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进路径

政府推进路径（精选十篇）

政府推进路径 篇1

我国企业技术水平普遍不高,技术市场占有率低,若仅凭企业自身努力很难实现标准垄断化;此外,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如采用国外专利技术作为我国产业标准的必要专利技术,很可能会侵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探讨政府推进专利型创新成果实现标准垄断化的路径与模式,对提升我国企业标准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1 政府推进涉及专利的法定标准形成

政府制定含有专利的标准叫做涉及专利的法定标准。政府推进涉及专利的法定标准的形成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选择必要专利推荐进入法定标准;一种是政府选择并推介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含有专利的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标准。

1.1 专利进入法定标准

选择合适的专利技术进入法定标准,可以提升行业相关产品的总体质量,还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企业的专利进入法定标准,还可以借助法定标准的东风占据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利益。具体而言,专利进入法定标准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立项阶段。政府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以提高整个行业产品质量及市场技术水平为出发点,对市场进行广泛调研,明确整个行业的发展动态,确定是否有必要制修订法定标准,邀请利益相关人参与对法定标准制修订的立项工作。在这个阶段,企业领导层要有较强的标准意识,结合企业战略,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同时,为避免在制修订法定标准的过程中成为被动的跟随者,企业需要在参与法定标准制修订活动前搜集与制修订法定标准有关的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知晓市场上的消费者预期,对整个产业和技术的走势作出初步预判,明确该领域主要技术的拥有者及其在市场的地位和专利布局情况,对可能存在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作出初步预判,明确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做到有备而来。

第二,提案征集阶段。政府提出制定法定标准总的技术框架,向社会征集提案,并根据提案的内容进行甄选。企业应该在明确自身专利优势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策略参与法定标准的制定。若企业拥有引领行业发展的专利技术,企业应该围绕该项专利单独重点申报提案;若该项专利技术与同行其他竞争者差距不大,则企业可以和参与提案的合作伙伴共同提出方案。在提案中,企业就自身的专利披露程度、专利许可费收取情况进行说明,保证在FRAND原则下进行公平交易,提高提案被采纳的几率。提案初稿完成后,企业专利管理人员和标准管理人员还应该重新审查提案是否凸显自身专利优势。

第三,审议及公布阶段。政府在收到各方的提案后,组织标准利益相关人就标准制修订展开多次讨论,并根据讨论的结果编撰标准草案,在标准草案编撰完成后及时向社会公布,政府根据反馈回来的意见组织相关专家、企业等标准利益相关者共同讨论并修改标准草案。在标准草案最终确定后,经过送审、报批、审查等程序,政府正式向社会发布法定标准。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标准管理人员与专利管理人员就标准项目的最新进展与领导层积极沟通,共同探讨专利进入法定标准的对策,企业应提供参与法定标准制修订定的专项经费,积极组织专家参与法定标准制修订活动,推荐自己成为法定标准制修订小组的核心成员,并积极为政府提供制修订法定标准中所需要的会议场地和会议服务的便利,谋求法定标准制修订话语权,确保自身的标准提案能够成为法定标准。

综上所述,专利进入法定标准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是由政府主导标准利益相关人开展系列活动后实现的,具体表现在企业积极向政府申请法定标准立项,政府有权决定是否开启法定标准制修订活动,有权决定由哪些企业牵头开展该法定标准的制定活动以及邀请哪些企业共同参与法定标准的制定,并有权选择并最终确定哪些专利技术进入法定标准。而企业则围绕着法定标准的制定,积极采取各种行动向政府推荐自身的专利技术,向政府争取法定标准话语权,实现将自身的专利技术推荐进入法定标准,如图1所示。

1.2 含有专利的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标准

政府在制定法定标准时,还可以选择将市场上已成为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作为制定法定标准的重要参考模板,这是因为代表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在市场上已经存在较大的安装基数,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更容易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并使用,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进入法定标准后也能够提高法定标准的市场适用率。作为企业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乐意将自身已经拥有一定市场基础的事实标准中的专利技术体系转化为法定标准,只有当他们意识到仅凭自身努力不能使产品在更大市场范围实现扩张,而如果其掌握的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进入法定标准后能够扩大市场份额,企业就会积极谋求自身拥有专利权的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准。

首先,企业从提高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为切入点,向政府申请法定标准立项。在政府确定立项后,企业以自身成为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做为法定标准提案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该企业积极争取制定法定标准的话语权。政府标准制定机构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结合市场和行业发展实际,经过送审、报批、审查等法定标准制定程序,最终确定将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成为法定标准的重要组成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积极主动推荐自身已成为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进入法定标准,但是否决定开展法定标准立项、是否让该成为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进入法定标准,决定权依然取决于政府。因此,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法定标准还是政府主导的法定标准,如图2所示。

2 政府推进的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的路径

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的过程中,法定标准需要政府参与制修订,市场也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此时,政府参与推进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是必要的表现。政府在推进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专利技术的相关特性、专利技术是否进入法定标准,更要关注市场是否接受以专利技术为核心创新研发出的新产品[2]。一般情况下,政府推进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存在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市场化程度不足时,政府协助培育市场的路径;一条是虽然存在一定市场,政府协助扩大市场份额的路径。

2.1 政府协助培育市场的路径

政府协助培育市场的路径是政府以国家创新战略、国家专利战略、国家标准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为出发点,在产品市场化程度不高的背景下,由政府协助企业培育市场,使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实现标准垄断。其遵循着“国家制定战略———政府推进技术研发———政府推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政府推进专利进入法定标准———政府协助培育市场———政府推进标准垄断”的路径。

在这条路径中,政府发挥了主角作用,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积极行动。政府在制定国家战略时,意识到我国某项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产业和国外同行相比差距较大,国外企业为保持技术领先优势,采取技术封锁的策略,仅凭我国企业自身实力不足以与国外企业抗衡。为了避免出现被动挨打的局面,政府主动出击,从政策上、资金上支持有一定研发实力的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在企业创新研发出突破性创新技术和原始创新技术等产业发展所需的必要技术后,政府采取快速通道把这些必要技术转化为必要专利,并鼓励企业以必要专利为核心创新研发出更多的技术,形成专利技术族。为使以企业必要专利技术为核心创新研发出的新产品被市场广泛接受,政府将我国自主研发的必要专利写入法定标准并强制推广,这时政府很可能面临着市场动力不足的尴尬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国外企业比我国更早开展相关技术的研发,以其必要专利技术为核心创新研发出的新产品也较早投放入市场,并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而此时,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含有我国自主专利的、符合我国法定标准要求的新产品投入市场,消费者由于不愿意缴纳高额的转换成本以及消费习惯等多重原因,不愿意购买该产品,产品销售遇冷。为提高产品的市场接受度,政府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协助企业培育市场[3],如政府采用首购的政策或加大政府采购比例,对消费者起到示范效应;政府还可以出台相关财政金融等优惠政策以及政府补贴等方式,鼓励消费者购买。此外,政府还应该协助企业构建上下游技术链,拓展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政府为企业提供充足的信息,使企业时刻掌握行业技术和市场最新发展动态,为企业做好应对市场的必要准备和把握主动出击的机会;协助企业构建供应链和加强物流管理,完善企业最后一公里服务,提高消费者体验;还可以横向整合产业链上相同类型的企业或者纵向整合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联盟,鼓励联盟内企业共同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配套服务,提升消费者预期,吸引消费者进入该网络,购买该类产品,扩大消费需求。在政府有力的支持下,含有必要专利的产品被市场普遍接受,并实现市场垄断和专利垄断,即标准垄断实现。

2.2 政府协助扩大市场份额的推进路径

政府还存在协助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的推进路径,此路径中政府将已有一定市场基础在区域市场形成垄断的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标准,助力企业实现更大区域范围的标准垄断[4]。其遵循着“国家制定战略———政府选择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标准———政府加强法定标准的执行力度———政府协助扩大市场份额———政府推进法定标准垄断”的路径。

在这条路径中,政府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国家的利益积极协助企业扩大市场份额。政府从国家战略出发认为应该重点扶持某项产业,此时该产业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一定的市场并成为区域事实标准,但要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掌握该事实标准专利技术体系的企业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政府介入,积极推动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标准,利用法定标准的强制力推动法定标准的实施,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5]。具体表现在,政府在官方媒体(报刊或网站)等渠道广泛宣传该标准体系下产品的优势,吸引消费者关注,提高消费者预期;提供官方媒介,向消费者提供该标准的咨询服务;出台相关政策,如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或相关企业必须使用该标准所创新研发的产品。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我国政府从国家安全战略出发,认为Windows操作系统将会对我国国家安全体系造成重大威胁,强制要求政府部门使用国产操作系统,逐渐全面取代Windows操作系统,推进国产操作系统的应用。此外,政府出台相关财税金融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吸引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政府进一步扶持掌握标准专利技术体系的企业及其所在的产业,鼓励他们成立产业联盟,从技术、信息、资本、物流等方面展开相互协作,创新研发出更好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6],提升消费者体验,使消费者感受到使用该标准下的产品物超所值,并利用消费者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加入这个网络。随着更多的消费者使用该项标准下的产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扩大,市场垄断的区域扩大,标准适用的范围扩大,在更大的范围实现标准垄断。

在这里,第一条路径与第二条路径有所不同:第一条路径下,由于相关市场还未形成,政府虽然制定了法定标准,但由于没有市场,不可能实现市场化,因此,在这个阶段政府的重点是协助培育市场;而在第二条路径下,政府将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转化为法定标准进行推广,由于以该专利技术体系创新研发的产品已具有一定的市场基础,该产品更容易被市场接受,这个阶段政府的重点是协助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3 政府推进的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的模式

技术是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的基础,而市场是检验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的落脚点。政府推进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的模式可以模仿波士顿矩阵,构建一个以“市场化程度”为横坐标、以“技术水平”为纵坐标的政府推进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模式的二维匹配图,如图3所示。

从匹配图中可以看出存在4种相互匹配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推进专利实现标准垄断化存在4种模式。

3.1 政府培育模式

3.1.1 典型特征

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必要专利技术,政府从国家战略出发,优先将该必要专利技术纳入法定标准,但以该必要专利技术创新研发出的新产品不被市场接受,市场化不足,政府从政策、资金上协助企业培育市场,在市场配套措施逐渐完善后,以该必要专利技术创新研发出的产品逐步被市场接受,产品安装基数扩大,形成市场垄断,事实标准形成,由于该项必要专利技术本身已经是法定标准重要组成部分,最终该法定标准实现标准垄断。

3.1.2 时机

该技术创新成果处于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但是市场却还未完善,还处于发育期,需要将市场逐步发育成熟[7]。

3.1.3 要求

第一,技术层面。该技术是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突破性关键技术,是通过自主创新研发的原创性专利,代表国家一定科研实力的优势技术,且自身的代继性强,较市场上其他竞争技术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其他竞争者不容易模仿[8]。

第二,政府层面。政府基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加强战略眼光和标准化导向功能,选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必要专利技术进入法定标准,并积极向国际相关标准化组织推荐该项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进入国际标准。政府之所以在该项专利技术还未形成市场时就将该项专利技术转化为法定标准,主要是担心来自市场上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利用市场策略抢占我国市场,影响国家产业安全。政府在成功制定法定标准后,一方面利用法定标准推进该项专利技术的市场应用;另一方面,由政府牵头出面构建产业联盟,从产业链、信息链、价值链等方面协助该项必要专利技术在国内形成有影响力的网络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此外,政府还要完善法制体系,构建公平有序的交易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保护专利技术专利权不受侵害。

第三,市场层面。在法定标准形成后,市场对以该项专利技术为核心的产品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市场的相关配套却没有形成,这就需要市场上的相关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开展相关合作,将上下游技术链组合起来,将与该专利技术有关的信息流、知识流组合起来,寻找社会资本投资该项专利技术的后期研发和技术升级工作,注重必要专利技术所在产业的产业链建设,使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生产流通环节更加通畅,从而使以专利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市场盘活起来,市场各个通道打通。在市场建立后,消费者的消费预期提升,市场的安装基数也增加,逐步形成一定的网络效应,形成了以专利技术为核心的商品市场垄断,由于该项必要专利技术原本已经是法定标准的重要技术组成部分,更容易实现标准垄断。

第四,企业层面。企业要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向政府申请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的能力。企业还要有较强的专利和标准管理的能力,有专门的人才从事专利申请和标准申请工作。企业在遭遇专利侵权的情况,能够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此外,企业从技术、信息、物流、资本等方面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共同开拓市场,获取竞争优势。

3.1.4 典型案例

在WAPI标准出现之前,市场上主要存在802.11i标准,该技术是由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推出的标准,在市场上有广泛的用户基础,但是802.11i标准下的技术存在许多漏洞,数据传输存在被盗取的风险。为改变这种现状,降低安全风险,由我国政府主导联合政府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等单位进行技术攻关,并顺利将由我国自主创新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较802.11i标准更加成熟先进的、更加安全的必要专利技术接入法定标准,形成WAPI法定标准。WAPI法定标准形成后,政府强行推动该项标准实施,却发现市场反应寥寥。这种情况完全超出政府的意料,政府重新对市场进行分析后,协助相关企业培育市场,并加强WAPI法定标准的必要专利的产业链建设,邀请国内较为知名的厂商如华为、中兴等加入产业链,并通过不断完善产业链的方式,逐步完善市场相关配套服务,吸引较多的消费者使用WAPI法定标准下的相关产品,从而增加了WAPI法定标准的产品市场安装基数,实现在我国市场范围内形成市场垄断,在法定标准适用范围内实现专利权垄断。

3.2 政府主导模式

3.2.1 典型特征

该模式下企业技术水平较市场其他竞争者技术低,产品市场化程度也较差,政府从国家战略出发,迫切需要该类技术做支撑,但该类技术已经被国外企业封锁,我国企业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获得。政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在技术创新研发阶段就从资金、政策等方面资助该项技术,并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及时将该项技术转化为专利。政府在将该必要专利技术纳入法定标准后,积极推动该项必要专利技术商用,鼓励企业以必要专利技术为核心创新研发出更多的产品,并从资金上、政策上协助企业培育市场,提升消费者预期和消费者体验,满足消费者需求,逐步扩大市场安装基数并最终形成标准垄断。

3.2.2 时机

该技术处于技术创新成果生命周期由发展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相关市场还未完全发育。

3.2.3 要求

第一,技术层面。该技术是国家战略发展不可或缺的突破性重要技术,尽管一开始和同行相比较为落后,但是通过自主创新可以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的专利技术。该技术具有前瞻性和强大的后发优势,具有可演进性和可代继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达到成熟的水平,在市场上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

第二,政府层面。政府将该技术的研发提升到国家战略规划的高度,从资金、政策、人才、信息上支持该项技术的研发,支持该技术申请转化为专利后进入法定标准,同时加强该专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侵犯该专利的行为,政府严惩不贷。政府要协助企业培育市场,将相关产业结合起来联动发展;政府要完善法制体系,加强公平有序的法律环境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支持能促进实现标准垄断的其他合法的市场活动。

第三,市场层面。在政府的培育下,市场上消费者对以该必要专利技术为核心创新研发的产品形成了一定的市场预期,消费者购买该产品并成为该产品忠诚的用户,消费者以示范效应提升产品的品牌信誉,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购买该类产品,消费者的客户价值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被逐步锁定在该产品中,产品市场安装基数增加。

第四,企业层面。企业有一定的创新研发能力,所创新研发的技术是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企业具备向政府获取政策、资金支持的能力。企业有较强的专利管理和标准管理能力,具备专利申请、专利管理和标准申请、标准管理的专业人才。此外,企业要能够联合与自己同类型或上下游的企业构建产业联盟,在政府的协助下共同开创市场。

3.2.4 典型案例

为突破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遏制我国3G技术的发展,我国政府从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出发,从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积极推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的发展。一方面,政府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TD-SCDMA标准下相关专利技术的研发,创新研发成功后及时协助相关企业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并将其纳入国家法定标准内;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培育市场的方式扩大TD-SCD-MA标准技术的市场适用范围,如政府采购TD-SC-DMA标准相关产品,利用政府示范效应带动消费者购买;政府通过延迟发放3G牌照,为TD-SCDMA标准的推广赢得时间[9]。

3.3 政府支持模式

3.3.1 典型特征

该模式下政府从国家战略出发决定重点支持某个行业,该行业中某个企业掌握了行业发展的必要专利技术,并以该必要专利为核心创新研发新产品,该类产品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实现市场垄断,是该区域范围内的事实标准。但企业要扩大产品安装基数,仅凭自身实力无法实现。政府以该企业成为事实标准的专利技术体系制定法定标准,通过强制推广法定标准,从而扩大必要专利技术的适用范围,并逐渐实现产品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形成市场垄断,由于该产品的技术体系是以企业的必要专利技术为基础的,标准垄断实现。

3.3.2 时机

在这个模式下,技术处于技术创新成果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企业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市场已有一定基础,但还处于扩张期[10]313-324。

3.3.3 要求

第一,技术层面。该模式下要求企业专利技术实现突破性,能够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技术,具有较高的成熟性、系统性,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时,该项专利技术要有较强的兼容性。

第二,政府层面。政府从国家战略出发,选择那些符合国家利益,能够使更广大消费者获益的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标准,对法定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披露情况、专利许可费收取进行规定,避免法定标准成为某项事实标准的代言工具。此外,政府还要有较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与不同的企业进行协商和谈判,促进法定标准顺利形成。政府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强对专利侵权的监督执法,构建公平有序的法律交易环境。

第三,市场层面。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标准前,含有必要专利技术的产品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垄断,具有一定的市场安装基数和市场预期;在成为法定标准后,更容易被市场接受,扩大产品销售范围。

第四,企业层面。企业有一定的创新研发实力,能够创新研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企业有一定的市场地位,积极争取到标准话语权,并利用自身构建的知识产权防御体系维护自身的权益。

3.3.4 典型案例

2002年,以联想为首的5家企业自发组成闪联标准联盟,致力于实现智能互联的高速多媒体网络下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为提高消费者预期和提升标准品牌知名度,闪联标准联盟在成立之初就颁布了“闪联”品牌,并加强联盟标准的建设[10]313-324。闪联标准联盟与其所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广泛联系,吸收他们进入闪联标准联盟,从而实现产品在上下游产业链的支撑下,达到规模的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并形成网络效应。到2005年时,闪联标准联盟基本涵盖了产业链所有节点,基于闪联标准联盟成员强大的制造、销售能力,保证闪联品牌的推广和闪联产品的销售,闪联电视、闪联手机等闪联标准下的系列产品年销量达到了100万台(套),不仅实现批量上市,而且同步发往海外。在国内市场,基于闪联标准联盟的良好服务和过硬的产品质量,闪联标准锁定了很大一部分用户群体,并在2005年成为行业标准。在国外市场竞争中闪联标准并非一帆风顺,来自英特尔等跨国公司组织的DHWG标准与闪联标准展开积极的国际标准竞争。为消除对抗、开展合作,闪联采取外围策略,先与日本、韩国等国联合成立“亚洲家庭网络标准委员会”,与消费电子电力线通信联盟开展合作,开发相关连接设备,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联盟的合作,扩大闪联的知名度和闪联标准的应用范围。到2007年,DHWG标准组织重要成员英特尔改变敌对状态,转而与闪联合作。2008年,在我国政府支持下,闪联标准的第四部分内容成为ISO国际标准,填补我国信息产业在国际标准领域的空白。闪联标准成为国际化标准后,对于闪联标准产业化的推动和市场的启动都具有重大意义,最明显的就是一些国际厂商将支持闪联产品,闪联标准应用的区域范围将更加广泛[11]。

3.4 政府扶持模式

3.4.1 典型特征

该模式下,企业是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就进入该行业,占据先机。该企业掌握的必要专利技术并非行业最为先进的技术,但是该必要专利技术的兼容性好,技术较成熟,以该必要专利技术创新研发的产品占据区域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是区域市场的事实标准。企业想要在更大的区域内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从国家战略出发,扶持该企业发展。政府以该企业成为事实标准的技术体系制定法定标准,加强法定标准的执行力度,由于法定标准适用范围扩大,产品销售范围扩大,进而产品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实现市场垄断。由于该产品是以必要专利技术为基础创新研发出来的,因而其实现标准垄断。

3.4.2 时机

专利技术应该处于技术创新成果生命周期的发展期向成熟期过度的阶段,企业进入该产业的时机应该是该产业发展的早期。

3.4.3 要求

第一,技术层面。该专利技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并非同类技术中最为先进的技术,因此该专利技术要能够被市场接受,则要求该专利技术自身具备一些特点,比如具备技术兼容性,能够和上下游的技术相互兼容;具备技术简单性,使消费者不需要专门的学习就能够掌握该项技术;技术可以实现代继;技术有系统性和可靠性,使其能够顺利推广。此外,对于专利技术持有者而言,还应该特别注意对专利技术的控制,明确专利许可原则和专利许可费的高低。

第二,政府层面。该项技术已经在市场普遍推广,但是政府却还没有相关的标准对其进行规范,政府加强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该行业的秩序,促进其良性发展,选择该项专利技术为核心所形成的事实标准转化为法定标准,使法定标准的制定更适应市场的需求。此外,政府在将专利技术写入法定标准时,还应该强调在FRAND原则下专利的适用范围、专利许可费等相关内容。

第三,市场层面。基于该专利技术拥有兼容性、简单性、易学性等特点,该专利技术在市场上受到较大的欢迎,吸引较多的用户使用该专利技术,并形成以该专利技术为核心的网络。这种网络包括生产该专利技术的产业链的逐步完善、销售终端到消费者终端的供应链的完善等,消费者在这个网络里享受着许多便利,客户价值得以实现,基于路径依赖,消费者被锁定在该专利技术为核心的事实标准内成为忠实的消费群体,维护网络的稳定性。在进入法定标准后,由于政府的强制推广,该专利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网络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在不断扩大的网络里获得更多的收益,客户价值实现程度高,锁定消费者。此外,较高的消费者预期吸引更多的用户进入,产品的市场安装基数达到临界值,实现了法定标准垄断。

第四,企业层面。企业要有一定的市场地位,具备开拓能力和市场支配能力。企业要积极游说政府,积极争取到标准话语权,建议政府采纳本企业成为事实标准的技术体系作为法定标准的模板。此外,企业还要构建知识产权防御体系,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3.4.4 典型案例

Micro USB标准的必要专利技术并非是最先进的,苹果公司的接口标准专利技术较其更先进,但是苹果的接口标准是个封闭标准,只适用于苹果公司生态圈内的产品。而Micro USB标准则恰恰相反,其希望市场上与该接口互通的设备越多越好,甚至期望在开放的市场中只存在Micro USB标准。Micro USB标准的必要专利有较强的兼容性,是在上一代USB标准技术发展而来的,可以和不同的手机、MP4、数码相机等便捷设备互联、通信。此外,其使用非常简单,携带便捷,特别是不需要经过PC机转化,受到众多消费者的追捧,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Micro USB接口[12]。欧盟为统一规范欧洲接口标准,基于Micro USB接口的技术兼容性和简单性的优势,以其已经形成的市场为基础,将Micro USB标准写入欧盟的技术法规,该项标准从事实标准成为法定标准,并在2014年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2017年欧盟全面统一使用Micro USB接口充电器的规定,因此可以预期在未来5年,Micro USB标准最终会实现标准垄断。

4 启示

市场之手并不总是发挥作用,也有发生“失灵”的情况,市场机制崇尚自由竞争很难产生最优选择,激烈的技术标准竞争也会使社会总福利流失,这些因素都迫使政府重新审视法定标准问题,尤其是专利进入法定标准的商用问题。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实施专利与标准融合战略,利用专利垄断性和技术标准化来发挥技术和产品的竞争优势,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严重不足。面对发达国家利用专利权和技术标准对我国进行越来越严重的经济打压,我国政府应该从失败的教训中吸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与发达国家对抗。

4.1 政府支持技术研发,更要注重本土市场培育

做为技术后发国家,进行技术追赶,技术赶超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政府也强调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性,并对相关产业的技术研发重点扶持,但是政府却忽视创新成果研发成功后的市场转化和市场培育问题。每一项政府扶持项目,都需要政府从资金和物质方面进行支持,如果是可以实现市场转化的项目却没有转化,就不能实现该项技术的价值,国家前期的投入都将付之东流。另一方面,在当今发达国家利用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和我国技术总体水平较差的背景下,我国企业想要实现将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出口到国外并占据国外市场则显得不太可能,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充分培育我国自己的市场,通过不断扩大我国本土市场的安装基数,成为我国本土市场的“事实标准”,并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优势所形成的庞大的安装基数,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角逐,获取竞争优势。

4.2 政府积极推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为国际标准

赢得标准,不仅赢得品牌的信誉,更是赢得一个市场。面对国外企业利用标准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我国企业不能老是被动挨打,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企业采取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使国际上其他企业在开展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必须遵守由我国企业制定的标准。政府为提高国际标准竞争的获胜率,除了从政策上、资金上支持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竞争,鼓励重点龙头企业在国际标准机构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还应该加大标准化专业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培养熟悉专利和标准申请、专利和标准管理的专业人才,避免企业由于语言障碍或不熟悉国际标准制定规则而错失掌握国际标准话语权的良机。

4.3 政府选择有市场基础的技术进入法定标准

标准是对产品的技术规定了一条合格线,标准内的技术水平要求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标准被市场采纳,因此我国政府在制定法定标准时,结合国家战略,选择有一定市场基础、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入法定标准,提升法定标准的采标率,扩大我国自主制定的法定标准的应用范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避免完全被某些企业“绑架”,使法定标准成为这些企业的技术推广工具,强调专利进入法定标准的要求,对企业专利披露程度、专利许可费收取规则作出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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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诚信的构建路径 篇2

作者 杨畅

2013-2-16 5:20:09来源：《 光明日报 》（2013年02月16日 11 版）政府诚信是构筑和夯实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和谐大厦的核心价值理念和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要认真审视和检讨政府诚信问题，让政府自身成为遵循诚实守信及信赖保护准则的示范者。

导向明确，夯实政府诚信之基础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人本理念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实现政府诚信的思想基础。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它的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政府的一切工作就是反映、表达、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把群众的情绪当作第一信号，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政府一要脚踏实地工作，有诺必践，“不可侮人民之愚，不可恃政党之势”。自觉抵制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二要明确科学导向。一个管理混乱、无序、盲目、低效的政府不可能获得公众的信赖，不可能践行对于公众的承诺。政府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为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保驾护航。三是走出传统困局。传统管制

型政府陷入到了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职能无限、政府“衙门”作风的困局，这些都是民众对政府行为不满意、不信任的原因。当代中国政府诚信建设就必须要走出传统管制型政府理念的束缚，实现政府职能范围的合理控制。

创新制度，健全政府诚信之机制

建设诚信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政府决策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其一对政府决策制定、变更、废止的权限、程序等做出严格的规定，并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从根本上遏制政府规制无度，随意制订违背宪法、法律和上级政府政策规定的错误现象。其二建立健全政府决策的制度保障机制。根据多年来政府决策制定实施的经验和教训来规范决策制度；建立政府决策实施反馈机制，使政府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决策中存在的漏洞、缺陷。其三是建立诚信的行政监督与问责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在明确政府及政府公务员诚信责任的基础上，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与舆论监督，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其四是建立诚信的政府及其公务员参与激励机制。在政府诚信建设过程中，如果能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诚信行为、以及因为诚信行为而获得的优异政绩进行肯定和奖励，就能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一种激励力量。一方面，我们要细化政府公务员的责权、录用、考核、晋升和奖惩标准，引入公开化、民主化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建立客观、规范的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行政过错追究制，形成既恪守诚信又符合公务员自身利益的激励结构，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能。

有序参与，完善政府诚信之保障

推进农地抵押的现实路径 篇3

汶川地震后，为加快灾后农房重建，成都市允许农户以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由政府组织成立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当地农商行和信用社发放贷款。

以重灾区都江堰市为例，每户农民贷款额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最多有贷到100多万元，年利率在5%~6%。仅青城山镇贷款额就达上亿元。作为抗震救灾的紧急措施，宅基地抵押贷款对迅速筹集资金恢复重建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靠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和房屋等财产的价值大大提高。在福建沙县，正是因为科技园、公路、铁路等项目的建设，农村宅基地和农房的市场价值得以体现。即便在其权属仍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农房贷款仍出现转机。

如何让农民合法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增值收益，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只有开辟合法的流转和融资渠道，才能彻底解决“小产权房”、地下钱庄等违法乱象。

在这种背景下，福建沙县本地金融机构试行的农房抵押贷款，具有重要意义。沙县的农房抵押发展历程说明，城市化带来的冲击已经让农村土地、房屋等财产的确权、流转、抵押、融资等问题摆到了显著的位置。农房抵押并非简单的农村金融问题，它凸显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农地确权是抵押融资的基础

首先，农房和宅基地必须要权属清晰，才可能发挥抵押融资的金融功能。由于农房和宅基地在空间上难以分割，农房的权属依附于宅基地的权属界定。

在沙县试点中，国土和房管部门承诺，对拟进行抵押贷款的集体土地和房屋进行登记正是关键之举。而要真正将集体土地清晰地界定产权，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好细致的工作。

理论上需要撇清的，是区分集体土地的保障功能和财产功能。长期以来，关于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说法一直占据主流。受此思想的影响，加上对农民失去保障、流离失所的担忧，土地的流转和抵押受到压制。过分强调保障功能，不但限制了财产功能，同时也导致了当前土地、金融相关法律在农地农房抵押问题上的滞后。

实际上，把土地视为社会保障的基础，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持。农民对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都是实实在在的财产权利，理应具有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功能。

实践中，清晰界定农村土地财产权利非常复杂，同时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事。农户之间土地的划分，牵涉到农村因人口增减等因素累积的各种矛盾，确权决非一日之功。

以成都为例，从2008年初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开始，花费了三年时间，几经波折才基本完成农村土地和房屋的确权颁证工作。所有土地得到清晰测量，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林权等得到确认并颁证到户。可见，作为农房抵押权利基础的农地确权需花大力气才能完成。

探索流转和抵押的稳妥路径

其次，在权属界定清晰的基础上，要找到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和抵押。尽管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说法没有依据，但对土地流转造成农民失地失房的担忧却现实存在，也是改革必须正视的。

成都灾后重建中创造了著名的“联建”模式。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与有意向的社会投资方缔约，在确保先为灾损农户修建住房的前提下，允许投资方在剩余部分的集体建设用地上，从事符合规划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活动。

在具体实施中，农户在保障自住的前提下，将空闲的宅基地退回集体，经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大会讨论并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后，由农户、集体和投资人签订三方协议，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方式转让其使用权。通过区分农民自用的宅基地与剩余的集体建设用地，顺利实现了“有保障的转让”。

在灾区，如果农户选择不流转宅基地，也可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具体做法是，由农户与村组集体和银行签署三方协议，先将宅基地向银行抵押获得贷款，待新房建好并获确权颁证后，再将新的房产权证一并抵押给银行。

农户与集体在协议中须同意，在无法还贷的情况下，宅基地的使用权及其上房屋一同交由银行进行变现处置。而这种处置的实现，与“联建”一样，建立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础之上，农房亦按照“房随地走”的原则进行处置。只要在抵押时留足自用，也不用担心所谓的“流离失所”问题。

放宽农村财产抵押限制还权于民

银行对农房抵押积极性不高是因为处置变现的困难，农地抵押也是如此。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颁布的关于“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规定，宅基地不能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

为此，沙县的做法是，当借款人违约时，由银行委托村委会收回、转售给其他村民，避免与现行限制流转的法律法规相抵触。此外，一旦出现风险，由承办银行和县财政各承担贷款本息的50%。这种政府财政兜底的做法，与成都由政府组织成立担保公司为农民贷款做担保的方式类似。

然而，如果银行收回农房后只能在集体内部转售，其变现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银行的评估价格也会很有限，农房的融资功能必将大打折扣。尽管在试点中可以采用政府财政兜底的方式，但大规模推广则困难重重。要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必须要依靠市场，而这就需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制度改革纲领，要逐步缩小征地范围，扩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规模，并赋予其同等的财产权利。一些地方尝试“两权分离”，让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与他所拥有的土地财产权相分离，不失为一条既能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又能帮助农民财产实现市场价值的可行道路。

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应该修改相关法律，为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在内的农村财产权利提供抵押服务。

2010年7月，“一行三会”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探索开展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在这些探索之上，应适时修改《担保法》《物权法》等相关条款，放松对农村财产抵押的限制，彻底还权于民。

（摘编自《财经》，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

政府推进路径 篇4

关键词：大数据,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

1 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

1. 1 大数据

在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等颠覆性技术革命大背景下,大数据时代来临。 “大数据”一词的出现不过数年。在2008 年,由国际科技期刊 《自然》 推出名为 “大数据” 的专刊后,经历了天文学和基因学等诸多学科的引用,创造出了 “大数据”这个概念,并于2011 年左右流行并爆发式地出现在各大新闻报道、领导人发言和行业报告之中,2012 年“大数据”登上了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的专栏封面,也进入美国政府官网新闻。时至今日,大数据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发展,已然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大数据让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从多个维度挖掘出更多的价值,或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有深刻的洞见,最终形成变革之力。[1]

1. 2 政府治理思维的变革

第一,树立 “一切皆可量化”的量化思维。 “不会量化就无法管理”,政府可以借助 “一切皆可量化”的思维方式和技术优势,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做到更加精准的洞察和预测,从而大大完善治理手段和方式。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读取每家每户智能电表的数据,为不同用电需求的社群量身定制节能减排解决方案,这一能源节约效果在入户抄电表的传统工作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树立打破信息孤岛的共享思维。信息孤岛的形成表面上是信息技术的不匹配,实际是管理上的漏洞缺失,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内部管理理念的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上下力气。在纵向信息系统共享方面,需要借助多级网络和中心数据库,构建上下级部门之间统一的信息平台; 在横向政务信息共享方面,需要实现跨部门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和政务协同。数据之网交错相通,才能发挥应用的活力。以财政部政务公开 “阳光平台”的建设为例,纵向打通了联通国家、省、市、县财政部门,横向实现了人民银行国库、代理银行、国地税部门以及所有预算单位的网络接通,逐步实现了财税领域信息资源网络化的信息通畅。

第三,树立互联网思维。首先建立万物互联的关联思维。大数据的价值所在就是通过海量数据的挖掘,呈现一个万物互相关联的世界。在商业领域,IBM通过收集电动车应在何时何地获取动力及其对电力系统的影响等数据信息与电网的电流消耗及历史功率、使用模式等数据相结合,发现了新的价值,即判断出何时何地充电以及电子汽车服务站的设置位置; 在政务领域,以中国海关 “电子口岸”为例,整合工商、税务、海关、外贸、外汇、银行、公安、交通、铁路等十几家部门的数据,实现了数据互联的实时分析,加快了报关速度,在打击非法的同时成为中国经济精准的预报站,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精细的数据支持。

2 大数据时代下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

2. 1 政府、市场及社会和公民协同参与是政府治理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大数据时代,政府的行政管理需要协同创新。[2]首先,政府规划主导。政府制定规划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要重视数据收集、重视数据相关关系、重视大数据在决策中的应用,切实实现用数据驱动决策,更好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例如目前国家住建部已经先后批准192 个智慧城市名单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智慧医疗、智慧交通这些大数据决策的延伸能够惠及百姓生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二是做好顶层设计,例如在建立大数据库时,要对其制度建设、功效设计、安全预防、人才储备、容灾备份等,在战略高度制定好宏观规划; 三是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国家要出台统一的数据编码、共享、交换等标准,保障数据互联互通; 四是消除数据孤岛和数字鸿沟。其次,市场运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大数据发挥作用,需要市场提供共享公用的平台。最后,需要社会和公民参与,公民的广泛参与可以提升社会监管能力,数据开放是为了保障公民知情权,而数据监管则是为了保障公民隐私,二者相互制衡,公民参与数据挖掘、采集和监管,可以有效提升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空间。

2. 2 政府大数据开放利用是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政府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国际化发展大趋势。在2013 年,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已经签署了 《开放数据宪章》,2014 年国际共有63 个国家建立开放政府合作关系,建立数据开放门户网站。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数据开放利用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路径,目前政务数据的利用开发方面,我国存在差距:一是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的完善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后的信息开发利用并没有予以明确规定,缺少法律法规的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 ( 中办发〔2004〕34 号) ,对规范政务信息资源使用行为和社会化增值开发利用工作也未给出具体指导意见; 二是数据的公开利用方面。在国家层面缺少统一布局的数据公开政策指导、数据所有权界定、数据使用授权、数据开放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评估及个人隐私信息保护; 三是数据可持续利用保障方面。在我国电子数据数字凭证仅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电子数据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及应用。政府机关普遍存在数字生成文件纸质打印保存与电子扫描件双轨制管理,数字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合法性无法保障,制约着政府公信力和推进信息化建设步伐。

2.3政务数据关联性管理是其治理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大数据之所以能包容万象,重要原因在于其通过将独立的数据进行关联,使多维度的信息价值内涵呈现几何级数式增长。拿国税局与地税局纳税数据进行对比,将使各种偷税漏税现象无处躲藏; 给出租车装上GPS卫星定位设备,进行定位数据上传、营运数据汇总,通过与行政执法、安全管理、投诉管理、公安部门的有效数据交换,将实现在交通信息获取、运行指挥、失物寻找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增值数据资源。受我国政府部门条块管理体制的制约,目前国家缺乏部门间数据互联互通的整体战略规划,各政府部门内部系统信息资源整合,上下级业务相关部门系统对接工作迫在眉睫。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政府要顶层设计建立可信数字信息跨系统和平台互联、互通、互认的信息治理架构,统筹规划政务数据管理,建立数据资产登记管理、验证和认证制度,确保数字资源和电子证照的合法采集和合理利用,保证数字资源的可跟踪、可溯源、可关联和可控制的能力; 二是政府机关应按照统一规划和持续改进的全程管理原则,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统一标准、授权许可框架及合同管理制度,保证管理活动的连贯性、一致性和规范性;三是搭建覆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全流程、全要素的质量管理协同创新平台,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创新能力。

2. 4 个人信息保护是政府治理信息安全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近些年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清晰更透彻的了解,也将我们变成了透明人。个人信息滥用问题日趋严重,国内信息安全问题层出不穷,1400 万快递用户数据遭贩卖、130 万考研生源个人信息遭窃、12306 火车票订购用户信息资源泄露,信息泄露事件频频爆料,社会公众网络信任屡遭打击。为此,我们需要在政府信息资源、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和安全再利用保护等领域,进行不断完善。除去建立合法、合规、合标和合理的管理制度,政府在具体项目层面,要制定共享信息制定分类保护目标和分级授权利用规范。将个人信息区分为一般信息和敏感保密信息,既易于信息资源查询,又便于信息资源风险控制,尽可能地从源头维护信息主体合法信息不受侵害,同时在技术层面采取措施,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做法可以依托各地电子政务云建设,搭建可实时、可评估和可规划的个人信息保护与管理系统,采用信息安全认证技术工具,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可控,并以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持续性管理为指导,做好个人信息采集登记、记录和共享使用日志保存工作,以备跟踪查询和持续改进。

3 结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运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本文在大数据时代下,提出多方主体协同共治、部署政府数据开放利用计划、实施政府部门之间数字关联性管理制度和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对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信息治理环境改善提供了新的路径。大数据治理的内涵还很丰富,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阐释,有关数据质量、数据隐私、数据安全、数据再利用数据标准、数据溯源、数据开放、数据定价、数据估价等也都是非常重要而现实的课题。变化正在发生,你我置身其中,数据治国的时代已经来临。

参考文献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

“治理”背后的战略意义

“治理”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公共管理的新术语，相对于“管理”而言，更富有社会进步的时代内涵。有国际知名人士于1992年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曾对治理的内涵予以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式的总和。除此之外，我认为，管理，通常多是指上对下、主对从，而国家治理则更具有社会各类成员共治之意。其实，“治理”在中国古已有之，我国浩如烟海的政治典籍里有太多诸如“治国安邦”、“资治通鉴”、“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表述，指对国家事务的管理。纲举目张，我们党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方式和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研判现代政治文明发展阶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的时代宣言。可以说，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又增添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但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治理体系也只是个空架子。那么，如何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顺应时代改革发展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按程序加快完善和构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要增强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的理念，要切实保证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应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该由政府管的，要切实管住管好，管出效率；该由市场做的，要放手交给市场，激发市场的活力和潜力。对于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要建立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

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参与机制。群众在改革中的参与度，直接关乎改革成败。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不能只讲大道理，要弄清楚群众真正希望改什么、怎样改。”要以群众路线为依托，建立完善的群众参与机制，不断扩大公众对改革决策的参与度，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改进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现阶段，碎片化、多头管理、短期行为、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条块”冲突，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甚至不作为等现象，已经影响了国家治理体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影响了党和政府管理国家的效能。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改进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

要进一步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准确把握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激发改革的“联动效益”和“乘数效应”。对那些有共识但尚不具备全面推开条件的改革，以及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意见分歧较大的改革事项，应试点先行；对于地方改革创新的成熟做法和先进经验，应进行及时总结和推广，使其上升为国家政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去年和今年先后两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紧紧围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任务，关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这充分表明，我国智库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情况看，智库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的质量与水平也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和发挥好智库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实事求是地说，当前中国智库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与党和国家的实际需要、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创造有利于智库健康发展和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智库要自强自立，有声有为，积极参与决策，正确影响决策。智库要为各级党政组织及各类经济实体的决策提供符合国情党情社情民意、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要求、管用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要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政府推进路径 篇6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职能转移,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许多专业部门转化为行业协会、中介服务组织或经济实体, 体制内的生成途径是指由政府推进的行业协会产生过程, 其中约有40%的成员来自官员, 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非政府组织的出现, 缺乏社会合法性、职能划分错乱、职权行使错杂, 一度陷入了半政府和半社会、半民半官的困境。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 因此, 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 还是一个实践问题,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对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现在的发展阶段看, 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可以归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加快政府执政理念转变, 将“全能型政府”改革为“有限型政府”改革, 将以往的管制模式转化为更合理有效的合作模式。第二, 承接政府下移的管理职能,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第三部门, 具有六大特点, 包括志愿性、民间性、创新性、自治性、专业性和广泛性等特点, 能够弥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足, 是政府下移管理职能的最佳承担者。第三, 加速政府职能的重构。

但目前, 由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发展和其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中的作用发挥还处于发展和改革初级阶段,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不相适应。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存在固有的缺陷, 加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较之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而言, 还非常幼小, 很不完善, 独立性与自立能力都不强, 更加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培育。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政府政府职能转变的道路困难重重。

二、基本概念的界定

非政府组织是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 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非营利性活动, 要求满足公益性和志愿性, 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性和独立性的正式组织, 包括行业组织、学术团体、公民互助组织、社区组织、慈善性机构、同人组织、非营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政府组织主要指国家行政机关, 即根据宪法和法律组建的、执行行政职能、行使行政权力、推行政务、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机关体系, 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政府职能, 是政府机构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时应当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转变, 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 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其应担负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以及范围、方式、内容的转移与变化。

三、非政府组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存在问题

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不成熟, 人才匮乏, 资金缺失, 专业能力薄弱。

首先,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才问题, 缺乏高素质的人才也造成了我国非政府组织内部管理混乱。我国非政府组织人才缺失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员工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 另一方面在于部分非政府组织不能提供类似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所提供社会保障待遇、社会福利等, 也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及对组织的忠诚度。

其次, 从财政角度来看,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收入和支出结构都存在许多不科学的地方, 如我国非政府组织的营业性收入比重太低, 只占总收入的6%左右, 这种结构的后果是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方面过分依赖于政府组织, 从而形成了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 非政府组织真正用于项目或活动的经费不到总支出的一半, 相对较低, 这反映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经费短缺的现状。

最后, 我国非政府组织专业人才匮乏, 且老龄化严重, 既缺乏专业的素养, 又缺乏专业的精神, 不专业以及半专业的状况使得非政府组织难以承担大任, 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时错失许多发展的良机。

(二) 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国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全国性民间组织评估实施办法》等, 但是立法层次不高, 且明显滞后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有关法律不够公开透明、不够健全, 存在着暗箱操作, 缺乏对政府主体行为的规范化, 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的监管和规范, 导致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对非政府的干预行为是主观随意的, 从而使得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规范, 乃至偏离了其应有的宗旨。

总之, 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健全, 缺乏行业规范, 非政府组织难以实现自律, 而且其发展也不能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和免受来自各方面不合理的干预, 从而制约了我国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

(三) 政府和公众对非政府组织认可度低, 管理也不够科学

一方面, 政府组织观念转变不彻底, 对非政府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认可度低, 部分社会公众也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缺乏深入了解。另一方面, 政府的自利性, 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改革空间。政府作为公共组织, 拥有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 目的在于增加社会公共利益, 保持公利性是它合法化的基础, 但是, 由政府组织又具有“经济人”自利的属性, 在履行职能时会表现出趋利的选择性。

政府组织未制定非政府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和法规, 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 存在着比较大的主观随意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缺乏严格的规范, 立法工作落后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从整体情况上看, 在管理原则、结构、体系内容等很多方面存在局限性。

四、政府职能转变中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的路径分析

(一) 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 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政府应当转变执政理念, 树立有限政府模式, 变唯一主体为多元主体, 从“划桨者”向“掌舵者”转变, 由政府来带领整个社会的发展, 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社会提供良好的运转环境, 把具体事务交由非政府组织承接。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具体的动态关系中去核定政府的合理边界。政府应该为社会创造有序健康的环境, 围绕社会做好服务、培育、监管、调节职能。在完善政府治理转变的方面, 首先应当完善政府监管, 创新监督手段, 形成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外部监督、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特定机构监督相结合的、纵横连锁的监督体系。

政府自身的合理定位, 要求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让政府实现从唯一管理主体向非政府、企业、市场、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转变, 形成多个主体共同分担的的互动治理体系。

(二) 加大非政府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力度

非政府组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以其承接政府职能的实质转移为前提的。在现代的政治经济运行中, 政府仍然是权威的资源分配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者, 政府机构构成了政治领域的基本政治权力组织;非政府组织是市场和国家之外的资源分配机制, 它形成社会的基本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律制度的支撑外, 还离不开与政府直接的密切合作与相互配合。

要转变管理理念, 树立有限政府意识, 非政府组织接替政府职能转变而转移或者下放的各种职能, 将有关行业范围的公共事务交给非政府组织管理, 通过其内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组织制度做好具体事件的管理工作, 切实保障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运作的灵活高效与低成本, 助推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 创新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机制, 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

首先.政社分开, 增强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降低非政府组织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门槛, 减少登记准入的限制。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逐步实现非政府组织活动自主、领导人自选、经费自筹方面的改革, 增强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 减少政府干预。

其次, 创新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 建立宽松的准入制度, 降低准入门槛, 使非政府组织最大程度获得合法身份。同时, 按照“宽进严出”的管理原则, 建立规范的监督管理机制, 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过程监管, 使之符合社会发展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宗旨。推进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配套政策建设, 将非政府组织的税收规定纳入法律体系, 规范并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最后, 政府应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可以通过人才、资金、业务培育重点行业等措施支持来实现。加大拨款力度, 对专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通道。

(四) 优化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政策、制度环境

政府应当尽快将对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列入计划, 加速推动非政府组织成熟完善, 从法律角度出发, 明确其作用、性质、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管理体制、财务制度、组织结构等, 进一步对其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引导, 发挥他们在社会管理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作用。

修改完善非政府组织促进政府组织转变的政策, 加快制定非政府组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指导性意见和规划, 建立非政府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长效机制, 明确和加强非政府组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内容和方式, 促进非政府组织资源配置均衡化和服务机会合理化, 以更好适应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需求。

参考文献

[1][3]陈运雄, 余晶.论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作用[J].改革与开放, 2014 (19) :5-6.

[2]陈运雄, 王奕萱, 许佑民.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支持[J].西江月, 2013 (1) :86.

[4]毕霞, 张自谦.论民间组织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J].攀登, 2011 (1) :88.

推进政府“猎头”工作 篇7

发达国家在争夺高级人才中, “猎头”不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效果显著。国外“猎头”对我国高级人才资源的冲击很大,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级人才流失较严重。在国际上, “猎头”与“反猎头”在高级人才竞争中愈演愈烈。我国政府探索用“猎头”手段辅助开展高级人才工作已刻不容缓。

国际“猎头”的发展情况

“猎头”是一种搜寻、甄别和网罗高级人才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国际竞争转入经济领域, 各国对高端人才尤其是科技领域高端人才的需求凸显。为了适应这种需要, 欧美国家的“猎头”行业迅猛发展起来。上世纪70年代中期, 一些国家开始组建“猎头”公司和企业集团, 整合了“猎头”企业之间的目标资源, 通过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形成了专业的“猎头”市场。同时在众多“猎头”公司共同组成、市场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 出现了个体化集群, 即“猎头”行业。80年代后, 经济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 企业之间的竞争核心开始转向获取高级人才尤其是业内领军人才, 世界知名企业纷纷加入到对高级人才的争夺战中。而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 跨国“猎头”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

当今, 国际高级人才市场已成为各国政府、跨国“猎头”公司争夺高级人才的重要战场, 这不仅关系到各国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 也关系到经济利益。据国际“高级人才顾问协会”的统计, 全球70%的高级人才流动是由“猎头”公司协助完成的, 世界500强企业有90%以上委托“猎头”公司网罗高层次人才。

国内“猎头”的发展情况

2000年, 中国大陆人才市场实行谨慎开放后, 国际“猎头”市场迅速行动。美国利用综合国力优势、依托跨国“猎头”公司, 主导并瓜分了国际“猎头”市场。1945~1999年, 美国就从各国掠夺、吸纳和网罗各类高级专门人才50多万人;人才争夺战甚至波及英国这样的老牌经济发达国家, 仅在2000~2006年, 英国就流失了约500万名科技人才和专业技术型人才。中国、印度等国高级人才流失现象也很严重。

自1984年11月我国政府聘请65岁的德国退休管理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之后, 逐渐打开了国有企业引进海外技术人才的闸门。1993年3月, 北京泰来猎头咨询事务所成立, 它是我国最早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猎头”服务机构, 也是第一家公司化的“猎头”企业。我国加入WTO后, 在跨国“猎头”公司的推动下, 国内猎头行业逐步发展。跨国“猎头”早已瞄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后也是最大的“猎头”市场, 各个“猎头”公司蜂拥而来。到2006年底, 绝大多数在国际“猎头”市场上排名前20位的跨国“猎头”公司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成立了合资公司。2005年, 国内“猎头”行业的市场总量超过25亿美元, 中国“猎头”公司的数量与国外“猎头”公司的比例是95:5, 而国外“猎头”公司却占据了“猎头”市场份额的20%、高端市场的95%。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国内“猎头”行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市场经济规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客观存在的。通过深入调研和分析发现, 我国政府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就是在现行体制下转变观念、改革运行机制、挖掘内部潜力, 特别是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律推进“猎头”工作。

推进政府“猎头”工作的必要性

1.是贯彻落实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和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

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国家人才发展战略, 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导。要做到“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就必须进一步“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人才”。国内外的实践表明, 抓好高级人才开发、管理, 重视“猎头”是人才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步骤。

改革开放以来,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 产生了一批新的高级人才群体, 这些高级人才都是党在执政中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党应把这些代表各方面利益的高级人才纳入视野, 并团结在周围;应把提高高级人才开发和管理能力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把体制内外的各类高级人才资源开发和管理作为扩展党的执政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来抓。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2.是应对高级人才安全形势的重要举措

我国高级人才绝对数量庞大。2005年, 我国拥有大学程度 (大专及以上) 的人口为6764万人, 超过了法国当年总人口6290万人;专业技术人员和科技人员总量为3877万人, 相当于英国总人口的65%。此外, 我国在世界各地还拥有人数庞大的华侨人才。然而, 我国的人才形势, 特别是高级人才外流形势还很严重, 不容忽视。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 “猎头”浪潮席卷全球。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猎头”现象体现的不仅仅是现实的高级人才争夺战, 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高级人才领域的自由流动、市场路径和多元选择。

人才管制、指派和封锁政策, 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要求。按计划、有步骤、科学而合理地建立“猎头”机制, 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 扩大高级人才搜寻范围, 而且能较好地应对我国面临的高级人才安全的严峻形势。

3.是新形势下做好人才工作的必然要求

国内除了少数规范运作的国际大型“猎头”公司以外, 多数是国有和民营公司, 这些本土公司的规模不一、良莠不齐。要依靠国内“猎头”公司在市场上自发发展, 赢得国际上异常激烈的高级人才争夺战非常困难, 特别是由目前国内“猎头”公司来开展政府“猎头”和国际“猎头”工作, 与“猎头”行业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同场竞技,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我国推进“猎头”工作不能一蹴而就。要想促进“猎头”行业发展, 政府积极主动地发挥职能作用不可或缺。借鉴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 采用国家“猎头”的手段是关键。

4.是多方位、跨地域开发高级人才资源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 政府在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中, 出台了不少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求, 但仍存在高级人才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根据这种情况, 应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的统一的高级人才库, 在政府系统探索开展高级人才“猎头”工作, 以利于全面掌握各地区、各行业的高级人才资源,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之间、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上下级之间, 推荐和交流一批高级人才, 促进各地区的科技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可行的。

推进政府“猎头”工作的建议

从2001年开始, 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连续10年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 许多中外“猎头”公司参与其中;湖北、黑龙江、浙江等省先后宣布了政府“猎头”计划;深圳、苏州、重庆等地明确提出邀请海内外“猎头”公司参与高级公务员、直属企业高级经理的招募工作……近年来, 中国大陆的政府“猎头”实践频繁进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为了拓展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配置渠道,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组织部门, 先后成立了具有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推荐职能的考试测评机构, 在高级人才推荐和交流方面, 进行了“猎头”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从实践的效果看, 一是促进了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跨地区、跨系统、跨部门、跨所有制的交流;二是扩大了人才配置的视野, 发掘出一批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三是对当地“猎头”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 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猎头”运作模式。当前, 在试点的基础上开展政府“猎头”工作的时机已成熟,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选择有特点的国有企业作为“猎头”试点机构

(1) 客观上存在市场化招募企业领导人员的必要。

(2) 招聘职位为国有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

(3) 招聘职位的年薪不低于人民币12万元。

(4) 能够接受通过公开聘请专业的海内外猎头公司进行招募。

(5) 愿意担当企业领导人员“猎头”机制的试点、试行工作, 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市场化招募工作打头阵、当先锋。

2.“猎头”职位的首选方案是总经理级别的高级人才

选择这种方案的主要原因是:

(1) 中央企业已经对大型国有企业总经理级别的人才实行全球化的公开选聘, 从理论和实际操作层面上奠定了政策基础和导向。

(2) 总经理级别的职位更适合“猎头”公司运作。

(3) 由于“猎头”并不排斥国有企业内部提拔中层人员、高层人员平行移动, 因此他们不会对企业现有的内部选拔机制产生严重的冲突。

(4) 适合海外“猎头”公司参与竞争、夺标。

3.政策准备

政府应进行专题讨论, 并由组织部门和国资部门具体负责。条件成熟时可启动《企业领导人员市场化选聘 (猎头) 管理条例 (试行) 》的起草工作。

4.人员配备

以组织系统考试测评机构为依托, 在不增加工作职位、不增加人员编制、不增加办公场所的前提下, 成立政府“猎头”执行机构, 并加强人员培训。

5.市场培育

建立政府“猎头”信用等级资格制度, 以规避行业风险和管理风险。

(1) 确立准入资格。根据目前市场“猎头”公司的从业经历、规范流程、组成结构、人员状况、纳税记录、行业口碑等要素, 确定“猎头”公司参与政府“猎头”的基本资格标准;然后向具有“猎头” (人才中介服务) 资格的中外“猎头”公司发布通告, 邀请它们参与国有企业的“猎头”资格申报工作。经组织部门和国资部门组织的专家评议委员会审核, 对通过审核的中外“猎头”公司, 发放“国有企业猎头服务许可证”。确立准入资格证的目的, 是提前准备和划定“猎头”公司的层次, 为政府“猎头”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性质的优质“猎头”公司群体。

(2) 实行信用等级划分制度。政府应根据“猎头”公司实际参与政府“猎头”的次数、信用、业绩和紧密度等情况, 采取“规模不变、末位淘汰、新进补充”的基本原则, 优胜劣汰、升降有序。“猎头”公司的准入规模, 视政府“猎头”的具体规模、形式和要求而定。根据广州的实际情况, 以10家为宜 (包括外资、合资的“猎头”公司) 。

(3) 年审制度。经过查实, 对某些“猎头”公司资质下降, 或确有不端行为且限期整改效果不明显的, 要取消其资格, 甚至实施行业禁入。

6.“猎头”流程

推进“数字人社”建设工作路径探讨 篇8

一、深化认识理思路, 树立“数字人社”理念

随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 数据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制定政策、进行科学决策, 需要数据做支撑;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汇报工作、分析形势, 需要数据做基础;向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介绍情况、发布信息, 需要数据做说明;向单位内部通报工作进度、研究事项, 需要数据做保障。特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4大类、18项量化指标, 更需要数据做评价。利用数据分析形势、反映工作、研究问题, 已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基本方法, 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用数字说话的“数字人社”新时期。

统计作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涉及就业、社会保险、收入分配、公务员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劳动关系等六大板块, 在反映客观情况、分析研究问题、服务事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统计工作是实现“数字人社”的基础和手段, 是建设“数字人社”的“助推器”和“催化剂”。同时, 推行“数字人社”又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事关统计工作的质量高低和发展方向。

二、多措并举抓统计, 加快“数字人社”建设

为加快推进“数字人社”建设, 河南省研究制订了“数字人社”的实施方案, 确定了5大类15项重点任务, 明确了责任分工、相关措施和完成时限。

1. 完善统计体制机制。

逐步建全部门、单位间分工协作、运行顺畅的统计工作管理机制, 基本形成省、市、县上下对口、协调联动的运行机制。一是强化统计数据会审制度, 定期组织常规统计报表和专项调查数据的集中会审, 加强对统计数据的质量监控。二是完善统计信息发布制度, 定期发布统计公报、按季度编印统计快报,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监测依据。三是建立统计资料管理制度,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加强统计资料的整理、保存和保密管理, 并指定专人负责。

2. 规范统计业务流程。

进一步规范统计业务关系、报表填报程序和专项调查组织实施, 促进统计工作有章可循。一是明确综合统计和专业统计职责分工, 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管理, 促进统计工作有序运转。二是严格把控数据生产流程按照人社部报表制度和规定程序进行数据填报, 数据质量有了明显提升、返工率大为降低。三是科学组织专项统计调查, 组织制订实施方案, 做好样本选取和人员培训, 按时上报调查数据。

3. 提升统计分析水平。

搭建统计分析交流平台, 建立统计分析专家团队, 发挥决策参谋作用。一是结合业务工作实际, 细化统计分析选题,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二是深入发掘数据资料, 对原始统计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形成专题分析报告。三是发挥全系统力量和专家团队作用, 撰写统计分析报告并编辑成册, 以供学习借鉴今年, 全省共撰写统计分析报告52篇, 多篇在部里《统计分析参考》上刊发, 为领导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4. 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

明确扩展业务专网、建立统计信息管理系统和安全防护系统三大目标。一是依托金保工程, 业务专网覆盖省市县三级178个人社部门659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形成了业务专网为主、互联网为辅的信息网络框架。二是为实现数据处理、存储管理及分析利用一体化结合河南省实际形成统计数据库需求方案, 已顺利通过项目招标采购, 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安装部署, 年底前可试运行。三是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 定期对电脑和网络系统进行安全检查, 采用多级权限管理访问控制, 确保统计系统安全、高效运行。

5. 注重统计队伍建设。

针对全省人社系统统计人员的年龄结构和知识层次现状, 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培训。一是建立自上而下、分级负责的统计干部培训制度, 制订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 加大对新进、基层统计人员的培训力度。二是组织统计业务培训, 主要讲授统计理论、法律法规、报表制度和软件操作等, 提升统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统计分析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三是发扬“以老带新”的传帮带精神, 促进统计队伍内部协作;加强与专业统计部门的外部协作, 形成业务信息共享的交流平台。

三、找准问题求突破, 推进“数字人社”上台阶

在推进“数字人社”建设过程中, 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需要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重点突破。

1. 加强组织协调。

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实施全面的数字化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复杂工程, 必然对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思维方法和体制机制造成一定冲击, 容易触及矛盾、遇到阻力。需要加强“数字人社”建设的宏观指导, 推进市地出台“数字人社”建设的实施细则, 进一步做好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2. 加大资金支持。

各市地“数字人社”建设工作经费投入有限, 组织类似社区直报等大型统计调查捉襟见肘, 掌握一手鲜活资料难度较大无法适时澄清底子, 了解基层情况积极争取“数字人社”建设专项补助资金, 引导地方财政加大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支持力度, 以解决基层资金困难问题。

3. 开展业务培训。

网络营销的战略推进路径 篇9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产生了许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科技成果, 互联网便是其中的代表。自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 我们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过网络与远方的朋友进行交流, 从网络搜索一切我们需要的信息等等。网络这种现代技术成果, 也对企业的传统营销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所谓网络营销, 就是以互联网为媒价, 以与传统营销不同的理念与方式方法进行企业营销活动, 在营销的速度、广度、深度实现全面提升。网络是一个大世界, 全球数以十亿计的网民,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而网络这种一对一、一对多, 压缩中间环节的营销方式, 更是使个性化营销成为可能, 这正是符合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年轻人需求特点的营销方式, 其营销的效果更为明显。网络营销已成为全球企业营销活动的共识, 如何在巨大的网络市场中通过自己行之有效的营销活动, 成功占领市场, 成为网络营销的胜利者, 从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是每个企业都必须面临的问题。网络营销从诞生到今天, 不过短短的二十余年, 却已经出现了众多成功的企业, 他们对网络营销的重视, 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如今, 网络营销的低成本, 不受经营规模与场地大小制约的优势, 都使其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欢迎与重视, 可以想象, 未来的市场竞争, 网络营销将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2 网络营销的基本特征

2.1 公平竞争

网络营销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新生事物, 在这个无国界的世界里, 所有的公司都是平等的, 现实世界里企业实力的强弱与规模的大小在网络中成为不重要的事情, 小公司甚至是新公司只要懂得网络营销方法, 一样可以和大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2.2 营销虚拟化

互联网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特点, 使企业与消费者不需要在一起即可以完成交易, 在网络这个世界里, 自有其形成的独特规则。

2.3 界限模糊性

互联网让我们不再局限于某个事物的边界, 在网络上, 进行营销的可能是一家企业, 也可能只是一个经销商, 在这里,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不再明显, 产品与服务也同样如此。

2.4 信息反馈及时

互联网的交互特征, 使企业在进行网络营销时, 其得到消费者的反馈要比现实世界里的营销反馈快的多的多。一些企业刚把产品信息或是服务信息挂上网, 可能下一秒钟就有消费者的出现。而对于企业提供的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意见, 也会在消费者的网络比较中得到很快反馈。

2.5 营销全球化

互联网将全球联系在一起, 企业的网络营销行为, 面向的是全球客户,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里小的不能再小的企业的网络营销内容, 同样, 我们的企业网络营销行为, 也会有很多现实世界里营销根本到达不了的地方。网络营销这种特点, 加速了全球信息、货币以及商品与服务的快速流动, 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3 网络营销的战略推进路径

相对于其它国家 (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 我国的网络营销起步较晚, 现在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网络营销的巨大优势与潜力正逐步被众多企业发掘出来。网络营销的重要性, 已被各家企业所认识, 但如何根据网络营销的特点, 利用网络营销的巨大优势, 结合企业自身特点, 建立适合企业的网络营销策略, 正成为众多企业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网络营销战略的推进路径:

3.1 加强网络营销法律法规建设

网络营销是企业未来发展之路,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要保证网络营销的快速发展, 就必须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通过法律法规约束所有进行网络营销活动的企业, 保护企业与网络消费者的利益。从当前来看, 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点从规范网络交易行为, 明确网络交易税收以及网络交易责任等方面入手, 加强研究, 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建立完善的网络营销法律法规, 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 以推动网络营销健康持久快速发展, 为我国企业的成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3.2 加强网络营销平台建设

网络平台是企业进行网络营销的基础, 加强网络营销平台的建设, 网络营销取得成功的保证。一方面, 国家应加大网络应用研究, 不断的完善互联网络建设, 引进竞争者, 进一步降低互联网的使用费用, 加速互联网的普及, 为企业的网络营销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 企业也要加强自身网络营销平台建设, 在企业网络推广网站与企业网络营销数据库的建设上下功夫, 全面提升企业的网络营销能力。同时, 要善于借助第三方面网络营销平台, 扩大企业的网络营销深度与广度。只有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 才能为我国的网络营销发展不断注入强大的动力。

3.3 加强品牌培养意识

互联网将千万家企业同时摆放在消费者的面前, 使其对商品与服务选择余地前所未有的大, 在这千万家企业的商品与服务中, 第一眼被消费者选中, 除了运气, 只能是品牌这种决定因素, 这更凸显了品牌在网络营销中的重要地位。企业的网络营销, 要学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以满足消费的个性化需求为手段, 强化企业品牌在消费者中的地位。面对网络营销这种全新的营销模式, 企业要改变观念, 建立以顾客量占有率为主的市场竞争策略, 只有你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并通过质量改善与科技创新成为网民心中的名牌, 你才能吸引更大的消费者群体, 从而取得更好的营销效果。在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 是企业将品牌转变成网络品牌的重要途径, 企业在电子商务活动中, 必须专心专注, 从网站设计到网络服务, 都要牢牢的抓住消费者的需求, 你从而持久树立企业品牌, 避免被浩大的网络所淹没。

3.4 加强渠道细化工作

网络营销通过网络达到吸引消费者, 达成交易意向, 但网络营销的交易行为, 最终是要落实到现实中来的, 做好这些后续工作, 需要对分销渠道进行必要的细化, 以提高客户管理的水平。在网络营销中, 企业面对的是分布于全球各个角落的众多消费者, 其地域特征与群体特征在网络营销中趋于模糊, 必须坚持分销创新, 构建多样化的直销分销形式, 开展与相关企业的共同营销推广行为, 或是建立自己的以网络接受订单、全球配送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性营销支持网络, 从而将企业的渠道进行良好的细分, 为企业的网络营销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 促进企业网络营销的高速发展。

3.5 建设网络营销队伍

企业要做好网络营销这一全新的营销活动, 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储备是成功关键。一方面, 要积极引进从事网络营销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人员加入到营销队伍中来, 快速提升企业网络营销水平。另一方面, 要加强企业员工的电子商务知识水平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在推进企业信息建设的同时, 加强员工队伍的信息化素质培养, 通过企业的网络营销实践, 打造一支适应企业网络营销需要的高素质员工队伍, 为企业的网络营销活动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4 结语

互联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网络营销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要加强网络营销的特点研究, 结合企业的优势, 通过自身努力, 以卓有成效的网络营销活动, 不断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林跃.浅谈网络营销[J].大江周刊论坛, 2010, 2.

[2]冯英健.网络营销基础与实践[J].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

完善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路径探析 篇10

关键词：环境责任；缺陷；权责分配；目标责任制度；道德责任法律化

我们倾向于将环境问题归结于企业的短视行为和“市场失灵”，但是根源在于政府的环境责任存在瑕疵，同时基于信托理论，政府亦应当成为主要的责任主体。为此，笔者从政府的环境责任的缺陷入手，对完善政府的环境责任提出个人建议。

一、政府环境责任的概念

政府环境责任是指以公众环境利益为指向，法律规定的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权力，以及因违反上述义务和权力的法律规定而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

二、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

1.政府的环境权责失衡

新修订《环境保护法》虽然对政府的责任进行了细化，增加了政府责任条款的比重，但仍存在“约束企业有余，规制政府不足”的瑕疵。表現为：对相对人的法律规定较为详细，强调相对人的义务本位，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定有限，重政府权力轻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原因在于立法理念存在偏差，环境法一直被定位为监管者监管法，环境管理理念根深蒂固，政府将其置于环境责任第三方的位置，而不是环境责任的主体方。

2.政府的目标责任制存在缺陷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是以签订责任书等形式设定环境保护目标，具体规定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环境目标，并将目标完成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内容的一项管理制度。新法虽然增加了目标考核的规定和限期达标制度，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得目标责任制度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对未完成环保目标、限期未达标的情形缺乏相应的规定，这使得其效力减损，不利于地方环境质量的改善。

3.政府的环境道德责任法律化形式单一

新法将“引咎辞职”写入法律中，将有弹性而无强制力的道德责任法律化，在一定程度上为防止道德责任代替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但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引咎辞职且道德责任法律化的专项法律缺乏，为此有必要对道德责任的法规化进行完善。

三、完善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路径

1.平衡政府环境权责分配

首先，转变立法理念，将环境法定位于“监管监管者之法”。一切权力都应受到监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而构建“监管监管者之法”是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依法行政的应有之意。将规制行政相对人为主到以规制行政相对人和政府并重，而且要更加侧重规制政府的行为。

其次，增加政府义务的条款比重，合理配置政府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我国的环境立法只有注重对政府义务的规定，凸显政府的义务本位，使政府认识到其在环境责任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或角色，使政府认识到环境监督管理不是一项职权而是一项义务，不履行或怠于履行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才能增强其责任主体意识，使行政主体树立行政权的边界意识，才能杜绝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现象的发生，提高环境质量。

2.政府目标责任制度的完善

（1）确立对环境质量不达标时政府的民事责任。政府作为为地方环境质量负责的第一人，当环境质量不达标时理应对本辖区的居民承担民事责任。

（2）确立对限期不达标的地方政府的罚款制度。这是运用经济手段对环境质量限期不达标的地方政府处以经济制裁。在这一方面，西方的经验可为我国的制度建构提供借鉴。例如，在欧盟，针对成员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违反欧盟法的行为，欧委会在对成员国违规现象提出通报批评或警告后，相关成员国须及时回复，并在欧委会书面警告之后两个月内准备应诉。如果成员国的回复和整改不能达到法律的要求，欧委会有权诉诸法律程序，对违规国家进行经济处罚。

（3）确立对环境质量限期不达标与中央财政投资联动制度。对环境质量限期未达标的地方政府处以经济罚款，可以起到预防和惩罚作用，但是不乏局限性存在，罚款与项目给地方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为此有必要确立将地方的环境治理与中央的财政投资挂钩，使具有“经济人”本性的政府作出理性的选择。

3.环境道德责任的法律化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