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发展论文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城乡统筹发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取消农业税,是我国农村税收制度改革的一大飞跃,它标志着我国终结了2600年来按田亩、产量、人丁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消除了在现代社会中不应由农民承担的不合理赋税的制度性缺陷,使得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第一篇：城乡统筹发展论文

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

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这种深刻的社会转型，将给解决“三农”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开辟广阔的空间。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所要解决的，是在新的阶段，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更快的问题。摆在五个“统筹”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大问题，也是最大的难题。

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经济体制变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科学技术进步促使经济结构急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温饱问题解决、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社会需求升级并且更加多样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沉重压力，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严重挑战，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发展活力和冲击，以及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在思想政治领域所产生的激荡，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现在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比过去雄厚，矛盾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比较顺利地闯过这样的“关口”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者因为举措失当而遭到严重挫折的国家，都不乏其例。现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各方面的“统筹”，就是要解决新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保证中国这艘大船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认识和解决。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温饱问题解决和初步达到小康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为农村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

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发展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难。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谷期，据统计，1997—2003年七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

如果考虑到：一方面，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另一方面，按照现行统计口径，农民家庭收入包括要交纳的税费，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还要考虑到，平均数往往掩盖着被平均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别，也就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均衡性。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0—2002年，减收农户占总农户的42%，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涉及3亿以上人口。全国农村有近3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可以说，“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从长远发展看，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障碍，在于人多地少，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靠小规模经营能够解决温饱，不容易致富。近年来农业技术有可观进步，土地产出率在提高，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却在拉大。农业与非农业人均创造的GDP，由1990年的1：3.9，扩大到2001年的1：5.2。农民比重大，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农民增收难的症结所在。这一点，可以从农民增收来源的变化得到佐证：现在农民收入的构成，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接近50%，工资性收入占1/3，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家庭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在收入增长总额中所占份额很小，有些年甚至是负数。工资性收入增长是好事，但农业经营收入增长很少，说明农业发展困难，这反映了农村经济的深层次矛盾。

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围绕“农”字还有很多文章可做，这方面的工作绝不能放松。我国农业和整个农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必须同时注重从“农”字以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就是说，用先进适用技术对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进行根本改造，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这实质上是中国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乡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状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标志，也反映着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经的过渡形态。我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强化了这种过渡形态，延缓了社会转型过程。突出的表现，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在1957—1978年的21年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40.3%降到28.1%，降低12.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从15.4%提高到17.9%，只提高2.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只提高1个百分点多一点，按照这样的进度，城市化达到目前水平需要近200年时间。许多新建企业布置在偏远地区的发展格局，也是造成城市化滞后的原因。按照所谓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的划分，我国城市化属于滞后型。

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这种深刻的社会转型，将给解决“三农”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开辟广阔的空间。

从发展趋势来说，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快。1978—2002年，农业在GDP中的比重由28.1%降到15.4%;农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中的比重由70%以上降到50%左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由50%降到10%以下;制造业能力显著增强;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总的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基本实现工业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基本任务。根据预测，2020年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将降到10%以下;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将降到1/3左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继续推进工业化，需要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我国现在继续进行的工业化，不是传统的狭义的工业化，那种工业化大体是指制造业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提高的过程。我们要实现的是广义的工业化，既包括工业本身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包括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及由于技术进步和第三产业发展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增加农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适应国内外市场更高层次的需求，是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必需的。

第二，在工业化战略和经济技术政策的选择上，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

第三，乡镇企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乡镇企业是在城乡分割的体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不论在所有制关系、区域分布还是在产业构成方面，都和发展初期有很大不同。我认为，不再称作乡镇企业而称为农村中小企业，或许更确切些。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中小企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使之和整个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机地融为一体，在经济技术政策、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等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又有区别，不完全等同。如果说，工业化引发的是农民的产业转移，那么，城市化所标志的则是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加快和政策放宽，城市化进程加快。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003年城市化水平由18.1%上升到40.5%。这里也许有统计口径变化引起的误差。即使如此，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低将近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大约低20个百分点。从科学技术水平、制造业水平、工业占工农业增加值比重等项指标考察，我国现在都超过经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工业化时期的水平，但城市化水平只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这是城市化滞后的突出表现，也反映出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起来的。城市有古老的历史，但直到近代产业革命以后，城市的规模和功能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带动力量，启动了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1800年前后，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1900年前后，上升到13—14%。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化陷于停顿甚至逆转，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仍然提高到48%左右。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由30%提高到70%的阶段，城市化速度一般比较快，超过75%会发生逆城市化趋势，城市人口向郊区和农村疏散。我国城市化80年代以来是加快的趋势。保持80年代以来的平均进度，2020年城市化水平会提高到55%以上。根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202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将达到50%，203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达到60%。按最保守的估计，届时我国城市化也会超过这个水平。

对今后几十年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可以做两点判断：

第一点，各类城市，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将得到更大发展。现代城市形态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交通通讯条件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不是历史上那种孤立的城池。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多年来不是鼓励而是限制大城市发展，大城市发展确实带来不少亟待解决的“城市病”，还是在不断发展，说明有客观必然性。1990—2001年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从31个增加到41个。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都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能脱离经济发展扩张城市规模;城市的扩张要考虑某些不可逾越的资源制约，例如水资源。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提法，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业的转移。城市化的“城市”，包括具有城市功能的小城镇;城镇化的“镇”，应该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型城市。目前一些小城镇已经发育成为小城市，不少已经具备小城市的雏形，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在农村就地转为非农职业，可以视为城市化的末梢和延伸。在缺乏经济基础的地方“造镇”，效果多不好。

第二点，城市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人口和社会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经济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地区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占全国不到1/13，面积占全国1.5%，经济总量占全国28%。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城市经济所占的比重越大，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越强。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往往也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

重要的是，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我国现在城乡就业人数7.5亿，比整个发达国家就业人口多2亿以上，每年新增劳动力1千多万人;加之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变时期，隐性失业显性化，资本有机构成呈明显提高趋势，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就业增长的拉动由80年代的0.32个百分点下降到0.1个百分点以下，我们将长时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农民增收难和城市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解决就业问题主要靠发展非农产业和推进城市化。城市化的发展要以扩大就业为前提，避免某些发展中国家畸形城市化，把农村贫困转移为城市贫困，产生许多严重社会问题那样的教训。城市人口规模大，有聚集效应，第三产业容易发展，扩大就业成本低。第三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呈正相关关系，我国第三产业不发达是城市化滞后的结果。

城市化需要制度创新。为了平稳有序地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乃至义务教育，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为进城务工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目前有上亿的流动农民，连同随其流动的子女，占全国总人口的10%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国人口的数量。积极创造条件，使有固定职业和稳定工作的人能够安居乐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好处。城市管理要充分考虑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带来的新问题。拿义务教育来说，全国流动儿童有将近2000万人，8—14岁的流动儿童未上学比例占15%以上。就学的，条件也很差，辍学现象严重。在失学的12—14岁儿童中，60%已经开始工作。这不仅影响劳动力素质，大量青壮年被边缘化为城市流民还蕴藏着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目前城市由于出生率下降，中小学校设施多有闲置，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在住宅和公共交通建设等方面，也要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会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消极因素，相反，由此产生的大量社会需求，是促进城市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积极的推动力量。

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在16%左右，也就是1.5个百分点。大量农民工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增强了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如果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2020年有8亿左右的城市人口，2050年有10亿城市人口，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将明显提高，国际影响力将明显增强。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居，而是几亿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这种根本性的社会转型将使社会的文明程度显著提高。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把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为了积极而又稳妥地实现这种转变，避免或者减轻大规模社会变迁可能发生的混乱和震荡，必须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防止大量失地农民沦为游离于正常社会生存状态之外的无业流民。家庭小规模土地经营并不是理想的和最有效率的经营方式，但是现阶段可以做出的最佳选择，是保证农民生计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即使进城务工或者转入非农产业，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城市人口的增长明显慢于城市规模的扩张。户籍制度制约的背后，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卫生医疗、教育，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对城镇政府来说，人口增加意味着负担加重，但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地不仅有当前收入，还有长远的产业聚集效应。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很难从土地产权转让和用途变更中得到合理补偿。失地农民相当部分没有新的就业机会，滞留在农村又没有生活保障。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低成本的工业化是靠农民两方面的支持推进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由于近乎无限的供给，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城乡差距扩大时期不会丧失，土地问题则是现在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耕地减少很难完全避免;另一方面，我国人均耕地很少，必须严格保护耕地，非占不可的要给农民合理补偿。据统计，1987—2001年，全国征用耕地2400多万亩，加上违法占用耕地，人均占有耕地0.3亩以下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人口高达4000多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5%—6%，是个很大的数量。由于征地范围过宽，补偿严重不足，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没有着落的问题相当突出。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942个失地农户调查，46%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失地农户共有7187个劳动力，安置就业的占2.7%，被迫赋闲在家的占20%。一些地方提出“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群众反映，80年代“吃肚皮”(计划生育罚款)，现在“吃地皮”。不少建设项目征地款占工程造价比重只有3%—5%。许多腐败和犯罪案件与土地问题有关。农民上访60%以上和土地有关。大量失地无业农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土地升值的分配要兼顾农民利益。这样做，会提高工业化包括招商引资的成本，短期内甚至可能影响建设进度;但是，提高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既定目标;何况，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有利于开拓国内市场，也有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顺利进行，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这里有两难选择，是权衡利弊和把握适度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要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农村人口将近8亿，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即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顺利，2020年农村人口仍有6亿左右，“三农”问题仍然是大问题，现在更是大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三农”问题甚至会显得更为突出。近年来耕地面积锐减，粮食产量下降，农村社会矛盾突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农产业，非农产业可以依靠自身积累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增收缺少重要支撑，又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而应该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要使几亿农民分享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和成果，而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现在突出地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取向上，要向解决“三农”问题倾斜。

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是把握“两个大局”，促进共同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过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许多国家现在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不平衡，发展的重心是不固定的。古代的地区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条件和区位差异决定的，往往同战争和民族迁徙有关。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差距问题。自19世纪60年代中国工业化启动以来，地区差距总体上呈扩大之势。抗战前上海、青岛、天津的纱锭占全国纱锭总数的9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1952—1978年，区域政策几经变化，东、中、西部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发展;横向比较，地区差距明显拉大。如果以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计算：

——经济总量：1980-2003年，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上升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这种趋势90年代以来明显加剧。

--人均GDP：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下降到75%，西部地区从70%下降到59%。

——人均GDP相对差距：1980-2002年，西部和东部由1：1.92扩大为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为1：2.03;西部和中部由1：1.25扩大为1：1.27。

这既有自然地理条件、原有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市场潜力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主观原因。

区域发展战略要坚持两个大局。鼓励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各省、区内部也都有一部分市、县率先发展起来，带动了全国的发展，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这个战略方向要坚持。支持和帮助内地发展，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大局。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说过：“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374页)现在提出统筹区域发展，就是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为支持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包括：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等。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80%以上在中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已经取得明显进展，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的差距由1999年的1.6个百分点缩小到2002年的0.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统筹区域发展，要加大支持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力度。

影响今后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变动趋势的，是两种起相反作用的因素：

一方面，抑制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因素正在形成，包括：国家对地区差距扩大问题更加关注，对经济落后地区给予更大的支持，在经济体制、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方面创造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环境;中西部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先发展地区的经验，实现跨越式发展;东部地区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和中西部地区的衔接和融合，可能给中西部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沿海地区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有利于某些产业向内地转移;等等。

另一方面，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因素，例如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将继续存在。同时，还要注意到，支持西部快速增长的某些因素，例如利用国债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退耕还林生态建设，由于国债发行减少而产生不确定性;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于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影响下一步的发展;等等。

综合分析90年代以来的发展轨迹和上述两种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可以做出两点判断：

第一，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近期总体上是继续扩大的趋势;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各省、区、市之间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这说明，三大地带内部那些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类似的地区，发展速度趋于接近。不排除部分地区因迅速增长而后来居上。

第二，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有可能用更大力量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在抑制地区差距扩大趋势方面存在着政策选择空间。

(十四)地区差距也表现在省、自治区内部。两点判断：

第一，省、自治区内部不同市、县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甚至大于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以及省、自治区之间总体上的差距;

第二，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内市、县之间的差距，一般大于经济落后地区市、县之间的差距。

省、自治区内部不同市、县之间的差距，可以看作全国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影。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衡量地区发展差距的指标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通常用的指标，是人均GDP。对GDP这个指标可以有三点认识：第一，GDP是世界通用的综合经济指标，优点是能够反映经济活动总规模，而且简便易行;第二，GDP作为经济考核指标的缺点，是难以反映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以及公众享有的实际福利水平;第三，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指标替代它，还要继续使用，可以辅之以其他考核指标。没有十全十美的考核指标。“指标不是万能的，没有指标是万万不能的。”就人均GDP而言，由于没有计算流动人口而造成统计的误差：经济发达地区因为未计入大量外来人口，人均GDP被高估;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未剔除外流人口，人均GDP被低估。考虑到人口流动因素，地区差距比现在统计所反映的数字要小;或者说，实际差距被夸大了。关注流动人口主要不是人均GDP的计算问题，更重要的是根据实际人口进行城市建设规划和提供政府公共服务。

反映地区发展差距的，还有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人类发展指数。不同指标考察结果不完全一致，例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人类发展指数的差距，要小于人均GDP的差距。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实行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战略，例如在教育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投资，以及财政转移支付。逐步使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享有大体相当的公共服务，是国家改革和发展追求的目标。

有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之分。相对差距对于考察地区差距发展趋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定量的绝对差距，其社会经济意义会随着收入基数的扩大而相应下降。

积极发展跨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对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提供了体制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沟通区际联系的通道，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将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综合一些研究机构的报告，未来有可能形成珠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京津冀—呼包银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圈、大东北经济区和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以及其他范围不同的经济区。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为中心的城市群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城市圈。这样划分不一定准确，而且经济区域本来就不像行政区划那样界限分明，往往有重叠和交叉，但经济区和城市群的形成，经济区和城市群之间将会有越来越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是很明显的发展趋势。需要编制跨越行政区划界限的区域发展规划。要重视大的企业集团通过市场扩张和资产重组，推动地区间资源重新配置和分工协作的作用。

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也是发展趋势。谋划地区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全国统一市场，而且要面向世界市场。总的说，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不断减弱，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受保护的主要是某些高税收和高利润产品，以及个别农产品。

地区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快慢和城乡差距的问题。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占其总就业的6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一般说来，区域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大于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不同地区乡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快，受城市经济的辐射力强。既然如此，地区差距的问题，归根到底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逐步解决。

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性质不同，那里的困难主要是资源枯竭、历史包袱、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老工业基地有比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好，教育程度和科技水平高，处在比较高的发展阶段，潜力是很大的。

积极开拓，稳步前进

统筹就是兼顾，实质是协调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城乡关系和地区关系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处理得好，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就安定了。这是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统筹”的主体，是党和政府。这是对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的要求，不是说把什么都“统”起来，也不是要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一方面是纠正“越位”现象，把应该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放给市场;一方面是“到位”，健全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精力进一步转到全局性、战略性事务的谋划上来。通过体制创新和完善政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都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中的权限和责任，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一种先进的发展观念，这是党和政府的宣言，也是民族的追求。理想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每个时期实现的程度，受到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相关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基本国情。既要有紧迫感，又要看到艰巨性和复杂性。拿城乡差距来说，几个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是：以工业就业者收入为100，农业就业者收入法国为36，西德为44，美国为56，差距都很明显，而这些国家当时已经是现代化了。美国农业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20世纪30年代农民收入为非农业人口的40%，50年代为50%，80年代80%，靠大量优惠和补贴现在才基本持平。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总体不好，非农业人口占少数，经济效益又差，现在还不可能用很大力量反哺农业，城乡差距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存在，特别是绝对差距。地区差距也是这样。但是，现在就要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努力抑制差距扩大的趋势，减弱差距扩大的强度，积极为逐步缩小差距创造条件。从差距扩大到开始缩小的“拐点”，将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作者：王梦奎

第二篇：统一城乡税制统筹城乡发展

取消农业税, 是我国农村税收制度改革的一大飞跃, 它标志着我国终结了2600 年来按田亩、产量、人丁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 消除了在现代社会中不应由农民承担的不合理赋税的制度性缺陷, 使得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但同时也应看到, 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仍然是在城乡二元税制背景下进行的, 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特别是农民作为纳税人并未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享受平等纳税义务的权利, 导致了城乡居民税负不公。当前, 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在给农村经济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和变革的同时, 也将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 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公正、公平的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创造历史性的机遇。

1 统一城乡税制的必要性

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趋势看,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旧经济结构的打破与调整, 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 越来越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面向整个国家经济领域, 建立统一的、公平的税制体系。统一城乡税制不仅能够为各级政府与农民之间形成规范的分配关系奠定制度基础, 也能够为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1.1 统一城乡税制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性障碍的必然要求税收是国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征税的首要依据仍然是凭借其公共权力, 而国家公共职能的实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无不依赖全体国民的纳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严格来说任何经营者都需要纳税, 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取消农业税只是取消了农民在农业生产环节的税收, 但不等于取消对农民的征税, 在理论上不可能将农民排除在纳税人之外。虽然农民的特定行为或特定收益也可在特定时期享受免税待遇, 但享受免税待遇的纳税人仍然是纳税义务人。因此,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转移农民、富裕农民, 客观上都要求尽快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管理制度, 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和政治平等法则, 从均衡城乡负担、国民平等纳税角度出发, 积极推行城乡统一税制改革, 解决城乡及内外有别的二元税制对经济发展的扭曲问题, 使城乡居民的税收权利与义务平等, 消除不应由农民承担的税费份额, 让农民享受到应该享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 使城乡居民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

1.2 统一城乡税制是国家宏观调控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家有必要充分运用税收政策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收益进行有效调节, 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符合宏观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首先国家可以利用税收工具对农业生产者的盈利作合理调节, 以引导农业生产的产品结构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目前我国农业主要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 规模小且零星分散,对市场的储存度和敏感度较低, 具有相对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而政府可凭借信息资源优势, 利用税收政策,影响农业生产价格及利润, 进而引导生产者按照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生产, 有效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其次, 国家税收参与农业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成果分配, 是市场经济公平原则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现代农业企业将越来越多, 这种现代农业企业应当与其他工商企业一样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依法照章纳税, 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方能真正体现市场机制的公平性。第三, 国家对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合理调节, 将有效遏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 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财富的积聚效应在农村同样不可避免。因此按照合理负担的税收原则对农业生产者收益予以适当调节, 对建立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3 统一城乡税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需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大力发展农村公益事业,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我省当前的实际情况看, 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远落后于城市, 要逐步实现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无疑需要庞大的建设资金。而在公共财政框架下, 税收的受益原则定义了公共产品的享受与购买在群体上要体现相对一致性, 公益事业的资金筹措与安排在地域上也具有相对的同一性。近年来, 党和政府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等一系列政策, 相继取消了屠宰税、三提五统、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取消了“两工”, 最终又废除了农业税。同时, 中央和地方财政采取转移支付方式, 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建设与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但是应该看到, 这是在特定时期的优惠政策, 并非长久之计, 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 最终还是要靠当地经济的发展。1.4 统一城乡税制是完善我国税收制度自身的内在要求建国以来, 我国在城乡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二元税制”, 对农村的税收活动, 在税种设置、税法依据等方面, 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工商税收中很少有涉农内容。从地域上看,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明确规定农村地区不征税, 城建税农村也按1% 比例征收。从农产品流通上看, 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明确免税。从农业生产经营收益上看, 由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经营单位, 基本上自产自用, 商品化程度较低, 实物收益难以货币化, 加之绝大部分农民确实仍处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下, 故此尽管个人所得税虽未明确对其免征, 但面对每月达1 600 元的税前扣除额, 实质上并没有介入。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基本上只适用农业税, 现废止后, 相应的税制改革完善方案有待制定, 农村税收制度已成真空, 这本身也是国家税收制度不完整的一个体现。因此,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和农业经济现状, 科学设计税制, 充分发挥国家税收对农业经济的调节作用, 是完善我国税收制度自身的内在要求。

2 当前建立城乡统一税制面临的主要困难

在我国从一个独立的农业税制转变为城乡统一的税制, 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几年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已向实施城乡统一税制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 当前实行统一的城乡税制面临许多困难。

2.1 税费改革相应的其它配套改革是实行统一税制的前提和基础税费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也不仅仅是税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而是一次农村经济利益的大调整。它涉及到与其它现行制度配套改革的问题。按照均衡制度观理论, 各个制度间是相互关联的和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项新制度的安排与现存的制度不相协调,那么这项制度的结果均可能不能完全实现改革的初衷。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在于借此推动乡镇大刀阔

斧进行机构改革,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 减人、减事、减支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即以改革促改革。但在后来的实践中, 由于基层财政普遍困难, 工资拖欠、债务沉重、财力增量不足等问题的存在, 使农村税费改革推进的动力也显现不足, 各项配套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农村税制改革能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措施能否及时到位。农村税费改革要跳出单纯改变税制的思路局限, 只有当国家行政、经济、社会制度的综合改革相互配套并且初具成效时, 统一城乡税制才能水到渠成。

2.2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是影响目前实行统一税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 没达到城市居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1990、1995、2000、2002、2003 年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每年分别为686.31元、1 577.40 元、2 253.42 元、2 475.63 元、2 622.24 元。西部地区的收入更低, 以西部开发12 省农村居民纯收入来说明, 在1990、1995、2000、2002、2003 年居民的纯收入分别为552.7、116.78、1 661.03、1 820.78、1 936.01元。我国城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为每月800元, 从上述得知, 2003 年我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每月仅为218.50 元, 西部地区为每月161 元, 而且农村的纯收入中所包括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并未扣除农民的劳动投入, 可以说与城镇居民相比实际上比这个比例更低。因此说,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大, 使得城乡税制的统一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征税动因。

2.3 农村的商品化程度和文化程度是实行统一税制的重要因素从实践上看, 农业税收制度是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其他内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的。是否进行农业税制改革及其改革的彻底程度如何, 受制于农业的自给半自给程度或商品货币化程度、农业的经营规模、农民的素质如何以及税收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征收手段。设计税种和征收方式总是要考虑实施成本、纳税成本和政治成本, 并对此进行反复核算的。如果在我国农村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 由于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和非固定工资, 税收征收方法的选取必须符合目前农村的现实情况。但由于农民文化程度较低、纳税意识较差, 加之于农民数量众多, 商品化程度低, 靠农民主动而真实的申报清缴, 似乎不太可能。另一方面, 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普遍偏小、分散, 征税机关没有条件和手段建立健全的核算体系准确核定农民的收入, 税收征管困难, 征收成本提高。这些因素客观上为统一城乡税制增添了一定困难。

3 建立城乡统一税制的主要对策

当前统一城乡税制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 实现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1 对农业生产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农业生产承受的自然风险比工商业大, 不同区域农民的收入差异较大, 而且我国大多数农户经营规模很小, 收入普遍较低, 对农民开征所得税, 确实存在计税所得难于确定、征管困难、税收成本高等问题。因此, 在个人所得税的计征上, 将个人所得税改为以家庭为纳税单位, 借鉴国外解决农业个人所得税的成熟做法, 采取农业标准课税法, 即以确定的标准农业所得作为基准, 结合土地面积情况计算农民的农业所得, 作为课税的依据, 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 享受税额免征的待遇。对种植、养殖大户可参照个体工商户适用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 但扣除范围也应宽一些, 减免税的优惠项目应多一些。对农业生产达到一定规模, 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农业生产企业进行注册登记管理, 纳入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范围, 并允许就农业生产的全部收人扣除必要的生产成本、费用后的差额纳税。

3.2 对农业初级产品征收增值税取消农业税后应将农产品和农林特产品等农业生产领域的收入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由于农业生产单位和农业交易规模普遍较小, 缺乏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 在对农业增值税的征管上实行优惠税率, 自用部分免税, 只对销售部分征收。对不能按正常方法纳税的农产品, 可采用变通的方法进行补偿, 如欧盟对农产品实行统一的加价补偿法,即在销售农产品时, 按照所销售的农产品价格和统一加价补偿率, 向产品的消费者增收一定的加价额, 作为农民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的补偿。起征点的设置应使绝大部分或几乎全部小规模的农户免征增值税, 既体现对小规模农户的税收优惠, 又减少征管难度, 降低税收成本。对一些收入高、增值税调节不到位的农产品, 如烟叶、毛茶、海参、鱼翅等贵重食品, 可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调节。

3.3 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我国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只包括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内的土地, 农村及设在城镇、工矿区以外的大量企业无须缴纳土地使用税, 这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也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就将现行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 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 凡是使用国家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 把农业用地作为土地使用税中的一个税目。税率可根据农业用地所处地区、肥沃程度等自然条件划分等级, 实行差别比例税率, 按年征收。农业土地使用税中还应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对从事山地、荒地、滩涂等开发性生产项目, 给予一定期间的减免税; 对“老少边穷”地区或因受自然灾害而减产绝收的实行免税; 对农村的非农业用地和农民的住宅用地给予免税等。

3.4 改革房产税, 建立完善的房地产税制一是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 二是扩大征税范围。将单位和个人的房产不分生产经营还是自用、不分座落在城镇还是农村, 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实现宽税基的广泛征收, 更好地发挥房产税的调节作用; 三是对负担房地产税有困难的城市低收入者、下岗职工、贫困农民、孤寡老人和遭受天灾人祸的纳税人等给予税收减免, 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 四是在税率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城乡居民的承受能力, 切实保证减轻农民实际负担,不增加或少增加城镇居民的负担, 实行薄税政策。

3.5 制定对农民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是一条总原则。在统一的税制下, 无论哪个国家, 都会出于保护农业的考虑在税率和抵免等方面对农民制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 长期以来农民负担重, 农村需要休养生息, 不应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 因此在税收政策上对农民应该有所倾斜和优惠。

取消农业税后, 农村税费改革进入到农村综合改革阶段, 而统一城乡税收制度、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是这个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城乡实行统一的税制, 给予农民税收上的国民待遇, 才能为城乡产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平台, 才能为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供制度保证, 才能使国民经济早日摆脱二元经济结构的束缚。通过税收调控,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促进社会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 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

作者：慕　宇

第三篇：城乡统筹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当前，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全区正迅速从以农业和乡镇工业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江北区的经济社会结构，也使得教育事业的任务更为重大，工作更为艰巨。为应对新形势，新情况，江北区提出统筹城乡教育，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一、统筹义务教育，推进校际均衡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发展的主题，是从资源上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公平、公正地享受优质教育，确保每一所学校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江北区坚持以区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行城乡教育发展和教育布局规划、学校建设标准、学校设施设备配备、城乡教师管理和配备、城乡教师的福利待遇的“五个统一”。近年来，成立了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和区中小学会计代理中心两个机构，教育局统筹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软硬件资源配置，学校资金流转由会计代理中心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现金转帐、汇兑等资金结算和收入支出及往来款项的收付等统一由会计代理中心办理。同时，江北区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2007年仅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投入就达22 271万元，比2005年增加了一倍多，2006~2008年累计投入学校建设资金3.29亿元，其中配套建设资金1.73亿元，2007年累计投入的教育装备经费2030万元，教育经费的大规模持续投入，使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范围迅速扩大，更多的农村孩子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在此基础上，江北区实行城乡学校校长有计划交流，城区优秀教师向农村学校柔性流动机制。特别是名师带徒、名教师结对薄弱学校、城区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等几项工作的开展，为加强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师资力量城乡均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区开展了农村初中骨干教师评选工作，农村骨干教师每月给予300元津贴，并为江北农村教师每月增发200元补贴。近期，江北区还开展了教师“健康工程”、“江北区校长、教师素质提升工程”、首批区名班主任和十佳德育标兵评选等工作，教研员深度蹲点，大大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

以新慈城中学建设为契机，江北区优化整合资源，努力将其打造成江北乃至宁波农村初中的窗口学校，并以此带动和引领农村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二、统筹学前教育，推进城乡均衡

发展学前教育，是巩固和提高“普九”水平，达到各级各类教育稳步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根据《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江北区教育局坚持城乡均衡发展，整体提升，致力于为全区适龄儿童提供均等机会和均等资源。近年来，江北区以创星级幼儿园为契机，不断提高优质幼儿教育资源的普及率，2007年，江北区三星级以上幼儿园已经达23所，优质幼儿园已经达到46%。根据全区学前教育“十一五”发展目标和实施意见精神，江北区将调整幼儿教育的管理体制，做好幼儿教育布局规划，划分好区教育局与街道(镇)之间幼儿教育工作的职责与任务，加强幼儿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同时，江北区还将指导涉农街道(镇)建好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和一所农村规范幼儿园，以提高和普及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

同时，江北区还将严格做好行政审批工作，依法取缔无证无照幼儿园。2007年9月，区教育局会同公安、民政部门取缔了一个非法办学点，安排3家正规幼儿园妥善安置原就读的民工子弟接受学前教育。

三、统筹社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社区教育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产物，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强调，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江北区作为浙江省首批社区教育实验区，目前有40个社区开展了青少年课外教育、公民公德教育以及生活技能教育等方面的社区教育工作，初步建立了以社区学院为龙头，街道(镇)社区教育中心为骨干，社区市民学校为基础的社区教育运行机制和终身教育体系。从2008年起，区、街道(镇)两级财政将按户籍人口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并增派社区教育专门干部，力争经过三年努力，使社区各类人群培训达到全覆盖，到2010年建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江北区还出台了《关于深化社区教育工作的意见》，调整了社区教育委员会组成人员，组织各街道社区积极开展市民大讲堂活动。截至2007年底，共开展各类讲座、活动200余次，受教育人数已经达到1.3万余人。2007年7~9月份，组织开展青少年暑期社区教育活动共68次，参加人数达5000余人。2007年，江北区教育局被区政府命名为社区建设先进单位。

成人教育方面，2007年，江北区动员、组织182名后备劳动力，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技能培训，组织10名优秀农民赴高校参加进修。局辖各级成人教育机构，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先后有35 175人接受了培训，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6%，其中接受劳动力转移培训8829人，培训合格率达到95%以上，实现就业5727人，就业率为65%。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与“十一五”规划的基本要求，而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江北区教育发展的实际，江北区提出了统筹区城乡教育结构，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工作思路。在这一思路指引下，江北区将积极开拓进取，改革创新，不断实现江北教育新的跨越。

作者单位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

(责任编辑 王永丽)

作者：陆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