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共8篇）

篇1：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存在必然有其得天独厚与历史必然性。迄今为止，我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维系这个国度的经济支柱和后勤保障。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更是中国历史特点与现实要求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的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尽管从本质上讲，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但是我国私有制何以能存在上千年之久？这是由于我国古代也在不断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更好的达到统治阶级的需求。

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主要是从商周时期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原始社会还维持着土地所有制，至于夏朝，它的土地制度是公有制，这是由于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生自由；夏朝是奴隶制的依据就是奴隶的产生，奴隶社会也是有平民存在的；土地私有制并非奴隶制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

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井田制—相地而衰征、初税亩—按亩纳税—屯田制—均田制—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通过一次次土地制度的演变调整，放松了农民的人身控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人口增加，稳定了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其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四大盛世：汉代文景之治、唐代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这些朝代兴旺与其农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底蕴是何其深厚。

面对如今经济格局，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收入不高的局面，是亟需解决的，不可懈怠一步，因此要想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必须了解中国国情，以实现农业的振兴和转型。

篇2：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1.宗法制

(1)特点：以血缘为纽带，“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等级森严。

(2)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保证王权的稳定。

(3)内容：按照血缘亲疏、远近确立起严格的大小宗体系及土地、财产分配制度。

(4)作用：强化了王权，保障了贵族特权;强调血缘关系，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

2.分封制

(1)目的：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2)对象：王族、功臣及先代帝王的后代。

(3)内容：主要是分封土地和人口。

(4)作用：确立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边远地区得到开发，疆域得到扩大。

(5)瓦解：春秋时期，分封制逐步走向瓦解;战国时各国推行郡县制;秦统一后，废除了分封制。

清单二 君主专制的逐步强化

1.皇帝制度：

秦始皇创立，具有皇帝独尊、皇位世袭、皇权至上的突出特征。

2.中央官制的演变

(1)秦：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军事，集权于皇帝。

(2)西汉：实行内外朝制度，改变了丞相位高权重的局面。

(3)唐：完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政令的起草、审议和执行，三省长官皆是宰相，分割相权。

(4)宋：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增设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

(5)明：明太祖废除丞相，权分六部;明成祖设立内阁，皇权专制加强。

(6)清：雍正年间，设军机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清单三 中央集权的演进

1.秦朝：实行郡县制，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制度的划时代变革。

2.西汉：汉初实行郡国制;汉武帝设刺史，颁布“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

3.宋朝：军事上，剥夺节度使权力，军权收归中央;行政上，派文臣做地方官，设通判监督;财政上，派转运使管理财政。

4.元朝：设立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巩固了国家统一。

清单四 古代中国的选官制度与监察制度

1.选官制度的演变

2.古代监察制度的变化

(1)秦朝：中央设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历朝沿用，但地方监察制有一些变化。

(2)西汉：汉武帝设刺史，监察诸侯王以及地方高官。

(3)北宋：设通判，负责监督知州。

(4)明朝：地方设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地方监察、司法。

历史百科阅读：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

中国从夏代起，迄今有4000多年历史，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文化灿烂辉煌。春秋战国时代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地理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认识和见解。春秋初期政治家管仲(?—前645年)一书中提出：“地者，政之本也”。说明地理环境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因素。公元前5世纪前后大军事家孙武所编撰的《孙子兵法》，是一部研究战争问题的名著。“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孙子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如何研究政治性质的行动之战争胜负，要通过政治、天时、地理、将领和法制等五个基本要素。这里强调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地理之关系。因此，《孙子兵法》略有政治(含军事)地理学之端倪。战国时思想家孟子(约前372—前289年)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的论断，强调了诸侯治国必须重视地理环境，同时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组成的三要素。

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年)，是中国政治地理思想发展，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的时期。战国初期，中华辽阔疆域并存有七个诸侯大国，即秦、魏、韩、赵、楚、齐、燕。群雄争霸、兼并战争为主体的政治、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为维护诸侯国各自的利益，在围绕如何争霸取胜，立国治国方面重视地理环境的研究分析，而提出相同乃至相反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著名的政治地理观。

(1)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政治地理观。合纵、连横是从七国地理分布的空间位置关系而提出的政治地理思想。“合纵”是指楚、韩、魏、赵、齐、燕等六国南北纵列分布，以其全部或部分联合抗秦、攻秦，称之合而为纵。“连横”是指秦、韩、魏、齐等国东西横向分布，以秦国联合东方各国中某国，攻其他诸侯国，称之连而为横。另有一说是：合众弱而攻一强之意为合纵，指事一强以攻众弱之意为连横。

谋士苏秦始为秦王提出“连横”政治主张，说道：“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巴、蜀和汉中的丰富资源，北面有胡地产的狐貉和代地产的马匹战备品，南面有巫山峡谷和黔中险要地势，东有崤山和函谷关这些易守难攻的地形。田地肥美，百姓富足，四马拉的战车一万辆，骁勇善战的将士有百万之众，肥沃的田野上千里，积蓄丰饶。这种地势难以进攻，便于防守。这就是所说的天府之地、天下称雄的国家。以大王的贤明，人民的众多，再加上兵车马队的使用，兵法的教练，足可以兼并诸侯，吞食天下，称帝治国。”(《孟庆祥.战国策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68～69)。苏秦从秦国的战略位置价值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优越的分析，指出秦国争霸称雄，立国治国是非常有利的，即具备了客观条件。可惜他的主张——连横地理政治观，未被秦惠王采用。

后来，苏秦转而为赵国合纵之事劝说韩王，指出“韩国北面有巩地、洛地、成皋那样坚固的边城，西面有宜阳、常阪那样险要的关塞，东面有宛地、穰地、洧水，南面有陉山。土地有千里见方，披铠带甲的士兵数十万……靠着韩军的坚强有力和大王的英明贤良，却想到西面去侍奉秦国……被天下人耻笑没有比这更过的了。”(战国策译注.602～604)。苏秦的意思很明白，韩国的位置不差，地理环境尚可以，应该与赵国合纵去攻秦。此时另一谋士张仪，为秦连横对韩王说：“韩国处于险恶之地，百姓居住山野，所出产的各种粮食，不是麦子就是豆子;人民所食大部分是豆作的饭和豆叶作的菜羹;如果有一年收成不好，人民就连酒糟和糠都吃不饱。土地不到九百里见方，所积蓄的粮食不够两年用的。估计大王的士兵总共不过三十万。”(战国策译注.606～607)。张仪从韩国地理环境欠佳，地狭民贫，非秦国之对手，而且全然不顾韩国居于中原地区中心枢纽的战略价值，劝说韩王，先去事奉秦国就可以安定，否则就要危险。使韩王气馁而事秦，愿做秦国一方郡县，自称东方藩臣。

还有，苏秦为赵国合纵之事，游说魏王。他说：“大王的土地，南边有鸿沟、陈、汝南……东有淮水、颖水……西有长城边界……北有河外……土地纵横千里。地方的名声虽然不大，然而都有房屋田舍，只是少有放牧牛马的地方。居民众多，车马不少，日夜川流不休止，和三军那么多士兵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说魏国虽地小人贫，但位置良好，可以立国。因而苏秦对魏王说，六国合纵结亲，专心合力，就一定不会遇到强秦侵扰。(战国策译注.540～541)。张仪却偏说魏国的位置极差，根本不能立国。他为秦国连横之事去游说魏王道：“魏国土地纵横不到一千里，士兵不超三十万人。四处土地平旷，四方诸侯都能通过……更没有高山深川的阻挡。……魏国的地势，原来就是适合作战的地方。如果魏国帮助楚国而不帮助齐国，齐国就要攻打你们东面;到东面去帮助齐国而不帮助赵国，赵国就会攻打你们北面;不和韩国联合，那么韩国就会攻打你们西面;不和楚国亲善，那么楚国就会攻打你们南面。这就是所说的四分五裂的道路。”(战国策译注.543～544)。怎么办?张仪说魏王，不如去事奉秦国，只要去事秦国，那么韩、楚就一定不敢妄动;没有楚、韩的侵扰，大王就可高枕无忧了，国家必定再不会有忧虑了。事实上张仪的话是为秦国服务的，魏未事秦，仍然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独立。

从上所述，连横也好，合纵也好，这些谋士为其统治者出谋献策，对同一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之优劣，竟然可以作出相反的评估，只是因其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之需要。可见地理环境仅是政治行为决策的因素之一，还需考虑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重视地理环境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

(2)范雎远交近攻政治地理观。远交近攻，从政治地理角度看，远近乃是所述的距离概念和位置关系。一般是指双方毗连或邻近者为近邻;反之，为远邦。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近攻是指对邻近的弱国发动进攻;远交是指对距离远隔于我又与近攻对象相邻之国，用一切手段(如威胁、利诱)使之不支持被近攻之国，而使近攻易于奏效。远交近攻具有明显地理色彩的政治地理思想。

谋士张仪根据当时七个诸侯国的地理分布(秦国为基点，与其六国之距离关系看：中原的韩、魏是秦之近邻，并在秦东进必经的主要战略方向上，与齐、燕相距甚远，赵、楚与秦之间有山川相隔)与政治军事形势，向秦昭王说：“大王之国，北面有甘泉和谷口，南面横着泾水和渭水，右面有陇山和蜀地，左面有函谷关和崤山，兵车千辆，精兵百万。以秦兵的勇悍，车马的众多，去对抗诸侯……秦国的霸业肯定会成功。如今反要闭关自守竟不敢出兵攻打崤山以东诸侯……大王的计划有失当之处”。范雎继续说：“大王越过韩、魏去攻打强大的齐国，这个计划不当。少量出兵不能损伤齐国;大量出兵反倒害了自己”。应该以武力使韩、魏亲附于秦，进而威服楚、赵以及齐、燕，然后再灭韩、魏，就是要“结交远方诸侯攻打邻近国家，这样得到一寸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寸土地，得到一尺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尺土地。如今舍近攻远，不是错了吗?”(战国策译注.149～150)，后来，秦国采纳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它为进攻地处诸侯国中间属天下枢纽的韩、魏两国，把齐、赵、燕三国列入远交对象。首先运用远交手段拉住他们，不使积极参与诸侯的合纵抗秦的活动;然后在韩、魏、楚、赵之间采取打拉结合策略，时而和楚以攻韩、魏，时而和韩、魏以攻楚，时而助韩以攻魏、赵，分化瓦解，逐个削弱，最后被各个歼灭，统一中国。这种从政治地理环境的利弊，及其从国家政治军事斗争的关系出发所提出的“远交近攻”地理政治观，在古代战争史上及政治活动中广为运用，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3)诸葛亮三分天下政治地理观。东汉末年，从公元190年起，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长达90年的鼎立时期。当曹操统一北方，孙策和孙权开拓江东之际，刘备意在恢复汉王朝，“三顾茅庐”，向琅琊阳都人诸葛亮登门求教。这位历史上有名的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的战略家诸葛亮，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他向刘备阐述了东汉末年天下形势和立国大计，即著名的《隆中对》(三国志·魏书.912～913)。寥寥数十句，不到400字，精深透辟，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地理各方面的情况，纲领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统一全国的政治地理主张。一是先夺荆州。因荆州“北据汉河，利尽南海，东达吴会，西通巴蜀”，跨长江中游，为南北交通的冲要之地。拟作将来出兵宛洛，建国立业的前进基地。二是西取益州。该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较多，据此建立可靠的根据地。既可避免曹孙两面夹击的威胁，又能掌握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主动权。同时，在此对内革新政治、养精蓄锐，经略天府之国，巩固政权。三是与西南的夷越少数民族保持友好，采取安抚政策，解除后顾之忧，达到巩固战略后方之目的。四是东联孙吴。孙权割据江东已历三代，况且地势险要，百姓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命，不可去图谋他，而要与之联盟。五是北拒曹操。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政权已落入曹操掌握之中，他兵多将勇，国力强，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他统一全国。刘备在政治上树起鲜明旗帜，以争取人心，振兴汉室作号召。根据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先后与孙权结盟，联合抗击曹操于赤壁，借得荆州，接着开拓益州，并占据汉中要地，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

篇3：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历史演变

早在隋朝大业二年 (公元606年) , 中国就诞生了科举制。古代的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 设有不同等级的功名, 而西方学位制则设置了三级不同层次的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后竟然认为这两种制度中的头衔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他说, 在中国的科举中, 秀才相当于西方的学士学位;举人相当于西方的硕士学位;进士等同于西方的博士学位。[2]但科举制度与现代学位制度相比实有巨大的差异, 不应牵强附会。

一、西学东渐与西方学位制度的传入

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门被迫打开。国人普遍认为, 中国的失利源于西方拥有船坚利炮和先进的科技, 教育救国渐成社会共识。恰如何炳松所言:“有热河避难才有同文馆的设立。有甲午战争才有推广学校的倡议, 有庚子国变才有切实举办大学堂的上谕……”[3]作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 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 “师夷长技以自强”, 向西方学习, 创办新式学堂。

1、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

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 这是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 它不仅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 而且促进了教育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变革, 从而使我国的人才培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 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驱。

不久, 外国语学堂、军备学堂和科技学堂相继开办, 这些学堂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 全国已开设学堂大约26所。学术界一般认为, 盛宣怀于1895年10月2日在德国人德璀琳的博文书院基础上所创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 (亦称天津中西学堂或天津大学堂, 是北洋大学堂的前身) , 被视为晚清新式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1898年, 京师大学堂创办,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 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到1902年, 全国大学堂达到4所, 即新增了南洋公学的上院和特科与山东大学堂 (后改为高等学堂) 。[4]

2、教会大学对西方学位制度的引进和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陆续开办了十余所教会大学, 推动了清末对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引进, 在中国开始实践源自西方的学位制度, 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余日章对此评价说, “中国近世教育史学校之创立, 精神、形式悉有基督教会梯山航海, 转运而东。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之一途, 为今日新教育规, 早为国民公认。小学、中学姑置勿论, 而基督教之高等教育, 诚有卓然可观者。”[5]应该说, 在“把近代西方新兴的教育模式引进和植根于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 为我国传统教育用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实现向近代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样板和新篇章。”[6]

这些教会大学开办后, 为扩大影响, 首先通过在西方国家注册及官方机构的认证, 取得学位授予权, 然后在中国颁发学位。北京汇文大学是教会大学中最早获得国外学位授予权资格的高校, 1890年该校董事会在纽约成立, 并得到纽约州政府的批准, 获得了学位授予权。此后, 又有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文华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等6所教会大学通过上述方式, 先后获得了学位的授予权。与此同时, 中国教会大学效仿西方大学, 引进了相应的系科和学位课程, 逐步规范学位授予的诸多程序。以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为例, 其前身——圣约翰书院, 1905年成为正式的大学, 设立了神学院、医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四个学院,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相关条例, 在华盛顿注册, 获得美国政府认可。各科毕业生的学位证书一律由美国大学校董签发, 因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母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故该校学位证书样式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位证书的设计。关于学位授予的条件, 圣约翰大学规定:“文科及理科高级毕业, 给予学士学位, 如各该生在正馆四年之总分数均在八十分以上, 凭照内特加荣誉二字, 以示优异;医科须毕五年学业, 并于五年内所得平均分数及七十五分, 方予文凭, 作为医科博士;习道学者, 其课程总均数能逾九十分, 可得道学学士学位, 此项学位毕业时当众报告;俟该生受会长职后, 方能实授大学院生, 读毕大学院课程, 可得文科或理科硕士学位。”[7]

由于当时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并不熟悉大学学位制度这一舶来品, 没有制订学位方面的管理制度。因此, 教会大学往往在西方国家注册、备案, 获得得学位授予权。加之教会大学之所以这样做, 还有三个理由:一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声望;二是借此提高学校的标准;三是为国内学生出国创造条件。[8]

3、西方学位制度的引进与变通

清政府1901年下令全国书院改为新式学堂, 各地纷纷跟进, 新式高等教育的规模急速扩大。

1902年8月15日, 管学大臣张百熙向光绪皇帝递交《学堂章程折》, 这一奏折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 总共有6份文件。当天, 光绪皇帝就批准奏章, 下颁了《钦定学堂章程》。因1902年是农历壬寅年, 《钦定学堂章程》又称为《壬寅学制》。该学制将中国学校教育从低到高分为三段七级, 其中高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第三段, 涵盖了三个层次:即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建立在大学堂之上的具有研究院性质的大学院。“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日大学预备科。”大学院作为专事研究的部门, 不授课, 不设立课程, 主要从事研究。作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 《壬寅学制》公布后并未实施。

后来, 张百熙、张之洞等人重新拟定了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在1904年1月13日得以公布。1904年是农历癸卯年, 故《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这是第一个在全国公布并施行的完整学制。

废科举后, 为填补科举制度废除后的功名空白, 清政府将科举制度与西方学位制度融合、变通, 创立了所谓“奖励科名出身”制。1903年清政府制订的《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 规定:“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暨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 三年毕业, 得有学士文凭者, 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 得有博士文凭者, 除给以翰林出身外, 并予以翰林升阶”[9]。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 将西方学位制度和中国科举功名奖励融合, 规定:“大学堂和高等专门学堂奖给进士、举人出身, 并直接授予相应的实官。分科大学毕业给予进士出身, 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各部主事;大学堂预科、高等学堂、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其他程度相等学堂毕业给予举人出身, 并授予内阁中书、中书科中书、各部司务、七品小京官、知州、州同、通判等职。”[10]

1905年废科举后, “奖励科名出身”制和奖励实官制确实使得新式学堂的就读人数大增, 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不久之后, 这种制度变通的负效应凸显, 不仅新式学堂的毕业生获得各种功名的人数激增, 而且归国留学生通过考试被赏予功名的人数也快速膨胀, 政府人满为患, 但“官缺之增设有限, 学生得官以后仍复置之闲散”。“奖励科名出身”制和奖励实官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 到了1911年4月29日, 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通过决议, 呼吁废止“奖励科名出身”制, 强烈要求中止奖励实官制, 认为“大学堂毕业称学士, 其他各学堂毕业称毕业生, 并另颁学位章程”[11]。将学位制度从科举制的桎梏中彻底独立已成必然之势。

尽管如此, 我国高等教育还是获得了较大发展, 据统计, 到清朝末年, 共兴办了近代高等教育机构167所, 其中:大学堂3所;私立大学2所;教会大学8所;高等学堂27所;专门学堂127所。[12]

二、现代学位制度在中国的初创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中国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 教育近代化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1、现代学位制度在民国初年的设计

蔡元培评价清末教育说:“前清时代承科举余习, 奖励出身, 为驱诱学生之计, 而其目的, 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 易受政府驾驭。现此种主义, 已不合用, 须立于国民之地位, 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 应受何种教育。”[13]有鉴于此, 在蔡元培、范源濂为首的一大批教育界人士努力下, 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 制定了学位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框架。《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级学位——学士学位制度;设计了大学院这一研究生教育设施, 并拟定了与该教育层次相适应的高一级学位制度的构想。该学制的总体框架一直延续到1922年, 具有受日本学制明显影响的特点。

民国政府教育部1912年10月颁布《大学令》。该法令厘清了大学的宗旨, 明确了大学的规模, 规定了学生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学位授予等要求。这是中国近代引入学位制度以来第一个明令授予学位的法令。《大学令》规定:大学的宗旨是教授高深学术、培养高级人才、适应国家需要;大学的学科门类分为文学、法学、商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七科;“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 须合于 (1) 文理二科并设者; (2) 文科兼法商二科者; (3) 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各款之一, 方得名为大学”;大学设置预科, 大学各科学生必须在预科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才能取得大学入学资格, ;大学各科的修业年限没有统一, “法科, 及医科之医学门为四年, 预科一年”, 其余各科为三年;学位授予的规定是大学各科学生修业期满, 考试合格, 发放毕业证书, 授予学士学位[14], 但缺乏非常详细的细则说明, 所以, 后来不同的学校对于学位的授予会有一定的差异。

《大学令》规定大学院为研究生培养机构, 大学院的定位明确为研究学术;大学院研究生入学资格是:大学各科本科毕业, 或者同等学力者经考试合格:大学院培养不限定学习年限。“大学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 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 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15]

1913年1月《大学规程》正式公布, 这是近代中国官方最早的有关学位制度方面的法令规定。《大学规程》明文规定了中国高校的学位授予资格, 划分了学位分类名称, 公布了学位授予的具体要求, 确立了学位授予的审查机构, 对中国当时的研究生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法令设计。

2、北洋政府时期学位制度的进展

袁世凯主政北洋政府时期, 学位制度方面也有所进展。1915年2月他颁布了《特定教育纲要》, 这一纲要分总纲、教育要言、教科书、建设、学位建设五个部分。《特定教育纲要》一方面试图对中国教育进行全面改革, 另一方面在学位制度方面首次有了关于硕士、博士学位的构想。《特定教育纲要》第一条规定:“学位除国立大学毕业, 应按照所习学科给与学士、硕士、技士各字样外, 另行组织博士会, 作为审授博士学位之机关, 由部定博士会及审授学位章程暂行试办。”并附有特定说明, 其内容为:“按学位所以证明学问之成就, 与科举出身视为授官之阶梯者, 性质微有不同。故各国惟专门大学方有学位。其普通学校只认为有普通之知识技能, 不足以言学问, 故不与以学位。现在国立大学已有学士学位之规定。其高等专门毕业取法日本制, 不授学位, 倘与事实相合。惟博士学位尚未规定, 现宜依照东西各国成法制定博士会章程, 并组织博士会 (此与学术评定会办法不同) 作为审查学术及授与学位之机关, 以期奖进高等之学术。”第二条:“学位规定后, 政府应颁布学位章服, 以表彰其学迹。”[16]

教育部1917年9月27日公布了《修正大学令》 (该令是对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修正) 。修正内容涉及学位制度的有三个方面: (l) 称为大学的高校学科门类必须设二科以上;只设一科的称为专科大学。 (2) 大学中, 预科修读二年, 本科年限四年。 (3) 大学本科生修满四年, 考试及格, 可获得毕业证书, 授予某科学士学位。[17]教育部在1919年3月公布的《全国教育计划书》乙第三条规定:大学的学位授予权被取消, 学位授予权由专门授予机关具有, 幸而这一计划并未得以实施。

新学制1922年11月1日正式颁行, 因1922年为农历壬戌年, 史称《壬戌学制》, 该学制重申了上述学位制度规定。1924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校条例令》, 对于大学生入学资格、修业年限等做了相关规定。国立大学收受高级中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资格者。国立大学录取学生, 以其入学试验之成绩定之。“国立大学修业年限, 四年或六年, 其课程得用选课制 (并实行学分制) ”。“国立大学校学生修业完毕试验及格者, 授以毕业证书, 称某科学士”, “国立大学校设大学院, 大学校毕业生及具有同等程度者入之。大学院生研究有成绩者, 得依照学位规程给予学位。学位规程另定之。”[18]

3、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中国学位制度的建设

国民政府1929年7月颁布《大学组织法》, 8月公布《大学规程》。两个文件规定:大学分为四种, 即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大学;称大学者必须在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8个学院中拥有3个以上学院者才有资格成为大学, 否则只能叫独立学院。在高校中, 具备授予学位的权力只有大学和独立学院。国民政府1934年颁布了《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 规定:大学、独立学院应该设置研究院;研究院必须拥有研究所3个以上 (即拥有文学、法学、商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研究所中3个以上) ;研究所则依据学科进行划分。

教育部于1935年4月22日颁布了《学位授予法》, 5月23日公布《学位分级细则》。规定: (1) 大学或独立学院可以授予大学学士学位。学士学位分为文学、法学、商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8种。 (2) 大学或独立学院可以授予硕士学位。硕士学位分为文学、法学、商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8种。其程序为硕士学位候选人由研究院或研究所提出, 候选人参加考试合格后, 方能授予硕士学位。 (3) 只能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分为文学、教育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7种 (没有商学博士学位) 。其程序为博士候选人首先由大学研究院或研究所提出, 然后经过教育部审查合格, 而后通过博士评定会的考试, 最后才能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1935年5月28日, 教育部对本科毕业证书规定如下:必须印有“依照学位授予法第三条之规定, 授予某学士学位”字样, 同时颁发了最早的毕业证书式样。同日, 教育部还下发训令规定了学位法实行的时间。到1935年6月12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硕士学位考试细则》, 1936年4月7日公布了《硕士学位考试办法》。据统计, 从1935年到1949年, 从学位法颁布到国民党败退台湾, 14年间全国共举行了硕士学位考试9次, 总共有200多名毕业生获得硕士学位。但博士学位的授予则一直是空白领域。

篇4：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所以，一般公众以及官方的标准说法，都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2007年，全国公安和政法系统搞了劳教制度诞生50周年的庆祝活动。

上述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反右高潮中出台。劳动教养成为当时解决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约有48万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依据该《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劳教人员被转移到监狱、勞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这期间，“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劳教所的别称。“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说法，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但也不为官方所否定。被关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并被强制劳动。

“文革”结束，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主要在学术界，没形成大众舆论。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继续办好劳动教养》。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于是，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启用。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引用的仍然是这些文件。

20世纪末期开始，劳教制度除了适应国家政治和社会治安，渐渐产生一种“地方化”的倾向。目前，各地劳教所的被劳教人员，多数仍然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卖淫嫖娼”等治安事件的事主，但是反对和举报地方领导，为个人利益维权上访，以及其他种种因地方领导的“个性化”而产生的劳教事件，也不会其例。同时，随着整个社会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劳教人员的劳动产品越来越显示其经济效益，这也影响着劳教局势的走向。

近年来，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劳教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因为劳教本身是法律判决以外的，由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处罚（虽然劳教处罚决定以当地政府劳教委的名义发出，但劳教委其实是公安内部的另一块牌子），使得劳教制度完全失去辩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劳教制度直接违背这些已经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法律。所以，劳教制度何去何从，是已经逼到眼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篇5：浅谈中国古代婚礼制度的演变

婚礼并不是产生婚姻时就有了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知礼的文明阶段才形成的。对于婚礼的起源、发展、呈现方式等，历来存在多种不同看法。1928年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根据社会发展进程和妇女在生活中的位置，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妇女生活和婚礼制度，提出婚姻的形式是从群婚到掠夺婚，经过买卖婚姻，发展为媒妁婚姻。

群婚是人类最初的婚姻形式。存在于原始时代血缘家族公社时期至母系氏族社会前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整个旧石器时代）。群婚的前期类型为血缘群婚。即由血缘集团内部同一辈分的男女成员互相婚配。后期则发展到两分组织间的族外群婚，即一个集团的一群男子与另一集团的一群女子集体互相通婚，而集团内部的男女则禁止婚配。这两个集团或是氏族，或是胞族。

掠夺婚是以强行“掠夺”的方式达到成婚目的的一种婚姻仪式。它是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掠夺婚俗称抢婚，也叫劫夺婚，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制时期用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强制性的婚姻形式，后来在不少民族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在一些汉字的构造还可以看出来。“妻”，甲骨文写作

。字形像手抓长发女子，上部为长发状，中间是一只手，整个字形像用手抢女子，也就是说，妻子是抢来的女人。“取”和“娶”是古今字，“取”甲骨文作，以手持左耳状。《说文•又部》:“取，补取也。”可见，取的本义是捕获、抢夺，自然，“取亲”就是劫夺婚了。而“娶”是后来为表示娶亲义另造的字。另外一组字“婚”、“昏”中，也可以看出劫夺婚的遗俗。“昏”甲骨文写作，字形像太阳落在树枝当中，表示黄昏。许慎《说文解字》:“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古代婚礼在黄昏举行，所以结婚的“婚”和黄昏的“昏”同用“昏”来表示，“以昏为期，因名焉。”这是抢婚制的遗俗，选择黄昏时进行抢夺，但已逐渐由真抢变为假抢。男方黄昏时去迎亲，要乘墨车，即不加文饰的黑色车乘，迎亲的人也要全部穿黑色衣服。现代社会中倡导自由婚姻，因此抢婚实际上已改变它原来的意义，但作为婚礼的仪式依然保留，多见于我国西南云、贵、川、藏等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

婚姻基本严格按照六礼程序进行，但“礼不下庶人”，民间仍有野合习俗和奔婚的情况。《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说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下的野合习俗是合法的，也属于媒氏指挥号令的范畴。时至今日，在一些礼教思想薄弱的地区还可看到，如海南黎族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传统的爱情节。

篇6：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演变重点

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各地税收制度很不统一。在一些老解放区，仍沿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自制定的征税制度。在新解放区，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收工作，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除了将旧政权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征税规定加以废除外，一般暂时沿用旧税法。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实行的税种不统一，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别也非常大。如面粉税，东北为8%，华东为25%；卷烟税，华东为40%，华北为10%，东北为60%；烟叶在华北不征税，而华东、中南都要征税。至于各地区的完税凭证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很不适应。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讨论研究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950年1月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统一全国税收的要求，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立法权限，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制度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这标志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随着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城市工商税收收入也开始迅速增长。195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与公粮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村公粮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税收，简化合并了一部分税种、税目，调整了部分税率，改进了征收方法，并在调整的基础上修正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同时由财政部公布了这些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从而使我国新的工商税收制度逐步趋于完备。

我国工商税收制度建立以后，曾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主要有1953年的税制修正；1958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统一税；1963年所得税制的调整；以及1973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在保持原有税负的基础上，实行简并税种、税目，调整税率，简化征收办法，使原来以“多种税、多次征”为特点的工商税

收制度逐步变为一种极为简单的税制。通过这几次改革以后，我国国有企业只缴纳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种税收。

1978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80年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公布了一系列涉外税法。为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从1983年开始，有步骤地实行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并改革了工商税制。这次改革，是比过去历次税制改革的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经历的时间也长得多的一次全面的工商税制改革。

经过10年税制改革的探索，从1994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新的工商税制。新税制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在流转税方面，以增值税为核心，辅之以对非商品经营课征营业税，对少数产品交叉课征消费税。在所得税方面，统一了不同经济性质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了内外个人所得税。此外，新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合

篇7：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中国的历史悠久，古时帝王政权更替是极为频繁，被权臣，大将或者外戚所夺权的有：西汉，东汉，东晋等；被其它民族所攻灭的有：西晋，北宋，南宋等；被农民起义推翻的有：秦朝，隋朝，元朝，明朝等。

因此，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防止权力的分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在不断演变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了。帝王通过专制来加强自己的权力，达到控制臣民以及国家的目的，并且保证中央政府以及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历朝历代都不断从财政，政治，司法，军事等制度上不断完善。

最早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秦朝了。当时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可以稳定国家的政权，促进社会的安定。

政治方面：秦王自称“始皇帝”拥有一切大权并且建立中央集权的三公制度和地方机构的郡县制度。经济方面：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便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

思想文化方面：统一了文字，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施行愚民政策。这些制度对整个社会影响深远！皇帝制度，郡县制度等都成为了以后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

西汉时期，汉高祖首先铲除异性王（韩信，彭越等），封同姓王形成诸侯。到了汉武帝时期，诸侯势力日益强大并威胁到中央政府，于是，刘彻颁布了“推恩令”来消弱诸侯的力量并且推崇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巩固中央集权。儒家思想代替道家成为了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到了唐宋元时期，唐太宗继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下设工，兵，刑，吏，户，礼，六部。这样，分工合作，又互相牵连监督，消弱了相权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后来六部制度为各朝所沿袭。唐代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善，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而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由于是黄袍加身夺取兵权，所以怕历史重演，于是将军权过于集中，军队力量加强，边防力量减弱，虽然有利于消除分裂割据，维护统一，但是造成长期“冗兵冗官冗费”的后果，最终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从而到了北宋中期出现了统治危机。元朝主要加强了对台湾，西藏等边疆的联系与控制，巩固了发展夺民族的统一国家。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时期可是说是明清时期了。明清时期业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衰弱时期。此时，封建制度仅仅依靠正常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剥削了，从而只能依靠加强皇权的绝对化，控制人民的思想。朱元璋时，立时千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了，六部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直接领导的秘密特务机构－东厂，西厂的设立更凸显了专制制度的腐朽性。为了禁锢人们的思想，中央政府采取八股取士，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皇权具有绝对的权威了。清朝设置的军机处是总揽军国大计的中枢机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进一步体现，里番院的设置业空前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的控制管辖。清末的科举制度，也是为了选举官吏服务中央政府，加强皇权。文字狱兴起也对知识分子起了极大的摧残。此时，高强度的君主专制已经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当然，对于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在特定的环境中分析情况。总的来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能够有力于维护国家统一，有里于社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但是，中国步入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君权专制的过于集中，导致了腐败的出现，文化的衰败，并且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科技的发展。

历史证明，地方割据会大大消弱中央集权，而高度的中央集权又会造成政府财政危机，这是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的问题。皇帝虽然想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权力，可是又不能事事亲历亲为，还是需要放任权力给机构官员，而过于放任的权力又使得君王感到了威胁，这也是一个令封建统治者头疼的问题。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基本矛盾与发展总趋势？

两个基本矛盾： 一个是地方分裂势力和中央之间的矛盾

一个是中央内部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

趋势：一个是不断削弱地方权力,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一个是君权日益加强,相权日益削弱直至被废除

我国早期的国家政治制度是随着夏朝——古代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而开始出现；商周时期，经过了从方国联盟到天下共主的转变；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也长期延续，但整个趋势是专制皇权日益加强。

一是商代的内服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

二是秦的统一和“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

三是汉朝七国之乱和汉武帝的集权措施、唐朝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四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宋元时期的演变，明清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清朝达到了顶峰。标志是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央政治制度、地方政治制度、监察制度、选官制度、法制建设、古代治乱兴衰与分裂统一

（一）中央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主要含义：封建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制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而中央集权是相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2、三个发展阶段：

（1）西周时期萌芽；（2）秦汉至隋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完善时期；（3）宋元至明清丞相权力逐步削减直至取消，皇帝集政、军、财政于一身时期。

3、具体内容（演变过程）：

（1）萌芽——战国时期：韩非子从理论上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主张；商鞅变法初步确立。

（2）创立——秦朝：皇帝制；三公九卿制等。其特点是皇帝掌握各种大权。意义：客观上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3）巩固——西汉：西汉推行郡县封国并行制，导致王国势力膨胀。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除王国的威胁；思想上实行“大一统”（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完善——隋唐：隋首创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继承并完备。其特点是分散了丞相和中央机构的权力。三省的长官都是丞相，把秦朝以来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互相牵制，又把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权力分给六部，防止专权。科举制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做官，其机构运转更加灵活。

（5）加强——北宋：解除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派文臣到各地做知州，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组建禁军并由皇帝直接控制。其特点是削弱地方权力和剥夺大将的兵权，财权、行政权和兵权收归中央，由皇帝直接控制。

（6）新发展——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即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省）；还设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地区）和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行省制度是古代郡县制的新发展，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当代省区的规模，对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作用。

（7）强化（或顶峰）——明清：明初把丞相权分六部，设厂卫特务机构和三司，采取八股取士。前清沿用明制，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特点是分散丞相权力和地方长官的权力，加强皇权，同时加强思想控制。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表明封建制度的衰落。

4、专制主义集权的政治特征：

①中国为农业大国，土广民众，于分散中求稳定需要集权；

②是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政治需要的产物；

③封建社会早、中期进步作用明显：创造出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文化发展，促进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对外文化交流。也有对广大人民的统治、镇压加强的一面。

④晚清消极、反动作用为主：经济上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政治上拒绝民主，人民毫无地位；思想上禁锢、抑制科学文化发展。但也有维护国家主权、巩固统一的一面。

⑤专制主义本质上是政治文明的对立物，它滋养保守，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

5、评价：

积极作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具有进步意义，表现在：

①维护了国家的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②防止了分裂割据，抵御外来侵略，镇压人民起义，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③便于组织公共工程建设，保证中外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推动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消极作用：表现在封建社会后期：

①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十分残酷；

②束缚了商品经济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

③导致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严重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6、近代以来，清政府对专制主义中央集制度的维护、最终废除和复辟帝制活动：

①晚清王朝的维护：四次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末预备立宪。

②最终推翻：辛亥革命(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

③两次帝制复辟：袁世凯1915年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宣布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1915年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袁世凯于1916年被迫取消帝制；1917年夏，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恢复宣统年号，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段祺瑞组织“讨逆军”乘机打败张勋。

（二）地方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1、三个发展演变阶段：（1）西周封国制（贵族等级制）；（2）秦汉至宋郡县、州县制；

（3）元以后省府县制。

2、具体内容：（1）周朝的分封制（内容、作用）；

（2）秦朝的郡县制和汉朝的郡县与封国并行制（内容和作用）；

（3）金朝的猛安谋克制；（4）辽蕃汉分治制度（南北双轨制）；

（5）元朝的行省制度；（6）明朝的废行省设三司和僧官制度；

（7）后金和清政权的八旗制度；（8）明清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3、重难点剖析：

（1）分封制与郡县制

都属于统治和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在周朝以分封制为主，从秦朝统一全国起，以郡县制为主，也有分封制存在。在西汉和西晋两种制度并存，明朝也实行过分封制，但与先秦的分封制不完全相同。

区别在于：地方与中央的制约关系及其他地方权力的大小。在分封制下，被封者的爵位和领地等都是世袭的。虽对上承担一定的义务，但独立性很大，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中央政权力量衰弱时，被分封者就称霸一方，形成割据称雄的局面。而在郡县制下，郡县长官都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郡、县两级官员按能力选任，打破了贵族制下的血缘关系。对居民管理主要按地域划分，进一步清除了氏族制残余。

（2）府兵制与募兵制

都是重要的兵制。从南北朝到唐朝后期，我国主要实行府兵制；唐玄宗起则实行募兵制。

区别：一是士兵职业性质：府兵制下的士兵是与农业紧密结合，“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府兵平时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应征作战并自备武器、粮食等，军费由农民负担。军事结束，解甲归田。募兵制下的士兵应国家招募当兵，是一种职业兵，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由国家供给衣食，免征赋役。二是兵将关系：府兵制的兵将平时不在一起，不易形成将帅拥兵自重的局面。募兵制下，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会导致军阀的形成。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此极有关系。

（3）猛安谋克制与八旗制度

都是女真人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各户壮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出征，都对各自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猛安谋克制由金朝皇帝阿骨打所创立，原是女真族的氏族部落组织。八旗制度由明朝后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所创，是清代军事力量的核心。

（4）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元朝的统治办法，在那里设立宣慰司、土知府等各级政府机关，任用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这就是土司制度。

明朝永乐年间，贵州等宣慰司发动叛乱，明朝派军平叛，取消土司制度，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统治的变革，称改土归流。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便大规模改土归流。其作用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改变了当地落后闭塞和纷争的状况，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三）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1）秦朝：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监察百官）

（2）汉朝：汉武帝后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作为监察区。每州设刺史一名，代表中央监察诸侯王和地方高官。东汉时，刺史的监察权进一步加强，东汉末年，刺史执掌州的军政大权，成为州的最高长官。

其影响是：刺史制度是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随着刺史掌握州的军政大权，失去了监察的作用，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如后来的曹操和袁绍集团。

（3）北宋：中央派遣文臣担任地方长官知州，又在各州设通判。通判负责监督知州，可直接向皇帝报告情况。各州的公文须由知州和通判联合署名才有效，以使他们互相牵制，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篇8：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 亦称证据失效制度, 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法律指定的举证期限内, 没有及时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在此后不得再提出, 当事人因此丧失了证据提出权和证明权的一项制度。 (1) 失权大多以法定或指定时限的届满为其基本原因。在所有失权类型中, 当事人因怠于举证而导致的失权对诉讼进程及其结果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 故极有必要对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探析。

作为规则层面的界定, 证据失权制度通常由时限和法律后果两方面内容组成, 而其核心内容则为时限, 一般称之为举证时限。该期限要求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 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效的后果。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直接使用“证据失权”一词, 而是用举证时限来界定证据失权制度的运行和效果。

一般来说, 证据失权制度具有以下价值基础 (2) :首先, 证据失权制度的存在是保证诉讼效率的需要。证据失权从制度上杜绝了当事人无限期拖延诉讼情况的发生, 切实提高了诉讼效率。其次, 证据失权制度能够有效防止诉讼突袭, 确保诉讼的公正性。在证据随时提出的模式下, 证据失权制度将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排除在定案依据的范围外, 因此, 可以说证据失权制度使得证据突袭失去了操作的可能性。

纵观证据提出立法的历史, 我们发现各国的证据提出模式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自由到法定, 由“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再到“证据限时提出主义”的发展历程。

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一种相对较为自由的证据提出模式, 当事人在辩论终结前的任何时间段都可以提出证据。在此种模式下, 允许当事人在言词辩论终结前随时提出主张、提出证据, 没有任何时间、方式上的限制。” (3) 之后, 由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在运行过程中弊端尽显, 各国遂逐步开始确立证据限时提出主义。限时提出主义要求当事人在事先确定的举证期间内完成举证行为, 原则上超出举证期间提出的证据将不被采信, 但同时规定了一定的例外情形。目前, 证据限时提出主义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演变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失权制度主要经历了两次变革。一是从无到有的变革,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将我国证据提出方式改为了“证据限时提出主义”;二是从刚性到柔性的变革, 2012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以下简称“《修改决定》”) 对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做出了修订, 从过去的严格失权修改为多选择化的柔性证据失权制度。

(一) 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限时提出主义”

我国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和1991年《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对证据失权制度进行规定, 根据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当时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结合上世纪末中国的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急速扩张的实际国情, 这是符合当时人们的实际需要的。但是,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 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弊端开始逐步显露。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公布的《证据规定》中对当事人举证程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证据规定》第33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应当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中应当载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 应当经人民法院认可;如果当事人没有就举证期限达成协议, 则由人民法院自行指定, 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 自案件当事人收到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开始计算。此外, 第34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审理时将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情形除外。可以说, 《证据规定》的颁布和实施“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一直实行的随时提出主义, 使诉讼主张和诉讼资料的提出由原来的随时提出改为限时提出。”

(二) 从“证据限时提出主义”到柔性失权制度

《证据规定》确立证据失权制度的初衷是良好的, 但是由于该制度在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有些许的欠缺, 大多数法院在实行之后不久便将之束之高阁。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2年8月31日审议通过了《修改决定》。相比《证据规定》, 新民诉法中的失权规定相对缓和了许多。按照新民诉法, 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的, 并不会必然导致证据失权结果的发生。法律赋予了当事人辩解的权利, 当理由成立时, 逾期提出的证据将被采纳。理由不成立时, 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形下, 逾期提交证据才会产生证据失权的结果。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完善的必要

新民诉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 其中对证据失权制度的柔性处理的效果我们暂时可能还未发觉。只能说, 新民诉法中第65条的规定, 是立法机关对司法实践需求的满足, 同时给与了法官灵活办案的空间。其实际的司法效果, 还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笔者认为证据失权制度的柔性处理实际上是对整个证据失权制度的架空, 表面上, 仍然保留了失权的做法, 但实际上却会对证据失权制度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在宏观制度层面, “该制度的设置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顺应了证据限时提出主义的世界潮流, 承认了证据失权存在的价值, 更新了人们原有的诉讼观念、司法观念和举证理念。” (4)

在微观方面, 证据失权制度建立之后基本上实现了其设置时的初衷。在证据失权制度开始运行后的一段时间内, 各地法院的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效率得到了提高, 诉讼程序的安定性也得到了加强。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一直在严格失权和不失权之间徘徊不定。严格证据失权制度的执行与我国的宏观的司法环境有着莫大的联系。实现和谐社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消除矛盾。作为定纷止争、保卫正义的必要手段和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途径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证据失权制度对部分证据不予认定, 导致了部分民众改由上访、申诉等途径解决问题, 使得法院陷于孤立地位。其实, 正义是司法永远不变的追求。正义不仅包括实质正义, 还包括程序正义:实质正义的导向是“结果价值”, 指在确认实体关系时应遵循的标准和判决适用实体法的结果;程序正义的导向则是“过程价值”, 指司法程序运作过程中所应遵循的价值标准。 (5)

从具体制度看, 审前程序中, 被告针对原告起诉状的答辩对于整个审前证据的举证活动都有着极其重要影响。一方提出主张, 另一方对此进行答辩, 这种互动的模式使得双方当事人都能够知晓对方的观点和主张, 对于需要证明的对象、提交证据的着力点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从诉讼的进行和发展看, 诉答阶段在前, 举证和证据调查阶段在后, 当事人需要依据诉答阶段的情况确定证明的对象, 然后再围绕着证明对象来收集和提供证据。” (6) 因此, 假若被告在举证期限结束之后再进行答辩行为, 等到原告理解对方的焦点之后, 再想就对方的答辩进行针对性的举证时, 按照证据失权的规定, 原告提出的证据将不得再被法院所采信。

我国《证据规定》第32条规定, “被告提出书面答辩应当在答辩期满之前进行, 书面答辩中应当阐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相关意见。”根据此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的答辩制度虽然规定了被告具有答辩的义务和期限, 但却没有对被告逾期答辩规定惩罚性的后果。应当说对此条规定对被告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司法实践中,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答辩意见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 因此, 民事举证时限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就显得十分勉强和不尽人意。” (7)

鉴于此, 为了保障证据失权制度的运作, 我们在审前程序中应当建立答辩失权制度, 促使当事人在期限内及时答辩。同时, 还要考虑到被告因为正当理由而未能提出答辩的情形。被告因为客观原因未能按时提出答辩的, 可以申请延期答辩;被告逾期提出答辩有正当理由的, 法院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予以接受。

审前程序是从事前的角度对证据失权的运作做出了保障, 但是凡是均有例外, 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而未能如期举证的情况。因此, 新的证据就成为了我们从事后角度对证据失权进行救济的选择。但是不少学者认为新的证据与证据失权“本就是一对矛盾体, 允许新的证据的提出就必然引起程序的反复性和不安定性, 恰恰是对程序不可逆性的背叛, 直接弱化了证据失权对程序的规定作用。” (8)

其实, 新的证据的启用必须具有严格的正当事由, 其作用更多是救济性功能的发挥, 而并未对整个民事诉讼程序造成任何破坏。有的学者认为, 在我国目前框架式和粗放式的民事诉讼制度下, 不宜对新的证据的范围进行细化的处理。确实, 按照新民诉法中宽容的证据失权制度, 我们对新的证据没有必要再做变动, 但是, 应然状态下, 证据失权应当是严格的状态, 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细化的处理。

新的证据是证据失权制度的例外情形, 新的证据的存在将使逾期提交的证据能够进入到庭审程序, 成为诉讼案件定案的依据。在对新的证据的界定中要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是范围较宽。这样会导致证据限时提出主义彻底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另一个极端就是太过狭窄, 这样使得新的证据这项制度失去救济性作用, 享有合法权益的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设置新的证据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善意的诉讼当事人能够切实实现自己的证据提出权。因此, 当事人增加新的证据是需要有正当理由的。

总体说来, 新的证据作为对严格证据失权制度的一种特定救济方式, 其有自身存在的必要, 但是我们不能将新证据的口开的过宽过窄, 还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去判断。

五、结语

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 再到现如今的柔性证据失权制度, 每一次的变更, 证据失权都对社会司法评价做出了一次妥协和退让, 虽然历经两次变革, 但是证据失权制度一直把自己孤立于整个民事诉讼制度之外, 纯粹的依靠司法实践的反馈去决定自己的改革方向, 这样的变革让人难言进步性的存在。证据失权制度本就是保证诉讼效率和诉讼双方公平的法律制度, 严格的失权做法才能牺牲一方利益来保证更大权益的实现。就我国目前的柔性证据失权制度而言, 笔者认为其未来仍会发生变革, 回归严格证据失权的应然状态。而我们需要关注的应当是如何构建好我国的审前程序, 如何规范新证据的适用规则, 以完善辅助救济性制度的形式来为严格证据失权制度的贯彻执行保驾护航。

摘要：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是为克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弊端, 实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限时提出主义”的转变而设立的。它对于司法实践的指导和证据立法的推动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截至目前,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失权制度主要经历了两次变革, 而且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关键词：证据失权制度,演变,问题,完善

注释

11 蔡虹, 羊震.“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初探”[J].法商研究, 2009 (6) .

22 李浩.“举证时限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追问证据失权的正义性”[J].中国法学, 2005 (3) .

33 田平安, 马登科.“举证时限制度的冷思考”[J].法学论坛, 2006, 21 (1) .

44 陈桂明, 张锋.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初探[J].政法论坛, 1998 (3) .

55 齐树洁.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321.

66 冯恺.诉讼时效制度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21.

77 陈桂明, 李仕春.程序安定论——以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J].政法论坛, 199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