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鸡焉用牛刀”——对法律解释规则排序之质疑

2022-09-11

1 引言

本文所指的法律解释仅仅是狭义的, 即文义、体系、法意、比较、目的、合宪等解释方法, 不包括法律发现、漏洞填补、“空隙”立法等广义的解释内涵。无论法律制定的多么详尽, 它毕竟只是一套抽象、概括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 不可能完全穷尽所有的社会事实, 更不可能与变化纷杂社会事实相吻合。因此, 在司法过程中, 法律条文与社会事实之间的“摩擦地带”常常暴露于司法工作人员面前, 但同时又必须面对由此而生的“疑难案件”。这就必须借助某种或某些技术来缝合“摩擦地带”所产生的裂缝。正如德沃金所言:“规则和事实之间的永恒紧张乃是司法审判的一种常态现象, 一切案件都是疑难案件。简单案件不过是疑难案件中的特殊案件”。

2 徘徊于规则与事实的十字路口——法律解释规则的必要性分析

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合乎目的的规范, 尽量选择法律文本范围内的解释规则体现出对法律的有限“形式合理性”的追求, 也是法律安定性与可预测性的必然要求。但将法律之理想加以牺牲, 必然使法律解释沦为形式的逻辑化, 使法律解释规则陷于纯粹的自我维护。尽管解释规则的排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司法对法律形式合理性追求, 但这种排序对法律解释仍不能提供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因此, 法律解释规则介入规则与事实的摩擦地带当中, 这个摩擦地带也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十字路口。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 法官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总是企图把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一起处理, 所以此时法律条文就不被看作一个解释的对象, 而是视其为解释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因素。这就导致法官在具体运用解释规则时, 注意力集中于法律条文的表述, 把解释内容限制于法律语言文字的可预测范围内, 一旦超越这个“框”将会招致一些社会的大讨论。所以, 与其说法律解释是一种智识性的阐释过程不如说是一种策略性的目的表达。当然无论是形式合理性还是实质合理性都各有利弊, 相互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司法的精髓就在于在二者之十字路口能够恰如其分地找到一个均衡点。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 而在经验”。法官 (们) 解释法律时徘徊不定, 难于抉择, 一方面要以法的安定性为前提, 而另一方面又要实现个案的公正。这样的两难境地, 无不时刻左右着法律解释偏向, 稍有不慎就会引来麻烦。因此, 徘徊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十字路口的法律解释规则排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倘若视其为公式化的定理, 那么就将陷入客观与主观相互矛盾的泥潭里以及为了追求解释而解释, 为了解释而解释的反复循环当中。

3“杀鸡焉用牛刀”——法律解释规则之排序隐含的思维过程

简单来说, “杀鸡焉用牛刀”体现出社会长期以来所具备的“能简单何必复杂”的朴素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潜伏于每个人的思想深处, 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回到本文中, 目前学界在法律解释规则的问题上基本形成了一致的观点, 即文义、体系、法意、比较、目的、合宪等解释方法。这一系列的解释规则在选择时的排序则呈现为:首先是文义解释, 只有当文义解释之结论出现复数时才能运用体系等其他的解释规则。在此就会产生疑问, 为什么要将文义解释作为首要规则?这样排列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在做具体回答前, 先类比一个例子, 这样的排序就好比当一个人感冒了, 医生给出了一个治疗方案:先吃点药—吃药不管用就打针—打针不管用就输液—输液不管用就手术……也许当这样的一个治疗规则放之吾等面前, 我们都会认为这样的治疗方案无疑是将患者的身体甚至是生命当作治疗规则的实验平台, 其专业水准根本没有超出医学知识范畴。较之医学治疗方案, 法律解释规则排序与之倒有几分相似。当法官在处理一起疑难案件时, 倘若仅从首先文义解释、不合适了再选择其他的解释规则, 这无疑是置当事人的利益当作规则试验的“活水”。虽然法律解释与医学治疗有何大差别, 但在规则适用上是可以稍作类比的。医学治疗所追求的仅是把病人治好也就是法律上讲的“形式合理性”。而法律解释不仅要实现“形式合理性”, 更多的是要保证法律体系的安定性, 尽可能地与以往相同或相近的案件保持连续。仔细观察这样的排序就会发现, 排在前面的解释规则相对简单, 只需要从法律条文所涵摄的文义“射程”内做出解释, 需要考虑的因素单一、所消耗的司法成本较低、社会透明度较高、解释结果容易预测;而越往后面排的解释规则就越复杂、投入大、预测低、需要考虑的因素多样。不难发现, 在这样的解释规则排序之下所隐含的是一种朴素简单的思维过程——“杀鸡焉用牛刀”。排序的简单化甚至草率化会致使司法适用时面临许多慌张和无奈, 单纯依赖于思维深处的朴素判断来排列解释规则似乎有些不科学、不合理。因此, 法律解释必然决定解释规则的介入, 当一系列的解释规则呈现于司法适用过程中, 选择何种规则做出解释、选择规则的标准是什么、不仅仅完全是规则与案件事实的相互调试。法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案卷材料不是冷冰冰的语言文字, 每一个案件都是当事人间的利益平衡。不是任由规则排序之刻板的先文义后其他的选择标准所摆布。

4 超越解释——重构法律解释规则之排序

4.1 构建法律解释规则之“元规则”

(1) 从整体上来说, 本身业已建立的法律解释规则体系不容打破, 只有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探究法律解释元规则才有意义。因为元规则作为法律解释规则的具体方法, 是基于目前已经形成的规则再挖掘规则之下的规则, 所以可以把法律解释规则看作是法律解释的“母规则”, 把元规则视为法律解释的“子规则”。它们呈现的是一种整体与局部、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至此, 在宏观上须认识到两种规则的关系才能具体探究构建怎样的元规则和怎样构建元规则。

(2) 究竟怎样构建元规则, 这必须对法律原则有深刻、清晰的认识。其实, 说法律解释规则间排序有时相互冲突容易产生误解, 因为规则之间是不会自动产生任何纠缠。只有当规则被使用时才会产生冲突。因此, 不是规则本身就相矛盾而是使用者要维护的利益之间的相互博弈。对法律来讲, 如果没有法律原则, 任何法律规则 (包括法律解释规则) 就缺少之提携。作为司法工作者在法律解释时竭力维护的正是法律原则的尊严。所以元规则的构建必须关注法律原则, 它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原则也是法律解释规则之原则。

(3) 怎样构建元规则与构建怎样的元规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无非是回答一个怎么做和做什么的问题。法律原则是拯救法律解释规则排序的必然选择, 也是构建法律解释元规则的根本途径。任何法律解释, 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都是人的一种有明确意识的活动。这种对目的的追求是无法摆脱的, 是出于人的本能意识形态之反射。其实仔细观察一些疑难案件都会发现最终无论怎么解释都始终把握法律原则。比如公平正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疑罪从无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等。决不会抛弃法律原则去天马行空地解释。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谁想理解某个条文, 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旦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 那么, 解释者就位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 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了, 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因此, 在对疑难案件具体法律解释时应首先确定法律原则, 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去寻求固有的法律解释规则排序与案件事实的相互调试。原则一旦确定, 法律解释规则也就自然而出。所以, 元规则系统中究竟适用哪一个原则, 只能综合考虑案件的各种因素取舍和司法工作者的多方权衡。这样的解释过程暂且称其为:“由子规则到母规则”的思维判定。说到底, 法律解释规则的元规则就是法律原则。通常法律实务界对法律原则的适用显得格外谨慎, 似乎当遇到疑难案件时就必须找到天然吻合的法律规则, 即便是无法寻求到也要费尽心思对一些法律条文进行解释试之与案件事实尽量吻合。往往忽略了法律原则的适用, 但又在具体解释时又始终没有偏离法律原则, 这只是没有把隐含的思维过程显性化。因此, 回答构建什么样的元规则的问题上, 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局限, 纳法律原则于元规则系统之中, 坚持“由子规则到母规则”的思维判定顺序, 才能冲出法律解释规则排序的困境。

4.2 寻求法律解释规则间之平衡

疑难案件的判决所涉及的不仅是法律条文如何解释的问题, 更是一种复杂的实践理性。正如波斯纳所言:“实践理性并非某种单一的分析方法, 甚至也不是一组相关联的方法”。同时也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智识性追求, 更是需综合法律内外因素的策略性选择。所以, 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不得不兼顾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协调。甚至有些时候为使判决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不得不牺牲司法效果。站在了社会民众的角度去解释法律。因此, 解释者要将自己的解释视域拓宽于与社会公众的不断沟通上, 不能只停滞于法律文本解释的形式合理性。要使得解释活动不仅局限于法律语境, 而是要有效增强社会民众的话语权。形成不断与社会交流的解释视域, 这样才能确保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其次, 不得不考虑经济计算对解释活动的影响。其实, 现行解释规则排序实际上具有成本收益权衡考量, 是一种概率统计意义上的排序。排在前面的解释规则具有恪守形式合理性的特点, 往往体现出以实现法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的追求;排在后面的则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实质合理性。所以, 在计算成本与收益时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 毕竟法律解释不是经济活动, 是具有价值衡量的。而是要把成本与收益计算与误差损失都纳入到法律解释成本当中, 在既追求形式合理性 (解释成本最小效益最大) 又要控制误差损失 (实质合理性的追求) , 从而实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均衡, 形成符合“常识、常情、常理”的解释结果。

摘要：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对法律解释进行了广泛研究。倘若仅仅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去作解释无非会陷于条文的机械循环当中, 不能满足司法需求。故本文所要探究的是基于目前在对法律解释规则的排序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 探究这种共识的缺陷与不足。从这一问题上讲, 现行的法律解释规则在选择标准、排序的基础、冲突的调和等方面缺乏理论支撑。这种不足已经日渐暴露于变化纷繁社会事实面前, 也困惑于司法工作当中。因此, 完善法律解释规则的排序问题以及夯实其价值基础是当前法律解释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法律解释规则,价值基础,规则排序,元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