲春县籍的战友，当兵前素不相识，是在部队提干后相识的，他在我团三连任副指导员。此时我完全不相信三连杨指导员对我说的这些话。我心里还在想：袁维先怎么会死呢？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体壮实得像头牛，在我来集训之前，我还专程从团部驻地二河，赶到他所在的三连去看望他。他正在田里和战士们一起收割稻谷，看见我来了，打着赤脚，拎着鞋子走过来，和我一起坐在田边的渠坡上。他拿出香烟给我抽，我俩边抽着香烟边说笑着。我告诉他，我要到军里集训去了，希望老乡多多注意身体。他笑着说：你看我能吃能喝能干，好好的不会有病的，请老乡放心。他同时告诉我，他连的杨指导员这次也参加軍里集训，连队的工作暂时由他主持。中午，我就在他三连连部吃了一顿便饭后，便返回团部。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和袁维先最后的一别。

集训结束回部队，方知袁维先患的是晚期胃癌。因医治无效于1972年元月16日在武汉軍区总医院去逝，去逝时年方24岁。

没过几天，团组织股长刘传贞和副股长姚国钦一起找我谈话，说：“张干事，现派你和三连的一位排长一起出差到蕲春，把你老乡袁维先的骨灰盒送回他老家。在袁维先死后的待遇问题上，团党委研究过了，他是因病死的，根据军队有关人员伤亡政策的规定，他不能按烈士对待，只能按病故处理，因此只有80元抚恤金。你要亲手将这80元钱交到他父母亲的手里。”

第二天，我和三连一位排长一起护送袁维先骨灰盒回蕲春老家。这一路上我在想：我的战友是在执行五七指示走五七道路，倒在连队耕作的田地上，死在部队医院里，死后连个烈士的称号也不能享有，仅仅只有80元钱的抚恤金，真不可思议。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

袁维先的老家是蕲春县株林公社。我们通过县武装部直接找到他的大队，通过大队找到袁维先的村庄。到他家的时候好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当我们向大队干部，向袁维先父母亲说完袁维先因病而死的情况后，在场的人都哭了。尤其是，当我们将袁维先的骨灰盒和80元抚恤金交到他父亲手上时，袁维先父母亲悲惨的哭声，他亲人们的哭声和在场乡亲们的哭声连成一片。哭声惊动了更多的人，也引来了更多的乡亲们，触景生情，引发了更多人的同悲和哭声。众人的哭声连接了天地，天也在悲伤中渐渐地阴沉下来，大地也在悲伤中回荡着呜呜的响声，这真是撼动了天，撼动了地，撼动了众乡亲们的心。都在为白发老人接黑发儿子骨灰在痛心，都在为二十几岁的年青人过早地离开父母亲，离开亲人，离开人世间，深感惋惜。十几分钟后在我们和大队干部节哀顺变的劝说下，哭声渐渐小了。

我们在袁维先的家中慢慢落座。我想听听袁维先父母亲有什么要求。在场的人都在细说着袁维先每次回家探亲所做的桩桩好事。大队党支部书记细说着袁维先给大队干部赠送了多少本毛主席著作，说他每次回家探亲，总要组织大队干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大队干部一起研究大队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并主动参加大队的劳动。有些乡亲们在细说着袁维先是怎样访贫问苦，学雷锋助人为乐做做了多少件好事。我用心倾听在场乡亲们细说的每一件事。我还有意在袁维先的房间里查看了一些书籍。在柜子里，存放的毛主席著作有他划的一道道横杠，以突出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在有的章节后面还写了几句心得体会。在留存的日记本里，写下了他每次探亲时要做的几件事，已做了几件还要做几件事的备忘录。我翻阅的东西越多，使我对袁维先的人品就越了解，他为人的形象就越清晰，令我敬意有加。我逐渐感受到：袁维先确实是一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好榜样，是军队拥政爱民的好典范，是人民军队中的忠诚战士。

当我要告别袁维先父母亲，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时，袁维先的父亲说：“袁维先是在部队死的，我想把他的两个弟弟都送到部队去当兵，接过他哥哥的枪，继续为人民站岗放哨"。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农村的老人竟有这么高的境界，还要把两个儿子都送到部队去当兵。可袁维先不是按烈士对待的，我所在的部队无法直接招收袁维先两个弟弟当兵入伍。我只能对老人说实话：“袁维先是按病故处理的，只能看其他部队来蕲春县招兵时，请县武装部的同志关照一下"。陪同我前往的县武装部政工科的一位干事表了一个态，说：“到招兵的时候我们尽力吧"。

我顺便回到老家—彭思街住了一宿。晚上，我对父母亲讲了我这次送战友回家的任务，谈到袁维先全家人万分悲痛的情况。母亲说：“老话说‘少怕丧父，老怕丧子’。父母亲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儿女拉扯大，正当儿女长大成人，能为父母亲为家里出些力，做些事情的时候，他突然死了，他的父母亲心里能不难过吗？他人己死了，也回家了，你还能为他家做些什么呢？能够做得到的事，就尽心尽力去做吧。

第二天早上，我离开老家要回部队时，母亲一定要坚持送我到长途汽车站。这一路上，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友儿，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身体，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从母亲的言语和脸上看出“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心态。

在回部队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袁维先活着时候的音容情景，一直回想袁维先父母亲悲伤的情景。也在想我为袁维先的家能做些什么的亊。可想来想去，我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从这时起，袁维先病死在工作岗位上，连个烈士称号也没有，死后只有80元钱的抚恤金。这一件亊，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1972年2月下旬，团党委常委都下连队蹲点，帮助连队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团副政委李清淄带我到三连蹲点。在三连蹲点时，李副政委问我：“张干事，我们怎么总结三连一年来的工作经验？你打算从哪里写起？”我说：“我想好了，就写袁维先"。李副政委问："为什么？"我把我送袁维先骨灰盒回老家时，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这次蹲点我想了解到的想法，详细地告诉了李副政委。他听后说：“好，就按照你的思路来总结吧”。

我三师九团三连是武汉军区授予的“红旗连队”，在我们一军里，除了一师“硬骨头六连”在全军是响噹噹的连队外，我三师九团“红旗三连”在全军区里也是响噹噹的连队。当时，军、师、团三级首长中都有从“红旗三连”走出去的领导。李清淄副政委就曾经是“红旗三连”的指导员。我决心借助在三连蹲点的机会，好好写写袁维先的先进事迹，力争上级追认他为烈士。

为总结好三连一年来的工作，突出写好袁维先的事迹，我在三连分别召开了班长座谈会、连部人员座谈会、老兵代表座谈会、连队干部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连部文书讲到一个复员回农村的老兵给袁副指导员来了一封信，诉说他复元回家后不久，山洪冲毁了他的房屋，使他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没有想到的困难。袁副指导员看完信后给了文书几十元钱，请他帮忙汇给老兵的故事。一个班长讲到了他父亲去世，他临回家时，袁副指导员塞给他几十元钱，叫他处理好后事的故事。

连长讲得很动情，说：“为什么袁维先会倒在耕作的田地上？为什么到医院一检查就被诊断为晚期胃癌？为什么从送到医院到死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发现他经常按着肚子，就是不到医院做检查。他克服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疼痛？他是一心一意扑在连队工作上。如果他早作检查早发现早做治疗，他的生命或许不会这么快结束。他真正做到了雷锋同志所说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为部队建设之中。”

指导员讲的一幕更感人。指导员说：“我到军区总医院去看袁维先时，医生说这个患者太坚强了。当他的胃疼痛难忍时，为了不影响同病房患者的休息，他从不呻吟一声，只是用手指使劲地抓着墙。医生还特意带我去了他住的房间，在那水泥墙面上，仍留有深深的几个带血的手指印。这说明袁维先当时是何等的疼痛，何等的难受，又是何等的坚强"。几个座谈会都在讲述着袁维先生前的故事。但讲的都是事实，讲的都是感人的事迹。

这几个座谈会，给了我很多工作总结的内容，给了我写好总结的信心，更给了我写好袁维先事迹的激情。我暗暗地发誓：我一定要把袁维先学习雷锋的先进事迹，全心全意扑在连队工作上的先进思想，在基层连队工作的优良作风，全面地真实地展现在三连的战友面前，展现在全团的战友面前，让大家都知道，我们部队又培养了一名好干部，"红旗三连”又培养了一名好干部。这名干部的事迹使“红旗三连”旗更红。也要让大家认为：袁维先应该是烈士。袁维先就是烈士。

我把这几个座谈会上所了解到袁维先的事迹和我送袁维先回老家，在他家乡所听所见都写在一起，突出袁维先的事迹为“红旗三连”增光添彩，增颜添色。突出这一年"红旗三连”旗更红，就红在袁维先的先进事迹上。

在李清淄副政委回团参加常委会之前，我将写好的总结材料交给了他，标题是“红旗连队旗更红”。李淸淄副政委看了我写的材料后，非常满意。会后，李副政委告诉我，团党委常委会做出了一个决定：追授袁维先三等功，并将袁维先先进材料上报师党委。后来，军师党委组成工作组进一步核实。1973年年底一軍党委追授袁维先一等功，追认袁维先为烈士。

我告慰了袁维先：老战友，你现在是烈士了，请安息吧！

第四章节：在邮电部536厂的岁月里

22.转业到536厂

1975年5月上旬，我和部队五位营连级的战友集体转业到地处湖北省阳新县的邮电部536厂。

邮电部536厂的前身，是邮电部（阳新）五七干校。1970年在干校的基础上开始建设新厂，起初定名为电信总局571厂，将干校没有调走的人员全部放进571工厂里。1974年邮电部成立工业局，将部属工厂统一归属邮电部工业局领导和管理。工业局实行统一编番，将电信总局571厂改定为邮电部536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期，“四人帮”在邮电部的代理人，为了达到改造全国邮电系统内的“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充分利用毛主席走五七道路的指示精神，将邮电部五七干校选择紧靠江西省的湖北省阳新县陶港区和富池镇之间。这个干校北面是半壁山和长江，西面是安鞍山，东南面是血糸虫繁生的网湖湖畔，西南面是崇山峻岭，离阳新县城有60多里路，离最近的东边富池镇也有好几里路。是一个前不靠村庄后不靠集镇的荒凉之地。这里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生活环境极差。1969年来自北京邮电部机关，北京市邮电局，北京邮电医院，部份省市邮电管理局的3000多名的“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及有各种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的人”全部下放到这里进行脱胎换骨劳动改造。

由于该厂前身是五七干校，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厂外马鞍山东边的区域，整个占地面积有3000多亩地，仅厂区内占地面积就在一平方公里左右。厂里职工宿舍大部分是建在厂里，职工医院，职工子弟学校等服务单位及部分宿舍建在厂外，全厂建筑面积有4万多平方米，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具有现代化的国有中型企业。

工厂内部设置有7个车间、12个科室及职工医院、职工子弟学校、招待所、五七农场、五七工业班（集体制工厂）、商场、粮店、车队、船队及地处半壁山的水厂。

厂主要生产各类型的电话机，与天津邮电部512厂一样是国家各类电话机生产基地。同时生产激光线切割机床，是全国激光线切割机床协会会员单位。

工厂干部职工大部分是从五七干校转过来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子女。同时，从咸宁地区，黄冈地区，鄂州市等地市招进了一些部队复员的干部战士及地方干部的子女。当时国有正式职工就有1000多人。

邮电部536厂党委结合干校转过来的干部调动频繁的实际情况和从邮电536厂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同意当时从五七干校转过来的厂劳资科长陈树德同志（原北京邮电医院副院长）回到他原所在的老部队一軍三师来要干部。陈树德同志原是1964年从一军三師转业到邮电部的老干部。他这次回老部队要干部时，当时，部队师团二级领导干部中还有他认识的人。师长傅全有（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他山西老乡，又是同时入伍的战友。我当时在三師九团当组织干事，得知这一消息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念想便荫生了。于是，我不听他人劝告，当即向团里就写了要求转业的报告。全师本应有20多名营连级干部转业到邮电536厂，有些要去的干部后来从其它渠道得知，邮电536厂是在一个深山沟的工厂后，便打了退堂鼓。当部队首长将这些情况告之我，并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说出来的话就算数，我还是要求转业到邮电536厂”。

我就这样义无反顾非常执着的转业来到邮电部536厂。

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厂宣传科当干事。宣传科长王有璧是武汉邮电学院的教授，主教哲学。宣传科干事朱致祥是1967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生，厂广播员王立明（女）是北京知青，他们三个人都是从邮电部五七干校转过来的。

23.来536厂第一天

1975年5月上旬的一天，我将家从黄石市大冶县县城搬到邮电部536厂。我爱人龚金凤工作单位的领导—湖北省农电修试厂党委书记李万慧特意安排了一辆解放牌汽车送我们。车上装满了我们结婚时购买的全套新家具和生活用品。前往送行的有在厂工作的武汉电力技校的几位同学和要好的同事。

邮电536厂在厂外马鞍山东南边的山脚下，新建了两栋三层楼的职工住宅楼，先期到达的五位战友已住进这两栋新楼里。我们到了邮电536厂后，被安排在马鞍山第二栋楼第二层的一个单间里。

这个单间，一进门是个厨房，再进门便是一间卧室。随同我夫妻前来的还有我的母亲，家具又多，这如何住呢？我只好找厂总务科。我对分管住房的总务科丁效义师傅（北京人）讲：“整层楼只有我一家人住，房子都空着，我母亲又跟我们在一起生活，能否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大点的住房？”丁师傅说：“你迁来的户口只有二个人，根据厂的规定只能这样安排，我也没有办法。”

我回到家后对龚金凤和母亲说：“厂里不同意调房子，我只能在厨房里为母亲搭一个单人床，以后白天做钣时就把床上的被褥被子卷起来放到我们床上，晚上睡觉前再把床铺起来，你看好不好？我们也只能釆取这个办法了。” 母亲说：“我们家下放到亭子湾，全家人睡在一张床上的日子也过了，现在厨房里搭个单人床这算什么？我睡的是单人床，多舒服！”。

晚饭后，我们就动手，一起用带来的家具在厨房里为母亲搭起床铺来。

我家住的新房子，当时没有安纱门纱窗。天刚黑，房内的灯亮着后，那又大又黑的飞虫和蚊虫纷纷飞到房内嗡嗡作响不绝入耳，叮咬得人坐卧不安站立不住，更谈不上入睡。房外，马鞍山上的野兽怪叫声，声声在寂寞的夜空中回荡，让人听到有点胆怯毛骨悚然。我急忙关好窗户，找来一本书追打房内的蚊虫和飞虫。母亲一言不发，在翻箱倒柜寻找蚊帐，找出蚊帐后要我和她设法先把蚊帐挂起来。挂好蚊帐，我仍拿起书本追打房内的蚊虫和飞虫，打在墙上，墙上沾着黑点和污血，打在书本上，书本上也是沾满黑点和污血。

夜渐渐深了，龚金凤突然哭起来了。她是趴在桌子边上抽泣的。抽泣的声音不很大，但我听得很清晰。我心里十分清楚：她为什么哭泣！我是个男人，虽然坚强，但是，我的心在她的哭泣声中开始发酸了。

很长时间她不哭了。我还以为她在哭泣中渐渐入睡了。哪知，她突然发问：“你转业到地方来这么大的一件事，为什么亊先不与我商量一下？我到部队去接你，你们部队常焕章政委请我到他办公室谈了一个上午，说是我拖了你的后腿，否则，张干事在部队干得好好的，怎么去年结婚今年就要求转业？部队里有的干部找关系开后门，是想留在部队里多干几年，或者再升一级。而你家张干事找关系开后门是想转业到地方，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这才知道，不是部队组织上要你转业的，而是你主动要求转业的。你想转业反而让我背了一个拖后腿的坏名声。”

她接着说：“你既然不想在部队干，想转业到地方也行，先跟我商量一下，我给我省农电修试厂写个报告，厂里李书记肯定会接收你转业到我厂来工作的。更何况我厂李书记原先就跟我说过：你爱人如不想在部队干了，欢迎他转业到我厂来工作。我农电修试厂属于省电力局的，厂又在黄石市，转业到我厂不比转业到这个厂里强？”

她继续说：“转业到这个厂来，我事先对你说过，想和你一起过来看看再定，你不同意。说什么组织上是要我们去工作的，去革命的，不是去享福的。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光荣越能锻炼人。我问你：你转业到这个厂来图个什么？我在黄石市省农电修试厂当汽车队调度，掌控着十来辆大小汽车调配使用。到这个厂来，听说我上班是到五车间当冲压工，我调到这个厂来图什么？”

她把她内心的话一一道出来了，她把她压在心里多时的火喷发出来了。

我平静地听着她的诉说，对她的诉说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不停地抽着烟。人傻傻地站在窗户旁。透过窗户，望着窗外那漆黑的夜空，望着夜空那看不到边的远处。

我对她的发问、质问、追问，无话回答。平心而论实事求是地讲，真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转业到邮电536厂来工作的这件亊，确实是我一时冲动一意孤行而造成的，确实是“鬼使神差”。

她谈到常政委讲的那些话，使我想起了部队的一些老首长，他们待我确实不错。当我转业要离开部队之前，在团副政委李淸淄的提议下，团党委特批给我100斤黄豆，100斤绿豆粉丝，两床六斤重的棉絮，还有500斤全国通用的粮票。并叫特务连的战士用木箱将黄豆、緑豆粉丝打包好托运到武昌火车站。

我爱人龚金凤，1969年从武汉电力技工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湖北省农电修试厂工作。湖北省农电修试厂地处黄石巿大冶县城关镇，是湖北省电力局下属的一个县团级工厂。工厂党委书记李万慧是山东人，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是部队正团职转业下来的一位老干部。龚金凤分配到省农电修试厂后，由于她工作积极认真，深受同事好评，深受领导的器重，1970年10月就在这个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她同班同学中她是第一个入党的。1974年，被厂任命为厂汽车队调度。现调到邮电536厂来当冲压工，她原来好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因我的转业都变得不尽她意，她图个什么？她从武汉大城市到黄石市，现又跑到阳新山沟里来，难道她没有自己的想法吗？她离开了知冷知热的老同学。她离开了熟悉的电力系统。她离开了生活条件优越的城市，她离开了企业管理者的职位。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到一个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相当不尽她意的单位，她确实有想法。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鸟往密林飞。 不少军队复员或转业到地方去工作的干部，都是带着老婆孩子往城市里跑，往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好的单位里钻。而我呢？恰恰相反，带着老婆往深山密林里来。这真是人往大山走，“鸟”往密林飞。

我在转业这件事情上如亊先与她商量，其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同意她和我一起先到这个厂里来看一看，其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她为我转业到地方来工作肯定能找到一个好的接收单位，最可靠的是湖北省农电修试厂，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接收单位。

同时转业到邮电536厂来工作的五个战友，他们不能与我比。他们的老婆都是从农村随军到部队的，现转业到这个厂是安居乐业。而我夫妻俩调到这个厂来真的是无所求无所图。

我只能默默无语继续站在窗户旁，一支烟接着一支烟的抽着。

母亲突然说话了，说："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后悔也没有用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能说这一步的事。你俩明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快点睡吧"。说罢，母亲就把她拉上床，并爬到床上驱赶帐内的蚊虫。母亲的言语和举动缓和了室内的气氛，也渐渐地平息了她内心的火。

第二天上午，我请来木匠师傅制作了纱门纱窗并安装好。母亲从厂办商店买来窗纱，并将住房和厨房的两个窗户用窗纱封好，用买来的蚊香彻底地熏了一下房屋。以求得晚上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

24.开荒种菜

在邮电536厂工作，每天吃菜都成了一个大问题。

邮电536厂职工家属子女有好几千人，家家每天都为吃菜犯愁。厂里为此建了一个有200亩地的五七农场，聘用了几十号农工专门种菜，并投入大笔资金给五七农场购买了耕牛、小型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等农用生产工具。由于管理体制是大锅饭，菜种多种少、种好种坏，农工的工资一样照发，所以，五七农场种的蔬菜远远不能解决职工生活的需求。

厂里职工吃得最多的是，杨家打出来的粗渣豆腐和从山东拉回厂的红薯粉条。为此，每到星期天，厂里职工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到附近农村去买蔬菜，或乘厂的快艇过江到广济县城武穴镇去买菜。

我到邮电536厂后，第一次去农村买菜是和厂财务科会计黄维琪阿姨结伴而行。我们俩个人走了几里路才到了一个叫沙村的地方，我俩找到一个农民。和农民说好后，就在农民的菜地里自行采摘了一些青椒、白菜，还有农民现存的土豆。买好菜付完钱，我用小扁担挑着。一头挑的是她买的菜，一头挑的是我买的菜。在回厂的路上遭遇小雨，小雨渐渐淋湿了我俩的衣服，我俩仍有说有笑地行走在回厂的路上。

黃维琪阿姨籍贯是武汉市人，是邮电536厂副厂长王健的妻子。王健副厂长在武汉解放初期曽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他夫妻俩都是从邮电部五七干校转过来的老干部。

工厂职工天天要吃饭吃菜，可天天发愁没菜吃，天天还要想到这个星期天到哪里能买得上菜，职工天天都在操这个心。我刚到邮电536厂很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好在母亲在全家人吃菜困难的情况下，设法将我从部队带回来的黄豆，制作成黄豆芽，或做成腊巴豆，或拿黄豆到楊家豆腐厂换成豆腐回家做成腐乳。将部队带回来的绿豆粉丝，做成粉丝湯或炒成下饭的菜，这为我家刚到邮电536厂在吃菜问题上确实起到一时缓解之急。可是，吃饭吃菜是天天的事，月月的事，天长日久的亊。而邮电536厂的职工家属，天天为没菜吃而发愁，天天为星期天到哪里去买菜而操心，这吃菜的问题完全成为职工生活中的一大难题。

邮电536厂厂内外到处都是荒田、荒地、荒山坡。为什么就没有人围地开荒种菜呢？如果职工家属利用节假日开荒种菜，吃菜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么？一天晚饭后，母亲向我和龚金凤突然提出了开荒种菜的问题。母亲说：“这么多荒田荒地，为什么没有人去开垦出来种上菜呢？如果都去开荒种菜，各家各户吃菜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笑着对母亲说：“妈，你真了不起。你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说笑归说笑，从那天起，我就把母亲说的这件事放在心里：这么多荒田荒地荒山坡，为什么就没有人开荒种菜呢？我要探究个明白。

在每周政治学习中，我才知道，围地开荒种菜的亊被人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尤其在当时全国开展“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绝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政治学习大讨论中，谁都不敢讲开荒种菜的事。更何况这个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绝大部份职工都是从邮电部五七干校转过来的，他们宁可不吃不喝，也不愿为了“苗和菜”的事又犯上路线斗争的错误。这是一个禁区，谁都不愿意去碰，谁也不敢去碰。

我在家里把这件事细说了一下。母亲听后说：“什么尾巴不尾巴。吃饭吃菜是天天要兑现的事。北京那些讲尾巴的人难道就不吃菜了？一边是职工没有菜吃，天天愁着上哪儿能买得上菜，一边是大片荒田荒地不能开垦出来种菜。我真搞不懂这些领导是怎么想的，这不是叫活人让尿憋死吗？我是没有读过书的妇道人家，我成天只会拿着油盐酱醋瓶围着灶台转。但我知道一个事实：吃饭吃菜的重要。什么是最大？人人都说天大地大。在我看来是人的肚皮最大。一个人你让他几天不吃不喝，到时你看他会说什么最大？”母亲也发起牢骚了。其实，母亲最有发言权，她天天要做饭，餐餐要炒菜，可有时无菜可炒，最为难的不就是母亲吗？

1978年底，我家从厂外马鞍山住房搬到厂内新建的住宅大楼后，母亲总要在凉台上站一站，看一会房后那一大片一大片荒废了的田地，我从她的言语和表情上看得出，她那想开荒种菜的心思又浮上来了。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友儿，我还是想把房后紧靠水塘边的那块田，围上个半亩地种上菜。我是农村妇女干活干惯了，虽然上了年龄种个菜还是可以的，厂里领导对我这个老太婆不会怎么样的，你看行吗？”我对母亲说：“妈，要干，我们娘儿俩一起干，厂里领导如要批评只会批评我，大不了我们再不开荒种菜了，最多浪费点力气。”母亲说：“好，那我们说干就干。”

一个星期天，我和母亲带上准备好的工具，将紧靠水塘边的田围了半亩，全部种上青椒、茄子、葱和冬瓜。只几天的时间，厂办公大楼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开荒种菜，但我没听到那个领导对我有什么批评的语气。我想，领导默认了。我的胆子更大了，我和母亲在厂办公大楼对面，厂供销科金属仓库的东侧，又开垦了半亩多地，全部种上豆角和扁豆。从这以后，我充分利用节假日和下班后的时间，给蔬菜浇水施肥。母亲负责日常照看和管理。我们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喜悦，汗水换来了果实。

一天下班回家，母亲说：家里没有菜了，你和金凤谁到屋后的菜地里摘点菜回来，好像地里有个冬瓜。金凤下楼去菜地了。没多久，她抱着一个大冬瓜回家了。她高兴地说：“好大的一个冬瓜啊，我快抱不动了。”我试了一下，那个大冬瓜足有20多斤重。

从这以后，母亲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总要摘回一篮子茄子，或者是豆角青椒，或者是白菜包菜。在回家的路上，一些职工家属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真是人见人爱眼睛都在放亮。而在我家里，全家人看在眼里笑在脸上。每当全家人吃饭夹起自家种的菜，送到嘴里细嚼慢咽时，全家人是香在嘴里喜在心里。我家再也不为吃菜难而发愁了。开荒种菜，即解决家里吃菜难的问题，又增加了家中的经济收入，真是实在实惠诸利多多。

我家开荒种菜的举动和收获，极大地影响了厂部份职工家属，很多职工家属也动起来了。星期天不再是三五成群结伴到附近农村去买菜了，而是忙着开荒种菜，忙着浇水施肥，忙着菜地里的细作管理，忙着蔬菜的采摘。

职工利用节假日和空余时间来开荒种菜，即缓解了职工家属吃菜难的问题，又给职工带来经济上的创收。同时，使干部职工能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工厂生产经营和产品开发上来。事实证明：开荒种菜是一举多得利民利厂的大好事。

从这以后，厂里又多了一种“你又挖了多少地？”“你又种了哪些菜？”“我准备种什么菜”，职工家属见面时相互问候相互交流的声音。

从这以后，厂里传承着“自力更生、人勤食足”的精神风貌，呈现出“顺应民意、和谐共勉”的气氛。

25.腌制泡菜

为了解决长期吃莱难的问题，母亲还用心将自家种的蔬菜腌制成泡莱。

我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里，正住在老家彭思街下街张恩来叔叔的家里。在全家人居住的那间房子里，摆放最多的东西就是腌制泡菜的坛子，桌子下面和靠墙边都是泡菜坛子，大大小小泡菜坛子有十几个。在这些坛子里，有腌制的豆角，刀豆，萝卜，洋姜，老包菜叶子，白菜梗子，藕带等。母亲腌制的这些泡菜，为我家度过荒年的饥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在邮电536厂生活，母亲又一次把腌制泡菜的绝活拿出来。我根据母亲的要求，还专门在老渡口坐船过江，到对面广济县（现为武穴市）田家镇买回几个泡菜坛子。

一个星期天，我在家休息时，母亲要我把泡菜坛子上面的水换一下，当我双手拿起一个大的泡菜坛子时，由于菜缸子又大又重，我一不小心菜坛子从手里滑下去了，“咣噹”一声掉在地上摔破了。这是一个装有十多斤豆角的菜坛子。摔破的响声和随风飘出的香味吸引了邻居，她们赶过来询问：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啊！进门一看，是腌制的豆角。这些豆角仍排列在破坛子里。母亲见状，灵活一动找来几个大碗，将破缸子里的豆角，拣了好几把放到几个碗里送给邻居。她们乐坏了，手里拿着香喷喷的腌制豆角，嘴里连声道谢高兴而走。

我曾问过母亲：“妈，你腌制的泡菜为什么味正、香醇、可口呢？”母亲说：“选好菜是关键。要制作的泡菜不能有黄叶子，更不能是烂菜。选好菜后要淸洗干净，晒至1一2成干即可。如腌制豆角，在放到坛子里之前，要先在锅里将生盐炒成熟盐，待熟盐的温度降下来后，再将豆角放到盐锅里轻搡几下，扎成小把子放进菜坛子里。不管是什么菜放进菜坛子里后，隔一段时间要把坛子上面的菜翻到下面去，把下面的菜翻到上面来。菜坛沟边里的水要勤换，最好三五天换一次水。换水时，千万不要把生水流进坛子里，否则菜坛子里的菜进了生水，就会变味变臭。”听完母亲讲泡菜腌制过程，我感觉到：腌制泡菜就是一个工活操作的流程，一个质量全控的过程。

从此，我家自力更生不仅有新鲜蔬菜吃，还有香醇可口的泡菜吃，再也不为吃菜难而发愁了。

26.拣柴禾

在邮电536厂，职工烧火做饭的“烧”，同样是职工生活中的一个大难题。

几千人的职工家属，每天烧火做饭用的无烟煤没有国家供应计划，完全靠厂总务科从阳新县各地收购木柴回厂供应职工家属。每个月每家只能分到几十斤木柴。一些老人和小孩不在身边的双职工，一日三餐就以厂食堂为主，偶尔星期天在家里烧火做饭，改善一下夫妻的生活。

可是，对于一些家大口阔的双职工来讲，只能在家里烧火做饭，“烧”的问题就成为厂里迫在眉睫的大难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摆在我和邮电536厂同事面前的生活难题，是如此之多，如此现实，如此紧迫。

当我爱人龚金凤原工作单位——湖北省农电修试厂供销科廖科长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从黄石市给我们运来了五吨无烟煤，并顺带来100多斤木柴，这为我们刚到邮电536厂安居生活解决了当务之急。我们工作生活在邮电536厂，不可能常年累月麻烦老单位的老领导，总从黄石巿运煤来捎木柴来帮助我们解决烧的难题。什么事情只能求人救急。最根本解决“烧”的难题还必须依靠自己。

一天晚上，母亲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住在这深山老林里，漫山遍野都有山柴，实在不行我再次上山砍柴。虽然我老了，不比当年在街道上上灵山砍柴那样，但我目前身体状况，还是可以上山砍柴的，每次上山能砍一点是一点，无非是多上几次山。”

我对母亲讲：“现在不是你老不老的问题，也不是你砍不砍得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山林有人专管，国家对山林管理有新的政策，不是二十几年前，我们上灵山可随意砍柴的时候了。再说，在街道上你是结伴而行，在这里你和谁一起上山砍柴？出了厂西大门几里路的山林没有人烟，你上山砍柴我还不放心呢！这样吧，你先在厂内外转转看，看能否拣到一点柴禾。我也找阳新的同事，请他们帮忙买点柴禾回来焼。”

母亲真的在厂内外到处走走看看。有时，她在厂建筑工地拣了些沾满水泥渣的木板和小木条。回到家里用斧头砍掉木板上的水泥渣，然后用斧头劈成一小块一小块凉晒在楼下马路边，隔日装进麻袋放进杂物间。有时，她在厂外附近的山上拣回一小捆树枝。回到家里用斧头砍成一小节一小节，凉晒在楼下马路边，隔日装进麻袋放进杂物间。就这样，每隔几天母亲总会拣回一小捆柴禾。

有天中午吃饭时，母亲对我讲：“友儿，我看你办公楼西边有好大一个场地，堆放了好多木头，房间里还有电锯的声音，那里肯定有刨花和锯末子。我能不能到那里去拣？”我说：“可以试试看。那是厂木工房，你到木工房后，他们让你拣你就拣，不让你拣你就不要拣了。”并告诉母亲，负责木工房的师傅是张氏父子俩。

那里确实有个木工房。由于邮电536厂仍在兴建中，各车间科室的办公桌椅、门窗、车间工人换衣柜和生产用具，仍需要大量木材制作。同时，厂激光线切割机床的包装也需要大量的木材，因此，邮电部物资局每年都下达给邮电536厂有上千个立方的木材。为此，厂在办公楼以西翻砂车间以东，划出了20多亩地的场地来堆放木材，并建了一排木工房，调来五六个木匠师傅，成立了一个木工班，归厂总务科管。厂还为木工班配备了电锯、电刨等专用工具。电刨的刨花和电锯的锯末，都堆积在木工房西南边的空地上。几年下来，那里的刨花和锯末堆积得像一座小山似的。

一天中午，母亲独自一人去了木工房拣刨花。木工房的张师傅为了安全起见，要母亲离工作场地远点，待电刨电锯停止工作后再来拣。这说明张师傅同意她在木工房拣刨花了，母亲心里高兴极了。母亲第一次在木工房，动作麻利地将刨花和小木条足足地装满了一麻袋。下午我下班回到家，母亲很兴奋地讲起她在木工房拣了一麻袋刨花的情况，并说明天要带两个麻袋去，还叫金凤在车间借个手推车给她用一用。

第二天下午，母亲推着手推车又去了木工房。她真的将刨花和小木条足足装满了两个大麻袋，用手推车推回家，晾晒在马路两边。

当时，邮电536厂职工家属的住房，无论是三层楼的还是五层楼的，其厨房台灶的建造都是以烧木柴而设计建造的，这种灶的灶膛大，内壁的烟囱口径大，灶膛与烟囱之间的排烟道通口也大。排烟道通口大，其抽风吸火力强，这就决定放进灶膛里的柴禾就多些。

因此，晒干了的刨花放在灶膛里，点燃快烧着快熄灭得也快，火焰只是一阵子没有持久性，有时一个菜还没有炒完，又得马上往灶膛里添加刨花和木条，稍不留意忙着锅里顾不上灶里，忙灶里又顾不上锅里。再说，装得满满的一麻袋刨花和小木条看起来蛮多，真正炒菜做饭也管不了几餐用。一麻袋刨花堆放在厨房，即占地方又不卫生，更不安全。母亲感受到，这刨花和小木条只能当烧火做饭的引火柴，不能当炒菜做饭的主柴禾用。

从这以后，精明的母亲在炒菜做饭时，先把灶上铁锅拿开，将少量的刨花和小木条放在灶膛里，然后把一小节一小节砍好的柴火棍子，架在刨花和小木条上面，再把较长的木棍子放在小木棍上面，然后把锅放回去。点着灶膛里的刨花后，火焰逐渐变大变烈，要不了几分钟就形成了熊熊大火。这大火足可以炒好几个菜做好一锅饭。母亲这种将各形状柴禾兼烧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并一直坚持做下去。

有一天，母亲去木工房拣刨花去晚了，抢在她前面去的人，已经将刨花和小木条拣得差不多了。母亲只拣了一点刨花和小木条。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将锯末装满一麻袋带回家，晾晒在楼下马路边。几天后试着烧锯末。在炒菜做饭前，母亲还是先把铁锅拿开，将少量的刨花放在灶膛里，在刨花上面照样摆放些晒干了的长短不一的小木棍，然后在木棍上撒上薄薄的一层锯末，在灶膛四周多放些锯末，并在柴禾和锅底之间保留一定的空间。刨花点燃后，母亲留心观察，发现撒在柴禾上面的锯末从柴禾空隙漏下来，点燃了支架的木棍，使木棍燃烧得快，火越烧越大。当火烧到灶膛四周的锯末时，灶膛内的火焰更大了。锯末燃烧时间越持久，灶膛内的高温保持得越长久。灶膛内的锯末燃烧后和燃烧后的木棍由红色的火焰，渐变成炽白的无形的火。这火更灼更烈，实际效果比纯粹烧木柴还要好。母亲用烧锯末炒菜做饭成功了。中午，我们下班回家吃饭，母亲很高兴地讲她是怎样烧锯末来炒菜做饭的。并说：从今天下午起，每隔一、二天就到木工房拉一次锯末。几天后，晒干的锯末堆满了楼下的杂物间。

母亲到木工房拣锯末在马路边晒锯末，让厂内一些爹爹婆婆看在眼里。都知道晒干了的锯末是为了烧火做饭，但不知道具体的烧法。当有几个同龄婆婆向母亲请教时，母亲毫无保留地传给她们。在母亲看来，家家都在为“烧”而发愁，更何况多年堆积得像小山似的锯末，不是几家一下子就能用得完的。母亲用锯末做饭的用法，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去拣锯末的人也多了，厂内马路上手推车也多起来了，厂内外水泥马路两边都晒满了锯末。那堆积如山的锯末逐日消瘦，不到二三年的时间，那座锯末山不见了。废物变成俏货，锯末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职工家属“烧”的难题。

有刨花，有锯末，但厂总务科木柴供应不定时不定量，仍在影响着职工家属“烧”的问题。一天，母亲说：我们不能上山砍柴，但能不能上山挖枯树根子呢？挖被砍过的树根子呢？我觉得母亲说得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在一个秋冬季节，我利用星期天和母亲一起，带着工具上山挖树根子。我首先选择紧靠一车间后面的那座山。那里山坡不陡，各种枯树根子多，尤其是枯死的映山红小树根子多。到了那里，我重点选择较大的枯树根子挖，叫母亲找小的枯树根子挖。我选准枯树根子，用铁锹使劲挖了几下就挖出来一棵。母亲也很用力。一上午，我们母子俩挖出来的树根装满了两箩筐。我们抬着箩筐下了山，放到手推车里，推回家凉晒在楼下马路边。

年复一年，每到秋冬季节，我和母亲就扛上工具上山挖树根子。

细心的母亲在常年烧柴禾时，发现从灶膛通往内壁烟囱的排烟口太大了，一些火被烟囱抽走了，感觉柴禾浪费多了。于是，她找来砖块和水泥，自己动手把排烟通道口抬高砌小。同时，叫金凤让车间钳工师傅用铁皮在灶门上，装了一个可挪动的活动铁皮灶门，控制进灶膛风量的大小。实践证明，母亲的发现和改进，确确实实取到了很好的省柴效果。

在邮电536厂生活的岁月里，在母亲勤劳、吃苦、用心和聪慧的作用下，摆在我家面前“烧”的难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

27.杀鸡煨湯

邮电536厂五车间有一个冲压班，全班有十几名工人。十几张冲压吨位不同的冲床，沿着车间两边的窗户二字型设立。全厂电话机里的金属零部件，全靠这十几名工人用冲床冲压出来。

冲压工活，其实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工种生产。在冲压生产过程中，按照冲床生产操作的规定，工人必须用镊子夹着金属件放进冲床模具里，然后用脚踩压冲床的踏板。然而在生产过程中，有的工人为了抢生产任务，嫌用镊子夹金属件放进冲床模具里太麻烦，在一种侥幸心里的作用下，就干脆用手代替镊子，直接将金属件放进冲床模具里。这样，工人在操作时稍不留神脚手配合不一，就有把右手食指第一关节冲掉的危险。有的工人虽然是用镊子夹着金属件放进冲床模具里，如果不按规范要求操作，脚手配合不一，同样有将右手食指第一关节冲掉的危险。

在实际生产中，总有工人冲掉手指事故的发生。每当班里工人发生断指亊故后，龚金凤立马护送受伤工人，到厂职工医院进行包扎。包扎完后送工人回宿舍休息。然后，到厂东大门口菜巿場买只鸡回家，杀鸡煨湯送给断指工人吃喝。即使她后来当冲压班长，当车间生产调度，当车间主任，在十年来的时间里，只要冲压班有工人发生工伤，龚金凤照样要到厂东大口菜市場买鸡回家，杀鸡煨湯送给工人吃喝。

其实，龚金凤她不会杀鸡，也不敢杀鸡。每当冲压班工人发生断指工伤后，她只负责买鸡回家。整个杀鸡煨湯的亊全都由我小脚母亲操劳。因此，她买鸡回家交给母亲的时候，总要对母亲客气地讲："妈，又麻烦你了"。母亲听后反而说："你这讲的是什么话。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把手指冲掉了一节，十指连心，多痛多难受啊。某某工人还没有谈朋友，这断指或多或少对他今后谈朋友还是有影响的，对他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多不方便。我今天杀个鸡煨个湯算什么。你叫他们今后做事多加小心些，人身安全是主要的"。母亲就是这样心痛着我们的工人，关心着我们的工人。

每当断指工人喝着龚金凤送去的鸡湯时，总少不了对龚金凤誇奖几句：“龚师傅，你烹调手艺真不错，煨的鸡湯真好喝。”龚金凤也实事求是的讲：“这鸡湯不是我煨的，是我婆婆煨的。”断指工人说：“难怪这湯那么好喝，是她老人家煨的鸡湯，我的亊也让她老人家操心了。”

母亲煨的鸡湯当然好喝，因为母亲在煨鸡湯时，讲究细火慢炖，讲究佐料配料，最主要的是像照料自己的孩子那样，用一颗慈母般的心在用心煨湯。

28.生儿生女是一样

1979年1月18日早晨，我早早起床收拾行装，准备和厂党委书记缪章泉同志一起乘小车到武汉，在汉口乘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邮电部进一步落实老干部政策的工作会议。

此时，已怀胎十个月的妻子开始发作了。我和母亲急急忙忙将龚金凤送到厂职工医院。整整一个上午孩子还没有生下来。这时，职工医院门口和走廊站了好多人。我理解他们，他们希望龚金凤早点生产，使我见到母子平安后，放心地到北京去开会。回厂后，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和邮电部干部政策的工作。而我母亲此时，一定要我看到龚金凤平安生产后才准我走。事情就是这样不凑巧。缪书记等到中午见我妻子还没有生产，便不再等了。他只好一个人先走。（第二天我在汉口乘火车赶到部里开会）。

邮电536厂职工医院绝大部份医务人员，都是从北京邮电医院下放到干校转过来的。下午三点多钟龚金凤快要生产了。这时，妇产科高应棠医生和护士邓媛媛等人非要我进产房。她们说：“你妻子看到你站在她身边，她就有信心有力量生产，会更好地配合我们接生。我对高医生说：“你在北京邮电医院里就是有名的妇产科大夫，在536厂我张俊就是你接生的。今天我仍相信你能接好生。一个男人站在产房，看女人生孩子多不好意思。”她们说：“这是你老婆在生孩子，换做其他女人你想进去，我们也不会让你进去的。”以邓媛媛为首的几个医务人员不由我多说，不依不饶硬把我拉进产房。

产房里，妻子疼痛一阵接一阵，脸颊额头上的汗珠擦不净。她那一阵阵呻吟声冲进我的耳朵刺进我的心。她这是在生产！也是在抗争！更是在过生命关。此时此刻的我，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感，有的只是心疼、担心和恐惧。此时此刻的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在心中默默地祈祷：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随着小孩出世时的一声啼哭，我那颗久悬的心才落地。在产房里，我从始至终看到龚金凤生小孩的全过程。高医生接下小孩后对龚金凤讲：“是个女孩”。 说完后，高医生就把小孩放在旁边的一个小磅秤上称了一下，告诉我们：小孩体重是5斤2两。这时，我趁医务人员在产房做产后处理，便离开了产房，前往厂内汽车队要了一辆汽车，到医院把她母子俩拉回家。下车时，正巧碰到缪书记的老伴闻阿姨。她要接过小孩看看，当我告知她是个女孩时，闻阿姨连忙说：“小张，是一样。有两个比一个强”。我母亲在家里忙着煨汤，看见我们从医院回来了，急忙下楼迎接。母亲和闻阿姨打了个招呼后，搀扶着龚金凤上了楼。我抱着小孩紧跟在后。

到了家里，龚金凤躺在床上，没多久她哭了。母亲心里明白，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进房坐在她床边上。母亲说：“你现在是在月里期间，千万不要哭，这样对眼睛对身体都不好。你想生个儿子，我何不想你生个儿子。可这生儿生女的亊不是女人说了算。生儿生女是天意。再说，社会不同了，你们都有工作，不存在养儿防老的亊。现在生儿生女是一个样。”母亲的几句话给了她很大的宽慰。

在龚金凤坐月子里的期间，母亲每天不断地变换品种来煨汤、炒菜，把她母女俩照顾得好好的。自这以后，婆媳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

29.王处长上门

1982年6月份，邮电部工业局决定：将邮电536厂电话机生产线迁往河南洛阳邮电537厂。所涉及到电话机生产线上的管理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及其家属子女全部调入邮电537厂。可留下来的人怎么办呢？

1982年11月20日，邮电部工业局副局长孙景山，带领局总经济师杨世铎，干部处处长郭蜀辉，副处长王俊田及相关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来到湖北阳新邮电536厂，宣布部工业局党组的决定：留下来的人在阳新继续办厂。

这一天，我刚刚参加完邮电部工业局在南京邮电518厂召开的“邮电部直属工厂组织工作会议”回厂。在厂东大门外，正好遇见厂党委书记缪章泉和局工作组部份领导。我对缪书记说：“缪书记，南京的会开完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向您汇报？”缪书记说：“不急不急。”转身对部局的领导讲：“这就是小张。”并向我介绍：“这是局里杨总经济师，这是局干部处的王副处长。”然后对我说：“部工业局决定536厂电话机生产线迁走后，留下来的人在阳新继续办厂，你要进厂领导班子。”我一听忙说：“不行，不行，我没有这方面的领导能力。”

缪书记说：“领导变更，就像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接接力棒一样要往下传。我老了要调走了，这接力棒肯定要传给你们年轻人的。这次是孙景山副局长带队来的，他会找你谈话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回家不到一个小时，还在家里收拾东西时，部局干部处王俊田副处长在厂职工指引下，找到我家里来了。王处长站在我家门口问道：“张远友同志在家吗？”我应声走出来，一看，是刚才在厂东大门外才认识的王处长。忙请他进屋坐。

母亲看来了位处长，急忙泡茶端给王处长，请他喝茶。王处长说：“是孙局长让我来的，他叫你去招待所找他，他要找你谈话。”我假装糊涂问道：“王处长，孙局长找我谈什么呢？”王处长说：“我直接告诉你吧，536厂留下来的人在阳新要继续办厂，孙局长指名道姓要你进厂级领导班子。”我听后对王处长讲：“请你转告孙局长，我谢谢他对我的信任和关爱，但我能力有限，确实不是当厂级领导的料，当了会误事的，请孙局长另选他人为好。”王处长看我是这种态度，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

我和王处长的对话，让坐在房间里的母亲听得清清楚楚。她出来对我说：“你这样做实在不应该。孙局长他们为536厂的事专程从北京来到阳新，人家那么大的官你连面都不见，你做得对吗？当不当厂领导是一回事，跟老领导见个面问个好，总是应该的吧。一个处长到家里来都请不动你，你也太不像话了。”母亲开始说教了。

我对母亲讲：“这个时候厂领导是不好当的。你想想，原先1000多职工的工厂在这里都办不下去了，现在留下来的人能办得下去吗？主要技术力量管理干部都走了，留下来的人中技术不配套，人员不配套，设备不配套，怎么继续办厂？在这个时候去当厂领导，说透了是为工业局擦屁股，到时候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母亲说：“什么事情只有当面讲才讲得清楚，回避总不是个事吧。我看你能不能躲得掉。”我说：“躲不掉也得躲，能躲就躲。王处长回招待所，把我刚才的态度向孙局长一汇报，说不定孙局长改变主意另用他人。”母亲说：“那就试试看吧，看你躲不躲得掉。”

这一天，直到晚上都没有人来找我。我心里在想：我让王处长碰了一个软钉子，孙局长肯定改变主意了。我还庆幸自己的小聪明。

30.黄工程师传话

我从南京开会回厂的第二天上午，厂供销科黄工程师就来到我家。

他一进门就说：“老张，孙局长叫我给你捎个话。孙局长说：我们王处长上你家门，请你来招待所谈事，你不来，太不像话了。孙局长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你小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他孙局长就不找你了，那就算了。如果你说你是共产党员，就必须到厂招待所去见他”。

黄工程师转达完孙局长的话后，也劝了我几句。总的意思是，进不进厂级领导班子是一回事，先到招待所和孙局长见个面还是应该的。

母亲在房里听了黄工程师讲的这些话后，待黄工程师一离开我家，带着怨气对我说：“你还要孙局长三请四接？他必竟是你的老领导，必竟是个老人，人家大老远从北京来阳新你连面都不见，这像话吗？”我见母亲也发恼了，想想黄工程师捎来的话也是够重的，再不去厂招待所見孙局长确实不好，有失礼节。

孙景山副局长，原是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1965年调北京任邮电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行政十一级。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五七干校，后调入邮电536厂任副厂长，分管后勤工作。他爱好抽烟，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的抽，而且抽的是大前门牌的香烟。他有心脏病，来厂后，我和杨宏勋科长专门到厂职工医院给他要了一间房子，让他在职工医院住着办公，吃喝也在职工医院食堂里。他有时到厂办公楼开完会或来办公楼串门时，顺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一起喝喝茶抽抽烟，闲聊几句。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任邮电部工业局副局长。这次他率工作组来阳新，代表部局宣布，留下来的干部职工在阳新继续办厂的决定。

我直接上厂招待所二楼小会议室，进门便说：“孙局长，我来了。”他板着脸训斥道：“你小张什么时候学会摆架子了？昨天上午，我们王处长上你家门还请不动你。你的架子也是够大的……”我忙对孙局长讲：“是小张不懂事犯糊涂，现在我向您老领导，向王处长、向在坐的领导们陪个礼，说声对不起。”我看了一下，在坐的还有部工业局总经济师杨世铎、局干部处处长郭蜀辉，副处长王俊田及厂党委缪章泉老书记等领导。

待我坐下后，孙局长说：“我叫你来你不来，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说给我们听听。”我对孙局长讲：“我真的有想法，你既然叫我讲，我就大胆的敞开的讲出来，不说出来憋在心里不舒服。”

我说：“邮电536厂原来有1000多正式职工在这里办厂都办不下去，现留下来的几百号职工能办得下去吗？电话机主要技术人员都去洛阳537厂了，主要生产设备都搬走了，这技术不配套、设备不配套，人员不配套还能恢复生产吗？目前留下来的人中有技术特长和技能的人，仍在找关系找出路想离开536厂，而我们靠什么能留住这些想走的人呢？部工业局为了恢复办厂能再投入一大笔钱吗？电话机生产线迁往洛阳537厂了，社会上都认为536厂也搬走了，话机销售市场也跟着走了，536厂以后生产出来的电话机销售市场在哪里？”我不断以提问的方式质问着孙局长。

我继续说：“在留下来的人中，有相当一部份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技术素质，身体素质比较差。一些有老大难问题的人都留在了536厂，一些头难剃的人也都留在了536厂，而你现要组建的厂级领导班子，又是临时的过渡性的领导班子。这种名不正的领导班子，在职工心中没有权威信。名不正则言不顺，工作起来相当吃力。从历史上来看，凡是过渡性的临时领导班子，都是受命于为难之时，都有使命，都有责任，都有付出。但都没有好的结果和下场，我不想……”我向孙局长细说着自己真实的想法。

当我讲完后，只听孙局长说：“你讲得很好，讲得很对，讲得很客观，也很有道理。但我只问你一个问题：留下来的人怎么办？留下来的有500多名正式职工，还有大集体制的工人，算上他们的老婆孩子还有二千多人。靠他们本人能力能找到出路吗？将这个厂交给阳新县你小张干不干？阳新县收不收还是个问题。你讲的这些问题，在我们局长办公会上都讨论过，最后认为：留下来的人只有继续办厂才是上策。小张，有些话要留在以后说，有些事要留在以后办。我们在536厂共事也有好几年了，我对你小张还是相当了解的。在阳新继续办厂时，确实面临着很多困难，正因为这样，组织上才需要你勇敢地站出来，听从组织上的召唤，敢于挑起重担。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事当前首先要为组织上作想，要以大局为重，还没有进领导班子就考虑到个人以后的退路，这是不对的。要相信组织，相信领导。让你进厂级领导班子是缪书记的提议，我完全同意。现摆在你面前的：你必须进厂级领导班子，你不想进也得进，这就是我们组织上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在这种场合与气氛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表态：“听从领导安排，服从组织决定”。孙局长笑着说：“这就对了，这才是你小张”。

31.商定领导班子

在厂招待所小会议室里，当我表完态，服从组织决定愿进厂级领导班子之后，孙景山副局长接着就谈他对536厂在阳新继续办厂，厂级领导班子人选及工作分工的构想。

孙局长说：“我们工作组和厂缪书记商议了一下，厂行政领导班子由沈志君、王忠俊、周佐正、梅斌俊、你张远友等五人组成。沈志君同志为组长，全面负责主持工作。周佐正分管生产，你分管人事、劳资和保卫工作，王忠俊和梅斌俊分管后勤和五七农场及工业班的工作。厂临时党委也由你们五人组成，沈志君同志为党委书记。你为党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宣传、和纪委工作。你看看这两套班子组成怎样。你是长期搞组织工作的，熟悉厂里干部情况，现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说：“我提点建议，供你们领导参考。沈志君同志是1979年底从部队43军正团职转业来536厂的，来厂后一直当厂的劳资科长，1981年年中才升任为副厂长，但仍以分管厂劳资工作为主。继续办厂让他当组长全面负责行政工作是可以的，但他来厂时间短，又不懂生产经营，是否增设个副组长，让副组长侧重抓工厂的生产经营。周佐正同志多年来担任厂模具车间主任，懂生产懂技术懂管理，由周佐正出任副组长，全面主持厂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比较合适，实际上给他行使厂长的职权。整个企业管理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你看怎样？孙局长。王忠俊、梅斌俊两人都分管后勤工作我认为不妥。是否请王忠俊副厂长分管供销工作。目前厂供销工作的重点是清仓查库，追回货款，搞好资金回笼，稳住用户，搞好销售信息反馈。梅斌斌是从阳新县调进厂里的，原先是阳新县物资局长，地熟人熟关系多，让他分管后勤和工业班的工作比较适合。”

我继续对孙局长讲：“在成立536厂临时党委上，是否可增加技术科长杨家荣，以突出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领导作用。五七农场党支部书记许敬贤同志，是从电子工业部直属工厂调来的一位老干部，是否调他到厂工会任主席，也进厂党委。邮电536厂临时党委由七人组成，你看如何？

在厂行政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排序上，我建议将王忠俊副厂长排在我的前面为好。他是1948年当兵的，1978年底从38军正团职转业来厂当的副厂长。厂级领导排序应是：沈志君，周佐正，王忠俊，张远友，梅斌俊。这一老一新的排序，即体现对老干部的尊重，也体现我们党老干部对年青干部传帮带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孙局长听我讲完这些补充的建议后，笑着说：“没想到你小张考虑问题还这么细，我看小张的建议合情合理，可以釆纳。”在场的领导都认为我的建议确实比较完善，也一致同意了。

邮电536厂在阳新继续办厂的临时党政领导班子，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会后，我回到家里，我对自己进入厂级领导班子没有系毫的喜悦之情。反而，想到536厂这艘残缺的“破船”即将要乘风破浪去远航，想到我为人处事的个性和方式，想到我分管工作的范围和职责，我暗自伤悲起来。我傻傻地倚靠在沙发上，又一枝烟接一枝烟抽起来。

母亲听我叙说了会上的情况后，在一旁也劝道：“友儿，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想得那么多，路都是一步一歩走过来的。有些事情是事在人为，……。母亲说着说着，突然冒出了一句：你现在想那么多那么远还有什么用？还是你们孙局长说得对，谁叫你是共产党员呢！…。”

我万万没有想到只管焼火做饭、只会料理家务事的老母亲此时此刻也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懂得这个道理。

我的眼晴直直地看着我的老母亲。

我在心里确实也在自问：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呢！

32.宣布继续办厂

部局工作组来厂的第三天上午，即11月22日，在厂招待所大会议室召开了留在阳新的中层以上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会议。

孙景山副局长代表邮电部工业局正式宣布：留下来的人在阳新继续办厂，厂名仍为邮电部阳新电话设备厂，企业級别仍为县团级。同时宣布厂行政领导小组和厂临时党委二套领导班子的成立。厂行政领导小组由沈志君（原厂副厂长）、周佐正（原厂模具车间主任）、王忠俊（原厂副厂长）、张远友（原厂组织科副科长）、梅斌俊（原厂生产科科长），五人组成。沈志君同志为厂五人行政领导小组组长，周佐正同志为副组长。

厂临时党委在五人领导小组基础上，增加了厂工会主席许敬贤、厂技术科科长杨家荣，由该七人组成。沈志君同志为厂临时党委书记、张远友同志为厂临时党委副书记。其他五位同志为临时党委委员。具体分工是：沈志君全面主持厂党政工作。周佐正主管全厂生产工作。王忠俊主管厂供销工作。张远友主管厂党务、政工、组织、安全保卫和纪律检查。梅斌俊主管后勤总务和五七农场及工业班。

孙局长并在会上提出了，继续办厂期间的八字方针：安定人心，恢复生产。

留下来的2000多名干部职工家属看到了希望，一些心境浮躁的干部职工逐渐平静下来了。各车间科室在调整中健全，全厂开始走入轨道，职工正式上下班了。

我也正式踏上人生新的征途了。

33.深夜电话响

1982年11月22日，邮电536厂原党委书记缪章泉同志完成工作交接后，准备离开邮电536厂，但他走不了了。

就在这天晚上深夜一点多钟，我家的电话响了。“友儿，电话，是找你的。”母亲大声叫我接电话。夜深人静的电话声把全家人都搞醒了。

我接过电话，原来是陪缪书记留下来做工作交接的原邮电536厂组织科长杨宏勋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讲：“厂里有几十号职工围堵在厂招待所里，要缪书记对留在阳新继续办厂的人给个说法。从吃晚饭围堵到现在。你来一下，看能不能做做他们的工作放缪书记走"。我一听心里一惊，还有这种事情发生？我问杨宏勋：“你给沈志君他们打电话了没有？”杨科长说：“都打了，打不通。好在你的电话打通了，只好找你。你最好来一下子。”我随话而答：“好，我马上就来。”我放下电话回到房间，穿好衣服。

龚金凤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杨宏勋打来的，并把杨宏勋在电话里讲的事情重复了一遍。我对龚金凤讲：“新上任的五个厂级领导，只有我家的电话打得通，你不觉得奇怪吗？他们是不是事先知道一点什么风声，晚上就把电话插头给拔下来了？既然电话打不通，厂里不是还有两位领导，就住在厂招待所旁的那栋宿舍里吗？距厂招待所大门还不到二十米远，这几十号人在招待所闹的动静这么大，难道他们二个人一点也没有听见？”

白天还好好的，为什么到了晚上会有几十号职工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夜越深聚集的人越多？为什么这些人还能坚持到深夜一点多钟？这是偶然的还是有人蓄意谋划暗中蛊惑的？把一个调走的老领导围堵着不放他走，能起到什么作用？能解决什么问题？是给缪书记难堪吗？我预感到这是有人有意在制造混乱，制造矛盾，制造事端，从而搞乱人心。也是对新的领导班子来一个下马威。我更多的忧虑这是陷阱，陷进去了不好拔出来。谈完我的看法，我拿出香烟，点着后抽了几囗。我在房间里思考着这乱七八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办。

这时，站在我房门外的老母亲说话了。母亲说：“老缪已经调走了，还围着人家，不放人家走，太不像话了。你现在想那么多有什么用！谁叫你的电话打通了呢！谁叫你现在是厂里领导！杨宏勋原来就是你的老领导，现叫你去也是叫对了。你要是不去，他还能叫谁去？”我觉得母亲说得也对，此时此刻我不去，谁去？

龚金凤说：“你往沈厂长、王厂长、周佐正他们几个人的家里都打打电话，试一下看是否都打不通？”我就一一打过去，真的打不通，他们几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

我在想：缪书记是一位老领导、老革命，为这个厂尽心尽力地工作，到头来还落到令他心寒的羞辱，这对他是不公平不公道的。

我想到缪书记平时对我的教诲、关怀，现在他为难之时我应该出面解围。我顾不了那么多，穿好衣服快步下楼赶往厂招待所。

我到招待所一看，大几十号职工将三层楼的招待所围得严严实实的，直到二楼缪书记住房的门外。我到缪书记房间，向缪书记和杨科长问明情况后方知，围堵的人群主要是半边户（老婆孩子在农村的）和一批家属工，还有其他原因而来的职工。他们个个怒气冲天火冒万丈，什么脏话丑话都在说。

我把他们都叫到楼下，我站在厂招待所大门口的台阶上，面对着几十号职工讲了几句大老实话：“你们的事我略知一二，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缪书记现在调到537厂去了，你们说他还管得了你们的事吗？既然管不了你们的事，你们还堵在招待所不放他走，这能起到什么作用？他毕竟是从干校转过来的人，毕竟是我们的老领导，毕竟是上了年龄的老人。人在领导职位上岂无过失？现在留下来的人，部里已经宣布了在这里继续办厂，有什么事就找五人小组，就找我张远友，大家都散了吧！”。

几十号人立马都散了。但的有人临走时对我说：“好，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就找你张书记”。我也就这样引火烧身了。

为了使缪书记一行尽快地安全地离开536厂，我叫人通知小车司机龚期文师傅，将缪书记和他老伴闻洪英阿姨（闻阿姨是1944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及杨宏勋科长送到长江边——老渡口。

后来，我想到江边说不定也会有麻烦，于是，我就同车护送。果然，停在老渡口负责开小快艇的龙师傅等二人，就是不把快艇开过来。并对缪书记说：“你把我们丢在这里跑了，你算什么书记！我老婆孩子还在农村，我在厂里干了上十年，我的问题你什么都没有给我解决，你也有今天这个下场，我今天就是不开船，看你把我怎么样！”，多年的气话都倒出来了。

待他发泄完后，我说：“龙师傅，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从大货船调来开小快艇？这是缪书记平日里看你为人诚实，做事认真才点名叫你来的，因为开快艇涉及到人身安全。今天你对缪书记讲这些话有些过分。他已经调走了，你现在发牢骚能解决问题吗？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宣布成立了，有什么事情去找现在的领导。你现在必须听我的，把船开过来，把缪书记他们安全送到武穴船码头去。”

龙师傅朝我看了一眼后，说：“好，张书记，我把船开过来”。船靠岸后，他下船糸好缆绳搭好跳板，我把缪书记和闻阿姨搀扶着上了船。就这样，我把缪书记及他老伴，还有杨宏勋科长安全送离了阳新邮电536厂。

回到家里，我对母亲和龚金凤讲到深夜发生在厂招待所的这些事情，以及我护送缪书记、老闻和杨宏勋到江边上船的事。只听母亲说：“你这样做是对的，老缪毕竟是个老人，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和打击。”

1982年11月23日中午，邮电部工业局孙景山副局长，局总经济师杨世铎，局干部处处长郭蜀辉，副处长王俊田等领导吃完午饭，准备上车离开邮电536厂时，同样也走不了。几十号职工又围堵着吵闹着，要孙局长表态：怎样支持留下来的人在阳新继续办厂。新上任的主要领导仍没有一个人到场解围。杨世铎总经济师一个电话把我召到厂招待所大门口。

我面对着几十号职工，只好苦口婆心地做工作，他们终于放孙局长一行领导离开了阳新邮电536厂。

34.缪章泉书记

<一>

缪章泉书记，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前辈，但更是一位对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老革命、老领导。

缪章泉书记是上海市上海县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在部队当多年团长后，于1964年转业到邮电部西安通信建设工程公司当党委书记。（即现在的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国家行政十三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邮电部（阳新）五七干校。1974年任邮电536厂党委书记。他为人谦逊，淡泊名利，在他的战友中，有的人成为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

在1977年的一次厂党委会上，大家都在讨论着某一个问题。而此时的缪书记正在看办公室刚刚送来的人民日报。他看着看着，无心听他人的发言。大家发现不对劲，都不讲话了。过了一会儿，他拿起人民日报对大家说：“彭冲，现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新四军里我俩是一个营里的，他是我们营的教导员，我是下属一个连的连长。现在他管偌大一个上海市，我管千把人的小工厂。这就是革命的需要，社会的分工”。

1979年，为搞好536厂的迁厂工作，他在江西省九江市考察完后，顺到南昌市看望他的老战友——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江渭清书记在文革前就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被打倒了，才解放出来。两位战友几十年未见面，这次此时相见，非常激动非常兴奋。江渭清书记对缪章泉书记的到来，表现得非常热情、招待得非常周到、体现了无微不至。

回到536厂后，在一次厂党委会上，缪书记细说了他和江渭清的关系。他说：“江渭清和我在新四军里，我俩是在一个连队里。我当连长，他当连里指导员，我们俩个人配合得相当好。参军前我是上海县一个农村的放牛娃，十三岁给地主放牛时看见一支队伍来了，我就丢掉牛跟着队伍当上了新四军。彭冲、江渭清，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是党把这些学生送到新四军里来的。而我连缪章泉三个字还写不好，党还把一个县团级的部属工厂交给我管。他们为党挑重担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也为自己能继续为党工作心满意足。”这就是缪章泉同志的名誉地位观。

<二>

缪章泉书记文化程度比较低，但他的政治思维敏捷，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决策能力强。

邮电536厂的前身是邮电部（阳新）五七干校，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后，缪章泉书记马上意识到：积极落实老干部政策的工作，是摆在他面前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一大批全国邮电系统内的老干部载着“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及其它各种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帽子”，下放到阳新邮电部五七干校接受忍辱付重劳动改造。有的还是拖家带口。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老干部中，还有一些部级领导和司局级的领导。而现在，粉碎“四人帮”后，邮电536厂此时则成为藏龙卧虎之地，成为党和国家最需求的宝贵人才的基地，

我是536厂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的具体承办人。自我随缪书记参加邮电部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会议后，我就看到他忠实地、积极地、认真地、执行党中央和邮电部党组的指示精神，他亲自挂帅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就做了大量的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为一些老干部重返领导岗位，为一些技术权威重返技术岗位，为一些“冤、假、错案”的干部平返召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有些老干部拿到新的平反结论时，拿到返京工作调令时，或搬家临走时，在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总少不了那声：“小张，谢谢你。”的语气。其实，第一要感谢的是伟大的党，第二要感谢的是缪书记，我只是在他的领导下做了些具体的工作而已。

缪书记在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的同时，就用远见卓识的眼光注重邮电536厂后续干部的培养、任用和领导班子的全面建设。

邮电536厂厂长赵心田同志下放到湖北（阳新）邮电部五七干校前，是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国家行政十二级干部。1976年年底落实政策调北京任邮电部工业局副局长。谁来当厂长呢？有一天，缪书记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闲聊。他突然话锋一转，问我：“小张，你觉得潘弘智当厂长怎么样？”我心头一惊，这么大的事怎么问起我来了？我稍微平静后说：“可以。”缪书记问：“为什么？”我说：“潘弘智同志1957年大学毕业，从干校来厂后在厂办公室当主任已多年，有文化、有知识、懂管理，又熟悉厂里的情况。”缪书记又说：“关键问题是我小儿子缪群和他家大姑娘正在谈朋友，此时提他当厂长是否妥当？”我说：“是贤不避嫌。你可以在全厂正科级中层干部中，物色几个人选放到厂党委会上讨论一下，我估计大家的意见还是倾向潘弘智。”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话：“潘弘智这个人唯一的缺点是知识分子味道太浓，厂里有许多干部不容易和他说上话。”

那时，企业管理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厂党委会上讨论厂长人选时，厂党委委员几乎都认为潘弘智是邮电536厂厂长最合适的人选。一个月后邮电部工业局党组任命潘弘智同志为邮电536厂厂长。

潘弘智同志当了几年厂长后，因落实政策调回老家，出任浙江省宁波巿邮电管理局局长。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缪书记顺势而为的决策能力。

大概是1977年年底，厂党委在讨论年终工作总结时，有党委委员提出来：在全厂中层干部中应树一位中层干部为全厂劳动模范，并建议树一车间（金工车间）主任李彩儒同志（女）为全厂劳动模范。那次，我又列席了厂党委会。

会后，缪书记要我到李彩儒家把厂党委会的意见告诉她，听听她个人的想法。我吃了晚饭后到了李彩儒的家，向她说明我的来意。她听后笑着对我说：“老张，我这个标兵树不得，千万不要树。我建议厂党委多树工人为劳模。我看六车间（总装车间）装配班班长林音（女）挺不错的，树她最好。”林音是六车间主任李庆海的得力骨干之一。她以身作则严格管理在全厂是出了名的。第二天，我把李彩儒同志的意见转告了缪书记，他采纳了。

通过这次我和李彩儒的接触与交谈，她给我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所以，当副厂长费佳祥落实政策调回北京后，厂党委研究副厂长人选之前，缪书记又一次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直言不讳地向他推荐一车间主任李彩儒是最合适的人选。李彩儒是陕西人，1967年武汉邮电学院毕业，（文革初邮电部将武汉邮电学院改为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在536厂当车间主任多年。即懂线切割机床的生产又懂电话机生产，有魄力敢管理，为人直爽，正年富力强，和厂里方方面面关系处理得不错。也是536厂女干部优秀代表之一。缪书记采纳了我的意见。一个月之后，邮电部工业局来文，正式任命李彩儒为邮电536厂副厂长。1982年6月，李彩儒随邮电536厂电话机生产线迁往洛阳邮电537厂当副厂长。没多久，邮电部工业局调她到北京为邮电部工业局劳资处副处长。

<三>

缪章泉书记的外表，给人言语不多严肃有余、军人出身武断有加，是位民主作风不够强的领导。其实，你与他接触多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乐于听取基层干部和职工意见，走群众路线的好领导。

缪书记的小儿子缪群当兵后，随所在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回厂探亲时已升为连长。我那时是厂组织科副科长，还兼任厂团委书记。我决定借缪群回家探親之际，请他在厂大礼堂给全厂团员青年作报告，讲述他所在部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战友们英勇杀敌夺取战斗胜利的事迹。他有声有色地给全厂团员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课。几天后，缪书记来到我办公室闲聊，他很开心地谈到他小儿子在自卫反击战中英勇作战的一些细节。我从他的表情和言语中，看出一个老军人对一个现代军人成长的满意度和自豪感，以及心中充满的骄傲和喜悦。

我说：“经过战火洗礼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是最可爱的人，是党最忠诚的人，也是党和国家最需要的人，……”我趁着这种氛围，有意谈到沈志君同志职务的事。我对缪书记说：“沈志君同志也是经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洗礼的人，他1979年年底从战場下来后，就以43军正团级的职务转业来厂，現当厂劳资科长己一年多了，厂党委应该考虑提升为副厂长干干才好。”

缪书记说：“厂里现在己有三个副厂长了，再提一个是不是多了？”？我说：“多一个也不为多。更何况沈志君同志是从枪林弹雨战场上走过来的正团级干部，……”缪书记沉默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起身离开了我办公室。

过了一段时间，在全厂中层干部会上，宣布沈志君同志为邮电536厂副厂长，但仍兼任厂劳资科科长，仍以劳资工作为主。这就是缪章泉书记听取下面反映，实行民主作风的一个缩影。

还有一件发生在厂计划生育上的事情。

邮电536厂四车间（模具车间）党支部书记杨筠轩，和在厂职工医院工作的妻子严锦藻医生，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姑娘和一个儿子。谁知小儿子因脑瘤去世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反映职工医院严大夫可能怀孕了。厂计生办迅速派人去调查，调查实情严大夫确实怀孕了，并已有6个多月的身孕。怎么办？严医生的儿子虽病死了，但还有两个姑娘，按当时国家计划生育“允许生两个，提倡生一个”的政策规定，是不准再生的。厂为此事专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当时，列席会议的有厂计生办林主任，厂办公室副主任王义池及我本人。

会上，先由厂计生办林主任汇报计生办调查的情况，并结合调查的结果发表他个人的意见。林主任说：我主张坚决做人工流产，不能做流产做剖腹产也行，但决不能让她生第三个。否则，厂里计划生育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会上讨论得很激烈，大部分党委委员都倾向于计生办林主任的意见。

缪书记看我一言不发，就问我：“小张，你的意见呢？”我只好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首先肯定了厂计生办林主任的工作，说他计划生育工作近二年抓得得力，使厂的计生工作得到阳新县政府的好评。然而我也实亊求是地谈到严医生失子的痛苦，要子的念想以及在剖腹产时护子的决心后，我说：“厂计生办如果早两个月知道严大夫怀孕的亊，那时真的可以对她实行人工流产。可现在，严大夫己怀孕六个多月了，胎儿在肚子里完全成形并己经长大了，现在对她实施剖腹产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弄得不好就要出人命。这一出人命可是二条人命。人命关天是大事。到那时就超出了计划生育的问题，就不是厂计生办的事情了，而是怎么处理死人的事情了，那就变成厂党委的亊情了，是你缪书记的责任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个人的意见是，只有让她生。她母子平安了，厂就平安了。对杨筠轩和严医生可以考虑从其他方面进行处分，比如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或几年之内不准调工资等措施。”

林主任在我的话没有讲完就抢着说：“行政记过、党内处分那都是空的。实在不行同意她生，但他夫妻二人十四年之内不准调工资。”

我心里在想：你林主任怎么提出了一个十四年的时间呢？十四年是一个多么长的时间，十四年的社会变化又有多大！

最后，厂党委会以我的意见为主做出决定，同意严医生生了。严医生后来真的生了一个胖小子。这小子茁壮成长。很争气很努力，从小学读到大学，直读到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愽士生毕业，拿着医学愽士学位走向社会成为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医务人才。

这就是缪章泉书记认真听取下面的意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特亊特办的一个真实典例。

<四>

缪章泉书记还有一颗极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心。

缪章泉同志自当厂党委书记以来，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稳定企业职工安心在山沟办厂，他不顾亲属反对，坚决把全家户口从西安市迁移到湖北省阳新县陶港区。是那个年代人们都知道，当时从大城市把户口迁到县城落户在山沟里是很容易的。但把户口从县城迁到大城市那就很难了。他这一举动在厂里产生很大的反响，我曾为他这一举措投稿湖北省咸宁日报。咸宁日报刊登了我的报导。

1979年，邮电部试行国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的运作。邮电536厂生产出来的电话机不可能完全靠计划调拨来创造利润。为此，缪书记决定组成电话机销售团队，亲自带队到江苏上海等省市，找他新四军时期的战友，请他们帮忙销售电话机。这些在领导岗位上的老战友，原先在新四军时期都是他手下的兵。无论他们当时当多大的官，个个都买老领导的账。就这样原估计卖不出去的电话机全都卖出去了。1979年原预计亏损几十万元，后来竟然变成盈利23万元。这个23万元在我心中是个永不磨灭的数字。

<五>

然而，这么好的一位老前辈、老革命、老领导在调离邮电536厂临走之前，被厂里有些人闹得食无味、寝不安、夜无眠、走不了。这难道不令人心寒吗？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就心寒。

其实，缪章泉书记也有一件令他十分伤心的事，也是令我十分同情的事。邮电部在上海、苏州都建有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他是上海人，在外革命工作几十年了，很想人到晚年离休后回上海或到苏州安居养老，享受家乡的风水沐浴，享受家乡的侬情氛围，享受家乡菜肴烹味。于是，他向邮电部打了报告。没有获得批准。他想到我在落实老干部政策时，和一些老干部相处得不错，特要我上北京到邮电部找他们反映一下。

我第一次上北京，到部里向主管干部工作的领导汇报了缪书记的身体状况和他个人的想法。希望组织上给予关照，批准他离休后回上海干休所养老。某领导对我说：你厂电话机生产线要迁到河南洛阳邮电537厂，这个队伍离不开他，叫他作好思想准备，带好队伍去洛阳吧。我回厂后将此话如实告诉了缪书记。过了半个多月，缪书记叫我再去一趟北京，到部里跟某领导好好说说。

我第二次到部里找到某领导。某领导说：“小张，你又来了。”我笑着说：“缪书记离休安置问题不解决，我就经常到你办公室来坐坐”。他也笑着说：“欢迎欢迎。”在第二次交谈中，某领导对我讲了干校时他们彼此间的一些旧事。我也很坦诚地说：“在干校期间，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后来略知一二。当时社会还处在文革时期，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你们都是老同志，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老缪是上海人，离开上海老家几十年了，你就让他了却最后一个心愿——离休回上海。实在不行就安排在苏州。” 我讲完这些话后，这位领导最后的意见，还是要我转告缪书记，去洛阳是改变不了的。到了洛阳有什么困难再来找他。

听话听音。话都说到这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嘴里确实不好再说什么。但在我心里确实为缪书记抱不平：干了几十年的革命工作，离休了，回上海老家安居养老，为何就不行呢？

我回到厂里，把部里某领导最后的决定告诉了缪书记，他黙默无语。他带队将邮电536厂电话机生产线迁到洛阳后，就退下来了。他就这样在河南洛阳安居养老了。

1996年的一个夏天，我出差到洛阳开会。会后我特意到邮电537厂去看望缪书记。他中风了。我临走时，他非要扶着墙送我到家门口。我到门口后，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告别了老领导一一缪章泉书记。前几年，有人给我捎来话，说缪书记在洛阳去世了。

回顾缪章泉书记的人生，我的感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5.寻536厂出路

1982年11月22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邮电部工业局副局长孙景山，在厂招待所他住的套房里单独召见了我，全盘子说出了部工业局党组的真实意图。

孙局长说：昨天在小会议室和你谈话，要你进厂級临时领导班子，和大家一起搞好继续办厂，你不想进厂领导班子，并讲了很多真实的想法。你所讲的和我们局领导在局党组会上讲的是一样的。邮电536厂1000多职工原来在这里办厂都办不下去了，现一半的人去了洛阳，一流工程技术骨干都去了洛阳，主要设备也搬到洛阳去了，留下来的几百号人和残缺不齐的设备，还能在这里继续办厂吗？当然不能继续办厂。局里也不可能为了你们在阳新继续办厂再投入大量资金，否则就失去电话机生产线迁往洛阳邮电537厂的意义了。今天，我叫你来的目的，就是将局领导的真实意图告诉你，你要为部局领导考虑一下这个厂今后的发展前途。你要在阳新继续办厂的同时寻找536厂的出路，以适时再次彻底地迁厂。此事事关重大，你要单独与我联系，先不要声张。

孙局长此话一出，我心里顿时明白了：目前在阳新继续办厂是权宜之计，是为了稳定留下来的职工，寻找536厂出路适时再次迁厂是实，是治本之策。孙局长对我讲的话很客观很诚恳，是渉及到职工队伍稳定的机密大事。这也是部局领导对我莫大的信任和期望。

我回到家里，把孙局长跟我谈话的主要内容，扼要地向家人述说一下。在家人小议时，只听母亲讲：“这就对了。老缪领着1000多人在这里都办不下去，现留下来几百号人在这里继续办厂，能办得下去吗？我也觉得奇怪，明眼人一看继续办厂是不可能的。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了，先把这些人稳定下来，到时再想办法另找地方去办厂才是真的。友儿，这是件好事，你为全厂职工办好亊，也是为自己办好事。你要把这件事办到全厂职工满意，上级领导满意”。

我看得出来，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和我一样十分高兴。我也在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部局领导的信任和期望，想方设法为536厂找到一条好的出路。

在留下来的人的出路问题上，在536厂话机生产线搬迁快要结束时，一些不愿意去洛阳和因各种原因不能去洛阳537厂的人，早就为536厂今后的出路在议论纷纷。

就在当时议论纷纷的时候，厂生产科梅科长来到我家，找我谈心。他说：“老张，一部份人去洛阳了，留下来的大几百号人怎么办呢？我有个想法，我想把他们组织起来，交给阳新县在这里继续办厂。我自荐当厂长兼党委书记，请你出来当厂党委副书记，周佐正当生产副厂长，你看怎样？我知道你老婆是武汉人，你们肯定想回武汉，我只要求你老张协助我干3到5年，之后我保证你全家调回武汉”。

我说：“留下来的人在此继续办厂，并将厂交给阳新县，是部局领导的旨意还是你老梅个人的想法”？梅科长说：“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只要你和周佐正肯出来支持我，我马上向部局反映我的建议”。我知道这是他个人的想法后，当即就拒绝了。

梅科长籍贯湖北黄陂。小学文化程度，是在阳新县成长起来的干部。在地方长期当领导，使他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公关能力和滔滔不绝的口才。调入邮电536厂前是阳新县物资局局长，1980年年中调入邮电536厂。当时，正值厂生产科长孟三学调回西安，梅就顶了这个职，被厂党委任命为生产科长。他名为生产科长，其实对536厂产品生产完全不了解，不懂行。整个生产计划调度都在分管生产副厂长李彩儒直接掌控之中。

他这次主张将536厂交给阳新县政府在此继续办厂，从主观愿望上来讲是对的。但从客观上来讲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阳新县政府是不会接收这个厂的。阳新县是湖北省最贫困县之一，县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工资的发放都很困难。哪有钱给536厂用于恢复生产？县政府的办公大楼还是536厂出钱出物资帮忙建的。

其次，留下来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大部份是黄冈，鄂州，武汉，江浙一带的人，他们不想继续呆在这个地方。

再次，继续办厂社会成本太高。几百人的工厂和原先1000多人的工厂一样，必须继续承办幼儿园、中小学、商店、粮店、水厂、招待所，等一大堆社会性服务机构的建立健全。在这种社会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继续办一个小小的工厂，企业必亏无疑，必垮不可。

这就是我拒绝梅科长请求的主要原因。后来周佐正也找我谈到此事，周说他也一口回绝了梅的请求。

而这次是孙局长单独找我谈话，亲自将536厂“出路”的任务交给我，这是部工业局党组和局领导的意图。因此，我深感责任重大，但我乐于承担。从这以后，我一方面抓536厂干部职工队伍的稳定，另一方面我积极寻找536厂的出路。

我通过各方面信息综合分析后，认为邮电536厂如能迁往黄石市建厂则是最理想的。阳新县距黄石巿只有几十公里路程，这有利于工厂搬迁。留下来的职工绝大部份是黄石巿周边的武汉市，鄂州巿，黄冈巿，咸宁巿，阳新县的人，以及江浙一带的人。

黄石市铁路，水路，公路交通便捷。黄石巿又是有名的建材工业城市。大冶钢厂，下陆钢厂，华新水泥厂，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等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座落在黄石市。相反，黄石巿的电子产业通信产业比较薄弱，这有利于黄石市委市政府对邮电536厂接收的重视。

于是，我在1983年春节后通过人际关系，找到了黄石市委主要领导王哲南书记，向他汇报了邮电536厂的过去和现在，谈到了邮电部工业局领导的意图，并结合留下来职工的实际情况，向黄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请求解决的几个问题，归纳为：部分职工农转非户口的问题。五七连工人大集体工转为全民工的问题。到黄石后职工住房标准仍按中央企业职工住房标准执行的问题。同时谈到沈志君和王忠俊二位副厂长（在部队为正团级）另行安置的问题，以及建厂选址的问题。王书记很高兴地说：“小张，我黄石巿是湖北省大工业城市，有很多国家紧需的工业产品，唯在通讯产业上是薄弱的。你们的到来填补了我市通讯产业的空白，我们黄石巿委巿政府非常欢迎你们搬迁到黄石巿来。你请求解决的几个问题待我们市委常委商议后再告之你”。

我第二次到黄石市与市委王书记交谈时，他都给予了满意的答复。他说：“我集中黄石市一年的农转非户口指标，解决你们厂的农转非户口够不够？”我说：“够，足够。”

他说：“你谈到大集体工转为全民工的问题，小张，你要知道我黄石市是市级政府，下一个文就可以解决。

关于职工住房标准的问题，你厂搬过来后，完全可以按照中央企业职工住房标准来执行。你要知道，我黄石市是一个建材工业城市，这有利于你们建厂建宿舍。

至于你厂两位正团级副厂长的安置，我们常委的意见：一个安排到市机械局当副局长，一个安排到市建工局当副局长。

你带来的这支队伍，厂长就由你推荐的周佐正同志来当，厂党委书记一职我们不派人来当，就由你来当，你就不要推辞了，我只认你。这样安排你看怎样？

我们黄石市委市政府现只有一个要求，你536厂交给我黄石巿政府后，为使536厂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途，我黄石巿政府准备投资300万元，你邮电部工业局也投资300万元。

下一步就是正式恰谈536厂移交给我黄石巿政府的事情了。具体恰谈，就请你们邮电部工业局领导到我们黄石市来谈，或者我们黄石巿的领导上北京，到邮电部工业局去谈，在那里谈都行，这就是我们的意见。”

我回到厂后，满怀喜悦地向沈志君同志做了详细汇报。并告知了周佐正。周佐正同志知道后非常高兴，表示赞成。并对我讲：这是一个完美的彻底的迁厂方案。事成之后，厂里很多职工会念你老张的好。第二天，我用电话向孙景山副局长作了汇报，孙局长听后同样非常高兴，认为用300万元解决邮电536厂的遗留难题，值得。

为使536厂迁到黄石市后有较大的发展后劲，有可观的新产品开发经费和适量的流动资金，我还动脑筋设法怎样将阳新老厂卖掉，以变换成一部分资金。于是，我又通过领导关系找到省司法厅。省司法厅领导听取我的汇报，看了看我带去的厂址图后，对我说：这是一个建监狱的好地方，只要稍加改造，监管犯人的场所、犯人的生产车间、活动场地及狱警住的宿舍、生活场地、娛乐场地等一并具有，很理想。卖价300万元可以考虑。具体情况待我们司法厅领导考察后，再细谈。此时的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喜悦。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万一有人坚决不愿意离开此地，我也可以把他们一起移交给司法厅，留在老地方专搞后勤保障工作，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是几好合一好的好事。

迁厂到黄石市，是一个多方受益皆大欢喜的大好事，我信心十足地认为邮电部工业局领导会同意的。

哪知，几天后孙局长来电话说：局党组研究了，不同意将邮电536厂移交给黄石市。主要原因是邮电536厂的动用资产给了黄石市政府，还要再给黄石巿300万元不值得。邮电536厂是中央企业，其动用资产和固定资产都属中央财政的，现变为地方资产不好运作。就这样，邮电536厂搬迁到黄石市，移交给黄石市政府一事就这样泡汤了。

200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早己调离邮电536厂近100多人的老同事，从北京、从上海、从全国各地相聚在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分乘多辆小汽车、小客车、大客车从武汉邮科院出发，浩浩荡荡向邮电536厂老厂址一一阳新县马鞍山开去。车快要进老厂区了，人群就沸腾起来了，个个兴奋激动无比。下车后三五成群结伴而行。他们，时而指点某处建筑物说前说后。时而，谈起某人某年某件事时大声说笑。时而，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车间科室门前拍照。时而，在自己曾经住过的宿舍楼前拍照。都在抢拍今生今世难得的留念情景。

在这些人群中，唯有一个人在独自活动。他专心拍照厂内鲜为人知的建筑物。这个人就是淸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秦佑国教授。这里的车间、宿舍、办公大楼、大礼堂、招待所等建筑，都凝聚着他和当时基建科同事的“心作”。他和他的夫人应锦薇在邮电536厂基建科工作多年，是挑大梁的工程师。对这里每处建筑情有独钟。1977年恢复高考后，秦佑国夫妻报考母校一一淸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研究生。夫妻双方都被录取。后来，他夫妇二人又攻读愽士，直至夫妻双方留校工作。二十多年秦佑国才旧地重游。他在536厂基建科工作时，我和他就是好朋友。这次回老厂观光时，他在用心拍照有教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我有意跟在其后，趁他专心拍照时，我及时抢拍了几张他的“工作照”。他发现了，他每次拍照完毕，总要回头朝我笑一笑。

我在观光邮电536厂老厂时，使我想起了1983年我曾经要将536厂交给黄石市政府的那件亊。自邮电536厂1985年搬迁到武汉巿汉阳县（今蔡甸区）后，现如今丢弃在阳新县马鞍山山脚下几万平方米的建筑物，早己千疮百孔残垣断壁。当时，几千万元的固定资产现如今破烂得一分钱也不值，这又怎么讲呢？

故人游故地，今昔对比，老厂的荒废使人感叹万千。

36.25元退休工资

那是1983年年中的事情。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现调到我的家乡——蕲春县当县委书记，希望有时间见见面叙叙旧。

这位朋友叫梅玉成，原在黄梅县是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来蕲春县当县委书记之前，上级组织曾让他当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率领一批中国农业专家帮助指导非洲扎扎伊尔国家人民开垦农田种植稻谷，一年下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扎伊尔国家总统要求这个中国农业代表团留下来再干一年，我国政府同意了。他和他的农业代表团专家们在扎伊尔又干了一年。二年后回国，被中共黄冈市委任命为中共蕲春县县委书记。

当我对父母亲谈到此事时，我父亲突然兴奋起来，满脸笑容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你既然和县委梅书记是好朋友，能否向他反映一下我的问题，以求落实解决。1957年县教育局说我是右派分子，将我下放到大同水库劳动改造。几年后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的右派分子没有定性，只是按右派分子来对待。我到底是什么份子？总得有个结论吧！1961年学校领导作我的工作，要我买断教师工龄回到下放的亭子湾。后来在大队教书，大队按半个劳动力给我算工分计报酬，我教了多年的书，到头来自己还养不活自己。回到彭思街道，街道上的领导仍安排我在街道小学里教书，当时给我每月的工资定为25元钱。我现在退休好几年了，物价年年上涨，可我的退休工资为什么还是25元钱？……”。

父亲的话音刚落，我正准备回话时，母亲就先说话了。母亲说：“现在还谈这份子那份子有意思吗？几十年都过去了，还谈它做什么？你现在在小儿子这里住着，不愁吃不愁穿，无忧无虑，生活得好好的，何必旧事重提！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人家梅书记刚调到蕲春县当县委书记，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办，这个时候你让儿子跟他一见面，就谈你的事合适吗？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友儿，听妈的，你最好不要向梅书记谈你爸爸的这些事。”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又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走开了。

我在想：我和梅书记见面时，父亲的事情该不该向他反映呢？

我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1958年下放到圻春县大同水库接受劳动改造，我和母亲还步行到大同水库去看望过他。几年后中央再次强调落实1957年被错划右派份子的政策时，县教育局说我父亲当时没有结论，只是按右派分子对待。最后，县教育局只好让我父亲买断教师工龄告别教育界，回到我全家下放的地方——亭子湾小队。

刚回到小队没几天，父亲突患急性阑尾炎，要急送到医院开刀抢救。母亲只好请小队长叫人将父亲抬到黄石市三医院开刀治疗。出院后，小队长看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就让他和小队妇女一道锄麦子。哪知，他分不清麦苗和野草，在锄麦时把麦苗锄掉了，把野草留下来了，气得小队长直跥脚。再不让他锄麦子了，就给了他一头黄牛，让他放牛。每天按3个工分计算。放牛，也是有窍门的，要会选时辰，会选草地，会带牛吃草，会带牛喝水，会带牛拉屎拉尿，而这一切他都不会，把牛养得瘦瘦的。

正当小队长对他无法使用时，正好大队要办小学。大队领导想到他原先是老师，就请他到大队筹建小学并全面主持教学工作。因对他是照顾性质的，其报酬每天按半个劳动力——5个工分来计算。在农村，一个强壮男劳动力一天最多的也是十来个工分，年青妇女一天最多的也只是六七个工分。工分值能算多少钱，要根据年底全大队一年的全部收入，才能算得出一个工分值折算多少钱。一般来讲，在当时，农村一个男劳动力干了一天的农活，所获得的十个工分也就是人民币一角多钱。一年下来也只有几十元钱的收入。

父亲虽为大队小学的老师，可享受的待遇比放牛的工分高，比农村干活的妇女少的待遇。这种比半个劳动力还要低的报酬，父亲仍然很高兴。因为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教书，最大的乐趣就是教书。因此，父亲每遇见大队干部时，他总是面带微笑点头道谢。1965年父亲被正式确认为民办教师，1977年调回彭思街道后，街道领导根据他的特长，仍安排他在彭思街道小学里教书，每月工资定为25元钱。1981年年満60岁时退休。彭思区教育组和彭思街道居委会党支部从照顾的角度考虑，决定每月仍发放退休工资25元钱。

父親这次要我向梅书记反映他的退休工资问题，可能是父亲联想到1950年他在彭思小学教书时，每个月还有30元的工资。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比以前还要少些？为什么退休多年了每个月还是25元钱的退休工资？物价年年上涨，可我的退休工资为什么每年不加一点点？在他心里可能还要说：这25元钱的退休工资能买到什么？！

回想父亲人生的经历和他走过的路程，我觉得母亲讲得对，时隔三秋何必旧事重提。

第二天上午，在蕲春县委小会议室里，我和梅书记俩个人谈了一上午。他谈得最多的是扎伊尔国家风景人情和工作情况，顺便谈到对蕲春县工作开展的初步想法。我当时在邮电536厂担任厂级领导，谈到的是电信行业的现状和今后发展的前景。整整一个上午直到吃过午饭，临走握手告别时，我一字未提父亲的事情。

回到家后，我对母亲说：“妈，爸爸的事情我是按照你的意见办的，一个字也没有向梅书记谈起。”母亲说：“这就对了，应该这样做。”父亲在一旁什么话也没有说，抽着烟在屋内转着转着，时不时的瞅见我一下。

父亲，可能是人老思乡切，总想回蕲春看看，总想到哥哥家住一段时间。1998年过了五·一劳动节后，我将父亲送到蕲春县城哥哥的家中。

1998年8月4日父亲在蕲春县城哥哥家中病逝。哥哥拿回了父亲最后一个月的退休工资——人民币25元钱。

半年后，我从蕲春县殡仪館请回父亲的骨灰盒，下葬在武汉巿汉阳区公墓地一一扁担山依山傍水的南面。父亲活着的时候，是蕲春县彭思的人。死后，却是武汉巿汉阳的鬼。

回顾父亲的一生：是起伏飘泊不定的一生，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一生，是相信树叶落在头上能砸破脑袋的一生，是儿女乌鸦反哺的一生。总之，父亲的一生，是往事不堪回首的一生。

37.强奸犯

198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刚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时，家里的电话响了。是厂保卫科干事杨前喜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讲：张书记，七车间职工陈**（女），昨天向阳新县公安局举报了三车间工人周**，说他昨天中午强奸了她，阳新县公安局的人已经到了厂里，马上要带走周**，你赶快下来。我听完电话后急忙下楼。

县公安局的车子就停在我家楼下路边。过了几分钟，我看见阳新县公安局刑侦队徐队长和他的同事们把周**从男单身楼带过来了。

当周**走到我面前时，穾然双膝跪地对我说：“张书记，我是冤枉的”。我说：“你起来。你如果真的是冤枉的，我一定调查淸楚还你个淸白，如亊实证明你确实是强奸犯，你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你现在跟徐队长他们走吧。”

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阳新县公安局徐队长带走周**后，周**强奸一亊眨眼间传遍全厂。

周**是黄冈县人，1963年当兵，复元后被邮电536厂招工进厂。案发前是三车间大修班班长，车间党支部委员。举报被强奸人陈**（女）是阳新县人，七车间电镀工人。旁证人费**是阳新县人，三车间大修班工人。

在阳新县公安局带走周**后，我对保卫科干亊杨前喜讲：“赶紧给戴焕龙科长打电话，叫他快回厂”。戴焕龙科长刚请假回广济农村帮老婆扦秧。

几天后戴焕龙回厂。杨前喜将周**强奸案的一亊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后，我们对周**的强奸案通过分析后产生了很多疑问，主要反映在：即然是强奸，为什么没有男女双方愽斗的伤痕？为什么男方所穿背心完整无损？即然是强奸，女方为何没有大声呼喊，以求他人救助？即然是强奸，周**是强奸未遂，还是强奸已遂？如强奸已遂，其物证在那里？我和戴焕龙带着这些疑问，专程到七号楼（男单身楼）察看了现场。之后又找旁证人费**谈话。费说：他正巧从周**宿舍路过，听到周**房内有搏斗声，我就一拳头砸开窗户，看见周**把女方按在床上，女方在反抗。周**看见我发现他强奸行为后，立即下床了。晚上，陈**夫妻二人找我商量后，决定向县公安局报案。

戴焕龙根据费**所谈的内容，并结合我俩对周**强奸案的几点困惑，以邮电536厂保卫科的名义，整理了一份材料递交给阳新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办案人员看了材料后对我们说：只要有女方举报，只要有人旁证周**的强奸行为，周**的强奸案就已确定，你们就不要再费心了。戴科长和我只好放弃调查。

自周**被公安局带走后的一段日子里，周**在我面前一跪泪流满面的面容，和“张书记，我真的是冤枉”的悲叫声，时常在我脑海里涌现。这时，又有人对我讲：周**的母亲在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黄冈县妇救会的领导，周是她的独儿子。当老人得知儿子因强奸坐牢后已卧床不起。周的妻子哭瞎了双眼。当我听到这些伤心亊时心是沉甸甸的。

我在自问：这件事我还管吗？

一天，在全家人吃晚饭的时候，我在餐桌上谈起来了周**的强奸案情，谈起了周的母亲得病的情况，谈起了我不想管这件事的想法。只听母亲说：“那天，县公安局带走周**时，周在你面前一跪的情景我在走廊上也看得清清楚楚。男人膝下有黄金。男人一般不轻易下跪的。要跪，只能跪天跪地跪父母。他既然在你面前下跪，我看你还是要管，管到弄清事实为止”。饭后，我细细琢磨，觉得母亲的话讲得有道理。我应该管到弄清真相为止。

第二天，我把保卫科长戴焕龙叫到我办公室，谈了我的一些想法。戴说：“我也有同感。周**强奸案疑点太多，不能单凭女方举报，旁人检举就能定罪立案，这样定案定性我心里也不服，我们不应该放弃，一定要把疑点搞清楚。”

于是，我们分析案情。在商议时我对戴科长讲：“你要从二个方面作为突破口，一是，设法要女方说出周**是强奸未遂还是强奸已遂。如强奸已遂一定要她拿出物证。二是，将周的母亲卧床不起和妻子哭瞎了眼睛的亊告之女方。都是女人嘛打心理战，以唤醒她的良知说出实情”。

戴焕龙在第二次与陈**交谈中，不负我望，终于使陈**说出是对周**的冤枉。陈**说：“只要我认定周**强奸了我，他就是黄泥巴擦在屁股上不是屎也是屎”。最后，她主动写了一份交代材料提出撤诉。我和戴焕龙满怀兴奋之情，拿着女方所写的材料交给县公安局，希望县公安局对周**作出无罪释放。

谁知，几天后，县公安局办案人员来厂找陈**核实时，她突然变卦翻供了。她对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讲：我是刚刚调到536厂来的。出入厂领导对我的压力，我只好写撤诉材料。亊实上周**是强奸了我。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听后，当即就说：这是两码事，一码归一码，怎能混为一谈！就这么定了，周**是强奸犯。几天后，阳新县公安局便将结论下达到536厂保卫科。

这一闷棍，打得我昏头昏脑，毫无支撑之力。周**强奸案是公安局管的事，与我何干！现把我也扯进来了，我下定决心不管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全家人在一次闲聊厂里的一些事情时，母亲又问到周**的强奸案，我把陈**这个女人反复无常的做法，简要地说了一下。并说，把我也扯进来了，我实在不想多管。只听母亲讲：“一般女人，没有做就说没有做，做了就会承认的，不会来回变。而这个女人，说做了的是她，说没有做的也是她，她来回变，看来这个女人不简单。她越是这样你越要管，越要弄清楚这件事，免得厂里有人说你的闲话。”

母亲的“这个女人不简单”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姓陈的这个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一个才调进厂的女人就惹亊生非？她为什么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许查清陈**是一个什么的女人，能有助于查清周**强奸案的真相。就像军队打仗一样从正面攻不下阵地，采用迂回穿插的办法也许能攻下阵地。我觉得很有必要先查清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于是，我从厂劳资科调出陈**的人亊档案，看完档案后我大吃一惊。这种女人是怎样调进536厂来的？其人档案里记得淸清楚楚，先后在多个单位工作过，在多个单位都有男女作风问题。尤其是在最后一个工作单位，因和单位一位领导男女作风问题影响极坏，只好通过在536厂工作的丈夫调到536厂来。在这样的女人面前还会发生强奸吗？

我和戴焕龙科长心里有数了，决心再会会这个女人。我要戴焕龙把工会录音机借来，把整个谈话内容全部录下来，以防她再变。戴焕龙和陈**进行了第三次交鋒。陈**精神上的防线全垮了，如实地全部地交代了捏造周**强奸案的起因。她说：“周**强奸案的旁证人费**，是她来536厂后结识的情人，俩人已多次发生男女作风问题。费**是三车间大修班的工人，因班长周**在发奖金时扣了他20元钱，费**为此怀恨在心，想找时机报复周**。于是他和我密谋捏造出周**强奸我的亊情。”。谈完话后，陈**写了一份祥细的交代材料。紧接着，戴焕龙就找费**谈话。费**看纸里己包不住火了，也如实交代了。陈**和费**两人交代的材料和录音内容已证明周**强奸案完全不成立。

正当我们查获到周**强奸案真相时，有人竟到我办公室直接质问我：“张书记，你和周**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这么认真地查下去？”我说：“关系只有一个。他是厂的职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沾亲带故的私利关系。从大处讲我是厂里的书记，又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书记，是党性的需要必须得管。如果我不是厂的领导，这样的事我肯定不会管。从小处讲，人要讲良知，是白的就是白的，不能违背道德底线胡说八道。”

我排除干扰锲而不舍一查到底，真正掌握了周**强奸案的全部案情和真相。为了把这件事办得更稳妥，我到阳新县找阳新县政法委书记，请他把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大家主要领导都请到他办公室听取我的汇报和录音。

十几天后，周**作无罪释放。费**因主谋并做伪证获刑三年，同时，开除党籍开除厂籍。陈**（女）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

什么叫：一泡屎不臭挑起来臭？这就是。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仅仅为了20元钱奖金这点小事，编造出一个要人命的强奸案，这不是丧心病狂吗？

周**终于放出来了。我特批他半个月的假回黄冈老家休养生息。周**回家前，他老婆特意从黄冈带了一篮子鸡蛋到我家以表谢意。我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老周目前正需要营养，你拿走吧。她就地一跪磕了一个头，起身后提着篮子下楼了。

38.跳江自溺

1983年12月2日下午5点多钟，邮电536厂保卫科接到阳新县半壁山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半壁山下有一具女尸，请来人查看是不是536厂的女工。

保卫科孙键开着摩托车，带着科长戴焕龙迅速赶到半壁山现场查看，确认是536厂六车间女青年廖素辉。经阳新县公安局刑侦队和半壁山派出所共同鉴定，死者廖素辉属跳江自杀。

廖素辉死了，廖素辉跳江淹死了！这一爆炸新闻迅速在全厂传开。

廖素辉，女，19岁。1982年顶替父职招工进厂。死前为536厂六车间（总装车间）装配工人。其父亲：廖**，湖南人，退休前是536厂汽车队司机，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其母亲：李**，湖南人，在536厂五七连工业班工作，为大集体工人。廖氏一家有6个子女，老大和老幺是男孩，中间4个是姑娘。廖素辉在家排行老四。

廖素辉为什么要跳江自杀？我要保卫科戴焕龙科长迅速组织力量，查清楚廖素辉的死因。

调查的结果，死因有三个。

一个是“照相”的原因。1983年初她未向车间请假，私自乘坐由536厂开回洛阳537厂的车到洛阳去玩。开车人是廖素辉二姐的男朋友。在537厂招待所碰见536厂财务科长覃**、生产科长刘*、供销科长向**等人。他们对廖素辉讲：“537厂已安排我们到少林寺去看看，你去不去”？小廖很高兴地答应：“去”。在游玩的途中，彼此照了相。谁知道，人都回到536厂后照相的事都传开了，有人说：小廖不要脸，要和覃科长照相，覃没有答应。也有人说：覃科长不要脸，不看看自己是多大把年龄，还跟个小姑娘照相，成何体统！流言蜚语四起。都说这件事对廖素辉刺激很大，使他今后无法做人而跳江自杀。

第二个是“传话”的原因。1983年全国处在“从严从重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阶段。536厂六车间有一个姓张的工人，被阳新县公安局批捕关押，而在洛阳537厂误传为六车间负责人张**被阳新县公安局关押。消息传回536厂后，六车间负责人张**心里很不舒服，立即调查。从中了解到是本车间青工廖素辉所为。六车间领导张**找廖素辉问及此事，廖承认是自己在537厂说的，是说错了。车间领导张**说：“药不能瞎吃，话不能乱说。胡说八道也是要犯法的。今后说话请注意点。”也有人说：领导找到她谈话使她思想压力大，可能想不开而跳江自杀。

第三个是“恋爱”的原因。她在车间曾公开地说：车间某某某是她的男朋友，但我车间有几个女的还在追她的男朋友。本车间几个女青工听到此话后，感到好笑又好气，都表示一定要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廖素辉为什么要这样讲？几个女青工会见小廖后，问及此话，廖素辉说：我是说过此话。几位青工反驳：我们几个人从没有追过你的男朋友，你怎能瞎编乱说呢？廖沉默不语。为此，这几位女青工专门到廖素辉的家，找到其父母谈及此事，廖素辉母亲说：你们都是聪明人，不要和她一般见识。几位女青工见廖素辉母亲说得好，就离开廖的家回车间了。也有人说：这也是廖素辉跳江自杀的原因。

从厂保卫科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三个原因都没有足够的理由，使廖素辉勇敢地从半壁山崖跳江自杀。一个年轻轻的女孩，深更半夜步行几里路，爬上100多米高的半壁山崖，投江而死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导致廖素辉投江自杀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这确实是个谜。

中国对死者安葬的传统做法是：三天之内入土为安。可是，廖素辉的尸体从半壁山运回她家已好几天了，仍无法安葬。主要原因是：廖家一定要厂里调查清楚，说明廖素辉为什么要死。

这能说得清楚吗？我三番五次对廖素辉的父母亲讲：你家廖素辉为什么死，谁说得清楚？只有你廖素辉说得清楚。可她人已死了，死无对证。当务之急是廖素辉的后事安排，廖素辉的尸体不能再放了。廖素辉的父母亲不以为然，还向厂里提出了六条要求：

1.要棺葬，不准火化。

2.全厂召开追悼会，各车间科室送花圈，厂长致悼词。

3.死者母亲李**休息一年，工资照发。

4.负责死者小弟弟的抚养费，到年满16岁为止。

5.负责来厂亲属交通费用的报销。

6.给死者做新衣服。

这六个条件都必须答应，否则将死者抬到厂内，抬到厂办公大楼或抬到覃**的家里。事态有待进一步扩大。而问题的关键廖素辉非因公死亡，阳新县公安局定性为投江自杀。

在廖素辉的事情上，我想起了536厂另一个死人的事情。同样是发生在六车间。1977年的某一天，六车间搬运工周@@在搬运整箱电话机途中，车间的电梯发生了故障，他情急之中找来撬杠在电梯里瞎撬。谁知，电梯被他撬动了，电梯一下子从三楼滑到了一楼。他也因电梯突然下滑活活地被震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因公致死的事件。死者是广济县籍复员军人。在部队当兵时，曾是刘伯承元帅的侍卫兵，复员回家后被536厂招工进厂，为六车间成品话机搬运工，负责将检验科检验合柊的成品电话机送到供销科仓库里。他给我的印象是少言寡语，为人憨厚诚实，做事吃苦耐劳。他老婆是农村妇女，他死后相当一段时间，他老婆每天晚上要在六车间门前的平地上痛哭一阵子。她那痛哭的声音阵阵令人心酸、阵阵令人追忆、阵阵令人同情。厂里及时将他老婆和儿子的户口办到536厂，将老婆招工进厂，将孩子抚养到16岁。就这样一个因公而逝的人，其亲属也没有提出要全厂开追悼会、各车间科室送花圈、厂长致悼词的要求，何况廖素辉不是因公而死！

我要求厂主要领导召开厂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会。我在会上把廖家提出的六个条件作了汇报，希望拿出一个合情合理妥善处理的意见。然而，在会上，各位领导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都说：这是你分管的工作，你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我们相信你能处理好，大胆地去处理吧。说得都好听。可我听后心里明白：这哪里是叫我放手大胆地去办，实质上是怕廖家的火星烧到自己的身上来，明哲保身。就这样，没有结果就散会了。

我在散会时，对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沈志君讲：这是开会吗？这开会和不开会有什么两样？你们会明哲保身我也会明哲保身。廖家不是要将廖素辉的尸体抬到厂里来吗？抬到办公楼里来吗？抬到覃**家里去吗？抬来就抬来吧，尸体己经放了几天了，抬来再放几天又何妨！到那时我看五人小组管不管！说完我就走了。我准备犯浑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回到家里，我拿出香烟不停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泡上茶，不停地喝茶，我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步。

过了好一阵，母亲买菜回家来，推开我的房门，看见我房里烟雾弥漫，看见我烦躁的样子，就问：“又有什么烦心的事？”我说：“还不是廖家的亊。廖家夫妇是个老实人，但厂里有些人唯恐厂里还乱得不够，打着关心廖家的名义，尽出坏主意，使厂里乱中添乱。既然是这样，那就让厂里乱个够乱到底吧。五人小组不想管了，我也不想管了。”说完后，我仍在房间来回踱着歩。

母亲说：“我们家刚来536厂时，住在马鞍山宿舍区里，廖家就住在我们这栋楼的一楼东边。这个伢（廖素辉）也是我看着长大的，长得又漂亮。刚参加工作就死了，她的父母亲肯定伤心，在这个时候廖家提出这条件那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有句俗话一一死者为大。什么叫死者为大？就是多为死去的人考虑一下问题。能为死者办得到的亊要尽量办到。不能为死者办得到的亊情话要说到。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也不应该赌气，要心平气和地和廖家谈。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多上几次门我看问题总会解决的”。

我烦躁的心，在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平静下来了。冷静下来后我静静地思考着：这死人的亊本不应该这么复杂，为何现变得如此复杂？为何廖家把廖素辉的死因归纳到覃**的家？仅仅是他老婆袁**所说的“廖素辉不要脸，非要跟我老覃照像”这一句话而造成廖素辉的死因吗？亊情就这么简单吗？。

覃**，1966年中南财经大学毕业，原在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调来536厂后，一直在厂财务科工作。性格比较内向少言寡语，工作细致认真。其妻子袁**，1966年武汉师范学院毕业，性格比较外向，大方开朗泼辣快人快语。自调入536厂后一直在536厂子弟学校当老师。他夫妻二人己內定去洛阳邮电537厂，属第三批搬家走人，全家的家俱都己打包好了。

由于孙局长来阳新宣布留下来的人要继续办厂，我考虑到厂原财务科的人都去洛阳537厂了，在留下来的人中没有一个懂企业财务管理的。袁老师在536厂己从教多年，并担任小学年级的领导。在536厂继续办厂的时侯，他夫妻二人是不可或缺的人才，必须留下来。为此，我曾几次上门作他们夫妻的思想工作，恳请他夫妻二人留下来为恢复办厂作贡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夫妻二人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不去洛阳537厂了。

为解决继续办厂财务人才稀缺的问题，我将厂原各车间科室搞成本核算的人，和负责搞统计的人，也就是说凡是有点财务基础的人，我全部集中起来交给覃@@进行短期培训，让他从中择优选进厂财务科，重新组建厂财务科。

在继续办厂初期，536厂五人小组任命覃**为536厂财务科科长。任命袁**为536

殊不知，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单纯搞垮覃袁二人的问题，而是搞垮536厂恢复办厂的定力问题。覃**垮下去了，厂在财务管理上后继无人。没有一个精通与熟悉企业财务管理的人，谈何继续办厂？搞垮袁老师也不行，她是厂子弟学校主要负责人。在当时，确实没有再合适的人能顶替她来管理好子弟学校。而厂有的人不以厂生存大局为重，偏偏行施个人狭隘报复之气，将企业恢复办厂之艰难推向一个更乱更难的局面。想到这些我深感职责所在，我应尽快了结这件亊，尽快恢复厂的平静。我在位一天就要管理一天管好一天。

我按照母亲的提示，忍着性子又一次与廖家谈判，我说：廖素辉不是因公而死，所以，厂里不能开全厂追悼会、各车间科室不能送花圈，更没有厂长致悼词一说。廖素辉与你小儿子是姐弟关系，廖素辉死后，厂根本不存在要抚养你小儿子的问题。除这两点外，其他都可以谈。廖家一点也不让步，我的努力再次被拒绝。

廖素辉的尸体在家里己停放六天了，怎么办？

廖素辉的尸体在家里停放七天了，怎么办？

一天晚上，有人到我家跟我讲：“张书记，廖家今天下午从湖南又来了一个人，听说是廖素辉的小舅舅，还是一个领导干部……”母亲在旁听说后对我讲：“友儿，这是个机会，你与小廖的父母亲谈不好，与她舅舅会谈得好的，他毕竟是当领导的。”我听到这一消息眼前一亮。忙派人请廖素辉的小舅舅到厂保卫科办公室一叙，廖素辉的小舅舅应约而到了。

厂保卫科办公室就在厂幼儿园旁边的一栋平房里。相见时，我拿出香烟招待他，我倒好茶端给他。我们俩人面对面地坐着，抽着烟喝着茶。在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中，我才知道：他是湖南省某县县委书记，这次是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路过武汉，专程到阳新536厂来看望他的大姐。来到大姐家才知道廖素辉这件事的发生。听他这一说，我心中相当振奋：我看到廖素辉问题解决的转机。我心里十分明白：一定要抓住他，紧紧地抓住他，否则失去了他，就再没有解决廖素辉问题的机会了。

我们俩人坐下没多久，通过自我介绍后，彼此很快就从刚见面时的局促，发展到以诚相待。我首先提了二个假设：假如廖素辉死亡的事情发生在你们县里，廖家提出的这些条件，你作为领导如何答复才好？假如你是邮电536厂的党委书记，你认为廖家的问题如何解决才好？

他也给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如你是廖家的亲属，你觉得怎么办才好？

就这样，我俩不断地变换角度探讨着、交谈着。谈得很广，谈得很深，也谈得很具体。从晚上七点多钟谈到转钟，谈到第二天早上快三点钟。我俩达成了共识。在他离开厂保卫科办公室时，他有意识地对我说了一句：“张书记，我从小是我大姐带大的，大姐很疼爱我，她会听我的话的，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让你满意”。我听后，我一双手迅速地紧握着李书记的手，动情地说：“我代表536厂党委，代表536厂真心实意要感谢你”。

我和李书记谈成的共识是：

1.同意死者廖素辉的父亲廖@@复职，仍在536厂汽车队开车。

2.同意死者廖素辉的小妹妹廖@@顶职招工进厂。

3.同意死者的母亲李@@全休二个月，工资照发。

4.同意给廖家补发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

5.同意给死者廖素辉做两套新衣服。

6.同意死者亲属来536厂交通费用全部报销。

天刚刚放亮，廖家的人在廖素辉小舅舅的带领下，乘坐厂的汽车，护送廖素辉的尸体到黄石市殡仪錧火化。

廖素辉小舅舅的到来，是天助我也，也是天助536厂也。没有他的到来，其后果怎样天知地知。在廖素辉善后处置上，我真心实意地感谢廖素辉的小舅舅。

多年后，我听536厂来的人跟我讲：廖素辉的小舅舅当上了湖南省副省长了。我也深深地体会到：领导，就是领导。他确实是一位好领导。

39.组建分厂

1984年6月21日下午3点钟，已到邮电536厂的邮电部工业局劳资处马处长，代表工业局在邮电536厂中层干部会上宣布：邮电536厂迁入武汉市汉阳县，并入邮电535厂，为邮电535厂下属的分厂。对外仍可称谓：邮电部武汉电话设备厂。

邮电 535厂宋**厂长在邮电536厂中层干部会上宣布：对成立分厂厂长实行招聘。7月11日邮电535厂派出纪委赵书记为首的五人工作组进驻邮电536厂，并在当日贴出“邮电535厂分厂厂长招聘公告”。

邮电535厂和邮电536厂这两个厂虽同属邮电部工业局（后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同在湖北省境内。但是，邮电535厂（正式番号称：邮电部武汉通信电源厂）是建在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厂主导产品是生产通信电源。

邮电536厂（正式番号称：邮电部阳新电话设备厂）是建在湖北省阳新县，厂主导产品是生产各类型的电话机和激光线切割机床。两个厂相隔数百里路。

更主要的是这两个厂的领导，干部和职工从未有过交往。特别是邮电536厂电话机生产线迁往河南洛阳邮电537厂后，留在阳新继续办厂新成立的邮电536厂临时领导班子的成员，与邮电535厂的领导从未谋过面，素不相识。

在这种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了解谁的情况下，邮电535厂宋**厂长及其工作组成员，在接收邮电536厂为其分厂、组建分厂领导班子招聘分厂领导成员时，不相信不依靠邮电536厂临时党委，不相信不依靠邮电536厂老领导，他们踢开邮电536厂临时党委，直接走相信“群众”的路线，任何一个职工找他们谈话反映问题，他们都一一接待，在这些“群众代表”推荐的基础上，从中选贤进入分厂的领导班子。

邮电535厂宋厂长及其工作组成员的所想所为，从主覌愿望上来讲是对的。但从客观实际情况来讲，他们无意识地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一一脱离了邮电536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把邮电536厂和邮电535厂同等看待、同式操作，完全忽视了邮电536厂的特殊性。

其所以特殊，就特殊在：邮电536厂不仅仅是一个小工厂，还是一个小社会。不仅仅要管工人上班的亊，还要管工人下班后柴米油盐的亊，还要管工人孩子上学的亊，职工亊无巨细，吃、喝、拉、撒的事找到厂里，厂里领导就得管，都得管。

其所以特殊，就特殊在：邮电536厂随着电话机生产线迁往河南洛阳邮电537厂后，一流的管理人员，一流的技术人员，和一些思想素质高的人都调入邮电537厂。而留在阳新继续办厂的职工其思想政治素质，技术业务素质，组织纪律性就相对差多了。特别是那些“头难剃”的人基本上都留在了阳新厂。

其所以特殊，就特殊在：留住阳新的职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老婆孩子在农村。还有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解决农转非的户口问题，要解决家属工转正的问题，医药费报销的问题，等等。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难题真是堆积如山。

其所以特殊，就特殊在：邮电536厂这个临时党委是邮电部工业局孙景山副局长口头宣布的。后来也未获得过邮电部政治部或邮电部工业局党组行文的认可。也没有获得湖北省地方党委的认可。是一个没有任何上级党委认可和领导的厂党委。在这种党不管党，党不管干部的情况下，536厂临时党委还要在名不正而言要顺的情况下开展536厂方方面面的工作。

总之，邮电536厂这些“特殊性”，综合反映了自成立邮电536厂临时领导班子到宣布为535厂分厂时为止，在继续办厂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正是536厂“最烂，最乱，最难”的时侯。也是536厂临时领导班子要管的事情最多，工作力度最大，解决问题最难度的时候。这些都是地处城市的邮电535厂不可比拟的。也是535厂宋厂长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地方。

说坦率点，邮电部工业局将邮电536厂电话机生产线，搬迁到洛阳邮电537厂去的作法，是一个顾头而没有顾到屁股的作法，照顾了从五七干校留下来的人和北方人的切身利益，而完全忽略了南方人和当地职工的生存大计。话机生产线搬迁快要结束了，这才意识到留下来的大几百号职工及其2000多人的职工家属何处何从是一个大问题，面对这种现状，部工业局只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来了个继续办厂。而邮电536厂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在继续办厂的过程中，只好替工业局来背这个沉重的包袱。

邮电535厂宋厂长在组建分厂领导班子时，却按一般的常规来运作，却按他在武汉当厂长的贯例来运作，这就难免会产生小人先造势，恶人先告状，谁先说谁有理谁就先占优势的局面。这就难免会产生有帮有派有预谋的人从中作祟，以达到其设计好的个人目的。

宋**厂长来536厂三天后，才找我谈话，说群众对我反映最大，每天都有好些人找他反映我的问题。他跟我一见面先说这些话，我心中不服。我接过话硬邦邦地说：“是每天总有些人找你反映我的问题，还是每天总是这些人找你反映我的问题？如果每天总是这些人找你，你不觉得奇怪吗”？

宋厂长说：“这些人找我和工作组的人反映你的问题，归纳起来是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说你工作作风霸道。你只是一个副职，可在536厂里为什么有些亊你不表态，事情就办不成？为什么厂里有人会贴你的小字报，称你为“张霸书记”？第二，有人说你和周佐正在厂里闹派性，你是黄冈鄂州帮派的领军人物，周佐正是阳新帮派的领军人物。邮电536厂搞成这个样子，就是你和周佐正搞派性的结果。第三，你利用职权把你两个妹妹安排进厂工作，群众反映很大，影响很坏。”

我听完宋厂长指出我的问题后，说：“至于我工作作风霸道的问题，如果我俩有缘共事，要不了半年的时间，你就会感觉到我霸不霸道，今天我不作过多的解释。沈志君同志是1979年年底从部队转业来厂的，先当厂劳资科长，1981年年中才为邮电536厂副厂长，但仍兼劳资科长，他只分管劳资工作，他管的面比较窄，对厂里方方面面的情况不很熟悉。而我来厂时间长，又长期作组织工作，从1977年初开始缪书记经常要我列席厂党委会，所以我熟悉厂里每一个干部，熟知厂里很多事情。再说，在阳新继续办厂期间我处理的亊情，亊先向沈志君请示了，亊后向沈志君汇报了，不存在越权的问题。你若不信可问问老沈，看看我在那件事的操作上有越权的言行。”

至于有人说我搞帮派，那是莫须有的指责。宋厂长说：“你是那里的人？”我说：“蕲春县的。”宋厂长说：“这不就对了，蕲春县归黄冈管”。我听他这一讲，我心里好笑。身为相当一级的主要领导说出这种话，作出这种结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意识到有人利用我为周**强奸案翻案的一亊，在作我的文章了。我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我接着说：“至于我利用职权为二个妹妹招工进厂工作的亊，我对你宋厂长讲：我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后，全家下放到农村。我从部队转业到536厂后，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归我管。我母亲和两个妹妹的户口也迁入到邮电536厂。1977年邮电536厂招工，我大妹妹才被招工进厂，我那时还在厂宣传科当干事。1981年我小妺妹初中毕业后，和536子弟学校同班同学一起都招进了工厂。这些都是在缪章泉书记主持536厂工作时办的亊。1982年年底部工业局来厂宣布继续办厂，我才进536厂五人领导小组，从我任职的时间推算，谈不上我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

我对宋厂长提出的三个问题作出一定程度解释后，我坦诚地对宋厂长讲：“你对536厂少数人反映我和其他领导的问题，要兼听则明，千万不要偏听偏信。

我说：当有人反映536厂某个领导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时，你首先要想到，你对反映问题的人了不了解？熟不熟悉？当你一时无法了解向你反映问题人的人品时，或一时无法核实他所说的对与错，真与假时，你最好先不要作出决断，让自己在以后的时间去观察，去调研，适时再作出结论和决策。

我接着说：“你宋厂长在536厂一个人都不认识，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你如何组建好分厂领导班子”？靠这几天的时间就能明辩是非选拔好要用的人才？组建成分厂领导班子？我大胆建言：“你暂不要调整。你召开邮电536厂中层以上干部会，敞开思想对他们讲：“我不熟悉536厂，又不认识你们厂里任何一个干部，对有些人反映原536厂临时领导班子成员的问题，我又一时无法澄清。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暂不调整领导班子，让現在的领导带领大家做好迁厂工作。请大家给我半年的时间，最多是一年的时间，待时机成熟我再适时组建分厂领导班子”。我觉得，这样说这样做比较稳妥。”

宋厂长听完我的建言后，只是笑了一笑。二话没说，抽着烟起身就走了。我立马意识到，我讲的废话太多了。

在宣布邮电535厂分厂领导班子前几天，宋厂长又一次找我谈心。这次主要是想听我对组建分厂领导人选的看法。

宋厂长对我说：“我初步拟定分厂党委由五人组成，厂行政领导班子由三人组成。这些人中除老沈外，有几个人是你推荐的，另几个人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他把这几个人告诉我后，我对宋厂长讲：“在进入行政领导班子候选人中有二人不合适。赵**是1971年上海交大毕业的，是车间里的助理工程师，为人算本份，工作比较认真，技术比较专业，正年富力强。但是，他有二个不足。一是，他没有当过科长车间主任，缺乏全面主持工作的组织领导能力。你宋厂长是从部队当团长转业下来的，在部队里没有当个连长，营长，没有带过兵的人，绝对不会一下子让他当团长的。在企业当厂长和在部队当团长在任职用人上应是同一个道理。二是，他当领导缺乏政治头脑，迂事没有自己独到主见，附和他人的多。当一把手在很多事情上要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和决断。你现在如将他提升为分厂厂长，确实也为难了他。再说，他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央企业里厂长不是共产党员的这种作法恐怕是不妥的。厂长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进同级党委，这不好体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也不好协调党政工作，这很容易形成党委工作与行政工作两张皮互不相干的现象。

至于另一个人选，这个人的业务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都比较强。他大学毕业的又是党员，你让他当厂长他也能胜任。问题是他在536厂电话机生产线搬迁期间有重大经济问题嫌疑，几十封检举信从邮电部纪委和工业局批转下来了，部里还几次打来电话询问过此事。在搬迁期间，原来的领导都在忙于厂里搬迁的亊，都不想管这种是是非非而又得罪人的事。继续办厂后，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了，我向沈志君同志汇报过。因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领导班子，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集体，谁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超负荷工作，去坚持原则得罪他人。要不是这个问题的困忧，在孙局长来阳新宣布继续办厂的时侯，他早就进了五人领导小组，用不着现在才进分厂领导班子。如现在将厂交给这几个人来管理，这即害了他们也害了这个厂。我说句实在话，如由这些人来成立分厂领导班子，其寿命不会长的，最多一年就会垮的”。

宋厂长听我说后心中不悦，说我看人有偏见，危言耸听，我俩又一次不欢而散。

8月14日邮电535厂正式行文，邮电535厂纪委赵书记在原536厂中层干部和助理工程师参加的会上，正式宣布两套领导班子成立。赵**为邮电535厂分厂厂长。沈志君为邮电535厂分厂党委书记。

原邮电536厂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梅斌俊为邮电535厂厂长助理，王忠俊退休。真正退出五人行政领导小组的，只有肩负“安定人心”的我和肩负“恢复生产”的周佐正两个正干亊的年青人。周佐正要求去咸宁上电大读书，分厂领导批准了。就我一个人等待分配工作。

我下台后，待在家中闲来无亊，只好找些书看看好消遣时光。母亲太了解我内心的处境了，茶前饭后不言不语小心的做她的亊，生怕因她的什么事没做好，又给我添堵。

厂里一些要好的同事，在晚上或星期天到家里来看我宽慰我。言谈中直指我问题的根源一一说我办亊太认真，太原则，太正统，因而得罪的人太多。

说话办亊“太认真，太原则，太正统”也是错误吗？我开始不理解，不明白。久思忠言，才知道，错就错在一个“太”字上。难怪母亲常说我：“说话办亊死心眼，不圆滑，一根筋”。就是这个“太”字造成的。

毛主席老人家早就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而我呢？在工作中注重了上级的政策、注重了工作原则，而忽视了工作中的策略，工作方法……唉…。

但我始终认为：“木秀於林，风必摧之”，这是我下台的主要原因。

40.江边唤儿

在邮电536厂要成为邮电535厂分厂时，我分析了一下厂当时的情况，认为上大学是我最好的选择和出路。

于是，我报考了武汉大学。我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复习功课。当我拿到武汉大学入学通知书后，立马给部工业局杨世铎总经济师打了一个电话。谈到536厂现变为535厂分厂的情况，谈到分厂领导班子组建的情况和我目前的现状，希望杨总出面请535厂宋厂长批准我上大学。。。杨总说：局领导班子也刚刚调整完。马局长、孙副局长都退下来了，现在是邱副局长当局长。你要相信组织对你会有一个好的安排的，...。上大学的亊我一定跟宋厂长讲。

几天后，我还收到杨世铎总经济师给我的来信。

我为了实现上大学愿望，我曾在一个晚上去了分厂厂长赵**的家。我到他家时他刚要躺到床上准备看书。他老婆看是我来了，赶紧催赵**下床，他仍然上床躺在床上，拿起书假装在看。

他那次装聋作哑待人爱理不理的神态是我始料不及的，至今令我挥之不去。他老婆挺机灵的，急忙倒上一杯茶递到我面前，仍叫一声："张书记，你喝茶"。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我强打精神坐到他床边，向他说明我的来意，希望他能同意我上大学。他对着书说："你上大学的事不归我管，我也做不了这个主，请不要为难我"。我很想说一句：那你为什么同意周佐正去咸宁上电大呢？话到嘴唇边我又咽回去了。

周佐正原是他模具车间的直接领导，关系一直不错。而我是在厂部工作的，和他相迂时彼此之间只是客气一番，但从未有过工作上的直接关联。他上台当厂长是一个当家不作主的人，这是厂里人人皆知的亊，他厂长当到这个程度也是我预感到的事。我夜访他家也只是试探性地摸摸底，只作希望不作指望而已。

我到武汉大学上学，报到的期限是1984年9月1日，我只好请536厂沈志君、王忠俊二位老副厂长到武汉找535厂厂长宋**为我说情，希望宋厂长能批准我上大学。两位老副厂长也认为让我上大学是最好的结局。

两位副厂长去武汉三天了，我左盼右盼好不容易盼到他俩回厂了。他俩对我讲："总厂（535厂）其他领导都同意你上大学，厂党委高艺枝书记也同意你上大学，可唯有宋**厂长不同意，主要原因是有人给宋厂长打电话了，说不能让张远友上大学，害怕你大学毕业回厂后东山再起……"。这一天是1984年8月31日。

我的希望破灭了。我彻底绝望了。我精神上彻底崩溃了。

此时的我，心灰意冷。孙景山副局长来阳新宣布继续办厂的决定前，非要我进厂级领导班子。那时我就预想到进了这个临时领导班子，到时决没有好下场的。所以，我对孙景山副局长明说过，坚决不进这个临时领导班子。可孙副局长说：你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你必须进厂级领导班子。你要相信组织。。。可现在组织对我的处境为何坐视不管？

此时的我，也恨死自己。当初，孙副局长非要我进厂临时领导班子。如果我的态度坚定些，坚决不进这个临时领导班子，孙局长也奈何不了我，说不定邮电535厂现在还要选我进分厂领导班子。邮电536厂临时领导班子是孙副局长口头宣布的，连一张行文的公文纸都没有。明知是临时领导班子，明知是临时领导成员，干嘛在风口浪尖上尽做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如果少管点事或不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也许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我想到；自1982年6月将厂话机生产线迁往洛阳537厂以来，直到1984年6月将536厂改为武汉535厂分厂止，在这整整二年的时间里，正是536厂无法无天的时候，厂里“打架斗殴，杀人放火，盗窃财产，破坏公物，制造极端事件”等等，层出不穷。社会上所有的违法违纪的事件在536厂这两年的时间里都出现了。此时的536厂胆大妄为的人多了，无法无天的人多了，违规违纪的人多了。我面对厂里这些歪风邪气，出重手狠狠打击。我排除干扰坚持原则，硬是处分了十几个干部和工人。明知邮电536厂是一个亲连着亲的社会型工厂，处分了十几个人，就意味着我要得罪几十个人。当然，怨恨我的人也就多了。我只是临时领导班子的一个副职，干嘛那么认真？干嘛那么原则？。现看来，这就是自寻烦恼，自食苦果！

我想到，在继续办厂期间，在党不管党、党不管干部，在没有任何上级党组织来领导我们536厂临时党委的特殊时候，我为了稳定职工队伍恢复生产，没日没夜勤勤恳恳做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干部的表率工作，职工的思想工作，积极协调和疏通一些人际关系，及时处理一些善后工作，千方百计来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可到头来连上大学的出路也不给我。我认为这是上级组织是对我工作的全盘否定，是对我的抛弃。是过河拆桥。想到这些，我心灰意散。我决心以死来抗争，以死来表明我的心意。

1984年9月3日上午，我穿了一身新衣服，穿上老母亲为我做好的布鞋，趁妻子上班，小孩上幼儿园，父母亲在厂东大门外菜市场买菜之际，独自一人向老渡口长江边走去。

我来到老渡口江边的东侧，那里是江水回流的地段。到了江边我坐下来伤心难过地痛哭了一阵，正准备跳江时，我蓦然听到“友儿啊，你不能死啊！友儿啊，你不能做苕亊啊！”的惨叫声。这惨叫声一声接一声，一声近一声地刺入我耳。好熟悉的声音。啊！是我母亲的声音，是我那刚才还在厂大门口买菜的老母亲的呼唤声。我站起来往回看，是我的老母亲。她还在跑着，她那一双被包过的小脚，在跑的时候使她的整个身体前倾，脚步显得更快。母亲不顾一切地向江边跑来，向江边冲来。

我迎上前去，母子俩抱成一团都哭了。是老母亲首先为我抹掉眼泪。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回家吧！"我说："好，我们回家。我到江边来只是散散心吐吐气"。其实，我母亲和我此时心里都明白，刚才差点要发生的事情。

中午，沈志君、王忠俊二位老副厂长不知从何处知道此事，一起上门到我家来看我劝劝我，做我的开导工作。要我想开些别做傻事……我头昏沉沉的，什么话也不想说。他们坐了半个小时后便告辞了。

母亲为我端来一杯热茶，我喝了几口后便靠在床上。只听母亲说："你也是三十几岁的人了，说话做事都要先想一想，不能太冲动，不能随便想到一个死。你上有我和你的父亲，中有龚金凤，下有两个女儿。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你死了我肯定不活了，这个家也算彻底完了。你想想，你不当厂里领导你还是个干部，大不了下到车间当工人，还是个拿工资的人。有多少人不当官日子还不是过得好好的。有多少人不拿工资还不是要过日子生活下去”。

我说："妈，我不是为了当官的事去寻短见的。这一年多来你最清楚。刚恢复办厂时孙局长非要我进厂领导班子，我不干，他拿共产党员这张牌硬压着我进厂领导班子。连你也劝我，要我听孙局长的话。那时，这个厂是个什么样子的厂？你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上级党组织领导的中央企业；是一个人心早就涣散的工厂；是一个留下来的人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技术素质都较差的工厂；是一个留下来的人中要解决这问题那问题最多的工厂。我为此不懈地工作，拼命地工作，想方设法去解决职工的问题，想方设法去维持工厂的稳定，可事到如今一脚把我踢开，连上大学的机会都不给我，这对我公道吗？公平吗？这口气我憋得慌。。。"

母亲说的更直接："跳江，就出了这口气？人都不在了，还谈什么出气不出气。你死了，我看这个厂说什么话的人都有。人死了，什么都说不清楚。人活着，就能说明问题，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你还年轻，你要走的路还长。有些事你要看淡些，要学会忍，学会让，学会退，学会内心的坚强。我走过的路，我们家下放到农村走过的路，自你懂事后你最清楚，我要像你这样动不动就想到死，我还能活到今天吗？我们这个家还存在吗？"

母亲现身说教深深地打动了我，教育了我。我联想到，我在落实老干部政策时，那些一时想不开承受不了运动打击的人，自寻短见。死后，在他的档案里还作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结论。我还联想到，从北京来536厂寻找已故亲人墓地时的情景。当他们找到亲人墓地和挖出已腐烂的遗骨时，那惊天动地的悲惨声，那一时失控的思亲情景在我脑海中重现。

想到这些，我清醒了：人，不能随意想到一个死。事业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冤情故，实属不应该。人，首先要懂得生命来之不易，要珍惜生命，呵护生命，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活在世上，要以平常的心看待一切，才会其乐融融。我一定要坚强地生活着。为自己而活着。为这个家庭而活着。

我仍然没有工作，仍然没有任何领导找我谈话，仍然在家里闲散着。

41.等待安排

我继续闲散在家里，等待535厂领导给我安排工作。

对我工作的安排，一直没有讯息，我决定到武汉去一趟，到邮电535厂会会宋*厂长，看看他对我到底有何打算。

1984年10月6日，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一看是我，刚开始显得很惊讶，但很快平静下来，并显得十分热情，请我坐下，并亲自倒了一杯茶递给我。当我说明来意后，他说：“我以为你的工作还没有交接完（这显然是句假话），所以，没有考虑到你的工作安排。目前，我邮电535厂已和一家外商共同成立一个叫“天达”的合资公司，我打算派你到这家公司当我方的董事。我马上就要出差了，15日左右回武汉。18日之前一定给你下调令。你再等几天好吗？”

我喜出望外，忙对宋厂长说：“那我就不多讲了，谢谢宋厂长的关照，那我现在就回阳新等信了”。

10月份过去了，没有消息。11月份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

12月1日，分厂党委书记沈志君和分厂党办主任陈春安找我谈话，主要讲我的工作安排问题。中途，分厂林云剑副书记也参加了，三个人一起找我谈话。

他们讲：分厂党委研究的意见是，在总厂（535厂）没有安排你工作之前，我们先安排你到动力科（包括三车间）当党支部书记，周**为动力科科长兼三车间主任。想听听你的意见。

他们讲完后，我提出了几点意见以表明我的态度。

1.组织上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绝对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我不能在台上要求别人怎样，下台我另行一套。请你们领导放心。

2.在分厂领导班子调整前，535厂宋厂长与我谈话时曾说：你是一个副职，为什么有人贴小字报称你为张霸书记，为什么这个厂很多事你不表态就办不成？请问：我在哪些事情上有霸道作风？我又在哪些事情上是独断专行的？在哪件事情上我是处理错了？在哪件亊情上我事先没有向你沈书记请示，事后没有向你沈书记汇报？希望你们给我一个答复。

3.在调整分厂领导班子前，说群众反映了我很多问题，到底有那些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希望有一个结论，给我一个知错改错的机会。

4.我上大学的事到底归谁管？为什么周佐正能上大学而我不能上大学呢？赵厂长说我的事归总厂宋厂长管。既然归宋厂长管，你们三个人今天为什么来找我谈话？来谈我工作的安排问题？

三个人一时无语。沈志君只好说："老张，先去上班吧。有些话我们以后再说吧，今天找你谈话，安排你的工作我们也是出于无奈。”看他们的表情，听他们的语气，我何必为难他们呢！我只表态：“可以。”

第二天，沈志君带我到动力科上班，和周**做搭档了。

到动力科来当党支部书记，绝对不是沈志君的主意，他想不到这深层次的含意，是他人之意。其主要目的是要羞辱我：你张远友不是把周**从牢里捞出来了吗？你张远友原在536厂不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吗？现在怎么样？让你和坐过牢的人做搭档，你照样做搭档，你又能怎样？。我只有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

在动力科当党支部书记时，说实话，科长周**对我是很关照的，关照得我受不了。车间里什么活都不要我干，车间里其他人也是一样。我每天上班，车间办公室的人早把我的办公桌抹得干干净净，连茶也泡好了。我到车间去干活，工人坚决不要我干，硬把我拉回车间办公室。我只能坐在车间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或与来人闲聊几句。当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却不能在车间里和工人一起干活，天天坐在车间办公室里搞得我非常不自在。

最尴尬的是分厂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时，只要我坐在会议室里，分厂领导讲话的底气就不足，从不敢用眼睛扫视一下我。一个我原本很熟悉的工厂，现陡然变成我十分陌生的工厂了。我意识到了：现成为邮电535厂分厂的原536厂的工作环境、人际环境已不再适应我了。

我对这个厂所有的一切太了解了，我对这个厂的干部太熟悉了。有些事情，眼不见心不烦。我想到调走可能是彼此间最好的解脱。我深思后下定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

1985年元月6日我接到武汉市的调令。刘景升、蒋云龙、鲍礼红等厂里几位中层干部和五车间几个工人来我家帮忙打包家具。1985年元月9日，龚金凤带着我母亲和两个女儿先行一步。

在我离开阳新536厂的头一天晚上，我特意将几十封从部局批转下来的检举信全部烧掉。这是为了保护己去洛阳537厂和仍然留在536厂工作的检举人。

1985年元月10日，天刚蒙蒙亮，我坐上由原536厂汽车队小马师傅开的东风汽车，带着家具离开阳新536厂。就在汽车发动的那一轰呜响声后，我住的这栋楼三个单元里，有好几家的灯突然亮了。还有人站在走廊上有意识地干咳了几声。我明白，他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在向我告别。我心存感激，那几家闪亮的灯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全家调回武汉了。到武汉后，我就用“塞翁失马”的成语哲理来指导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

第五章节：在武汉从头越的岁月里

42.从头再来

回到武汉，一切都从头再来。接收我夫妻的单位是武汉包装器材厂。

武汉包装器材厂原叫武汉缝纫机零配件厂，主要为黄鹤楼牌缝纫机生产零部件，归武汉缝纫机总厂领导。在当时国有企业定编制定级别时，武汉缝纫机总厂为县团级，其下属武汉缝纫机配件厂，则为党总支委员会，属正科级的国有工业企业。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黄鹤楼牌缝纫机销售市场越来越不好，而包装行业正值大兴之时，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成立“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该公司为国家局级单位。武汉市委特将武汉市第二机床厂、武汉缝纫机配件厂、武汉金属容器厂，武汉市华中玻璃厂等几家国有中小型企业，划归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管理和领导。武汉缝纫机配件厂就改名为"武汉包装器材厂"。

在我调来之前，在我工作的安排上，厂主要领导当时答应我进厂级领导班子，担任厂党总支副书记职务。就在我要来时，正赶上武汉缝纫机总厂撤销，总厂有些厂级领导和中层干部要分流到原下属的各个工厂里。有些干部也分配到武汉包装器材厂来工作。

我来厂后，厂主要领导向我讲明情况，我心知肚明。谁叫我机不逢时！我只好立即表态，服从组织安排绝不为难领导。后来，厂党总支任命我为刚刚组建的厂办的饭店党支部书记。该饭店在工商营业执照上注册登记的名称为“望湖饭店”。

在我家住房上，原缝纫机总厂给这个厂划拨了五套新建的住房，厂主要领导当时也答应给我解决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这个厂几十年来从未给职工分配过住房，全厂干部职工都把眼睛死死地盯在这五套住房上分配上。而我初来咋到就分到一套住房，实在叫这个厂一些干部职工心口不服。厂主要领导怕引起厂里内乱，就给我交了个实底。刚开始，我想争辩一下，想着重强调我还是军队转业干部，按照国家当时对军队转业干部接收政策的规定，接收单位在住房上要优先解决。但我马上反应过来，不能争辩，因为争辩也没有用，还伤了感情。事实摆在我面前，你在这个厂没有苦劳，更没有功劳，凭什么一来就在他人之上优先分得一套住房？平心而论，调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谁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

这时，我这才知道：邮电部536厂和武汉包装器材厂虽同为国有企业，但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在职工住房、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差距确确实实相差甚远，有着天壤之别。

我完全理解和体谅厂主要领导的难处，向他表示我不要房子了。他也不好意思，只好带着我骑着自行车在厂周边寻找租房。

通过他的朋友，在汉口高家台租到一间有20平方米的平房。租下来后，我在房间里，摆放了二张大床和一张单人床。我和龚金凤用一张大床，两个女儿和我母亲用一张大床。两张大床之间用桌子和箱子相隔，不够的地方扯上一块布作为遮帘。进门的右边，架了一张单人床，父亲就睡在这张单人床上。进门的左边，放着一个烧火做饭用的煤炭炉和一张小桌。桌上，堆放着油盐碗筷等生活用具和餐具。全家人吃喝睡觉和两个孩子晚上复习功课，全都在这一间房屋里。其它多余的傢具和用品，我只好存放在厂仓库里。

一切都变了。有天晚上，全家人刚吃罢晚饭，我以谈心的方式对父母亲讲："儿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混好，这是儿冇得用，又让你们两个老人跟着受苦受累，……"。父亲说："你既然谈到这件事情上，那我就谈谈我的想法。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个陌生的工厂来？邮电部536厂毕竟是中央企业，你下台后毕竟还在车间里当党支部书记，什么心也不用操工资照拿。536厂目前正往汉阳县搬迁，汉阳县也属于武汉市，到汉阳毕竟还有房子住，你现在跑到这个厂里来，房子没有了，靠租房子住。你夫妻倆个人每个月的工资就那几个钱，即要养活这一大家的人，还要付那么多的房租钱，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想到了没有？你租房子住，租到猴年马月才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你在邮电部536厂工作了十来年，毕竟有你的人缘有你的根基，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下台时如忍一忍，用不了几年，说不定又会重新用你。你现在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小工厂里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

父亲的一番话，道出了他老人家藏在心里多时的真实看法。父亲的这些话是在批评我，是在埋怨我，但更多的含意是在关心我心痛我。父亲讲的话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在理的话。我走到桌子前，拉开抽屉，拿出香烟递给父亲一枝，并给他点燃，我也抽上一支。

父亲说完后，母亲接着说："友儿，你爸爸讲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也认为你不应该走这条路。你是一个快40岁的人了，属于不惑之年的人，从今往后，遇事要冷静不要急躁。不管做什么事情遇事三思终受益。如果要做，先要想一想怎么做，做过后会有什么后果。你还年轻，经得起这次折腾，大不了就是从头再来。说心里话，我和你爸爸不怕你目前生活的困难，不怕你目前租房子住的日子，我们就怕你碰到这些困难后，缺乏勇气不敢向前走。你下定那么大的决心离开邮电536厂，不就是想换一个工作环境，寻找机遇再干一番事吗？"。

母亲之言明我心意。我对母亲说："妈，你讲到我心坎里去了。我现在走的路，我现在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只会成为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就像妈妈所说的，不就是从头再来吗。我还年富力强，可以再拼搏一次。我给你们两个老人一个承诺：你的儿子，不会在困难面前倒下去的，相信你的儿子，用不了几年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从住进高家台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排除万难，挺起胸膛，迈好双腿向前走，不到长城非好汉。

43.致命一击

我全家回到武汉后，我通过亲属关系，将两个女儿安置在武昌区阅马场九龙井小学读书。一个读小学二年级，一个读小学四年级。

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龚金凤就起床给两个女儿下碗面条吃。这碗里的面条没有香油，没有味精，没有鸡蛋，只有盐和酱油。我起床，收拾好两个女儿的书包，整理好自行车。待她们姐妹俩吃完面条后，让大女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让小女儿坐在我前面，骑车十来分钟就到了青年路，让她们搭公交车去武昌阅马场九龙井小学上学。下午，我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在青年路车站等，接两个女儿放学回家。

武汉人乘坐公交车从来不守规矩，从来不习惯排队按顺序上车，只要公交车一进站，人群骚动，凭借自身的块头和力气蜂拥而上。根本不考虑乘车人中有年事已高的老人，有行动不便的病人和上中小学的学生。

1985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送两个女儿去上学，在公交车站等车。公交车来了，车门正好停在我和两个女儿的面前。当我牵着小女儿正要上车时，突然，人群骚动拥挤得很厉害，把我和大女儿挤开了，人群将我大女儿挤倒在公交车的下面。而此时，司机见上车人太多又拥挤，有些不耐烦，在乘客还没有上完时，他立即把车子开动了。我和车下的一些乘客大声高叫：车下有人，车下有人。可这时的公交车车轱辘已从我大女儿左脚上碾过去了。我发疯似的猛捶着车厢。司机也听到人群的呼叫声，意识到可能出事了，立刻将车停了下来。我趁机，赶紧挤过去将大女儿抱起来。司机下车见势不妙，忙叫车上的乘客全部下来。我抱着大女儿快步上车，司机将车开得飞快，一路直奔医院。

在公交车里，我紧抱着大女儿。她的脸色苍白，她在疼痛着呻吟着，有时叫喊着：“爸爸，我的脚好痛呀”。我抱着她不停地说：“忍忍，再忍忍，快到医院了”。这时的我，心已经冰凉到脊梁骨里，惊吓的冷汗和悲伤的泪水已湿透了我的衣襟。此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大女儿的脚要是伤残了，那她的人生就彻底的完了，她将来怎么办呀？这是在要我的命。我越想，心里越害怕；越想，泪不停的流着，；我不敢继续想下去。我快要疯了，我的整个精神快要崩溃了。

到了医院，在急诊室里，医生检查了一下后，说：看来没有大碍，但还是先拍个片子再说。在拍片子的时候，我傻傻地靠在墙边双目无神。有时，我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脑袋。有时，我用拳头击打着自己的胸口。我恨苍天待我不公，我落难到这一步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这么残酷的折磨我？我恨自己太无能，连自己女儿的平安，全家人平静的生活都给不了，我还能干什么呢？

医生出来了，指着片子说：你女儿的脚没有伤到骨头，只是软组织严重挤伤，先敷点药，定时到医院推拿按摩理疗，不出半个月就能站起来行走了。医生的这几句话真是天大的喜讯，给了我极大的宽慰和惊喜。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怪事。明明看见公交车车轮辗压过去了，怎么没有伤到脚骨头呢？我和公交车的领导、司机，及有关人员赶到出事现场察看，发现出事地点有一块不小的石头，可能是这块石头把车轮扛过去的缘故吧，否则，解释不通。不管怎么一回事，反正没有伤及骨头，这是老天爷开眼了，这有惊无险的结果是老天爷赐给我无比的恩惠。压在我心中的一块巨石落地了。

我请了几天假，专门接送大女儿到医院进行康复理疗，也想以照料大女儿的方式向她赔罪。在康复理疗几天的时间里，我天天骂自己。骂自己太粗心大意，放手让一个不满十岁的大女儿带着不满七岁的小女儿挤公交车去上学，这能不出事吗？如果能跟着上车，护送到学校会出这种事吗？

我也天天恨自己。我恨自己头脑太简单，把社会上人们乘坐公交车的公德水准看得太高了。总以为尊老爱幼的中华美德会代代相传，何曾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及批儒批孔运动，使人们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这不是短期内能矫正好的事。

有一天在家里，我对母亲说："妈，通过张俊车祸这件事，我真的好后悔。我后悔当年在邮电536厂太听孙局长的话。如果我坚持不进厂临时领导班子，不管那么多得罪人的事，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这些事了。我后悔当年为了一时难咽的那口气，而设法调离邮电536厂。如果我忍一忍学会委曲求全，继续待在邮电536厂里，还不是照样当干部，照样拿工资，照样住在汉阳蔡甸新建的宿舍里，她姐妹俩也用不着买月票挤公交车去上学了"。

我说了很多很多后悔的话，每说到伤心处时泪水也溢出来了。

母亲在我倒完苦水后，说："你今天才晓得后悔，晚了。你外表文质彬彬，而内心逞强好胜不易服输。你要知道，不管在哪个社会哪个年代里，做人要能伸能屈，做事要有板有眼。而你呢，就缺乏心计，缺乏灵活，太认真太死板。你现在说这么多后悔的话有什么用，能解决什么问题？你今后的路怎么走，这才是你现在应该好好想的事情了"。

母亲的真实想法终于流露出来了。但也提醒了我，今后的路怎么走确实是我最主要的事情。

1986年春节前，我父母亲被在武汉市洪山区工作的大妹妹和大妹夫接去过年。到了年三十的那天夜晚，我小家四口人简单吃了一餐团年饭后，我就带着龚金凤和两个女儿到汉口中原电影院去看通宵电影。我在看通宵电影，不如说我整夜在电影院里闭目深思。

我想到了；在邮电536厂那一幕又一幕的往事。我想到了；回武汉后那一件接一件不尽人意的事变。我想到了；回武汉后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亊快乐的事。我想着想着，心中一种自叹、自责、自悲的情绪油然而生。

然而，我更深深地意识到：我己经迈出了这一步，走上了这条路，就不应该总沉浸在自叹、自责、自悲、往事的回忆中。人生在世，谁在江河湖泊游泳时，没有呛上几口水？谁在翻山越岭上下坡时，没有滑跌过？谁在坎坷不平泥泞小路行走时，没有摔过跤？谁的人生路没有经历过坑坑洼洼？所不同的，无非摆在我的面前：险滩多了些，弯路多了些，陡坡多了些，坑坑洼洼多了些。我应该从往事中汲取教训，汲取经验，汲取力量。将往事变为财富，拍掉身上的泥土和灰尘，勇敢的面对现实坚强地站起来，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沿着自己梦想的足跡继续前进。

天亮了，通宵电影结束了。我叫醒早就睡着了的老婆和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原电影院。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全家人迎着东方升起的太阳回到了高家台。

1986年春节除夕之夜，全家人看了一場通宵电影令我今生今世永不忘。也正是这一夜，是我往事回忆正式宣告结束的一夜，更是我人生新的征途信誓旦旦的一夜。这一夜未眠，但我的头脑清醒多了，真的是清醒多了。

44.学唱山歌

武汉缝纫机配件厂虽改为武汉包装器材厂，其主管机关由武汉市轻工业局改为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但企业仍然没有开发的新产品，没有新的项目，企业仍然没有效益，几百号职工的生活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这个厂，有一个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左右的三层楼车间。原先，是为黄鹤楼牌缝纫机配套生产零部件的主要车间。可叹的是这个车间刚建好黄鹤楼牌缝纫机就下马了。厂领导从企业生存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将这个车间改建为饭店。因车间正对着汉口机器荡子湖，故起名为“望湖饭店”。也有打牌望“和”的含意。

为搞好"望湖饭店"的经营，厂领导十分重视饭店领导班子的组成。特将厂原支架车间主任章玉龙调来任饭店经理。原缝纫机总厂分流下来的总厂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徐青枝同志（女）任饭店副经理。我任饭店党支部书记。厂领导并从全厂各车间抽调年富力强的工人充实到饭店各个岗位上，特别有意挑选了一批年青、漂亮、能干的女职工来饭店当服务员。新的机构，新的经营机制、新的领导班子、新的职工队伍，肩负着厂领导和全厂职工的重托——搞好经营，创造效益，养活职工。

章玉龙、徐青枝和我三个原先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因饭店组建而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三个人为不辜负厂领导的希望，已把心拧在一起。章玉龙经理全面负责饭店行政工作，侧重抓财务、业务和餐饮工作。徐青枝副经理主抓服务总台、楼层服务管理和洗衣班。我负责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客源工作。章玉龙经理小我好几岁，但工作起来思想活躍，工作有序，认真负责。对待职工讲情讲义讲味，是一个说一不二个性鲜明的人。徐青枝副经理是从总厂分流下来的干部，说话办事善解人意精明干练，给人一种能说敢管女强人的印象。我们三个人分工不分家团结协作，把饭店管理得井井有条活力呈现。

建一个饭店容易，创办有效益的饭店则不容易。望湖饭店名为饭店，其内部设施和一所中型招待所不相上下。同时，建设大道正在施工建设中，交通不便。这些，给饭店客源会带来种种不利的因素。

客源，是饭店效益的关键所在。没有客人，谈何饭店！谈何效益！望湖饭店的客源在哪里？我们三个人商量的结果——到汉口新华路长途汽车客运站去做宣传，去扩大影响，去拉住店的旅客。

我是分管客源的，每天吃了午饭，我就和业务班长杨金星带着七八个男女业务员，乘坐厂调拨给望湖饭店客货混乘的小汽车，由罗师傅开着到新华路长途汽车客运站。到了长途汽车客运站，我们就在大门外摆放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一个小广告牌，上面写着“国营望湖饭店”，桌子两边各放一条长板凳。只要有人拖着行李，背着包包出站，我们的业务员就立即迎上前去：“师傅，住店吗？我们是国营饭店……”

有时，我们的业务员拉着客人坐在长板凳上，向客人介绍饭店的环境，住房条件，住房价格和餐饮情况。有的业务员介绍得还详细，说我们原先是国营工厂，因产品不对路，企业效益不好才改建为饭店，以博得客人的理解和同情。

有时，我们的业务员指着我对客人讲，这是我们饭店的书记。让客人觉得有党组织的饭店，是可靠的饭店，是安全的饭店，不会有坑蒙拐骗的事情发生。

有时，我们的业务员指着客货混用的小汽车，对客人讲：你坐我们的汽车去看看我们的饭店，离这里只有一站路，看中了你愿意住就住下来，看不中我负责将你送回客运站。住不住由你自己看着办。

为了能拉上几个住店的客人，业务班的人员抢抓时机，见一拨人出站，就迎上前去费尽心机，费尽言语，费尽口舌。即使一个住店客人没有谈成，也不灰心，也不自弃，互相交流着，互相咨询着，互相帮衬着。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就有希望。心诚，就会拉到客人。

什么叫说三道四？什么叫口干舌燥？什么叫拉拉扯扯？什么叫丢人现眼？在新华路长途汽车客运站拉客的岁月里，我完全看到了，我完全领悟了，我太理解了。

刚开始，我的虚荣心使我很不适这种环境下的求人工作。新华路长途汽车客运站对面，就是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和邮电部武汉通信建设三公司（现为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在我担任邮电536厂的领导时，曾多次和省局领导及三公司的领导打过交道，我厂还有好几位老同事现调到省局当处长。万一他们有人看见我现在做这种工作，多难为情。我何时曾做过这种亊！一个曾是中央企业的领导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拉拉扯扯的事情，其心态和脸面确无地自容。所以，我和饭店业务人员毎次到新华路长途汽车客运站拉客时，我尽量不和旅客发生正面交谈。因而，以身作则主动指导业务人员开展工作不够。

一天晚上，我在家里谈起我在新华路长途汽车客运站拉客时的内心感触和想法时。只听母亲讲："友儿，你不要老想到过去你曾是中央企业的领导，你要忘记过去，面对現在。一个人在做生意时，要学会随行就巿。做亊时，要学会入乡随俗。到了湖区上船撒网捕鱼时，就要学唱漁歌。踏上山路就要学唱山歌，到那个山头就要学唱那个山头的歌。不会唱，也要学着唱，要想法学着唱，并要唱好它，这是人求生存最现实最简单的办法。你现在只有学唱山歌，唱好山歌，才会有好的心情，才会有以后好的生活"。

我深思母亲的话，豁然开朗。做人做事确实要懂得放得下求得自在。

自母亲教我学唱山歌后，我将在新华路长途汽车客运站拉客人时的那颗羞答答的心丢在一边，坦然面对。主动和业务员一起，共同努力多拉几个住店客人，为饭店多赚几分钱。

我至今记得，当我们业务人员第一次从汉口新华路长途汽车客运站拉回几个客人住店时，从服务总台到楼层客房的服务员个个都高兴。人人都在传递着“有客人了，有客人了”的喜讯。有时，一个下午拉回十几个客人住店时，整个饭店职工乐得像过节似的喜笑颜开脸放红光。

我至今记得，饭店第一次大型订货会，是仓库保管员陈秋荣接来的业务。是她通过她的父亲将武汉市生产资料订货会定在望湖饭店召开的。近百人几天的住宿和就餐的会议，为望湖饭店带来了初见成效的收入，打下了良好的开端和声誉。

我依然记得，从服务总台周珊爱、谭帮菊、何莲珍、汪新育，郭汉华到各楼层服务员，正是她们团结协作的精神、饱满热情的态度、及时周到的服务，使望湖饭店很多客人成为回头客、成为常客。洗涤班张巧云、彭少荣、付汉娣三个人承担了饭店上百张床位的床单、被里、被面的清洗工作。在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完全靠人工清洗和凉晒。她们做事吃苦耐劳扎扎实实。张巧云的名子也被饭店同事叫"张扎实”取而代之。

我在望湖饭店工作了二年，时间虽短，但饭店职工心中总是装着工厂，装着饭店，装着工作的情怀和团结协作的激情，至今使我念念不忘。

望湖饭店，给了我很多念想。但更多的是给了我在基层工作的勇气、经验、坚韧和力量。

45.到厂部工作

1987年年初，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党委决定调整武汉包装器材厂领导班子。

鉴于这个厂的前身是武汉缝纫机系统的，市包装工业公司领导特聘请武汉缝纫机系统的一位副厂长，来武汉包装器材厂当厂长兼厂党总支书记。这位新来的辛厂长，人长得高大魁悟，一表人才帅气十足，从言谈举止上来看还有些霸气。其人年方四十开外五十不足，正是年富力强干一番亊业的大好年华。初次见面就能给人一个是当老板的形象。

一天晚上，我和饭店新上任的经理杨双印在商量工作。辛厂长来到我们饭店办公室。见到我还在饭店，便说："老张，你还在饭店啊。正好我要跟你说件事。我来到这厂才一周的时间，正考虑着手调整厂级领导班子。厂里有些干部跟我讲，说你老张原先在工厂当过领导，有经历、有能力、有水平。我打算调你到厂里当党总支副书记，协助我抓全厂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过几天你就搬到厂办公楼里去吧"。他讲完后，我对幸厂长讲："谢谢辛厂长对我的信任和重用，我一定好好配合你搞好政治工作”。他听完我说的话后，调头就到厂内巡视去了。杨双印经理说："我们还商量什么呢？你马上要成为我的上级了，祝你高升”。

晚上，我回到家里，把辛厂长要调我到厂部工作的亊说了一下。母亲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你到厂里去工作了，不会这么辛苦的。到了厂部，你一定要听辛厂长的话，把工作作好。"

龚金凤沉思了一下后，说："我看，辛厂长调你到厂部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你想想，你们两个人原先不相识，不相知。现在一见面就说要调你到厂里当党总支副书记，这么重要的事，按理说你们俩个人应先单独在一起好好交谈一下才对。怎么可能在这种场合随便一说就完事了呢？我看有点不靠谱。你是搞组织工作出身的，你仔细琢磨一下，看我说得对不对。我说：“是啊，我从部队到地方多年搞组织工作，他的这个作法确有些不符合用人的常规，也太随意了吧，我看这件事确实有些不靠谱。"

几天过去了，我没有接到到厂部工作的通知。一个星期后在一次全厂中层干部会上，厂长宣布了几个干部的任免决定。将前任厂长杨光鼎同志改任厂党总支副书记。我被调到技术科筹备一次性输液器新产品开发，免除了我饭店党支部书记职务。饭店党支部书记由副经理徐青枝同志接任。我的办公桌从饭店搬到了技术科。

不到一个月，辛厂长决定成立新产品车间——一次性输液器车间。厂内通称叫法为三车间。任命为我三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将二车间一位有魄力的班长丁淑华同志（女）提升为三车间副主任。我们两个人和助理工程师周伟带着孙汉民、王海洲二个工人，搬到刚改建好的新产品车间。

我原先在邮电536厂长期从事的是党务和政工，从未直接组织过现场生产，现要我牵头组建新车间，搞新产品试制。我很纳闷：即然成立新车间，为何先不任命一个车间主任而要先任命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得清淸楚楚，基层单位党组织必须有三名正式党员方能成立。而在刚组建的三车间的五人中，只有我和丁淑华两个人是共产党员，在俩人中就有一人为车间党支部书记，厂里这种作法也不符合党章的规定。

再说，厂里一直没有主导产品，厂长很想把这好不容易引进来的新产品开发成为厂今后的主导产品，厂里吃饭的产品。而这个厂里有那么多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为何不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人来挑这副担子，而非要选我这个到厂时间不长的政工干部来牵这个头呢？我真不知道厂长的用意是什么，更不知道是谁给厂长出的这个馊主意，而辛厂长偏偏信了这个邪。我只好在摸不着北的情况下，战战竞竞硬着头皮接受这个任务。

在家里，谈论我负责搞一次性输液器新产品开发时，母亲说："辛厂长这样做说明他对你不了解，他想通过这样安排看你能干些什么。他这是在观察你。你只有通过干才能取得他对你的了解，对你的信任。你千万不要有唠骚，要任劳任怨少说话多干亊"。

龚金风说："你去组建这个车间，搞新产品开发确实不适合，要是让我去比你适合多了"。我说："你这讲的是真话。三车间真的适合你去搞。你在邮电536厂五车间当过生产调度，当过车间主任和车间支部书记。对各种型号的塑压机，注塑机，挤出机太了解太熟悉了。对塑料原料的使用和生产过程也很了解。你又是武汉电力技校毕业的，熟悉机床的电器和线路。我可以说，在盘塑压机、挤出机和塑料原料使用上，武汉包装器材厂中层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人能比你强"。

龚金风说：算了，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誇。你千万不要为三车间新产品开发的亊把我扯进来了，千万不要到厂里为我请缨，我们也没有必要操这个心逞这个能"。我说："这是在家里闲聊才说这些话"。

我们在家中谈论龚金凤去三车间的亊，真的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誇。龚金风年轻时她的性格像个男人似的，说话办事沷辣大方风风火火。她在湖北省农电修试厂当过电焊工，开过汽车，当过汽车调度。在邮电536厂五车间工作近十年。邮电536厂五车间是由电话机金属零部件生产车间和塑料零部件生产车间合併而成的。几台大中型塑压机、注塑机、挤出机呈梯型摆放在1000多平方米的塑压车间里。536厂电话机金属件和塑料件全部由五车间生产出来的。整个生产工艺和过程她太熟悉了。

龚金凤随我调入武汉包装器材厂后，厂原来的主要领导原准备安排她到车间当副主任，后因厂里中层干部多了，考虑到她是武汉电力技校毕业的，就调她到配电房去工作。不知什么原因后又调她到一车间当仓库保管员。

这次厂里组建输液器车间，假如让她去牵头，不管是当车间主任还是当车间党支部书记，她都比我强，她完全能胜任。但我没有跟辛厂长谈论龚金凤的经历及我的想法。因为我想到主动请缨，搞得不好会使厂里干部职工产生一个错觉一一为老婆要官。我还想到，如果真让龚金凤去牵了这个头，在新产品试制过程中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会授人以柄。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自作自受。

家中的议论使我淸楚，我没有退路。我在想：组建新车间试制新产品，无非要我比他人多花些时间，多下些功夫，多用心琢磨，多辛苦些。这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亊成，我就心满意足了。

好在，这一次性输液器产品开发不是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研究试制的，而是厂长从江苏省某医疗器械研究所用钱有偿转让过来的。有产品全套工艺图纸、产品样品及相关资料。

好在，江苏省某医疗器械研究所派出了技术人员，负责指导现场设备安装和试制初期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

好在，厂技术科长胡绍华带领技术科的人员和我们一起干。新产品试制初期中的原料配制，机床温度的掌控，生产过程的工艺摸索等都是以技术科人员为主，我们只是配合当下手。

好在，我在邮电536厂工作时经常到塑压车间劳动锻炼，使我对塑压机、注塑机、挤出机、模具加工、塑料原料的使用等方面略知一点皮毛。我真没有想到，昔日劳动的见识如今真的能派上用场，不算十足的外行。当然，这点皮毛是远远不够用的。我只好用毛主席“在实践中去学习”的辩证法来指导自己，跟着技术科的人在实践中去学，在学中去干。

在江苏省医疗器械研究所派出的技术人员指导下，在厂技术科长胡绍华的带领下，我们按照厂规定的时间争分夺秒安装调试机床和空气净化设备，试制样品，制定规范生产工艺流程和生产操作程序，狠抓工人技术培训，使车间尽快地投入生产。

有一天，辛厂长在三车间检查工作时，有意支走了丁淑华，单独给我解释为什么没有让我当厂党总支副书记一事。我对厂长说："你不要解释了，我完全理解。你让杨厂长改任为厂党总支副书记是对的，很符合这个厂的厂情，这有利于这个厂干部队伍和职工队伍的稳定，有利于你来厂后，把各方面工作及时的衔接和有力地开展起来。我服从你的安排，我一定当好三车间的书记，把这个车间搞好”。他看我有这么好的态度，说了几句客气话后就走了。

三车间组建二个月后，厂里调来了一位车间主任，全面主持行政工作。我的担子轻松多了。这时，车间工人已达到60多人。工人操作的技能也逐步得到提高，一次性输液器产量也迅速大增。输液器产品己逐渐显为厂的主导产品。

我在三车间一干就是好几年了。

46.死人的故事

1988年年中，武汉包装器材厂小车司机小陈在青年路撞死了武汉市医药管理局的一位女职工。

出事的当天下午，厂工会主席李国剑就带着有关人员上死者家的门。可能是出言不慎话不投机的缘故，厂工会李主席一行人遭到对方一顿暴打，带着伤痕跑回了厂。可这死人的事厂里还得有人出面来处理。

不知是谁提出来，请三车间张书记出面来处理这件事，他能把这件事处理好。我当时就住在厂旁边的一栋平房里。厂工会主席李国剑带着厂劳资科李汉生科长和送情的水果来到我家。向我说明情况，并请我出面去解决这件事。我没有马上答应，我拿出香烟招待李主席和李科长，我也点燃了一支在思考着如何回答李主席。

几年来，母亲与厂里人接触多了，人也混熟了，在母亲递给他们俩人茶水后，只听母亲说："这不是一般的事，死人的事是最不好谈的，你李主席是厂的领导，去了还挨打了。我儿子要是去了也被打了，这如何是好？"李主席说："大妈，你儿子说话办事比我稳，他不会挨打的"。转身又对我说："老张，给我个面子好不好，让劳资科李科长陪你一起去"。

我站在一旁，没有即时回话。母亲看到来者的架势是推不掉的，又说出给面子的话，就对我说："友儿，既然李主席到家里来了，又说出了给面子的话，你还是去一趟吧。在和对方交谈时，要小心一点，话不要说得过急，话也不要说得太满，要注意分寸，尽量少说话多听听他们的”。我看母亲己表态了，便对李主席说："那我以什么身份和对方谈呢？以三车间党支部书记？李主席说：不行不行。你就说你是厂里的领导。你就说李主席回厂后厂领导更重视了，又开了一次会叫你来的"。我说：“既然李主席上门了，那我就临时受命去试一试”。我回答厂工会李主席之后，离开家，和厂劳资科李汉生科长骑着自行车，一起前往青年路死者的家中。

一路上我在想：如果我以厂领导身份出现，死者亲属会是什么反应？他们见厂领导来了，这位厂领导肯定比厂工会主席的级别高，比工会主席更管事，说不准提出的要求更高，提出的条件更多。何况我还是个冒牌的领导，这个办法不行。

一路上，我想了很多，但我想到最多的是迂亊要冷静不要冲动，要多听听死者亲属的想法和意见，到时见事而议因势而定。

一到死者的家，对方亲戚朋友认识李科长，二话不说，有几个人就把他推到一个房间里，把门关了起来。见我是个陌生人，问我是不是厂里什么人，是不是厂里的领导，是不是代表厂里来的。

我看到死者家里和走廊上站满了人。这种场合和氛围对于没有见过阵势的人来讲确实令人胆怯。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可胆怯可畏惧的。我站在人群里大声地说："是否允许我先给逝者烧三炷香，烧点冥纸好不好”！我本人就是一个感情比较脆弱的人，在那种恸哭声的场合下，我流下了泪。在临时设置的灵堂逝者像前，我含着泪烧了点冥纸，插好点燃的三炷香。之后，我向逝者连鞠了三个躬。我的泪水和我这些举动立刻感染了逝者的亲属。当我鞠躬完毕后，还有人上前将我扶到座位上，有人给我递上茶水。我喝了几口茶，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向在场的人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说："我原先在关山武汉缝纫机厂工作，后调到汉口武汉包装器材厂工作，在这个厂三车间当党支部书记，不是这个厂的领导。我与小车司机的父亲在关山缝纫机厂是同事关系，是朋友的关系。小陈调到武汉包装器材厂当小车司机后，他的父亲将小陈托付给我，要我多多关照。小陈开车不到一年的时间，出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给逝者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痛苦。我这个当叔叔的对不起你们”。话一说完，我起身站立向众人鞠了一个躬。

之后，我接着说：我也对不起小陈的父亲，我没有关照好小陈”。我的话刚说完，就听到有人议论起来；啊！是这种关系。

我继续讲："我刚从上海出差回武汉，才知道出了车祸这件事，所以才请厂劳资科李科长带我来。李科长是我请来的，是给我带路的，是否请你们把他放出来！我来之前，厂里有人对我说，厂工会李主席去了一趟，被打了跑回厂里，你这一去说不定也要挨打。我对厂里人讲：我们厂里小车司机把一个40岁才出头的女人活活地撞死了。她的亲戚朋友一气之下打了一下厂里的人，发泄一下应可以理解的。我今天不是代表厂里来的。我是代表我及小车司机的父母亲来悼念的，来赔罪的”。听我这一说，原先把李科长关到房子里去的几个人，主动地又把李科长放出来了，让他和我坐在一起。

其实，我和小车司机的父母亲从不相识，更谈不上同过亊。但为了能较地处理好这件事，我只好从头到尾编织了这段故事。其目的就是为了尽快达到和谈，处理好死者的事，为此我有意将对方引入我的话题。

我接着说：“你们的人把我厂工会主席打了，厂里其他领导都不敢来，何况这是厂的公亊，又不是那个人的私亊，谁愿意在你们气头上跑来受气挨打？话又说过来，如果你们相信我，有什么要求和条件愿与我谈，我回厂后必转告厂领导。你们如果非要我厂领导来谈也行，我回厂转告。但要知道，中国对逝者安葬的传统是三天之内入土为安。明天又是星期天，如果我厂领导明天不来，逝者三日内入不了土，你们怎么办？你们到我厂里去闹？你们到法院去打官司？”我话声一落，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这时，我假装要走，起身叫李科长一起回厂。

一个声音炸响了房间。“张书记，你不能走。你说得对，如果明天你厂领导不来，我们真的是抓瞎了，不好办。你是车间的领导，厂里领导信得过的。你得留下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和要求，一起处理这件事好吗？我们的人把你厂工会李主席打了，确实是我们的错，现向你并通过你向你厂李主席认错赔礼了"。说完话向我鞠了一个躬。我听得出，他们的口气和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看得出，他们有和我要谈的意愿了。我终于等到了和谈的时机。我说："那好吧"。转身对劳资科李科长讲："那我俩留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怎样？”李科长配合得很好，及时地说："那我们就一起听听吧，回厂里也好跟厂领导汇报"。

这时候，房间里的人又活跃起来了。有人说：安葬费你厂全包，亲戚朋友来武汉的招待费住宿费要全报销；有人说：她家小孩还在读中学，你厂应给多少多少抚恤金；有人说：按我们家乡的风俗要棺葬，不能火化；有人说：从青年路到洪山九峰墓地一路要放鞭炮，你厂要负责买鞭放炮；还有人说：你厂小车司机要披麻戴孝，手捧逝者遗像，上山要向她磕头。整个房间里的人七嘴八舌。

我面对这种乱象，赶紧插话，大声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讲，我到底听谁的？像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能讲出什么结果？。你们能不能选几个人做代表，归纳几条来和我谈！他们把我的话听进去了，选了三个人，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了五条。第一条，逝者安葬费、招待费等费用全部由我厂承担。第二条，给逝者小孩一次性的抚恤金多少多少钱。第三条，从青年路到九峰山墓地，厂里要一路放鞭。第四条，要棺葬。第五条，小车司机必须上山给逝者磕头。

针对这五个条件，我明确回答：第一条要求我完全同意。第二条要求原则上同意。第三条放鞭我不赞成。从青年路到九峰山一路经过的是武汉市主城区主干道，鞭炮一响势必影响交通治安，到时公安交警会来找麻烦的。你们非要放鞭，那买鞭炮的钱我厂负责出，买鞭和放鞭就归你们负责。棺葬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你们非要棺葬，我厂只承担买棺材的费用，其它的亊我厂一概不管。关于小车司机披麻戴孝在九峰山墓地磕头的事，这个要求在情理之中。但我要你们有人出面担保，保证小车司机在九峰墓地磕头时，不会受到他人殴打致伤或出人命。如有人出书面担保给我，我同意我厂小车司机随车到九峰墓地给逝者磕头。如没有人出书面担保，我建议让小陈送个花圈。花圈到了墓地，表示他这个人即到了墓地。对方商量的结果，谁也不愿意出具书面担保。在这么多亲朋好友中，在墓地埋骨灰盒众人恸哭时，谁敢保证没有人去打小车司机小陈呢？

商议来商议去，最后达成的共识基本上是按我说的：不棺葬，同意火化。一路上不放鞭炮只扔冥纸，到九峰墓地再放鞭。小车司机不去九峰墓地，送一个花圈表示即可。 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夜深时，方回家。当我打开房门时，我看见母亲倚靠在简易的单人沙发上。推门的响声惊动了她，她看见我回来了，立马起身来到我的面前，仔细地端祥地看了我好几眼。我明白母亲的心思，赶紧说：妈，我没有得事，死人善后的事我和他们都谈好了，你请放心吧！”。

我感到精疲力尽，坐在单人沙发上，拿出香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此时的我，完全放松了。那种安然无恙回家后释放的感觉真是无比地舒展。母亲将原先为我泡好的茶重新换上开水，端放在茶几上。母亲也坐在另一个单人沙发上，向我寻问晚上和死者家属谈判的情况。我向母亲细细说来。母亲听完后连声说：“这样好，这样好。我儿还是比较聪明的，是会办事”。

第二天上午，我叫上李汉生科长，一起到厂工会办公室，向李主席汇报了昨天晚上和死者家属谈判的经过和结果。李主席听完我的汇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笑着对我说："老张，还是你行"。

47.上门家访

一天晚上，住在我家旁边的厂党办主任余作武来到我家。

他对我说：“张书记，你车间谭**爹爹的单位今天下午给厂里打来电话，说婆媳关系不融洽，要求厂领导再次出面到家里去做做调解工作，缓和一下婆媳关系。厂领导商量了一下，还是想请你去”。

我笑着对余主任讲：“人家点名是要厂里领导去，我去合适吗？”余主任说：“厂领导上次去了，这次谁都不愿意去，他们也不敢去。你知道谭**的爹爹婆婆都是武汉某军事学院离休的老领导，厂里领导和他们搭不上腔说不上话，没有共同语言。我也不敢去，你知道我言语短，笨嘴笨舌。你当过兵，和他们交谈起来比较容易些。所以厂领导要你去是最合适的。就算是给我帮帮忙吧”。面对他的请求，我只好说：“行，那我就去一趟吧！”

余作武离开我家后，母亲就坐过来，对我讲：“友儿，婆媳关系是最不好办的事。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家务事情上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何况她爹爹婆婆都是大官，你到他们家说话可要小心，要轻言细语转弯抺角，话不要说得太直太硬太重，....。”母亲说了一大堆的话，就是担心我在家访时说错话，办不好这件事。我一个劲地劝母亲：“妈妈，你尽管放心，怎么和小谭爹爹婆婆交谈，我心里有数”。

我坐在沙发上想来想去，觉得应先找职工谭**谈谈，婆媳之间到底是为什么不和，摸下底是最主要的。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谭**叫到车间办公室，在交谈中了解到她和她爹爹婆婆产生矛盾的起因。

谭**的爹爹是解放军武汉某学院的老院长，刚退下来不久。婆婆是学院副师级干部，也离休了。而小谭的父母亲都是工人。两个家庭的政治背景、社会地位、文化素养、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等完全不同，可以说这两个家庭确实是门不当，户不对。而小俩囗是高中的“同窗同桌”的同学，小夫妻恩恩爱爱。婆媳关系不和的起因，最主要的是在相夫育子、及对小孩的日常生活，学习教育方面的理念完全不一样。到他们家怎么谈，我心里有底了。

第二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来到这位老院长的家。一到老院长的家。老院长、老院长夫人、老院长的儿子儿媳、还有介绍我认识的学院司令部的参谋长，学院政治部的主任等领导都在等候我的到来。

落坐后，我说我是厂三车间党支部书记，他们听到后满脸的惊讶，看得出是相当的不满意。学院的几位领导当时就显露出对厂里不满意的态度，立马给我脸色看。只听政治部主任说："说好了是厂级领导来，怎么派个车间支部书记来？你们厂是怎么回事？对我们部队上的亊情也太不重视了吧”。

我怎么回答呢？我绝不能对学院领导讲，是我厂领导都不敢来才派我来的事实吧。我只好编一个理由，说什么厂里的领导这几天都到市包装工业公司参加党委扩大会去了，会期三天，你们电话打来的不是时候，所以厂领导才委派我来，也是让我代表厂里来的，请各位领导理解”。

老院长说：“既然是代表厂领导来的，那我们还是在一起谈谈吧”。我微笑着对老院长讲：“行，听老领导的。在谈之前是否先允许我先作一个自我介绍？”老院长点了点头，以示同意。

我在部队待了上十年，比较了解部队内部待人处亊的常识和特性。为了打开僵局，在自我介绍中，我以一个小兵的身份来拉近军人之间的思想距离。我这一招很奏效。

当他们知道我是1964年入伍的老兵时；当他们知道傅全友总参谋长曾是我的师长，军长，在部队里我还和他打过交道时；当他们知道我的一个战友现在也是解放军武汉某军事学院政委时；他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风吹云散天变晴了。学院参谋长还说：张书记，我是1965年当兵的，在你书记面前那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僵局终于打破了，气氛和谐了，话就好谈了。

作完自我介绍后，我说：“你们婆媳俩谁先说？”婆婆先开腔，她说媳妇下班后回家很少做饭，家里乱丢乱放，不注重收拾，不注重卫生，很少做家务事，...。媳妇说婆婆没有带好孙子，...。我一听，婆媳互相倾诉的都是桩桩小事，我心里清楚了，我不能就事论事当判官，千万不能以说教的方式来谈论他们的家务事。

我虽然是个老兵，但在老首长面前必须把握分寸。因此我以谈心的方式来讲。讲"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格言"；讲"交换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效果；讲"家庭成员之间随心随性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故事；讲"清官难断家务事，高官为什么同样难断家务事"的因果；讲"家和万亊兴而毁于怨"的典故；讲"一句话能说得人家笑，同样一句话能气得人家跳"用语的哲理；讲"企业改革开放的艰难和工人的艰辛"：讲得在坐的人时而冼耳静听，时而点头黙认，时而笑囗大开。讲得老院长怀疑我不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直问儿媳："他真的是你厂车间的支部书记吗？比上次来的领导水平高多了"。

当儿媳说我是三车间的支部书记后，他仍然怀疑。讲得老院长中午非要留我在他家中吃饭。老院长夫人也直人快語地说："要在这里吃饭要在这里吃饭，做饭快得很，要不了多长时间饭就做好了"。并要儿媳过去帮忙做饭。

我真不好意思在老院长家里吃饭，但盛情之下只好客随主意入席就坐。在婆媳做饭时，及老院长全家人围在餐桌上一起吃饭时，我己看到他全家人和睦相处的开始。

当我离开时，老院长坚持送我到他家门口，还再一次问："你真的是车间党支部书记吗？"我答道；"是的，是厂里三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你儿媳妇小谭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他和我握完手后笑了笑。

下午，我向厂领导汇报后，厂领导很满意，连连笑着点头称赞。

下班回家后，我向母亲也“汇报”了此行的情况。母亲听后，拍了我的几下肩膀，开玩笑地说：“你真行，成了厂的万精油”。我笑着回答：“那也是厂的臻品”。

48.釆购原料

1989年，武汉包装器材厂泡沫包装产品的销售形势很好，己与多个家电生产厂家签订了可发性聚苯乙烯泡沫包装供货协议。

但货源稀缺，原料供应不上。一些家电生产厂家不断地来电话催货。供销科长调动一切关系想尽一切办法，仍解决不了货源供应问题。

不知是谁向厂长推荐，三车间张书记在武汉关系多，是否请他出来帮厂里买原料。厂长真的找我谈话，要我帮帮他，帮帮厂里，想方设法买到原料。哪怕只能买到一两吨泡沫原料，解解燃眉之急也行。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但我也不敢保证能搞到货"。

话是那样说的，其实我把这件亊情真的放在心里。我心里己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搞到原料。厂里太需要它了。厂里有了货源，工人就有活干了，产品供应问题也就解决了。厂就有钱赚了。工人就能拿到工资，我也光彩不失面子。就这样我不是供销科的采购员，这回就当了一次釆购员了。

我在战友中询问，看谁能帮我买到聚苯乙烯泡沫原料。

我帮厂里买原料的事母亲也知道了。有一天，母亲对我讲："你好像有个战友在武昌一个什么公司里工作？他每年春节到家里来给你拜年，说不定他能帮上你的忙"。母亲的话提醒了我。我怎么把他忘记了！我确实有这么一个战友在武昌工作，他几乎年年春节要来我家给我拜年。他是1968年入伍的兵，我在部队当连队指导员时他是我手下的一个班长，后来提升为排长，是我最喜欢的兵之一，关系一直很好。听其他战友讲，他转业到地方后进步快，现是省某公司的一位总经理，正掌管着这类货源。

我想：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帮我解决的。

我喜出望外一一有门路了。我决定到武昌上门去找他。

当我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到来。他惊喜不己，忙请我入座，忙给我泡茶。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说：“请老领导放心，别的忙我帮不上你，这个忙确实是在我权限范围之内"。后来，他在全省范围内给我调拨了十吨泡沫原料，质优价廉，并指示下属单位按我厂的要求，分批次组织汽车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那次见面时，战友还请我和随我同去的周副厂长在大酒店里吃了一个大餐。是战友买的单。而我呢，事成之后，厂里没有奖励我一分钱，也没有买点烟酒之类的东西让我送给我的战友，以表谢意。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我心里总有愧对老战友的想法。总觉得厂里领导在这件事情上不够意思。

有一次，我在家里又谈起了这件事。母亲说：“这件事己过去这长时间了，你不要太在意了。你要想到厂里的工人有活干，有工资发，这就是你做的最好的事。我想你的战友也不会计较这些小事。你如觉得情面上实在过意不去，你自己就拿几个钱出来，买点东西送给他也行，就当作战友之间串串门。

我觉得母亲的话讲得很实在，后来，我就自己掏钱买点礼品上战友家登门致谢。

我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相关事情上，应立意长远、处事长远。像这样做生意不顾及脸面，情面和場面，还有继续做生意的下回吗？这种待人处事的方式能成何事？能打开工作的局面吗？

中国是礼仪之邦，来而不往非礼也。

49.促销组长

武汉包装器材厂三车间，一次性输液器和注射器产品自投产以来，由于连续几年的规范生产，车间工人操作技能普遍得到提高，再加上车间实行计件奖励的办法，从而使车间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生产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可是，厂里销售工作跟不上去。时间已到1990年9月份，全年时间过了四分之三，但产品销售任务没有过半。厂仓库库存了几十万支一次性输液器和注射器，资金挤占很严重。

我厂一次性输液器和注射器产品在巿场上为什么销不动呢？厂里通过市场调查，发现武汉市此时也有二、三家企业在开发生产一次性输液器和注射器，并在我厂产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投放市场更吸引用户。其次，江浙一带生产厂家以质优价廉的方式来抢占武汉市场。这两个原因对我厂销售市场极为不利，怎么办呢？

不知是谁为厂长建言献策：从全厂各车间、科室抽调十二名车间党支部书记和科长组成一个临时性的促销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供销科三位科长。同时，厂长还将销售科全部业务员，临时纳入这个促销领导小组的管理和领导。指定我为这个临时促销领导小组的组长，厂供销科科长崔炳炎和厂下属大集体工厂厂长彭光秀为副组长，其他临时抽调上来的科长，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办主任，党办主任全部为临时销售员。厂长要求促销领导小组要用后三个月的时间，全力完成全年的销售任务。

我一下子直接领导厂里十几位中层干部来开展销售工作，我一下子成为不是厂级领导也貌似厂级领导了。对这突然到来的重任和职务使我心慌慌意乱乱。

我心存疑问：厂里有好几位副厂长，为何不让他们来当这个促销组长呢？旁人告之我，分管销售工作的周副厂长因病正住院接受治疗。另一位副厂长据说也病了现在家中调养。副厂长都病了，不是还有其他厂级领导吗？不是还有一位厂长助理吗？这位厂长助理还是厂长的徒弟。这次为何不让他来当这个促销组长？他来当促销组长是名正言顺的。此时让他当这个促销组长，也有利于他利用这段时间广结人缘，熟悉业务，建立领导权威，为以后接班当厂长不是很好地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吗？然而，也没有让这个厂长助理来当这个促销组长。

就拿供销科长崔炳炎和小厂厂长彭光秀这两个副组长来讲，他们也是厂长从缝纫机系统调来的骨干，都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业务公关能力和企业管理领导能力，为什么不在他俩之中选一人为组长呢，而非要选我来当这个组长呢？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明眼人一看，这是在把我放在火炉上烤。从促销组的全体成员到全厂干部职工，尤其是全厂中层以上干部都在睁着眼睛看着我。看我是怎样抓促销工作的，看我在三个月内能不能完成全年的销售任务，看我能不能完成全年货款回笼的计划。

我心明如镜：搞得好我功成名就，有人会高看我一眼。搞得不好我身败名裂，会有人当笑料四处传扬，使我在这个厂里站不稳脚跟。可我又能怎样？端着人家的饭碗就得服人家的管。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出路——在此一搏。

我只好又一次硬着头皮接受这个头衔，和两位副组长一起来领导大家，在全年最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努力完成全年产品销售任务和货款回厂计划。

在第一次全体促销人员的会上，厂长提出了“四千四万”的口号，即：要有翻越千山万水的精神，走进千家万户的劲头，发扬千辛万苦的作风，用千言万语把输液器注射器卖出去，把钱要回来。要求大家要有信心有决心在三个月内完成全年销售任务。

我为搞好这次产品促销，事先和两位副组长商定了一个划片包干、定时、定额、定奖罚的规定。在会上，我以组长的身份宣布了这个规定。在强调和解释厂长“四千四万”的精神时，我也提出了：千辛苦万辛苦，完不成任务白辛苦的看法。我不要你们的过程，不要你们的白辛苦，我只要结果，我只要业绩。你们谁能坐在家里打几个电话，就把货卖出去把钱收回来，那就证明你是最有板眼最有能耐的人，也是令我佩服的人。我以业绩论功劳。

同时，我心里清楚，我名为促销领导小组组长，其实就是最大的销售员，卖货郎。全厂干部职工，尤其是厂里的领导，都在看我这个人是怎样销售产品的，能不能把货款带头要回来。

我必须起带头作用。领导以身作则的作用最能征服人的。我怎样帶头完成好任务呢？我记得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淮海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就将这句名言运用到我这次销售的策略上。我要通过“人”，通过“人找人”，充分发挥众人力量的办法，去完成我的销售任务和资金回笼。

于是，我放下身价丢掉面子不耻多寻。我找战友，通过战友找战友；我找大学的同学，通过同学找同学；我找亲戚，通过亲戚找亲戚；我找朋友，通过朋友找朋友。我就是用社会上很普遍很通俗很直接的办法来进行厂里产品推销工作。

我有一个战友在武汉市市属的一家三甲医院里当党委书记。当我找到他，请他帮忙买我厂生产的一次性输液器和注射器时，他笑着说："老张，你怎么成为业务员了？"当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个人近年来的情况后，他满足了我的要求。跟我一起去的副组长彭光秀说："你这个战友给足了你的面子"。

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在巿属一家三甲医院当行政副院长，我到医院找到了他。他说：你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心高气傲不易求人。现为了厂的事你到我医院来找我，说明你心里很看重我这个老同学，你这个忙我帮定了。买多少我跟器材科长商议一下，但我一定会买你厂的产品，以表明我这个同学的心意。

龚金凤的一个同学在一家医院里当财务科长。当我背着包包拿出样品，请她帮忙买我厂生产的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时，她笑着说：“一个曾当过中央企业的党委书记，现在背着包包当产品推销员，就凭你这种精神我也要院长买你的产品”。

我就是这样依靠众人的渠道，众人的力量来销售我厂的产品。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我不管我的战友、我的同学、我的亲戚、我的朋友在他的内心里是如何看待我的，如何理解我的。但只要你买我的输液器注射器，我不怪他人见笑，不忌他人见言。

三个月来，我就是靠这人找人人帮人的战术，使我获得可喜的销售业绩，完成任务的名次排在促销人员的前列。

由于促销小组成员齐心协力，勤跑多“钻”，在规定的时间里，反而超额完成了厂长下达的销售任务和资金回笼计划。这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城力量大。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1991年元旦节后，在全厂中层干部会上，厂长宣布厂促销领导小组使命完成，撤销了临时成立的促销领导小组。各科长和车间支部书记都回到自己原来的科室和车间。

由于我来促销领导小组时，厂长在全厂中层干部会上宣布了撤销我三车间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三车间己有新的支部书记。厂长就叫我回家好好休息几天，等待新的工作的安排。

几天后，母亲问我：“你怎么不上班？”我说：“厂长觉得我在促销组里太累了，特批了我几天假，叫我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在家里休息。母亲说：“你都休息好几天了，怎么还不去上班？”我说：“厂长可能还没有想好安排我干什么，叫我继续休息”。

又过了几天，我仍在家里休息。母亲说："你都休息这长时间了，该去上班了"。我说："妈，厂长不安排我的工作，我到那里去上班？母亲说：“这也是”。

又过了几天，母亲又问我。我对母亲讲：我听说厂长在安排我的工作问题上，还没有拿定主意。我听他人对我讲，有人对厂长说：“老张这次确实尽心尽力在帮你，你应该给他安排一个好的位置”。也有人对厂长说：“老张这个人能力太强，功高盖主不能重用”。就这样，搞得厂长六神无主不好安排我的工作"。

当母亲听我这一讲，便说："你这几个月没日没夜给他卖产品，到处求人丢尽了脸面，他还对你疑神疑鬼，他是不是有病？以后谁还会为他出力卖命！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母亲在为我愤愤不平。

我只好在家中继续休息，一直到春节后。

50.政工科长

春节过后，在第一天上班的全厂中层干部会上，厂长宣布：设立政工科，任命张远友同志为政工科科长。到会的全厂中层干部一下子惊呆了，感到莫名其妙。原先都认为张远友这长时间不上班，可能是在等市包装工业公司的批文，提个副厂长干干，没想到为安置他还专门设立一个政工科，让他当个科长。

这个厂，本来就有党总支办公室这个办事部门，统管了全厂政治思想宣传组织等方面的工作。余作武是厂党办主任。现又专门设立一个政工科这是不是多余的部门？这当然不是我考虑的事情，我只能服从领导决定走马上任当政工科长。

我即是科长又是科员。就这样，我的办公桌从厂供销科办公室搬到厂办公楼，和厂党总支副书记杨光鼎、厂党办主任余作武三个人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

一些曾在促销组干过三个月的科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见到我就有趣地说道："老张，你牛逼了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你对我们招之即来揮之即去，现在跟老子一个球样，你还不如我，你“光杆司令”一个”。我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球样。我还不是被人招之即来揮之而去"。

我来包装器材厂己有好几年了，自当政工科长后，第一次过着身前无工人、身上无硬性指标的日子，我确实清闲快活自由自在。

我和厂杨光鼎书记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时间长了，彼此间就不拘束了。

有一天，杨书记趁余作武不在办公室里，我们两个人闲聊起来了。他讲着讲着，突然说：“老张，你来厂也有好几年了吧，我是这个厂土生土长的干部，对这个厂的干部我是太了解了。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厂迟早要交到你手里的……”。杨书记此话一出，吓得我一身冷汗。

我赶紧说：“杨书记，这种话说不得。你这话是要我的命，一旦传出去怎么得了，我在这个厂还怎么待下去？隔墙有耳隔墙有耳，千万不要再对第二个人讲这种话了”。

杨书记还在说：“我讲的是心里的话，是实在的话。每当这个厂遇到难事急事总是想到你，总要你出面去解决，也只有你出来才能解决问题，你回过头去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今天把话搁在这里，咱们走着瞧吧，到时你看我说得准不准”。我还是求杨书记不要再讲下去了。我迅速将话题转移到其它的事情上。

杨光鼎书记是武汉市汉阳区的人，1960年初中毕业后就在这个工作至今。当厂长数年，对厂里方方面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几十年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计划经济时期确实是一个好干部。正因为他在这个厂工作了几十年，人缘太熟，情面太重，以至在有些事情决策上瞻前顾后缺乏果断，开拓精神不够。

晚上，我把杨书记对我讲的话在家里重说了一遍。母亲听后说：“你们杨书记对你讲的这些话是心里的话。是很信任你的。他在这个厂工作了几十年，是这个厂的老领导，他会看人看事的。你来到这个厂也有好几年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厂里只要遇到急事难事，厂领导总是先想到你，总要你去谈这个事办那件事，他讲的这些都是真的。现在的厂长要你做这做那，我看也是个好事。这有利于你在这个厂认识更多的人，有利于你在这个厂熟悉更多的事情，有利于你在这个厂站稳脚跟。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以前为这个厂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你应该做的。你现在调到政工科当科长千万不要有唠骚，有怨气，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知儿者莫如母。母亲这些话语表达的意思，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我心里确实是十分清楚。杨书记对我讲的这番话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我在武汉包装器材厂这几年的时间里，只要厂里遇到急事难事，厂领导总要我代表厂里去做。

我也想得开，不管厂长因何亊何时来找我，我都乐意接受并积极想法完成好。因为我知道：我在武汉包装器材厂没有师徒关系，没有同学关系，没有老同事的关系，又没有一技之长，我要在这个厂里占稳脚跟并想获得话语权，就必须比他人多付出。

同时我也认为一个人的聪明才干，情商智商，经验和社交，组织领导能力与管理水平，这些都是在实践干的历练中积累而成的。历练能给人的坚强，能给人的意志，能给人的经验，能给人的力量和睿智。

所以，我每次接受厂领导交给的任务时，都当作是对自己的一次历练，一次学习，一次经验的积累，一次人脉关系的积蓄，一次自我培养的检测，这些都是我在人生拼搏中不可多得的机会。

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前进中的脚步己告诉我：基石厚重方能载物，心胸宽阔方能成事。我要一如既往做好我现在的工作，当好政工科长。

51.重返536厂

邮电536厂搬迁到武汉市汉阳县后，多年来一直没有起色。

1990年下半年的一个星期天，邮电535厂分厂（原邮电536厂）党委书记沈志君来到我的家。我母亲一见是老沈来了非常高兴，一定要留他在家里吃饭。母亲与老沈是老熟人，彼此嘘寒问暖后母亲就忙她的事去了，我们俩人边喝茶边聊着。

老沈首先向我介绍了邮电536厂从阳新搬迁到武汉市汉阳县后的一些情况。

他讲到：邮电536厂成为邮电535厂分厂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分厂厂长赵**因在汉阳基建中受贿一亊爆光后，整个行政领导班子全面瘫痪，邮电535厂宋厂长不得不重新调整分厂领导班子。

他讲到：邮电536厂迁到汉阳后，由于厂里没有及时处理好与汉阳县委县政府的关系，汉阳县委县政府收回了原划拔给536厂占地面积有200多亩地（己下马）的棉纺厂，只留下30多亩地给536厂建厂用。

他讲到：邮电535厂宋厂长几乎年年都调整分厂领导班子。年年都派了精明强干的中层干部过来当厂长，可厂生产经营年年都不行，年年在走下坡路。

他讲到：536厂从阳新大山沟搬到汉阳后，还招不进人才也留不住人才的怪事。

还讲到：这几年是电信行业突飞猛进的几年，可在这几年里536厂招商不成，合资不成，引资不成。总之，536厂搬迁到汉阳后一年不如一年，现己呈衰落的趋势，全厂干部职工忧心忡忡……。

他继续讲：我这几年多次向宋厂长和部工业局（后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谈到了你。宋厂长现对你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和朱致祥二人一起回邮电536厂主持党政工作。这是宋厂长的意见，也是部工业局的意见，请你们二人考虑考虑”。

吃完午饭后，我送走沈志君。我和沈志君的谈话被母亲听得淸清楚楚。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你真的打算再回536厂吗？”我说：“是的，有这个想法。我在那里跌倒了，我就想在那里重新站起来"。

母亲说："有这个必要吗？536厂这几年年年换领导都搞不好，你和朱致祥回去就一定能搞得好？你不想想你俩离开536厂好几年了，人的感情也疏远多了。再说有些人你们怎么盘也盘不好的。站起来，在哪里站起来了不都是一样吗！你在这个厂己干了好几年了，人都混熟了，厂领导对你也不错，很多工作还离不开你，你在这个厂里己经站住了脚跟，何必再回536厂操那些冤枉心"。

我说："妈，一个好端端的中央企业被折腾得要垮了，于心不忍。536厂有很多弊端，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有很多是地方国有企业没有的长处，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如果朱致祥同意回536厂，我们俩个人有能力使536厂走出困境把厂盘活。如朱致祥不同意回536厂，那我一个人也没有必要重返536厂了"。

母亲说：“重返536厂你最好再考虑考虑，不要心血来潮"。从母亲的语气中听得出，母亲是极不赞成我回邮电536厂工作的。但是我还是心不甘，仍想邀朱致祥一起回536厂工作。

朱致祥同志是武汉市人，1967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毕业后和一批北邮同学集体分配到湖北阳新县邮电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调入邮电536厂宣传科工作。我到邮电536厂后，也被分配在宣传科工作与他同事。他比我年长一岁。后来，我调到厂当团委书记，朱致祥同志被调到厂新产品研究所当党支部书记兼副所长。1982年年中朱致祥调到武汉市电信局工作。此时的朱致祥已是武汉市电信局的一位处长。而我正在武汉包装器材厂当促销领导小组组长，行施销售副厂长的职权，忙乎着厂里一次性输液器的销售和资金回笼工作。

在朱致祥和我约定好的武汉市电信局洪山广场旁一个餐馆里，我把沈志君的意见转告了朱致祥。他说：“出于对邮电536厂的感情，可以考虑重返邮电536厂。你当厂党委书记，我当厂长”。他又接着说：“搞好邮电536厂还是有希望的。其一，牌子好。对外仍称邮电部武汉电话设备厂，这有利于招商引资。其二，我北邮的同学有的现在部局担任要职，可以通过他们搞项目，搞产品，搞资金。其三，邮电536厂还有一定生产加工设备和一批熟练操作工人。最关键的亊，我们俩人要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招商引资上。招商引资成功，一切问题引刃而解”。

当朱致祥征求我的看法时，我明确表态同意他的分析和建议。但我说到招商引资工作有一个时间过程，若在一定的时间内招商引资不成怎么办？为此，我提出一个补充的建议：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些领导是从邮电536厂出来的，比如院党委副书记彭士玉、副院长兼院总工程师毛谦、科技处处长魏周祥、光纤实验厂厂长俞明英，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老同事好朋友。我们回邮电536厂之事是否向他们吹吹风，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招商引资的同时，是否可请他们将光纤光缆有关附件产品定在邮电536厂生产”。

朱致祥说："老张，你这个考虑想得很周到，你和他们原先就很要好，这就由你去办。不过，你跟沈志君讲，我俩回536厂工作有一个条件，希望邮电535厂宋厂长，在邮电535厂内给我们两家各解决一套住房，或者请邮电535厂和部工业局，在汉口为我们两家各买一套房子。否则，我离开市电信局，你离开现在的工厂，我们俩家没有住的地方，这是个大问题，必须先考虑到"。

几天后，我把我和朱致祥谈的一些内容和提出来的条件转告了沈志君。我和朱致祥认为，我们提出的住房条件是在情理之中，会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俩还抓紧时间开辟方方面面的渠道进行招商引资工作。

过几天，沈志君又来到我家，对我讲：“宋厂长说，邮电535厂无法解决你们两家的住房，叫邮电535厂和部工业局给你们两家在汉口买房子也不现实。他们的意见是：你俩的住房就在汉阳蔡甸解决，并把老婆孩子的户口都迁到汉阳蔡甸去"。

我听老沈这么一讲，觉得很好笑。便对老沈讲：“你们搞错了没有？是你们请我俩回536厂主持工作，你们求贤若渴还附加条件，有这个做法吗？这是解决536厂出路的好主意吗？朱致祥在市电信局当处长当得舒舒服服的，他为什么要把全家人的户口迁到郊区去自寻烦恼？我目前工作和生活环境是差些，但我在这个厂逐步站稳了脚跟。你们既然是这个意见那就算了吧"。我估计朱致祥知情后，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同意回邮电536厂的，所以，我当时就一口拒绝重返邮电536厂工作的请求。

第二天，我给朱致祥打了一个电话，扼要地把沈志君的话转告了他。他听后笑着说：“我是叫你老张说动了心，所以，才想和你一起回536厂干一番事业。他们请我俩回536厂还有附加条件，真是莫名其妙。难道我这个处长头衔还赶不上一个破厂厂长的头衔？我俩到汉阳536厂图个什么？算了吧，这个厂完蛋就完蛋了，与我俩也没有任何关系。”

一年后，朱志祥同志被提升为武汉市电信局副局长。

52.宋**厂长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邮电535厂宋**厂长会来看我。

那一年，不知道他从何处知道我住的地址，专程从硚口古田二路骑着自行车来找我。这是我离开邮电536厂到武汉后俩个人第一次见面。我当时仍住在武汉包装器材厂厂旁边的平房里，俩个人就在我家房门口的大树下相对而坐。

宋**厂长是江西人，据说是1945年参加八路军的。是部队一位团长转业到江西省景德镇市邮电523厂当副厂长。后调到武汉为邮电535厂厂长。虽是我离开邮电536厂到武汉多年后第一次与他相见，但由于我对他的反感在心里一直没有消除，对他的到来并不热情。相见时还不知话从何处说起。

母亲送茶出来，一看是邮电535厂宋厂长，马上把脸拉下来了，不客气地说道："你宋厂长来干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我儿子在536厂做错了什么？连他上大学的出路你都不给。你知不知道，你当年无情的做法差点把我儿子逼死了，...”。宋厂长十分尴尬地看着我母亲，并从衣服口袋里拿出香烟。我看势不对，急忙把母亲拉回屋里。

此时的我，见到宋厂长比往年老多了。又想到他是从古田二路骑着自行车到新华路来的，心中便产生了怜悯之心。言谈中，方知道他已经退休了。从他的话中流露出对我的歉意。也谈到邮电536厂目前的一些情况，同时流露出希望我能重返邮电536厂工作的意愿。

他的到来，勾起我对邮电536厂往事的回忆。我深信，他当初顺应邮电部工业局领导的意图，在接收邮电536厂并收编为邮电535厂分厂时，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讲是想搞好邮电536厂的生存和发展。可亊与愿违，天不随意。他不但没有盘活邮电536厂，反而盘垮了，盘熄火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亊。

我不知道他认识到了没有，他接收邮电536厂失误的根源：就来自于他的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他非要在即短的时间内调整他完全不了解的领导班子；他偏信谗言，非要把我和周佐正这两个挑大梁正干亊的年轻干部拉下来；他非要让不是共产党员的干部担任中央企业的主要领导；他非要将没有领导经历没有磨练过的一般干部，直接提升为中央企业的一把手；这种破常规破记录的作法也破了他的好梦。这是他自酝自造的苦酒。

现在的邮电536厂仍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他今天的到来，说明他想到了自错自责，想到了忏悔。他人虽退休了，但他还在想医治邮电536厂这块"心病"。可事过境迁。他今天对我所谈的一切，己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此时的我己担任武汉包装器材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重返536厂工作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现在的邮电536厂对我来讲，是掀过去了的一页。由于我仍计前嫌，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俩相谈半小时不到，就握手告别了。

我望着他推着自行车离去的背影，对这位当年在邮电535厂叱咤风云而又十分倔犟的老人，只好在心中祝愿他：放下包袱，平安建康，頣养天年吧。

53.圆上大学梦

上大学，我从未做过这个梦，也不敢做这个梦。一个初中毕业生怎敢做上大学的梦？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

但在我的生活中，在几件事情的影响下，使我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这才渐渐在做上大学这个梦。

1965年春的一天，我当兵才半年多的时间，团后勤处一位上尉军官来到我所在的连队找我谈话。在连队洗漱房旁边的一颗大柳树下，他对我讲：“我们部队有很多战马，各个连队又圈养了一些牲猪，为此，部队要选拔人到大学学兽医方面的医术。大学毕业后回部队当兽医，给部队战马和牲口看病。我们团就一个指标。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比较符合条件。只要你愿意去，部队就保送你上大学，学校就在沈阳，是东北农业大学”。我答道：“请让我考虑一下好吗？明天给您回话。”

事后，连队指导员杨毓明问我：“刚才后勤处的上尉军官找你干啥？”我把这位上尉军官想保送我上大学学兽医的事说了一遍。杨指导员说：“学什么不好？去学兽医。要是保送你上军医大学，将来回部队给战友们看病，那我极力赞成。当个兽医将来回部队给猪马牛看病，多没意思。不去不去。”

杨毓明指导员是1948年当兵的，陕西省凤翔县人。他为人豪爽，敢说敢为。一脸大腮胡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像打雷似的。他是我连队的首长，我是个新兵，我能不听他的话吗？我对他的话是百依百顺。

第二天我给上尉军官回话，不去了。但从那以后，我知道上大学还有“保送”这一说法。这“保送”说明我多少还具备点上大学的条件。

<二>

1969年，我在部队审干外调时，去了一趟浙江大学。那是我第一次迈进高等学府。座落在杭州西湖畔的浙江大学，那茂林成蔭、映带连连、清泉激水、曲径通幽的优美校园环境，和那气势高雅造型各异的古今风格建筑，突显出好一派南国风光，风景这边独好。我对负责接待的老师讲：“浙江大学真美，我要是能到浙大读书该多好！”

这位老师讲：“欢迎你以后有机会来浙大读书。你不要看学校现在停课闹革命，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兴旺离不开教育，社会发展离不开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要不了多久会有很大的发展。”这位老师的话后来得到了验证。尤其是她说的“欢迎你以后有机会来浙大读书”这句话，在我心里存放了几十年。浙江大学之行，使我第一次萌生了上大学的念想。

<三>

1975年我转业到邮电部536厂。邮电部536厂是邮电部直属工厂，其前身是邮电部五七干部学校。这个五七干校建在湖北省阳新县。当时，全国各地邮电系统内的“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几千人下放这里进行劳动改造。我刚来536厂时，看到厂里这些文质彬彬的“爹爹婆婆”，一个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样子，心里在想，你还指望这些人能干些什么呢？从此，我对他们不屑一顾。

当我负责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翻看花名册，翻阅人事档案时，我惊呆了。我猛然醒悟了。这些貌不惊人的爹爹婆婆都是毕业于名门学府的高材生。他们在文革前原有的职称就是教授，就是研究员，就是高级翻译、高级编辑，或是主任级工程师。就连担任厂里行政职务的科长副科长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原先就是北京部机关里的处长、副处长。

就拿厂宣传科来说，科长王有璧原先是某大学的一名教授，主教哲学。每当邮电536厂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学习时，他那口若悬河的演讲才华令我敬佩不已。我和朱致祥虽曾同为宣传科干事，可朱致祥必竞是1967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我虽然从部队到工厂一直在小机关里工作，一直在搞政工和文笔工作，一直能写点小材料、小简报、小报导，有时还在报刊上发表点文稿，这些能说明什么呢？

我人在邮电536厂，可不识邮电536厂真面目。现在的邮电536厂是国家人才的宝库，这些“爹爹婆婆”现在都是国家的贵重金属。而我呢？在他们面前充其量只是一粒沙子。而我这粒沙子只有在水和水泥拌合的作用下才有自身的价值。这些人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大好形势下，凭借自身专业的特长，奔赴到国家通信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岗位上积极发挥余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技能。

邮电536厂这些人和事，深深地启发了我，教育了我：学历就是力量，专业就是前途，知识就能改变人的命运。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邮电536厂青年工人学习热情高涨。这种热情或许源于他们父母親有知识，有专业的熏陶；或许源于厂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或许源于北京他们同学之间对未来展望的共鸣；或许源于自身对理想的追求；他们自发地成立了各类外语学习班，有关课程补习班。每到星期天，办公楼里的会议室，招待所里的会议室，还有车间的办公室都成为青年职工的学习场地。

1977年当年就有十几位青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厂基建科工程师秦佑国考上了母校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后继续留校培养。直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二车间毛谦工程师考上了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后留院继续培养，直至担任武汉邮科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曾获提名申报国家工程院院士。在恢复高考后的几年时间里，邮电536厂每年总有一些青年工人考上国家名牌高校。

在邮电536厂知识分子成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青年人追求知识勤奋好学的氛围里，我被青年工人求知求学不断向上的精神感染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文化知识太贫乏了。我太需要学习了，我很需要用理论知识充实自己，使自己努力成为与时俱进的人。

从这以后，我才开始做上大学的美梦了。

<四>

1983年邮电部工业局党组，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示精神，决定在部属几十个工厂里挑选四十名没有大学文凭，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厂级领导，送到上海复旦大学委托培养。我是其中的一个。复旦大学为了确保学生质量，要对委托培养的学生进行摸底考试。部工业局决定将培养的干部进行考前脱产集中复习。

我为了能参加脱产集中复习，在一次局里开完会后，我到局长办公室，向马丛山局长直言我的想法——要求脱产三个月复习功课，迎接备考。马局长对我讲：“小张，你是才提上来的厂级领导，你厂电话机生产线迁到洛阳537厂后，你厂还是这么乱，你怎能在这个时候脱产复习离开工作岗位呢？你如果考上了，我支持你上大学。你如果没有考上，只要我马丛山局长还在这个位置上，我保证你小张以后会有上大学的机会。”马局长的态度表得这么明朗，话说得这么直率而又这么亲切，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当时的邮电536厂自电话机生产线迁到河南洛阳邮电537厂后，邮电536厂正处于“最乱、最烂、最难”的阶段，这个时候确实不是我离开536厂的时候，我只好表态尊从局长的意见。

回到536厂后虽不能脱产学习，但我仍想用工作之余来复习课程，争取在摸底考试时能考个好成绩，让复旦大学录取我。当我在办公室好不容易拿出书要看时，不是来电话通知我去开会，就是有人上门来汇报工作。在家里刚吃完晚饭，书还没有拿在手里，就有人上门来谈事，完全没有时间看书。

三个月后，部局干部处王俊田副处长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我摸底考试成绩不理想，离复旦大学录取分数线差十几分，没有被录取。并说：“为了你的事，我还专门到上海复旦大学进行了交涉，学校仍不松口。没有办法，你上大学的事没有办成，实在对不起，请原谅”。

我在电话里对王处长说：“复旦大学没有录取我，是我成绩不够好，这不是你的事。你为了我上大学，还专程到上海复旦大学跑了一趟进行交涉，我真心地感谢你。马局长曾跟我讲过，只要他继续当局长，他保证我以后有机会上大学的。下次若有机会，请王处长多多关照”。

就这样，上海复旦大学的门对我关上了。

<五>

1984年年中，邮电部工业局决定将我所在的邮电536厂改编为邮电535厂分厂，我分析了当时分厂领导班子调整的形势，认为我继续留在分厂当领导的可能性不大，我想到了我上大学可能是我最好的选择和出路。

于是，我乘机报考了武汉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我充分利用分厂领导班子调整前后这段时间复习功课。我终于拿到武汉大学入学通知书。当我拿到武汉大学入学通知书后，立即给邮电部工业局杨世铎总经济师打了个电话，谈到536厂变为535厂分厂的情况；谈到了我没有留在分厂领导班子里的情况；谈到了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并拿到武汉大学入学通知书的情况，希望杨总出面请535厂宋厂长批准我上大学，....。

杨总在电话里讲：你要相信组织，...。你上大学的亊我一定跟宋厂长讲。几天后我还收到杨总给我的来信。为确保我能上大学，我还请536厂沈志君，王忠俊二位老副厂长到武汉找535厂宋厂长说情，希望宋厂长能批准我上大学。他俩也认为：我没有进分厂领导班子，让我上大学是最好的结局。

三天后。二位副厂长回厂后告诉我，宋厂长不同意我上大学，让我等待工作安排。就这样，我又一次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六>

1985年元月份，我全家调回武汉。

这年春节后，我在家中说出了我想上大学的想法。母亲听到后，说：“你现在想上大学？你不想想你现在是多大年龄了？你是四十岁的人了。一岁年龄一岁人，到了这个年龄还想读书，是读书的年龄吗？读得进去吗？等你把这几年书读完了，再干不了几年就该退休了。再说，家搬回武汉后，你很多事情都没有理顺，在这个时候去读书，是读书的时候吗？你参加工作有20多年了，以前没有上大学，你还不是照样当干部。现在不上大学，难道以后就不能当干部了？有多少人没有上大学还不是照样当干部？”

母亲的话说得振振有词，我不好反驳。父亲是个和事佬，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管抽他的烟。全家人片刻鸦雀无声。

过了好大一会儿，龚金凤才讲：“妈妈讲得对。全家人才回到武汉，家里很多事情没有理顺，很多事情都要花钱，这个时候真不是你要去读书的时候。如果你真想去读书，那就得抓紧，从今年开始去读书还来得及”。

母亲又说话了：“你不动脑筋想想，全家到武汉后现在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去读书又要花钱，你叫全家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龚金凤马上接过话，说：“妈，他既然想上大学就让他去吧！这也是他的一个心愿。不然到他老的时候会埋怨我不让他上大学。我不想让他上大学的事成为他的终身遗憾。目前，全家人生活确实很困难，到处都要用钱。但我们会想办法的，日子会慢慢过下去的”。

在龚金凤的劝说下母亲依了我。

1985年春夏之际，我结合自己的工作，报读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成人自修的大学专科。

刚开始，我们这个班有50多个同学，大部分同学是企事业单位科级干部，还有几位是处级干部。

政治教育这个专业设置了十几门课程。为搞好学生的学习，学校在汉口友谊路中学设立了辅导教学点。每周有两个晚上老师来上辅导课。好像是星期二和星期五。每晚授课为两个课时，从晚上7点到9点。每到这个时候，同学们都赶到友谊路中学听辅导课。授课的老师都是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学生的课本、教材和辅导学习资料都由华中师大成教学院统一发放。

全班50多个同学，随着学习功课的繁重和考试的艰难，随着一些人工作的变动和身体健康以及其他原因，在读的同学一年比一年少。到了1990年，我班上的同学只剩下几个人了。

做上大学梦容易，圆大学梦难。真没有想到摆在我面前学习的困难实在是太多太多。

首先，是我在那里看书学习的问题。

在车间里是不能看书的。只有下班回到家里才能看书。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正是我全家三代六口人，租居在汉口高家台那二十平方米一间屋子里的时候。龚金凤还要辅导两个女儿的学习，父母亲有时还要打开电视机看看新闻和其他节目。在家里肯定没有我看书学习的地方和空间。

好在建设大道香港路至鄂城墩这段路修好了。高家台租住屋离建设大道只有30多米远。每天晩上吃了晚饭，我就带上书本、学习资料，拿着小板凳和水杯，来到建设大道路灯下，面壁而坐翻书阅看。

傍晚时，建设大道上仍有汽车驶过来驶过去的，那汽车的喇叭声刹车声，声声刺耳。大道旁，行人三三俩俩走过来的走过去的，他（她）们的嬉闹声嘈杂声，声声灌耳。

路灯下，各种飞虫飞来飞去。很多飞虫冲向路灯，有的伤落在地上，有的也飞落在我的身上。有的飞虫直接叮咬我的手、我的臂、我的腿。我祼露的肌肤随时都被飞虫叮咬，叮咬之处痒痛至极。我就在这种环境下看书学习。

其次，是我学习时间的问题。

我刚上大学的头一年里，正好是在厂办的饭店任党支部书记。当时，饭店的管理是实行“三班四运转”。饭店的三位领导除了开例会或重要事情开碰头会外，一般情况下都带班跟班走。我如果上早班，下午四点钟下班后我就回家看书学习。我如果上中班或者是上夜班，就在饭店办公室里看书。在那夜深人静的饭店办公室里，我静心查阅学习资料，整理学习笔记，做老师布置的习题。

在饭店工作的时候，确实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时间。是我拥有难得的宝贵的学习时间。

可惜好景不长。1987年厂里成立新产品车间，厂长要我牵头组建新产品车间。刚去的几个月里，忙着设备安装调试和新产品试制，几乎没有时间学习。晚上一回到家，人就感到很疲倦，吃了晚饭就不想看书只想睡觉。甚至连辅导课也不想去听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使我深感体力精力严重透支。

再次，是我学习费用的问题。

我和龚金凤每个月的工资合在一起也不到100元钱，每月交房租30元。自张俊发生车祸后，为了上学的安全和方便，我将张俊张琦两个女儿寄居在武昌后宰门姥爷家，因姥姥没有工作，我们每月要付生活费30元钱。剩下的30多元就作为我们的生活费、水电费和其他日常开支，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特别是张俊发生车祸受伤后，我没有让公交车队和事故车驾驶员韩*师傅承担一分钱的费用，张俊的全部治疗费用都是我家自行承担的。为此，我的一点积蓄也基本上花光了。

更可恶的是，回武汉后我买的一辆飞鱼牌自行车，没用多久也被人偷走了。什么叫祸不单行？我太领教了。这些都为我家经济拮据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现在我又上学，年年还有课程考试不及格，需要补考，这就需要再次交学费和辅导费。面对家中经济上的困难，在解决我学费的问题上我一时不知所措。

其四，是学业上补考的问题。

我调到新产品车间后，为组建新产品车间和新产品试制，因忙碌于工作曾一度放松了学习。就像接棒运动员在比赛场上那样，头棒没接好，下面棒棒受影响。

自调到新产品车间后，我年年都有课程考试不及格。1987年我读的《大学逻辑》课程考试不及格。1988年这门课补考及格了，但我读的《法学概论》考试又不及格。连年都有科目考试不及格，连年使人在忙乎着应考的同时，还要忙乎着应付补考。为此，学习时间的付出是常人的数倍，搞得我精疲力竭。

<七>

更闹心的是厂长不准我上学，他说：我若继续上学就处分我。

事情的起因就是为了请假。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劳动法明文规定每周七天，周一到周六是工作日，只有星期天才休息。可在教育方面，一些考试总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连着考。一年内有两次连考。周六考试这天只能请假。有的同学临考前，希望学习小组里的几个同学在一起互相交流一下，取长补短争取考个好成绩。这就难免又要请上一二天的假。我也是一样，逢考必请假。

我上大学请假应考的事，不知是谁告诉了厂长。

一天中午，我路过厂办公楼。厂长在楼底下正和人谈事。他看见了我，就说：“老张，你过来一下，我问你个事。”我走过去，说：“厂长，有什么事？”厂长说：“听说你在上大学，这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我上了好几年了。我上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属于成教自考“。

厂长接着说：“听说你为了上大学经常请假去考试。你四十多岁的人了，还上什么大学！你们车间的工作离不开你，从现在起你不能上大学了。你如果要坚持上学，我就处分你...”。

厂长这一讲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在这种语气下我也没有沉住气，立马反驳道：“你没有来当厂长之前，我就上了大学。谁说年龄大的人就不能上大学？再说，周六周日两天是连考。周六这天考试非请假不可。一年要考两次，每次我只请两天假。我有时用的是调休假，有时请的是事假。我请事假厂里也扣了我的工资。再说，我上大学也不违反你厂纪厂规，你凭什么不准我上大学？你凭什么要处分我？大学，我肯定是要上的，即使你处分我，我也要上。”说完，我掉头回车间。他眼巴巴地看着我愤愤而去。

下班回家，我闷闷不乐。我在想；你某人调来当厂长后，我哪一点对不住你？我上大学的事也没有碍着你什么事？你为何对我上大学是如此的态度？为何把话说得这么狠？这是为什么？我真找不出什么原因来。

可他是厂的党政一把手，他把话说得这么绝情绝义，会不会利用职权对我打压？我这胳臂是拧不过他的大腿，我不能为了上大学把俩人关系搞得太僵了，否则，我在这个厂怎工作下去？

我面对思想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学业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压力，我继续上大学的心愿开始动摇了，我不想追上大学的梦了，我准备放弃上大学的梦。

当我把放弃上大学的想法告诉母亲和妻子龚金凤时，她们俩人都极力反对。

母亲说：“当初要读书的是你，我怎么劝你也要读。现在说读不下去了，不想读了也是你。一个男人遇到一点难事就心烦意乱，没有主见没有恒心，这还能做成什么事？你说给我听听，现在做什么事没有困难？做什么事是一帆风顺的？你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争口气，把书好好地读下去”。

龚金凤讲：“书都读到这个时候了，怎能不读下去呢？那不是前功尽弃吗？为了你上学己交了不少的学费，现半途而废这算什么事？你要三思而定。往往事情的成功在最后的坚持。只有坚持才有收获，只有坚持才会成功。”

当我谈到继续读书厂长要处份我的问题时，母亲说：“你是穷人走夜路遇到了鬼。你这么大的年龄还读书，这也不碍他什么亊，他不旦不支持，反而说这种没水平的话。这真不是他当厂长说的话。但他必竟是你的厂长，你再不要和他发生正面冲突，找个机会和言细语好好地向他解释一下，要化怨结缘”。

龚金凤也讲：“因你上大学他就给你处分？这话我看他只是说说而已。他要是真的这样做了，到哪里评理他也站不住脚。他的这番话不在情理之中，更不在法理之中。你不要把这件事老放在心里，你该上班就去上班，该上学就去上学。”

当我谈到学业课程补考的问题时，龚金凤讲：“你的学习还真的要再下点功夫，不能每年都有考试不及格的，不能每年花更多时间去应付补考。你应该总结下这几年学习的情况，找出更好的学习方法。你大部分课都考过了，只剩下几门待考，你要再努力一把，再冲刺一下，大学毕业指日可待，毕业文凭指日可拿。到那时，你高兴我高兴，全家人都高兴。”

当谈到学费的问题时，母亲说：“友儿，我这里还有几十块钱，是你们平时逢年过节给我的零花钱。我没有用，现给你拿去交学费吧。”

我说：“妈，我现在是很需要钱，但我不能要你的钱。”母亲说：“我的钱，你的钱，分得清楚吗？你不要死爱面子活受罪。先拿去解决当务之急吧。”金凤说：“你就接着吧。等你将来有了钱，给妈妈买上两件好衣服穿是一样的。”

母亲又说：“文兰（我的小妹妹）快要生了。我到她那里去照顾她，住上一段时间。你爸爸也和我一块过去。我们不影响你学习，你在家里也好看看书。”说完，顺便把钱塞到我手里。我拿着这几十元钱，深深地感到它是那么的厚重。它包含着慈母的关爱和期望。

母亲和妻子帮我重新拾起了继续上学读书的信心和力量。

<八>

“老骥思千里，鹤有冲霄心 ”，何况我正处年富力强之际。从这以后，我丢掉烦恼，丢掉郁闷，排除干扰，在自学成才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每天下班回家吃了晚饭，到了听辅导课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到友谊路中学授课点听辅导课。不听辅导课的时候，我象往常一样拿上书本和学习资料，带着小板凳和水杯，照旧在建设大道的路灯下面壁而坐，用心学习。

高家台路边，建设大道路灯下，确实是我学习的好地方。路灯，将大道照得通亮通亮，也把我书本里的字照得一目了然。即使是字体很小的文言文注释，我也看得清清楚楚。建设大道上汽车驶过后的阵风也为我纳凉送爽。

母亲有时回到高家台，傍晚时份总要提水过来给我水杯潻满水。还时不时地用蒲扇给我扇扇风，给我驱赶身边的飞虫。我有时抬头面对母亲淡淡微笑，或说上几句客气的话以表谢意。

在我继续上学的几年时间里，我渐渐习惯了在建设大道旁嘈杂环境中看书学习。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大道路旁抗干扰，路灯下面忍虫咬，夏日之夜练耐温，严冬之夜练耐寒”，心静至极，两耳不闻路边声，一心专看手中书。

事情就是这样，好事多磨。1989年我的《法学概论》补考及格了。可我的《大学语文》却来了个不及格。

当我拿到《大学语文》考试成绩单时，真是又气又恨。59分！我气的是自己在考试时要是用心多思考一下，多推敲一下，多检查一下，怎么也能多弄出一分成绩来，有60分就ok了，就及格了，就不补考了。

我也恨改卷子的老师，在我的考卷中从哪里还找不出一分成绩来？为了这一分之差，害得我这四十多岁的人来年又要重考一次。

但这怨谁呢？我真的能埋怨老师吗？不！一分之差的根源还是在我自己身上。

在学习《大学语文》时，总认为凭我的文学功底考个及格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而在学习过程中，在听老师辅导课时，不那么专心致志而掉以轻心。结果《大学语文》以一分之差考试不及格的成绩重重地教训了我。事实告诉了我，《大学语文》同样不是我的强项，尤其是在文言文方面，我的文学理论基础太差了。

《大学语文》是文科的核心课程，是政工干部自修必选的课程。为了在补考时考好《大学语文》，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多花时间，多下功夫，把《大学语文》读熟读透读懂。

因此，我采用死背硬记的办法强化自己的学习。从《大学语文》第一篇诗经的《氓》，到最后一篇谢冰心翻译的印度近代著名作家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弃绝》，我一篇篇地读。刚开始我顺着读，读到我自以为比较熟悉的程度后，我又从最后一篇倒着读。我读的次数多了，书就读熟了，书读熟了，书里面的内容就记得多了。

《大学语文》里有一些诗词，我特别喜欢诵读。如曹操的《短歌行》，李煜的《虞美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李清照的《声声慢》。这些诗词我滚瓜烂熟。我认为：熟读《大学语文》里的每一首诗词，就是熟读每一部文化，熟读每一部历史。熟读之后使人视野开阔，知之甚多。

学业不负用功人。1990年9月补考《大学语文》时，我打开试卷一看，兴奋极了。很多文言文、诗词的选项、散文章节的注释，都在我熟读的记忆中。尤其是当我看到作文引题时，更惊喜不已。

作文引题讲述的是湖南省某县一个粮食仓库保管员每天坚持整理麻袋，将麻袋里的谷粒清理出来。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国家节约了不少的粮食。请根据这段题意定题写篇作文，文字不超过800个字，作文分数是35分。

根据这个引题，我联想到；母亲在老家粮站当仓库保管员的情景。我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一位使臣拜见赵国王后时，赵国王后首先问的不是齐国国王的圣安，而先问的是“你齐国今年收成好吗？”的问候语。我联想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诗。

我联想到；春秋战国“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一位臣谏。我联想到；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结合当时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倡导，我迅速将这些联想到的情节内容构思一篇文章，重点突出“吃粮的重要，种粮的艰辛，爱粮的珍惜，用粮的节俭”。将作文题定为“粒米成箩”。我的思路像济南趵突泉的水那样喷涌而出，涓涓不断，我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整篇作文短小精炼。对这篇作文的自我判分，我很自信——若得不到满分，最少也有33分。

下午考试结束。我一迈进家门，就对妻子说：“龚金凤，今天晚上多炒两个菜，我要喝点酒。”龚金凤说：“听你这个口气今天考得不错啊！”我回答道：“真的不错，考得很好！”母亲在一旁，听我这一说，脸上也堆满笑容，连忙说道：“你们谈你们谈，我来炒菜做饭。”

我放好书包，坐在沙发上。龚金凤给我端上茶，坐在旁边。我向她津津乐道地谈起今天考试的情况，谈起《大学语文》补考的情况，并将我那篇“粒米成箩”800字的作文几乎一字不漏地背诵给她听。她听完后说：“看来，你这次是考得不错。晚上是该喝点酒，庆贺庆贺。”

1991年年初，当我拿到“华中师范大学毕业证书”时，欣喜若狂。我到校外买了好多糖果和香烟，回到学校散发在老师的办公桌上，高兴地对老师们说：“请老师吃糖，请老师抽烟”。有位老师说：“这位同学疯了，喜疯了”。我说：“老师，我确实是喜疯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圆了上大学的梦，能不喜疯吗？”

回到家中，全家人都争着看我的大学毕业文凭。母亲打开毕业证书后，看到有我的像片镶在里面，还有红章印子盖在上面，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我儿终于如愿了，恭喜恭喜”。

我兴奋地对母亲讲：“妈，这也有你的情怀和支持。我真的要好好谢谢您”。全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

我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在家人的支持下，终于圆了我上大学的梦。

54.酒席上的话

1993年10月的一天，是老厂长姑娘结婚的大喜日子。当天晚上老厂长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型的宴席，邀请他的亲朋好友来家里热闹热闹。

我也受到了邀请。我怀着喜庆之情赶赴喜宴。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是单独的一个宴席。我发现酒席上坐的人基本上都是原缝纫机系统的领导干部。我也看到己退休的市包装工业公司经理康荗荣也在坐。我急忙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在喜宴快要散席，只有康经理、我和老厂长三个人时，康经理指着老厂长讲：“今天老张也来了，我就三人当六面地讲，老张这个人我比较了解，十年前我在市经委当处长时，就与他打过交道。我和老张是在一个会议上认识的。那时，他就是中央企业的一位领导。他有经历，有能力，有水平。他来包装器材厂后，我叫你把老张提起来，作为你的副职报到公司来，可你偏偏不听。前几年你叫他负责你们全厂的销售工作，他把厂的销售工作搞得那么好，我又叫你把他报上来，提个副厂长协助你好好干干，你又不提他。你那个时候的几个副厂长都是病号，又不能正常上班协肋你工作，而老张你又不用，你又不听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如今我退下来了，你也退下来了。冯立顺一当包装公司的经理就把老张提起来了，一下子就提他为包装器材厂党政一把手。你那时要是听了我的话把老张提为副厂长，现在他当厂长那该多好。说明老张是我们培养的人。你当了这么多年厂的党政一把手，退下来之前一个人也没有培养，这就是你最大的失败”。

我万万没有想到康经理在这种场合下会讲这件亊，话又说得如此的坦诚如此的直接，一点情面也不留。

在这种气氛不融恰而十分尴尬的埸面上，我赶紧抢话说：“康经理，总的来讲，我能成为这个厂的党政一把手，还是老厂长培养的。他在很多方面给我压担子是为了我好，使我不断地了解包装器材厂方方面面的情况，丰富了我的企业管理经验，我还是要谢谢他"。说完，我借老厂长家的喜酒，端起酒杯向老厂长再次敬酒以表谢意，我及时地缓和了酒席间的气氛。

回到家后，我把康经理在宴席上说的话一五一十地说给家人听了。龚金凤说：“他一来厂就找你谈话，说要提你当厂里副书记，过几天就到厂部上班。而几天后宣布你这个外来的人，去组建新车间搞新产品开发。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凡厂里有急事难事，他总是找你，那怕是你份外的事也要你去办，你总是接尽全力想方想法给他办好了，可到头来落个什么下场呢？被凉在一边。难怪我金工车间三个领导有段时间同时住院，搞得整个车间处于无人管的状况，他调谁到我金工车间来当领导，谁都不愿意来，谁也不敢来，搞得他狼狈不堪”。

母亲听后，说：“事情都过去了，再说它有什么意义？在他当厂长的那几年里，他如何对待你，是怎么想的，那是他的事。现在你是这个厂党政一把手了，你今后待人处事要心正、心诚、心善。对同事要多些信任，多些理解，多些包容。当领导的要多记人的好处，多看人的长处，多帮人的难处，这才是一个好领导，...”。

母亲讲的這些话，是在引导我，是在告诫我：要我学会与人共事，不计前嫌；要我学会用人之长，克己之短；要我学会广结人缘，凝聚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厂干部职工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把工厂生产经营搞好。

我深知：在我前进的路上，我要“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鉴知兴衰”。

第六章节：在武汉当厂长的岁月里

55.卖掉老厂

1993年元月6日，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党委，任命我为武汉包装器材厂厂长兼厂党总支书记。

我上任后，就发现武汉包装器材厂是一个多年亏损资不抵债的工厂。怎样使厂起死回生呢？在厂长办公会上，厂领导成员一致提出：以搞新产品开发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先维持厂里正常运转。

根据厂长办公会的精神，择日，我带着厂财务科长专程到我厂基本帐户银行——市工商银行某支行，向支行行长汇报了我厂领导班子调整的情况，谈到新产品开发向银行贷款的打算。支行行长听完我的汇报后，他的话说得很坦然。行长说：“你们这个厂每次调整厂长，总是以搞新产品开发的名义找我们银行贷款。你们厂长换了几任，钱贷了好几笔钱。可贷去的钱不要说还本金，连到期的利息也不还给我们，我们银行也是企业，也要讲究经济效益的。张厂长，不是我不支持你当厂长，是你厂历次贷款不还，连利息也欠着不给，这使我们银行再不敢贷款给你厂的主要原因，请给予理解"。这条路就这样被堵死了。

我只好找市财政局借钱。市财政局一位处长听完我的汇报后，很坦诚地对我讲：“张厂长，你厂前几任厂长在我局借的几笔钱，至今一分钱也没有还，你现在一上任就到我局来借钱，我可以给你个面子借点钱给你。但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你先还给我市局部分借款，之后我再多借些钱给你，你看怎样？”

我说：“我如有钱先还给你市局，我现在跑到你市局里来干什么？我现在正穷困潦倒手无一分钱才到你市局来求救。我厂是国有企业，只有找你们市财政局求援。你们不救援，银行又不贷款，我厂怎么活啊"。处长听完我诉苦后说：“你厂能不能活，怎么个活法，这不关我的事。借钱的事如不同意我的做法，那我也是爱莫能助。实在是对不起无钱可借了，请你另想办法吧。”在市财政局，借钱的大门也这样被紧紧地关死了。

怎么办呢？企业没有启动资金，就像自行车没有链条一样。就像汽车没有汽油一样。真是山穷水尽没有路。

春节马上要来了，工人还盼厂里发工资过大年。我一当厂长就让工人无钱过大年，这能行吗？这是万万不行的。职工能否有钱过大年，这涉及到职工队伍稳定的问题，涉及到职工队伍对新的领导班子寄予希望的问题，涉及到开年后重振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否则，职工无钱过大年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职工永久的一个话题，成为年后开局的一个难题。我必须想方设法搞到钱，确保职工有钱过大年过好年，过一个全厂职工心情舒畅的大年。

为此，我一方面责令厂分管销售工作的副厂长和销售科的同志们，将仓库库存的泡沫包装产品和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产品尽快地多卖些出去，多催促货款回厂。一方面我四处筹借资金。

我找到一个在大公司当总经理的老战友，向他细说我走马上任迂到的困难，希望他帮我一把。他知情后当即借给我30万元。不要利息三个月后只还本金。这真是雪中送炭，寒中送衣，雨中送伞，饥时送食。这30万元为我走马上任，解决职工过好春节，年后启动生产，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浓浓的战友情，使我逢危化吉迂难呈祥。

借钱是要还的。企业的生存之道还必须要寻找财源。武汉包装器材厂的生财之道在哪里？真正走出困境的发展之道又在哪里？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看上了厂里的厂房和土地。武汉包装器材厂地处汉口新华路和建设大道的黄金地段，占地面积有20多亩地。如果我把这老厂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用卖掉老厂土地获得的资金在市郊再购买一块土地，重新建工厂，企业不就盘活了吗？

我反复琢磨后认为：利用市内土地和市郊土地的价差，来盘活企业的思路是对的。这是企业在向银行贷不到款，向财政借不到钱的情况下，自我求生自我发展的一条崭新的振兴之路。通过深思熟虑后，我横下一条心照这条思路走下去。

于是，我有意把我卖掉老厂易地建新厂的想法，先告诉厂级领导及少数骨干，让他们放放风看看厂里有什么反响。

没过几天，我卖掉老厂易地建新厂的想法，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全厂。这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厂干部职工惊呆了。说什么话的人都有。

有人说：“国有企业融资过去都是找银行或者找财政，这两条路他走不通，突然想到卖老厂，这说明他太无能了也太敢想了"。

有人说：“在全国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厂长靠卖厂来盘活企业的，他现在卖厂和卖国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靠卖掉老厂来盘活企业，哪个不会卖厂，靠卖掉老厂来当厂长，哪个还不会当厂长！卖掉老厂，亏他想得出来"。

有人说：“他不是这个厂的老职工、老领导。对这个厂没有感情他才敢这样做，换厂里任何一个人来当厂长，谁都不敢这么想这么做，只有他这个外来的人才敢这么想这么做"。

有人说：“在银行和财政都借不到钱的情况下，卖掉老厂易地建新厂也是一个办法，只要卖得出去，卖出好价钱，也可以试一试。”

工厂里众说纷纭，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说什么话的都有。我领悟到：要想人不说，除非己莫为。

我的家就住在厂旁边一栋平房里，住在这栋平房里的一些工人和住在对面几栋宿舍大楼里缝纫机糸统的干部职工，天天也在谈论着我卖厂的亊。一些闲言碎语也天天吹进我母亲的耳朵。

有的人，趁我母亲在买菜回家的路上，故意含沙射影变相的辱骂。有的人，趁我母亲在房门外洗衣服，不留情面破口咒骂。一些不堪入耳的丑话脏话都有。

为此，母亲在家里曾对我说："友儿，你非要卖厂不可？不卖厂，这个厂的人就活不下去了？骂你的人骂得也对，那有人一上来当厂长，就想到卖工厂？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骂你？把你的祖宗几代都骂了。你这样做是为了厂里好，可厂里的人不领你这个情，不买你的帐，你值得吗？"。

我知道母亲在为我受辱，在为我难过，在为我担忧。我对母亲说："妈，在银行和财政都搞不到钱的情况下，也只有卖厂这一条路可走了。我卖掉老厂，可我又准备用卖掉老厂的钱，在市郊买地建新厂。他们现在骂我咒我，我可以理解，待我在巿郊建好新工厂盘活企业时，他们就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这件亊，你老人家不要过多地为我担心了"。

我卖掉老厂易地建新厂的想法，也惊动了我的上级机关——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的领导。他们也认为我胆子太大了，也在为我捏一把汗。

我从厂里干部职工的冷言热语和公司领导的担忧中，深切感觉到：我要迈出这一步，必须先让公司领导全面了解我真实的想法和运作的步骤，以获得上级领导对我的支持。我还必须做通全厂干部职工的思想工作，向他们说明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和现状，向他们讲透我的想法和运作的目的，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企业求生存的必由之路，是一条越走越宽广的发展之路。

为此，为取得市包装工业公司党委对我卖掉老厂易地建新工厂想法的有力支持，我拟定了一个卖掉老厂易地建新厂总体设想方案，及时向市包装工业公司党委作全盘汇报。公司领导听取我的汇报后，认为我的想法虽然大胆，但切合实际，是一环扣一环的工作，确实是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一条创新之路，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

特别是公司副经理孙远广，他原先是武汉电视机厂厂长，他结合他当厂长时的体会深有感触地说：“我那时在上莺歌牌电视机时，融资也是很困难的，还是得靠厂长想办法拿主意。你张厂长在银行财政都搞不到钱的情况下，另辟新路，卖掉老厂易地建新厂，这条思路是对的。遇事求人不如求己。干企业就要有别人不敢想的思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在企业最为难的时候，作为企业主要领导人，就要有这种敢想敢说敢作为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改变企业的面藐，我支持你。”公司党委、公司领导的鼎力支持，使我坚定走下去的信心更足。

为夯实我的设想，获得全厂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我决定和厂级领导、厂党委成员逐个谈心进行思想交流，听取他们真实的想法。同时，找厂资深的科长、车间主任和老工人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心里的想法。然后逐次召开厂党委会、厂中层干部会、厂职工代表大会，向他们说明不要手捧金饭碗还沿街乞讨。着重讲明卖掉老厂是为了将获得的资金异地建新厂，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职工福利，加强企业资金链。我的设想和提案终于获得厂党委成员的一致通过，获得厂职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1993年3月18日，我与武汉市农业银行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式签约。我将获得的资金购买了武汉城建综合发展总公司地处姑嫂树罗家嘴的一块土地，重新建工厂。企业上了新的项目，增添了新的设备，加强了企业资金流动量，购买了职工上下班的交通车，提高了职工的福利待遇，企业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发展形势。

我卖掉老厂易地建新厂使企业获得重生的做法，引起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我厂易地建厂期间，武汉市市长王守海，副市长殷增涛，张代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零，市经委主任段轮一等市领导先后来厂调研指导工作。

中国包装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中共武汉宣传等报刊，对我卖掉老厂易地建厂的做法进行了大量的报导和宣传。市政府还在我厂专门召开了现场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市经委、市土地局、市规划局、市包装工业公司、市财政局等领导机关。会中，市经委作出了决定，成立市经委领导下的工业搬迁办公室，任命张涛处长为市经委工业搬迁办公室主任，并在我厂蹲点总结经验。

从这以后，武汉市政府为贯彻实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推动市区企业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调整，于1994年4月行文下发《关于对市区部分工业实施搬迁改造的决定》，从而拉开了武汉市企业从市内搬迁到市郊，搬迁到开发区建厂的序幕。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94年4月行文到1997年元月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市就有732家企业搬出市内，涉及企业职工约37万人。这些企业易地建新厂的做法有力地拉动了自身的发展，也为老城区改造腾出了空间，极大地促进了武汉市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

我易地建厂的做法，开创了武汉市工业企业改造的先河，这也为我以后的人生带来了不少的烦恼，使我前行的路越来越艰辛。

56.舞龙与用人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母亲最喜欢的节日是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是勤劳的中国人民看舞龙和看花灯的节日。我母亲无论是在阳新邮电536厂还是回武汉的岁月里，只要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母亲早就作出看舞龙和晚上看花灯的准备。

特别是回武汉后，我全家人有时在汉口西北湖广场看舞龙比赛，有时赶到武昌阅马场看舞龙比赛。在观看舞龙比赛时，母亲总爱评头论足。时而指点着说：你看这条龙舞得多好看，耀眼夺目，活灵活现。你看那条龙就舞得差些，花样不多又不紧凑。有时对我说：龙舞得好不好，因人因位安排恰当是关键。

母亲看舞龙的感概，帮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龙是物件制作的，是死物。龙舞得如何完全靠舞龙的人。人是活的，舞龙人因人因位安排得恰当，众人团结一心、身强体健、心领神会，歩调适度，那么这条龙就会舞得令人赞叹不已。

盘企业跟我国逢年过节玩龙是同出一辙。一个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得好，因人干亊因亊用人是关键。盘企业就是盘人。人盘活了企业就盘活了。

如何盘活盘好武汉包装器材厂？这跟玩龙是一个道理。武汉包装器材厂是一个从街办企业迅速发展成如今是国有的中小型企业。但企业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虽然文化程度低，由于他们从小在师傅的传帮带下，实干经验丰富，多年来就熟练掌握了一门或几门的技能。有的人，具有独立带领一批人完成某一个项目改造的工作能力。因此，我根据厂现有的和今后需求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三个方面来强化武汉包装器材厂生存与发展的力量。

首先，我将一批土生土长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选派到企业最需要又最能发挥其专长的岗位上。

我任命老中专生，厂生产科科长杨明亮为厂长助理兼厂办公室主任。主管厂部与各车间有关经营实体承包合同的签订、监督和落实的工作，将厂办公室一般事务性工作职责调整到主导全厂生产经营职责上。

我任命老中专生，厂供销科科长崔炳炎为厂长助理兼供销科长。主管全厂货物供应产品销售和资金回笼工作。

我任命老初中毕业生、厂技术科科长胡绍华为厂副总工程师。专门负责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项目的扩建工程。在市领导牵线下，我投资300万元与一台商合资成立一个年产4000万支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使其成为华中地区当时最早最大的医疗器械生产基地。

我任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而在厂一直从事技术工作的原副厂长杨帮朋为厂副总工程师。专门负责可发性聚苯乙烯新产品的试制和扩产工作。并根据建筑行业新兴板材市场行情发展的趋势，结合杨帮朋、崔炳炎二人在江浙一带泡沫产品发展的调研报告和带回厂的样品，我投资100多万元引进大型板材生产线、板材切割生产线，率先在华中地区采用新一代工艺装备，使厂泡沫彩色钢板生产成为华中地区当时最早最大的生产基地。

这些人年龄较大、文化程度偏低，但都有极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一颗强烈的责任心和以身作则的精神。

其二，招聘有高学历高学位有实干经验的人才，为企业生存发展打下中坚力量。

我将邮电536厂高级工程师、副厂长李伟基调来当厂总工程师（市包装工业公司行文为武汉包装器材厂总工程师、副处级），分管全厂技术设备工作。李伟基同志是四川人，1969年四川大学机械系的高才毕业生，知识全面、动手能力强，在技术攻关上还有一股不轻易认输的劲头。

我将邮电536厂技术科副科长石胜国工程师调来当厂技术科科长。石胜国同志年富力强，是全国激光线切割机床协会理事成员，他在机电一体化方面有较深的功底，勤学苦钻，追求新技术、新工艺。同时，我也调进了几个富有实干经验的大学生充实到有关车间科室。

其三，广纳新生大学生，夯实企业发展后劲。

当时的大学生是计划分配的。满足不了我厂发展的需求。为此，我向市包装工业公司打报告，希望每年多分配几个专业对口的大学毕业生。公司领导极为重视，先后给我分来了以唐良全为代表的几批优秀大学毕业生。我将他们安排在一线实习锻炼，作为后备力量培养。

我总认为，知识决定思维。书读得多的人，其见解和洞察力与他人就是不一样。因此，我很想聘请一位硕士研究生来厂工作，给我当秘书。使他经常为我一时没有想到的事情，而他能马上为我想到了；我一时没有看到的事情，而他能及时为我看到了；我一时忘记了的事情，而他能迅速提醒我；我一时没有弄懂的事情，而他能设法为我弄懂；从而助我将有些事情考虑得更周到、更长远、更富有实际效果。

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组织部胡华部长时，她极力赞成。为此，她陪我到华中师范大学要硕士研究生。当时，请一个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来厂工作谈何容易！我俩到华中师范大学真是“三顾茅庐”，才请来了一名硕士研究生。这位研究生来厂后，在工作中真的不负我望，为我工作决策提出了不少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1995年5月份，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赵零同志来我厂调研工作，当听到我“三顾华中师大”才请来一位硕士研究生当厂长秘书时，她说："我市所有领导的秘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是硕士研究生，你这个小厂厂长的秘书居然是硕士研究生，真是超前。并顺便说了一句，他在你厂工作这长时间了，有基层工作经验，你又培养他入了党，你能不能把这个人给我？"我满口答应说："好，跟着我在这个小小的工厂干，能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呢"。不到一个月，这位硕士研究生就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去了。

由于我盘活了人才，盘活了企业，企业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企业党组织也得到了壮大。中共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党委于1994年3月20日，以武包党（1994）2号文决定组建中共武汉包装器材厂委员会。中共武汉包装器材厂委员会由张远友、刘世乐、李悠镇、郑云堂、徐青枝五位同志组成。张远友同志任党委书记（正处级），刘世乐同志任党委副书记（副处级）。撤销中共武汉包装器材厂总支委员会，其总支委员、书记职务一律免除。

这是上级党组织对我一年多来所做工作的肯定和褒奖，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期待和厚望。我立壮志树雄心，一定要把武汉包装器材厂建成武汉巿一流的企业，我一定要带好领导班子成员舞好武汉包装器材厂这条“龙”。

57.法院来电话

1993年10月的一天上午，厂党办主任余作武在车间找到我，对我说："张厂长，江汉区法院刚才来电话，要你下午到区法院去一趟"。我心里产生疑惑：区法院找我干什么？

吃了午饭，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我骑着自行车到江汉区法院。接待我的一位法官对我说：“有人举报你，说你一上任当厂长就把工厂卖掉了。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好端端的工厂卖掉？你在卖厂过程中从中捞了多少钱？你在姑嫂树又买了一块地皮建新厂，你从中又捞了多少钱？既然我今天叫你来肯定是有证据的。你先不要急着跟我解释，你先考虑一下，我出去办点亊一会儿回来再和你谈”。就这样我一个人在法官办公室坐了二个多小时。

法官回来了。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们谈谈吧！我说："考虑好了。我卖掉老厂就是利用城市土地地区的差价，将获得的资金在郊区买地建新厂，加强企业的资金流动量，开发新产品，使企业扭亏增盈，...。我谈着谈着，只见法官突然站起来"啪哒"一声拍起桌子来了。

法官烦了，法官动怒了，指着我说："我叫你来不是听你讲经商之道的，是要你交代问题的。你在这卖老厂买新地的几个大动作中到底贪污了多少钱？你老实交代"。我心里在想：我没有贪污就没有贪污，你要我交代什么？我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一分钱也没有贪污，你要我交代什么？”。法官反问了一句："你敢说你没有贪污？我是有证据的，现在的关键是看你的态度如何！"。我马上补充了一句："我敢说。我没有贪污就是没有贪污，这就是我实事求是的态度。你既然有我贪污的证据，那你就看着办吧。"。我说完后，法官看了我几眼，拿出香烟点着后抽着烟在办公室内来回踱着歩。他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态度如此明确，口气如此干脆。

几分钟后，法官说："那你就写一个保证书留在我这里吧。保证书的内容要这样写”，他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念着："我保证没有贪污，以后如发现我有贪污行为从重从快处理。保证人张远友"。我说："好，照你说的话写"。我写好保证书后交给了法官。法官看了一遍后，说："你可以走了，我们法院还会进一歩调查你的"。我这才离开法院骑着自行车回家。

我去区法院的亊在厂里迅速传开了。有人说：法院传讯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没有问题，法院怎么会传讯他呢？有人说：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贪？大干大贪，不干也贪。还有人说：他张远友这几个大动作下来，肯定贪污了不少的钱。这些猜疑的流言蜚语像风一样迅速刮遍全厂。猜疑和相信我贪污的人越来越多，这极大的中伤了我。

我确确实实没有贪污，我能向谁倾诉？向谁说道？谁又相信？我只好带着心灵上的创伤坚持工作。

58.拉他下马

我易地办厂的做法，使武汉包装器材厂走出了困境，也使一些嫉妒我的人产生异想。

1995年夏天，我带着厂副总工程师、供销科长等人去南京上海等地的原料供货单位，去考察EPS原料的生产质量，同时签订新的供货协议。就在我出差在外的这几天里，厂里一位副厂长请厂里六、七个中层干部在酒店里喝酒聊天。聊着聊着，就聊起厂里目前的形势。有人说：厂里现在有项目，有资金，有设备，有市场，生产经营好搞多了。有人说：确实好搞多了。姓张的能搞这个厂，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搞呢？也有人说：凭什么让一个外来的人来当厂长，来领导我们？把姓张的拉下马，让我们来搞。就这样，谈着谈着就商议起到时谁当厂长，谁当副厂长，谁当厂党委书记，并作了一个厂级领导的初步分工。

可关键问题是怎么把姓张的拉下马呢？在商议中，有人提出了把姓张拉下马的一个主攻线：就是他卖老厂建新厂这几个大的动作，在这几个大的动作中，他肯定有经济问题。我们就从这里入手，发动群众到上级领导机关里去举报，到市纪委、市检察机关去举报，大造舆论，把他搞臭，这样肯定能把他拉下马。

说来也怪，就在我出差回厂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到我家细说了这件事。说来也巧，回厂上班的第一天，就有几个参与喝酒的中层干部分别来到我办公室，他们以“汇报工作”的名义，顺便谈起那天在酒店喝酒时的闲聊。有的说；他是不情愿参加的，是碍着面子才去的。有的说；是去喝酒了，后来在酒席上有人把话说岔了，才谈起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讲：“只要把这个厂搞好，谁当厂长都行。至于我在卖老厂买新地建新厂是否有经济问题，欢迎全厂干部职工监督检举”。

没过几天，在厂干了几十年已退休在家的周副厂长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讲：“张厂长，昨天晚上有人来我家谈到厂里的一些情况，并说要发动群众揭发你的经济问题，同时要求改选厂长，要我支持他们当厂长”。

我听后对他们讲：张厂长他们搞得不错嘛，厂好不容易走出困境，厂的这大好形势是来之不易的。什么外来的人，什么厂里的老人，不都是党的干部吗？再说，你们能不能当厂长也不是你我说了算，而是全厂职工说了算。这是国有企业，还要上级批准。你们千万不要胡来，我不支持你们这个做法"。

我对周副厂长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你能讲出这件事，说明你这位老领导对我是信任的，也是对我当厂长以来所做工作的肯定。今天我向你老厂长保证，在这几个大动作中我没有贪污一分钱，请你放心。我在职一天就当好厂长一天。如果上级马上调整厂领导班子，我绝无怨言，一定搞好工作交接。

这位老副厂长的到来使我坚信：我出差的那几天里，现任的一位副厂长所策划的无组织的活动是真的。所不同的是，该活动正被他导演成公开的阳谋活动。

我在厂里的时候他还多次跑到车间造谣惑众，当着工人的面讲什么，你们辛辛苦苦的干活能捞几个钱？那姓张的厂长卖老厂买土地建新厂转眼间捞了多少好处，贪污了多少钱。有的工人觉得好奇怪，你堂堂一个副厂长跑到车间来，跟我们工人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有的工人实在看不过去就直接找我反映，说：你的副厂长在车间里胡说八道，这很容易搞乱工人的思想，影响车间的生产。这也说明你们厂级领导是不团结的，你应该找他好好谈一谈。

我针对某个副厂长无组织纪律，无原则约束的不轨行为，搞得厂里流言蜚语满天飞，为了稳定职工队伍稳定生产经营，我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和中层干部会。我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和厂中层干部会上，再三详谈我卖掉老厂买地建新厂的经过和目的。再三说明是厂党委五位委员签字画押一致通过的决定。是厂职工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的决议。再三表明我在这些经营活动中经得起纪委的审查、检察机关的检察。再三告诫大家：造谣者可耻，传谣者可叹，信谣者可悲。希望大家把心思把精力用在工作上，用在生产上。

为尽快消除隔阂，我及时安排时间和厂级领导再次一一谈心，希望领导班子成员着眼企业生存与发展这个大局，带头搞好安定团结稳定职工队伍，齐心协力把厂生产经营搞好。

会也开了，话也说了，心也交了。个别领导仍然没有悔改之意。他在场面上和你相见握手时，笑容满面弯腰鞠躬。离别后，在办公室怒气冲天拍桌子摔椅子咬牙切齿。他仍然唯恐厂里乱得不够，四处煽阴风点鬼火。他仍然工于心计、布局下棋、推车走炮。他仍然拉帮结派、呼风唤雨，掀风作浪。

他的所作所为令我费解：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平日里对我言听必行，在其他干部和职工眼中，他是我可信赖的朋友和忠诚的助手，可为何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为何这样对待我？

有人对我讲：他就是看你在这个厂里没有根基，没有师徒，没有帮派，没有背景，所以，他不讲良心，不讲道德，不讲组织纪律，不讲昔日称兄道弟的情感，挖你的城墙拆你的台子。

有人对我讲，他现在是看到厂生产经营好搞多了，有些按耐不住膨胀的雄心，急于。。。从这些反映中，我仿佛看到他千方百计从中作祟的主要原因了。

我明白了，还是我那卖老厂买新地建新厂“惹的祸”。他都以为我大捞特捞了，以为我发了一笔横财，而我呢，没有让他“有福同享”，所以惹恼了他，他又在聚蓄力量非要拉我下马。可我怎么向他解释呢？我说得再祥细再实在他信吗？他的朋友们能信吗？

我在想：我坐得稳，行得正，让时间去说明问题吧！

59.科长来家谈心

有天晚上，厂里一位科长来我家找我谈心，我泡好茶拿出香烟招待他。我们俩人就坐在简易的沙发上边抽烟喝茶，边闲聊着。

他谈着谈着，突然话锋一转，问我：“张厂长，你知不知道你前面的两任厂长是怎么下台的？”我说：“不知道。”这位科长说：“那我就告诉你吧。是你提拔的那位副厂长在厂里组织力量，到上面去反映A厂长的问题，把A厂长搞下来的。也是他组织人向上级要求，把武汉缝纫机糸统的一位副厂长调来当厂长的。这个人来我们厂当厂长后，刚开始和他的关系还不错，两家还经常走动，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请回来的那个人当厂长后，从缝纫机系统调来了一些干部，都安排在一些重要的中层干部位置上，而他仍坐在冷板凳上没有丝毫的变化。尤其是厂里一些人在他面前讲，‘你推翻了A厂长，请回了B厂长，你还是个老面孔，。。。’这些冷言热语深深地刺激了他。于是他第二次组织力量，立志要把姓B厂长拉下马。现在你当厂长了，他有力量支持你当厂长，但他同样也有力量把你拉下马。你说对不对？”。 听他讲的这些话，我心里一惊。我在想：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跟我谈心吗？有这样的谈心吗？还是到我家里来找我谈心的。这不是谈心，这分明是在向我叫板！而且是到我家里来当面与我叫板。

他说这种话，你认为他年轻幼稚吧，他也快到不惑之年了。你说他年轻无知吧，他还是个大学生，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一家国有中型企业的老干部，为人处事口碑挺不错的。作为一个下属在和领导讲话时，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那些话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上不能说，其父的言谈举止，或多或少对他这个做儿的应该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现在看来他这个做儿的确实不如其父。

我和这位科长也打了好几年的交道，他给我的印象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为人和蔼、喜欢言谈，有点专业基础和技能，善于动脑筋，有点小聪明小主意。但能成正亊成正果的主意不多。厂内很多人都知道他和我提拔的那位副厂长是亲密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在他那帮朋友中他是摇鹅毛扇的，在厂内有些人称他为“小诸葛”。他今晚讲的这些话令我生奇。

于是，我对他讲：“你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想说明什么还是想暗示什么？或是想转达什么？”这位科长说，都有。

他接着讲：“你有一个致命伤——经济问题。你一当厂长就着手卖掉老厂，买地建新厂，这几个大的动作你敢说你是干净的吗？一点经济问题也没有吗？我们有人把你这几个大动作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你待我们不好，我们同样会组织力量把你拉下马，甚至。。。”他当作我的面把话竞说到这份上。

我仍心平气和地对他讲：“我当厂长谢谢你们的支持。我还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当厂长。多一份支持多一份力量，企业的生存就多一份希望。把企业搞好把职工福利搞上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目的。

就拿你来讲吧，我待你也不错，你原先只是个一般的管理干部，我当厂长后将你提升为科长，负责厂里一个综合部门的管理工作。

对于你的好朋友我待他更不错。他原先是一个坐了好几年冷板凳的科长，我当厂长后，将他提升为副厂长，还要我怎样待他好？建新厂房由他全面负责，选建筑工程队由他来介绍来决定，这些你都知道的。

至于要我让位那是迟早的事，我当厂长还不到二年，让我再用点时间把厂里的工作理顺了，再交给他不是更好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什么事情都要顺其自然。你说对不对？

至于你谈到你们同样有这个力量把我拉下马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叫"亊不过三"。你们把前两任领导搞下来了，现在又立即将矛盾对准我，这是何必呢！如果你们非要这样对我，我也没办法。

但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讲，你们没有这个力量把我拉下马。我说句实话，我前面的两任厂长治厂能力不在我能力之下，只是在执政的时候国有企业大的气候、大的环境和企业历史包袱使他们举步艰难，你们才能以各种过失和过错将他们拉下马。而我和前两任厂长有三点不同。

其一，我已带领全厂干部职工使企业走出了困境，这是全厂职工包括上级领导机关一致认可的事实。

其二，我在卖掉老厂买地建新厂的几个大动作中没有任何经济问题。我经得起司法机关的检察、纪委的审查，你们从中找不到打击我的力量。

其三，我曾经是军人，十几年军旅生涯锤炼了我的意志，在歪风邪气面前我是很犟的，我绝不会轻易低头认输的，除非我主动辞职不干。”

我语气果断，毫不含糊，毫不留情地表明了我的态度。

"谈心"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他强装着笑脸扶了扶一下眼镜，站起来转身离开了我的家。

我和这位科长谈的话，被细心的母亲听得清清楚楚。科长走后，母亲对我说：这是个什么人，到家里来和你谈心还尽说些不友好的话。他还是个科长，这种不懂是非不明事理的人还能当科长？你还说他是大学生，他的书读到那里去了？书读到狗屁里去了。母亲在为我忿忿不平，脏话也骂出来了。

而此时的我，预感到风要刮起来了，雨要下下来了，雷电也会跟着来的。狂欢暴雨既然要来，那就来吧！

60.风雨袭来

风，真的刮起来了，风起云涌。雨，真的下下来了，铺天盖地。风暴雨骤，电闪雷鸣，一阵狂过一阵。

一天晚上，武汉市城建综合发展总公司的王经理来到我家，告诉我：他们总公司的总经理因经济问题被市检察院逮捕了。问我在买他们公司罗家嘴那块地时，总经理是否给过我的钱，如有此事请告诉他，他就和新上任的总经理商议一下采取措施保护我。

这位王经理原是我厂的一位科长。在我刚当厂长时，就调到市城建发展总公司一个部门当经理。当他说完后，我十分肯定地对他讲：你们总经理一分钱也没有给我，我和他没有任何经济瓜葛，请你放一千个心。谢谢你的好意。

1995年秋，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冯立顺给我来电话，要我到公司来一趟，他有事找我。我到公司他的办公室刚坐下，他就说：“有人举报你，说你在易地建厂时有重大经济问题，市纪委特意成立了专班，先外围调查，后内部查账审查，时间用了三个月。现已查明你没有经济问题，市纪委专班负责人要我转告你一声，请你安心工作，好好干。同时，我也要对你讲，这次市纪委成立专班查你的经济问题，事先没有告诉我公司，是绕过我公司独立行事的。我希望你不管是谁查你的经济问题，你要经得起查不要影响工作”。我向冯经理表了一个态：“请领导放心，我经得起查，更不会影响工作，我会把厂里的工作照常搞得好好的”。

1996年春节前，有十几个工人来到我家，见我家无人开门，就在房门外大喊“打倒贪官，揪出贪官”之类的话，并不停地踢踹我家的房门。这些人的动作惊动了小区的保安，保安打电话请派出所来人。派出所来了两位民警，听了这些工人诉说后，便说：你们说你们厂长贪污了有经济问题，有经济问题到这小区来闹起什么作用？想在小区搞臭他？你们来闹一下他就臭了？现在是法制社会，要搞，就到市检察院去举报，不要在这里闹了。

这些工人在民警的劝说下离开了小区。但我的名声在小区也大了起来，在小区内原本我熟悉的人现在一看到我，眼睛也走光了。

1997年年中，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传讯我。接待我的检察官说：我们没有收到举报你的材料，但你厂有十几个工人每天坐在检察院不走，非要我院立案检察你的经济问题，我院领导从这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立案检察你的经济问题。这也是为了你好，使你给全厂职工有一个好的交待。在我院办案期间，你不要离开武汉市，要随叫随到配合好我们查案。

我明白：还是那卖掉老厂买地建新厂的事。还是怀疑我从中贪污了巨款，还是认为我是一个贪官。

1998年年底，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要我到检察院去一趟。在检察院检察官的办公室里，一位检察官指着桌子上面一大堆材料，对我讲：这都是调查你的材料，有二尺多高。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办案调查，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你有经济问题，今天叫你来就是告诉你这个结论。我听后如释重负，真是风雨过后艳阳天。

在我任厂长五年多的时间里，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武汉市纪委和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组织的离任审计，四个单位分别对我易地建厂的经营活动进行了全面的长时间的外查内审，其结果证明我不是贪官，是清正廉洁的。

这真是：任凭风浪起，公道在人心。

61.来了就是客

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看到一个工人坐在我家的沙发上，看他那个样子是来闹事的。

我放下提包走到他面前，板着脸问他："你怎么来了？到我家里来有什么亊？"他说："我是来吃饭的。厂里人都说你当厂长贪污了好多钱，我到你家来吃餐饭算什么？"我一听火冒万丈跟他对吵起来。母亲见状急忙过来劝说我：“人家既然来了，来了就是客。晚饭都做好了，不就是添一双筷子吗？”接着，就拉着这个工人在饭桌旁坐下。龚金凤和孩子忙着端菜端饭。我只好忍一忍，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

没有一个人说话，整个餐厅静得只听见嘴巴吃饭嚼菜的声音和碗筷相碰时的声音。我还看见母亲时不时地往这个工人碗里夹菜，并听到母亲说"吃吧，吃吧，多吃点菜"说话的客气声。在吃饭时，我烦躁的心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吃完晚饭，我请他到沙发上坐，并给他倒了一杯茶。他说：“张厂长，我不坐了。不是我有意非要上你家来吃上这一顿饭，搞得我们心里都不痛快。关键是在上你家吃饭的问题上有人与我打了赌，看我敢不敢来。现在还有人在你家外面看着我呢。所以，这个赌我不能输。今天，我是非到你家里来吃上这顿饭不可。是我做得不对”，说完话他转身就走。还特意到厨房与我母亲告别。对我母亲说："大妈，今天很对不起你老人家，谢谢你的这顿饭。"说着，就离开我家下楼走了。

我母亲凭借她的聪明智慧，"来了就是客"这句话迅速平抚了我和这个工人肝火相斗的怨和恨。这也使我深深地领会到母亲：临场应对的策略和调解起和的技巧，我从心里更敬佩我的母亲。

62.母亲似警钟

我不当贪官，廉洁自律，与小脚母亲时常对我的教诲、唠叨、说教、警钟常鸣是分不开的。

在那风起云涌造谣中伤我的时候，在那司法机关检察传讯我的时候，每当我回到家里，母亲总要在晚饭后，或喝茶时，或睡觉前，凑到我面前，给我“唠叨”一会儿。心疼地问“冇得事吧？”我回答说：“冇得事。”母亲说：“冇得事好，冇得事好”。

接着，就给我上课。说什么；你是在部队入的党，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到你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对得起党这么多年对你的培养，要对得起部队对你的培养，千万不要给党丢脸。

说什么；你是有家室的人，家里有老父亲老母亲，有老婆有孩子，要经常想到这个家，别让家人为你担惊受怕。

说什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千万不要伸手，千万不要去摸，千万不要想方设法去拿。

说什么；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干糊涂事，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想到人在做天在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说什么；钱这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钱能使你享褔，也能使你遭罪。说什么；富不出三代，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罪人。等等。

有时，母亲以拉家常的方式，有意识地用很朴实的言语来开导我。说什么用1000多元钱买件名牌衣服是穿，难道用几百元钱买件衣服就不能穿吗？衣服，只要能遮体挡寒，上得街见得人就行了。过日子，天天吃鱼吃肉是过日子，隔一、二天吃一次鱼吃一次肉，就不是过日子吗？天天吃这补那补的人能强身健体，那天天吃素的人不照样延年益寿？我们都是从苦日子走过来的人，现在有吃有喝有穿有住，比往日不知要强多少倍。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人在福中要知福。说贪婪是万恶之源，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只有知福才知足，只有知足才无贪心，才无是非，才无横祸，才能平平安安。平平安安是最大的福。

有时，母亲就用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来提醒我，说，你有一个战友当上了正厅级领导，后来查出有贪污受贿的经济问题，被组织上立案检察，最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坐牢，奋斗了大半辈子落得如此下场，值得吗？

母亲，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跟我唠叨着说教着。不过，母亲这些唠叨说教既通俗又管用。每当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母亲，就像是看见警钟，就想到母亲的慈爱，就想到我对家人的责任，就想到我应该走的路。

在我当武汉包装器材厂厂长这几年的时间里，在卖掉老厂买地建新厂的几个连贯动作上，我能做到清正廉洁与母亲“这个警钟常鸣”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我随时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67年4月15日在部队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我为自己不满20岁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感到幸福和骄傲，心里洋溢着自豪感。从那以后，我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努力用自己的言行来呵护中国共产党这个神圣的名称，绝不做有辱党的声誉有损人民利益的事。特别是走向基层领导岗位后，我为自己划了一道绝不超越的红线——不利用职权把对物质的享受和满足，建立在对国家财产多侵多占多贪的欲望上。我无论是在邮电部536厂当领导，还是在武汉包装器材厂当领导，牢牢地守住这条红线。因为我深知：超越了这条红线，就背叛了党的宗旨，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走上一条不归的路。

我在武汉包装器材厂当厂长的初期，其所以决定卖掉黄金地段的老厂，到市郊买地建新厂，就是为了使企业快速走出困境产生裂变。同时，使自己经营企业的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我卖掉老厂买地建新厂，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只不过在当时来讲确实有超前之势。 这就引起了社会上和厂里一些人的想法。他们以他们所想所为来推测我的所想所为，以社会上腐败的案例来推测我贪腐的程度，总想从中找到我贪腐的问题，以作为他们"大干大贪，不干也贪”的理论依据。他们的推测我完全理解。因为社会上贪腐的现象大有市场，敛财如命的大有人在。

但他们以看待他人的眼光来看待我，猜疑我，真的是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太不了解我做人的品格和内心的信念。他们忽视了一个客观规律：在同样防腐反腐考题的试卷上，因人们的经历不同，政治素养不同，所看事情的立场观点不同，其答案也断然不同。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但在我的人生中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这风风雨雨砺炼了我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上：眼睛更明亮，心灵更健康，思想更坦荡，意志更坚强。所以，在千物万利面前，我不侵占不贪污，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我的信奉是：人生在世政治名誉至高至上。一个没有政治名誉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其次，我随时想到自己是有家室的人。

在人的生活中，金钱确实重要。人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离不开金钱。但我认为金钱是为人服务的，而人不是为了金钱而奋斗的。有人会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从不认同这个观念。我认为人和鸟不能相提并论。鸟是最低级的飞禽，确实在为寻食而亡。而人呢？人是最高级的动物，难道人来到世上就是为钱财而活着，也是为钱财而死的吗？

我有时在回想：在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些加入共产党的富家子弟为了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变卖家里财产和田地，将获得的资金上交党组织，他们所作所为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财吗？

在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的初期，一些富家子弟的共产党员带头将自家田地房屋分给穷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财吗？

1970年我所在的一军三师党委，请红军团长方和明来部队给连级以上干部作报吿，讲述他在中国革命胜利后1950年辞官为民，回到湖北省红安县的老家当农民种田的亊迹。红军团长当农民，他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财吗？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执意离开生活优越的美国，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为了回国，他还遭到美国政府几年的软禁，就这样他仍然要回到中国。他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财吗？

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早年就在美国大学当教授，年薪酬6000美金，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他毅然回国在北京大学教书育人。年薪酬只有300美金，只相当美国年薪二十分之一。他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财吗？

国际友人加拿大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对当地军民救死治伤，直至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他到中国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财吗？

这些人以国是为己任的崇高品德，深深地烙在我心里。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做人就应该像他们那样做人，尤其是共产党人更应该像他们那样留给社会，留给他人，留给后人一个好的念想，一个好的精神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我即然来到这个世上，我就要看我一生中能做些什么？能做成什么？我虽说做不了什么大亊，但愿尽心尽力做好社会赋予我的每件亊。最起码不能犯糊涂做犯罪的亊。人若犯糊涂迷恋金钱，贪恋金钱，迟早有一天会把自己变成金钱的奴隶，迟早有一天会把自己弄到那个不该去的地方。这不仅毁了自己，毁了自己的家，也毁了子女的希望和前途。这物有所值吗？在物质贪恋上和家庭平安上那个孰重孰轻？没有家还要什么？我不留恋权势，不留恋金钱。我留恋和向往的是全家人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些比什么都重要。这些就是金不换。

再次，我随时想到那些反面典型的“教材”。

在我的人生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反面典型“教材”之一的是张子清。张子清是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中最早的一位团长、一位师长，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为天津地委书记，在天津市政工程建设中贪污巨款，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这样一位战功卓著重量级的大人物，毛主席还是含泪批示枪毙。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射倒的人，因掌权贪腐倒在党和人民反腐的枪口下，这是为什么？这说明了什么？

再看看我身边的一个反面教材，也就是我母亲所说的我的一个战友。其实，在部队里他是我的一个兵。他1973年入伍，1976年复员回武汉。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他考进武汉大学，1981年武汉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机关。在那个进党政领导班子讲究文凭的年代里，他高举着武汉大学的文凭，在官的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十几年的时间四十岁刚出头就当上了正厅级领导干部，真是年轻得志。当时，很多战友为他不断进步倍加赞扬。当他贪腐的事情曝光后成为阶下囚，很多战友为他深感惋惜和遗憾。大家都在议论着一个问题：他这是为了什么？

这些位高权重之人成为反面教材确实令人深思：他们这些人有权有势有吃有喝还能作威作福，难道他们还缺少什么？

他们什么也不缺少。如果要说他们缺少什么，那就是缺少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足的心境。缺少党纪国法的概念，缺少必须遵守的党性原则。这些前车之辙应为我后车之鉴。

警钟常鸣，能使人不迷不惑，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正廉洁，能使人心宽体健，无忧无虑睡个好觉。

母亲，我的小脚母亲经常告诫我：人要珍惜生活，珍惜前程，珍惜生命，珍惜名誉。

母亲，我的小脚母亲，就是我人生路上的警钟。

63.愧对姨妈

1994年年中的一天，我接到浠水县姨妈家顺发表哥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姨妈去逝了。

我将噩耗告诉了母亲，母亲当时就哭了。在我母亲兄妹四人中，姨妈排行老二，母亲是老幺，姐妹二人年龄相隔在十岁以上。

家住武昌的两个妹妹和妹夫赶到汉口我家，共同商议去姨妈家的事。我首先讲了自己的想法。我说：“姨妈活着的时候最疼我们最关心我们家，现在她老人家走了，我们应该去浠水看看姨妈最后一眼，送她最后一程。可我现在工作太忙了，老厂在拆迁新厂在建，我要是到浠水去少则二三天，多则三四天，我担心我不在厂的这几天里，怕厂里出了事，所以我不能去浠水，能否请两位妹妹当代表陪母亲去浠水？”。

俩个妹妹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能作代表吗？我们几个人去也抵不上你一个人去。”母亲说话了，母亲说：“你妹妹说得对。他们几个人去是抵不上你一个人去。再说，你不去我们怎么去？我也是70多岁的老人又有病，怎经得起这几个小时长途汽车的颠簸？搞得不好我人到了浠水也要死在浠水了。”

母亲接着说：“友儿，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好不容易重新站了起来，好不容易又当上厂的领导，如果你走后的这几天厂里万一出了事，你即辜负了上级对你的希望，对不起厂里职工，搞得不好你又要下来了。你是一个快五十岁的人了，是经不起再次折腾。我也老了，我也走不动了，我们就不去浠水送你姨妈了。姨妈最心疼你的，我想这次姨妈会理解你原谅你的。”

母亲的话，说得很直接很明了。我信了母亲的话，决定不去浠水了。

几天后我从母亲的表情上看出来了，母亲的话虽说得好，但她心里缊藏着强烈的送姐姐一程的心愿。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人活着的时候今天不见明天还可以见，可人死后安葬之前不见面，下葬后就永远见不了面了。这次母亲不去看她姐姐一面，以后永远也看不到她姐姐生前的最后一面。

我更看出来，去不去浠水送姨妈一程的事，让母亲很为难。难就难在一边是几十年带过她心疼她关照她的亲姐姐，如今姐姐去世了，远在武汉的亲妹妹却不来送她一程，这于情不容，于理不公，于心不安。而另一边是几十年朝夕相依，同甘苦共患难的儿子。她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儿子在社会变革中的大起大落。几起几落的春夏秋冬抚白了儿子的头发，风霜雪雨增添了儿子脸上的皱纹。她曾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儿子被人推下山崖，差点丢了性命。她又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儿子，从低谷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的艰辛。她太同情她的儿子了，她太心疼她的儿子了。她不希望她的儿子在继续攀登的人生路上，为了送姨妈一程又出什么差错，让儿子再次跌倒。她真心希望她的儿子平平安安。知儿者莫如娘也。思前想后，母亲才做出了不去浠水的决定。

当时，我觉得母亲做出不去浠水送姨妈一程的决定，是英明的是对的，这能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全力抓好厂当务之急的几项工作。可就在那几天里，我发现母亲变了。有时；母亲一个人站在窗户边傻傻地看着外面，像个木头人。有时；母亲坐在床边一动也不动，眼睛红红的，她肯定在回忆姐妹亲情时在伤心落泪。有时；母亲半夜三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静静地发呆。我猛然醒悟，意识到自己在送别姨妈的问题上，犯了一个弥天大的错误，一个想弥补而根本无法弥补的大错误。

我不让母亲去浠水送姨妈最后一程，去看姨妈最后一眼，想到的只是厂里的工作。可厂里的工作今天做不完还有明天还有后天。而死去的姨妈，今天不去看最后一眼，明天就下葬了，以后想看也永远看不上了。

姨妈是母亲同辈人中活在世上唯一的亲人。现在姨妈去世了，从母亲姐妹的角度去考虑，我也应该安排好厂里的工作，全心陪母亲去浠水，送姨妈最后一程，以了结母亲的心愿。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我满脑子里装得的是厂里的事。母亲情绪的变化使我扪心自问：事业和工作是重要，难道事业和工作就不包括亲情？就不讲人情世故？我对待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太愚忠了。我确实做了一件天怒人怨的事，一件不能宽恕的事。

想想姨妈几十年如一日地关照我家，其恩如山重，其情似水长。1961年，我全家刚下放到农村时，那时生产队里还在吃公共食堂。记得有一天下午，姨妈带着大表姐到亭子湾来看我们。吃晚饭时，我拿着洗脸盆到小队食堂打回了稀饭。到家后大表姐用勺子在脸盆里搅了几下，只有几颗饭粒浮上来，便对我妈说：“小姨，这哪里是稀饭！这完全是水。这打稀饭的人太不像话了，欺负一个小孩”。后来，大表姐就用她偷偷带来的混合面粉做成粑粑给大家吃。

在我家下放到农村的那几年里，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农村缺吃、缺穿、缺用。而姨妈家从不间断对我家的接济。姨妈家地处浠水县策湖公社，在我眼里姨妈家的居地是一处风水宝地。姨妈家房屋的后面是山，山后是大山，山峦重叠。在那山里蕴藏着千奇百宝。山的北面有一个庙，叫福主庙。此庙少说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当地人称“镇山之庙”。赐福于当地民众的香火常年不断。姨妈家房屋的前面是一口水塘，水塘的下面是不规则的梯田，梯田的尽头是一望无边的大湖，这湖叫策湖。湖里有各类的鱼，一网撒下去定能网上好多鱼。湖边还种了很多莲藕，夏秋之际荷叶连片香飘四方。 可见，姨妈家乡是一个典型的依山傍水的好地方。

姨妈家的大表姐夫李洪山是这个好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他带领着全大队的农民充分利用山地湖区资源的优势，依靠勤劳的双手，使那里的山养活了他们，使那里的湖养活了他们，使那里的水养活了他们。姨妈家就是拿养活她们的东西，来接济一个全家没有劳动力经常缺吃少喝的妹妹家。接济一个只晓得看书写字，其它的亊什么都不会做，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书呆子的妹夫家。

1964年8月，当我验上兵去部队之前，母亲带着我到姨妈家去辞行时，姨妈村里的几个老人说：年青青的又有文化干嘛要去当兵？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姨妈听到后怕我心里不高兴，便对我说：现在是新社会，好铁就要打钉，好男儿就要去当兵。别听他们嚼舌头的话，山里的老人懂什么！几十年过去了，姨妈那时跟我说话的情景，仍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197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湖北省阳新县邮电部536厂后，刚去的那几年总是没有菜吃，也不容易买到菜。是姨妈叫顺发表哥隔三岔五地从浠水给我家送菜来。有一次，姨妈家大表姐叫她的小女儿也一起来邮电536厂看姨婆，看我这个表舅。小女孩十分高兴，并对她妈讲：表舅最喜欢吃莲篷米，我到湖里去摘些莲蓬带给表舅。哪知，她在撑船时不小心掉到湖里溺死了。那年她才12岁。我那可怜的外甥女，为了给我这个表舅摘莲蓬丢掉了性命。当大表姐谈起这件事时，我悲痛万分心如刀刺。

每每想起姨妈家恩惠于我家的往事，再想到姨妈走时，我全家没有一个人去浠水看她最后一眼，送她最后一程，我很自责，我很内疚，我很后悔。这件事永远是我活着时候的一块心病。一块根本无法医治的心病。

母亲很精明。在她刚刚中风时就给我交代了她的后事，并跟我谈到浠水方面的事。母亲说：“友儿，我死后你可以打一个电话告诉浠水那边的亲戚，但不要指望他们会来人看我最后一眼，送我最后一程。因为姨妈死时，你兄妹谁也没有去，是我们理亏在先。我跟你说这话，是要你心里有一个准备。我死了以后，你们老表之间若身体好能走动就走动一下。亲戚之间是前世所修，血脉亲情不是想割断就能割得断的"。

母亲逝世时，我给浠水那边亲戚打了个电话，浠水那边几大家的表哥表姐真的没有一个人到武汉来送行。我怨谁呢？母亲生前说得对：我们理亏在先。

我愧疚姨妈，愧疚表哥表姐，愧疚母亲。这是我永久的愧疚。

64.去上海打工

那是1995年5月份的事情。有一天，萧政之老先生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他二女婿李慈雄今天到武汉，约我晚上八点钟在惠济一路他家里见面，相谈要事。

萧政之何处人也？萧政之老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台湾国民党军队退役的高官，移居美国。在海内外是有声望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其祖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县（今蔡甸区），现如今萧政之老先生是武汉市政府特聘的十个外籍咨询专家之一。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萧老先生在同乡好友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王功安部长的邀请下，乐于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和奉献，不辞辛苦常年奔走于海峡两岸，为中国大陆经济建设，尤其是为武汉市招商引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和他相识是在一次招商引资会上，通过市里一位领导介绍而相识的。从那以后我和萧老先生接触多了，从相识、相谈、相知，发展成忘年之交的老朋友。

我尊称萧政之前辈为萧老先生，不仅仅因为他是长者，是高官，最主要是他见多识广，熟知古今中外，精通儒释道学，悉读唐诗宋词。听他讲中国历史，讲海峡两岸，讲东西方民俗文化，是一次力量的汲取，一次知识的丰富，一次渴望的收获，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名副其实的导师。

李慈雄先生是萧老先生的二女婿，美籍华人，美国金融管理专业博士。他在岳父的鼓动下筹措了千万美金，于1994年初到上海浦东创建了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从意大利、瑞士引进全套专业瓷砖生产线，专门生产和销售高级玻化石和高级釉面砖系列产品。其系列产品畅销全国，斯米克集团公司也成为全国“四大名牌”釉面砖专业生产公司之一。在此基础上，还兴办了上海斯米克房地产开发公司、机电工程公司。李慈雄博士出任斯米克集团公司总裁，其夫人、萧政之老先生的二小姐李萧明谨出任总经理。具有高学历，会多国语言，聪明精干的四小姐萧永瑞出任副总经理。

这是一个家族式的经营管理集团公司，在上海名气很大，历届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都去过斯米克集团公司观光考察和调研。

那天晚上，我在萧老先生家中等到九点多，李慈雄总裁才回家。萧老先生即刻将我介绍给李总。李总含笑对我讲："张厂长，不好意思，违约了。是你们（王）守海市长宴请我，在宴席上大家都谈得欢，所以回来晚了一点，让你久等了”。言谈中，李总对我说："我岳父从不轻易夸奖某个人，这两年我们在台北过春节吃团年饭时，他总爱讲武汉有一个张厂长是怎么怎么能干，说得我总想见你一面，看看我岳父讲的这个张厂长到底是怎么能干的一个人，有哪些值得我岳父夸奖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见你的主要原因"。

我说："萧老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和你岳父是忘年交的朋友。从你的话里我才知道萧老前辈对我的厚爱。我在武汉只是一个几百人小厂的厂长，谈不上有多大能耐。假如我有能耐时至今日怎么还是一个小厂的厂长呢？"。

我俩彼此客套了一番后，才转入正题。首先，是李总谈他创建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的情况，谈到引进意大利瓷砖生产线花多少钱，要达到年产量多少。谈到在浦东房地产的开发。谈到将来斯米克集团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他每谈一个问题总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也不拘束畅快地讲，只当作一次相互交流和探讨。

就这样，我们越谈话越多，越谈越有共识，越谈越投机，谈到深夜我俩谈意仍浓。最后，他说："难怪我岳父总在家人面前夸奖你，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领教了"。

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张厂长，我想请你到我们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去工作，给我当助手你看怎样？我不会亏待你的。在薪酬方面刚去的半年内，年薪六万元人民币，满了半年年薪十万元，请你考虑考虑"。

我说："李总，谢谢你对我的邀请。你请我到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去工作，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目前，我还在武汉包装器材厂当厂长，能否去你公司请允许我考虑一下"。李总说："可以，行或不行，到时给我岳父回个话，我明天就飞回上海了"。

我的心动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我参加工作三十多年，还是从部队转业到工厂的干部，每个月的工资才160元，而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李总给我的半年内年薪6万元。这6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每个月的薪酬是5000元，满半年后年薪为10万元就是说每个月的薪酬是8000元。我到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干上几年胜过我在国有企业干一辈子。去不去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给李总打工，我想听听家人的意见。

有一天，我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谈到斯米克集团公司李总对我的邀请，谈到我到上海打工的薪酬，想听听家人的意见。

在家中的会上，两个女儿极力赞成我去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打工，她们的理由是：老爸不仅能赚更多的钱，对她俩大学毕业到上海去创业还有很好地帮助。

我母亲是极力反对。她的理由之一，父母在不远行。父母亲现在都是老人，说不准哪天走了还见不上一面。理由之二，是你把这个厂刚刚搞得有一点起色，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些，突然甩手不管厂的事这能行吗？即使有人接你的手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一个和尚一个法，新来的和尚如果经念得不好，这几百号职工又怎么办？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小脚母亲竟有如此的胸襟，如此的见识。母亲说的这些话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老婆的意见中立。她说：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你要去我不反对，你不去我也没有意见。就这样，家里的会没有达成共识。

过了一段时间，我给萧老先生打了个电话，说我心里很纠结。辞职去上海我怕接手的厂长一时适应不了工作，使厂生产经营垮下来，到时千夫所指。不去，我对不起你萧老先生和李总对我的信任，也对不起你们给我开的高薪。

萧老先生讲：你有这些纠结我理解。这更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领导，是一个诚实的领导，这更是我看中的一点。不过，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建设发展很快，已有不少懂技术、懂管理、懂市场的人才调进来了，我对你的时间再放宽点，希望你能在1996年6月1日前到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去上任，超过这个时间李总就另做打算了。

几天之后，萧老先生约我相谈。他说：在你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斯米克之前，我看你的秘书小何不错，你能否先将小何借给我们用一用？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满口答应了。

何慧敏，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的，在厂办公室工作多年。我当厂长时，在对外招商引资洽谈时常带着她，请她帮我整理一些文稿资料，久而久之她的文笔工作、沟通协调能力和独立组织活动能力得到有力的加强和发挥，深受萧老先生和四小姐萧永瑞的赏识。

何慧敏直到今日仍在上海斯米克集团下属公司当总经理，她老公和儿子早已定居上海，她每年享有几十万的年薪，着实令人羡慕。假如我1995年去了上海斯米克集团公司，我全家肯定定居在上海，我肯定干到现在，我年薪至少几十万，我家的生活水准肯定在小康水平之上了。

摆在我面前的却没有假如。我明明知道我去了上海，在斯米克集团公司里我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和发展空间，我有很多人想拿而拿不到手的高薪，对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发展创业确实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在上海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确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但是，刚刚走出困境好不容易有点活力和起色的武汉包装器材厂更需要我，厂里的几百号职工及身后几百个家庭更需要我。此时此刻的我怎忍心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顾厂这个大家！这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候的作为。在于公于私的天枰上，我下定决心不去上海了。

我只当作没有那么一回事。静下心来，继续把厂生产经营积极稳妥地搞好。

65.拜年辞

萧老先生：您好。

蛇年即去，马年即到。在此，特向您及老夫人拜年，祝二老马年之际，身体健康、幸福吉祥、合家欢乐。

自93年相识已九年了。记得初次见面时，听说您在台湾原是一个大人物，心中难免有些怯懦有些局促。但您一声“张兄，您好”，轻柔细语立即叩开了我的心扉，怯懦局促烟消云散，两人的心一下子拉近了。我轻松喜悦地面对着“兄长”般的前辈。

头几次的接触，您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一个有风度的人，一个有金钱的人。后来接触多了，您留给我的印象便是您高雅的气质，过人的睿智。您今年福寿八十有二，但从您那不花白的头发里、不密布的皱纹里、不佝偻的背腰里、不苍老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您年青时的灵气盈盈、中年时的正气浩然、老年时的豪气荡漾。

从您子女的事业上精神上同样可反映您气质依然。1999年4月，我出差到上海，与四小姐永瑞通了一个电话。她很高兴地邀请我到浦东看一看。盛情之下我去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看了斯米克大厦，看了斯米克瓷砖生产线，看了纸业公司，还听了萧总有关房地产开发情况的介绍。我看到了斯米克公司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情景，但更看到了慈雄总裁的事业发达、四小姐永瑞工作的勤奋。他们事业的成功与您细心育人息息相关，这就是您的人品、您的气质、您的精神财富。这是您先习：修身修心修养之学，后践立言立行立德之果。

我喜欢与您言谈，因您轻言细语深入浅出，待人心热情浓平和雍容。

我喜欢与您同行，因您身材魁梧挺拔有力，体现将军的姿态和魅力。

我喜欢观您行事，因您办事风格含而不露、迂事深谋善断干脆利落。

萧老先生：我用再丰富的语言也无法表述对您的敬慕之情。您永远是一棵屹立在我心中的不老松。

祝全家新春佳节快乐。

远在武汉的忘年之交：张远友贺

2002.02.02

2005年6月18日，萧政之老先生在汉口惠济一路的家中，将他编著的《两岸大走向》书籍一册赠送与我。

66.辞职

我有一种头痛病，时常发生在头左侧的太阳穴位边。这种头痛病发作时间快疼痛时间短，一般只有十几秒钟，最多也只有二三十秒钟的时间。

当我头痛病发作时，我双目紧闭牙关紧咬，迅速用手在疼痛的太阳穴位边按压或推揉，十几秒钟过去后又变回一个正常人，好像什么事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头痛病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好几次我的头痛病在全厂召开的中层干部会上发作过，心细的人能察觉得出来。

1996年初，我到武汉协和医院作门诊检查，医生诊断为用脑过度，供血不足。1997年年中我头痛病又发作了几次，疼痛时间长了些，疼痛程度严重些，发作时有要人性命之威胁。为此，武汉协和医院副院长张@@大姐要我住院作全面检查，住院诊断为脑梗塞，并认定我有冠心病。

我面对身体每况愈下，面对社会纷扰不断，面对企业竞争挑战，深感心力不足，缺乏继续前行的毅力和勇气。于是，我选择了辞职。

1998年元月16日，我向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党委正式呈交了辞去武汉包装器材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职务的报告。为了企业生产经营能承前启后，在我辞职之前，我举荐厂长助理崔炳炎同志接替我为武汉包装器材厂厂长。当我介绍完崔炳炎同志的情况后，公司经理冯立顺讲："你把他的档案拿给我看看再说。"

几天后，冯经理约我到公司谈崔炳炎的事。冯经理说："我看了崔炳炎同志的档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武汉市轻工局党委有结论，这个人不能用"。我不甘心，继续向冯经理介绍崔炳炎的情况。我说：我其所以推荐崔炳炎同志当厂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大局观念比较强。

在我刚上任当厂长几天的时间里，厂里突然有好几位科长根据他们的师傅（前任厂长）的要求一下子都调走了。连厂长助理也坚决要求调走，我希望他留下来支持我的工作，并许诺他当副厂长。他说："谢谢张厂长对我的关爱。但我师傅要我调走我不得不调走，你放我一马吧！"厂内这种不正常的人事动态，不得不引起我的联想一一供销科长也是前任厂长几年前调进来的，此时他会不会也要调走？供销科可是厂的一个命脉科室，科长的去留会使厂生产经营产生极大的变数。我必须迅速掌握供销科长的动态以作突变的准备。

于是，我到供销科找科长崔炳炎同志谈心，摸清他此时真实的想法。崔科长对我讲："老厂长一退下来就找了我，也要他调走，而且越快越好。我想了想，以我和老厂长的关系我应该听他的，按照他的要求马上调走。我多年搞供销工作，在外面我还是有我的人际关系，我随时都可以找到接收单位。可我调走后，你调任何一个人来接替我的工作，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这将对厂产生很大的波动和影响。为了厂的生存，你张厂长如果需要我留下来继续当供销科长，我不怕得罪他，我不调走，愿留下来继续为厂工作为你工作"。听了他这些话后，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接着对冯经理讲：“在企业干过的人都知道，供销科长在工厂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时他愿留下来的利，远远大于他调走后我着手调整人事的预案。何况年关又逼近。我当即就对崔科长表态：我真心实意地欢迎你留下来继续当供销科长。从这件亊情来看，崔炳炎同志是一个有责任感识大局的人，将他放在厂长职位上你冯经理应该放心，公司党委应该放心。

冯经理讲："武汉包装器材厂是国有企业，我们还是要讲政治的，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他原先工作过的上级党组织己经有了结论。我们包装工业公司党委和市轻工局党委是同级党组织，应该遵守市轻工局党委的结论"。

我听后有点沉不住气，带着情绪对冯经理讲："文化大革命时都是年轻人，热血沸腾，有多少年轻人犯了错误！这些错误都是上面造成的。何况几十年都过去了。现在，对待犯过错误的人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改进错误，给他们一个奋发向上的希望和平台。我们是要讲政治。但对国有企业来讲，工人有活干，有工资拿，有福利待遇，职工队伍稳定，这就是政治，是最好的政治，最现实的政治。离开了这些，那就是空头政治，空谈政治"。

冯经理接着讲："老张，你那几个得力干将，什么杨明亮，杨帮朋，崔炳炎确实是能力强的人，但年龄偏大，与我们是同龄人，你还是选个年青人接替你吧，你不要多讲了"。冯经理仍坚持不用崔炳炎，我只好另行举荐他人。

1997年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有人转交了崔炳炎给我的一封辞职信，不来厂上班了。几年后，我通过他的朋友了解到，崔炳炎在浙江温州一家上千人的中型民营企业当总工程师，协助老板把企业办得红红火火。他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只几年的时间他回到武汉就购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

1998年4月2日，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党委正式批准了我的辞职报告，将我改任为正厂级调研员。我在离任交接工作时，我将厂办公室为我购买的一部手机移交给接任的厂长，将厂办公室买给我用的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交还给厂办公室，厂办公室为我家安装的一部电话作价2800元，现金支付1400元，余款部分从我工资中扣还。

1998年5月份，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为了贯彻“单位负责人离任时，必须对其任职期间的经营情况进行离任审计”的有关规定，请市审计局、市财政局共同组成审计小组，对我1993年元月至1998年3月底在位6个年头，实际只有五年零二个月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后来，听巿包装工业公司财务处的一个同志讲：整个审计结果公司党委和上级比较满意。负责牵头搞审计的一位领导对他们讲，这样的厂长在武汉市少有，他很想见你张厂长一面，看看你张厂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几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宽慰，我也心满意足了。

从1993年元月到1998年3月止，在我任武汉包装器材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我使企业走出了困境，企业的净资产增长率在120%以上，并偿还了银行贷款和利息200多万元，还淸了几任厂长在市财政局的全部借款。

在工人调资方面，那时，国有企业调资非常艰难，除非是上级政策性规定调工资。我根据企业这几年经济效益的发展变化，专门向上级打报告要求给全厂职工调工资。武汉市包装工业公司和武汉市劳动局鉴于我厂的建设发展，特批了一些调资指标，使在厂工人普调工资一级，有贡献有技能的工人普调工资二级。车间副主任，科室副科长以上干部普调工资二级。

在职工住房方面，我一次性解决40多户职工新住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双职工，是该厂几十年来第一次大范围解决职工住房。

我个人认为：我为武汉包装器材厂的生存和发展、努力提高职工的福祉，应该是尽心尽力尽责了。

母亲知道我“退休”了，对我讲：“退了好，退了好。只当了几年的厂长，搞了一身要命的病，头发白得比我还多。太操劳了，是该在家里好好休息了”。

我正式退出了舞台。无官一身轻，无事一身轻。赋闲在家，消遥自在。

67.拍桌而起

2002年5月2日，是我大女儿张俊结婚的大喜日子。中午，亲朋好友汇聚在建设大道旁杂技厅小蓝鲸大酒店参加婚礼吃喜酒。吃完喜酒后各自回家了。

晚上，我全家人为图方便，在台北路的一个小酒店里就餐。吃着吃着，我小女儿张琦突然叫了一声：“啊！”接着，她将嘴里的菜吐了出来，大家看见她嘴唇出血了，在流血。

我用筷子将盘中的菠菜拨开细看，发现盘中菠菜里还有玻璃渣子。一家人吓得够呛。我赶紧叫服务员过来。服务员听我说后，也用筷子将菠菜拨开细看了一下，看到盘中菜里确实有玻璃渣子，便对我们讲：“我去跟经理反映一下，看这亊怎么处理"。

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对我们讲：“菜是我洗的，没有洗干净，对不起"。接着，她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酒店是谁开的吗？是我们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某某领导开的酒店，你们不要闹了，结账走人吧！”。

我全家人听她这么一讲，都火了。我赶紧按捺住家人，对她讲：“你这讲的是什么话？我们全家人是来这里吃饭的，在菜里吃出了玻璃渣子，嘴唇划破了还在流血。你们服务员也检查了，看到盘中菠菜里确有玻璃渣子，现在你们不管不问还叫我们不要闹事，我们是来闹事的吗？我管你们酒店是谁开的，不管是谁开的酒店，总得讲个道理吧！去把你们经理叫来，看这件事怎么处理？"。

那位中年妇女看了我一眼后，便走了。全家人在酒店里继续坐着。

十几分钟后，突然进来六七个年轻人，围坐在我全家人就餐房间门口的两边。我看那架势是来者不善，是一群打手。但我仍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讲：“年轻人，你们经理为什么不来？你们来能解决问题吗？你们来的人中谁是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话音刚落，就听到房门口一个年轻人说：“你们识相点，这是公安局开的酒店，不要在这里闹事了，结账走人吧！”

我正要说话，母亲突然“啪”的一声拍桌而起。全家人都惊呆了。那几个打手也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老太婆敢如此大胆地拍桌子，拍他们的桌子，拍公安局办的酒店的桌子。

只听老母亲说：“太不像话了，瞎了你们的眼。你们看看我祖孙三代十来个人，是到这里来闹事的吗？我小孙女在菜里吃出了玻璃渣子，嘴唇划破了划出了血，这是事实吧。你们不但不说对不起，还说我们在这里闹事，你们还讲不讲理？打破锅就说赔锅的事，打破碗就说赔碗的事。我管你这个酒店是谁开的，是中央领导开的酒店也得讲个道理吧。。。”

母亲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愤怒。我老婆见状，忙上前对母亲讲：“妈，你老是上了年龄的人，这个事你就不要管了，不要多讲了"。

母亲说：“为什么不要我讲，我又不是外国人，我讲错了吗？你看看他们，出了事情经理不来，来一帮年轻人是什么意思？是来打人的吧！”。

我们都站起来劝说母亲，并把她按下去坐好。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看见母亲发火，发如此大的火，还拍了桌子。

我转身对房门口的几个年轻人说：“今天是我大女儿结婚的大喜日子，中午在小蓝鲸吃的喜酒，晚上不想在家里做饭吃，为图方便，全家人就在你们酒店共进晚餐。你们看看我们祖孙三代人，像不像为了占你酒店的一点便宜，来无理取闹的人？我在武汉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你们现在这个架势对我来讲一点作用也没有用。我不想因这件事影响我全家人喜庆的氛围。你们回去对你们经理讲，到底打算怎么处理，再来告诉我一声"。

他们看到我遇事不慌沉着应对的样子，又见识了一个老太婆拍桌子发怒的胆识。他们在房门口商议后，走了两个人。

过了几分钟，那两个人回来了，对我们说：“经理同意我们带你小女儿到医院作检查，并承担医疗费用和看病时往返的的士费，免除晚上就餐的费用。”

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喜庆日子里的这顿晚餐，必竟给家人带来不快乐之感。

68.亲吻妈妈

母亲，毕竟是上了年龄的老人，毕竟是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缠身的老人，自那次在酒店拍桌而起不到一个星期，母亲就病倒了。

五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我正准备上班。母亲正在洗脸，突然见她歪倒在地上，我连忙上前将母亲搀扶起来。母亲说：“我不行了，一双脚都没有劲"。我意识到母亲可能是中风了。我立即将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做检查。门诊初步检查的结果为轻度中风。医生说：“先吃点药打打针再看"。

头几天，我天天送母亲到协和医院去打针，因我大妹妹也是医生，后来就改由她每天在家里为母亲打针。

在家人和朋友谈论母亲病倒的问题时，有人说，老人的病情与那天在那小酒店就餐发火有关系，我们应该找酒店理论一番。母亲听后就说：“是有关系，我那天主要是看不惯酒店的做法。他们知错还不认错，还派一帮年轻人来准备打人，我才发那么大的火，血冲上来了。但我也毕竟是上了年龄的人，这病那病的发生也很正常，不要找他们了"。

母亲的病一天一天地严重了。我们做儿女的要把母亲送去住院，母亲坚决不干，说什么死也要死在家里，死也要从家里抬出去。我们只好顺从她，在家里按时给她吃药打针。

老人是不是有那种感觉能知道自己何时要死？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老人才能心领神会。我记得我刚从部队转业到湖北阳新邮电536厂时，当时，我家住在厂外马鞍山宿舍区第二栋二楼。住在一楼的五车间塑压班班长赵奎岩老师傅的岳父，每到星期天吃完早饭，就在楼下叫我快点下来和他走象棋。

有一天，我俩走着走着，他突然对我讲：“小张，今天是我俩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走象棋了，我明天就回长春老家了"。我说：“你老人家是八十岁的人了，和姑娘女婿在一起生活得好好的，你老伴也住在这里，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回东北老家？”

他说：“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半个月之内要死了，既然我要死了，我就要死在老家里"。我说：“梦是反的。你老这么健旺，能吃能动又会走棋，怎么会死呢？你会健健康康活到100岁的，我们还会在一起继续走象棋的"。他看了我两眼笑了笑，就埋头走棋。第二天，他真的回东北长春了。

回长春两个星期不到，赵奎岩师傅收到电报——岳父病逝了。这个解不开的迷在我心里埋藏了几十年。

我母亲在半年前，就要给我交代她的后事。我一听就烦她。对母亲讲："活得好好的干嘛总要想到死的事，干嘛总要谈死的事，谈些不愉快的事，你还要陪儿子生活十几年"。母亲说：“人，生死有定数的。我迟早要到汉阳扁担山去会你爸爸的。早跟你们交代我的后亊，总比晚跟你们讲要好些"。

见我仍不理她，她只好跟我老婆讲，跟我两个妹妹讲，跟我两个妹夫讲。她像个领导似的一个个约见一个个会谈。跟我两个妹夫讲：“你哥哥是退下来的人，人在台上人情在，人在台下无人问。我走时既不要太热闹，也不要太冷清，利用你们的人缘关系搞二三部车子，有十几个人送我上山就行了。

跟我大妹妹讲：“你哥哥身体从外表上看还蛮健康的，其实他从部队到地方工作了几十年，得了很多要命的病，你是个医生要常过来看看。要把兄妹缘分亲情看重些。"

跟我小妹妹讲：“我死时要换的衣服鞋袜我都准备好了，放在我房间衣柜第三个抽屉里，只有一条白秋裤我一直没有买到，你一定要给我买到，到时给我换上"。

在老母亲中风不能言语时，小妹妹跑遍武汉三镇，终于买到母亲所说的那条白色秋裤，拿给母亲看时，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

跟我老婆讲：“我们婆媳吃住在一起几十年，从未红过脸。远友和他哥哥分家后，我和他的两个妹妹归你们养。你并没有因我和两个当时没有工作的妹妹是吃闲饭而嫌弃我们。你为张家承担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你是张家的好媳妇，也是我的好女儿"。我老婆说：“妈，你我都是张家的好媳妇，我们两代媳妇为张家都付出了很多”。母亲听后，连连点头：“你说得对，说得好，我们两代媳妇为张家确实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老婆接着说：“你老的贡献最大。俗话说一代管一代。你管了三代。你把大哥的儿女带大，把我的两个女儿带大，后又把两个妹妹的孩子带大。几十年来你从来没有吃过闲饭，你比我们拿工资的人干的活还多。几十年和锅瓢碗铲打交道，和柴米油盐打交道，和油烟灶台打交道，一直干到我退休来接你的班，实属不容易”。

我老婆又接着说：“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在我们家里，你是领导一切的。我这一代和你孙子辈这一代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在诚实做人勤奋做事，从我们的大家到孙子辈小家，家家的生活都挺好的，这与你平时的说教唠叨是分不开的。你这个张家居委会主任当得不错"。我老婆这些话说得母亲心花怒放，喜笑颜开，合不拢嘴。

母亲也幽默地说了一句：“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潘主任，也谢谢你们这些党员的支持。这次恐怕我这个主任是要当到头了"。我老婆说：“妈，这病会好的，你这个主任还要继续当下去"。母亲会心的笑了笑。

在我们家里，由于母亲经常说教，善于说教，我夫妻俩和我的孩子们都说我母亲像"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因而在家里总爱尊称她为"潘主任”。当我们在家里叫她一声“潘主任”时，她也高兴地回应一声。“潘主任”在我们家里是“一把手”。“潘主任”在我们家里是母亲的一个代号，也是我们对母亲的一个爱称。

母亲在死的处理上，交代得更为详细。母亲说：“人在断气时，不要急着给她擦身子换衣服。人在断气几分钟后要放最后一个屁，这个屁放完后，人体内最后的一点屎尿才全部排放出来。这时候再去擦擦身子换换衣服。我蛮讲究干净的，你们千万要注意这一点"。

在母亲中风还能说话的后期，我还是顺从了她，听她的一些闲言碎语。母亲对我说：“我这上半辈子跟着你父亲吃苦受穷，遭了不少的罪，没过一天好的日子。我这下半辈子沾你这个做儿子的光，不愁吃不愁穿，不用我操心，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你为了两个妹妹立业成家付出了很多，她们会记得你的好。现在，你们兄妹几家工作生活都不错，我无牵挂。我死后，我会把我的双眼闭得紧紧的，表明我是放心地走了"。

母亲又谈到浠水的事。母亲说：“我死后，你可以给浠水表哥表姐他们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但他们是不会来送我一程的。姨妈死时我们这边的人都没有去，是我们理亏在先。我不会埋怨他们的，也不会埋怨你的。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做给活人看的"。

母亲就这样，想起什么事就跟什么人交代，直到她不能言语为止。

可能是上天觉得我母亲活着的时候话说得太多了，在她逝世前一个星期要她好好休息，不让母亲言语了。母亲完全失声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可能是重度中风的原因，整个身驱也不能动弹了。我请了武汉协和医院一位教授来家里给母亲看病，他看后说：“你母亲是重度中风。不能言语是语言神经受到压迫才导致她失声。她能不能活下来，就看她能不能熬过这个月15号，能熬过15号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为了不使母亲感到孤独有信心有希望活下去，我天天到母亲房间去看她。七月天气炎天热，为了母亲不生褥疮，我老婆和我两个女儿定时给她翻身擦洗，勤换内衣内裤，并轮流给她淸理咽喉里不能吞咽的痰。

2002年7月12日上午，我独自一人走进母亲的房间。我站在母亲床边，深情地看着母亲。母亲也用她那一双深邃的眼睛炙热地看着我。

我慢慢地弯下腰，将一双手放在母亲双肩的下方，用我的嘴唇在母亲的额头上轻轻地深深地长久地吻着。这是我长大成人后第一次深情地吻着母亲，也是我最后一次真情地吻着母亲。我的吻，吻出了母亲意想不到的惊喜，吻出了母亲满脸的笑容，吻出了母亲喜悦的泪花。我的吻，也吻出了我的泪水。吻出了我对母亲无比的敬重无尽的谢意。吻过之后，我从母亲的脸上看得出来，母亲满意了，知足了，放心了。

母亲，终于没有熬过15号。2002年7月14日晚9点30分，母亲还是离我们而去了。她走的时候，她的一双眼睛真的是紧紧的闭着，闭得紧紧的。

母亲走了。我的小脚母亲走了。她走得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淡定，那样的安祥。

后语

回顾母亲的一生，是辛劳操心的一生，是历经沧桑的一生。是包容厚德的一生，对儿女是谆谆教诲经常唠叨的一生。

母亲的一生，是值得敬重的一生，是值得借阅的一生，是值得思念的一生。我对母亲思念之情是强烈的 ，是永远的。

母亲，我的小脚母亲虽然走了，但在我这个做儿的心里，会永远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谣，直至儿的生命终结。

作者：张远友

第二篇：我与麝香保心丸

戴瑞鸿

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心内科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化与临床研究室主任，美国心脏病学院院士，被誉为"麝香保心丸之父"

在研制麝香保心丸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只有不断地深入发掘、加以提高，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根据中医学原理，心脉不通引起心绞痛，可能由于“寒邪内犯”，根据“气血得寒凝，得温则行”，采用芳香温通药物，可达到理气止痛的目的。因而选用在原苏合香丸的基础上，以七味药(麝香、冰片、苏合香、人参、蟾酥、肉桂、牛黄)制成麝香保心丸。其中，以麝香与苏合香来开心窍扩张血管;以人参和肉桂分别补气祛寒化凝、温振心阳;以冰片和牛黄辟邪祛阻消瘀化痰;再配以蟾酥强心振胸气。麝香保心丸极其精细的小颗粒剂型，是当时上海中药制药一厂技术高超的药工，根据我们的配方，通力合作而制成的。每粒药丸的直径只有2.85毫米，按剂量标准地融合7味药，真是中国医药传统的精髓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结晶。她一诞生就受到大家的重视，经过上海十家大医院的临床试用，缓解心绞痛症状的有效率达81%。第一批药物投放市场，就有不少生动的事例报道见诸报端，很快麝香保心丸成为家喻户晓的救命药，冠心病患者的必备药。

在第一阶段疗效肯定的基础上，我们继续进行临床随访观察，发现麝香保心丸不但是有效的急救药物，而且经常服用，还能预防心肌缺血发作，确实可以有效预防心绞痛的发作。

1.作为急救药，当冠心病患者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发作时，请尽快取药2粒舌下含服，立刻生效(最快的起效时间为30秒)。若症状不能缓解，过一刻钟后，再含服2粒药丸，并马上送医院。

2.作为预防用药，慢性冠心病及心肌梗死康复期患者，早晚各服用2粒，长期服用，心脏功能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且临床实践证明，用药1年内，该药对人体无毒副作用。

麝香保心丸从诞生到现在的将近30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深入的科学研究，我可以自信地说：“麝香保心丸是迄今为止我国科研做得最多、最深入的一个中成药。”对于这一点，北京医院的一位权威教授评说道：“假如每一个中成药，都能有麝香保心丸这样的科研成果，中西医结合事业一定能够阔步前进。”

现在，我们又运用现代生物学的技术手段对麝香保心丸的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深入探索。据国外研究结论：心血管药必须有保护冠状动脉内皮细胞这项功能，才能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麝香保心丸在保护心血管内皮细胞方面也具有独到的功能，因此它能起到预防心血管病的作用。在心血管病的治疗和预防功效方面，它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心血管病药物相媲美。因此，我可以负责地说：“麝香保心丸是中成药的骄傲，更是我们祖国医学的骄傲!”

作者：戴瑞鸿

第三篇：我与周记教育

刚当班主任时，一个班级90个学生，即使现在也是45个学生。要想将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落到实处实非易事。而这么多年我的“法宝”就是周记教育。

周五时我的周记部长（负责收周记的同学的雅称）会在作业栏中提示大家别忘了写周记哦。周一在第一节下课时周记部长会帮我把周记收齐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上完两节课我会迫不及待把周记通览一遍，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根据轻重缓急去回复周记。比如，有个学生在周记中告诉我他9月26日过生日，而那天是周一，那么这本周记必须要在周一放学前回复完并发给学生，因为我要祝他生日快乐。不急的周记分散到这一周去回复，保证周五放学前发到学生的手里。

这样的工作量如果老师想坚持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不是很困难。这么多年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周记教育，是因为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所以从未觉得这是一种负担。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角落，让他们自顾自地把心情流淌成美丽的文字。后来发现周记的好处太多了。

比如1、周记可以让学生及时的宣泄自己的情绪，保持健康心态，并因为得到及时的回复，让我可以没有障碍的走进学生心里，使我成为学生心灵的守护者。2010年我中途接班后，王同学在周记中写到：“如果黄老师跟您讲过的话，您应该知道，我并不象表面上看的一样好，其实我经常不完成作业，爱讲话，缺点很多。但从开学这个礼拜，我没有一次不完成作业，而且也不太乱讲话了。只是因为您，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为了给您留一个好印象，而且我比我父母还重视八年级。如果没有周记的话，我可能不会和任何一个人讲我对自己的看法：我是一个散漫，豪无纪律性而言，而且非常自以为是的一个人。我在周记里对您讲是因为我很信任您，而且我可以听您的话。我很想好好学习，考好的名次。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有老师，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我可以理解这个学生矛盾的心理，他很想好好读书，也知道八年级的重要性，但是他又很懒惰，学习上没有毅力。所以这让他很痛苦。而我中途接班，又似乎给了他希望，周机本恰好给了他一个平台，让他能勇敢的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的，就是这个小小的周记本让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正是这个小小的周记本让原本没有毅力的他却能一路坚持下来，最终公费考取市重点高中。

2、周记可以让学生的各个方面得到及时的反馈，尤其家庭矛盾。它让我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有的放矢的解决问题。有一次班级的女孩因为姐姐从外地回来，她觉得妈妈偏心姐姐，并和姐姐合起来训她，所以非常的生气，不但不听妈妈和姐姐的劝告，而且更加逆反。她在周记里问我：“老师，我今晚回家吗？我不想回家了，我该怎么办？”象这样的周记必须马上办，一方面和家长取得联系，告诉妈妈该怎么做，另一方面疏导女孩的心理。觉得文字力量单薄，就午休的时候找她唠唠，及时解决。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后怕。如果没有周记，孩子没有地方倾诉，不知道会有怎么的后果。

3、周记可以及时反馈班级各项活动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让我可以及时调整学生的状态，用正见、正思维引导学生。比如在一次班会后赵同学在周记中写到：这一周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准备三天的班会。三天，我们组其实准备的并不充分，但那一次真的是“乐得开心，哭得畅快。”刚开始我们准备了一个混搭包括感恩父母老师同学，全给推翻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想到了这个创意。在修改、推翻、演唱、排练、背台词甚至发火的情况下，我们收获了很多：1、团结2、精细3、随机应变4、大气5….无论哭笑，六个人的小组比以前更团结，更完美。在“小旭B”的带领下，我相信我们组的明天会更美好。如果不是因为周记，我真的不知道孩子们在准备班会的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是这个孩子的周记让我懂得准备活动的过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所以只有让学生去体验，他们才能在体验中成长。

4、周记可以提供很好的教育素材，让学生的同辈人群去影响学生，避免老师的唠叨和青春期学生与老师的逆反。九年级月考前张同学在周记中写到：…老师们已经在加快速度了，可是还有很多没讲的东西，真的会象化学老师说的那样，还有2天考试，你才学到难点，来得及吗？九年级过得好像真的太快了。以前这个时候还逍遥的很，现在却觉得火烧眉毛了，十一也不能放任自己玩了，24天熬熬就过去了！”读完张同学的周记，月考前根本不用老师强调复习的重要性了，学生们已经是无须扬鞭自奋蹄。所以周记有教育学生的作用，它可以发挥同辈人群对孩子的教育作用，比老师的说教有用多了。

5、周记可以让学生学会总结，学会反思，学会规划，提高学商。赵同学在周记中写到：这周很充实，每天都锻炼身体，虽然跑得不快，但我努力了，而且我想每天晚上都跑步，一直到毕业。以前我挺羡慕跑得快得人，现在正在朝目标努力！十一假期也粗略地有了安排，要为即将来临的第一次月考努力。这周很大的进步是仰卧起坐合格了！下一步是要规范动作！让学生学会反思、学会规划不恰恰是基础教育中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吗？

6、周记也是我们老师自己比照的一面镜子。还是那次中途接班，开学一周后的周记我看到了这样的内容：李同学在9月4日的周记中写到：“老师，我叫李××，您也許对这个名字十分陌生，您从开学以来，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都对我只字未提。但是，老师您不久就一定会认识我的。”当我看到这个周记时就马上去认识他了，当时我很惭愧，我确实不认识他。这件事让我知道对一个学生也说，不表扬不批评才是最大的批评。孩子是多么敏感呀！所以作为老师一定要尽快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这是对孩子基本的尊重。

7、周记教育也可以延伸到毕业的学生。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在新加坡留学，刚出国时她很不适应就每周给我写周记从邮箱传过来。现在已经很适应的她经常说是周记陪她度过了异国他乡那段最艰难的日子。教师节经常会收到以前学生的贺卡和信件，第一句话往往就是“老师我很怀念那段给你写周记的日子”，“老师，提起笔来又好像在给您写周记”。作为老师我们都期望有一天，当考试已成为往事，而我们给予学生的东西，还仍然能在他们身上沉淀并发生影响，那才是我们作为教师真正的价值所在！从毕业学生的反馈中我知道周记教育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的心灵，并一直在影响着学生。

真的，我越来越喜欢周记。一直以来我就是用“周记教育”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用爱心点燃学生希望之火。每个学生对我敞开心扉，无论是成长的烦恼还是成功的喜悦，学生们都毫无保留地跟我说。周记本就是学生在我的鼓励下的成长成功的初中过程。周记本也是毕业时我送给学生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它记录了学生初中三年的成长历程。我能用心发现每个学生闪光点，即便是问题学生，也不放弃，耐心引导他们走上快乐学习和生活的轨道。班级的一个女孩成绩特别不好，他的父母在七年级一入学的家长会后就和我说：“陈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孩子确实不是学习的料。您就放弃吧，我不想让她念了，想让她去体校。”我问他父母孩子体育好吗？他父亲说：“不好！”我坚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这个女孩在近一年半的集体生活中终于找到了自信，也找到了梦想，孩子在最近的一次周记中写到：“老师，我不想走父母的路。我就想长大了当幼师，但我不一定能考上师范，师范分数线多少？五龙背的师范和凤城的师范都行。”看了她的周记我太高兴了，因为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我相信对找到目标她来说所有吹向她的风都是顺风。

真的，每天读孩子的周记，我万分珍惜，万分小心。因为周记里记录的是孩子们的喜怒哀乐。所以正是这一篇篇周记，使师生的感情在这样的笔谈中越来越浓，班级管理在这样的基础上越做越顺。

作者：陈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