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研究论文

2022-04-17

【关键词】网络心理咨询;职业伦理;讨论2002年有67位心理治疗专家预测通过互联网开展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未来的10年里将成为第二大快速增长的服务领域[1]。本文着重介绍国外网络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的研究、制定及实施,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网络心理咨询职业伦理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以此促进网络心理咨询向规范、标准和科学的方向迈进。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职业伦理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职业伦理研究论文 篇1:

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研究述评

摘要:本文结合国内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研究的现状,探讨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深入探讨、扩大研究面,伦理研究与实践进一步结合,伦理创新、突出特色,在教材中适当增加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内容等建议。

关键词:档案管理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

职业伦理是专业团体对其职业特性发展而来的道德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是为专业人员遇到伦理道德问题做出正确抉择的依据。专业人士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时,应该遵循专业伦理所涵盖的道德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基于此,笔者认为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是指围绕档案管理活动而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主要以社会伦理为切入点来确立档案职业的价值观及其伦理规范问题。

一、档案职业伦理的研究现状

2015年9月18日,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档案职业”组合“伦理”进行主题和关键词检索,分别获得检索结果13条和1条。经筛选去重后仅剩12条结果,其中硕士论文1篇:童兰玲《档案职业群体研究》;期刊11篇:蒋冠、洪海《档案职业伦理刍议》,陈祖芬《档案职业伦理问题研究》,秦键《论档案职业伦理体系的构建》,佚名《档案职业的基本伦理原则》(2篇),韩振英、沈光亮《档案用户隐私的道德维护》,刘安石《试论儒家“诚”论对现代档案职业伦理的培育作用》,麻新纯《加强档案馆职业伦理建设》,麻新纯、徐辛酉《档案馆与图书馆职业伦理比较》,刘斌《档案工作的伦理涵义探析》,赵爱国、谢明园《近十年我国档案职业理论研究综述与分析(2002-2011)》。此外,我国有关档案职业伦理的教程屈指可数,仅在不同版本的《档案学概论》《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系列教材中出现,且涉及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较少。

(一)档案职业伦理基本原则

在《档案职业伦理刍议》中,蒋冠、洪海对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的基本原则进行分析,认为档案职业以及档案活动本身对档案工作者的职业伦理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提出档案职业伦理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确立和完善职业伦理原则和精神。建设档案职业的伦理体系应从加强教育培训,完善伦理体系,重视伦理宣传等方面入手。[1]

(二)构建档案职业伦理建设体系

第一,完善的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体系,建立其职业道德建设的依据;第二,逐步加大对档案工作者的社会教育和培训,注重培养职业伦理;第三,各部门应该通力合作高度重视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的宣传,并接受舆论监督。[2]秦键认为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体系的内容应囊括其职业纪律、责任、理想、良心、态度、技能、荣誉以及声望八个方面。只有同时具备这八个要素的档案职业伦理体系,才可以称为合理和完善的体系。[3]

(三)构建档案职业伦理的途径

秦键明确提出构建档案职业伦理的基本途径以及方法,如逐步建立健全档案法律和规章制度,完善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加强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教育和培训;重视培养和提高档案工作者道德修养;建立行为准则激励诱导机制;明确档案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保障其权利;加强宣传档案工作伦理,同时接受舆论监督。[4]李建立、王琳娜通过对档案法律与档案职业道德的比较研究,指出两者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认为档案法律及其规章制度是人们进行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传播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而档案职业道德则是档案行业进行档案法律评价的标准以及推动力量,并强调法律和道德在档案职业发展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和重要作用。[5]

(四)“诚”思想衍生的伦理

刘安石以儒家“诚”的理论为切入点探寻如何培养现代档案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他认为儒家思想中体现出来的“诚”理论明确了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准则之根本所在;是业界执行其现代职业伦理准则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更是档案工作者进行自我完善以及进行社会教育和培训的基本要求。他以儒家传统思想为视角,将儒家思想“诚实不欺”中的“诚”思想作为贯彻现代档案职业道德的基础,强调“诚实、真诚”思想在档案职业伦理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准则与儒家“诚”理论中的“主客观统一”“天人合一”是相通的,它们都认为人应该从各方面进行自我约束、做到事事以诚、事人以敬。儒家思想中所体现的“诚”理论是业界执行其现代职业伦理准则的思想基础。[6]

二、存在的不足

(一)重复研究较多,深度不够

近10年来,我国档案伦理研究侧重于档案信息伦理方面,而档案职业伦理方面的研究很少,且多为重复研究。此外,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档案职业伦理的失范现象,且解决方法较为相似。同时,大多研究在伦理探讨中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使文章的可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如丁枫在《信息伦理原则研究》一文中指出:“就目前研究的状况而言,信息伦理学作为科学哲学与伦理学的边缘学科,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伦理意识模糊、伦理原则冲突、道德规范缺位、道德行为失控等一系列问题,综合性研究的论著或论述较少”。[7]关于信息伦理的研究尚且如此,档案信息伦理的相关研究则更少。

(二)集中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践探索

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档案职业伦理理论的探讨,而与档案工作实践结合得较少。上述提到的档案职业伦理基本原则,构建档案职业伦理建设体系应从加强教育培训、完善其伦理体系、重视伦理宣传等方面入手,构建档案职业伦理的途径等相关研究成果更侧重于理论探索,没有提出更具体的实施方法。档案职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笔者认为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能够更好地指导档案实践工作。

(三)相关研究缺乏专业特色

我国档案伦理方面的研究缺乏专业色彩,伦理创新研究有待加强。就职业伦理的研究而言,更多的是参考信息伦理、职业道德等进行相关性研究,或是套用政治素养、专业素养、知识素养等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概念进行研究,缺乏专业色彩。蒋冠、洪海在《档案职业伦理刍议》中提出主动服务、尊重效益是档案职业伦理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这两个原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其他领域也同样适用,专业特色并不明显。

(四)教材很少涉及具体的伦理介绍

就我国而言,相关的档案学教材中很少涉及具体的档案职业伦理介绍。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除了台湾档案学者薛理桂编著的《档案学导论》论述了档案工作者专业伦理外,大陆出版的档案学教材中很少涉及该方面的内容,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用较少篇幅来介绍档案职业道德或者档案职业素养,并未上升到伦理层次。如冯惠玲等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仅在第七章中用一个小节来介绍档案职业道德,其内容主要涉及档案职业道德的特点、涵义以及修养。[8]

三、建议

(一)深入探讨,扩大研究范围

档案界应继续加强和深入探讨档案职业伦理的相关问题,为我国档案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网络时代,除了对纸质环境下档案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进行探讨外,还需结合档案实践工作中的案例,寻求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建设的新途径,以期实现档案职业伦理及档案法律的共同构建。同时,将档案职业伦理与档案法相结合研究,及时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对不断发展变化环境下产生的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开拓档案职业伦理的研究空间。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进一步结合

一是结合我国目前档案职业的现状,研究其对档案工作者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二是根据具体档案实践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研究档案工作者的需求,并提出解决策略,使档案工作者认识到档案职业本身的崇高性,增强其职业伦理意识。三是在档案职业伦理的指导下构建档案馆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激励档案工作者更好地投身档案事业。

(三)伦理创新,突出特色

一是重视档案职业伦理同诸如情报伦理等相邻或者交叉学科之间的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各学科伦理研究之间的优点和缺点,制订符合档案职业发展的伦理研究计划。如借鉴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来强化档案馆进行社会化服务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意识。二是加强对档案、档案职业本质等伦理研究,突出档案实践工作的特色,如研究公共性的档案信息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伦理职责以及相应的职业伦理关系等。

(四)在教材中适当增加档案工作者职业伦理的内容

职业伦理作为档案工作者必备的素质应纳入教材,并占有适当的篇幅。在课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在高校教学或职业培训中开设专门的档案伦理课程,培养档案工作者的档案伦理意识,以避免档案工作中的伦理失范现象。

参考文献:

[1][2]蒋冠,洪海.档案职业伦理刍议[J].山西档案,2007(2):14-17.

[3][4]秦键.论档案职业伦理体系的构建[J].档案与建设,2008(11):21-22.

[5]李建立,王琳娜.档案法律与档案职业道德比较研究[J].档案管理,2002(4): 24-25.

[6]刘安石.试论儒家“诚”论对现代档案职业伦理的培育作用[J].云南档案,2008(10): 24-25.

[7]丁枫.信息伦理原则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5:6.

[8]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9-168.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郑慧 邓素媛

职业伦理研究论文 篇2:

网络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研究概况及展望

【关键词】 网络心理咨询;职业伦理;讨论

2002年有67位心理治疗专家预测通过互联网开展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未来的10年里将成为第二大快速增长的服务领域[1]。本文着重介绍国外网络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的研究、制定及实施,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网络心理咨询职业伦理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以此促进网络心理咨询向规范、标准和科学的方向迈进。

1网络心理咨询的概念及需求现状

关于网络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界定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美国注册心理咨询师协会(National Board for Certified Counselor, NBCC)的定义:网络心理咨询是咨询师与异地的当事人运用电脑在网络上沟通时所进行的心理咨询和信息提供等服务[2]。目前应用比较多的网络心理咨询模式有e-mail(包括同时或即时聊天)咨询、网络团体咨询和家庭治疗、网络支持团体以及网上心理健康信息资源等。

1996年美国研究者以“咨询”为关键词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共搜到3764个主页有“咨询”的网站,从中随机抽160个进行研究,45%的网站直接涉及心理咨询,包括有偿e-mail或在线聊天、免费大众心理健康和教育资讯及广告等。另一项调查又从中抽取了405个网站进行分析,其中15个是专门的网络心理咨询网站,服务涉及35个不同的领域,费用从每封e-mail 15美元到65美元/小时。30天后的又一次搜索共搜到3983个含有“咨询”字样的主页,增长了6%。如果按年计算的话,增长率将达到72%。三个月后的第三次搜索共搜到4584个咨询主页,如果按这样的速度话,年末将搜索到7108个这样的网站,增长率将达到55%[3]。

我国内地截至2004年4月15日的一项调查表明涉及心理咨询的网站约有80个[4]。而截至2006年12月15日笔者通过Google搜索引擎,在中文范围内以“心理咨询网”为关键词搜索到相关网站330个,由于网的不稳定性等原因,在经进一步核查中筛除那些暂时无法访问或重复的网站,内地的心理咨询网站共248个,其中80%以上涉及各种形式的网络心理咨询。

这些调查说明网络咨询已经既成事实,而且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会加速网络咨询的推广和应用。应用的发展推动着心理学家对网络心理咨询进行科学、系统的实证研究。

2传统咨询师对网络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质疑

网络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咨询师和求助者,但是对这个新生事物,传统心理咨询师提出一些质疑。首先,关于非言语社会性信息缺乏的问题。许多研究表明深层的感情沟通并不一定要面对面,当传统的非言语社会性情感线索被剥夺时,人们会创造一些代用物,通过一些独特的人物和表情造型,来传递身体语言或面部表情,如微笑、皱眉等。通过语言的强度、即时性和内容方面的变化,或通过词汇的变化也可以传递感情[5]。外貌、姿势、语音和语调以及目光的接触等非言语信息可为咨询师提供有用的线索,也可能产生误导,有混淆、分散注意力、胁迫或加重负担等消极作用。在一些研究中求助者表示与面对面交谈相比,网络咨询使他们的自我意识减弱,拘谨的感觉减轻,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咨询师也表示网络沟通时注意力更集中,而且在回应求助者前有时间去思考,回应更有效[6]。

其次,一些咨询师认为网络会破坏人际的亲密感,但有研究表明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以电脑为媒介的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比面对面(face-to-face,f2f )沟通能更好地自我表露,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通过CMC也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不比f2f沟通缺乏个性,其人际关系强度逐渐和f2f沟通一样[7]。有时候CMC人际关系的强度超过f2f沟通形成的关系,被称为“超人际沟通”。

第三,网络心理咨询中求助者是以虚拟的身份登录的,匿名性成为网络心理咨询的一大优势。而传统咨询师认为网络咨询的匿名性会带来欺骗。但是对于一个自愿付费的、急于治愈的求助者,有何理由要撒谎?为了避免欺骗,咨询师可以要求求助者亲自来诊所,确认身份,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第四,网络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否有效的问题。国外有关网络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效果的实证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如有关孤独症家长网上支持团体、同性恋者的治疗、进食障碍的治疗以及校园心理咨询的会诊等等,都证明了网络心理咨询的有效性[8-11] 。而且与面对面心理咨询效果的比较研究也表明两类咨询方式在咨询效果上和求助者的满意度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2,13]。

3网络心理咨询伦理建设的意义

咨询伦理指网络咨询师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绳。职业伦理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可以规范咨询师的行为,让咨询师在遇到两难情境时,有章可依;另一方面它可以保障求助者的最大利益,并且可以提升这个领域的专业性,也是该职业获得认同及专业成熟的指标。

心理咨询是通过人际互动帮助人更好地了解自己,调适情绪,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的过程。其本质是一个人际沟通和互动的过程,旨在提高人的适应能力,识别影响自我实现的因素,探索新的适应模式,从而通向自我实现。实践证明心理咨询的有效性与求助者的动机和意愿以及对心理咨询过程和咨询师的信任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向求助者清楚地解释心理咨询和评估的过程,讨论咨询的有效性、局限以及其他的求助方式是很有必要的。为求助者提供科学、有效和规范的服务,是消除偏见,建立和维护网络心理咨询诚信的必由之路。

4国外网络心咨询与心理治疗有关的伦理议题及启示

网络心理咨询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网络咨询职业伦理准则的研究、制定和实施。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hchology Association, 简称APA)伦理委员会前任理事George Stricker最早谈到网络咨询心理咨询的伦理问题[14]。1999年10月美国心理咨询委员会(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简称ACA)专门制定了通过互联网开展心理咨询的有关规定。2000年有关机构联合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网络心理咨询职业伦理准则,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4.1网络心理咨询的优势和局限性

咨询师要充分了解网络心理咨询的优势与不足,并告之求助者。在线心理健康国际社会秘书Stofle从1996年开始从事网络心理治疗,通过研究指出哪些个体不适合网络心理治疗,哪些个体适合网络心理治疗[15]。有自杀倾向的个体,思维混乱的个体,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需直接观察的求助者等都不适合网络心理治疗。同时他也指出了以下一些求助者非常适合网络心理治疗:探索个人成长和自我完善的求助者,酗酒的青少年,因为身体原因而自卑或有负罪感的求助者,以及患有广场恐怖症、焦虑障碍或社交恐怖症的求助者。关于网络求助者的适合性读者可以登录在线心理健康国际社会网站(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ental Health Online,简称ISMHO, 网址:http://ismho.org/casestudy/ccsgas. htm),了解有关求助者网络心理治疗适合度的评估。不仅咨询师本人要了解网络心理咨询的局限性,同时也要让求助者了解网络心理咨询的疗效、局限和风险,求助者同样可以从该网站上了解到有关信息。

4.2求助者身份确认的问题

网络沟通匿名性的特点使得网络沟通更直接、更放松,因此也特别适合于那些不善于表露个人隐私或敏感问题的求助者。但实际治疗中需要确认来访者的身份[16]。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安全性的考虑。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有责任保护求助者不受到伤害,有时需要联系求助者的家属、医院等机构,所以他必须知道求助者真实的联系方式。另外身份的确认可以避免双重关系。因为双重咨访关系会影响疗效。

网络心理咨询机构应以严格的认证方式限制其计算机使用者的身份与资格,使不具备心理咨询资格的人无法使用该台计算机或进入网络心理咨询的系统,比如可采用电子签名的方法来获取来访者的知情同意或者传输有关咨询师的认证信息等。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为网络求助者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机会,这样既能够建立更真实的咨询关系,也能够对咨询师网络心理咨询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4.3 网络心理咨询保密性的问题

美国心理咨询委员会(ACA)和美国心理健康咨询师专业委员会(American Mental Health Counselors Association,简称AMHCA)的伦理守则中对于保密作出了相似的规定。加密是强有力的网络保密工具。让求助者知道如何保证其资料的安全,以及让他知道不应该在他人电脑上接受私密治疗,是很重要的。有关保密的另一个问题是,保密对咨询师来讲是必须的,但是对求助者来讲却没有相应的限制。咨询师的话可能出现在诉讼材料、出版物等任何地方。所以咨询师应当考虑与求助者讨论互相保密的问题。

4.4 求助者的知情同意权

网络心理咨询师应该公开一个有关知情同意政策和信息的网页,使求助者随时可以获得有关知情同意的信息。重要的知情同意大致包含如下内容:明确该网络咨询师服务的性质;承认网上治疗试验性的本质;公示咨询师的学位和执业资格;求助者需要提供身份和住址证明;警示保密性和私密性方面的局限和例外;提出提高安全性的建议;告知求助者咨询师回复邮件的期限以及求助者返回邮件的期限,同时求助者要知道一定的时限内得不到回复该如何处理;应该提供适当的政府、协会以及部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供求助者随时投诉未达到管理机构要求的心理服务[17]。

4.5 网络咨询师应当接受的培训

网络咨询师职业伦理守则中还要求网络咨询师在独立从业前必须完成一定的培训和获得认证。首先要完成一定的基础知识的培训;其次,还要在督导和独立情形下进行若干小时的临床实践;最后还要通过认证考试。整个过程都是为了保证咨询师能够胜任网络咨询,为求助者提供最好的服务。

国外网络咨询职业伦理从实证研究到准则的制定和实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过程给读者的启示是尽管关于网络心理咨询存在很多争议,但是通过伦理规范的制定和实施确实可以有效地促进网络心理咨询服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职业伦理准则是网络心理咨询有效性的重要保障。面对我国刚刚起步的网络心理咨询,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有关伦理规范初步制定我国网络心理咨询伦理守则,使刚刚发展起来的网络咨询有章可依;另一方面我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临床实践受中华民族心理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对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规范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而应扎根本土文化进行研究,据此对相关规定不断修订完善,实现网络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研究的本土化。

5 我国网络心理咨询伦理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展望

网络心理咨询有利于解决我国专业咨询人士缺乏与心理咨询需求不断扩大的矛盾,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心理咨询服务。但是由于我国内地的网络心理咨询还处在起步阶段,在网络心理咨询的基本理念、师资培养、伦理法律和理论与技术构建等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积极而审慎的对待网络心理咨询。

就伦理建设而言,目前首要问题是有关网络心理咨询的研究大大地落后于应用的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专业人员需要的材料,研究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心理咨询与治疗临床实践的伦理道德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方法,促进网络心理咨询与治疗职业伦理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其次,普及网络心理咨询与治疗者伦理教育。从目前来看网络咨询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显得非常不规范,基本上忽略了心理咨询与治疗人员的临床伦理教育。所以国家应尽快制订基本的网络心理咨询与治疗者职业道德准则,以指导和规范当前迅速发展的网络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践,让咨询师了解网络规范、保密和知情同意等基本的职业伦理。第三,在实践领域应有专业的教育机构设置相关课程,以培养和提供网络心理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员,借助计算机专业人员建构符合安全规范和有良好操作性的网络心理咨询系统,以确保网络心理咨询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未来的网络心理咨询师也应以科学的态度迎接网络心理健康带来的挑战。首先,要喜爱它,相信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求助者。如果咨询师对通过没有视觉线索的打字与别人建立情感联系感到十分怀疑,那么在线咨询是不适合的。其次,咨询师要对键盘操作比较熟练,善于网上表达。好的在线咨询师在文本环境中交流就象没有键盘一样自然,求助者同样能感受到对方的人格魅力。第三,咨询师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领域处于开拓阶段,实践者仍在探索它的界限。而且目前网络心理咨询正面临来自不同派别的怀疑、抵制甚至敌视。求助者的期望比传统面询更加易变。因此咨询师必须随时不断调整自己。第四,咨询师要掌握电脑设备的使用方法,做好各种应对的心理准备。对机器故障,需要有一定的抗挫折能力。因为心理咨询中网络可能突然中断,电脑突然失灵,导致不能及时获得技术支持,或错发给求助者那些本想删除的信息等等。咨询师必须具备应付这些状况的技巧和能力,包括调整自己的情绪,善于应对求助者的各种反应。

网络心理咨询正在悄悄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尽管它还存在伦理、道德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职业伦理规范的不断完善,它必将会有效地促进心理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1 Norcross JC, Hedges M, Prochaska JO. The face of 2010: A delphie poll on the future of psychotherapy. Prof Psychol Res Pract, 2002, 33: 316-322.

2 吴岚,张大均,余林.试论网络心理咨询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32(4):70-72.

3 Sampson JP, Kolodinsky RW, Greeno BP. Counseling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Future possibilitie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J Counsel Dev, 1997, 75(3): 203-213.

4 李伟健,孙炳海,桑晓芳,等.我国大陆地区网络心理咨询的现实考察与未来展望.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6):702-703.

5 Bradac JJ, Bowers JW, Courtright JA. Three language variables in communication: Intensity, immediacy, anddiversity. Hum Comm Res, 1979, 5:257-269.

6 Hamilton A. On the virtual couch. TIME Magazine, 1999, 153(20):71.

7 Walther JB.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mmun Res, 1996, 23:3-43.

8 Shernoff M. Cyber counseling for queer clients and clinicians. J Gay Lesbian Soc Serv, 2000,11: 105-979.

9 Huws JC, Jones RS, Ingledew DK.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using an email group: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J Health Psychol, 2001, 6: 569-584.

10 Kruger LJ, Struzziero J, Kaplan SK, et al. The use of email in consult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onsultee outcomes. J Educ Psychol Consul, 2001, 12: 133-149.

11 Winzelberg AJ, Eppstein D, Eldredge KL. Effectiveness of an Internetbased program for reducing risk factors for eating disorders. J Counsel Clin Psychol, 2000, 68: 346-350.

12 Gluekauf RL, Fritz SP, Ecklund-Johnson EP. Video conferencing-based family counseling for rural teenages with epilepsy: Phase 1 findings. Rehabil Psychol, 2002, 47: 49-72.

13 Day SX, Schneider PL. Psychotherapy using distance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face-to-face, video and audio treatment. J Counsel Psychol, 2002, 49: 499-503.

14 Stricker G. Psychotherapy in cyberspace. Ethics Behav ,1996, 6: 175-177.

15 Stolfe GS. Choosing an online therapist: A step-by-step guide to finding professional help on the Web. Harrisburg, PA: White Hat Communications. 2001.

16 Kraus R. Ethical and legal consideration for provider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online. Online counseling: Ahandbook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London, USA, 2004.130.

17 Ragusea A, Vandecreek L. Suggestions for the ethical practice of online psychotherapy.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2003, 40: 94-102.

责任编辑:高文凤

2006-10-03收稿,2007-03-12修回

作者:崔丽霞 郑日昌 滕秀杰 谭 晟

职业伦理研究论文 篇3: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中“个案方法”创新研究

摘要:结合法律职业伦理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创新法律职业伦理的授课方式,将“个案方法”理念和模拟法律诊所、模拟法庭、课堂辩论、课题汇报等形式结合起来,更好地开展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个案方法”脱胎于传统的案例分析方法,旨在通过学生团队合作对典型个案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剖析,使学生对于复杂案件的情法冲突等伦理难题产生思考,培养学生有效评估并防止伦理风险等实务能力。

关键词:法律职业伦理;个案分析方法;学生主导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法治人才基本素养”主题会议中明确提出,“坚守法律伦理底线,是法治人才十方面基本素养之一。”2018年9月,教育部与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布《关于坚持德法兼修  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强调“坚持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课程贯穿于法治人才培育全过程中,加大对于法科学生法律职业伦理知识及能力的培育力度”;坚持“一课双责”,各门课程既要传授各学科基本专业知识,又要注重各学科对于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此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对于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大多法律院校多年以来对法科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方面的忽视,大多没有开展系统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笔者对于开展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必要性,还要做一定阐述。

首先,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能够推动法律职业的良好发展。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有四个条件,分别是法律家以系统的法学知识和专门思维理念为基础的法律技能、法律家用以维系法律职业共同体社会地位所历代传承的法律职业伦理、法律家专职从事法律活动以及法律家经过考核从而取得的法律职业资格。”法律职业伦理规范能够成为法律从业者权利的背书,为法律人工作提供可具体评估的伦理风险指南。规范、科学的职业行为规则将成为保护法律职业的一道屏障。其次,法律职业教育能够对于保证公正司法、预防司法腐败犯罪、净化法律从业者职业环境起到促进作用。我国目前正在法治化的道路上,司法乱象时有发生,法律人违背职业伦理,甚至犯罪的案例并不鲜见。如原江陰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徐志高受贿案,李某某案6名律师违规被处理案,等等。毋庸置疑,缺乏过硬的职业伦理素养是造成其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法学院系统的伦理教育才能使法律人在内心认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指导具体的法律活动[1]。最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能够内化法律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的服务意识。法律服务的提供主要是由律师来做出的。法律职业公共的地位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商业主义强势突出,压过了法律职业对公共福利的致力[2]。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书记于2017年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法学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要坚持培育“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律人才。中国法学教育的历程在近几十年间经历了形成初建,挫折停滞、恢复发展、快速扩张、内涵发展等若干个阶段。我们不可否认,法学教育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粗放式发展我们对于法学教育的属性认识不足,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忽视[3]。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高校法学院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方面相对落后,这主要表现为:

首先,国家层面对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重视程度仍需不断深化。虽然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已被教育部列为法学十八门A类必修课之一,但是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来看,有关法律职业伦理知识的内容过于匮乏,考核内容均为识记部分,缺乏对于该课程的思考。

其次,针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教材专职教师师资严重稀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由于历史上多数高校并没有开设此课程,也就是高校并没有相关的教学需要。同样,基于课题研究、工作量等因素,对于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学和研究,将其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还是远达不到现实的需要[1]。

最后,开设了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高校大多尚未有成熟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虽然高校教师普遍就开设课程的形式应当引入一些案例教学法、启发教学法等达成了共识。但实践中,存在着学生参与度不够,难以真正激发起学生的兴趣,不能达到使多种教学方法融会贯通的问题[3]。

基于此,笔者试图提出“个案教学方法”,作为教学实践的突破口,来达到深化学生对于职业伦理的理解和思考,旨在达到逐步形成成熟的课程教学体系的目标。

二、“个案方法”的必要性

由于法律职业伦理学科的哲学思辨性较强,对于法律工作者实务指导性较强,而高校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设置应当在讲授理论知识和案例的基础上,应当结合高校学生的特点,注重针对性的教学方法的适用。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也逐渐成熟。其中,以案例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以道德情境中心以及以团队协作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是美国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经常采用的教学方式[4]。而近些年来,以中国政法大学为代表的政法类院校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也有着很多有价值的尝试,构建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的法律职业伦理教学体系。通过多元化课程设计,形成“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法律诊所—法律实习”的标准化、递进的法律职业伦理教学体系[5]。而以辽宁大学成立全国首个法律校企联盟组织(辽宁法律服务业联盟),就真正体现实践教学特性在于被动学习与主动实践的结合[6]。

对于实务和案例的重视,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界的共识。法律诊所(门诊)、法律实习是各所高校针对实务教学及职业伦理教学做的有益尝试。但是,如何将这些已经取得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推广至众多法学院校,还要深入研究。受制于不同高校师资力量,实践资源,以及学生学习能力存在着不同程度差异的限制,“个案方法”作为最为基础的教学方式,有着很大的价值。

三、“个案方法”的定位

笔者提到的“个案方法”,指的是由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自主搜集资料,选择典型个案,在老师的指导下,对该案件就法官、检察官、被告辩护人等法律人在案件中应考量的事实和法律因素进行深度剖析,使其就复杂案件的情法冲突等伦理难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培养其有效评估并防止伦理风险等实务能力的教学方法。

“个案方法”不同于传统服务于某具体知识点或调节课堂气氛的案例分析方法,其定位作为课堂主体,课堂的所有环节将围绕该具体个案展开。有学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讲授内容应当分为三模块。“第一,基础模块,奠定一名准法律从业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理论模块,通过学习伦理知识,构筑伦理理论结构;第三,实务模块,以本科四年级学生、研究生为专门的培养对象,分析典型案例,对法律人职业伦理的疑难点进行深入的分析等。”[7]笔者设想“个案方法”主要应用于“实务模块”,通过对案件的深入剖析,帮助法科学生在案件的情理两难困境中,提前培育良好的法律职业伦理素质。

四、“个案方法”的特点

(一)案件的选择

就单个案件的选择标准而言,案例教学中所选的个案应当具有情境性、实践性和启发性。

情境性,是指案件分析要综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当事人的家庭、工作、教育水平、社会关系等各个因素,分析出的社会经验应当是可反复类推的。实践性,指案例主要来源于真实发生的案件,或是对于真实案件的艺术性加工[8],必须要深植于生活。案例的形式可以是在一个真实的案例加以改编,也可以是两个、三个或更多案例司法难点的组合。案例来源均应来自于司法实务[9]。案例主旨应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要让学生感受到案件的合理性,并非束之高阁的法理分析。启发性指的是,在案件讲授中,在案件的动态的各个阶段,都要有契合案件发展脉络的问题。学生可以自由地讨论這些伦理困境,运用“接触和感受”规则,在老师的帮助下了解并处理这些实务中的道德困境[10]。

笔者就以上的三个标准来分析药(药家鑫)案,首先,就“情境性”因素看,2010年当时处于网络时代舆论爆炸的初始阶段,媒体断章取义的博文,放大了普通民众的愤慨情绪,对主审法院施加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大众都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红利,由于受惠程度不均,社会大众往往对于“富二代”“官二代”有着抵触心理。其次,分析案件的“实践性”因素,药案是发生在2010年西安的真实案例。由真实案例改编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少年的你》《十二公民》等均可符合“实践性”标准。最后,分析的是“启发性”因素,优秀的课堂是有回响的。它会使法科学生对案件事实产生更深的思考,成为一个理性而全面客观的法律人。如药案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法科学生会发现当时义愤填膺讨伐药的社会公众,药父状告张显(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时,又纷纷去指责张显的冷血,这不啻于一个闹剧。

(二)教师角色定位

教师应作为课堂的领路人,教师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于限定案例的选择范围,案例的问题启发,案例的对比启发,案例的价值观念导向以及对于学生表现的激励作用等。陈云良教授认为,在当今法律职业伦理教师资源奇缺的情况下,可以制作一批在线的精品网络课程,由国内最优秀的课程专家作为主讲人,提高教学质量。笔者认为,可以将这种方式作为尝试的方向,然而也要看到网络课程交互性较差,学生的主动性较难发挥的问题。

首先,教师需要在课前将学生选定的案例范围,加以一定的引导,使学生形成一定的价值标准,选择最契合主题和最具有讨论性的案例。案例应该大致包括以下因素:案情概述、案件证据、案件诉讼流程、教学目标、情境两难之处、预期效果等因素,以适应课堂研讨之目的。在个案推进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开展的成熟时期,可以搭建网络案例库,使法科学生缩小检索范围。其次,教师应当对案例讲述的重点予以进一步的指导,使学生的论述焦点、讨论焦点不要偏离课堂目标,避免知识浅层化,教师可以通过问题启发,使课程的走向在教师的掌控范围之中,也能够使更多的学生融入课堂。同样,在构建评价体系时,我们应更加贯彻民主理念,动员更多学生的参与,改变课程原先的考核机制即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检验该课程学习成果的单一模式,变为综合标准。

(三)建立与“个案方法”相匹配的考核方式

期末考试的方式是无法检验出学生对于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综合知识的掌握程度,对于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考核是应当内化于法科学生对疑难案例的理解和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标准的认同之中的。下图试图详尽地勾画教师学生角色定位,案例定位,课程开展流程,目标价值评价和教学目标多个方面内容。

结语

在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发布的卓越法治人才2.0意见指导下,笔者创设性地将个案分析方法应用于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之中,融入多种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充分肯定学生贯穿在该课程中的主体地位,重视生活经验对于法律逻辑思维培养的作用,对学生成绩运用多元的评价标准,以培育其秉持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献身法治、勇于献身的无畏精神、廉洁清明的职业道德、忠于法律的使命感。

巴迪欧说,不存在任何普遍的伦理学[11]。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作为专业领域的伦理学教育,对于法律人的培育发挥着传授理论知识,引领学生培养思辨能力等重要作用,以此来塑造中国法律人的灵魂和信念。未来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局面将更为广阔,最终定能够建立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体系,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培育精神之魂。

参考文献:

[1]杜晓君.对我国高校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创建的思考[J].法治论坛,2018(1).

[2]刘坤轮.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要性之理论考察[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3(4).

[3]高琳,刘坤轮.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实性再审视[J].法学教育研究,2019(2).

[4]王琦.法律人才培养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3).

[5]刘晓兵.法律职业伦理及其基本教学问题[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6(1).

[6]汪静,李晓琴.美国法学职业教育中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研究及启示[J].职教论坛,2015(31).

[7]刘坤轮.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为何“学训一体”?[J].人民法治,2019(17).

[8]杨松,闫海,王印.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路径探讨——基于辽宁大学法学院的探索[J].法学教育研究,2017(4).

[9]刘晓霞.法律人职业伦理培养的现状分析与进路探寻[J].西部法学评论,2014(5).

[10]兰霞萍,陈大超.案例教学的问题与出路[J].教育与管理,2017(10).

[11]赵天红.案例研讨课的困境及未来走向[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7(4).

作者简介:袁连子(1997—),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单位为江苏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法理。

(责任编辑:御夫)

作者:袁连子

上一篇:社会性别研究论文下一篇:语文教学设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