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论文范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文字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之一的汉语言文字学，既将中华文明进行了传承，同时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我们华夏民族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财富。对汉语言文字进行研究，本质上就是在研究汉民族，通过回顾汉语言文字的起源、兴盛以及发展，可以对汉民族的起源、兴盛以及发展形成客观认识，这对提升国民综合素质与增强民族自信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一篇：文字学论文范文

《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研究》序

鲁川先生的大作《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版问世,我向他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这部著作,是他近年来悉心学习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标志他在治学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以他的资格,为之作序的当为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由此,作为后学,更加深切缅怀黎锦熙、郭绍虞、朱星等,我心目中、我所敬仰的独具慧眼的大师级语言学家,他们倘健在,当会给予我们多少启示、支持与指引呀!由于与鲁川先生相知共事两年有余,其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意气相投,自认遂为忘年挚友,这也许是他对我格外垂青惠顾的原因吧。于是,便不顾辈分资格,慨然应允为之作序。

鲁川先生是一位兼治计算机信息科学与语言文字学的两栖资深专家。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先后被聘为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客座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7年被选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出版有《汉语语法的意合网络》(商务印书馆,2001)、《汉字信息语法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等著作;发表多篇论文,其中代表作为《立足汉语实际的信息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Ⅱ》,语文出版社2004)。

鲁川先生自称他拜的第一位老师为社科院语言所的范继淹先生,他的语言研究的良好素养,便出于范先生的导引;他拜的第二位老师为北京大学的徐通锵先生,由此成为了“字本位”的信奉者与研究者;他拜的第三位老师为徐德江先生,由此他认识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弊端,也认识到了“字本位”理论的局限性,从而接受了徐德江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细胞分析语言文字理论。

鲁川先生总结出徐德江先生在语言文字理论研究上的几个特点是:1.具有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根基上的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2.通过对第一阶段西方人创建的“普通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大胆提出创新性的新理论;3.对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载体和智慧结晶的汉字有独特的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东方人创建的第二阶段真正的“普通语言文字学”新理论;4.按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不断深化,以“字宝宝乐园”为基地进行了成功的实验;5.提出汉字“科学性、易学性、智能性、国际性、艺术性”的五大特点,为汉字走向世界,促进世界学汉语热潮作出了重大贡献。

就上述五点来说,鲁川先生认为徐德江堪称为哲学家、理论语言学家、汉语文字学家、语文教育家、成功的文化教育企业家。鲁川先生对徐德江在语言文字理论研究上的成绩与特点作出的评价,我认为是他通过深入学习、对比研究之后总结出来的,是客观、公允和恰当的,我完全赞同。

鲁川先生认为一百年来外国和中国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没有多少重大突破,是因为没能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进行研究。徐德江是他所接触到的,自觉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研究语言文字并取得重大成果的第一人。鲁川认为一个语言学家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作支柱,在语言研究上只能是炒冷饭。他认为在语言文字研究上过分的自以为是,必然导致糊涂。鲁川在语言文字理论的研究上不断探索、思考、比较、扬弃,为求得真知苦苦追寻多年。比如:徐通锵认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系统;鲁川认为语言是知识的编码系统;徐德江认为语言是认识的编码系统。经过比较研究,鲁川认识到:首先,人的认识往往与现实不完全一致;其次,人的知识系统只是通过归纳总结感性认识,上升而成的理性认识,而这些理性认识与现实,同样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人们总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求更加接近现实。故此鲁川认为:徐通锵与鲁川的定义是不够科学的,而徐德江的观点则既包括了理性认识又包括了感性认识,而且这些认识在不断深化,以求逐渐接近现实。经过分析比较,鲁川接受了徐德江的观点,即认为语言是认识的编码系统。

鲁川先生在深入学习研究徐德江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细胞分析语言文字理论的基础上,连续写了多篇文章。他对徐德江的语言文字理论,作了深入的剖析,以自己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多年丰富积累和独到眼光及独特方法,全方位、分专题作了诠释与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这些文章均已发表,现又集结为《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研究》一书出版。

鲁川先生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不断学习,历久弥新,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研究方法和语言文字理论,体现了深厚的学术修养。比如:他十分善于将一般的叙述上升为理论,善于对一个复杂的语言文字现象用极为精辟的语言概括总结出来,他还善于将计算机语言应用研究与普通语言文字研究相结合,形成的理论及创制的术语使人读来耳目一新,令人叹服。他的大量生动有趣的实例、他的图解法,往往使复杂的理论叙述变得形象直观、一目了然。

鲁川先生在古稀之年(他笑言“古稀今不稀”),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新的理论,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并且兴致盎然地探索真理,以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最高追求,从中获取、领悟生命的真谛。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全然没有老的概念。他的人格与精神深深感染着他身边的人,尤其令我感动与敬佩。跟徐德江与鲁川二位先生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己,一心追求真理的精神相比,恕我坦言,我感到当下,语言文字学界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为轻视理论,二为唯己自闭。

关于轻视理论,在下不揣冒昧地认为,是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中大多只注重语言文字事实的罗列与分析,而轻视语言文字理论的创新与研究;二是在研究中大多只遵从以索绪尔及其流派为核心的旧的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却不能很好地自觉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语言文字研究的指导思想。

关于理论的重要性,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说:“任何实际的行动,其实都是在一定的‘理论’下付诸实施的,只是许多时候没有意识到‘理论’在发挥作用。恩格斯说:‘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我们常说的‘科学发展观’,其实强调的就是指导工作的‘理论’要科学,不能简单地拍拍脑袋,这是党风问题。”(《北京日报》2009年12月28日17版)

我国语言文字学界“近百年来一直跟着印欧语的眼光转”,从理论到方法,无不带有明显的西学印记。长期以来,有的人只埋头微观分析或历史回顾,忽视理论思考和创新,由此形成的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搜集材料的科学”;有的人虽然注重理论思考,但是,总也跳不出由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形成的固有框架。上述这些,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下也就无须再多费笔墨了。这里想多说几句的问题是:很多人不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语言文字研究的指导思想。党中央提出文化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即马克思主义一元化领导。上世纪50年代,有人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录,用于说明语言问题,但多属于生搬硬套,并没能采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精髓。“文革”之后,又有人鄙视马克思主义,认为其思想已经过时,于是,只从西方语言文字理论中汲取营养,以形成自己的所谓“新”理论,并由此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这样的语言文字研究只能是套搬,其结果就是亦步亦趋,跟在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后面的所谓“接轨”。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之重要性,以前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即可看出,邓小平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步步深入的中国社会变革相结合,汇集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智慧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研究,作为指导思想亦非常重要。忽视甚至鄙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界的思潮,是学界长期以来无重大理论突破与创获的症结所在。

以索绪尔及其流派为核心的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索绪尔所吸取的以华尔拉斯为代表的瑞士正统经济学派的理论。该经济学派的理论存在严重先天缺陷,索绪尔将其理论和方法引入语言研究之后,形成了由其奠基而后近百年来不断发展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因而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就不可避免地必然存在严重先天缺陷,诸如注重形式、注重静态分析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表现出僵化和片面性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详见拙文《语言学与政治经济学》,《汉字文化》2009年第5期)该理论引入中国之后,虽然形成了中国现代语言文字之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又成为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典型的事例就是:关于“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题的理论探讨。2009年,上海召开“汉语独特性理论与教学国际研讨会”,(笔者按:在下认为“独特性”研究的提法是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离开了共性,也就无所谓个性。) 出席会议的学者,有“字本位”的代表、有“词本位”的代表、有“词素本位”的代表。所谓“本位”,就笔者理解,当为“基本结构单位”。这些代表似乎都在寻求语言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与会的三方就“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人认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有人认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还有人认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语素。三方各持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在下愚见,如果认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那么将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说成是“字”,让人难以接受,又如联绵词“踌躇”等,多由两个汉字构成,其中的一个汉字“踌”或“躇”显然不具备自足义(笔者按:“自足义”这一术语为鲁川先生首创),便难于说通“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如果认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那么双音节词,如“国家”,其中“国”与“家”两个语素分别有音又有义(笔者按:这里的“义”既包括“自指义”又包括“他指义”。这两个术语亦为鲁川先生首创,其含义见下文),也存在问题。如果认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语素,那么像“沙发”这样的词,分别由“沙”和“发”两个汉字组成,但是,其整体意义又分别与这两个汉字不尽相同,也存在问题。这些各自理论上存在的缺陷,构成了会议上辩论各方的激烈争论。

正如陈力丹教授所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上述三方苦苦争辩,可能就是在寻求语言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也就是徐德江先生所说的语言文字的细胞。凑巧的是这也正暗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就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并由此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可见,细胞分析法是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问题仅仅在于是否自觉运用这一方法,以及运用得正确与否。上述三方虽然客观上似乎在寻找“细胞”,但是主观上他们却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遗憾的是他们也未能找到语言文字的真正的“细胞”。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细胞分析方法,并独创地找到了语言文字的真正的“细胞”,目前就我们所知,徐德江先生是第一人。

徐德江先生(2005)指出:“至今,语言学界对口说语言和文字各自的‘天然单位’——细胞形态,尚未做出科学性的分析。特别是对真正的客观存在的,最简单的一个细胞形态,未做出科学的分析。这也是影响文字学语言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上述问题,徐先生出版的大作《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同心出版社,2009年)作了精妙的解答。徐先生自觉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细胞”分析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商品分析中受到启发,在苦苦求索了近40年之后,终于找到了口说语言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并首称之为“语基”,以及文字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并首称之为“文基”。

首先,关于口说语言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徐德江先生认为:口说语言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是在说话的过程中,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单个声音,即听觉能感知的一个单独的声音,称为“语基”。一切口说语言的细胞,都是“语基”,这是人类口说语言的共同特点。

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有两种:一种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另一种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研究“语基”时,必须彻底排除文字的干扰。比如,俄文“русский”,“ру”是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两个字母共同表示的一个“语基”,“сс”是由两个相同的辅音字母只发一个音来表示的一个“语基”,“кий”是由一个辅音、一个元音和一个半元音三个字母共同表示的一个“语基”,而一个辅音字母“щ”却是两个“语基”。人们在研究西方口说语言时,往往总是从字母出发考虑问题,这就歪曲了口说语言的情况,不能真实地看清口说语言的特点。(笔者按:按徐先生的观点,字母和词之间应当有“语基”。)

口说语言的“语基”内容还可分为 “无字形”和“有字形”两种:“无字形语基”的口说语言,是“无字口语”,“有字形语基”的口说语言,是“有字口语”。

有字口语的细胞——“单语基词”的结构中,第一层次是“语音标独功能”(即音+义+形,也叫“语材”)和“语音结合功能(语法)”。与无字口语的“语音标独功能(语材)”不同的是,有字口语的“语音标独功能(语材)”的因素不只有“语音”和“语义”,还有“字形”。“字形”同“语义”一样,都是内容,而“语音”是物质外壳。“字形”不同于“语义”,是一身二任:既是“语音”的“所指”,又是“语义”的“能指”。与无字口语“语音结合功能(语法)”不同的是,有字口语“语音结合功能(语法)”的因素,不只是有“本语音+他语音”和“语法意义”,同时还有“本字形+他字形”。“本字形+他字形”与语法意义都是内容,而“本语音+他语音”是物质外壳。“本字形+他字形”不同于“语法意义”,也是一身二任:既是“本语音+他语音”的“所指”,又是“语法意义”的“能指”。用图表示:

口说语言的各种单位:词、词组、句子,是由“语基”构成的。“语基”可构成“单语基词”,也可组成“多语基词”,由“单语基词”“多语基词”分别或共同组成“词组”,由“单语基词”“多语基词”“词组”分别或共同组成“句子”……。

第二,关于文字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徐德江先生认为:文字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为“文基”。汉字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文基”——汉字的细胞。拼音文字的“词”与“字”是一致的,每个单词,就是一个“文基”——拼音文字的细胞。

文字的细胞——“文基”(“字”)也有两种,一种是只有“自指义”的“文基”(“字”),另一种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文基”(“字”)。

文字的细胞——“文基”(“字”)内容还可分为“无音”和“有音”的两种:“无音”的“文基”(“字”),是“非字音文字”,“有音”的“文基”(“字”),是“字音文字”。人类文字发展的第一阶段是“非字音文字”,第二阶段是“字音文字”。

“字音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有“单语基”字音的,又有“多语基”字音的。汉字的“字”都是“单语基”字音;拼音文字的“字”(即词)一般是“多语基”字音的。

字音文字的细胞——“文基”(“字”)的结构中,第一层次是“字形标独功能(语材)”和“字形结合功能(语法)”。与非字音文字的“字形标独功能(语材)”不同的是,字音文字的“字形标独功能(语材)”的因素不只有“字形”与“字义”,还有“字音”。“字音”同“字义”一样都是内容,而“字形”是物质外壳。“字音”不同于“字义”是一身二任:“字音”既是“字形”的“所指”,同时又是“字义”的“能指”。与“非字音文字”的“字形结合功能(语法)”不同的是,字音文字“字形结合功能(语法)”的因素不只有“本字形+他字形”和“语法意义”,还有“本字音+他字音”。“本字音+他字音”同“语法意义”都是字音文字“字形结合功能(语法)”的内容,而“本字形+他字形”是物质外壳。“本字音+他字音”不同于“语法意义”也是一身二任:“本字音+他字音”既是“本字形+他字形”的“所指”,又是“语法意义”的“能指”。用图表示:

第三,对于口说语言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语基”的意义,徐德江先生作了详细分析。

作为口说语言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语基”,分两类:一类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一类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

“语基”只表示语音或字形自身,而不表示其他事物,这种“意义”就是“自指义”。“语基”表示的不是语音或字形自身,而是语音或字形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这种“意义”就是“他指义”。

根据徐德江的理论,鲁川先生在“字音文字”的研究中,对字义有了全面的认识:

第四,运用“细胞”理论,徐德江分析了汉语与印欧语及其文字在“明确简约”程度上的差别。

汉语的“语基”与音节是重合的,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所以汉语的“单语基词”也就是“单音节词”。汉语的“语基”,一般都是“自指义”与“他指义”同时存在。印欧语的“语基”,主要是“自指义”为多数,同时兼具“自指义”和“他指义”的“语基”,数量较少。汉语口说语言所以明确简约,是因为汉语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而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

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的较少,多数的音节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基”构成;而且,一个“语基”同时兼具“自指义”和“他指义”的也较少,往往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自指义语基”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一切口说语言的“词”“词素”并非都是“单语基”的。结构主义没有发现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这个层次,只注意到“词”“词素”,所以,虽然对语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局限使其走向了反面。

汉语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是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就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每一个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部件多少,都成为一个个相等的方块形,易于分辨。所以,汉字也是“明确简约”的优点突出。拼音文字的细胞“文基”——“词”(即字)与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是不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一个文字细胞“文基”——“词”(即字)完全对应的较少,大多数都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即字),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口说语言细胞“语基”相对应。而且,每个“文基”“词”(即字)的字母都是线性排开,字形长短不一,相差很大。所以,“明确简约”的程度,就比不上汉字了。

索绪尔从历代语言学家只就文字研究语言的倾向里走出来,重视了口说语言的研究,做出伟大的贡献。但他认为在口说语链中,难以区分出具体的单位,只好借助文字的单位——“词”(法语称“mot”,英语称“word”)来作为口说语言的单位,这样就将口说语言真正的基本结构单位——“语基”,即口说语言真正的细胞掩盖起来,将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视为一体,在细胞上就没有分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这就是结构主义虽然称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一个王国”的根本原因。

第五,运用“细胞”理论,徐德江分析了“语基”与“语素”的不同。

“语基”也不同于“语素”。《现代汉语词典》称:“语素”即“词素”。“词素”:“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词根、前缀、后缀、词尾都是词素。有的词只包含一个词素,如‘人、蜈蚣’等。……”可见,“语素”(词素)既没区分开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差别,又不是语言和文字的“最小的”单位。汉语文的“蜈蚣”是一个“语素”(词素),但就口说语言来说,是两个“语基”;就文字而言,是两个“文基”。而印欧语的一个词根、一个前缀、一个后缀、一个词尾,就口说语言来讲,很多是不止一个“语基”;就文字而言,它们并不是一个“文基”(单字),只是一个“文基”(单字)的部件。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细胞都是以物质外壳为基础的。口说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音,文字的物质外壳是字形。口说语言的细胞是在说话的过程中,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单个声音,即听觉能感知的一个单独的声音,我们称之为“语基”。文字的细胞就是“文基”(“字”)。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单个声音是有限的,所以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的数量是有限量的。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是无限量的。一切口说语言和文字都如此。

第六,运用“细胞”理论,徐德江分析了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单语基词”)和文字的细胞——“文基”(“单字词”)其原料与其结构的异同。

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单语基词”)和文字的细胞——“文基”(“单字词”),其原料有同有不同。有字口语和字音文字的原料都是无字口语的细胞——“语基”和书写符号。用公式表示:

有字口语细胞——“语基”的原料无字口语的细胞——“语基”

书写符号

字音文字细胞——“文基”(“字”)的原料无字口语的细胞——“语基”

书写符号

而无字口语的细胞——“语基”的原料是“人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和“人对某事物的认识”。用公式表式:

无字口语细胞——“语基”的原料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

人对某事物的认识

非字音文字的细胞——“文基”(“字”)的原料是“书写符号”和“人对某事物的认识”。用公式表示:

非字音文字细胞——“文基”(“字”)的原料书写符号

人对某事物的认识

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单语基词”)和文字的细胞——“文基”(“单字词”),其结构也都是不同的。需特别强调指明的是,无论是无字口语、有字口语,也无论是非字音文字、字音文字,其细胞结构的第一层次,都是“标独功能”(人对事物独立性认识)与“结合功能”(人对事物部分联系性认识)这两个要素。而不是“音义的结合”。“音”和“义”的结合只是无字口语细胞——“语基”(“单语基词”)的结构第一个层次即一个要素“标独功能”的组成因素。“音”和“义”的结合既不能代表无字口语细胞——“语基”(“单语基词”)的整体,更不能代表有字口语、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的细胞“语基”(“单语基词”)和“文基”(“单字词”)的整体。用图表示:

可见,将词的结构说成是“音义的结合”是何等的片面。

上面,我把徐德江先生的观点做了摘要梳理。徐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当今的语言文字理论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都有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用百年来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解释、解决当前在理论上和教学中的问题,已经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徐德江先生只好创建了一些新的术语,用这些新的术语和新的理论来说明、解决实际当中遇到的问题,于是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感到十分的顺畅。徐德江先生在《资本论》“英文版的序”里读到恩格斯这样一段话:“一种科学每一次新的解释的提出,都包含这门科学术语上的一次革命。”于是,他就放心地、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对语言学中的一些概念、术语进行改造:正确的接受下来;片面的,重新解释;没有的,自己创造。这样,关于什么是元音、辅音、音节、字、词、同音词、构词法、语法……都提出了新的解释。因此他的观点看上去,就和汉语汉字研究中现存的、完全遵从西方理论体系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格格不入,这应该是很自然的。对上述徐德江先生的观点,鲁川先生撰写了《与时俱进地探索语言文字的“细胞”——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评析之三》(《汉字文化》2009年第4期)作了精彩阐释。

根据上述徐德江语言文字细胞分析理论,将语言和文字看作两个王国。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语基”,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文基”。口说语言的各种单位:词素、词、词组、句子,都是由“语基”构成的。也就是说:词素、词、词组、句子虽然是口说语言的各种单位,但不是基本结构单位。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有两种:一种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另一种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文字的细胞——“文基”(“字”)也有两种,一种是只有“自指义”的“文基”(“字”),另一种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文基”(“字”)。在下窃以为语言、文字的细胞分别用“语基”和“文基”来取代“字本位”“词本位”“语素本位”等理论是科学的。在语言和文字两个王国中,像“乌鲁木齐”中的“乌”,是个只用其“自指义”的“语基”或“文基”(“字”);而“乌鸦”中的“乌” 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 的“语基”或“文基”(“字”)。

徐德江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语言文字研究中作了联想,从而有了重大创获。正如上文所引恩格斯所说的话:“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徐德江先生则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启发:产品的二因素“有用劳动”和“自然物质”,一旦进入交换,就产生了质变,成为商品,其二因素就变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了,然而“使用价值”可单独表现出来,“交换价值”却不能单独表现出来,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出来。由此,他联想到了语言的各个单位也有二因素,即他所称谓的“标独功能(语材)”和“结合功能(语法)”。“标独功能(语材)” 可单独表现出来,而“结合功能(语法)”却不能单独表现出来,而必须在与其他语言单位的结合中才能体现出来。对上述徐德江先生的观点,鲁川先生撰写了《语言文字单位都是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评析之五》(《汉字文化》2009年第6期)亦作了精彩阐释。

徐德江的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实践,正如恩格斯所说,是运用了唯物辩证法之后,使搜集材料的科学变成了整理材料的科学。鲁川先生说:人皆曰,1898年马建忠所作《马氏文通》建立了中国现代语言学。而1998年鲁川则说,1898年马建忠所作《马氏文通》建立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中国现代语言学。鲁川先生还说: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徐德江是当代语言文字学的奠基人。鲁川先生称接受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是自己脱胎换骨的过程,而其于我则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把蒙住自己多年的坚韧鼓皮一下子给撕开了。

总之,徐德江先生的语言文字理论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性和前瞻性,是针对在语言实际中已经走投无路的结构主义理论作了反思之后,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其主要贡献在于: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细胞分析方法研究语言文字,找到了语言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其分别是“语基”和“文基”,并由此出发,科学地分析解释了诸多众说纷纭的语言文字现象。徐德江先生研究语言文字理论的方法,与党中央所倡导的精神与方法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绝对不是出于偶然,这是他近40年来一贯坚决信奉马克思主义,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掌握其理论精髓之后,自觉将其用于指导研究实践的结果。这一点,作为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的重要特色,是对语言文字学界的研究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作用的,理应受到学界高度的尊敬与重视。将其著作结合鲁川先生的丰富演绎和深邃探讨共同阅读,可以更进一步深入了解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学习掌握其所运用的马克思唯物辩证细胞分析方法,进而对当前理论界的纷争,释疑解惑,并且期望引起读者思索的兴趣,或然进而有志共同探究语言文字理论的真谛。若沿此路径,不断前进,由东方人创建的人类第二阶段语言文字理论,庶几可望早日完善成就矣!为此,我们是否应该以开放的胸襟,求实的心态,虚心学习、宽容面对语言文字学界的各种前沿探索及不断形成的新理论。徐德江先生和鲁川先生已经率先作出了成绩,在此,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向他们表示敬意和祝贺,故发表上述感言,是为序。

(通讯地址:100089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宋均芬

第二篇：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摘 要：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之一的汉语言文字学，既将中华文明进行了传承，同时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我们华夏民族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财富。对汉语言文字进行研究，本质上就是在研究汉民族，通过回顾汉语言文字的起源、兴盛以及发展，可以对汉民族的起源、兴盛以及发展形成客观认识，这对提升国民综合素质与增强民族自信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汉语言文字学;回顾;反思

汉语言文字学从广义上来看所涵盖的内容是广泛的，蕴含的文化内容也极其丰富。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与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不仅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进行了保鲜，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力度得到了加强，并取得了部分成果，积累了些许经验。本文主要对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以期在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工作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一、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研究，汉语言文字学在甲骨文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字典的编撰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甲骨文的文字语言等也进行了分析。

(一)甲骨文资料搜集整理与字典编撰

1979—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甲骨文合集》，这本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规模最为宏大的殷墟甲骨文资料收录文献。《甲骨文合集》由郭沫若主编，总编辑为胡厚宣，书中收录的甲骨文接近42000片。加上1980年、1999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和《甲骨文合集补编》，已经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几乎全部被收录整理，这对甲骨文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甲骨文文字语言研究

《甲骨文字释林》在文字考释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书中所提及的文字考释方法科学，因此结论的可信度较高。除了文字考释，甲骨文的语法研究也有不小的进展，《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和《甲骨文虚词词典》中所涉及的语法内容较为详尽，是两部不可多得的甲骨文文字语言研究著作[1]。

(三)《说文》研究

研究传统文字学必定离不开《说文》。在段注论文方面，郭在贻有着较高的威望;另外，在段注研究初期，人们在篆形问题上没有引起重视，一直到蒋冀骋编写了《说文段注改篆评议》，这一缺陷才得以被弥补。

(四)俗字研究

俗字研究是漢语言文字学研究中的特色。1991年，蒋冀骋的《俗字研究》在研究方面取得了概述性的成果;1995年，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从俗字的定义、价值、特点以及演变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另外，在俗字的考释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作，如《汉语俗字丛考》《敦煌俗字研究》《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等。

二、音韵学研究

音韵学在1978年之后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其发展的繁荣可以从研究方法的改进与研究成果的丰硕中可见一斑。例如，亲属语言中的比较方法被运用的越来越频繁，尤其在上古音研究时，汉藏语的研究成果被充分利用了起来，不少学者对旧有的古音构拟提出了新的见解。像何九盈的《音韵丛稿》、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都为古音构拟提供了不少新的可供参考的思考方向。

方音史的研究工作也没有被忽视，除了不断对文献中的材料进行深度挖掘之外，也从现代方言中寻找特色，并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以构拟方言本貌。例如原始的客家语和原始的闽南语等。

在音材料方面，琉球译音和少数民族的对音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及运用，梵汉对音以及汉藏对音仍旧被注重。俞敏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在梵汉音译词的研究上有着重大成就，书中对后汉时期的语音状况做出了详尽的探讨，分析方法全面系统[2]。

三、训诂学研究

训诂学的研究成果从方法探讨、领域开辟、教材建设三个方面得以体现。

(一)方法探讨

其实关于训诂方法，我们并不缺乏材料，真正缺乏的是让现代人能够较为容易理解并接受的方法和思路。陆宗达和王宁二人所探讨的训诂方法值得被关注，特别是王宁的《训诂学原理》。除了他们二人之外，宋永培在《当代中国训诂学》一书中也对中国训诂学从历史、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评述与总结。

(二)领域开辟

研究汉魏六朝之后的方俗词语，是对训诂领域的开辟。郭在贻的《训诂学》第九章值得被关注。除此之外，张永言的《语文学论集》和王力的《同源字典》为古汉语词义的解读与语源学研究都做出了贡献。

(三)教材建设

教材对于训诂学知识的传授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和训诂学相关的教材较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训诂简论》《训诂学要略》《训诂学》《训诂学纲要》等，这些教材在普及训诂学知识与培养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语法学研究

(一)古代汉语语法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从最初的继承逐步实现了对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脱离，变得更加独立和多元化。现代汉语学的方法及理论多被运用于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上，在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层次和深度上也更近了一步。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倾向和成果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是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进行了结合，专书、断代研究和历时研究变成了主流[3]。另一方面是虚词研究除了训诂学的归类训释，还加上了对句式的分析。虚词和句法在此阶段得以被结合，虚词在固定结构、单复句以及语段中的运用被重视起来。

(二)现代汉语语法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走过了着重个性和个性与共性并重的道路。在着重个性的阶段，宏观方面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而在个性与共性并重的阶段，宏观和微观亦得到了结合。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细致的、透彻的，不论是从研究成果的质量上看还是从实际运用结果上看，都折射出汉语语法学正处于繁盛时期。

五、汉语方言学研究

(一)方言描写更加深化

通过研究之后，方言描写的内容从以前的片面性向整体性过渡，变得更加深化和细致。这一特征具体体现为：方言点得到增加，不再局限于少数的方言点，方言点得到了扩展。此外，方言也不再受南方方言的限制，北方的方言也得到了发展。语音描写除了语音本身之外，语音层面所涉及的内容或是语音层面的交叉内容也得到了关注。

(二)方言解释更加理性

方言現象是方言描写的对象，不掺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单纯地对方言中的特殊现象做出解释：从描写现象到探求规律，由研究纯语言到探寻方言发展规律。方言的解释开始和社会发展相联系。

六、词汇学研究

(一)构词法

早前的研究构词法多是从语法学角度着手的，而现在研究构词法多是从词汇学的角度进行的。在这一研究方式上，刘叔新、武占坤、葛本仪等先生值得被关注。

(二)词汇规范问题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汉语新词被创造出来。因此对汉语新词的研究赢得了较多的关注，新词研究也成为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新词研究上，主要侧重的还是词汇规范与否的问题，这也是新词研究的中心。在这个问题上，郭良夫、李行健等先生颇有建树。

(三)词义

在词义的研究上，学者们将意义和形式进行了结合，并且对分析词义从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像义素分析法就被运用到了汉语词义的描写和分析中。

七、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没有形成理论探索风气

对汉语言文字学进行研究，引进借鉴是必要的，但不是完全的。我们需要在研究的过程中进行独立思考、探索创新。就当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在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解决问题有余但对理论探索不足。就如在语音的构建及方言语音的层次研究上迈开探究第一步的都不是本国的学者。在虚化方面，仍旧存在欠缺。虽然我们也有虚化，但是没有提出语法化的理论。缺少了语法化理论，语法成分以及相关范畴的内容也就相应出现欠缺。因此，我们既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需要将理论思维与理论探讨的习惯培养起来[4]。

(二)语言与文化研究结合不紧密

脱离了文化的语言是没有灵魂的，孤立语言谈文化也是荒诞的。在研究汉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应当对语言身后隐藏的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并且对语言的探讨也不应该只从一个角度入手，而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剖析解读。这一点需要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付诸实践。

参考文献：

[1]蒋冀骋.三十年来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119–124.

[2]王百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概况综述[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3)：10–12.

[3]陈昌来.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现状和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17–124.

[4]语言文字学著作导读[J].现代语文，2019(10)：130.

作者简介：周婵(1983—)，女，汉族，贵州贵阳人，贵州警察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作者：周婵

第三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字学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汉字材料方面除传世文献，大量新出土材料和跨文化环境材料得到充分利用，整理手段也由传统纸笔发展为高科技和智能数字化，还有各种专题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汉字学理论体系从偏重形体结构逐渐调整完善为形体、结构、职用三维一体的立体汉字学，各理论专题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多有拓展，讨论和认识问题更加多元和宏通。研究方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综合化、理性化、动态化和跨学科化的趋势。汉字史研究也从单一的形体演变发展为形体、结构、职用三线共进，断代研究由厚古薄今发展为古今并重，近代汉字和汉字传播研究受到关注。相信未来的汉字学，在现有基础上，应该更加注重新材料的开发、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新理论的完善和汉字发展史的全面贯通。

关键词：文字学 研究综述 三维汉字学 汉字学理论 汉字发展史

作者李运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5);温敏，郑州大学汉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南 郑州 450001);韦良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科学研究进入春天，文字学研究也进入了新时期。回顾四十年来文字学发展的历程，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本文大致按汉字材料、理论方法、发展演变的思路，对中国文字学(汉字学)四十年研究概况进行梳理评述。

一、汉字材料的整理与利用 [见英文版第53页，下同]

中国传统文字学的材料主要来自传世文献，如“十三经”和《说文解字》等。清末民初，出土文献增多，王国维提出用地上资料和地下资料“二重证据法”研究文史，影响汉字研究也常用“二重证据法”。改革开放以来，汉字研究的材料品类更丰富，范围更扩大，而且整理和利用汉字材料的手段也由传统的纸笔抄写迅速发展为高科技和智能数字，从而推动了汉字研究在新时代的繁荣。

(一)汉字材料的多元化 [54]

四十年来，汉字研究的材料一方面继续重视传世文献，同时大量利用层出不穷的地下新材料，拓展發掘跨文化环境的汉字材料，可以说，现在的汉字研究已进入材料多元化新时代。

传世文献方面，除了正统的经典文献和字典辞书，也开始关注其他写本、刻本文献。如明清小说、佛经文献等。还有利用写本文献材料研究汉字，如敦煌文书和明清契约文书等。古代医书、宋代笔记、小说戏剧、明清档案等文献材料也逐渐进入汉字研究者的视野。

出土文献方面，甲骨文、金文、简帛、碑刻、砖瓦等各类文字材料都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整理公布。如甲骨文有各种著录、合集、汇纂、大系、摹释、字编等，总计收录甲骨超过10万片，整理字形4500个以上。金文近四十年新发现数千件，各种集成、集录、汇编、总集、文字编等材料性工具书共收录有铭器物近2万件，整理字形也在5000个左右。简帛文字材料新出土20余批，文献总字数将近百万。碑刻墓志通常也被看作出土文献，四十年来不断有新的汇编整理，共达上万通。属于出土文献范畴的文字材料还有玺印、货币、陶文、封泥、石玉等，皆有整理汇集，不赘述。

域外汉字文献，可分为汉字文化圈汉籍和西方传教士汉语文献两类，包括流传过去的汉文原籍和外国人创作的汉文书籍，如经史文献、字书、辞书、教科书、音韵训诂类材料、研究类著作等。南京大学建有“域外汉籍研究所”，创办《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主编《域外汉籍资料丛书》和《域外汉籍研究丛书》，形成了完整的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系统。王平对日本汉字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多有贡献，她主编出版《日本明治时代汉文辞书汇刊·玉篇卷》(2018年)，共66册，收录日本“玉篇”类汉文辞书57种。王平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重大项目“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集成”，出版《中韩传统字书汇纂》(2017年)21卷。王贵元主持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藏汉文古字书集成与整理研究”，也搜集了许多日本汉文古字书。越南方面则有何华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重大项目“越南汉字资源整理及相关专题研究”。这些域外汉籍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共同的财富和遗产。域外汉籍及其承载的汉字资源，已经成为汉字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二)研究手段科技化 [54]

从前整理古文字材料主要靠纸笔抄写、描摹、拓印等，效率低，效果差，利用不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整理古文字材料的手段和技术大为改观。

首先，照相和扫描技术的发展，彩照、红外线、高清扫描和图像处理等，使文字材料的面貌更真实，字形更清晰，从而为古文字材料的处理和传播提供了便利。

其次，利用计算机技术，体现信息化时代特点。如利用计算机进行甲骨缀合取得成效。王爱民等成立“甲骨文计算机辅助”课题组，研究甲骨图像的轮廓信息的提取与轮廓跟踪算法、轮廓片段特征向量提取算法，建立甲骨文碎片数据库，并且研制基于边界匹配的甲骨文缀合辅助系统，让系统自动生成疑似目标甲骨碎片的动态数据库，并通过人机交互来实现甲骨文缀合。最能体现计算机技术效益的是各种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文字材料数据库不仅可以方便检索，提高研究效率，而且灵活性强，可以随时补充、调整。香港中文大学开发的“汉达文库”是最有代表性的古文字数据库，其中有“甲骨文全文电脑资料库”“金文资料库”“竹简帛书资料库”等。北京龙戴特信息技术公司与北京时代瀚堂科技公司联合开发的“龙语翰堂典籍数据库”是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数据库，既有出土文献，也有传世文献。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则主要是中国文化要籍的数字化，分为4个子库、20个大类和100个细目，共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民国的历代名著和各学科基本文献10000余种。

专题性数据库也有不少。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牵头建设的“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规模较大，整体规划共10期，现已完成8期，共收金石文献约30万种。另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开发的“金文资料库”“金文字库”“战国楚简帛文字典型形体检索系统”、陕西考古研究所吴镇烽开发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开发的“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汉代简牍数位典藏”、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制作的“中国古代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制作的“郭店楚简资料库”“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资料库”、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制作的“上博简字词全编资料库”“清华简字形辞例数据库”、安阳师院刘永革等开发的“甲骨文大数据云平台”等。

第三，对汉字符号进行字库编码和数字化处理。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负责提供的甲骨文、《说文》小篆、金文和楚文字四个字表，形成提案文本提交IRG会议，已进入国际标准字符集的古文字编码单位。裘锡圭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华字库”工程，旨在建成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集，形成汉字编码体系，研发汉字输入、输出、传播以及兼容等关键技术。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开发《说文解字》小篆字库，有效解决了现有小篆字库在调用小篆字体时出现乱码的问题。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小篆字库、德天甲骨文字库、华东师范大学“古文字电子资料库”等。刘志基等建设了《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倡导通过输入单字中出现的偏旁进行检索，通过创建通用古文字偏旁数字平台，营造有助于偏旁分析法科学运用的数字化环境。

此外还有三维扫描和3D打印技术、笔迹甄别技术、DNA测定技术等，都被陆续运用到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中。

(三)材料的有效性问题 [55]

材料多了，利用方便了，这都是好事。但并非所有材料都具有汉字学研究的价值，如何发挥汉字材料在汉字学研究中的有效价值，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首先，汉字文献的整理并不等于汉字的研究。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抑或域外文献，出于保存或恢复文本原貌的目的，用拓片、照片、扫描件、摹本、印本、抄本、图表、数据库等各种形式呈现出来，进而做一些汇集、校勘、注释、说明、介绍的工作，甚至再编成字表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属于文献整理的范畴，其成果可以为任何学科所利用，所以严格说来，它们虽然也为我们提供了汉字研究的材料，但并不等于对汉字或汉字学的研究。只有对这些文本材料中的文字形体、结构和职能，以及相应的文字现象和文字问题，进行考证、分析、描写、解释和论述，才算是文字或文字学本身的内容。所以个人或单位可以主要或全部做文献文本文字材料的整理，而整个汉字专业或汉字学科就不能只停留在文献资料的整理阶段，更主要的任務是利用整理汉字文献材料去研究汉字的个体、类别和系统，以及与个体、类别和系统相关的各种现象和规律。

其次，各种汉字材料来源不同，性质不同，价值也不同，利用有关汉字材料时应该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做出有效选择。例如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研究语言和历史文化，跟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研究文字现象就有不同的要求。前者着眼于“语料”，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曾用“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来区分汉语史语料。所谓同时资料，指某种资料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所谓后时资料，指资料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就研究文献语言及文献内容来说，当然是“同时资料”更有价值，“后时资料”是基本不能用的。所以黄德宽先生郑重提醒《汉语史研究要避免落入新材料的陷阱》(《文汇报》2017年2月3日)，因为出土文献并不都是“同时资料”，文献出土地也并不都是语料产生地，所以要“客观判断出土文献的语料价值”。而对于研究文字来说，虽然离不开文献语言和内容，但对文献的时代性要求并不高，反而更看重文本的书写时代，只要书写时代明确，各种书写属性清晰，即使是“后时资料”也有研究后时文字现象的“真实”价值。这一点李运富在《论汉字职用的考察与描写》中有详细论证。所以当我们利用文献资料来研究文字现象时，无论是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还是域外文献，都应该首先弄清楚其文本的书写或刻印时代，这样才能使其成为有效的文字研究材料。

第三，利用数字资料要注意核对原文。数据库提供的电子资料使用起来确实便利，但也最容易出错，特别是以古代文献为对象的时候。因为所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数字化材料都是经过现代人“处理”过的，由于字库和技术的限制，人们在“处理”文字材料时往往会采取某些“替换”的方法来避难，如用通行字替换生僻字，用简化字替换繁体字等，加上无意识的错讹，数据库提供的电子材料就难免“失真”。所以利用电子资源来研究文字的话，必须要核对原文献，或实物，或图像。

二、汉字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55]

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是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汉字理论的探讨早在东汉的《说文解字·叙》中就已开始，到宋代基本形成“文字学”，后来也叫“汉字学”。

(一)汉字学体系的研究 [55]

汉字学的学科体系是由研究的基本内容决定的。由研究内容构成的汉字学框架体系，从古至今大致有三种情况，反映了学术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包含音韵学、训诂学内容的传统文字学(“小学”);二是只关注形体(结构)的单纯文字学;三是形体、结构、职用三维一体的立体汉字学。近四十年仍然有传统体系的影响，重点在发展唯形体系，最终调整完善成三维体系。

1.传统文字学体系

传统文字学(小学)体系分为形体、音韵、训诂三大块。宋人晁公武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横)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类，《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这种体系的形成跟文献解读的实用目的相关，其理论基础是文字语言不分，把通过文字解读文献语言过程中涉及的形、音、义合为一体，混淆了文字与语言的区别。

1906年，章太炎明确提出传统“小学”应该更名为“语言文字之学”，但章太炎仍然认为“文字之学，宜该形音义三者”。所以在民国时代的高校课程中，“文字学”绝大多数还是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的内容。直到1971年台湾林尹的《文字学概说》(1971年)，除第一篇绪论、第二篇六书外，第三篇仍是“形音义”，有“字形的演进”“字音的分析”“字义的训诂”等内容。1995年林庆勋、竺家宁、孔仲温编著的《文字学》(1995年)，内容仍然包括字形的知识——文字学、字音的知识——声韵学、字义的知识——训诂学。一般文字学教材中所讲授的“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等，实际上也是从训诂的角度用来为解读古籍服务的。可见传统文字学体系的影响犹在。

2.唯形文字学体系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兴起，语言与文字的分野逐渐清晰，有学者开始把音韵、训诂排除在文字学之外。如唐兰《中国文字学》中专设“中国文字学的范围”一节，明确指出：“清末以来的文字学也总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实际上，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从此研究形体的文字学著作成为主流。

唯“形”是在确立文字学独立地位过程中矫枉过正的现象，这种文字学著作很少讨论汉字形体跟音义的关系，将“字”跟“词”割裂开来。唯“形”体系的“形”实际上包括“结构”，虽然大都混同模糊并不明确区分。明确区分形体和结构的学者也有，如王力《汉语史稿》指出：“关于字形，应该分为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字体的变迁;第二是字式的变迁。字体是文字的笔画姿态，字式是文字的结构方式，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2002年)明确区分“异写字”和“异构字”，也体现了“形体”和“结构”不能混同的思想。但学者们把形体和结构区别開来，大都是为了“分类”，很少把“形体”和“结构”作为汉字的不同属性看待，因而也很少建立起不同的系统，或者只有结构方面的系统而没有相应的形体系统。

3.三维汉字学体系

唯“形”文字学体系排除音韵学和训诂学内容当然是进步，但将文字学的研究限于形体(结构)，容易使文字学内容贫乏，失去广泛的应用价值。所以有学者尽管不在文字学体系内系统地研究语音和语义，但仍然重视“形音义”三者的关系。如蒋善国《汉字学》(1987年)提出“一字多形多音多义”和“数字同形同音同义”，用“同形字”“同义字”“多义字”“多音字”表示各种字际关系。

这种把“形音义”三者并列起来谈关系，甚至把“形音义”当作汉字“三要素”的研究思路，显然受到传统文字学“夫文字之奥，无过形音义三端”思想的影响。其实“音义”是属于语言的，并非文字本体。文字记录语言，形成的应该是文字单位跟语言单位相互对应的二元关系，不可能产生“形、音、义”的并列关系或鼎足关系。就文字本体而言，除了外部的形体、内部的结构，还有应用层面的表达功能。表达功能属于用字问题，它对应于言语作品中的某个单位(音节、语素或词)，而不是从语言系统里抽象出来的音和义。字典可以呈现分离而三合的“形、音、义”，那是实用性的工具书，不是理论性的汉字学。汉字学应该从汉字的本体着眼，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和如何使用，这就形成三维汉字学体系。

三维汉字学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已见端倪。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认为“形体的演变，不能离开音义来研究。只有结合音义，才能理解形体的演变”。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1984年)从书形风格、字体结构、用字习惯三个方面将甲骨文分为不同类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年)讲“字形跟音义的错综关系”，即汉字和汉语的词的关系，着重讨论“一形多音义”和“一词多形”，指出汉字形义跟音义的不对应关系。王凤阳《汉字学》(1989年)从字形与词的关系谈“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把分化字分为“派生分化”和“交替分化”。这些学者提到的“音义”是连着一起说的，是音义结合体，也就是语言单位(语素或词)，因而他们探讨的是字、词关系问题，也就是字的表达功能问题，跟“三要素”说的“形、音、义”三者并列实质上已不相同。

到90年代，张鸿魁《近代汉字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形体结构上，仍可析为两层：结构件和结构关系，可分别简称为‘字件’和‘字构’。至于字形和音义的关系，即功用层面，可简称为‘字用’。在汉字历史的每一个横断面上，字件、字构和字用都可分为相对的三个系统，纵的来看，它们也各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文字学的三个研究层面”问题。这里明确把“字用”当作汉字学的一个层面是很有创意的。但不同“层面”通常是叠加关系或包含关系，“三个层面”不等于“三个维度”，也不等于“三个平面”，而且三个层面中的“字件、字构”都是就结构而言，“字件”是产生结构关系的部件，是字的一部分，不是指全字，因而无法跟“字构”“字用”并列，所以“字件”无法成为汉字学体系的独立分支。

也是在90年代，李运富常常把“形体、结构、功能”三者并提或对立而言，逐渐认识到“形体、结构、职用”是汉字本体的三种基本属性，因而汉字学应该包括“职用学”，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汉字学三平面理论”。在《汉字学新论》的《后记》中，李运富明确指出：“本书之‘新’，主要在于区分了汉字学的‘三个平面’，从汉字的‘形体、结构、职能’三个维度建立汉字学系统，将汉字学的各种具体问题放到相应的系统中分别讨论，从而避免不同质问题的纠缠不清。”这可以算是“三维汉字学”正式提出的标志。所以后来根据《汉字学新论》改编翻译的韩文版也就被译作了《三维汉字学》。

几乎同时，黄德宽的许多论著也阐述了汉字使用研究的重要性，并且同样提出了汉字研究的“三维”视角问题。这说明“三维汉字学”体系具有思想上的共通性，不同学者可以殊途同归。难能可贵的是，黄德宽不只是理论上认识到汉字研究需要“三维”视角，而且率先将这种理论运用到古汉字材料的分析和汉字发展史的研究，于2014年推出《古汉字发展论》一书。该书从“形体、结构、功用”三维视角考察了古汉字各时期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

三维汉字学是21世纪汉字研究新的理论进展。特别是“职用”平面的汉字研究已成为学界热点，近些年考察汉字使用现象和字词关系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二)汉字学分科理论研究 [57]

由于对文字学的体系框架理解不同，汉字学可以分为哪些下属学科，各家看法也不一样。许长安《近代汉字学刍议》(《语文建设》1990年第5期)把汉字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相应地形成“古代汉字学”“近代汉字学”和“现代汉字学”的划分。王宁在许多论著中都主张四分，如《汉字学概要》(2001年)把汉字学分为“汉字字源学”“汉字字体学”“汉字构形学”“汉字文化学”四个分支学科，其标准应该是研究内容或研究对象。黄德宽、李运富都提倡从形体、结构、职用三维视角研究汉字，并建立相应的分支学科。分科的目的是便于研究和应用，理论上应该标准单一和类别系统。但实际的汉字学分科五花八门，出于综述的体例要求，下面挑选几种研究成果比较多的分科简单介绍，暂不计较这些分科之间的体系性和逻辑关系。

1.汉字构形学

理论性的汉字构形学是王宁创建的。她80年代研究《说文解字》，发现潜藏其中的小篆构形系统，于是借用现代科学术语和系统论方法把这个系统表述出来，并推广到对古今所有文字的分析描写，升华成汉字构形学理论。1995年该理论以《汉字构形学讲座》为题在《中国教育报》连载。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指出：“科学的汉字学应该是对汉字本体即字形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的提出与发展，为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在共时历史层而的汉字总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汉字的个体字符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汉字构形学为各个历史层面上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和历时层面上汉字构形不同系统的比较服务，为之建立基础的理论与可操作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宁在报刊连载的基础上出版《汉字构形学讲座》(2002年)、《汉字构形学导论》(2015年)专著，正式建立汉字构形学分科理论体系。

2.汉字职用学

将汉字使用职能的研究或者字词关系的研究上升到“字用学”的高度，也始于王宁。她在《〈说文解字〉与汉字学》中提出“汉字字用学”概念，认为“汉字字用学，就是汉字学中探讨汉字使用职能变化规律的分科”。

李运富《汉字语用学论纲》(《励耘学刊(语言卷)》2005年第1期)指出：“汉字的‘字’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实质，因而汉字学研究必然要区分不同的观察角度，形成不同的学术系统。”于是他根据汉字的三种指称内涵，将“汉字职用学”跟“汉字形体学”“汉字构形学”相提并论，从而认为汉字本体研究应从学理上建立三个平面的“学”。第一，从外部形态入手，研究字样涵义的“字”，主要指字样的书写规律和变异规律，包括书写单位、书写方法、书写风格、字体类型、字形变体等等，这可以形成汉字样态学，也可以叫做汉字形体学，简称为字样学或字形学。第二，从内部结构着眼，研究字构涵义的“字”，主要指汉字的构形理据和构形规律，包括构形单位、构件类别、构形理据、组合模式以及各种构形属性的变化等等，这可以叫作汉字构形学或汉字结构学，简称为字构学。第三，从记录职能的角度，研究字用涵义的“字”，主要指怎样用汉字来记录汉语，包括记录单位、记录方式、使用属性、字词对应关系、同功能字际关系等等，这可以叫作汉字语用学，简称为字用学。

其中的“汉字语用学”后来改称“汉字职用学”。这是从汉字研究的“三维视角”出发，在“汉字学三平面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新分支学科。在《汉字职用研究》(2016年)前言中，李运富已提出《汉字职用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论汉字职用的考察与描写》一文中又提出了研究汉字职用的有效材料和描写汉字职用系统的基本方法。李运富认为：“汉字职用学是汉字学本体的分支学科之一，以研究汉字本身的职能和人们对汉字的使用为主要内容。汉字职用的考察与描写是建立汉字职用史和完善汉字职用学的事实基础。考察汉字职用的有效材料是时代明确的文本，以及可以反映文本用字原貌的古代注释。考察汉字职用的有效办法是化整为零，从个体、类别、局部入手，同時需要一套独立而系统的指称术语用来描写。通过字符和语符的个体职用及相互关系的考察，进而按人、时、地、集团、文体等分类进行描写和比较，积累材料，汇聚现象，分析特点，揭示规律，解释原因，才有可能获知汉字职用的历史过程和总体面貌。”这种新学科的思想和有关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汉字材料和出土文献的研究中。

3.汉字文化学

汉字是文化的一种，同时也是其他文化的载体。何九盈等《中国汉字文化大观》(1995年)提出从文化看汉字、从汉字看文化，分别阐释汉字与农业、畜牧业、车马兵器、天文历法、医药、官制等方面的形义联系，体现了汉字广泛的文化意义。曹先擢等策划的《汉字与文化丛书》(2000年)，包含何九盈《汉字文化学》，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王宁等《〈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赵诚《汉字与商代文化》共4种。丛书作者大都还有相关成果。曹先擢出版《字里乾坤》(1988年)和《汉字文化漫笔》(1992年)。王宁发表《汉字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详细论述汉字与文化的互证关系。在《〈说文解字〉与汉字学》(1994年)一书中，王宁已明确把汉字文化学看作汉字学的一个分支。何九盈发表《简论汉字文化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系统论述汉字文化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为汉字文化学的合理定位作出分析。黄德宽也是研究汉字文化的重要学者，先后发表过多部论著，如《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2011年)、《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2014年)、《书同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2017年)等影响广泛。此外，其他学者也有研究汉字文化的专著，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丰富了汉字文化学的内容。

4.古文字学

秦汉时期就有“古文字”观念，宋代已出现研究金石的专书，但作为一门学科，“古文字学”的诞生应该是20世纪。经过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学者的探索，唐兰于1935年写成标志性的《古文字学导论》，首次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唐兰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古文字学才迎来发展高潮，出现许多通论性著作，如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1985年)，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年)，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年)，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1988年)，陈世辉、汤馀惠《古文字学概要》(1988年)，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1989年)，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1993年)，李圃《甲骨文文字学》(1995年)，刘钊《古文字构形学》(2006年)等。最新出版的有黄德宽《古文字学》(2015年)，该书是一部通俗实用而又简洁的介绍古文字基础知识的著作，包含古文字的起源发展，古文字学习的理论方法，古文字字形的发展演变，字形结构解析等内容。

5.近代文字学

“近代文字学”跟“古文字学”相对，作为汉字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唐兰提出来的。经朱德熙、蒋礼鸿、郭在贻等倡导，近年来由张涌泉、杨宝忠等实践，目前已成为汉字学研究的重要部分。2007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文字学名词”中把“近代汉字”定义为“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但也有不包括秦汉隶书的。对“近代汉字”从学科角度进行理论探讨的有许长安、张鸿魁、张涌泉等学者。

近代文字学中的“俗字”研究不仅是重点，几乎也成了又一个分支学科。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1995年)是第一部俗字通论著作。书中通过大量俗字材料的分析，揭示前人未曾注意到的俗字现象，全面论述汉语俗字的系统理论和研究俗字的方法，并对俗字研究在汉字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古籍整理和字典编纂工作的重要性有所阐述。张氏关于俗字的论著还有《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汉语俗字丛考》(2000年)、《俗字里的学问》(2000年)等。

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分支学科越来越多，似乎是现代学术研究的趋势。但划分学科，包括分支学科，需要有一定标准，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学科”实际上就是学术的分类，分类当然得有标准：如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材料分。无论按什么标准，分类的结果，某门学科必须是对象明确，范围清晰，内容系统，有解决某个问题的目标。

(三)汉字学专题理论研究 [58]

1.汉字起源研究

汉字起源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之一，向来有“八卦说”“结绳说”“契刻说”，“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等。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认为西安半坡遗址刻划记号具有文字性质，可看作中国文字的起源。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应该属于原始文字。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开始崩溃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六千年左右，而其形成一个体系，则在夏代的中期或晚期”。还有唐兰、高明、于省吾、李学勤、詹鄞鑫、冯时、张其昀、李先登、黄德宽、喻遂生等都讨论过汉字起源问题。周利璋《汉字起源问题研究综述》(《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一文指出汉字起源问题的分歧主要在“起源时间”“起源渊源物”，一般认为“图画”和“契刻”是汉字的两大源头。李运富《论“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06年)一文认为，讨论汉字起源问题首先要明确“汉字”和“起源”的含义，只有含义一致才能讨论到一块;要分清“源创者、源处、源素、源体、源式”等不同所指，多方面、多角度讨论“汉字”的“起源”，才能避免以偏概全、顾此失彼。

2.汉字的性质与特点研究

汉字的性质，也是汉字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理论问题。所谓汉字是表意文字、意音文字、语素文字、语素·音节文字、词文字、记号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等，有几十种不同的表述。以“汉字性质”为关键词，中国知网论文显示8000余篇。王蕴智《六十年来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探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一文对1992年前的研究情况有所评述。

汉字属“表意文字”一直是主流觀点。但具体论证汉字是如何“表意”的各家观点也不相同。有的从表达功能上认为汉字对应于汉语的词，可以直接表示词义;有的从区别同音词的角度，认为汉字形体可以区别不同词语的意义;大多数是从汉字结构层面来认识汉字的构件表意功能。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2002年)等论著提出的“构意文字”说就是着眼于汉字结构功能的。李运富、张素凤《汉字性质综论》一文认为，汉字性质长期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是各自针对的材料不同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如果把古今汉字当作一个总体，从字形、字构和字用三个角度来全面认识汉字的属性，则外形上汉字属二维方块形文字，结构上汉字属表意主构文字(同时兼有示音构件和记号构件)，职能上汉字属音节语素文字。这样分别表述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论。

3.汉字汉语关系研究

汉字与汉语，从前被认为不协调，有人甚至觉得汉字会给中国带来亡国灭种危机，所以提出“废除汉字”。20世纪90年代起，汉字汉语相适应的认识渐成主流。范全军《简谈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曲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较早提出汉字适应汉语非形态和方言复杂的特点。持相同看法的学者有陆俭明、庄义友、孟华、潘文国、徐中富等。这种主流观点持续至今。

同时，学者们也认识到汉字汉语各自的独立性。王宁《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兼论现代字本位理论的得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认为汉字与汉语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符号系统，把“字”移植作为语言单位会造成“字”与“词”的混淆。又《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5年)也强调从理论上分清汉字与汉语属于不同本质的概念。

汉字汉语关系具体落实在字词关系甚至形音义对应关系上。较早探讨汉语形音义对应关系的有李荣《文字问题》(1987年)、赵克勤《古汉语词汇概要》(1987年)、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年)、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1989年)、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2000年)、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2001年)等。李运富发表过这方面的系列论文，如《论汉语字词形义关系的表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梳理原有“本字”“本义”相关术语的局限，认为应该从形义关系和字词关系两个角度重设概念组来准确描述形义关系。《论汉字的记录职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论汉字职能的变化》(《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4期)、《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与表述》(《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2期)等则从字用角度谈字词关系，论述汉字记录汉语的本用、兼用、借用职能和职能扩展、减缩、转移等变化情况。近年来汉语字词关系的分析大量运用于出土文本的研究，体现出汉字材料研究的理性化趋势。如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2011年)，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2016年)等。

4.汉字结构类型研究

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六书”的思路下进行。林志强《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以“三书说”和“新六书说”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认为，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研究体现了后出转精的态势，提高了汉字结构理论在分析汉字中的解释功能和实用价值。黄天树《论汉字结构之新框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提出“二书”说。认为“六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关于汉字结构的系统理论，比较切合秦汉小篆的结构类型，但不能囊括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的汉字结构类型。故建议建立一个层级更高的汉字结构“二书”说新框架，把汉字分成“无声符字”和“有声符字”两大类型。“无声符字”使用意符。“有声符字”或单用声符，如假借字等;或兼用意符和声符，如形声字等。认为“二书”既契合最早的汉字体系如商代甲骨文的结构类型，也适合秦汉小篆及其后世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形结构类型。

沿着“六书”的路子，大家提出了种种新“书”，包括新“二书”“三书”“四书”直至“十书”。李运富《“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1期)汇总各“书”如下：

新二书：表意字，形声字(王力);无声符字，有声符字(黄天树)。

新三书：象形，象意，形声(唐兰);象形，假借，形声(陈梦家);表形，假借，形声(刘又辛);表意，假借，形声(裘锡圭);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张世禄);形象，形音，形意(卜伟光);形义，音义，形声(赵诚);表义，记音，形声(林沄)。

新四书：形表法，义表法，形义兼表法，取音法(戴君仁);表意法，表音法，音义法，记号法(张玉金)。

新五书：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王元鹿);象物，象事，象意，假借，形声(朱振家);独体表意，合体会意，形声，假借，形声兼会意(林季苗)。

新六书：笔画直接组合，增添笔画，符号组合，符号，会意，形声(李瑛);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会意兼形声(李家祥);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詹鄞鑫);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假借，记号(孙化龙);象物，象事，转意，会意，谐声，形声(葛英会)。

新七书：纯粹表形，纯粹表意，纯粹表音，纯粹约定，兼表形意，兼表形音，兼表音意(龙宇纯);象物，象事，象意，标示，形声，会意，假借(王凤阳)。

新八书：传统六书，加，比喻造字法，综合造字法(任学良)。

新九书：传统六书，加，会意兼象形，会意兼形声，形声兼象形(高亨)。

还有人把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2002年)中归纳的十种构形模式称为“新十书”。这些类目大都在“六书”基础上加减替并，有的仍用“六书”之名而已非“六书”之实，有的变换成新名目。

李运富认为，许慎《说文解字》运用构件分析法分析了九千多个汉字，汉字的结构类型应该可以根据《说文解字》的实际分析来归纳。《说文解字》所分析的构件有象形构件、表义构件、示音构件、标志构件和功能不明的代号构件。这五种构件三种以上组合的情况较少，可统称为“多功能合体字”;还有一种变异构形，属特殊情况，可单独列出;剩下的都属于构件功能的两两组合，其类型可以推演出来：

象 形 表 义 示 音 标 志 代 号

象形 象形独体字 形形合体字 形义合体字 形音合体字 形标合体字 形代合体字

表义 表义独体字 义形合体字 义义合体字 义音合体字 义标合体字 义代合体字

示音 示音独体字 音形合体字 音义合体字 音音合体字 音标合体字 音代合体字

标志 标志独体字 标形合体字 标义合体字 标音合体字 标标合体字 标代合体字

代号 代号独体字 代形合体字 代义合体字 代音合体字 代标合体字 代代合体字

变异独体字 多功能合体字

李运富《〈说文解字〉的析字方法和结构类型非“六书”说》(《中国文字研究》2011年第1期)指出：上表中字面类型可得30种，除去异序重复者10种，减去借用形体者2种(示音独体字、表义独体字是借用现成形体记录新词，可以不作结构分析)，实际应有独体字3种，合体字15种，加上一种特殊的变异独体字，一种多功能合成的合体字，共20种。这20种结构类型是用许慎的析字方法推导出来的，既符合许慎分析字形的实际，也可以用来分析古今所有的汉字形体。

5.汉字认知研究

将认知心理学理论用于汉字研究是新世纪以来的事。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2000年)是比较早的专著，内容包括汉字的民族文化特征、汉字构造研究、汉字偏旁化过程、汉字形体的分化、汉字构造方法的演变过程、汉字的简化等，好像跟普通的汉字研究没有大的不同。陈传锋、黄希庭《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2004年)才开始体现“认知”的理论价值：该书通过9个实验，探讨结构对称汉字认知的加工机制。内容包括汉字认知研究概述、结构对称汉字认知规律的研究意义、结构对称汉字认知研究的目标与计划等14章。徐彩华《汉字认知与汉字学习心理研究》(2010年)也是以实验研究为基础，探索汉字认知特点及外国留学生汉字学习特点。

6.文字学史研究

改革开放后全面评述中國文字学发展历史的书籍不多，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1990年)和孙钧锡《中国汉字学史》(1991年)可为代表。黄著分为四编，也就是四个时期，每编先简略介绍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再以文字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为纬，展现不同时代汉语文字学的具体面貌，各时期连起来就勾画出汉语文字学两千余年发展演进的总体脉络，而重点阐述的是近代以来的汉语文字学。文字学史专题、专书、专人方面的研究著作则不少。如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2003年)、林志强等“闽籍学者文字学著作整理研究丛书”等。有关汉字学史的文章也很多。文字学史上有些具体问题往往存在不同看法，需要用“学史求真”的原则正本清源。

上述汉字学专题理论的研究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也很明显。例如同一个论题，往往会有众多的说法，互相批评，莫衷一是。如果确属对立的不同观点，那是学术争鸣的正常现象，值得提倡。但事实上，很多争议根本不是观点不同，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或者讨论的概念内涵不同，或者所处的学术体系不同，也有的仅仅是表述方式不同，这样的争议不存在是非标准，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在讨论汉字学具体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概念、角度、目标等前提条件，保证大家讨论的是同一个对象。对同一对象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不同考察和表述应该可以共存。学术讨论一方面需要严谨和坚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宏通和包容。

(四)汉字学研究方法论 [60]

1.疑难文字考证法

无论是古文字还是近代汉字，对疑难字的考释都是重要的基础工作。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前人提出了历史比较法、偏旁分析法、辞例推勘法、通假破读法等。近四十年来，文字考证方法一是趋向综合，二是适用专门。

综合考证法的提出见于李运富的有关论著。其《楚国简帛文字丛考(一)》(《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3期)、《考释古文字应重视构形理据的分析》(《出土资料研究》1998年第2辑)提出“构形系统考证法”，即把被考疑难字放在特定构形系统中进行综合考证。《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与表述》(《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2期)进一步提出“完全考释”“非完全考释”“证据链”等概念，“完全考释要求从字形入手或者从用例入手弄清相应字词之间的全部关系并加以正确的表述，这是文本字词考释的最高标准”。就像刑侦破案一样形成没有缺环和反证的“证据链”，无懈可击。而“非完全考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就是存在论证的缺环或反例，需要补正或排除。考释实践中，大多数属于“非完全考释”，不能作为定论。

李守奎在《系统释字法与古文字考释——以“厂”“石”构形功能的分析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及对《系年》的系列考释中，也提出系统释字法，即以汉字构形的系统性为基础，将具有某种关系的若干组文字放在静态的构形系统和动态的演变过程中进行全方位考察，以达到“完全释字”的境界。其论证思路和使用术语跟李运富殊途同归。

专门针对某些特定材料的考证方法主要有古文字的“对读法”和近代汉字的“俗字考证”。“对读法”是近些年在古文字领域兴起的一种文献解读方法，主要针对有传世文献对照的出土文献。“对读”跟“新证”是对立的统一，也可以说“对读”是由“新证”发展来的。如冯胜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吉林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利用出土文献校读古书中的字、词语，即利用出土文献来校对传世文献的讹误，实际上就是在对读。后来陆续出现的系列文章，充分说明“对读法”在特定范围内是行之有效的文字考证方法。

在近代汉字领域，主要是对民间文献和字书中的疑难“俗字”进行考释。考释对象跟古文字不同，所以考释方法也有特殊性。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1995年)总结考辨俗字的方法有：偏旁分析、异文比勘、归纳类比、字书佐证、审查文义。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2004年)总结的方法为：根据不同版本佛经和《龙龛》中佛经异文、根据《龙龛手镜》注音、对应正体字要与俗字读音一致、利用《一切经音义》和敦煌佛经文献。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2005年)将大型字书疑难字的考释方法归纳为五种：以形考字，根据汉字的变异规律和书写习惯对字形分析类比;以音考字，有些有音无义或义有问题的字，需以音为突破口;以义考字，依据字书贮存的意义信息;以序考字，利用字书排序的体例和编排方法如义类、韵次等考字。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2006年)总结古籍俗字考释的方法有：异文比较，比较同本子的异写或不同本子的异文;比较互证，寻找同一书手或同时代的相同字体或偏旁并将语例相互比较;利用古籍文字相通、相混规律;利用字书及古人俗字研究成果;利用典故术语;综合利用训诂音韵知识;偏旁类推，参考类似其他字中偏旁的俗写。这些方法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2.原因理据解释法

文字学的研究中，既要注重对现象的描写，也要注重对现象产生原因的阐释。阐释原因和理据能使研究更有深度，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种研究取向在四十年来渐成趋势。汉字职用也是有变化的，其变化原因同样需要解释。例如记录同一意义的同一词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本却使用了不同的字，这是为什么?既然有本字，为什么要使用通假字?制约汉语用字变化的因素有哪些?李运富《汉字语用学论纲》把解释汉语用字变化的原因当作汉字职用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笔者不太主张把“汉字文化”独立为一门学科，但作为一种阐释方法，利用其他文化事项阐釋汉字某些规律的原理和某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则是有效的，值得提倡。如果用汉字来证文化，目的是说明文化现象，那应该属于文化学(具体到某个文化项的学科);如果用别的文化现象来证汉字，目的在阐释汉字现象，那应该属于汉字学。站在汉字学的立场，需要做的应该是用其他文化项(不确定)来阐释汉字现象，而不是用汉字的材料来归纳其他文化现象——这样做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超出了汉字学的范围。于是他借用其他文化事项对汉字的某些形态特点、构形规律、职用现象进行了阐释。

3.静态动态结合法

传统文字学研究比较重视共时的静态描写。改革开放以来，历时的动态分析更加引人注意，所以“动静结合”“共时与历时结合”往往成为研究范式。例如在汉字结构的研究上，华星白注意到历史变迁，作了《汉字结构的动态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在汉字结构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对汉字构形方式的历史发展未能予以足够重视，大多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使这个问题的研究难以获得大的突破。于是他提出汉字构形研究的动态分析方法，用这种方法对汉字基本构形方式的历史发展作动态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构形方式动态分析对汉字研究的理论意义。他的《汉字理论丛稿》(2006年)还收有多篇与汉字结构动态分析相关的文章，如《古汉字形声结构的动态分析》(《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同声通假：汉字构形与运用的矛盾统一》(《中国语言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9期)、《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刘钊《古文字构形学》(2006年)以“谱系”概念分析古文字构形，也提出要以发展演变的动态眼光来考释古文字。

历时比较法的实质是考察变化过程，也应该属于动态研究的范畴。如赵菁华《郭店楚简〈老子〉及马王堆帛书〈老子〉用字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叶峻荣《定州简本〈论语〉与传世本〈论语〉异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雷缙碚《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同词异字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张喆《〈易经〉出土本及今本用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等，通过出土文本与传世文献间的异文现象研究字词对应关系的历时变化，就是动态性的考察。

4.跨学科研究法

任何学科的范围和内容应该是基本固定的，不致跟别的学科交叉或重复。但研究方法除了适合本学科的专门方法，应该还有一些各学科通用的方法，也可以借用别的学科的专用方法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例如借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汉字问题，有时是能意外出彩的。在汉字学领域，已有不少这方面的尝试。如林华东的《汉字与汉语语法关系》(1995年)，关注块状拼合性汉字和汉语意合语法、句法韵律和整体认知性相适应，所以借用语法学的一些术语和方法来研究。齐元涛借用现代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的某些方法和思路研究汉字发展问题，对不少汉字发展现象作了跨学科的解释。

陈五云《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2000年)中提出从纵横两方面建立汉语俗文字学体系。这其实不是体系的变化，主要是研究方法的不同。相对于“正统文字学”来说，“俗文字学”更多的是研究主体的随意发挥，从某种意义来说很多内容已不属于“文字学”，所以也可以看作“跨学科”。

总的来说，四十年汉字研究在方法上有综合化、理性化、动态化和跨学科化的趋势。

三、汉字的发展历史研究 [62]

成体系的汉字见于殷商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无论是外部形态，还是内部结构，甚至跟汉语的关系都发生了或多或少、或快或慢的变化。描写汉字演变的过程和现象，揭示汉字演变的规律，分析汉字演变的原因，是汉字学的重要内容，通常叫作“汉字史”研究。

(一)汉字史通论 [62]

现代意义上的文字学形成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字学通论性著作都会介绍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同时还有大量专著讨论汉字史的发展问题，这些大都是汉字史通论性质的。如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2000年)，曾宪通、林志强《汉字源流》(2011年)，黄德宽等《古汉字发展论》(2014年)，臧克和主编《中国文字发展史》(2015年)等。其中黄德宽《古汉字发展论》是汉字断代史通论，全书分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文字、战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对其形体、结构、使用等方面进行静态描写和动态分析，多维度地揭示古汉字阶段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趋势、构型系统的发展脉络、演进规律以及古汉字的使用和规范情况，全景式勾勒了整个古汉字阶段汉字体系的整体发展面貌。臧克和主编《中国文字发展史》(2015年)包括五卷：刘志基《商周文字卷》，朱葆华《秦汉文字卷》，王平、郭瑞《魏晋南北朝文字卷》，臧克和《隋唐五代文字卷》，王元鹿《民族文字卷》，前四卷也属于汉字断代史通论。

汉字史通论必须要解决汉字史的分期问题。很多学者将汉字史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阶段。如王力《汉语史稿》(1980年)、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年)、王凤阳《汉字学》(1989年)、董琨《汉字发展史话》(1991年)、郑廷植《汉字学通论》(1997年)等都是如此。有的将隶书独立，就形成三阶段说。如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1988)和王辉《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1999年)。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2000年)划分的三个阶段与隶书无关，分别是：图画文字阶段、表音文字阶段、形音文字阶段。而三阶段说的通常划分法则是古代文字、近代文字和现代文字，如许长安《近代汉字学刍议》(《语文建设》1990年第5期)。还有两段四期说，即先分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段，然后再切割其中的一段或两段。如陆锡兴《论汉字史研究》(《中国文字研究》2017年第2期)以商周到秦为古文字阶段，两汉到清末为今文字阶段;然后今文字又分为西汉到元为中古期，明、清为近代期，20世纪以来为现代期。王贵元《汉字发展史的几个核心问题》：“从形体特征看，整个汉字发展史经历了古文字的象形、亚象形和今文字的隶体和楷体四个阶段。商代、西周汉字形体为象形形体，春秋至战国中期为亚象形形体，战国后期至东汉为隶体，三国以后为楷体。”黄德宽《古汉字发展论》(2014年)也是四分法，但整个时间跨度不同，包含了史前文字：史前文字阶段(新石器晚期至夏代)、古代汉字阶段(夏代至秦代)、近代汉字阶段(汉代至清代)、现代汉字阶段(20世纪初叶以来)。

汉字史分期的不同主要是各自划分的依据不同。早期学者以字体为主，后来很多学者不再单纯以字体样态为关照对象，而是综合形体、结构、功能等。如王力《汉语史稿》认为“由小篆到隶书，不但字体变了，连字式也变了”。施安昌《论汉字演变的分期——兼谈敦煌古韵书的书写时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1期)提出划分汉字演变历史的阶段应从字旁(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变化、异体序列、递变字群、历史特征和字体变迁五个方面入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年)以使用字符的变化为汉字史断代，“字符”即构成字的元素。刘又辛《汉字发展史纲要》认为：“汉字演变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字体的演变;二是文字本身的演变。這两者合起来就是汉字古今历史演变的全貌。”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通论》(2000年)根据汉字记录汉语的功能变化来划分汉字发展阶段，将汉字发展分为四期，跟一般汉语史的分期一致。黄德宽对汉字发展阶段的划分则是“以形体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汉字结构的发展，尤其是汉字功能的实际变化”。

(二)汉字演变现象和发展规律研究 [63]

汉字是如何演变的，有哪些发展规律，汉字史研究无法回避。王凤阳《汉字字形发展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总结字形简化和繁化的方式并论述其辩证关系。又在《汉字学》中提出汉字形体演变的简易律、区别律和表达律。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讨论汉字发展中形体简化、合并、同音替代、同义替代、多音字分化、多义字分化等现象。杨五铭《文字学》(1986年)归纳汉字新增与淘汰，音化与意化，分化与同化，简化与繁化，变异与规范等发展规律。蒋善国《汉字学》(1987年)以“音化”“简化”为纲，构成汉字发展的两大系统。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语文建设》1991年第2期)、《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语文建设》1992年第2期)和《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等文，讨论了汉字是否要坚持据义构形以维持表意性，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构形系统的严密化及对汉字优化的影响等，进行了探讨。李运富《汉字形体的演变与整理规范》(《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总结字形演变的途径有简化与繁化，同化与异化，黏合与分离等。党怀兴《汉字发展演变规律刍议》(《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强调繁化也是汉字发展的规律之一，并对各类繁化加以总结和举例。张桂光《汉字学简论》(2004年)认为简化、声化、规范化是汉字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和趋势。江年攀、林志强《关于汉字发展方向的思考》(《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分析了汉字简化、音化、规范化和符号化的趋势。

专门对古文字阶段发展规律的研究相对也很丰富，如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1993年)认为甲骨文演变的方式有讹变、类化、定型、统一、繁化、简化、分化、归并等八种。李圃《甲骨文文字学》(1995年)归纳甲骨文的结构、表词方式、用字现象等。黄德宽《古汉字发展论》(2014年)总结汉字发展简化、音化、分化、规范化等规律。

隶变问题是汉字演变中的重点，近40年来对隶变的探讨更为细致深入。赵平安《汉字字体的名實及其演进序列的再认识》(《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和《隶变研究》(1993年)把隶变分为与表音表义无关的隶变，与表音表义有关的隶变两大类。王宁《汉字学概要》(2001年)从隶书笔画的形成与规整、形位的变异、合并及粘合等多层次分析隶变。任平《说隶》(1997年)对隶变过程，隶书的形体、结构以及假借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细致地描述了隶变各个阶段的特点。黄德宽《古汉字发展论》(2014年)也关注隶变，认为隶变方式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即形体方面的变化和线条笔势方面的变化。

(三)汉字专门史研究 [63]

1.汉字形体演变史

汉字史的描写原来主要关注字体，一般包括古文字阶段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今文字阶段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

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已明确认识到字体演变不是汉字史的全部，汉字史不能只谈字体演变。如詹鄞鑫《汉字说略》：“这种按书体归纳汉字演变过程……的单一模式，虽在字体的名实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尚无法全面反映汉字演变的原因和动力，亦不能准确反映汉字演变的实际。”李万福《汉字史断代研究成果综述》：“仅仅研究字形的变化，无论多么深入全面，也不可能揭示汉字本质，求得汉字发展规律。”李运富《汉字学新论》(2012年)也对将时代与某种字体对应、将字体演变等同于汉字史的传统认识提出质疑，认为字体的演变不是整体替换的，更不是按时代替换的，一种字体的形成是多源的、渐变的，多种字体往往是交叉的，可以共存的;而且字体的演变只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方面，汉字发展演变还应该包括构形和职用。

汉字字体演变虽然不是汉字史的全部，但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仍然需要专门研究。赵平安《汉字字体的名实及其演进序列的再认识》详细论证甲骨文从商代到西周的接续关系，提出甲骨文和金文有很长的重叠阶段。过去笼统说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金文”是不准确的。

2.汉字结构演变史

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动态演进的系统》指出，汉字结构演变可以分为静态的结构类型研究和动态的“构形方式”研究。他认为“汉字构形方式系统自殷商时期已开始发生内部的调整，指事、象形两种基本构形方式殷商以后构字功能逐步丧失，会意构形方式只有微弱的构字能力，自西周以后形声这一构形方式迅速发展成为最重要的构形方式”。王贵元发表《汉字构形系统及其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汉字形体结构的体系性转换》(《语文研究》2014年第1期)等文，指出图像绘制是早期汉字的构形方式，音义组合是后期汉字的构形方式，形声字主要来源于合体象形而非增加形符、增加声符和形声组合。李运富《论汉字结构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指出，汉字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演变的结果有的结构理据消失了，有的结构理据重新分析了，有的结构理据隐含在系统之中。周晓文《汉字构形属性历时演变的量化研究》(2008年)用数理统计方法对历代汉字构形属性进行数据处理和量化研究。齐元涛也对汉字结构的演变进行过系统探讨。

3.汉字职用演变史

20世纪90年代前后，学界逐渐意识到“使用属性”也是汉字的本体属性，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应该包括汉字职用的变化。如张玉金、夏中华《汉字学概论》(2001年)从汉字形体的演变及其趋向、汉字结构的演变及其趋向、汉字字符的演变及其趋向三个方面论述汉字演变。其中汉字字符的演变及其趋向应该是指汉字的职用而言。

李运富提出“汉字学三平面理论”，认为《汉字演变的研究应该分为三个系统》，因为“汉字形、构、用的演变不可能全都同步进行，合在一起叙述有时说不清楚，所以关于汉字的演变研究最好也要分为字形的演变、字构的演变、字用的演变三个系统来进行。”而且认为：“汉字职用演变史应该是汉字发展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汉字职用演变史的梳理就不成其为完整的汉字发展史。汉字职用演变史的梳理将打破传统汉字发展史研究的瓶颈，突破汉字发展史即字体演变史的误区，引起汉字发展史研究框架、论证思路的体系性变革，从而重构三维式的完整的汉字发展史。”

黄德宽也从字形、字构、字用三个角度梳理汉字发展史，如《古汉字发展论》(2014年)。该书全面考察古汉字各个时期形体、结构、使用及其发展情况，通过分析和比较大量古文字材料，揭示汉字演变规律和汉字发展趋势，验证了以“形体、结构、职用”三平面的理论研究汉字发展史的可行性。

汉字职用演变的研究常常以个体(群组)汉字为考察对象，或考察单字职用，或考察单词用字。单字职用考察主要梳理某个(批)字形在历史上先后记录过哪些语言单位，某项记录职能兴替消亡的起讫时间，客观分析字形与所记词项的字词关系，确认其本用、兼用、借用职能，分析职能扩展、缩减的原因等。如王旭燕《〈说文解字〉部首字中头部字的历时职能考察》(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运富、何余华《“两”字职用演变研究》(《励耘语言学刊》2014年第2期)，时玲玲《“内”字职用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等。单词用字考察主要梳理某个词先后用哪些字形记录过，并分析字形与对应的语词之间的字词关系、不同用字间的字际关系。

个体汉字演变考察的高效方法是排列汉字谱系。通过谱系的排列体现各个汉字的由来和演变历史，如同族谱一样脉络清晰。黄德宽等《古文字谱系疏证》(2007年)全面展示古文字阶段汉字个体之间的源流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汉字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便利。李学勤《字源》(2013年)梳理每个汉字的演进序列，找到汉字的源头，理清本义和引申义的序列，也属于谱系性质的工具书。

(四)汉字断代史(料)研究 [64]

对汉字发展史上各个横截面进行描写，可以是某个时代的总体汉字，也可以是某个时代的部分汉字，这种研究属于断代史或断代史料的研究，是建构汉字发展通史的基础。

1.古文字阶段

除“古文字学”部分提到的通论性著作外，凡是对秦代及以前的各种古文字材料和现象的研究，也包括汉代以后的传抄古文和仿造古文，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类论著很多，无法一一列举。研究殷商甲骨文的有：陈剑《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郑振峰《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6年)，王蕴智《殷商甲骨文研究》(2010年)，王子扬《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2013年)，夏大兆《甲骨文字用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郭仕超《甲骨文字形演变研究》(2018年)等。研究商周金文的有：罗卫东《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2005年)，陶曲勇《西周金文构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杨秀恩《春秋金文字形全表及构形研究》(2014年)，王兰《商周金文形体结构研究》(2013年)，朱力伟《两周古文字通假用字习惯时代性初探》(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2016年);万瑞杰《两周金文构形演变研究》(2017年)等。研究战国文字的有：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1997年)，赵学清《战国东方五国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5年)，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2006年)，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萧毅《楚简文字研究》(2009年)，樊俊利《战国金文字形全表及构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2011年)，李守奎、肖攀《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2015年)等。研究秦汉文字的有：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1996年)，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1999年)，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2003年)、张显成、王玉蛟《秦汉简帛异体字研究》(2016年)等。

黄德宽主编“古汉字字形表系列”(2017年)包含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江学红《西周文字字形表》、吴国升《春秋文字字形表》《战国文字字形表》、单晓伟《秦文字字形表》五种。提供了整个古文字阶段的典型字形，能按时序客观展现不同字形的渊源流变关系。是古文字断代研究的重要资料。

2.近代汉字阶段

文字学研究存在厚古薄今现象，近代汉字的研究较薄弱。这一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巨大改观，学者们除了从理论上确定近代汉字的地位和意义(见“近代汉字学”部分)，也对隶书以后的汉字材料和文字发展现象进行了广泛研究。有的着眼整个“近代汉字”的某个方面，如徐秀兵《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机制及应用研究》(2015年)对隶、楷、行、草字体演变进行历时研究。绝大多数则限于“近代”的某个时段或某类某种材料，此类论著无法穷尽，下面所述仅为举例性质。

汉代以后的文字材料非常丰富，简牍、碑刻、雕版文字是研究重点。有关论著如：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1999年)，王立军《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2003年)，陈淑梅《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2005年)，曾良《隋唐出土墓志文字研究及整理》(2007年)，齐元涛《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2007年)，何山《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郭瑞《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2010年)，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2008年)及《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2012年)，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张颖慧《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整理与研究》(2015年)，何林英《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研究》(2015年)，杨宏《北魏石刻楷书构形系统研究》(2015年)等。

纸质手写文本也是近代汉字的重要材料，包括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等。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和《敦煌写本文献学》(2013年)、曾良《敦煌文献字义通释》(2001年)、蒋冀骋《敦煌文献研究》(2005年)、黄征《敦煌俗字典》(2005年)等是敦煌方面的。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1981年)，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1996年)，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1997年)，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1997年)，荣新江《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008年)等是吐鲁番方面的。黑水城方面的有《俄藏黑水城文献》(1996年)、《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2008年)、《英藏黑水城文献》(2005年)等。

疑难俗字的考释是近代汉字研究的热点。杨宝忠先后出版《疑难字考释与研究》(2005年)、《疑难字续考》(2011年)、《疑难字三考(上下)》(2018年)，对《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书中的数千个音义未详或辨析有误的疑难俗字进行系统梳理考证。另有刘君敬《唐以后俗语词用字研究》(南京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方孝坤《徽州文书俗字研究》(2012年)、温振兴《影戏俗字研究》(2012年)、曾良《明清小说俗字研究》(2017年)等。

3.现代汉字阶段

现代汉字通常指二十世纪以后。通论性的论著有孙钧锡《汉字通论》(1988年)，张静贤《现代汉字教程》(1992年)，高家莺《现代汉字学》(1993年)，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1994年)，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通论》(2000年)，高更生《漢字研究》(2000年)，潘钧《现代汉字问题研究》(2004年)等。汉字改革，包括汉字简化和规范，是现代汉字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论著很多。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主要有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1986年)，武占坤、马国凡《汉字·汉字改革史》(1988年)，孙钧锡《汉字和汉字规范化》(1990年)，傅永和《规范汉字》(1994年)，张书岩等《简化字溯源》(1997年)，李宇明《汉字规范》(2004年)等。

(五)汉字传播史研究 [65]

1.汉字传播研究

汉字传播的历史应该是汉字发展史的一个方面，有些汉字史或汉字学通论著作涵有这方面的内容。如胡双宝《汉字史话》(1980年)列有“汉字对其他文字的影响”部分。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1997年)第六章讨论汉字传播。贾春增、邓瑞全《承传与辐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2000)第二章“中国语言文字在海外”分别介绍汉字在日本、朝鲜、越南传播的历史和原因。张玉金、夏中华《汉字学概论》(2001年)第八章“汉字的传播”按民族和国别分节介绍。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2003年)介绍了汉字传播形成汉字文化圈的情况。卢士樵、李萍《文字学原理》(2013年)有《汉字的传播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一章。

专门研究汉字傳播历史的著作不多。陆锡兴《汉字传播史》(2002年)从空间角度分别描写汉字向西南、向南、向北、向东北、向东的传播历史。包括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传播，也包括历史上向中原文化以外的汉族地域传播;既关注受汉字影响形成的新文字，也关注接受汉字的地域、人群如何面对汉字。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2002年)分《朝鲜半岛篇》《越南篇》《日本篇》和《宗教篇》四部分，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角度讲述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

2.国别汉字研究

日本汉字研究。有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2004年)、《日本简体字探源》(《语言研究》2003年第4期)及《日本简体字探源(续)》(《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俗字在日本的传播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6期)等10多篇论著。另有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1989年)、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2003年)和《汉字在日本》(2008年)、洪仁善《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研究》(2011年)、潘钧《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2013年)、梁晓虹《日本古写本单经音义与汉字研究》(2015年)、笹原宏之《汉字的现在》(2015年)、臧克和《日藏唐代汉字抄本字形表》(2016年)等。

韩国汉字研究。有《韩国现代汉字研究》(2013年)、王平、河永三主编《域外汉字传播书系(韩国卷)》(2013年)以及王平《论韩国传统语言学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汉字研究》2009年第1辑)、《中韩通用汉字数据库的建设与韩国现代汉字研究》(《中国文字研究》2013年第2期)等20余篇。

越南汉字研究。有赵丽明《汉字传播与中越文化交流》(2004年)，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2007年)，范宏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2014年)，谭志词《中越语言文化关系》(2014年)等。近年，何华珍等以越南汉籍为材料，发表了10多篇相关论文内容涵盖越南汉字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研究展望 [66]

四十年来，中国文字学研究成绩斐然。当下，正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这是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使命。回顾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延续千年的汉字就是我们文化自信和文字自信的根基。新时代既要对历史传统继承守护，薪火相传，更应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从材料的发现、方法的创新、理论的完善等方面拓展深入，开启文字学工作的新篇章。

一是，大力发掘新材料。汉字材料的范围已经基本上确定，以后要在既定的范围内挖掘出更多新材料。除了随时可能出土的新文字材料外，还应关注各地旧藏尚未著录公布的出土文字，散落民间需要搜集抢救的古代文书契约，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和域外的汉字文物和文献等。即使是传世典籍，也可能有更多的新版本等着我们去发现。二是，加强宏观融通的理论研究。汉字研究容易陷于材料整理和字词考证，虽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有人做，但不宜整个领域的学者都沉浸其中。目前来看，从事汉字理论研究的人还偏少。理论研究应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无是非”争议，多着眼全局和系统，同时注意跟语言学以及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联系沟通，进一步拓展文字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在单线条的、局部的汉字史研究基础上，应追求多维度的立体史观，系统展示汉字发展全貌。在描写演变现象的同时，注重揭示规律和特点，加强动因和原理阐释，使汉字发展的历史轨迹动起来，活起来。四是，匹配高科技时代，加快汉字研究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目前的汉字信息化工程不可谓不多，但各自为阵，互不利用，严重浪费资源。希望与汉字有关的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机构联通合作，共同建构文字资料齐全、检索应用便利的大型数据库，开放共享，避免低功能、封闭式的重复建设。五是，在振兴传统文化的国策背景下，汉字研究应该有文化自信、文化兴国的意识和追求。汉字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基因，是团结各民族的文化纽带，还曾经是东亚东南亚多国的政府用字和贵族文字，长期影响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所以充分阐释汉字的文化功能，加强“跨文化汉字”的整理与研究，是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张忠兰 责任校对：张基强)

作者：李运富 温敏 韦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