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科学投资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科学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微观结构单元，科学学科研究是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研究的延伸和细化。建立在科学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科学学科学，是钱学森所倡导的科学体系学或科学知识体系学的一个基础分支学科。通过梳理科学学科30年来的期刊文献，可以大致圈定科学学科学的主要论题。
第一篇：科学投资论文范文
关于科学与伪科学问题的科学、哲学、文化对话
编者按：近期，科学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有关科学文化的争论，内容涉及怎样划分科学与伪科学、反伪科学是否会妨碍科技创新、反伪科学是否会妨碍传统文化的继承、反伪科学与法制建设的关系等方面，这些争论以及争论的氛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让公众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并将争论引向理性探讨，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一次深入座谈。本刊整理摘编座谈会上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希望这些争论、讨论能够在知识界引起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科学文化问题的更多思考，同时我们也希望营造一个各家争鸣、和谐交流的氛围，以期达到更好的讨论效果。
王志新(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共同体主要是指一些从事探索自然规律并以此为职业的科学家。这个群体不是完全自我封闭的，但是有一些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基本的判断都是在科学共同体内完成的。一般情况下，科研论文要在国内外公开杂志上发表。现在，我们强调国外多一些，原因是中国的科学相对西方的科学而言差距很大，无论从科学家群体来说、从数量来说、从质量来说，差距都很大。另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国际上一些很好的主流杂志，都是在世界范围内聘请审稿人。杂志的名声是根据杂志发表的好论文而建立起来的。当然论文发表了也不一定对，即使很好的杂志，如Nature、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也有错的，也有假的。但是，因为是公开发表，所以可以质疑，可以反驳，杂志也可以回应，这样经过多个来回，错误可以得到纠正。所以我们强调，第一，文章要在公开杂志上发表，要经过比较严格的评审;第二，要经得起别人的质疑;第三，文章即使发表在好的杂志上也不是最终的定论。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科学共同体内，一个新的科研成果可能一时得不到认可，但不会永远得不到认可。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时也是很标新立异的，但是最终它还是能发表。我认为科学界内部，科学和“伪科学”这样的争论基本上不存在。一个成果不被认可，一个结论错了，论文不予发表也就是了，很少提“伪”。之所以会有这个争论，跟新闻界有很大的联系。新闻界可以报道一些科学事件，但是重大的科学结论基本上要经过科学共同体比较严格的评审、在比较过硬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后，才应该报道。否则，仅仅通过一些小道消息或研究者自己所说，会给民众一个误导，包括某些掌握资源分配的人也可能被误导。像水变油事件，就是在分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炒作产生了误导。
所以，关于伪科学，如果大家都通过正常的程序，如果没有媒体的炒作，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但是，如果其中还涉及到个人利益、商业利益，并且通过媒体炒作，那么科学共同体就有责任、有义务出来说话，指出它不是真的。
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关于科学最大的分野不是科学和伪科学，而是科学和非科学、科学和反科学之间的分立。对于科学是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弄清楚什么是非科学，跟非科学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科学。
为什么科学和非科学这个本来非常清楚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却成了争论的问题?这主要是现实中的两个问题引起的。一个是伪科学的问题。伪科学本身不是科学，但自己声称是科学，而且常常通过非共同体的力量来证明自己是科学。另外，非科学的东西同样会有了不起的成就和影响。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的语境下，科学通常代表着正确，代表着有价值，如果不是科学，仿佛就是不正确的、无价值的，所以就要争取得到科学的认可。这是一个语境问题。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大家都愿意看，其实就是这个特殊语境的社会背景问题。
另外一个是国外前沿的反科学思潮。反科学是针对科学主义的，但是，在我国反科学显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反科学思潮认为，科学和技术有异化的倾向，其实这是哲学研究和社会批判当中很正常的事情。在我们这里问题就显得很严重，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还不是很发达。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反科学，就会被看成是与主流的要求背道而驰。反科学之所以现在不能讲，我想也是这样一个社会背景的问题。其实，伪科学和反科学都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伪科学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含义，研究反科学是要了解它究竟是为什么批判科学和技术，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弘扬科学精神。
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民间科学的数量和科研成果多年来迅速增长已成为重要的社会事实，而学术界似乎无视这种情况，更未见相应的政策。主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非共识重大原创新科技成果又常被打成“伪科学”，如三大伪科学冤案、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刘子华八卦宇宙论、李世辉典型信息法、多种非经典重大天灾预测法等均被打成“伪科学”;进而又把阴阳五行、汉字优越论、中医等中华文化也打成“伪科学”。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科学”、“伪科学”问题的深刻关注。因此，尽快明确科学定义，拿出切实有效的科学纲领有助于打破混乱局面，已成当务之急。
以现行的科学方法和现有的科学成果评判“科学”和“伪科学”，其权威性是值得怀疑的。已有的科学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自然要尊重、要学习，并且在科研活动中应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不要迷信，已有的科学成果并非绝对正确，即使已被公认的重大理论也可能被推翻或进行重大修改。前者如地心说、燃素说;后者如牛顿力学发展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达尔文量变进化论发展到包括生物大绝灭大爆发的进化论。由此可见，在(尽快)判断挑战性、重大原创科学思想、成果是不是科学时，科学方法、科学成果这两方面似乎都缺乏权威性。
只有坚持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才能真正的尊重自然、探求自然规律。我们认为，科学标准应是以科学精神为纲，正确应用科学方法，辩证地对待已有的科学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阶段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混乱局面，以加快科学未来发展的脚步。坚持科学精神也将对中国科普政策、民间科学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我们现在的讨论，概念很混乱，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主义、什么叫反科学、什么是伪科学，根本就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概念问题要澄清。
什么是科学?和空间、时间、社会、人这些概念一样，科学属于大概念。大概念是比较难下定义的，而且下一个定义往往很难得到共识。但是科学的内涵还是基本清楚的，而且是公认的。第一，它是一种知识体系，第二，它是一种研究活动，第三，它是一种社会建制。它的外延，虽然有分歧，但是，大体上也能取得共识，科学主要指的是自然科学，当然也包括一部分社会科学，也可能包括人文学科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人文学科不叫人文科学，它是非科学，非科学并不见得就没有意义，并不见得比科学不重要，有人说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不是科学家，而是孔子、佛
陀、耶稣、甘地这些人物，我觉得讲得很明智。
什么是伪科学?本身不是科学，而是非科学，但是还要冒充科学，而且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和危害，这才叫伪科学。如果只是自娱自乐，未给社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使用纳税人的钱，或者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那么这种东西就得反对。
什么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中性意义的，另一种是贬义的。中性的科学主义是指科学家对科学整体的一般看法;贬义的科学主义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方法万能论，比如说实证方法、理性方法、真理方法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学科;第二个就是科学万能论，因为现在的科学很发达，所以就有些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都能解决。当然不能否认科学、技术对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有帮助的，帮助可能有大有小，有些问题可能没办法干预，但是认为科学是可以包揽一切的，那肯定是错误的。
还有反科学的问题。反科学和反科学主义不一样，反科学主义是针对科学主义的，是反对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的，这样的反科学主义是对的。而反科学是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而且反对科学的核心价值，如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这些东西，所以应当把反科学和反科学主义区别开来。反科学有自己的群众运动，它是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是一种社会思潮，但是当它一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就构成了“反科学一主义”。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关于民间科学这个事情，这里面争论的其实是科学观甚至是人生方面的问题。民间科学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包括对民间科学的研究者、评论者甚至民间科学自身，其实都是有意无意受到了没有想到的背后的一些东西的影响。
为什么叫民间科学?有人认为，民间科学完全可以自娱自乐，为什么要打着科学的旗号一定要进入主流科学共同体里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远远超出这个事件本身的背后的原因，诸如我们对于科学代表正确的强调，对于现在的主流科学成为资源的掌握者以及形成相应的这种体制等，由于其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导致民间科学必须要找到那个承认。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很多人强调一种所谓多元的、宽容的科学观，当然这是泛泛而谈，不过有一个不能有害于社会的前提，很多人把这个有害于社会归之于伪科学，但在本质上这首先不是一个伪科学的问题。危害社会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不用科学名义来欺骗的也有很多，现实经济诈骗也有很多，有经济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来解决。所以，在这样一种观念下，如果我们消解了背后的一元的、唯一占有真理的、唯一代表正确的观念和方法，那么实际上这些问题就都消解了。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还有一国两制呢，如果我们不把它视为一个权宜的策略，而视为一种真正深刻的思想的话，甚至很针锋相对的东西都同样能够并存和多元，那么我们在科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在一个宽泛的文化里，我觉得这些争论本来是可以消解的，可以多元共存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标准恰恰才是我们说的和谐，才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理想。在一个和谐社会里，代表各种利益的各方都可以有自己利益的一种表达，大家可以竞争。如《科普法》，大家争论可操作与否，其实都是表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把一方为主的利益推广到了整个社会，本质上背后是一种一元的观念的指导，至于可不可操作其实只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把一方的标准加到整个社会群体，变成一种普适的要求，就跟多元出现了冲突。因此，我呼吁倡导一个多元的宽容的科学观，以此消解对我们现实不利的一些争论，造成一种更和谐的社会状态。
刘华杰(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的伪科学问题很复杂，我在《中国类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只给出了伪科学的元定义。鉴于有人误读我的定义，现在我再次重复一下我在第132页给出的定义为：“定义A：把非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则此种声称是伪科学。”书中接着说：“注意，这个元定义并没有直接描述伪科学的实质内容，但阐明了一种规则。”提请注意的是，我的定义中，后半句的主词是“声称”，而不是“东西”。
举一例，假如你们看这一只喝水的普通杯子(用M代表，M是非科学)，此时我声称(用c代表)：“瞧一瞧，看一看，这是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按我的定义，我的主张C是伪科学，此元定义并不说M是不是伪科学。而有的人在此语境中恰好认为M是伪科学，这当然是不得要领的。
现在宋正海先生关注的是从《科普法》中剔除“伪科学”字样的问题，这本身并不要求在汉语中废除“伪科学”一词，甚至也不要求人们不可以反对伪科学。我重申，现在我仍然反对伪科学。过去我的一些做法欠妥，应当道歉，这只是就具体做法而言。我反对伪科学这一总的态度没有变，也不能变。
《科普法》中是否写入“伪科学”字样，当初立法时，就有不同意见。《科普法》的问题很多，“伪科学”字样问题只是其一，但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要说的是，这部法律应当重写，并且应当改名为《科学传播法》。原有的《科普法》过分强调了某个部门的利益(如第12条)，该写的许多内容没有写进去，不该写的套话却写了不少。
王淇(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时下，科学家们就“伪科学”争论不休，《科普法》一时也成为争论的焦点。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需要法律来规范吗?
首先，科学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而法律是对公正的永恒诉求。可以认为，在涉及权利保障的情形下，法律的存在才既有必要性，又有正当性。关键在于，这部法律需要保护的权利何在?
该法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公民作为权利主体，根据《宪法》第3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当然可以参加科普活动，也可以不参加科普活动，从权利的本质来讲，的确具备了权利行使的自主性，但是，权利本身所要求指向的利益何在?显然，它不过只是公民的自由，而无法上升到权利的层面。相反，《科普法》里很多国家积极能动的身影，在揭示了这一立法理念：科普不仅是一种公益事业，接受科普也是公民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大家都要积极配合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宏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的工作。如此一来，一方面，纸面上的权利主体直接面临着客体化的危险，另一方面，科普这项事业的各级推动人，因为法律的授权取得了管理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毫不夸张地说，权利一旦萎缩，或者，权力一旦异化，都将与《科普法》立法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作为争论焦点的该法第8条规定：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和抵制伪科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科普为名从事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这一被科学家的不同阵营用来互相攻击的法条，从立法技术上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条文。所谓合“法”，是指它从形式上看，勉强能算符合法律
的“行为模式一法律后果”的规范要求，而所谓非“法”，是说它从实质上，违反了法律规范的精神。
一方面，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科学发展的规律，都告诉我们科学的认定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极有可能在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力中，错失了科学，拥戴了伪科学。那么，法律在权衡科学的进步和科学话语权的归属时，基于利益衡量的思路，应当竭尽全力优先考虑前者，而不是以法律的形式，将潜在的压制合法化。另一方面，科学还是伪科学，科学家尚无定论，法律又如何做出裁断?况且，真正的法官，是时间的检验，最终，由历史事实来说话，确认所谓的科学是真还是伪。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法将不法。另外，该法第30条这样规定：以科普为名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骗取财物，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伪科学”在第8条出现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万一有人从事“伪科学”的活动，能否按照第30条处罚?也就是说，可否将以科普为名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等同于“伪科学”?恐怕也不能这么简单处理。
最后，从该法的结构和行文来看，管理法的特色十分鲜明。对《科普法》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应当是无论国家和社会是否提供各种科普活动，民众都能随时随地地获得他们需要了解的科技知识，而最大的遗憾就在于，除了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之外，再也没有公民可以主张的权利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管理也好，社会责任也好，保障措施也好，都有一厢情愿之嫌，而公民究竟怎么看待科普，想以什么方式接近赛先生，国家反而在所不问了。
蒋劲松(清华大学副教授)：
在特定条件下，科学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伪科学也可能会有正面价值。例如，黄维当年在狱中从事永动机的研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这项伪科学研究产生了非常良好的统战效果，对社会很有利。这是伪科学在科学之外具有正面价值的典型例证。
伪科学活动也能产生正面的科学价值。科学哲学家已经证明实际上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科学研究准则。这不是科学哲学家无能，而是对于所提议的任何一个普遍准则，科学哲学家都能成功地找到反例。伪科学活动虽然不符合科学活动的一般研究规则，而且往往达不到其预定的目标，却常常能产生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结果。李约瑟先生的研究工作表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成就，都是那些一心要炼出仙丹的道士们所做的成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炼丹是伪科学活动，但不能否认其对化学的正面价值。
作为知识体系的伪科学可能会有科学价值。某个理论在科学上不能成立，没有足够的依据，如果把它当作是科学理论，那就是伪科学，但它在科学上仍然会有其意义。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里有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取得突破的重要基石。它从来没有被科学家普遍接受，严格推敲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其思路跟现在许多伪科学理论的思路差不多。但是，它对于后世自然观的突破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比很多实实在在的科学成就带来的影响更大。
作为社会建制的伪科学可能会有科学价值。现实中科学的社会建制是有缺陷的，科学共同体得出的集体结论不一定是科学的，因为很多外部因素干扰着科学共同体。《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就描述了医学共同体由于受到大型医药公司非常深重的影响和控制，那些以科学名义发布的医学和营养学结论往往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共同体之外的观点往往反而是正确的。如果把这些观点称之为科学，我们可以说这是社会建制角度上的伪科学，虽然它可能是真理。所以，在科学共同体已经受到制度性的外在力量干扰的情况下，外部力量对科学共同体的干预可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传统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不应该受到特定价值观念的影响，否则就是伪科学。著名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立场认识论”认为，这种备受推崇的中立性，可能正是实现客观性最大化的障碍。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宗教偏见、民族情绪、性别意识、阶级观念等非普世主义价值可能促进科学发展。这方面案例很多，如毕达哥拉斯的宗教观念之于数学研究，太阳崇拜之于哥白尼日心说，阶级意识之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之于生命科学等等。总之，由于科学自身的有限性，在特定情况下，伪科学可能带来正面的影响。
罗嘉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与非科学分界的标准是越来越相对化了。托勒密学说属于科学早已不成问题，玻尔一度提出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的假说，同样被看成是正常的科学活动。近年来的“科学大战”中，占星术的“伪科学”帽子是否要摘去还成为了问题。当然，约束条件还是有的，这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及其裁定。尽管随着科学革命的到来(范式的更替)，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会被彻底打乱。
蒯因和库恩以来，知识论科学哲学的整体论转折提出了科学形态的多元化问题。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来源于古希腊的直至20世纪的西方科学，只是第一次科学革命，其特征是还原论的科学思想和公理化的方法。而正在到来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中，东方的整体论和实用化科学方法将成为最有利的工具。吴文俊院士还用“数学机械化证明”的成果和中国传统数学“寓理于算，不证自明”的特点来论证这种可能性。这种看法不仅肯定了科学形态的多元化及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也要求我们深化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到科学技术就是有效的知行体系。
这样，我们就完全不能赞同把中医(包括其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说)视作“伪科学”，进而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的论调。1984年，李约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有学者问他对阴阳五行怎么看，李约瑟说：这也是一种“范式”。他不仅对阴阳五行在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还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独特地避开实体而抓住了关系”。德国汉学家波克特认为阴阳五行是一种约定标准。这意味着可以将阴阳五行关系网络看作一个形式化系统。他不久前发文章认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著名哲学家葛瑞汉等人强调阴阳五行是一种关联性的思维，是分析理性所达不到的。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尝试用非实体主义的关系实在论、关系本体论来阐释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沿着这条思路下来的。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有关科学、伪科学、非科学、反科学等问题的争论，迫使我们回答究竟什么是科学?我想提出的参考答案是，科学(以下所论及的科学均指自然科学)的首要内涵可能不仅仅是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而应将其拓展为人类有限的知行体系。
近30年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提供的分析、批判和描述表明，科学活动的本质并非如
自然之镜一般被动地反映现实呈现的世界，而是在仪器与工具(包括计算工具)所允许的水平上介入自然——由此所获得的理论假说与其说是表征客观的真理，不如说是人类操控世界的脚手架。因此，科学不单是理论性的，技术性也是自然科学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尤其是自培根以来的现代科学应该视为技术化科学。正是基于这一视角，科学的实际目标不是(实际上可能是不必要)将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而是在探究和建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将猜测性的规律(因果链)转化为行动的规则，科学活动从来就不必然地归结为追求正确无误的真理，而可界定为对操控世界的可能性的寻求，即我们可以将自然科学视为人类的有限知行体系。
面对潜科学、不科学、非科学、伪科学之类的指斥，任何被认为或自诩为科学的知行体系都有辩护的权利和接受质疑的义务。谈到质疑，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任何人类的有限知行体系原则上是可错的，但是像现代科学这样的知行体系，已经建立起了复杂而庞大的知识网路、行动网络乃至信念网络，因而具有极大自我调节能力，要想从根本上动摇其理论根基，或者从外围引入根本性的创新，绝非易事，这可能是民间科学不太容易认识到或不太愿意承认的;另一方面，传统的知行体系也不可回避批判性的质疑，李约瑟在肯定阴阳五行思想甚至谅解沈括因为受其制约而错失发现置换反应的同时，也曾经尖锐地指出：“像五行论这种以一概全型的理论，由于长期被人毫无批评地接受，结果使这些化学现象，迟迟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这种情形究竟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那才是我们所要追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难为那些理论洗脱了。”出现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对观念性的理论的神圣化，结果导致了以鲜活的现象比附具有无限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从行动的效果反观知识的有限性并寻求更佳的可实现性。这种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做法所导致的思想惰性无疑是值得反省的。
赵南元(清华大学教授)：
关于伪科学的问题，现在构成一种争论，实际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伪科学这个提法不应该写在法律上，没有可执行性，法律不能判断科学;法律确实不能判断科学，但是法律可以提倡科学，并不负判断责任。例如我们的宪法支持科学艺术，宪法不负责判断谁是科学、谁是艺术，但是可以原则上支持科学。《科普法》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延续了宪法的做法，它支持了科学的一个方面，就是批判伪科学或者说是反对伪科学。
有人说伪科学就是那些弄虚作假的所谓的科学不端行为。我觉得，这里有一点首先要弄清楚，伪科学不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它是一个科学界外部的事情，而科学不端行为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无论是抄袭剽窃、伪造数据，这些都跟伪科学没关系。
反对伪科学会不会打倒传统文化?这个说法也毫无根据。因为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伪科学是伪科学，如果非把传统文化混进来说成是科学，那科学有权声明它不是，这里面不存在打倒的问题。所以，传统文化有传统文化的地位，但是它不是科学就不是科学。
反对伪科学会不会妨碍创新?我想这个创新指的是科学的创新，艺术创新不包括在内。那么，反对伪科学会不会妨碍科学的创新呢?也不存在这个问题。科学创新只有放到科学内部才是创新，在科学的外部自称是科学，对于科学的创新是没有意义的。
肖显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些人持有科学主义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成了一个正确的代名词，成了一个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力量、权威和真理的存在，成了合法、合理、正确、有用、可行等的代名词。而现在，如果以科学主义的态度去反伪科学，不可避免地会强化科学主义的社会观念，导致更多的人把科学当成人类知识的唯一典范，当成获取幸福的唯一工具，当成真理和正确的化身，如此会反过来促使一些人把本不是科学的当成科学以获取利益，从而导致伪科学以新的形式和更广泛的方式出现。这虽然能够反掉一些伪科学，但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强化了伪科学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科学主义，反过来又促使伪科学的产生及泛滥，这样是不能真正有效地从根基上反伪科学的。
由于科学主义是产生伪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反伪科学，首要的就是要反科学主义，在获得对科学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态度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走下神坛，还科学以本来面目，把科学的还给科学，使人们对科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观念，使科学及科学文化不再成为我们社会的真理的化身、所有认识和行动的标准及指南，这样，伪科学才会减少或削弱。同时，也才能使人文走上正坛，提升非科学如人文社会科学等的价值，还非科学以本来面目，把非科学的还给非科学，非科学也就没有必要凭借科学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和权威，如此，人们也就少了一份伪造科学或者假冒科学的动力，伪科学也就会减少。如果不反科学主义，任由科学主义观念在中国盛行，那么中国的伪科学将会越来越多。
刘序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委员会主任)：
一段时间来关于“伪科学”的争论不断，而且不仅是在圈子里还在社会媒体上都展开了辩论。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起码不像过去那样不公开对阵，而是相互阴着报材料，总希冀着得到上方“圣裁”，然后挟着政治权力的威势一举攻克对方。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耳朵识字起就关注这个领域，各个大案和事件都亲身经历，对于今天的进步感慨颇多。兴奋之余，也发两点感想。
首先，科学研究要与政治问题相区别。不可凭藉行政的力量和政治权威的力量，来指认何为科学，何为“伪科学”。关于科学的真伪之争原本并不存在所谓的主流地位。比如上世纪80年代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真伪之争，就几乎没有正反方政治地位的差异，起码是不突出。直到90年代揭露“水变油”骗局时还十分谨小慎微，生怕惹出政治问题来。不像后来想像的那样什么打假英雄以主流自居一付正气凛然的样子。反伪人士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处于非主流，承受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压力的，某些时候比较起来甚至是处于弱势，很有些反潮流的样子。
反对伪科学的群体什么时候趋向主流了呢?应该是在反法轮功的时候，这时的地位才产生了变化。
科学界的争论是很正常的事情，哪一方都曾经有过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来自政治权威压抑的经历和体验，因此避免争论中的政治化倾向和反对政治权威介入争论，应该成为大家共同恪守的规则。
再有，科学研究与法律的关系。科学就是对于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于人类自认为已知的某些领域的继续探索。而探索是不应该设置禁区的。记得当年揭露某人以推广“水变油”技术构成危害社会的经济诈骗行为的报道刊登出后，沈鸿院士曾写了个条幅给我，“大胆探索，谨慎推广”。这八个字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科学研究要鼓励创造和创新，这里没有禁区也不应该预设，凡是公民都有思想和探索的自由与权利，不应该受到干涉和指责。你研究“水变油”、研究“永动机”都不违法，没有谁可以用法律的名义禁止。
法律应该管的是哪一段呢?它应该管的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你这个方法和理论未经过证实有效就去推广应用，自己聚敛了财富而对社会和他人却造成了危害，这才涉及到法律。事实上“水变油”也正是因为涉及经济诈骗才引出法律的介入，如果仅仅是研究，谁也不能以“伪科学”之名给定罪。因此在科学研究领域，法律也要自重，不可管得太宽太严，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法官所能认定的，法院也不是科学研究的“裁判所”。
大胆探索——体现了对于科研未知探求的宽容态度;谨慎推广——体现了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当火药味争论变成理性平等的对话，当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权利并恪守自己话语和行为的边界，当媒体不再视哪边权势大就一边倒地倾向哪里，这对于健康我们社会的人文生态和科学生态，一定会大有益处。
由于篇幅有限，以上整理摘编的只是研讨会发言的一部分。在本次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主张用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多元性和反本质主义来分析科学，认为科学不可能成为汇聚和囊括一切的整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发言认为，政治力量介入反伪科学可能会导致反伪科学异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吴岩认为，应该根据语境的不同来讨论科学的内涵，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和谐社会应该允许“伪科学”这个词成为一个中性词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编审林坚主张在普及自然科学的同时，大力推进“人文科普”，改变目前科学与人文分离严重的状况，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中国中医科学院马晓彤对中医做了定位、定性与定向的思考，对中医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做了说明，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复兴中医。
(本刊编辑孟玮、尚国敏、孟凡礼根据会议发言整理)
第二篇：科学学科的自我认识：科学学科学
摘要：科学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微观结构单元，科学学科研究是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研究的延伸和细化。建立在科学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科学学科学，是钱学森所倡导的科学体系学或科学知识体系学的一个基础分支学科。通过梳理科学学科30年来的期刊文献，可以大致圈定科学学科学的主要论题。为了推进科学学科学的有序、可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实施强化学科意识、借力关联学科、扩充学术队伍等具体对策。
关键词：科学学科;科学学科学;科学知识体系;科学体系学
中图文献号：G301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5.01.005
科学学科是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分支体系，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微观结构单元。现代科学包含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科学学科，它们的研究对象有所差异、研究范围各不相同。科学学科学是以一般科学学科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科学学科自我认识的产物。本文从回溯科学分类和科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演进历程入手，梳理科学学科学的主要论题，提出推进科学学科学的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1 科学分类和科学学科研究的演进历程
人们对知识分类、科学分类问题的思考，同科学知识的产生几近同步。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将科学知识分为辩证法(辩论中关于概念分析的方法和技巧)、物理知识(包括天文学、几何学等)、伦理学说(关于行为和意志的学问)三类。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哲学框架下将科学知识分为理论哲学(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实践哲学(关于人的行为的学问)、创造哲学(关于创作、艺术、讲演等的学问)三类。进入近代时期，严格意义的科学诞生之后，一些欧洲学者对科学分类问题阐发了各自的观点。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按照人的能力，将科学区分为三个部分：记忆的科学(历史学)、想象的科学(诗、艺术)、判断的科学(哲学，包括第一哲学、自然学、人类科学)。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继承圣西门(1760-1825)的分类体系，将科学区分为数学、天文学(几何天文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重力学说、热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生理学(生物体结构和分类学说、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社会学五个部分。恩格斯(1820-1895)依据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等基本运动形式的差异，将科学相应地划分为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五个部门。
科学分类“考察各门科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确定每门科学在科学总联系中的地位，揭示整个科学的内部结构，建立相应的分类体系”[1]。以科学分类为核心的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研究，伴随和映衬着科学知识体系的生成和持续扩张，走过艰难探索的学术历程。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由难以尽数的科学学科构成，研究科学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研究的题中之义，是传统的科学分类研究的延伸和细化。
1979年，中国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著文倡导创建科学技术体系学，“其任务是研究科学技术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关系，学科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体系的运动和变化”[2]。科学技术体系学的核心部分是科学知识体系学或科学体系学，科学学科研究则是科学体系学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钱学森、钱伟长(1912-2010)、钱三强(1913-1992)等老一代科学家的积极推动和参与，由于科学学、科学知识体系学勃然兴起的带动作用，科学学科研究在1970年代末以来逐步兴起并不断扩大研究规模。
近期，我们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学科”作为检索词进行“篇名”的“精确”检索，共检出1979年至2014年期间的相关文献54722篇(以下简称为“学科”期刊文献)。这些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列于表1。2014年的文献录入不全，文献数量在表中加括号予以标示。
表1 中国学术期刊以“学科”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献数量年度分布(1979-2014年)
年 份
文献数量 1979
41 1980
61 1981
89 1982
118 1983
147 1984
178 1985
240 1986
310 1987
365 1988
357 1989
361 1990
371 小计
2638
年 份
文献数量 1991
461 1992
560 1993
485 1994
762 1995
836 1996
892 1997
1000 1998
1029 1999
1189 2000
1331 2001
1401 2002
1792 小计
12109
年 份
文献数量 2003
1959 2004
2206 2005
2526 2006
2879 2007
3398 2008
3558 2009
3658 2010
3718 2011
3939 2012
4276 2013
4262 2014
(3967) 小计
42138
检索日期：2015年2月6日
这里需要做两点说明：其一，“学科”期刊文献中，包含少量新闻报道、学位点介绍等非论文文献，对这类文献不做剔除处理不会对统计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其二，“学科”期刊文献中，从科学知识体系视角和从教育管理视角研究“学科”问题的文献大约各占其半，严格说来后者不属于科学学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研究范畴，将其纳入统计范围，并不影响我们对科学学科文献量变化趋势的分析。从教育管理视角研究“学科”问题要以科学知识体系视角的学科研究为基础和圭臬，因此“学科”期刊文献的数量可以作为表征科学学科研究规模的一个基本指标。
由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学科”期刊文献在微小波动中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该类文献的产出量，1978年为19篇，1982年突破100篇，1997年达到1000篇，经过7年后在2004年实现数量翻番，又经过8年后在2012年实现再度翻番。我们将1979年至2014年的36年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1979-1990年)、第二时段(1991-2002年)、第三时段(2003-2014年)产出“学科”期刊文献分别为2638篇、12109篇、42138篇，第二时段文献产出量是第一时段的4.6倍，第三时段文献产出量是第二时段的3.5倍。
“学科”期刊文献量的增长，反映了学术界对于学科研究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归根结底反映了社会需求拉动学科研究的力度越来越大。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不仅有《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交叉科学学科辞典》、《自然科学学科辞典》、《学科大全》、《新学科手册》等一系列学科类工具书问世，而且有学者开始思考以学科研究为基础创建一门新学科的问题。198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陈燮君发表《关于开创学科学的思考》一文，认为“学科学是一门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学科的定义、分类、结构、模型、形态、特征、更替、衍生、周期、战略、动力、方法、传播、证伪、流派、组织、管理和预测的一般规律”[3]。1991年，陈燮君出版《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一书。该书包括学科学总论、学科结构论、学科文化背景论、学科方法和科学方法论、学科创造论、新学科战略论、新学科内在动力论、新学科环境机制论、新学科宏观控制论、新学科时间协同论、新学科学派发展论、新学科趋势论等12章内容，以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视角架构了“学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4]。
科学学科学(学科学)是科学学科研究逐步深化的必然产物，是对科学学科研究成果的学科化整合。1990年代以来，科学学科学引起一部分学者的关注，“学科学”成为一种解析具体学科的研究视角，陆陆续续出现了几篇以这种视角审视旅游地理学、翻译学、音乐学、高等教育学、口腔内科学等学科的期刊论文[5] [6]。然而，由于缺乏专攻型研究者，这类论文数量太少，同前述科学学科研究期刊文献的持续增长趋势，形成明显的反差。
2 科学学科学的对象确认和主要论题
据《辞源》编撰者的考据，中文的“学科”一词始现于宋代欧阳修(1007-1072)、宋祁(998-1061)等人纂修的《新唐书》198卷《儒学传·序》：“自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此处的“学科”，指儒学的科目门类。将近1000年前出现的“学科”概念，同现代的学科概念在含义上非常接近。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我们以“学科”作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检出最早使用“学科”一词的文献刊载于1915年的《清华学报》。该文是一篇编译文稿，介绍了美国几个州有关教师执业资格的法令[7]。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定，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开始使用“学科”一词对译西方文字的相应词汇(如英文discipline、subject等)。
10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对于“学科”概念的使用，有两种基本涵义，分别用于不同的语境或场域。一是在科学知识体系语境下，“学科”被用于标示科学知识的类分划界，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向。科学体系学、科学学科学等科学学分支学科所讨论的“学科”，属于第一种涵义的学科。二是在教育管理或人才培养语境下，“学科”被用于标示教育管理(人才培养)领域的类分划界，具有明显的实践指向。1915年《清华学报》所刊文稿中的“学科”，即属于这种涵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颁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1990年修订为《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的“学科”概念也属此例。高等学校领导层、管理层经常思考和谈论的“学科布局”、“学科建设”、“特色学科”、“重点学科”、“学科评估”、“学科教学”等，大多属于第二种涵义的学科。这种涵义的学科，通常可以用“专业”概念来置换。可以认为，第二种涵义的“学科”概念来源于第一种涵义的“学科”概念;第二种涵义的“学科”概念，经常在第一种涵义的“学科”概念的基础上被广义化，用于指称一个包含多个第一种涵义“学科”的专业知识领域或育人专业领域。因此，“学科”概念的两种涵义，既有某种程度的内在联系，又存在明显的区别。
2000年，王续琨在《科学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正式启用“科学学科学”这个学科名称用以替代“学科学”，将其列为理论科学学的一门分支学科[8]。“科学学科学”采用通行的学科方式命名，即研究对象加“学”字。“科学学科”作为科学学科学的特有研究对象，专指前述第一种涵义的学科。“学科”前面加上“科学”二字，其意义不仅在于明确标示了“科学学科”是指科学知识体系语境下的学科，而且可以避免“学科学”这个学科名称被误读、误解的尴尬。
据我们所知，第一次接触“学科学”这个术语的人，基本上都将其中第一个“学”字视为动词，将“学科学”理解为“学——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语、宣传语。在期刊数据库中以“学科学”作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检出文献除少数几篇外都是“学——科学”文献。只有那些知晓“学科学”具有特定涵义的人，才会使用“学科——学”的切分方式，将其解读为一门以“学科”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以“科学学科”来替代“学科”，尽管可能会出现“科学学——科学”这样的不当解读方式，由于读不出明确涵义，只能放弃不当解读，进而力图通过一定方式探寻、了解“科学学科学”的真实内涵。
作为科学学科学研究对象的科学学科，可以从多个角度、侧面来进行研究。换言之，科学学科学作为科学知识体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有着丰富的论析主题或研究内容，诸如科学学科的确认基准，科学学科的类型划分，科学新学科的孕育机理，科学新学科的创生模式，科学新学科生长点的预判方法，科学学科演进发展的内部条件，科学学科演进发展的社会环境，科学学科的聚类结构——科学分类等。由于“学科”期刊论文约有半数属于严格意义的科学学科学研究范畴，对这些文献进行检索和梳理，可以探知科学学科学在特定时段的热门论题或重点研究内容。
期刊文献的题名或篇名，应当准确而简明地指出该文的论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报告、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9] 因此，利用文献篇名或题名，是一种比较简便的主题检索和判定方法。我们选择科学学科学处于孕育期的1985年作为文献检索的起点，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对最近30年(1985-2014年)的54088篇“学科”期刊文献进行篇名检视，首先初步筛选出十几个以“学科”作为核心词的主题词组，然后使用这些主题词组进行“篇名”的“精确”检索。检出文献在70篇以上的主题词组，总计有24个(组)，列为表2(“学科特点”中包含“学科特征”文献67篇;“学科现状”中包含“学科研究现状”文献20篇)。
表2 中国学术期刊按主题词组进行篇名检索的文献数量(1985-2014年)
主题词组 文献量 主题词组 文献量 主题词组 文献量 主题词组 文献量
学科体系 1272 学科性质 418 新兴学科 206 学科发展战略 128
新学科 619 学科整合 362 边缘学科 205 学科融合 122
交叉学科 597 学科特点 326 学科属性 191 学科建构 95
学科交叉 562 学科分类 247 多学科研究 173 学科协同 93
跨学科研究 492 学科地位 218 学科创新 165 学科现状 79
学科定位 471 学科结构 221 学科渗透 146 学科意识 75
检索日期：2015年2月6日
依据检索结果，我们将科学学科学近期的主要论题概括为以下“六论”：科学学科属性类型论、科学新学科创生论、科学学科体系结构论、科学学科定位关系论、科学学科演进方式论、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论。
——科学学科属性类型论，涵盖“交叉学科”、“学科性质”、“学科特点”、“学科分类”、“边缘学科”、“学科属性”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需要研究科学学科的属性特征和确认基准、科学学科类型划分的一般原则、科学学科分类方案等。
——科学新学科创生论，涵盖“新学科”、“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新兴学科”、“学科意识”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主要探讨新学科孕育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新学科的创生模式、新学科创生区位的预先判定等。
——科学学科体系结构论，涵盖“学科体系”、“学科结构”、“学科建构”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需要研究科学学科的层级结构、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原则、科学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架构方式等。
——科学学科定位关系论，涵盖“学科定位”、“学科地位”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主要探讨科学学科定位的方法、科学学科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科学学科与亲缘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
——科学学科演进方式论，涵盖“学科整合”、“多学科研究”、“学科创新”、“学科渗透”、“学科融合”、“学科协同”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需要研究科学学科演进的内部机制、科学学科演进的外部机制、科学学科演进中的互动方式等。
——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论，涵盖“学科发展战略”、“学科发展策略”等主题词组。在该论题之下，主要探讨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的谋划原则、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实施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的保障条件等。
3 科学学科学的推进对策
为了推进科学学科学的有序、可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在充分利用科学学科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建议实施强化学科意识、借力关联学科、扩充学术队伍三项具体对策。
3.1 强化学科意识
中国学术期刊中的“学科”研究论文，作者来自于数学、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领域。他们构思和撰写这些论文，体现了具体学科领域的学科意识。例如，写作《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一文，作者必然需要在学科意识的导引下，从学科的视角审视和探讨创意写作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从而辨析、确认这门学科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写“学科”文章，当然要具有所涉学科的学科意识。从科学学科学发展的视角来看，研究者只有形成清醒的学科意识，才有可能自觉地开展科学学科学的相关元研究。
在1979年以来的54866篇“学科”期刊文献中，只能筛选出7篇属于科学学科学元研究范畴的“学科学”论文。学科元研究几近空白的实际状况，已经成为科学学科学演进发展的瓶颈。所谓学科元研究，是指对科学学科学这门学科中各种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基础性特征的元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它的历史沿革、对象范围、学科定位(学科关联)、研究范式、主要方法、理论体系、学科结构、应用领域、演进态势、发展环境、未来前景等。学科元研究对处于任何演进发展阶段的学科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是一门学科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可以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基本走向和发展速度。因此，学科元研究的涉猎广度和开掘深度，通常可以作为该学科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标尺。
自1987年中国学者著文倡导创建学科学(科学学科学)至今，27年仅发表了寥寥7篇科学学科学元研究论文，而且后面6篇论文均没有涉及元研究的核心论题。学科元研究既没有广度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加强学科元研究，已经成为推进科学学科学有序演进，进而推动科学知识体系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当务之急。科学学研究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引领者、传播者的角色，以自己参与科学学科学元研究的实际行动宣传这门意义特殊的新兴学科，吸引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研究者向科学学科学元研究这个方向靠拢乃至“转轨”。
3.2 借力关联学科
科学知识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各自为战、单兵独进。一门学科在其孕育、萌生、成长的过程中，同其他学科之间必然发生诱引、借鉴、移植、渗透、融合等互动作用。在科学知识体系这个复杂性事物的演进过程中，由于各个要素、局部或子系统所处的微观环境、原有的基础条件各不相同，必然存在着发展的不均衡，表现为林林总总、难以尽数的学科有萌生时间早晚的不同，有演进速度快慢的差异。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学科之间都不是齐头并进、并驾齐驱的。从哲学上来看，均衡是相对的，而不均衡是绝对的。发展的不均衡就是矛盾，正因为学科之间不均衡状况的存在，导致知识体系在矛盾运动中趋向新的相对均衡状态。所以说，不断走向均衡化是学科体系演进的重要内驱力。具体而言，先期问世的学科能够对处于孕育、草创阶段的学科产生示范、导引作用，发展速度较快的学科能够对发展速度较慢的学科产生拉引、扶持作用。
按照互动作用的强弱程度，科学学科学的关联学科可以区分为亲缘学科、近邻学科、相关学科等几种类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科学知识体系学和跨学科学这两门亲缘学科。
科学知识体系学是科学学科学的上位亲缘学科，即后者是前者的分支学科。自钱学森首倡创建科学技术体系学以来的30多年，相关期刊论文[10] [11] [12] [13] 和专著[14] 偶有所见。总体来看，科学知识体系学仍处于初期创生阶段，同科学学科学的发展水平基本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学科学不能消极地等待科学知识体系学向其输送“营养”，研究者应该在准确把握两者层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互相促进的借力机制，以整体的谋划促局部的推进、以局部的突破促整体的延展。
跨学科学以超越一个学科范围的研究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是科学学科学的等位亲缘学科或姊妹学科。1985年，刘仲林著文提出创建和发展“跨学科学”的构想[15]。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9篇元研究论文[16][17]，涉及跨学科学的理论基础、发展态势、教育活动等问题，另外还有几部跨学科学的著作问世[18][19]。就研究内容而言，跨学科学与科学学科学之间有部分叠合关系，跨学科学侧重于探讨跨学科研究方式与科学知识体系演进的关系，科学学科学侧重于探讨科学学科与架构科学知识体系的关系，研究视角互为补充。跨学科学的起点和发展程度略超前于科学学科学，研究者应该利用两门学科之间的叠合关系建立互为补充的借力机制，在学科层面上以某些共通性为节点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
3.3 扩充学术队伍
一门学科的发展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学术研究队伍的数量规模和质量水平。科学学科学乃至科学知识体系学，至今尚未建立起“术业有专攻”的学术队伍。对于科学学科学、科学知识体系学这样的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图书馆学等应用型、实践性学科那样人头攒动、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但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凝聚人气，组建一支基本学术队伍还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历史已经证明，进入高等学校的课堂是一门学科获得发展活力和后劲的重要保障。普通高等学校在已经普遍开设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科学学或科学技术学概论等课程中，可以鼓励教师在自己有学习心得和研究心得的基础上，充实科学学科学、科学知识体系学的相关内容。在哲学门类、教育学门类、理学门类、管理学门类等的一些学科专业中，则可以为研究生开设某些建立在科学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课程，如科学知识体系研究专题、科学学科研究专题、跨学科研究专题等。在本科教育层次上，可以面向本科生开设同科学学科学、科学知识体系学相关的选修课，在广大青年学子的学术心田里撒播科学学科研究的种子。
目前，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虽然检索到1699篇以“学科”作为题名主题词的学位论文(起始年份2000年)，但却没有检索到以“学科学”这个学科名称作为题名主题词的学位论文。我们坚信，通过连续开设相关课程，科学学科学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学科学的某些元问题肯定会成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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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萌)
作者：王续琨 冯茹
第三篇：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科学领导与领导科学
【内容提要】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研究科学领导，认为科学领导的真谛是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科学领导的实践催生着领导科学的发展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领导科学研究出现了开放化、体系化、多样化和制度化趁势。而“领导力”已成为领导科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本文提出，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科学领导 领导科学 领导力
【作者简介】李锡炎，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
研究领导科学，实现科学领导，是各级各类领导者的神圣使命，也是领导科学的精义和价值。如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领导科学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领导实践，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领导科学必须立足于、服务于这个领导实践，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科学领导与领导科学这个主题和重点来展开研究，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的实际能力，以宽广眼光审视发展，以战略思维谋划发展，以辩证观点推动发展，使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研究领导科学，实现科学领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科学领导的真谛：尊重科学，尊重规律
所谓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科学领导，就是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运用领导科学，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领导活动。其真谛在于尊重科学、尊重规律。
实现科学领导，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涉及人与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各级领导者必须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遵循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良性互动规律，同心协力，共同为实现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而努力奋斗。
“5·12”汶川特大地震的科学救灾、科学重建的领导实践，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科学领导的范例。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时间抵达救灾现场，13万大军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救灾的第一线，几十万专业救援人员和100多万志愿者奔赴前线，从废墟中救出83988人，使救出人数与死亡、失踪人数之比达到1：1的新高。经过三年重建，10万平方公里重灾区，142个受灾县、530多万户灾民，从生活生产条件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达到或超过震前水平。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党政军民的大力支援下，四川省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县乡村领导，带领灾区人民艰苦奋斗，化危为机，夺取了科学救灾、科学重建的巨大成功。科学救灾、科学重建之所以取得惊人的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领导者实施了科学领导。首先，科学地领导了科学救灾的六场硬仗：抢险救人、安置群众、抢通保通、卫生防疫、防治次生灾害、维护灾区稳定。由于这六场硬仗指挥得当，领导有方，实现灾区“四个没有”，即没有发生饥荒、没有出现流民、没有暴发疫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创造了抗灾救灾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次，科学地领导灾区重建。灾区需要维修加固和重新修建的城乡住房530多万户，学校8500多所，医疗卫生机构2300个，干线公路5800多公里，农村公路33900多公里;需除险加固震损水库2069座，受损工业企业5500多户，失灭土地20万亩，受损农田150万亩、林地植被450万亩。重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灾后重建是百年大计。重建不仅要速度快，而且要效果好。四川省各级领导者一开始就注重整体谋划，科学统筹，用科学规划保障科学重建。一是坚持全域全程搞规划;二是坚持开门开放搞规划;三是坚持高起点搞规划。在科学重建中始终把民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和安排，着眼发展抓重建，抓好重建促发展，使灾后重建的过程成为改善发展条件、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处理好恢复与提升、当前与长远、政府与市场、物质与精神、困难与机遇的关系，努力实现“原地起立”基础上的“发展起跳”，对科学发展观视域的科学领导作出了令人折服的精彩诠释。
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给领导者和领导科学研究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宝贵的机遇，要求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研究和回答全球化时代的领导是什么、怎样领导，如何重新塑造领导者适应时代的变化，真正做到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实现科学领导。
二、领导科学发展创新的新趋势
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呼唤着科学领导;科学领导的实践催生着领导科学的发展创新。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领导科学抓住机遇，紧扣科学发展与科学领导这个主题，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出现了以下一些新特点、新趋势。
(一)在研究视野上出现了具有世界眼光的开放化趋势。领导科学研究既要立足我国的领导实践，也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紧跟时代潮流，要有开放的胸怀、宽广的视野，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在超越西方领导理论的同时，超越自身的局限，大胆学习借鉴国际上在领导科学研究方面的有益思想、理论、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的领导理论和领导实践。
(二)在理论研究上出现了具有系列成果的体系化趋势。目前中国领导科学界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10余部大型资料、工具性的汇编;有数百部专著和教材，有数万篇学术论文;有许许多多的调研报告、案例分析、译著和音像制品等，涉及的内容、范围十分广泛。有研究基本理论的，也有总结实践经验的;有综合性，也有专题性的;有研究高层领导的，也有研究基层领导的;有研究经济领域领导理论的，也有研究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领域领导理论的，等等。以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为核心的领导科学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之中。
(三)在学科建设上出现了开拓创新的多样化趋势。加强对领导科学基本原理、基础理论和基本规律的研究，积极推动学科的发展。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编写的《邓小平领导理论学习纲要》，受到了普遍的好评。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7本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丛书，国家行政学院申办领导科学专业的硕士点授予权，获得国家学位办和教育部的批准，完成了领导科学学科建设的奠基工程。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研究上取得突破，拓宽和丰富了领导科学发展创新的视野和资源，对“领导政治学”、“领导经济学”、“领导文化学”、“领导法学”、“领导社会学”、“领导生态学”、“领导哲学”、“领导美学”、“领导信息学”、“领导史学”、“领导科学学”、“领导诗学”、“领导人才学”、“领导伦理学”等等方面进行跨学科研究，在领导科学的学科建设中出现了创新性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四)在研究机制上出现了协作共赢的制度化趋势。近年来，领导科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研究机制也不断完善，出现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好势头。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研究成果。国家社科院项目也有不少属于领导与管理方面的课题。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10年来发布了100多个研究课题，全国的专家积极响应，踊跃选题研究。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高等院校大都有领导科学研究的选题，甚至还有不少实际工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有领导科学研究的课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互相支持、协作攻关的研究网络，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
三、“领导力”成为领导科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关于领导力的研究，形成了新的高潮，主题是领导者如何提高领导能力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无论是企业界，还是政界，或者其他行业，都对领导力的提升情有独钟，没有哪位领导者不希望使自身更有领导魅力，更富有号召力。各级领导干部对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诉求，是推动领导力研究的强劲动力。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力已成为领导科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领导力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提出了自己对领导力的理解和诠释，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大大丰富发展了领导力理论。
从领导主体的角度来看，领导力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合力，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影响力，是领导者素质、能力及其影响力等各方面的总和。
从领导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力是由领导素质、领导体制、领导环境和一定的物质基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出来的最高组织性作用力，是用以推动一个组织群体或社会去应对并制胜挑战和竞争，达到共同目标的核心力量。
从领导客体的角度来看，领导力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满怀热情地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是领导者如何激励他人自愿地在组织中做出卓越成就的能力。领导力需要通过领导客体来体现，领导力就是影响力。
综上所述，领导力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是领导者素质、能力及其影响力的总和，是领导学习力、决策力、执行力、引导力、感召力、组织力、激励力等因素的集成。
领导力的研究是适应领导环境新变化而兴起的。无疑，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研究如何提高领导素质能力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强化领导力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素质能力，而且提升群体、组织或社会所拥有的综合实力，大大提高生产力和组织力，同时，也增强了领导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在理论界和领导层普遍肯定领导力的价值，对领导力的研究价值也普遍认同。
领导力是基于实践的能力，领导力研究重在探讨领导力背后的奥秘，诸如领导价值、领导人格、领导思维、领导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其研究的范围是广泛深入的。目前有不少学者研究科学发展领导力、团队领导力、战略领导力、生态领导力、和谐领导力、女性领导力等，都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一种时代精神，也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领导科学是一门根植于实践的学科，它将伴随实践发展的无止境而不停顿地发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领导科学要发展创新，首要的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实践，置身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之中，投身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领导规律。面对新的形势，领导科学必须紧紧围绕实现科学领导与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着力于提高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领导素质能力，抓住重点，把握精义，不断推进领导科学的发展创新。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实践，是领导科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源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需要领导者思考和回答，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解决实践提出的大量新问题。诸如：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如何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真正实现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如何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是围绕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展开的，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实现科学领导的问题。
领导科学与科学领导，从来都是来自领导实践而服务领导实践的，如何实现科学领导，也只能在领导实践中不断学习和逐渐形成。自古以来，军事家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杰出的领导者是在伟大的领导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领导实践。各级领导者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潜力与压力同在的新形势，一些领导者“本领恐慌”的问题凸现出来。这正是领导实践对领导科学与科学领导的强烈呼唤，科学领导必然会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形成，领导科学必然随实践的发展而创新。
责任编辑：周振国
作者：李锡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