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经典学习心得

第一篇：伤寒论经典学习心得

《伤寒论》学习心得

(二)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

根据上海中医学院柯雪帆等人的研究成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药物剂量问题应该按1斤=250克，1两=15.625克(或缩简为15.6克)，1升=200毫升计算。并实际测试及分析如下：

1、药与水的比例是适当的。我们按上述数据配了一剂桂枝汤，用1，400毫升(东汉时的7升)水煎药，煎取s00毫升(东汉时的3升)，药与水的比例基本合适。苏敬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过：“若用古(大)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意思是说，如果把张仲景的药量增加一倍，水就太少了。如果把张仲景的1两折合为3克，那水就太多了。

2、一个方剂中药与药之间的比例是适当的。仍以桂枝汤为例：桂枝汤中大枣用12枚，经实测约重30克(汉代与现代大枣的重量估计没有多大差别)，桂枝3两合46.875克，桂略大于枣，这是适当的。如将桂枝3两合为9克，则枣大于桂三倍佘，未免喧宾夺主。

3、某些药物的一天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3～4倍。可是，这些药物的一次服用量却与目前常用量近似或略高。如桂枝汤中的桂枝，麻黄汤中的麻黄均用46.8克，比目前常用量大好几倍，但是这些方剂按张仲景原意只煎一次，将药汁分三次服。上述桂枝与麻黄的一次服用量为15.6克，与目前常用量所煎的头汁中的含量近似或略高。

4、一张方剂中所有药物的总量与目前常用量近似。因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中药味较少，如桂枝汤为5味药，按1两=15.6克算，总重量约为20l克。桂枝二越婢一场为7味药，总重量约为89克。而现在一般处方的药物约10～15味，每味药用量约

10～12克，则总重量为100～180克，二者相近。

5、《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些药物的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10倍左右，如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1斤(250克)，小柴胡汤中的柴胡用半斤(125克)，而恰恰是这些药物近年来的药理实验和临床实践均证明，用大剂量时有明显疗效。近年来中药临床用量有逐渐增大之势，使用大剂量药物取得疗效的报导屡见不鲜，如治疗美尼尔氏综合征泽泻用至60克，白术用至30克而取得满意疗效。按《金匮要略》泽泻汤方中，泽泻用5两，合78克，白术用2两，合31.2克，古今用量基本相符。治疗咳嗽细辛用至12~15克而取得满疗效。治疗早搏，生地用至210克而取得显著疗效。

虽然柯雪帆教授等人的研究理论事实俱在，新版的教材《伤寒学》中也认可了柯雪帆教授等人的研究，但今之中医，仍习惯的把一两折合成3克来进行换算，作为临床用药的依据，大谬矣。已故的李可老先生生前大声的疾呼“近代用法，大违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并感叹：“无怪乎中医心衰，十有八九要失败。不是经方不灵，而是我们未能继承仲景先师的衣砵真传。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 是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使中医丢掉了急症阵地。”李可老先生研制的“破格救心汤” 一剂附子用到200克以上，一昼夜按时服3剂，附子总量达500克以上， 使那些现代西医宣布死刑的病人，全部起死回生，在当地县人民医院，急救竟成中医科的事。

况且近年以来，中药材多为人工种植，药性较之野生药材大有不

如。剂量上如果再用轻量，则疗效不可期也。

作为新时代的中医人，当立足于临床刻苦研读仲景著作，学以致用，反复实践领悟，这是提高自身的中医素养的唯一途径，但也不可忽视社会环境的变化，拘泥不变，固守成规亦是不可取的。

第二篇：伤寒论学习心得

读《伤寒论》之心得体会

《伤寒论》是祖国医学四大经典医著之一,著者为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此书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专著,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重要医著。《伤寒论》是通过六经传变、六经辨证来讲述疾病，张景仲真是个伟大的医学家和文学家，他采用了很多种手法：省文法、倒序法。。。。让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中医文化底蕴的新一代读起来还真的不好理解。但还好，他按六经传变规律来描述这也给我们很清晰的思路去探讨这方书之祖、医方之经了，也不是没有窍门可寻的。再者他的脉法有独到之处：

1、各病有主脉;

2、一脉主数病;

3、一病见数脉;

4、脉法颇灵活;

5、用脉象解释病机;

6、以脉象指导诊断;

7、以脉象指导治疗;

8、据脉象推测预后;9脉象相同，舍脉从证以认病;

10、证候相同，舍证从脉以认病。在治则治法上也是非常具体的：

1、治未病;

2、注重顾护脾胃;

3、注重因势利导的治则;

4、强调标本缓急;

5、突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6、指出疾病的治法及治禁;

7、注重整体护理。

8、也体现了张仲景多一证则加一药，少一证则减一药的思维。这不仅给我们理解《伤寒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丰富和拓展了我们的中医思维和临床思维。

自仲景之《伤寒论》的出现，后世医家多对此有所发挥，或依原文而解，或有所补益，但于临床较为实用，讲得很是朴实的，我多遵刘渡舟、陈瑞春，二老多以临床为出发点，无累赘之言，指导我们后学有很深的实际意义。近日再读《伤寒论》时，突有所感，现书写于此。

近日坐门诊，接触的上感病人较多，这个疾病本身不是重病，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普通感冒，如无并发症，一般经5-7d痊愈。但若治疗不及时、不彻底，可能会引动很多旧病复发，比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加重原有心脏疾病，比如导致心衰、心律失常等等。忽然想起，早在1800多年前的《伤寒论》中，仲景仙师就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我们一起来看《伤寒论》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可知，中医对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程时间有精确的论述，但此处之“病”也不是单指感冒而言，学者应灵活看待。

再如《伤寒论》43条：“太阳病，下之微喘，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主之。”18条：“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子佳。”这两条论述了太阳中风兼肺失宣降的证治。以方测证，临床应有“太阳中风”的临床表现，即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象浮缓等证，再兼有喘息等症状的病症，治疗选用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加厚朴、杏仁降气平喘，消痰导滞，表里同治，标本兼顾，为解表宣肺，化痰定喘的有效方剂。我理解，此证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感冒，引动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而表现的症候，或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时临床表现为此证型者，均可用之。如《伤寒论方医案选编》记载治疗外感引动宿喘案例，刘某，男，42岁，素有痰喘之疾，发作较频。春日伤风，时发热，自汗出，微恶寒，头痛，且引动咳喘，发作甚于前，胸闷而胀，气喘倚息，痰白稠量多，咳喘之时则汗出更甚。不思食。舌苔白腻脉浮缓，关滑有力。此风邪伤表引动痰喘复发，外风挟痰浊壅滞胸腕，肺胃气逆不降所致。方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加味。处方为：桂枝6 白芍6 炙甘草4.5 生姜2片 厚朴9 杏仁9 麻黄1.5 贝母9 苏子9 炒枳壳9。连用3剂后，表证去，自汗止，痰喘亦平。再看《蒲辅周医案》中，蒲老用本方治疗重症腺病毒肺炎1例，患者为一3个月大的男婴，因发热4天，咳嗽气促抽风2次住院治疗，经用西药以及大剂麻杏石甘汤治疗无效，当时体温在40℃，无汗，面色青黄，咳而喘满，膈动足凉，口周围色青，唇淡，脉浮滑，舌淡、苔灰白，指纹青，直透气关以上。蒲老认为是辛凉苦寒撤热不退，是营卫不调，寒邪闭肺所致，遂用桂枝五分 白芍六分 炙甘草五分 生姜二片 大枣二枚 厚朴五分 杏仁十粒 僵蚕一钱 前胡五分 一剂得微汗，体温渐退，热降喘平，营卫得和，后再以射干麻黄汤加减治疗而愈。细读蒲老这则医案，有如肺炎并发心衰，忽又忆及读毛以林老师的《步入中医之门》讲到刘新祥教授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治疗心衰的案例，并重点地说到汗与不汗的重要性。可知，本方不仅用于治疗外感引动宿喘，还可用于治疗喘息胸满，不能平卧的心衰疾患。原文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本条论述了太阳伤寒兼水饮内停的证治。用小青龙汤辛温解表，温化水饮，方中麻黄发汗平喘利水，配桂枝增强通阳宣肺之功，芍药与桂枝相配，调和营卫，干姜、细辛散寒化饮，五味子敛肺止咳，且使干姜、细辛不至升散太过，半夏降逆化饮，炙甘草和中兼调和诸药，诸要合用，共凑辛温解表，温化水饮之功。现代医家对于此方的临床运用较为广泛，其适应范围是：⑴治表有寒邪，内有水饮，发热干呕而有咳喘者。⑵溢饮，心下有水气，咳嗽喘息，遇寒必发，吐痰沫，不能卧，喉中涩。⑶支饮，发热干呕，吐涎沫，咳逆依息不能卧。总之，寒饮咳喘，不论有无表证，均可用之。本方对现代医学的感冒、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只要辩证准确，多有很好的疗效。《伤寒论方医案选编》中有案例为证，李某，男，44岁，自幼患过哮喘，天冷遇水劳动则喘更甚。1964年8月12日因重感冒而复发哮喘，咳嗽连声，咽中漉漉，多吐白沫，伏坐不得卧，吐痰不松，食欲减退，大便结，小便清长，舌苔白滑，脉浮紧。土衰木盛，水寒金冷，津液不得蒸发，则留而为饮，上迫于肺，肺络受阻，气机被遏，遂致咳喘，治宜温中蠲饮，宣肺纳肾。处方为：麻黄4.5 肉桂0.9 沉香1.5 白芍6 细辛2.1 干姜3 五味子3 半夏6 炙甘草6 蒌仁15 莱菔子12 服后喘定咳轻，咯痰大减，亦能卧睡。再以温化饮邪肃降肺气，连服六剂而瘳。用小青龙汤治疗咳喘，常屡建奇功，并总结出小青龙汤的运用的六个要点。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与小青龙汤皆为表证兼喘的方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为表虚兼喘，临床以有汗而无水饮内停的咳喘病症，而小青龙汤为表实兼喘，为无汗而有水饮内停的咳喘病症。 在多次阅读《伤寒论》后我却发现想要真正读懂它并不是件易事，不仅需要知识积累更需要一颗探求的心。要深刻细读《伤寒论》，首先就必须要有一种中医思维框架，不仅是要翻看医案著作，领悟前人经验，更要自己结合日常多多思考书中为何如此阐释，而不是死背医案记录。这些是我在阅读过程中得到收获。

第三篇：伤寒论学习心得

我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系，在大学二年级期间开始学习《伤寒论》的。那时的任课老师反复强调，中医入门的最佳门径就是踏踏实实背诵。《伤寒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称为“中医之魂”。深入学习《伤寒》《金匮》应该是每个中医的基本功。所以我记得那时在大雪纷飞的严冬，我在校园的花园小径，很是老实的逐条背诵着经典。也是得益于那时打下的基础，参加工作后，对于临床的实践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想起来，我深深感谢这段时光。

背诵《伤寒论》没有便捷的方法，《伤寒论》398条原文，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一遍一遍按着性子读，反复清晰地朗读，时间长了就会背诵了。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我每每向人强调背诵原文的极端重要性，就有人说背诵会成为死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灵机活动”之类的话。我认为 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对《伤寒论》的学习应该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我仅仅才刚刚开始，思路不成熟，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受。历代注解《伤寒论》的书籍汗牛充栋，各有特色，如何慎重挑选合理的注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可能关系到一生研究《伤寒论》的大体思路。我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文献的考察之后，认为仲景本人的思想可能更倾向于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仲景原文以及其它文献证据支持“方证对应”是仲景医学的主要特点;第二个是，作为入门的学习方法，方证对应更容易尽快看到实际疗效，可以提高青年中医学医的信心。 什么是方证相应呢?方就是指方剂和药物，证就是某个方剂或者药物的应用指征或者证据。这个“证”是从病人的症状，体质，生活状态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面挖掘出来的。每一个证都是实在的东西，没有多少推理的过程。方证关系的形成来源于经验，是经验的积累，可以重复验证。“有是证用是药，无是证无是药”是方证对应的要求。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当下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某一个方剂，某一个药物的功效主治，应用指征上面。

医学是一门实践技术，我尝试治疗了一些有缘的患者，取得很好的疗效。比如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遗精、葛根汤加苍术治疗肩痛、麻杏甘石汤治疗咳嗽、桂枝加附子汤治疗虚人外感、桂枝加葛根汤平稳血压等，取得的疗效是超出我的期待的。 我刚刚学医，就走上经方的道路，应该是比较顺畅的。我也深深欣喜自己的选择。但是学问浅薄，经历尚少，有一些感想也不怎么深刻。09年开始接触中医，到现在深深感觉医学知识博大精深，疾病千变万化，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以后还要在多个方面多下功夫，充实自己。

第四篇： 学习《伤寒论》心得体会

中医一班

李建威

201135750115

学习《伤寒论》心得体会

1. 关于其流派。在我看来，伤寒论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占据绝对主流的辨证论治学派，主张治病要根据脏腑经络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辨“证型”，代表人物有刘渡舟，熊曼琪，梅国强，李克绍等，主流医家几乎都是主张“辨证论治”;一派是人数较少的主张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代表人物有日本吉益东洞、尾台榕堂、汤本求真等，中国的有胡希恕、黄煌、刘志杰等。

2. 关于其论证的内容。伤寒是温病、中风、伤寒、中湿等外感疾病的统称，或者说由于起居饮食不甚引起的突发性疾病。例如汗出当风、久坐湿地等等。而在所有外感疾病中伤寒是最严重最普遍的一类疾病，这是伤寒论重点讨论的对象，当然也同时讨论了另外几种突发疾病。所以伤寒论重点讨论的是外感突发疾病的证状、脉象、传变规律及治愈方法。

3. 对六经的认识及其和脏腑关系的几个简要介绍。中医治病都是从整体出发的，以病者盛衰强弱为依据，病势之缓急进退来作为施治方针。所谓六经，三阴三阳是也，大抵三阴经病，属寒、属里、属虚者多，故太阴治宜温，少阴治宜补，厥阴治宜清;而三阳经病，恰与三阴经病相反，大抵属热、属实、属表者多，故表证宜汗，实证宜下，独少阳属于半表半里，既不宜汗又不宜下，故治宜和解。昔俞根初先生曰：“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又曰:“百病不外六经，正治不外六法，按经审证，对症立方”。(1) 阳明病与心阳明病。无论寒邪热邪，一律表现为高热，另外有谵言妄语的证状。其实阳明与心有莫大关系。《内经》“二阳之病发心脾”，二阳就是阳明，说明阳明的病可能发自于心，也可能发自于脾。所以心病可以引起阳明病。而瞻谵言妄语是神志疾病，与外邪攻击心包有关，也正因为心包是禁宫要地，正邪交争最猛烈，所以才会出现高热症状。另外阳明病的脉象是洪脉，这正是心脉。由此推知，阳明经病的主方白虎汤，其实最重要的是解心热。在高烧、神志昏迷的时候，后世很多名医都在白虎汤的基础上加上犀角、羚羊角等味以解心热。(2)阳明病与肠胃。《灵枢·经脉》说足阳明胃经主津液所生病。足阳明病引起的一个问题就是津液大亡。因此阳明病的一大特点是大汗出。汗出也是身体正邪交争后把外邪排除体外的过程。但是大汗出后出现的问题就是“胃家实”排便困难。依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正常的人体防御机制，可以通过高热、汗出的方式战胜外邪病排除，在体表可以排邪，那么机体是否也有可能在肠胃之内，以分泌物的形式将外邪排除，随粪便外出。但是，由于排便困难，外邪无法排除，反而在粪便上滋生，排便困难除了破坏正常代谢外，也使外邪在粪便中滋生。因此排便就成了主要矛盾。三个承气汤就是解决排便问题，大便出来了，外邪也就随之而去了。当然并非所有的阳明病都会伴随便秘，而是肠内有燥矢、有宿食、或肠胃机能有问题才引发便秘。(3)太阳病与肺。外感症初发，通常表现为“太阳病”。所谓“太阳”并非抽象概念，因为“太阳病”会引起手足太阳经循行部位的不适感受。如头项强痛，腰背痛。例外鼻鸣、鼻塞、流涕等有时也是太阳经的病症，因为足太阳经过睛明穴而络鼻窍。太阳病是表证，病在皮毛。肺主皮毛，所以太阳病与肺部疾病通常同时出现。所以太阳病经常伴随咳嗽、喘息、浊痰的出现。所以在治疗太阳伤寒的方剂中，多有润肺、止咳的药物出现。如杏仁、五味子、生姜等。另外，太阳病为什么现浮脉?浮脉是肺脉，所以是太阳经与肺同病。

4. 对于药物使用的看法。在我看来伤寒论中其主要用药特点是“有是证，用是药”。最典型的就是《伤寒论》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痞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小柴胡汤主之。”方后7加减：“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瓜蒌实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加瓜蒌根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服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又如麻黄汤、麻杏石甘汤、麻杏苡甘汤，三方的共同症均有发热，共同之药都有麻、杏、甘，仅有一味药不同。显然可以看出桂枝为恶寒身痛而设，薏苡仁为风湿身疼而设，石膏为汗出兼喘而设;桂枝通阳、薏仁祛湿、石膏清里热。通过这样的类比，我们就可明确的知道桂枝、薏仁、石膏的药物作用，不用再作其它的分析和药书资料的论证，简捷而正确，直得仲景心法。

5. 心得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我深深感觉医学知识博大精深，疾病千变万化，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以后还要在多个方面多下功夫，充实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一定要灵活运用伤寒论，在失败中总结经验。作为新时代的中医学生，我一定要立足于临床，刻苦研读张仲景著作，学以致用，反复实践领悟，提高自身的中医素养，同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国医大师邓铁涛曾寄语青年中医：“21世纪是中医学的世纪，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当铁杆中医，努力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让中医学走出国门，传扬世界，为整个人类的健康贡献力量。”我一定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为中国医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五篇：《伤寒论》学习心得，纯干货值得收藏。

一《伤寒沦》是中医讲辨证论治的第一部好书，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首重八纲，《伤寒论》首先说明了八纲辨证的方法。虽然它并没有明文提到八纲，但实际上处处都是讲八纲辨证，而且讲得非常具体，一一都出诸实践，有理、有法、有方、有药，不落空谈;是中医书籍中最切合实际的一部著作，所以历代中医师都非常重视，注释者亦最多，这些注家，对仲景的精义各有发挥;但也正因注家繁多，人自为说，因而莫衷一是，反晦原意，致有注释看得越多反使人有糊涂之感，我认为这是得失相等的。其实，《伤寒论》的原文，除个别句文外，一般还是很好懂的，与《内经》不同。《内经》是古代韵文，例如“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成章”等。《伤寒论》则是古代白话文，譬如“啬啬恶寒，浙渐恶风，翕翕发热”等句，都可能是当时的俗语、形容辞，都给保留下来了。可见作者的本意，就是要使人易于了解，而不是故意使人费解。当然，其中也有部分是韵文式，那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主张读白文，不读注解本，尤其是西医师学习中医，对医学与文学都有一定的基础，不看注解，多读原文，不为一家之言所拘，则更能发挥独立思考的作用。读的方法，可拣为数约占十之六七的、容易看得懂的先读;然后拣约占十之二三的、不易懂的读;最后再读那些很难读的条文，为数不过占十分之一;老实说，这些难读的条文，实在已属可有可无的了。这是一。

二

《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方法，是以六经为基础的。讲到六经，就必须承认两点：第一点是承认经络学说，《伤寒论》的六经，是与经络学说分不开的，详言之则分手足十二经，合之则为六经。第二点是承认《伤寒论》六经与《内经热论》六经的一致性。有些中医同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思想上很混乱，他们似乎承认经络学说，又似乎不承认经络学说;似乎承认《伤寒论》是《内经》之发展，又似乎与《内经》不同，这是不对的。尽管《伤寒论》中在某些枝节地方与《内经》有些不同，但它的思想发源、理论指导，是与《内经》一贯的。

仲景在他所著的《金匮》中，如《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及《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等篇内，也说明这个问题。其意义即是：外邪侵犯，由肌腠经络而腑而脏，是其常;由经犯脏，或径犯脏，是其变。常者轻，变者重;常者缓，变者速，各有其一定的过程。故离开经络而谈六经，其弊也浅;分割《伤寒论》与《内经》中的六经为两回事，其弊也拘。要知《内经·热论》是根据经络来讲的，它所举的六经症状，虽然不够完全(《伤寒论》作了很大的补充)，但毕竟是根据经络而表达的，其具体症状，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得到，怎么可以说它是不同呢?其中最大的误会点，是在《内经》说“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两句话。人们认为《伤寒论》的三阴病多是宜温，三阳病也不尽可汗，无法解释《内经》的两句话，遂认为仲景《伤寒论》是特创的见解，与《内经》不同，不是一个体系，其实完全不合。要知道《内经·热论》是单论热病在六经的变迁，它始终是一热证，后世刘河间心知其意，故云“六经传受，自始至终，皆是热证”，所以在三阴可泄。所谓“泄”，不一定是用“下”法，但是包括“下”法在内。譬如少阴病之急下存阴，是热病，是“下”法;同时少阴病之黄连阿胶汤证，旨在养阴泄热，也是热证，也是“下”法。而“三日可汗”之意，也不是说三阳经都要发汗，而是三阳经可从汗解。太阳不必说，少阳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濈然汗出而解;阳明欲解时，里气通，壮热退，也多是从汗解的。

而整个《伤寒论》却是论六经的各证(主要是伤寒)，以其范围广、变化多，补充了《内经》之不及，补充了具体方药，比起《内经》来，是大大的发展了。我常常说：仲景的《伤寒论》丰富了《内经·热论》的内容，叶天士的《温热论》又丰富了《伤寒论》的内容，它们是相互联系而发展着的。如果执而不化，强加分割，则势必步步荆棘、处处是矛盾了。 三

如承认《伤寒论》的六经是从《内经·热论》六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话，由是而知《伤寒论》决非仲景个人所创作，也决非个人经验，因为个人经验，不可能如此丰富而准确。更不是个人的推想与杜撰，如果是杜撰，那是经不起考验的，又不足为训了。我的看法，《伤寒论》有三种文字，不能等量齐观。第一种是已经总结为规律性的颠扑不破的文字。譬如太阳病之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少阳病之口苦咽干目眩;阳明病之胃家实;太阴病之自利不渴、腹满时痛;厥阴病之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少阴病之脉微细、但欲寐等等，均是主要规律性文字，必须记熟的。六经主要方剂，如太阳之麻、桂、大小青龙、栀豉;阳明之葛根芩连、白虎、承气;少阳之大小柴胡;太阴之理中;少阴之白通、四逆;厥阴之乌梅、当归四逆等，亦是主要规律方剂，也是必须熟记的。第二种是个别经验，其中可能掺杂后来诸师记录用方经验之语在内。

譬如宋本《伤寒论》29条、30条，证象阳旦、四逆、脚挛急、谵语等同时并见，治法以先复阳、后复阴，最后用下治其谵语。这方法是否妥当?值得考虑。诚如杨杏园所谓“从未见过，古人亦无此条例”，真是见道之言。这一类经验，固然还应重视，但毋须过分，与第一种的条文相比，两者不能同等看待，如果一律看待，反钻入牛角尖了。第三种是四言韵文式的文字，这与《伤寒论》正交朴实无华、字字着实的文字文法，迥乎不同，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手笔，这可能是王叔和所加入的。例如116条：“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功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就是四言韵文一类的文字。当然我们也要重视，但非原作，就不能与规律性的文字等量齐观了。所以必须分别此三者的不同，方能很好地读《伤寒论》。

至于文字上面有传写错误的，譬如176条：“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就明明是传写的错误了。白虎为清热之剂，如何说是里有寒?白虎汤并不能退表热，如何说是表有热?以前注家对此条各有所解，振振有词，有的说“寒”字是作“邪”字解的;有的说“寒”是指远因而言，今已郁而化“热”矣;有的说“寒”字古人作“痰”字解，详引古书以鸣其博。此均为妄人妄语，蹈注疏家恶习者也。不思仲师一部大书，千言万语，无非欲使人明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大纲，焉有于此条则突发奇想，而将绝对相反字面用于其间，引人故入歧途，使后人多出如许议论耶?全部文字处处明了，独此相反，决无其事，理不可通，其误无疑，改之最为了当。但是又有人说，表有寒也不可用白虎，当改为表有热里有热，如《金鉴》引王三阳即作此说法，这就不妥当了。如果如此，即当云“表里俱热”，不应云“表有热里有热”，盖古人文法不如是。

应知“表有寒”，不是指寒邪而是指表有恶风、恶寒、肢厥等症之简称，乃续上二条而言之。“里有热”亦是指热症，非指热邪，知此，则文义目顺。后人误以“寒热”二字指病邪，遂觉处处不可通。其实乃不善读书所致，非书之过耳。我个人体会，读这一条，应与厥阴篇350条并看，原文为：“伤寒脉浮而滑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厥甚者应无脉或者微细、沉细，现在不见沉细，反见浮滑，即可断言其厥是热厥，故云里有热。以此证彼，此条既明言里有热，就不可能另一条言里有寒;此条明言脉滑而厥，即可推知另一条的表有寒，一定是指厥逆证状。此条言滑，另一条言浮滑，可以互通。总之，两条一比，其误自明。此条是精华，另一条即可有可无矣。又如141条的“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又应当以方证症，来矫正条文的错误。三物小陷胸(黄连、半夏、瓜蒌实)为辛开苦泄滑润之剂，是治热实结胸的轻方，但决不能治寒实;条文既明言寒实，又明言无热证，断非所宜。三物白散(桔梗、贝母、巴豆)乃是破寒结的主要方剂，二方一比，其误立明，或是误抄又经人矫正者乎?然其非一人手笔，固可断言了。

又如3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生之。”去桂必是去芍之误。因为头项强痛发热，无去桂之理;因无汗心下满，故去芍;因小便不利，故参五苓意加苓、术，定法面面俱到。文字传抄之误，不仅这一些，还有脱节的、不能解释的，不一一举例了。大概流传既久，又经前贤秘藏(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这些毛病，都是不可避免的，都应当分别来对待。

四

读过《伤寒论》以后，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体会：以为病邪不解，多半由于失表或者表不得法(如早用柴葛引入少阳阳明之类)所致;病情的变化，多半由于误汗、误吐、误下所致，甚至因而变成坏病。根据这一体会出发，似乎不失表，则病邪不至于发展，不误汗吐下，则病情不至于变化。如此说来，不治岂不是更好一点，从前人有“不服药为中医”的说法，可能是由此误会而来的。所以有些一知半解的人，逢到病情急变，每将一切责任，推之于医人的处理不当，而一般注解及讲授《伤寒论》者，也每每根据原文强调这一点，这是我认为不合适的。初读《伤寒论》时，没有分辨的能力，等到临床了一个时期之后，就发现了问题。

譬如一个病狂，通过很好的表散以后，得汗甚畅，热亦退下，不能说是失表或表之不当了;但是明天热势复起，渐次变严重起来，这是误治呢，还是自然变化呢?也有同一证候，用同样的发表退热方法，有的一二剂霍然痊愈，有的一二剂后变化丛生。因而感到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药误而来，而有自发的现象在内。表之不尽而转变者，是余邪;表之不当而转变者，是余波，其证多比较轻浅，经过治疗，很快就会恢复。而重证多数是自发于本经，如汗不彻而传少阳之小柴胡证，汗太过而传阳明之单纯燥屎证，是诚有之;而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往来寒热而又热结在里，脉沉实弦数者，便是少阳病本经之自发症状。又如汗出、壮热、烦渴引饮、谵妄同见之阳明证，便是阳明本经之自发症状。因发知受，未发以前，固不易断言者也。葛根黄芩黄连汤证是阳明自发，太阳少阳合病之黄芩汤证也是少阳自发，三阳合病之白虎汤证，更是阳明自发。我体会原文三阳证之自利与三阴证自利不同，三阴自利是虚寒，三阳自利是伏热，误下下利不在此例。

五

所谓合病，即外感引动伏邪之意。太阳未解，阳明已见;太阳未解，少阳已见，故谓之合。本经自病，其动也必因外邪;进而体会到原文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句，正说明此理。因没有发现少阳阳明的证状，故云“不传”;因本经没有自发的伏邪，故不出现症状。再从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更明显地托出了传变是由于蕴伏自发之症状脉象。烦躁是热征，数急是热脉，欲吐是邪势欲发的先兆，仅一二日还是太阳受病的初期，如果脉静而不见欲吐、躁烦、脉数急等症，便是不传。如果见了，便是传变。故将第

4、5两条合并起来一看，就可恍然大悟。病之传变，并不关乎治之得法与不得法、失表或表之不当，而关键在于本经有否蕴伏之邪。如果没有蕴伏，很快就好;如果有蕴伏，那就难说了。所以我强调“新邪引动伏气”的论点，认为外邪无伏气不张，伏邪得外感乃炽。不论其新邪为寒为温，必内有蕴伏，才有变化鸱张之可能;如无蕴伏，麻黄汤一剂就能解决了，或者桂枝汤一剂，也就解决了。麻黄证有传变的多，因为无汗脉紧，变化是不一定的;桂枝证传变的少，因为汗出、脉缓之症，与脉数急有很大的距离，故变化就小，所以桂枝汤证有十余日还存在而不变者，即内无蕴伏之故。

六

读《伤寒论》，各人体会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譬如61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从来解释的人，都着重在日夜两个不同点上面，因而得出结论，日间阳盛，邪正犹能相争，故烦躁;夜间阴旺，没有相争的能力，故尔不烦;表示比日夜都烦者为更重，说明此汤比四逆汤更为单刀直入。若仅就本条之文来解，言之有理，似乎可通;倘参考各条，何以许多更严重的亡阳证都不说起日烦夜不烦呢?即以本条其他各症来看，没有呕，没有渴，没有四逆，没有下利，没有真寒假热的现象，一切都比四逆汤证轻得多了，如何可说比四逆证更重呢?一定认为日烦夜静是姜附二味的特点，理由是不充分的。纵有，也是仅见此条，不能作为一个普通规律来对待，仅仅是个别经验而已。

我个人的体会不是如此，我认为烦躁本是热病主要症状之一，热邪炽盛要烦躁，热邪深入也要烦躁，阴症阳症俱有烦躁;温病的烦躁，多用凉药，可是伤寒的烦躁，多用温药的(当然，三阳烦躁也用凉)。烦躁而用温药，是要审慎的，要有其必要条件的。这一条对烦躁症用姜附，分别得非常仔细。首先说明其症是不呕不渴、无表证、身无大热，表示并非邪热外盛，或邪热内传之烦躁，这就与第4条和38条大青龙证“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之文，大大不同了。脉沉微亦与脉浮紧、脉数急作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如此即知既非邪热内盛之烦躁，又非表邪闭郁之烦躁，其为虚阳上泛之阴躁，殆无疑问矣。同时更了解到69条“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的病仍不解，决非表邪之不解或里热之不解，乃是烦躁不解耳;或者如38条之汗出恶风、脉微弱之病不解，亦有可能。其次，干姜附子汤只二味，另有一张栀子干姜汤也是二味。前者热药配热药，其力大而专;后者热药配清药，其用复而奇。两条作一比较，如80条“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身热不去、微烦，是栀子所主，然则干姜之主症何在耶?《金鉴》对此不得其解，以致欲以78条之“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互相交换，正以不得其用干姜之证据耳。其实即在“丸药大下”之语，用丸药而且大下，必致便溏清稀，伤其脾阳;极浅者亦必便溏不实，用干姜以温中下者，正在此点。柯氏谓此方乃泻心之化方，甚合，实则缩小范围耳。泻心证亦缘误下而来，与此相似，惟症较显明而重，此即雏形之泻心耳。大下、微烦，均有深旨，不可轻轻放过。泻心之干姜配黄连，与此方之干姜配栀子，同而不同。黄连苦降力大，直通中下，配干姜则成苦辛通降。栀子宣泄力优，配干姜则成辛通苦泄，所以栀配豉成栀豉汤，可以发散，可以宣通;反之，若黄连则不能矣。

前面已经说过，《伤寒论》的中心思想是辨证论治，我们读《伤寒论》，若把有关条文相互联系而作比较，更能体现出它的辨证论治精神。例如：

370条：“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371条：“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372条：“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374条：“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合观此四条，即知下利既有虚寒证，亦有实热证。虚寒以四逆为主，热利当以白头翁汤为主，热实即以小承气为主矣。下利为里证，如果兼夹表寒者，仍当先温其里，后攻其表。先分寒热，后分虚实，再分表里，层层深入，辨证之法，层次井然。分别四者之差后，进一步即知364条的“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句，正为372条作注脚;366条的“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都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正为370条作注脚;而365条的“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和363条的“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正可为371条作了补充;373条的“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亦为371条作补充也。

七

以上所述，主要是谈一些“对于学习《伤寒论》的方法”，现在则看重谈“临床上对《伤寒论》方法的运用”。在运用伤寒方法之前有一个先决问题，就是不可将伤寒的方法孤立起来，在用伤寒方法的同时，必须注意温病学说，用温病学说的同时，要注意到伤寒方法，使两者融会贯通。同时在运用时，要胸有成竹，不可稍存成见。

伤寒、温病之争，虽由来已久，但亦可以毋须争。从两者的病源来讲，六气侵犯，各有不同，故一病一治，各有其宜。所谓“伤寒本寒而标热，温病本热而标寒”，治伤寒刻刻要顾虑其阳气，治温病刻刻要顾虑其阴液。宗伤寒者据“本寒标热”之说，所以在发热时，还主用辛温发散;治温病者据“本热而标寒”之说，所以在恶寒时，就选用辛凉解表。又据清代学者所论，伤寒从肌表而入，所以主张发散。温病从口鼻而入，所以治在上焦，主张清透，即所谓温邪忌表是也。界线似乎分得很清。但在实际临床中，中医治病的“辨证论治”，完全是“因发知受”，在未发以前，无从辨也。已岌之后，有变则变;必须“见微知著”，灵活掌握，不能死据一点，而必须从两方面来看问题。譬如：初起恶寒微而继即发热汗出、不恶寒、咳嗽、脉浮数的，应用辛凉解表法，从上焦主治，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初起恶寒发热、汗不出、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的，当然是遵伤寒法、用伤寒方，麻黄汤主之，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服一二剂而愈，问题就解决了，亦可以说伤寒、温病是各有其法，断然不同的;如果治而不愈，或得汗后反剧，即所谓“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如是等等诸症状，则必有其变化了(不变的当然还可用麻黄汤)。能不能变为“颇欲吐，若烦躁脉数急者为传也”的症状呢?能不能变为“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症状呢?我们说肯定能。因此，体会到伤寒、温病，不要过分拘泥而绝对划分;温病诸法，大部分都是为伤寒作补充的。一个太阳病伤寒症，既可以转成温病，也有机会转为“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或麻黄附子甘草汤的少阴证;只有在临症时灵活掌握，“见微知著”，方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八

伤寒首方即在麻桂，我觉得麻黄汤用麻、桂、甘、杏，和麻杏石甘汤相比较，其中只易一味，此一味之易，即代表了“辛温发散”和“辛凉清解”两个方面。仲景方原是不偏执一点的。伤寒以麻桂治太阳病，而麻黄汤中的麻、杏为肺卫药，桂、甘为心营药，故辨“营、卫、气、血”与温病也并不矛盾的，主要是因寒、因温而取舍有所不同罢了。麻、杏、甘三味是三拗汤，以治风邪犯肺咳嗽，是治在肺卫的方法;增一味桂枝温营，则营卫并顾而为辛温发汗方法，而为太阳病之主方。换一石膏清气，则为辛凉清解法，完全治在肺卫气分。以此推断，即桂枝一味，实为“太阳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主药;如见这些症状，必须用此一味无疑矣;若不出汗的则加麻黄，即成麻黄汤法;若出汗的则加芍药，即成桂枝汤法;有烦躁的则加石膏，即成大青龙法;这些加减、灵活变化，应从“辨证论治”上来考虑，不应当从“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上来考虑。我是反对“三网”之说的。因为“寒伤营”的不能跳过“卫分”，“寒伤营”的还是要用卫分药，麻、杏不明明是卫分药吗?而且今天是“寒伤营”的，可能明天就见烦躁，一变而为“风寒两伤营卫”，所以这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

再说一说“表虚、表实”问题。一般均讲：表实麻黄、表虚桂枝;但是用桂枝汤单言治表虚，是非常不妥当的。如果单单表虚，那么应用玉屏风之类以固表止汗，方为妥帖了。应当说：表实邪盛，用麻黄汤温营开卫;表虚邪留，应用桂枝汤和营解肌;不可忘掉一个“邪”字，这样方是全面。严格来说，桂枝汤的适应证，不仅表虚，而且要里无伏邪者，才可放手用之。如有伏邪征兆者，便当谨慎使用，因为桂枝汤配合桂、芍、甘、姜、枣同用，不独解肌达表，而且能温和其里，所以对“脉数急烦躁为传”之症，桂枝汤较麻黄汤为尤忌，何以故?盖麻黄汤但辛温解表，其妨碍里热之弊犹不显甚甚;桂枝汤则不然矣，倘有伏邪者，服之则流弊百出;所以《伤寒论》特别指出“脉浮缓”，是有其意义的。缓必不数，纵数亦必不甚，或者是虚数，所以桂枝汤症有的十日半月依然不变。伤寒脉紧，即变化最多，此大不相同的。

九

我认为温病用桂枝汤是不对的。吴鞠通《温病条辨·上焦篇》第四条，首列桂枝汤一方，是值得研究的。他说：“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这里有许多论点，都可研究。第一，桂枝汤不是治太阴的方子，这在前面我已谈过了。第二，《伤寒论》原文并没有说：“太阳病，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伤寒论·第六条》原文但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这是吴氏的杜撰，因“发热”与“但恶热”不同，“发热、不恶寒而渴”者，已不可用;“但恶热”则更甚矣，更不可用了。第三，吴氏又以“温病忌汗，最喜解肌”之说，因而牵合到“桂枝本为解肌”上去，这是误解，且与他后面自己的按语“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也”之文自相矛盾。第四，吴氏又说：“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既是内热外寒，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如何可用桂枝汤温里解肌!我对吴氏所谓“温自内发，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的论点，完全表示同意，这与我的主张是完全相同的。但对这一个症候仍主张用桂枝汤，则极端反对，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是有害的，关系甚大，所以必须提出来谈一谈。

十

外感热病，单纯的比较好治，复杂的比较难治。故对单纯外寒用辛温解表、单纯温邪用辛凉解表论治，不作讨论，而对吴氏所谓“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内热外寒”的说法，我最感兴趣。因此，我对大青龙汤之重视，远远超过麻黄汤之上。大青龙汤合麻黄、桂枝、石膏于一方而佐以姜、枣，使不致因石膏之寒而碍汗，一面仍用麻、桂，不致因石膏之寒而碍表，为外寒束其内热之证出一主要方法(大青龙主证为：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烦躁)。烦躁乃用石膏之唯一主征。但不汗出而烦躁者，仍当以取汗为第一义。其合辛甘发散、辛凉清解于一方，比较复杂而细致，实开后学无数法门，如后来的九味羌活汤(羌活、防风、苍术、细辛、川芎、白芷、生地、黄芩、甘草加姜、枣、葱)和大羌活汤(羌活、独活、防风、防己、细辛、苍术、白术、黄芩、黄连、知母、生地、川芎、甘草加姜、枣)等，大都由此发源而来，盖法同而药变耳。由于南方人腠理疏松，容易出汗，温病较多，实际上表而不出汗的很少;如果有，必有其他因素，当参合症情，采取其他方法，如助阳作汗、育阴发汗、养营作汗之类等，这就不是纯表所能解决了。 十一

对“外寒内热”与“外邪内寒”的治法，二者是不相同的。譬如《伤寒论》中的“下利清谷，身疼痛”之证，可以先以四逆汤温里，后以桂枝汤解表。因为温里寒之药亦可祛表寒，至少不碍外寒，急其所急，所以先治其里，后攻其表。“外寒内热”之证即不同，若先治内热，必碍其表;先散表寒，必增其热，所以后贤制方，每每表里同治，如刘河间防风通圣双解之类。推其原始，都是从《伤寒论》中的大青龙汤、大柴胡汤、桂枝加大黄汤诸方化裁而来。所以说《伤寒论》为医方之祖，确非虚话。

十二

在透表退热方面，临床中体会到：柴胡、葛根力量比较大，豆豉、山栀也比较大，桑菊饮则差得多了。某些温病学派，采取山栀、豆豉，对柴胡、葛根则有顾忌，因昔贤有柴胡劫肝阴、葛根伤胃液之说，其实不能如此胶柱鼓瑟来看问题。如果非用不可之时，仍应使用。柴胡可以配养肝阴药同用，葛根也可以配养胃阴药同用，张景岳的归葛、归柴，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遇见肌热烙手、不汗出属于“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病例，葛根和石膏同用，有很大的作用;如果遇见寒热起伏、口苦、脉弦的病例，柴胡和黄芩同用，也起很大的作用。前人有：“早用柴、葛，容易引邪入少阳阳明”之说，完全是错误的看法。我们如能体会到“病由蕴发”的道理，即知苟无蕴伏，决不致剧。同时用葛根以解经邪，即用石膏以清里热;用柴胡以解经邪，即用黄芩以彻里热，这正是顾到表里两面的办法。所以对昔贤之并用羌活、葛根、柴胡、石膏、黄芩于一方之法，未可厚非。如陶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便是。这种方法，原则上我是赞同的。如果有汗而苔黄、舌尖红，便可了解到这种热不是一汗能解，则当慎用了。如果已见伤阴现象，当然更值得考虑。

十三

在清热退热方面，伤寒用石膏、黄芩、黄连，温病也用石膏、黄芩、黄连，此点并无不同，但温病学家发展了一个“轻清气热”法，如银花、连翘之类;发展了一个“凉营泄热”法，如犀角、生地、丹皮、茅根之类;发展了一个“芳香开窍”法，如至宝、紫雪、牛黄丸之类;这是很突出的，在辨证论治上，各有其适当的地位，可以补充《伤寒论》方法之不足。

十四

在“下法”方面，伤寒与温病，都有应用的时候，至于轻重、早晚之不同，也不过举其大概而已，分别也不大。唯有对“谵语”一症，《伤寒论》除热入血室外，大都用下法，只有一条是用白虎汤的。临床中遇到潮热谵语而一下可愈的，似乎不很多见。相反，凡热病而见谵语妄言者，每属重症险症，且多与热神昏同时并见。温病学家补充了“清心开窍、泄化痰热”，如紫雪、至室、神犀一类方药，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是重症，有生命危险，添一个好方法，即添一分大力量，如何可以不加重视呢?我的体会是：伤寒之潮热谵语，单纯属于燥屎症者，是不十分重的，如果壮热、神昏、谵语同见，单单一下，很难解决问题，必须配合温病学说，分别在气、在血，进行处理。如果壮热、神昏，不大便而苔老黄干糙的，此属热效熏蒸心包，症属有热亦有结，应用白虎合承气法;如果大便通的，白虎加人参汤殊为有效。在《伤寒论》中有：“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即唯一说明谵语不可用下之条文，这是关键性文字，极要注意。临床中体会到象这条的症状，应当用白虎加人参汤，比单用白虎汤更为有效。如果壮热神昏、谵语妄言，苔黄腻而不干燥，大便通的，此属痰热蒙蔽心包，应当泄化痰热而开窍闭;如果舌苔红绛的，即属热邪入营、内陷心包，用气分药是没有效的，就非凉营清心不可了。伤寒用下，仅限于潮热、谵语一证，并非全部包括高热神昏在内。“潮热”与“壮热”，距离很大，不能混为一谈也。我们只为传播中医，只为中医复兴而努力。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传承中医经方真谛。分享知识，分享快乐，迈向健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