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理论（精选十篇）
理论基础理论 篇1
一、概念分析
早在1980年,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在原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要素》 (SFAC No.3) 中首次提出了全面收益概念。该公告将其定义为:“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 (净资产) 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的权益的一切变动。”
全面收益与传统净收益不同, 它涵盖的范围更广, 能真正体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因为全面收益不仅要求确认构成其主要来源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而且要求确认传统净收益难以处理和反映的物价变动或其他一些外在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未实现的资产价值变动, 从而更好地反映并报告发生 (而不是实现) 的净资产的全部变动。
显然, 全面收益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会计系统不断适应会计环境的必然结果, 更是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为全面收益的核算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由于会计理论本身并不完全一致, 其中也不乏理论障碍。
二、理论基础
全面收益是对传统净收益的突破, 是由会计目标决定的。显然, 传统净收益在会计的发展史上曾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适应了当时会计环境的要求。但是, 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与原环境适应的会计系统必须进行变革, 在新环境中实现其目标, 进行功能性扩张。为此, 这首先需要深化会计理论研究, 为会计实务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1. 会计目标。
按照信息论与系统论的观点, 会计可以看做是一个信息系统, 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反映会计主体的资金运动, 通过会计自身的特定程序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提供给信息使用者, 这是会计系统的总目标。但是, 具体经济环境特征的不同决定了人们使用会计信息后达到的效果不尽相同。于是, 出现了两种影响广泛的会计目标:反映受托责任目标, 这通常与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相吻合;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导致了决策有用性会计目标的形成。
事实上, 这种对会计目标的人为划分, 有利于人们观察不同会计环境中会计目标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可否认的是, 从会计的发展史来看, 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割的, 而是彼此融合的。这一点, 从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也可以看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 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 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主要用货币来反映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 这是会计的本质所在。会计环境的变化不会改变这一本质, 但会影响人们对这一本质的认识。从全面收益的定义来看, 反映所有的影响会计主体净资产的交易、事项和情况, 符合会计目标, 或者说, 会计目标要求核算全面收益。
2. 会计环境的变化导致会计功能的扩张。
通过简单的历史考察, 不难发现, 会计的功能得到了大大的扩张, 主要表现在纳入会计系统、用货币来反映的经济活动和现象越来越多。会计功能的扩张是会计环境影响会计目标的必然表现。会计理论研究者也愈发重视对会计环境的研究, 也有学者从会计环境逻辑起点来研究和建立会计理论体系。经济环境的激烈变化和创新对会计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早期的会计主体形式简单, 经济业务也不复杂。与此相适应, 会计技术 (当时很少有系统化的会计理论) 简便易行, 其中历史成本的基础地位得到稳固, 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历史成本有证据客观、容易复核等优点。当经济环境变化, 如物价变动剧烈时, 历史成本会计信息特别是收益信息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事实, 更不能提供全面收益, 因为当时没有会计理论和现实基础。但是, “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会计理论会首先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 进行升级深化, 为实现会计功能的扩张提供理论支持。
3. 会计核算基础——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是现代会计的核算基础, 也是会计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权责发生制是实现会计目标和会计功能扩张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 正是权责发生制的出现, 使得许多会计概念、程序和方法成为可能, 当然也包括全面收益。但是, 人们对权责发生制的理解大多数仍旧停留在对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上, 有待进一步深化。
事实上,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和FASB已经将权责发生制扩展到交易、事项和情况, 也即全部的会计确认。笔者认为, 可以从会计的基本概念来理解权责发生制。“权责”代表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 符合资产和负债的本质, “发生”是这种经济利益的增减变化。所有会计事项的发生最终总会影响资产和负债项目。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资产负债观更受重视的原因所在。收益表反映的是资产和负债变化的过程, 过程是为结果服务的。为了核算全面收益, 即全面反映交易、事项和情况对会计主体净资产的影响, 必须彻底贯彻权责发生制。否则, 全面收益并非“全面”。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是全面收益的基本理论基础。
4.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不难发现, 如果只有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要想彻底遵循权责发生制是不可能的。于是, 出现了历史成本以外的计量属性, 如现行市价、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等。这些计量属性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权责发生制的贯彻。但是, 它们只是针对不同的具体项目, 而公允价值的出现使计量属性的面貌焕然一新。事实上, 前面几种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都是从各自角度来探寻公允价值。从目前的实际看, 可以仅保留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计量属性, 其他都可以降级为获取公允价值的技术手段 (张白玲、杜孝森, 2009) 。
公允价值的出现使全面实行权责发生制成为可能, 能够反映企业的所有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 也使核算全面收益成为必然。总之, 会计目标——会计环境变化导致会计功能扩展———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 为全面收益的出现和核算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三、理论障碍
1. 实现原则。
在传统收益的确认中, 实现原则非常重要。实现的含义是非现金资产或权利转化为货币, 这显然有收付实现制的痕迹, 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要求, 它把权责发生制的确认时间范围缩小了。因此, 要按照权责发生制来核算全面收益, 必须对实现原则进行突破, 将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进行确认, 以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我国目前的会计准则已经不再强调实现原则, 随着公允价值计量的出现, 会计实务处理也逐步摆脱了实现原则的干扰。但是, 实现原则也并不是完全失去了意义, 当报表使用者更关心企业的现金流量等信息时, 也在潜意识地运用到实现原则。如此看来, 实现原则是可以和平突破的。
2. 稳健性惯例。在会计理论中, 几乎没有哪个概念比稳
健性惯例更有争议的了。长期以来, 稳健性对会计实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会计准则中仍然强调稳健性, 并在基本准则中作出具体规定。但是, 遵循稳健性惯例产生的非对称会计信息, 已经使其存在根基受到巨大挑战。美国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早已指出, 稳健性惯例充其量是处理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中不确定性的一种较差的方法, 甚至是最差的方法, 它将导致会计数据的歪曲, 应将稳健性惯例逐出会计理论的殿堂。
人们进行决策需要客观中立的会计信息, 任何非中立的会计信息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消极影响。会计史学家认为, 会计职业是在“破产、倒闭、舞弊和争议”的企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这个环境使会计人员充满了“强烈的灾难意识”, 并与他们喜好簿记上的低估有着极大的关系。事实上, 当时的会计人员意识到一些资产价值已经发生变化, 尤其是减值, 所以减计资产价值, 稳健性惯例由此产生。当然, 后来学者又为稳健性提出了种种辩护。
但是,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会计反映资金变动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管是资产升值还是减值, 都应当按照权责发生制, 用公允价值计量。忧患意识并不是我们任意降低资产价值的理由, 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目前, 存货计量要求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 是对减值存货的公允价值计量, 但不是对所有存货的公允价值计量。事实上, 企业的所有资产都应该像交易性金融资产一样按公允价值计量, 这样才是贯彻了权责发生制, 才能得到真正的全面收益。因此, 要充分核算全面收益, 必须突破稳健性惯例, 一切以客观、充分的证据为基础, 如实反映资产价值的变动, 而不是将升值资产和减值资产区别对待, 这样才能提供众多利益相关者所需的中立的会计信息。
当然, 有学者认为突破了稳健性惯例, 可能会影响会计实务, 助长盈余管理, 这种担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一问题也伴随着稳健性惯例。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会计理论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四、小结
本文讨论了全面收益核算的理论基础和障碍, 从中我们发现会计理论本身的不一致会影响会计目标的实现, 所以有必要继续深化对基本会计问题的研究, 净化会计理论, 使之真正内在一致, 逻辑严密。另外, 要改变人们对会计理论功能的认识, 如果担心完善的会计理论会引发盈余管理等在会计准则具体操作执行中出现的不如意的现象, 无疑是对会计理论功能的不切实际的奢望, 非但不能解决会计实务问题, 也会使会计理论研究裹足不前。
参考文献
[1].张白玲, 杜孝森.公允价值会计基本概念辨析.财会月刊, 2009;31
[2].杜孝森, 张白玲.论公允价值会计与权责发生制.财会月刊, 2009;34
[3].程春晖.全面收益会计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教育理论基础人物理论总结 篇2
英国沛西能：生物起源说
美国孟禄：心理起源说
苏格拉底：问答法：讽刺—定义—助产术
柏拉图：《理想国》，国家主义教育思想，19世纪达到高潮
教育无用论，社会本位论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政治学》，首次提出“教育遵循自然”
提倡对儿童进行和谐的教育，成为后来全面发展教育的源泉
《论灵魂》，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各种心理现象的著作。
昆体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家
《雄辩术原理》（《论演说家的教育》《论演说家的培养》）西方最早的教育学著作，古代西方的第一部教学法论著
英国培根：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归纳法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1632年《大教学论》是教育学开始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近代第一部教育学著作
1.“泛智”教育
2.教育适应自然
3.班级授课制，奠定了班级组织的理论基础
4.教学原则，直观性、系统性、量力性、巩固性、自觉性等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最优越的职业。
卢梭：“性善论”者，自然主义教育
《爱弥儿》，“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个人本位论，儿童中心论
课程的过程模式思想
德国康德：《康德论教育》，最早在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教育万能论
裴斯泰洛奇：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心理学化”口号的教育家。
个人本位论，形式教育论
洛克：外铄论。白板说，天赋的智力人人平等。“人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
“绅士教育论”，,《教育漫话》
形式教育论
德国赫尔巴特：传统教育理论的代表，现代教育学之父，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
《普通教育学》标志着规范教育学的建立，第一本现代教育学著作。1.教育理论体系的两个伦理基础是伦理学和心理学 2.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德和性格的完善 3.教育性教学原则
4.教学四阶段论：明了、联合（联想）、系统、方法，标志教学过程理论形成 5.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
社会本位论，学科中心课程理论代表人物 实质教育论
进一步设计和实施班级教学
首次提出把教育理论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杜威：现代教育理论的代表，活动课程的代表人物
新三中心论：儿童中心（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
《民主主义与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1.论教育的本质，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组或改造，学校即社会
2.教育无目的论
3.从做中学，思维五步说（五步探究教学法）
教育适应生活说
机能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
克伯屈：实用主义教育学
克鲁普斯卡娅：《国民教育与民主制度》，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探讨教育学问题
凯洛夫：1939年《教育学》，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著作
教师中心论，提出课的类型和结构的概念
我国教育家杨贤江：化名李浩吾《新教育大纲》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著作
美国教育家布鲁纳：《教育过程》“结构教学论”，发现法
建构主义理论
发起课程改革运动
总结了教育心理学20世纪以来的成果：主动性研究、反思性研究、合作性研究、社会文化研究
认知—发现学习理论
苏联教育家赞科夫：《教学与发展》，教学与发展理论
发展性教学理论的五条教学原则：高难度、高速度、理论知识起指导作用、理解学习过程、使所有学生包括“差生”都得到一般发展
德国教育家瓦 根舍因：范例方式教学理论
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 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和谐教育思想 弗洛伊德：内发论，人的性本能是最基本的自然本能
精神分析心理学，第二势力，起源于精神病人的研究，重视对异常行为的分析和无意识的研究
自我防御机制（否认、压抑、合理化、移置、升华（最积极、最富有建设性）等）
美国当代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内发论，基因复制
高尔顿：内发论，遗传决定论的鼻祖
教育无用论
格塞尔：内发论，成熟机制，成熟势力说
霍尔：内发论，“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外铄论，“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不管他们祖先的状况如何，我可以任意把他们培养成从领袖到小偷等各种类型的人。”
教育万能论
行为主义心理学，1913年，《在行为主义者看来的心理学》，引发一场心理学史上的“行为主义革命”。被称为西方心理学的“第一势力”。反对意识研究，反对内省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替代—联结”学说）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
支架式教学
心理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内化说
斯宾塞：教育准备生活说，学科中心课程理论代表人物
实质教育论
加里宁：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美国学者博比特：1918年《课程》标志课程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诞生，教育史上第一本课程理论专著。“活动分析法”
杰克逊：《班级生活》，隐性课程
巴格莱：学科中心课程理论代表人物，要素主义代表人物
布拉梅尔德：社会中心课程理论代表人物
美国课程理论家泰勒：目标模式。1949年《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课程领域的圣经
泰勒原理概括：目标、内容、方法、评价
课程评价之父，目标评价模式 英国课程论家斯腾豪斯：过程模式
美国学者斯克里文：目的游离评价模式
美国教育评论家斯塔弗尔比姆：CIPP评价模式
斯太克：CSE评价模式
加涅：信息加工理论，将学习过程看作是信息加工流程
对人类的学习进行了系统分类，把学习分为八类、将迁移分为横向迁移和纵向迁移
将学习结构或教学目标分为：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和态度
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斯金纳：程序教学论；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
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道尔顿制，教师不再讲授，只为学生制定自学参考书、布置作业，由学生自学和独立完成作业后，向老师汇报学习情况和接受考查。
美国教育家劳伊德 特朗普：特朗普制，把大班教学、小班研究和个别教学三种教学形式结
合起来
瑞士学者皮亚杰：建构主义理论，提出道德教育的认知模式
现代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
理论核心：发生认识论，动作是感知的源泉和思维的基础。儿童心理发展的实质和原因是主体通过动作完成对客体的适应。适应分为两种类型：同化和顺应。
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将个体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对偶故事法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
美国学者科尔伯格：进一步深化道德教育的认知模式
道德两难故事法，海因茨偷药
将道德判断分为三个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平行教育原则，“教师要影响个别学生，首先要去影响这个学生所在的集体，然后通过集体和教师一道去影响这个学生。”
“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
英国学校德育学家彼得 麦克费尔：体谅模式
美国班杜拉：社会模仿模式，社会学习理论，学习的实质—观察学习
自我效能感，人对自己能否成功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
爱拉斯莫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最先提出“班级”一词
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班级目标管理
巴甫洛夫：把大脑皮层的功能分为第一信号系统活动和第二信号系统活动
气质的神经活动类型说
经典性条件作用论，基本规律：获得与消退，泛化与分化，恢复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1879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之父，《生理心理学原理》《民族心理学》《心理学大纲》 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奠基人，实验内省法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机能主义心理学，提出“意识流”概念
维特海默：格式塔心理学（完形心理学）Gestalt“整体”，反对研究意识的元素，主张研究整体
苛勒：格式塔心理学，黑猩猩实验，完形—顿悟学习理论
小鸡觅食实验是支持关系转换说的经典实验
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
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第三势力），人性本善，强调人的自我实现
根据需要出现的先后及强弱顺序，把需要分成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又补充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
需要层次理论
罗杰斯：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张
来访者中心疗法（患者中心疗法）
奈塞尔：1967年《认知心理学》标志现代认知心理学诞生
德国艾宾浩斯：遗忘规律的发现者，遗忘曲线
奥苏贝尔：同化说（认知结构说），遗忘是知识的组织和认知结构简化的过程。
以认知心理学的观点系统阐述有意义学习的条件，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
从学生学习的方式上，分为接受学习与发展学习
从学习内容与学习者认知结构的关系上，分为有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
把动机分为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
认知结构迁移理论
乔姆斯基：先天决定论，“先天语言能力说”建立一套个别语法系统
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智力的二因素论，一般因素（G因素）和特殊因素（S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瑟斯顿：智力的群因素论，概括出七种基本因素：语言理解能力、语言流畅程度、数字能力、空间知觉能力、知觉速度、记忆能力、推理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智力的三维结构论，包括内容、操作和成果
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智力形态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人格特质理论（特质因素分析论）因素分析法
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智力的三元理论，包括智力成分亚理论、智力情景亚理论、智力经
验亚理论
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气质的体液说
奥尔波特：人格特质理论，把人格特质分为两类：共同特质和个人特质
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俄罗斯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俄国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卡普捷列夫：《教育心理学》，最早正式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著作
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1903年，《教育心理学》，西方第一本“教育心理学”命名的著作
教育心理学之父
联结—试误学习理论，强调“做中学”，第一个较完整的学习理论
学习要遵循三条重要原则：准备律、练习律、效果律
相同要素说
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人格发展必须经历八个阶段。
美国心理学家阿瑟 雷伯：将学习分为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
托尔曼：符号学习理论，核心概念：期望
格拉塞斯菲尔德：激进建构主义
加州大学维特洛克：学生学习的生产过程模式，学习过程是是从对感觉经验的选择性主义开
始的
斯皮罗：认知灵活性理论
阿特金森：成就动机理论，力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
美国心理学家韦纳：成败归因理论
塞利格曼：习得性无力感理论
迈克卡：将学习区分为三种：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资源管理策略
沃尔夫：以官能心理学为基础的形式训练说，最早的有关迁移的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贾德：概括化理论（经验类化说）
安德森：产生式迁移理论
根据知识的不同表征形式，将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格林诺：迁移的情境性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梅耶：策略性知识
布卢姆：教学目标分类：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个领域；掌握学习
费斯廷格：去个性化
美国心理学家舒茨：人际需要理论
艾利斯：理性—情绪疗法（RET），又称合理情绪疗法、认知行为疗法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教师成长公式：经验+反思=成长
《教育心理学 》 开头来一段：
巴甫洛夫的狗，桑代克的猫。斯金那的老鼠，班杜拉的宝宝。
苛勒的猩猩抓香蕉，托尔曼的白鼠走迷宫。布鲁那：“我发现！” 奥苏泊尔：“我接受！” 加涅：“我把信息加工一下。” 建构主义者：“你和我建构的不一样！”
正文：
裴斯论教学方法，首提“教育心理学化”； 卡普捷教育心理学，首部以教心学命名。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俄国教心奠基人。
心理发展的主要理论：
高尔顿遗传决定论，霍尔的复演理论，发生认知皮亚杰，认知发展维果斯。
认知风格的差异：
场独立与场依存，认知差异威特金； 辐合型与发散型，三维智力吉尔福。
认知学习理论：
格式顿悟完形说，托尔认知目的论，信息加工论加涅，海德韦纳归因论。现代认知布鲁纳，有意义学习奥苏泊。
学习迁移理论：
学习迁移理论多，形成训练沃尔夫，相同要素桑代克，经验类比有贾德，关系转化格式塔，认知结构奥苏泊。
遗忘的理论：
痕迹衰退遗忘论，里士多德桑代克； 同化遗忘奥苏泊，动机压抑弗洛伊。
行为演练的基本方法：
全身松弛雅各布，系统脱敏沃尔帕，理性情绪治疗法，艾里斯步骤ABCDE。
学习动机理论：
需要层次马洛斯，成就动机阿特金，成败归因是韦纳，自我效能班杜拉。教师领导方式类，行动研究属勒温。教师成长三阶段，都源自福勒布朗。
波斯教师成长式，特韦尔训练教学，巴奇教学四反思，伯利教展五阶段。
《教育学 》
科举制度始隋唐，科举考试依四书。生物起源利托尔，心理起源有孟禄。
精神分析弗洛伊，还有动机压抑论。
埃拉斯首用班级，斯宾课程倡导者。
绅士教育白板说，教育漫话属洛克。教育心理教育学，教育心理桑代克，杜威专长教育学，赫尔巴特教心学。桑代克尝试错误说，共同要素迁移论，痕迹衰退遗忘论，现代教心奠基人。实用主义属杜威，儿童中心主义论，教育无目的杜威，现代教育代言人。泛智教育源夸美，首用班级授课制，首先提普及教育，强调教育自然性。
大教学论夸美钮，标志教育学独立。赫尔普通教育学，传统教育学代表，教学具有教育性，教育学教授纲要。认知结构学习论，发现教学和学习，课程改革大运动，课程结构布鲁纳。身心发展内发论，孟子人性本善论，基因复制威尔逊，成熟机制格塞阿诺。个人本位教育目的，福禄卢梭泰洛奇。教学目标分类法，掌握学习布卢姆。操作条件作用论，程序教学斯金纳。发生认知皮亚杰，最近发展维果斯，人格发展埃里克，人力资本舒尔茨。幼禽随母劳伦兹，家庭三教鲍姆宁，完形顿悟说苛勒，耶克多德倒U线。
社会知觉布鲁纳，实验教育梅伊曼，范例教学根舍因，教师反思源科顿，量杯实验陆钦斯，标准参照戈莱塞。比率智商斯比纳，离差智商韦克斯。他律自律皮亚杰，皮翁效应罗森尔。苏格拉底产婆术，柏拉图的理想国。
阿里士多政治学，法国卢梭爱弥尔。
教学机器发明人，程序教学创始人，个别教
学普莱西。
学习条件有分类，学习层次与结果，联结学习的理论，信息加工论加涅。强调教育的自然性的教育学家：
阿里士多德---注意到儿童心理发展的自然特点
夸美纽斯---《大教学楼》强调教育的自然性，教育要遵循人的自然发展原则。
卢梭---《爱弥儿》强调教育的自然性，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但被现存的环境和教育破坏
了。
裴斯泰洛奇---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按照自然的法则全面地、和谐地发展儿童的一切天赋力
量，教育者首要职责在于塑造完整的，富有个性的人-教育的自然性。
弗洛伊德---人的性本能是最基本的自然本能
格塞尔、阿诺德----成熟机制对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 威尔逊---基因复制是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本质力量
注重儿童发展的教育学家：
阿里士多德---注意到儿童心理发展的自然特点 杜威---儿童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 皮亚杰---儿童心理学
被称为第一的教育学家： 乌申斯基—俄国（苏联）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桑代克---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泰勒---当代教育评价之父 赫尔巴特---传统教育学代表 杜威--现代教育学代言人
认知结构迁移论，奥苏泊尔安德森。
心智动作五三段，加里培林安德森。科尔伯格两难故事三水平六阶段论。
学习动机内驱力，先行组织奥苏伯。
《心理学 》
心理学的主要流派：
构造冯特铁钦纳，机能主义詹姆斯，形式运算中学生，11直至到成年。华生代表旧行为，新行为有斯金纳，人格特质奥尔波，人格维度艾森克。精神分析弗洛伊，人本主义马斯洛，流体晶体智力说，有卡特尔和霍恩。韦特海默卡夫卡，苛勒格式塔学派。多元智力加德纳，三维智力吉尔福。个体心理发展8阶段，乳婴幼童少青年老。海德的共变原则，凯利的三度理论，发生认知皮亚杰，感知运动前运动，琼斯的对应理论，态度最早源朗格。具体运算与形式，感知婴儿0至2。
教育学与心理学中的“第一” 中国
1、中国的《学记》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著作。
2、我国教育家杨贤江化名李浩吾写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著作。
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近代民主教育家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倡导的教育思想。
西欧
1、西方最早的教育著作是古罗马昆体良的《雄辩述原理》又名《论演说家的教育》，但它们
尚不具备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2、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教学法的书。
3、英国学者培根《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首先把教育列为一门独立学科。
4、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被认为是最早具有完整体系的教育著作，是教育学成为一门独
立学科的标志。
5、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被认为是第一步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著作，第一个提出要使
教育学成为科学。（没有说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6、赫尔巴特最早提出教学的教育性原则。
7、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大学里讲授最早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8、1929年苏联教育理论家凯洛夫，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写了《教育学》一书，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在解放初期，在我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
9、现代学制最早出现在西欧。
10、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列宁的指示编著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被认为使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始于观察，观察渗透理论 篇3
一、教师的课堂语言
教师的语言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除了必要的肢体语言之外，教师的语言是引导学生完成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工具。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工具，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1.教师在发出课堂指令的时候要做到语言规范，准确有效，简易明了，让学生能够在听到指令之后迅速反应并及时落实。忌讳啰啰唆唆用复杂的语言向学生解释要完成的任务。在发出指令时，尽量避免使用“You should...” “You must…”等生硬的词汇和句式，应该使用一些较有亲和力和号召力的词汇和句式，如 “Lets …” “Can you…？”，让学生感受到师生平等的教学关系，在融洽的课堂氛围中愉快地学习。
2.同时，在课堂上也要注意对学生的称呼。有的老师在课堂上称呼学生“Honey”，个人觉得是不妥的。我们可以通过其他语言方式来拉近师生关系，体现对学生的关爱，可是在措辞上一定要选择恰当的语言。比如，我们可以直接称呼学生的中文名或英文名，也可以在学生的姓氏前加上Mr或Miss表礼貌，也有调侃的作用，亦可使用“my little girl”“the young / smart guy”等等。另外，许多老师在课堂上都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即在课堂上直接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语言过于单一，几乎都是“very good”之类的。 有的老师在学生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之后立刻表扬他“Youre very clever.”而且在整堂课中重复使用同样的句子评价学生。要夸一位学生聪明，聪明之处在于哪里，是不是需要思考一下？回答问题的难易程度不一，水平不一，那么评价性语言也是相对应的。我们可以选择在不同的情景之下评价学生的词汇是很丰富的。比如，常使用的积极词汇有：“good” “very good” “great” “excellent” “amazing” “awesome” “perfect” 等等;当然，在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或答错的时候，要考虑到学生的感受及自尊心，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不伤害他们的语言：“Its OK. You can think it over.” “Sorry， I dont think so.”“Who can help him/ her？”等句子，学会给学生台阶下，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忌用一些过于简单直白的语言指出学生的错误和不足。
3.在英语听说课甚至是阅读课和写作课上，教师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全英文教学，这样才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让学生感受完整的英语教学氛围。有的老师在呈现非单词表出现的单词时，直接用中文告诉学生词义，而没有选择根据学生已有的词汇储备，用简单的英文来释义英文并引导学生理解词义。教师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对学生都会起到引导思维的作用，所以绝对不可小视教师课堂语言的重要性。
二、教学设计
1.导入。导入一节课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传统的导入方法往往是一首歌、一段视频，或者一些以旧代新的问题，很多老师采用情景导入法。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导入，要达到的目的是在短短几分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快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导入应该做到自然不刻意，有新意，具有时代感，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忌绕山绕水偏离主题。
2.活动设计。教学活动每一个环节的设计要遵循的原则是层次清楚，循序渐进，重点突出，过渡衔接自然合理，过程清晰有效。每一步的设计都应该做到为下一步做铺垫，时间分配均衡，不做可操作性较低或无用的活动设计。在教学设计中要有机地对教材进行整合，适当拓展和开发教学资源，避免把时间浪费在对简单的知识点进行反复操练上。敢于尝试一些易操作的教学形式，让课堂充满生机。每一节课的设计，除了要达到语言知识目标之外，情感态度目标也是不可忽略的。在设计达成情感目标的环节，一定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征、实际生活的经验及情感体验，切忌把目标设立得太过于深奥，或太哲学化，而要充分体现人文性和激励性。提问是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的互动及检测手段，在设计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问题的有效性。事实型问题并不足以提升学生的思维，所以要多设计应用型及评价型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整节课的效率。
三、对教师专业化发展有效途径的几点建议
1.不断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不仅要具备良好的语音和语言素质，还要不断地扩充单词量，提升人文素养。
2.做反思型教师，在反思中获得经验，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和理论知识，并有效地应用于教学实践中。
3.做研究型教师，积极参与课堂观察与研究，在观察中获得规律，有效地进行教学设计，提升课堂效率。
4.做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充分利用教师本身这一资源，并合理利用网络技术充实自己的课堂。
5.建立科学的初中英语学科评价体系，面向全体学生，突出学生主体，尊重个体差异，促进学生发展。
四、结语
基因选择理论及其理论困境 篇4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威廉姆斯(G.C.Williams)在其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1]中依据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思想提出了基因选择的概念,根据现代综合进化论,进化即基因频率发生变动的过程。 [2]扼要地说,进化即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动,适应则表现为繁殖的相对优势。据此,威廉姆斯指出:基因不仅是遗传的单位,而且也是自然选择的单位。
1975年,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学科的奠基性著作《社会生物学》问世,在这部煌煌巨著中,威尔逊试图将进化论用于解释人类的行为,在进一步深刻阐述威廉姆斯基因选择思想基础上,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有机体不过是为基因服务的载体,它的基本功能是基因的复制,一切进化过程的主旨都是复制基因。
必须指出的是,在基因选择理论的建构中,“亲选择理论之父” 汉密尔顿同样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事实上,威廉姆斯和威尔逊的基因选择思想与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理论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基因选择理论是亲缘选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亲缘选择理论的亲缘系数为例,根据亲缘选择理论,以相同基因的概率定义亲缘系数,对于n次世代联系的两个个体之间的亲缘系数r=∑(1/2)n。基因选择理论沿用了汉密尔顿的亲缘系数公式,只不过将基因而非个体作为亲缘关系主体,同时以基因构成的基因群体而非亲缘群体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在基因选择理论看来,因为基因能够精确地自我复制,所以基因群体等价于基因个体)。
总括威廉姆斯、汉密尔顿和威尔逊的理论阐述,我们可以概要地得出基因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在生物界,个体和物种的最大利益是繁殖后代,在生物学意义上即复制与自己相同的基因;作为基因的携带者,个体只不过是基因复制和遗传的媒介,从根本上说,无限延续自身的基因才是个体和物种的利益。[3]
受到上述观点的启发,亲缘选择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英国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 1941-)在1976年撰写了一部现代生物学主义的基础性著作《自私的基因》。在这部至今仍争议很大的著作中,道金斯从基因的视角对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作了新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基因选择理论,他一反威尔逊的综合观点,把基因选择理论推向极端,提出了“自私的基因”理论。
二基因选择理论的要点
综合威廉姆斯、威尔逊的基因选择思想和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论,基因选择理论的核心要旨包含以下几点: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单位;基因是自私的;基因是个体行为的操控者。
(1)基因——自然选择的单位
关于自然选择的单位,一直以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达尔文的个体选择到后期的群体选择,再到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相关学者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主张。对此,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第二章 “万古长存的基因”中作出了明确的应答:“基因不仅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4]
在自然选择的单位上,威尔逊与威廉姆斯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在《适应和自然选择》中,威廉姆斯提出的主要概念之一是作为选择基本单位的基因。威廉姆斯主张,只有能够准确地自我复制的实体才能成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就此而言,基因以及无性繁殖的个体符合要求,而有性繁殖的个体和群体则被排除,因此,较之个体,基因更适合作为选择单位。[5]
在这一问题上,道金斯同样坚信,“从发生在最低水平(即基因水平)上的选择出发,才是解释进化的最好办法。”[6]11基因因为能够精确地自我复制,道金斯又称其为复制子(replicator),个体和群体不能自我复制,他们可能成为基因的运载工具,道金斯称其为载体(vehicle units)。在区分复制子和载体的基础上,道金斯强调选择是关于复制子的,而不是关于载体的。由于基因是最基本的复制子,所以选择的基本单位是遗传单位基因。
在道金斯看来,作为一个成功的自然选择单位必须具备的特性包括:“长存,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6]42基因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然选择的单位,是因为只有基因才是一个“至少有可能拥有上述三种特性的最大的实体”。[6]43基因的长存性,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性,使得最终由基因,而非群体、种群、个体或染色体来作为自然选择单位。
(2)基因——自私的“芝加哥强盗”
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尽可能地自我复制是基因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此而言,自私是基因的突出特征。“成功的基因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无情的自私性,这种基因的自私性常常会导致个体的自私性。”[6]3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私的基因?按照道金斯的观点,基因不仅仅是DNA的一个单个的有形片断,而是DNA的某个具体片断的全部复制品。之所以称之为自私的基因,如果用拟人化的语言来表述,因为基因的目的无外乎是通过拷贝尽可能地在基因库中扩充自己的复制品,在这个意义上,基因是自私的。
道金斯认为,生物个体不过是为基因所寄居的“载体”或者说“生存机器”,生命个体貌似具有独立意志,实则受控于基因,由基因的目的所决定。基因帮助那些它自身以及自身的复制品所寄居的生物个体编制程序,借助这些程序,作为基因 “载体”或者“生存机器”的生物个体才能够得以生存、繁殖,通过“生存机器”的生存、繁殖,基因以及自身的复制品的队伍得以不断扩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个基因有可能帮助存在于其他一些生物个体内的其自身的复制品。”[6]112当然,基因之间的这种互助同样是通过基因对其“载体”的操控来实现的,在形式上表现为生物个体间的互助利他,实质上仍然是基因的自私利己的本性使然。
总之,基因暗中操控作为“生存机器”的生物个体,使之作出各种“利己”或者“利他”的举动,其最终目的无外乎基因的自我复制,就此而言,自私的基因堪比“芝加哥强盗”。 [6]3
(3)基因——个体行为的操控者
根据基因选择理论,“生物个体只不过是这些基因的载体,……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DNA的途径。”[7]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基因载体的生物个体不过是基因机器,基因规定了个体行为的可能性空间。道金斯有一句名言:社会行为骑乘在“自私的基因”上。动物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人类行为的进化机理同样可以归因于基因的自然选择,同样决定于基因,同样是基因自然选择的结果。
那么,基因如何操控个体的行为呢?
奥地利比较心理学家、动物习性学的创始人康拉德·柴卡里阿斯·洛伦兹(Konrad Zacharias Lorenz,1903-1989) 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提出先天释放机制的假设来解释动物本能行为的固定行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所谓先天释放机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简称 IRM)是指动物具有某些学习特定事物的先天性遗传性能力,遇到适当刺激情境,就会自动释放出来。所谓固定行为模式,即由特定染色体上的特定基因所决定的一系列遗传预设程序,动物通过执行这些程序回应环境的刺激。在这里,洛伦兹似乎已经暗示了基因对行为的操控作用。在洛伦兹的理论启发下,1975年,威尔逊提出:“每一种固定行为模式都是由某个特定基因决定的,基因编制了个体生长发育的程序,并对个体的行为方式施加有力的影响。”[8]他非常形象地用计算机和程序编制员的关系来类比个体与基因的关系,在他看来,基因是程序编制者,个体不过是程序执行者。
道金斯认同威尔逊的这一观点,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他反复强调: “动物的行为,不管是利他的或自私的,都在基因控制之下。”[6]74-75他甚至同样认为:基因如同计算机程序编制员一样对其生存机器的行为进行控制。在此基础上,道金斯进一步断言:“存在着操纵某种行为的基因”,[6]77“基因是优秀的程序编制者,它们为本身的存在而编制程序。”[6]78正是这些“操纵某种行为的基因”或“基因群体”通过它们所编制的程序操控个体作出种种有利于基因自我复制的行为。
三基因选择理论的理论困境
从基因的视角看,由于基因能够准确地自我复制,所以作为基因复制子集合的基因群体实质上等价于基因个体。这样,经由基因视角,可以在个体选择的范畴内对困扰达尔文主义者的群体选择作出新的解读,可以用基因选择替代群体选择。根据基因选择理论,对于群体有利的自然选择都可以用相应的基因的自然选择进行解释,由此,似乎可以将长期困扰达尔文主义者的群体选择从自然选择理论中驱逐。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用基因选择替代群体选择,尽管可以确保达尔文研究纲领的一致性,但这种替代的合理性值得推敲:群体选择的要素是有独立生命的个体,而基因选择的要素是没有独立生命的基因,两者显然不可简单划等号。以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为例,根据基因选择理论,从基因的利益出发,两者的利益完全一致,两者之间的爱应该是不分彼此的,但这显然与现实相悖。对此,道金斯曾试图运用“个体的肯定性”来解释,然而,自我肯定的主体最终只能是个体而非 “寄居” 在个体中的基因。显然,道金斯的辩护是缺乏说服力的,难以使基因选择理论走出困境。
总体而言,透过生物个体行为的表象,基因选择理论从中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本质机制——基因选择机制,尝试从基因的角度诠释自然选择理论。基因选择理论的提出,对自然界利他行为作出了新的系统解读,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达尔文难题作出了应答,但同时基因选择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
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遗传物质的主体是DNA而非基因。从遗传学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的DNA中都具有多个基因位点,(genetic locus,指基因在染色体上占有的特定位置。基因为数很多,而染色体的数目较少,因而一条染色体上含有许多基因。)基因不过是DNA的一个个片断,不能单独地起遗传作用,只有一个个基因协同合作所构成的“基因总体”DNA大分子才具有遗传功能,真正起遗传作用的是DNA大分子。况且,根据复杂性理论,由小单位组成的系统存在“突现”现象,从基因到个体,历经复杂的协同、耦合、整合作用,由基因到DNA大分子、细胞、器官、系统到生物个体各个层级,都会出现“突现”现象,这种“突现”现象的存在,说明个体并不是基因的简单加和。在自然选择的剪刀下生物个体能否保存虽与基因相关,但绝非简单地取决于基因。相应地,自然选择单位不可能是基因,至少是由众多基因以某种方式组合而成的DNA整体。
其次,为了解释有机体个体水平上的适应概念,道金斯被迫用另外一个他称为“选择载体(工具)”概念来扩充作为复制子的基因概念。按照道金斯的隐喻,有性繁殖个体的基因就像在龙舟赛中相互竞争的各赛船上的划手。赢得比赛的唯一方法是与赛船上的伙伴高度合作。同样地,基因与其他基因一起存在于同一个体集合体中,只有在集合体存在并且能够繁殖的情况下,这些基因才能够复制。这是这种共同命运的特性导致了自私的基因在个体有机体中联合协作,从而使个体具有适应单位的功能。载体概念使得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理论能够解释个体水平的适应性,但也同样给了群体作为适应单位的可能性以机会。如果个体能够作为选择载体,群体为何不可?为什么自私基因理论不能将群体的进化作为个体同样的载体解释?
再次,为什么自然选择的单位只能是基因?为什么生物物种、群体、个体或者DNA大分子不能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在《自私的基因》中,道金斯给出了他的遴选标准——长存性、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性。按照这一标准,物种、群体、个体或者DNA大分子要么寿命有限、要么缺乏稳定性不能精确自我复制、要么没有生殖力而不能入选,在道金斯看来,只有基因才是唯一合格的选择单位,因为基因兼具上述三种特性,是“至少有可能拥有上述三种特性的最大的实体”。事实上,按照道金斯的选择标准,我们可以找到比基因更合格的选择单位,比如原子,尤其是组成基因的原子。较之于基因,基因中的原子的长存性不弱于基因,甚至其寿命更长;就生殖力层面而言,如果基因的自我复制可以称为生殖力的话,那么原子也同样具备生殖力;至于所谓的精确复制性,对于原子而言更是毋庸置疑的。可见,道金斯将基因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其理由不仅牵强,而且站不住脚。
尤其要指出的是,道金斯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理论失误,在《自私的基因》中,他将精确复制性作为自然选择单位的衡量标准,这显然有悖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宗旨。进化论的精髓就是进化,即物种适合度的提高,而非对已有性状的复制。物种进化是将继承和变异综合起来的遗传系列,是一个基因库的一代代的变化,而作为DNA片断的基因则没有这种综合性。DNA虽有这种综合性,但离开生命个体,DNA本身不能独立生存,据此,自然选择的单位也不应是DNA,至少是生命个体。[9]
基因选择理论将自然选择等同于基因选择,将个体行为等同于基因行为,将基因的“自私性”绝对化,导致基因选择理论走向基因神话和基因决定论。这种对自然选择诠释上的“基因痴迷”,露丝·哈伯德和埃里加·沃尔德在《基因神话揭谜》中斥之为“遗传泛化”:“遗传学上的解释有局限性。基因参与我们所有的功能活动,但是它们不能决定我们是什么人。……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所有一切。”[10]
参考文献
[1]Williams G C.Adaptation and Nature Selectio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293.
[2]尚玉昌.行为生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9.
[3]赵敦华.文化与基因有无联系?———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军社会领域的思想轨迹[J].文史哲,2004(4):15-21.
[4]威尔逊.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M].李昆峰,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1.
[5]威廉斯.适应与自然选择[M].陈蓉霞,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2.
[6]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7]威尔逊.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M].毛盛贤,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3.
[8]刘鹤玲.亲缘选择理论:生物有机体的亲缘利他行为及其基因机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114-118.
[9]陈晓平.利己与利他的综合—从进化论的角度看[J].学术界,2010,(1):68-81.
人际交往理论自我表露理论 篇5
广义地来说，社会交换过程也包含情感的交流，而情感交流是与自我表露分不开的。所谓自我表露就是我们常说的“敞开心扉”，即把有关自我的信息、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情感暴露给对方。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在交往双方的自我表露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可以增加他人对你的喜欢。自我表露本身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它给对方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你对他（她）相当信任，愿意有进一步的交往。而且，对他人的自我表露可以引发他人做自我表露，由此可以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Briggs认为：自我表露对他人的益处包括：
一是他们知道彼此相似与不同点在何处，还能了解相似与不同的程度；二是准确地向他人表露自我，是健康人格的体现；三是自我表露增强了自我觉察的能力；四是分享体验帮助个体发现这不是他们唯一存在的问题；五是自我表露可以从他人获得反馈减少不必要的行为。
当然，自我表露也必须注意分寸，过分的表露会让人不舒服。一般来说，表露的范围和深度是随着关系的发展而逐步增加的，对于不同的关系对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自我表露的广度和深度明显不同。在非常亲密的朋友中，自我表露往往十分深入，达到所谓无话不说的地步。但是，需要主要的是，无论关系多么亲密，人们都可能存在不愿意暴露的领域，这就是所谓的“隐私”问题。前几年，隐私曾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人对它还有一些误解与偏见，需要加以澄清。Briggs（2001）也认为：自我表露也存在风险，主要包括：最实质的风险包括来自不同目标人的攻击、嘲笑、拒绝与不关心等；个人表露可能会受到听者的伤害；不适当的自我表露，可能会引起他人的退缩或拒绝，对不适宜的人或在不适当的时间过分表露的人，被认为是社会化不良的标志。
在人际交往中，个人往往将部分隐私袒露给自己信任的亲友。除了隐私需要，人还有沟通的需求，需要向“知己”说一些知心话。亲密关系本身也要求人们坦诚相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系亲密的人之间就不应该有任何隐私。只有隐私需求和沟通需求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亲密关系才能正常发展。>
一、自我表露的界定
自我表露界定为：个体与他人交往时，自愿地在他人面前将自己内心的感觉和信息真实地发表出来的过程。这一概念强调了存在交往的双方关系，如日常关系、心理咨询中的咨询关系等；体现了个体表达自身感受和信息的主观意愿；同时强调了表达式是真实的。
二、关于自我表露作用的认识
自我表露能够促进相互间的交流，通过交流增进感情、密切关系；通过自我表露还可以进行心理调试；通过自我表露可以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增进自信心等。对自我表露的消极认识，学生们认为自我表露会暴露自身弱点，别人可能会利用表露者的弱点伤害他；过多表露自身评价会降低，遭到孤立等。权衡自我表露的益处与危险，多数学生认为还是积极作用多于消极作用。
三、关于自我表露的影响因素
生活中我们很少被要求自我表露，但我们常常选择自我表露或决定某个时候表露，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们表露或不鼓励表露呢？李林英在其访谈的材料中分析，这些因素包括了表露者和倾听者的个人特质（真诚、尊重、共情、保密等）、表露的内容（机密程度、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等）、双方的关系（亲密程度、信任程度、双方是否都有表露的意愿等）、后果评估（是否造成不良后果、是否解决问题、是否担心等）、表露情境（表露场合、双方心理状态等）等因素。
编辑本段四.自我表露的理论
自我表露的理论大多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提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4．1 不确定性降低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Berger＆Calabrese，1975)这个理论认为在人际交往中，个体将不断寻求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而且以近似量的信息，同等程度的亲密来交换。也就是说，人们希望减少人际间的不确定，而表露自己的信息，寻求他人的信息，进行社会交换，然后将得到的信息加以处理，形成人际知识，若能得到他人的肯定与认同，将有助于社会生活的顺利进行。个体倾向于对他人的自我表露通过表露相同的方面进行回应(Derlega，1987)。不过，Joinson(2001)发现，信息的亲密水平在伙伴之间不一定相同。4．2社会渗透性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Taylor&Altman，1987)Altman等人(1973)提出这一理论来解释关系发展的过程，说明自我表露在发展友谊等亲密关系上的作用。他们认为人际交往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交往的广度，即交往或者交换的范围；二是交往的深度，即亲密水平。关系发展的过程是由较窄范围的表层交往，向较广范围的密切交往发展。并认为自我表露是一种社会交换的基本形式，随着关系的发展，这种交换会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自我表露的形式会随着关系的发展而改变，在最初的关系中，人们倾向于以近似的程度对彼此的表露进行“交换”，然而一旦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严格的交换便很少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渗透式的自我表露，才使人们避免了由于表露太快或太慢而引起的消极反应。Hendrick(1981)认为社会渗透理论为探索人与人关系中的自我表露模式提供了一个框架(引用：蒋索，2006)。
4．3 社会互惠理论(social mutual-benefit theory)(Derlega，Metts，Petronio，1993)这种理论认为人际交往就是“得到东西回报相应东西。”通常领受者会通过亲密来回应匹配表露者的信息。影响领受表露信息者是否会回报相应表露的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1)对吐露者表露信息方式的感知。
(2)领受者是否想加强、建立和持续关系。
(3)关系的发展阶段。
(4)表露者是否允许其回报表露。
4．4沟通隐私管理理论(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CPM)(Petronio。2002)该理论用可渗透可伸缩的界限作比喻来区分隐私和公开之间的关系。根据
CPM，这些界线是变化的，从相对易渗透到相对不易渗透。个体通过一种隐私管理原则系统来控制隐私界限的可渗透性。该系统由界限接近原则和界限保护原则组成。根据该理论，表露隐私后会使人感到脆弱，因此个体通过建构沟通隐私界限来控制表露隐私后可能带来的危
【摘要】 自我表露就是个体与他人交往时,自愿地在他人面前将自己内心的感觉和信息真实地表现出来的过程。处于人格发展适应期的大学生面对新的成长阶段中的各种机遇和挑战，适度的自我表露能增进他们的自我认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促进与他人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还有益于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关键词】 自我表露 大学生 心理成长问题提出
人生的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从青少年到社会人的转变阶段,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个体心理走向成熟而又尚未完全成熟的过渡阶段。当代大学生对人生和社会等问题的认识，处于有时客观，有时主观，有时深刻，有时肤浅等飘忽不定的状态，心理上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理想与现实脱节、独立性与依赖性共存。面对人生新的成长阶段中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这种矛盾且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即为大学生心理素质的迅速提高和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其心理障碍的发生提供了可能。那么,如何帮助大学生尽快解除心理困扰，以适应人生成长的需要?目前国内外不少心理研究认为, 展示个人信息的自我表露行为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对个体的心理成长、社会适应性和人际关系以及身心健康等有重要作用，是一种解决心理问题、促进心理成长的重要方式[1-3]。自我表露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一词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尼?朱拉德于1958年提出,他认为自我表露就是让目标人了解有关自己的信息,目标人就是将个人信息与其进行交流的人。后来他又在《透明的自我》[2]中将自我表露界定为,告诉另外一个人关于自己的信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个人的、私密的想法与感觉的过程。Derlega和Chaikin将自我表露定义为“交换自我的任何信息,包括个人的地位、性情、过去的事情以及未来的计划等”。
本文将自我表露界定为:个体与他人交往时,自愿地在他人面前将自己内心的感觉和信息真实地表现出来的过程。
心理学的研究[1-4]表明,自我表露是一个健康人格的特征；自我表露增强了自我觉察的能力；可以与他人分享体验；可以从他人那里获得反馈；自我表露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神秘感；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达成合作等。这些研究发现了表露的互惠性,喜欢将导致对他人的表露,并且从对方获取表露的信息将会强化这种喜好的倾向。通过对自我表露的研究,进一步强调自我表露对了解自我、了解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持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作用。但由于自我表露也会带来风险,所以也需要勇气和把握尺度。很多研究[1]认为,表露太少或太多都不好,适度的表露将对心理健康有益,即对重要的他人具有高表露性,对社会中的其他人表露适中；适应不良者对每个人做高或低表露。
自我也称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状态的知觉和主观评价，包含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对自己及自己与周围关系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分为“公我”和“私我”两部分,前者是人们在公众场合或在一般社会情境中表现出的形象,而后者是个人的真实形象,二者往往不一致。人们愿给人一种积极的“公我”,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私我”。但假如一个人总是隐藏自己的真实形象和思想,永远将自己装在套子里也不行。研究表明[2],允许别人了解自己的真实自我对于个人保持心理健康是必要的。朱拉德认为,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这也正是患心理疾病的原因之一。大学生产生心理障碍的原因
大学生多在17至23岁，处于人生发展的青年阶段中期，是人生最关键的发展阶段之一。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的人生八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大学生处于人生自我意识确定和自我角色形成的阶段，是人格发展的适应期，是一个尝试错误的时期，其心理障碍的实质是“自我同一性”危机。大学生在寻找和确立自我的过程中，常常由于自我期望与实
际能力、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不一致而导致对自我的价值产生怀疑，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这是他们产生心理障碍的深层次的“内部困难”。导致大学生产生心理障碍的外部因素，主要涉及家庭、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就业压力、社会变革以及躯体疾病等方面。内部因素是大学生心理障碍的根源，外部因素是直接的诱因，障碍通常是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我表露对大学生心理成长的作用
4.1 增进自我认识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尽力避免别人发现我们身上不被人喜欢的人格特征和习惯,害怕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或失去自己喜欢的人的尊重,害怕别人发现真正的自己。当一个人总是隐藏自己时,他就会变成一个套中之人,在面对现实时不是积极地解决问题,而是用各种心理防卫机制歪曲事实以维持不真实的自我,因而就无法成长和变得自我实现。Jourard（1971）认为自我表露是健康人格的必备前提条件[1]。他认为一个从不对重要他人表露自己重要信息的个体就无法从他人那里得到反馈和建议，不表露者无法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自己，不仅他人无法了解他的需要和感受，他自己也无法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和感受。通过自我表露，人们可以获得自我澄清，因为在向对方表露自己的观点、想法、态度和感受的同时会使自己感到明了。通过自我表露也可获得自我认同，因为在与他人分享信息时会引出他人对自己的反馈，因此通过自我表露个体可对自己有新的更深入的认识。
4.2 有助于问题解决
大学阶段处于人生的尝试期，在校大学生常常会遇到以前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如恋爱、就业、越来越成人化的人际交往等等。研究发现，人们仅仅是大声地将问题说出来就有利于解决问题，找到对问题或令人担忧的事情的有效解决方法。因为语言的表达是通过思维组织的，一旦人们开始表露自己的经历，就有对事实的再认识，一般会意识到事件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糟糕、令人郁闷或难为情，从而增强对生活的控制感，提高解决问题的自信心。
4.3 促进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经过交往与相互合作而形成的心理上的沟通与关系。健康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类情感交流需要,有益于个人、社会发展与完善的人际关系。而健康的人际关系形成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有可靠的沟通。
人际关系是在校大学生比较郁闷的话题，他们常常为不被理解和人际交往中的不和谐而苦恼。而自我表露不仅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还促进了亲密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通过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人际支持，而人际支持对处理压力事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是非常有利的。有关自我表露与孤独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对同伴适宜的自我表露与较低的孤独感相联系[3]。
4.4 有益于生理和心理健康
认知发展道德理论和价值澄清理论 篇6
摘 要：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和价值澄清是当代美国乃至全球最富影响力的道德教育理论流派，比较两者在理论来源、教育目的、研究内容和测量手段等方面的差异，分析其互补性，可以为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改革提供诸多启示。
关键词：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学校德育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4-005-01
在当代欧美甚至全世界多数国家的道德教育领域，认知发展道德理论和价值澄清理论是两大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德教育理论，它们对当代道德教育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这两种理论并比较其异同，进而揭示其理论内涵，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新时期道德教育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两种道德教育理论简介
1、认知发展道德理论 它的创始人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道德教育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他提出了所谓“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他认为人们的道德发展是与其认知发展紧密相关的，认知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道德发展的阶段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阶段模式”理论。道德的目的是促进儿童道德阶段的发展。柯尔伯格提出了认知发展的道德教育方法，通过诱发学生的认识冲突和积极思维，发展学生的理性精神，促进学生的道德思维和道德实践。
2、价值澄清理论 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价值澄清理论认为，价值来自个人经验，经验的变化导致价值的变化，尽管价值观是不能教的，但是，基于一种“人性”的概念，有理智的人类应该而且有能力学会运用“评价过程”和“价值澄清方法”，去达到最适合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澄清方法”。概言之，价值澄清理论倾向于研究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其关注的焦点是道德教育的方法问题。
二、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与价值澄清理论之比较
第一、从理论来源上看，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和价值澄清学派虽然都以杜威的思想作为各自理论来源的一部分，但是两者对杜威思想的取舍迥异。柯尔伯格虽然接受了杜威关于德育过程和方法的思想，但更多地还是接受皮亚杰关于的儿童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有一条并行不悖的路线的思想，因而他的德育理论更具有认知-发展心理学的结构主义的特点。他重视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重视道德思维的结构的发展。而价值澄清学派着重发挥了杜威关于德育过程的思维、情感和行动相结合的思想，其着重点在于发展学生澄清和实践个人价值观的能力。此外，价值澄清理论更多地涉及情感领域，其方法论的最重要部分是澄清情感，同样更直接地与涉及个人的行动或行为的问题有关，但忽视了如何提高道德认识水平的问题。而柯尔伯格则特别重视发展道德认识的能力，而对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重视似嫌不足。
第二、从教育目的上看，价值澄清理论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体整合他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学习在未来对他们会有所帮助的技能。而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的德育理论旨在促使更多的人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逻辑思维。尽管道德的认知-发展目标与价值澄清的目标有所不同，它们并非互不相容。两者的目的都在于使人们对价值问题或道德问题变得敏感，并赋之以批判地思考此类问题的经验，促成判断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增强自信以及相互信任的意识。价值澄清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接受自我，使他们能自由而认真地做出选择。道德认知-发展有助于人们根据道德观点批判地评价那些价值和选择，并使他们真挚地和合乎道德地行动。
第三、从研究内容上看，价值澄清更多地关心日常问题，诸如如何对待闲暇时间和与朋友的人际关系等。如你是否曾经有违反法律的冲动？当别人不厌其烦地帮助你时，你是怎么想的？而认知发展的德育理论相对而言更多地涉及基于假设的问题，如人们是否应该违反法律以解放奴隶，穷人是否应该去偷药来救妻子的生命？被柯尔伯格用来激发儿童的道德冲突的两难问题，大多是围绕一些基本的道德范畴或价值概念而被提出的，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被虚构出来的“海因茨偷药救妻的故事”。当然，有些道德两难问题源于政治、法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的道德问题，诸如“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吸毒、堕胎等。
第四、从测量手段上看，价值澄清几乎不能利用书写测验来衡量学生的变化，它更多地借助于有关人员的主观测量，很少有制订得很完善的研究结果来指导和支持它的工作。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柯尔伯格所倡导的主要的道德教育策略——无论是道德讨论法，还是公正团体法，都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都是在经过大量实验和无数次重复性验证的基础上运用于学校德育实践的。而且，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非常注重用书写测验来确定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变化。
三、两种德育理论对我国新时期道德教育的几点启示
认知发展道德理论和价值澄清理论作为西方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德育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这与我国的德育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截然不
同的，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道德是人类普遍的社会现象，道德发展的规律及德育方法又存在共同之处，这就为我们借鉴西方德育理论成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上述两种德育理论的比较中，我们认为，如果说认知发展道德理论对于我国新时期德育内容与具体目标的确立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么价值澄清理论对我国新时期德育方法上则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首先，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这一点上，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和价值澄清理论比较注重发展儿童的道德判断和自主选择能力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次，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应注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进行道德教育过程中，光靠理论教育，理性上提高认识是不够的，要注重社会实践性，让学生多接触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应有的道德教育，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 （美）柯尔伯格.道德教育的心理学观点[A].苏崇德，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49-54.
[2] （美）路易斯·拉思斯等.价值与教学[M].谭松贤.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理论基础理论 篇7
关键词：信号理论,代理理论,生命周期理论
自lintner开创股利研究以来, 国内外对于股利领域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股利理论和股利政策影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内外学者逐渐意识到完美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异, 代理成本理论、信号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慢慢进入视野。股利信号和代理理论正是基于放松信息对称假设下缓解或解决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而产生。
一、股利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一) 代理理论角度下的实证研究
最早用代理理论来解释股利政策的是Rozeff (1982) , 他通过对64个行业1 000家上市公司连续五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得出代理成本对股利支付率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我国的代理理论研究较晚, 但是也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同样存在着众多影响因子对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代理理论主要基于两类代理问题产生: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
吕长江和王克敏首次在财务领域应用结构方程模型, 同时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上, 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97-1999年间231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利分配与管理股权比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股权比例是影响资本结构和股利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管理股权比例的提高, 有助于管理者与股东的代理成本的降低, 同时股利支付率将降低。即股利、股权比例对公司股利政策有着显著影响, 且股利支付率和代理成本与之均呈负相关。换句话说股利支付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公司管理者与股东间的代理成本, 符合代理理论的解释。
宋玉和李卓以沪深两市2002-2004年所有A股作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与最终控制人的侵害动机成反比, 派发现金股利将有利于减少最终控制人所能控制的企业资金, 从而抑制其侵害中小股东的动机, 反映出现金股利的发放能够缓解最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冯曰欣认为资本成本是连接管理者和股东的纽带, 理性的管理者会以资本成本为依据制定股利政策, 并且在此基础上, 公司股利支付力度加大将会使管理者可支配现金流减少。
吴晓玲和狄跃强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以2003-2006年我国A股发放现金股利的2 38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信息不对称对现金股利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成长机会和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的关系。结果显示, 信息不对称对现金股利没有显著影响, 但成长机会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负相关, 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正相关。同时, 公司需要根据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不同决定股利分配方案, 如自由现金流增加时, 股东希望降低管理者可支配现金流, 将提高现金股利支付力度。
刘志强和余明桂以2001-2004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力度的关系。投资者法律保护是减少管理者与股东间代理成本的一个有效方法, 他们从法制环境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分析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股利的关系, 并探讨公司所处市场竞争是否激烈与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力度呈正相关关系。
尽管国内众多研究得出我国的股利代理效应较明显, 但是不支持代理理论的也同样存在。原红旗通过对1994-1997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得出不同于国外的结论, 国外认为股利政策是能够控制代理成本的工具, 但是在我国股利政策却是代理问题的产物。我国企业发放现金股利可能是由于股东转移现金的表现, 而并不是为了减少公司存在的代理成本。基于我国的特殊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 导致与国外因果颠倒的结论。
周县华和吕长江主要从代理理论和投资者保护理论出发, 研究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的利益保护, 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不合理, 控股股东有利益侵占之嫌, 在我国特殊环境下, 较高股利的发放并不能减少代理理论, 而是作为控股股东运输资金的渠道。
易颜新、柯大刚和王平心对河北、山西、陕西、及福建等4省2006年5-12月共计175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进行股利决策问卷调查分析股利发放动因, 得到有效问卷151份。在分析问卷调查基础上, 运用整体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验证。最终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发放股利的目的在于能够带来超额收益, 传递公司盈利能力的信息, 并非依靠股利的发放降低代理成本。
(二) 信号理论角度下的实证研究
信号理论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信息不对称, 股利可以作为管理者向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发展状况的一种手段, 现金股利信号的研究始于Lintner (1956) 对美国1945-1953年28家上市公司关于公司在股利、留存收益和税收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的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表明股利变化与公司长期的净收益呈正相关。Pettit (1972) 首次提出股利信息市场反应, 其认为股利公告能够向市场传递有用信息。信号理论在我国的研究还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在我国最先研究信号理论的是陈晓、陈小悦和倪凡, 他们以1996年之前上市的8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将我国的股利分为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三类, 继而研究不同股利形式首次发放的信号作用, 研究得出三种股利均能产生正的超常收益, 表明三种形式的股利均具有信号作用, 但现金股利效应不及其他两种形式显著, 尤其是考察交易成本之后, 现金股利的信号作用丧失。
魏刚将股利信号传递模型运用于我国1992-1997年沪深644个上市公司, 研究我国持续盈利与股利政策的关系, 研究发现我国持续盈利的变化是公司股利政策的主要驱动力量, 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利预测公司持续盈利状况。
李卓和宋玉以我国2000-2004年A股年报为样本, 研究表明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整体及各组成部分均有较强的盈余持续性, 表明我国股利政策具有一定的信号作用。徐新 (2008) 采用事件分析法对我国2002-2004年沪深所有A股公司进行研究, 将所选样本分为股利增加、股利减少、股利不变、首次发放股利四组对现金股利公告效应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股利增加的公司获得了累计超常收益率, 而减少股利的公司却获得了累计超常收益率显著为负, 结果支持信号理论。
赵惠芳、孙亚林和潘立生利用投资机会衡量成长性, 针对2002-2006年间沪深两市A股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 投资机会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成负相关, 与股票股利呈正相关, 投资机会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股票股利, 这样既能减少自由现金流的流出, 又能向相关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发展良好的信号。费海涛 (2009) 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方法, 研究2006-2007年沪深两市数据, 主要采用决策树方法探讨股利政策影响因子, 当年可分配利润, 成长机会以及经营风险都对股利政策产生显著影响。
李婷通过对国内1994-2008年仅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进行观测, 实证研究表明股利改变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 即股利的改变能够传递公司信号, 这些信号不仅包含公司当前状态和公司当前相对过去的价值改变信息, 还包括公司未来的成长、风险信息。同时, 当公司发展至成熟期时, 公司处于稳定阶段, 资本、人力等各方面处于平缓, 面临较低的风险, 此时提高股利支付水平将有利于降低公司自由现金流、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 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治理。因此, 股利改变符合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的解释。
然而, 国内学者对于信号理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性。
陈浪南和姚正春在控制盈利信息的基础上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沪市1998年12月到1999年10月共219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进行股利信号作用研究, 研究得出现金股利不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而送股、配股的股票股利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李常青和沈艺峰利用随机游走模型衡量公司的未来股利变化, 同时结合符号检验、回归检验和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对沪深1995-1998年144家上市公司股利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变化并不能传递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而只是立足于当年的盈利情况。
何涛和陈晓在控制盈余信息等变量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法以克服超常收益法在我国的局限性, 通过对1997-1999年现金股利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纯现金股利不能给股票带来隐形回报, 即不能向投资者传递未来盈利的信息。
杨熠和沈艺峰通过对1994-2001年间数据运用事件研究分析, 横截面回归分析与事后经营状况的回归分析进而研究现金股利公告。在前两种分析法下, 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均得到支持, 但是在事后经营状况的分析中, 却否定了股利信号理论在我国的有效性, 肯定了代理理论的效应, 并提出股东应该注重股利的治理作用。同时曹媛媛和冯东辉运用混合回归方法和交叉列联表分析方法对1994-2001年上市公司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 由于我国市场的特殊性, 我国股利政策倾向于不稳定, 且相关检验得出股利变动不能传递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
(三) 生命周期理论角度下的实证研究
2006年, Deangelo和Stulz提出股利生命周期理论, 其认为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所处内外部环境及其特征做出的股利政策更加符合上市公司股利支付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股利理论的缺陷, 为进一步解释“股利之谜”做出了一定贡献。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仅次于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影响。
杨汉明以2003-2005年沪深两市的A股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留存收益占权益比可以指导股利的发放。以留存收益占权益比20%为拐点, 在留存收益比例小于20%, 公司发展为创业期或者成长期, 此时, 是否支付股利与留存收益比例呈负相关, 结合自身发展, 公司应将资金用于未来发展, 故会减少股利发放。在留存收益比例大于20%, 公司发展为成熟期或者衰退期, 此时, 是否支付股利与留存收益比例呈正相关, 此时公司投资机会减少或者盈利能力较好, 公司将剩余现金发放给股东。
徐腊平以1993-2006年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发现, 现金股利支付率和股票股利支付率与留存收益与投入资本之比均呈显著正相关。证实企业将根据财务状况进行相机抉择, 制定合理的股利支付政策, 并且公司股利支付政策呈现生命周期特征。
李常青和彭锋选取2000-2006年A股非金融行业公司为样本, 结合参数与非参数检验我国是否存在股利生命周期理论, 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基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会采取不同的股利政策, 但会受到证监会配股增发政策的影响。首先通过变量主营增长率、资本支出率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总资产划分生命周期, 并通过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证明以上三个变量能够较好区别各阶段, 之后再次通过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各阶段股利支付率情况, 得出结论是成熟期现金股利支付率大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现金股利支付率。最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现金股利倾向与生命周期变量在成熟期到衰退期阶段呈负相关, 符合理论解释。然而由于我国监管政策的原因导致现金股利倾向与生命周期变量在成长期到成熟期阶段呈正相关, 不符合理论解释。
刘圆圆 (2013) 通过对我国2003-2010年深市5 229个样本数据研究, 利用留存收益权益比作为生命周期代理变量, 检验其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存在生命周期理论特征。符安平 (2013) 通过对我国1999-2008年分红数据的研究, 发现留存收益/所有者权益高的企业即成熟阶段公司更容易支付股利, 然后采用留存收益/总资产进行稳健性检验, 得出一致结论。同时控制变量中反映盈利能力的变量与股利支付倾向呈正相关, 成长性指标与股利支付倾向呈负相关, 进一步验证我国股利政策发放符合生命周期理论。
然而遗憾的是, 并非已有的研究均证明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具有合理性。宋智慧 (2010) 以2004-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同时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两个时段分别研究并对立分析, 用留存收益权益比作为生命周期代理变量, 研究得出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和股利支付力度均不具有生命周期理论的特征。我国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 制度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应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相关评述
基于以上研究, 我国对股利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和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信号理论多集中于股利分配的市场反应, 股利发放与公司当前及未来盈利能力的关系, 代理理论主要集中于股利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 生命周期理论主要集中于公司发展历程中各阶段特征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在各个理论的框架下, 我国学者发现国内上市公司存在众多对股利政策产生作用的影响因子, 如:盈利能力, 公司规模, 投资机会, 管理股权比例, 最终控制人特征, 资本成本, 成长机会, 自由现金流, 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及留存收益占权益比。主要运用参数检验, 回归分析, 事件检验法, 得出各种不同结论。
总而言之, 以上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对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认识。股利政策是一项提前计划预测工作, 而不只局限于事后支付, 并不能用一种股利理论对公司股利政策众多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解释, 所以公司在治理过程中, 需要全面了解、多角度研究以制定更为合理的股利政策。但是, 我国股利政策相关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而且在对股利政策研究过程中多集中于公司内部原因, 较少关注外部原因。近年来, 股利分红是证监会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未来研究过程中应该开拓符合市场变化的新思路以更深入地研究上市公司行为。
参考文献
[1] .宋玉, 李卓.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 (5) .
[2] .冯曰欣.基于资本成本的股利决策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 (3) .
[3] .吴晓玲, 狄跃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 (8) .
[4] .刘志强, 余明桂.投资者法律保护、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股利支付力度[J].管理学报, 2009, (8) .
[5] .易颜新, 柯大刚, 王平心.股利分配动因与股利决策[J].经济管理, 2008, (4) .
[6] .赵惠芳, 孙亚林, 潘立生.投资机会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 2009, (2) .
[7] .李婷.股利改变的信息内涵:公司未来收益还是风险[J].中国国情国力, 2009, (10) .
[8] .杨汉明.寿命周期、股利支付与企业价值[J].管理世界.2008, (4) .
理论基础理论 篇8
关键词：交易费用理论,不完全契约,企业边界
1引言
现代企业理论是在科斯、阿尔钦和德姆赛茨、阿罗等几位经济学家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对于企业理论研究的盛行主要还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导致这一领域学术活跃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产权学派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影响下的发展;二是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包括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合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2现代企业理论变迁
2.1 企业为什么存在?
据资料显示, 如果将企业理论严格界定为关于企业为什么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意义的学问, 那么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企业存在的原因的理解主要基于斯密的分工理论。科斯指出, 所谓“分工限制市场范围”的斯密定理, 并不能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 假如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劳动分工, 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呢?科斯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才是企业理论的起点。
科斯理论有其局限性, 但我们不可否认他的贡献, 70年代以后的企业理论的发展大部分都受到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影响。如张五常在比较了科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观之后对企业理论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即企业与市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只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 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 (“权威”) 来代替市场方式 (价格机制) 进行组织分工的, 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威廉姆森进一步规范, 拓展了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的企业理论, 他引入有限理性, 投机、机会主义等假设, 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会导致专用性资产投资无法达到最优并使合约的谈判和执行面临更大的困难, 造成市场的高成本。因此, 纵向一体化治理的企业可以替换现货市场, 通过内部化来削弱机会主义行为对准租的剥削。
2.2 企业边界理论
对于“企业组织的边界”问题, 科斯认为, 企业扩张会带来自身的组织成本, 这主要是因为对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来说, 收益可能是递减的, 因此, 由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的双重作用, 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威廉姆森的企业边界主要观点是: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与资产专用性决定企业边界与组织规模的变化。总结起来说, 威廉姆森认为企业边界扩张是对交易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 表现为企业组织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对于威的企业边界的观点, 哈特持有不同的态度, 他认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并没有说清企业的本质, 尤其是没能说明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也没有回答企业的归属和边界是什么样的问题。哈特提出:企业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所组成。企业的资产是企业所有的实物或非人力资产, 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 资产所有者拥有对该资产的剩余控制权。
2.3 不完全合同理论
既然合同是不完全的, 是可以调整的, 那么为什么合同的不完全性还那么重要呢?关于这个问题, 哈特是这样作答的:合同在重新调整时会产生多种费用, 如事后成本与事前成本。前者产生于重新调整的过程中, 后者产生于对重新协商的预期。修改合同条款时, 合同各方可能争论不休, 但这种争论对总的生产目的没有任何好处;信息不对称时, 重新谈判可能达不到有效率的协议。如果交易双方在签订了不完全合同后进行了专用性投资, 在重新签订合同时, 就可能难以找到新的交易伙伴 (因为寻找新的交易伙伴要招致“沉没成本”) , 双方“套牢”在已做出的专用性投资上, 产生一种新的成本。这种成本可能比前面提到的两种成本更大。因此, 理性的经济个体在专用资产的投资上缺乏积极性, 即这种投资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总是专用性投资的不足。
对于哈特的企业产权理论即不完全合同理论, 是现代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也是当代经济学前沿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值得提出的是, 虽然合同不完全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 但在理论基础上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哈特本人也承认对此方面的理论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哈特理论的缺陷还需要后来人对其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如帕特里克·博尔顿就对产权理论关于所有权价值和一体化成本和收益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正式的说明。并采用了GHM模型对不完全合同理论的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性的验证。
任何理论都有其相通的地方, 如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企业, 也可用于研究其他形式的组织和制度。而且它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科斯.企业的性质[M].孙经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公仆理论与仆从领导理论比较分析 篇9
关键词：公仆,仆从领导,比较
一、引言
在管理学众多的领导理论中,有两种理论最为独特和典型———公仆理论和仆从领导理论。我国对公仆理论的研究,时间比较长,也比较深入。但是,一般把它归结于政治学中的国家学说范畴,而我国更倾向于把它放到管理学的领导理论中。因为作为公仆理论的研究对象“国家公职人员”,在领导者群体中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对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将产生示范作用。仆从领导理论产生的时间不长,在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得不够深入,传入我国也是近几年的事,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视。可是,在当今全球金融形势与经济状况不佳的年代和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矛盾突显的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的领导者都需要一种超越利益相关者价值观和顾客服务的东西。而仆从领导理论正好为人们提供了这种东西。
二、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比较
1、公仆理论起源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实践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执政国家
“公仆”一词原指公众的仆人,比喻替公众服务的人。纵观世界政治思想发展史,在政治理论论文中首次运用“公仆”这一概念的是世界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但丁在他的《论世界帝国》中说:“公民的代表和国王都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从最终目的这方面来说,他们却是人民的公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论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时,自觉和不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但丁的“公仆思想”。如摩莱里、罗伯斯庇尔、乔治·华盛顿、孙中山等都使用过“公仆”概念来表达和论证其“民权”思想。
马克思是第一个使用“社会公仆”概念的人。首先见诸于1871年5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中说:“负有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
恩格斯在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为该书写的一篇“导言”中有:“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
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仆理论。1918年列宁发表了《国家与革命》一书,要完全消除公职人员的升官发财思想,提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十分重视用公仆思想武装干部。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干部队伍的现状,把公仆思想中国化了,把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称之谓“人民的公仆”,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精辟论断。
邓小平在开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提出了“人民公仆的一切行动准则是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标准。”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科学领导观的重要命题———“领导就是服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2007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届人大、政协五次会议中,提出干部要增强三种意识(即增强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节俭意识),其中之一就是增强公仆意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永做人民的忠实公仆。”
2、仆从领导理论源自于人对服务需要的本能,实践于市场经济社会的当代组织
仆从领导理论认为,领导既不是光耀史册的帝王将相,也不是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领导首先是仆从。仆从领导理论最先由美国学者罗伯特·K.格林里夫(Robert K.Greenleaf)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但这一理论的灵感来源于60年代他阅读到赫曼·海思的《东方之旅》(Journey to the East)短篇小说。他刚提出时这一理论时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当“9·11”事件发生、“安然丑闻”的披露和近两年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美国人的内心世界“一记重锤”。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在寻求一超越物质利益相关者价值观和为顾客服务的某种东西,格林里夫的仆从领导理论的价值由此在本世纪被人们重新认识。
3、结论
公仆理论的产生是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斗争中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由“社会公仆”代表“社会主人”是必然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公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铲除旧政府权力中,吸收那些合理部分的必然结果。仆从领导理论的产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突显时期,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强调领导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员工利益的献身精神,更渴望对服务的人本性需要。
三、“人民公仆”和“仆从领导”的特点比较
1、“人民公仆”的特点
(1)领导就是公仆。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称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取得无产阶级民主政治,要用无产阶级的社会公仆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人;要实行全社会人民管理制,所有的社会公职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为社会负责的公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仆思想,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做官当老爷。
(2)“服务人民”是公仆的天职。邓小平用“领导就是服务”准确而鲜明地概括了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的使命与职责,作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领导干部,即“人民公仆”,不能谋取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需要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
(3)“人民满意”是公仆的准则。朱镕基于1999年在接见“人民满意公务员”代表时说,“让人民满意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更是一个工作标准和行为准则,切实做到不容易。”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公仆的工作标准和行为准则必须是人民满意;二是领导干部是不是公仆必须由人民评价。
(4)正确的价值观念是公仆之魂。从社会活动中看领导干部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念、行为动机和行为准则,决定着他能不能成为一个人民满意的公仆。正确的观念、动机和价值观,既是领导干部从政的起点,也是终点。领导干部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2、“仆从领导”的特点
(1)倾听。领导干部需了解团队中成员的愿望和需要,并使这些愿望和需要清晰可见。领导干部的倾听不仅包括对团队成员说出来的话虚心倾听,而且也包括静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而与自己的身体、心灵沟通。
(2)移情。领导干部要求理解他人,同时对他人移情思考。在管理活动或工作现场,要预设团队成员的善良愿望,即使要拒绝团队中某种行为或表现,也并非拒绝某一个成员,成功的领导就是那种移情倾听的优秀领导。
(3)愈合。领导干部是促进更新、整合的强大力量,它的强大内在力量就在于能愈合自我和愈合他人。
(4)觉醒。它是一种搅动你不安、使你清醒的东西,仆从领导总是会异常清醒并冷静地激起人们的不安。
(5)劝导。领导干部依靠劝导,而不是职位所赋予的权力。领导干部追求他人的信服,而不是强势下的屈服。
(6)构想。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超越日常琐事,着眼长远思考,培养团队员工描绘宏伟蓝图的能力。
(7)预见。领导干部具有预见在未来不断变化的环境下获得某种可能结果的能力。它要求领导干部从过去的领导经历中获得经验教训,从当前的情势和状态中了解现实,从未来的变化趋势中预见结果。
(8)管家。它是指忠实地为他人保管某些东西。领导干部就要像管家一样,为了整个团队和团队成员的需要而尽职尽责、竭诚服务。
(9)致力成长。团队成员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越他们作为他们所做的一般具体贡献。因此,领导干部应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尽其最大努力来培养、促进团队成员的个性、品质和精神的养成,以帮助团队成员成长成熟。
(10)成立社群组织。从社会历史的进程来看,某些庞大的社会组织,如国家、军队、跨国公司能够极大地改变世界的现状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而在某种特定环境下生成的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社群组织则正在趋于离散、解体的危险境地。领导干部可以在自己组织中建立以社群关系为导向的社群组织,以巩固其凝聚力。
3、结论
人民公仆的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是“勤务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它与“社会主人”是根本对立的性质不同的概念,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对立。就其实质而言,仆从领导的特性是服务,而不领导。从这一点来说,它与人民公仆的属性是一致的。但仆从领导并不否认和拒绝权力(power),但在运用权力的模式、方式和方法上不是采取传统意义的上下级之间“命令—服从”方式,而是采用朋友伙伴之间“感召—服务”方式。
四、理论的运用比较
1、公仆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
(1)作为人民公仆的干部,要处理好人民公仆同社会主人的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公仆”与“主人”关系的正确解决,关键是对人民群众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认识。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领导干部必须懂得和了解社会历史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不断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决不是什么英雄豪杰,更不是什么上帝、救世主所恩赐的。同时,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和主人。
(2)作为人民公仆的干部应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的老爷。早在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在肯定整风后的工作作风有很大进步外,他指出,工作作风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有些干部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发扬民主。个别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只爱听恭维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缺乏民主作风。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3)作为人民公仆的干部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而不应当摆官架子,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官吏相反,人民公仆应是普通劳动者,是群众中的一员,这是党和国家干部的一大特点。1951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26条中指出,“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人民群众,使他们感到你们心是交给他们的,虽然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2、仆从领导理论在社会组织中的应用
(1)应用于私人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区领导培训。在西方国家组织领导培训中运用仆从领导已有30多年的实践发展,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经济与网络信息时代造成的动荡面前,人们的感情纽带被割裂,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被撕裂,而原来的传统信仰、伦理和行为方式也遭到抛弃。因此,格林里夫曾提出,“只要建立三个真正管理良好的大型机构———一是私营企业,二是公共部门,三是非营利组织,这个世界和这种社会才能获得拯救重生。”
(2)运用于大学领导教育培训。将仆从领导理论引进大学和企业的领导学课程,目前在欧美国家正在迅速发展。在美国多数大学教育中,如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堪萨斯州大学和密歇根州大学等50多所大学都开设了有关仆从领导的教学课程并设立了奖学金,以鼓励仆从领导理论在大学传授。
(3)促进社会组织中的个人成长。仆从领导理论为个人精神、职业、感情和智力等方面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例如,美国的一些公立医院将仆从领导理论用于对所有医生、护士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标准的指导,它还用来解决医护工作者与院方之间的矛盾,并增进医护工作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3、结论
严格意义上说,公仆理论只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执政国家的公职人员的要求,事实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仆从领导理论则适用于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主要运用于各种不同社会组织———私营、公益或政府、中介组织的“领导管理”。但从“领导者”的个人成长来说,“公仆”和仆从”的意识都是必须具备的。
参考文献
[1]钟维荣:公仆意识建设新探[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理论基础理论 篇10
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必定有公共财政。回顾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漫长历史, 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交替推动、共同前进, 具有互动关系。概括地说, 欧洲中世纪后期, 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萌芽阶段;欧洲工业革命前后, 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形成阶段;而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危机时期, 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发展和完善阶段。
1. 财政产生的历史条件。
财政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 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财政。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出现了剩余产品, 产生了私有制, 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剩余产品的出现, 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是财政产生的经济条件。财政的产生不仅需要具备经济条件, 而且需要具备政治条件。剩余产品的出现造就了私有制, 促进了阶级与国家的产生, 国家是财政产生的政治条件。国家为了维持统治和实现其职能, 需要占有和消耗部分社会产品, 因此国家必须凭借其拥有的政治权力, 强制、无偿地征收一部分社会产品, 以满足其各方面的需要。这种凭借国家政治权力进行的分配就是财政。
2. 公共财政的起源。
据考证, 在5 000年前的两河流域, 苏美尔邦国家就存在国家基础建设投资, 主要是灌溉系统建设财政支出, 但财政制度的形成要比财政活动晚得多。在封建社会, 国家的收入可以说是统治者的私人收益, 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使用, 财政收支的不规范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到了中世纪晚期, 专制君主自身的财产收益已不能满足其挥霍的需要, 财政收入进一步转向非个人财产收益的税收方面。而此时正是社会经济规模快速扩张时期, 封建性质的私人财政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从另一方面来看,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 与封建贵族展开了争夺财权的斗争。通过长期的斗争, 资产阶级通过国会夺取了财政收支的控制权, 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都必须向国会提出“财政收支计划书”, 并由国会审核批准。公共财政形成初期, 最普通的形式就是政府预算。公共财政最早是在英国产生, 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统一基金法案”, 规定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必须向国会提交计划, 并且要经过国会的审核批准, 从而确立了国家预算制度。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效仿。
3. 公共财政理论变迁。
纵观世界各国, 财政的历史源远流长, 而将财政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至今不过200多年。众所周知, 公共财政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 而其形成与发展较其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 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发展的。因此, 本文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 对公共财政理论的变迁与发展进行了梳理。
(1)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财政理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 西欧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时期, 自由经济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1776年,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这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 反对国家干预, 主张自由竞争。同时, 他也承认国家有其存在及执行其应有职能的必要性。此后, 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逐渐丰富。
19世纪30年代, 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 英美经济学家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形成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福利经济学又经历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认为要想增加经济福利、消除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 光靠“看不见的手”是不能消除外部性问题的, 只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干预才能消除外部性, 消除外部性是公共财政的目标之一。
(2)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财政理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垄断随之出现, 市场经济的缺陷进一步凸显。分配不公和经济大幅度波动尤其突出, 并开始直接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家对市场缺陷和政府干预作用的认识与研究日益深化, 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 公共财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1929~1933年, 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提出资本主义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使用达到充分水平, 国家有必要采取措施干预经济, 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1936年, 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 认为因市场缺陷造成的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与失衡只能由政府来矫正。20世纪50~60年代, 萨缪尔森、罗宾逊、希克斯、汉森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理论, 凯恩斯理论成为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3) 经济“滞胀”时期的公共财政理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行的现象。“滞胀”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政府干预本身也存在着缺陷, 因此凯恩斯主义受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的抨击。公共选择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回潮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反思后的新经济理论产物, 既承认市场缺陷, 也承认政府缺陷。该理论认为,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对市场缺陷和潜在的非市场缺陷 (政府缺陷) 进行比较, 才能知道是否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对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 也要采取种种措施来严格限制政府权力, 以防滥用。
供给学派在此背景下兴起。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抑制通胀、降低社会福利支出, 强调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供给学派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很大。1981~1988年的美国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是以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为依据, 该计划实施不久, 美国就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总之, 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各国出现经济“滞胀”以及社会储蓄率、投资率、生产增长率的急速下降, 以及国外竞争力的急剧削弱, 导致西方经济学界对政府干预普遍产生质疑, 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回潮。从现实情况来看, 尽管政府干预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国民经济的运行仍然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干预, 如何提高政府干预水平及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协调性才是政府有效干预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4)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主要内容。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 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 即“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 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失灵的领域, 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与干预。公共财政理论还认为, 公共财政是为弥补市场失效, 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分配行为, 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不是盈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 不能参与市场的盈利竞争, 因而也就决定了公共财政的非盈利性。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定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内, 不能超出这一领域而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二、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的选择
1. 公共财政的本质决定了其理论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管理形式、财政管理体系与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公共财政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政府以社会和市场经济管理者的身份代表全体国民管理国家财产, 取得国民收入, 并将这些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动支出, 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以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保障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秩序,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 它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 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公共财政的本质, 也决定了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的选择方向。
2.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基础。
(1) 把市场失效作为财政职能定位的经济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职能的定位应建立在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基础之上, 从市场机制的角度研究公共财政的定位。有效的市场机制通常能产生经济上的高效率, 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信号能有效地引导资源向高效率的企业、行业和地区流动, 从而带来整个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 市场竞争机制可使效率低、成本高、技术落后、经营不善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 通过竞争筛选出来的企业必定是高效率的。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悟出了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道理。然而, 市场机制虽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带来效率, 但也有失败或无效的时候。比如, 外部效应、垄断、收入分配不公乃至经济失衡等都是市场失效的典型表现。市场失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社会中, 只有在市场失效的领域, 政府部门的介入才是必要的。在经济领域,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克服市场失效的问题, 财政则是支持政府行使这些职能的手段。财政所要解决的只能是市场不能解决的或者是通过市场解决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由此可见, 社会不同领域的资源配置职能必须由国家和市场分别承担, 一切可以避免经济效益外溢的生产经营, 其资源配置都应当由市场机制去完成;相反, 凡是具有难以克服的效益外溢性的产品生产, 都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解决。
(2) 以公共需要作为财政支出定位的前提。一般来说, 财政支出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 财政职能服务于政府职能, 政府应做什么, 财政资金就应该支持什么, 而政府应做的事很多, 因此应当确定一个划分标准。对此, 西方财政理论界认为, 所有社会产品可划分为三大类, 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其中, 私人产品具有效用的可分割性、消费的竞争性、受益的排他性, 市场能有效提供;相反, 公共产品则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 不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还有一些在性质上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 既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的产品, 被称之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 这类产品有的可完全由市场提供, 而市场效率不高或供给不足的则应由政府适当提供。这样, 政府的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产品和一部分准公共产品。财政支出必须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来界定和规范。所谓公共需要, 是区别于私人消费的需要, 是市场不能满足的需要, 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需要。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事务;二是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完成的事务;三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筹办而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事务。只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事务, 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
(3) 以公共权力作为财政收入定位的法律依据。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 是满足公共需要的物质基础。私人用于满足私人需要的资金, 是凭借其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取得的;而政府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资金, 必须凭借公共权力获得。所谓公共权力, 是由立法机关赋予政府代表公众行使的权力。在现代民主制度下, 政府的任何权力都应通过公共选择程序, 由立法机关审批、赋予, 否则就是滥用职权。在组织收入方面, 政府可以凭借其行政管辖权获取财政收入, 这类收入都带有典型的管理和强制性征收的特色, 主要包括税收、规费、使用费、罚金等收入。政府也可以依据经济所有权获取财政收入, 其具体形式有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租赁国有资产的租金收入、国家参股所获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国有资源管理费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源收益。此外, 政府还可以凭国家信用获得财政收入, 这类收入是政府按照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 通过发行公共债券获取的。综上所述, 政府是依据公共权力取得财政收入的。各种收入形式都有其优点和不足, 相对而言, 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以及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决定了其在财政收入体系中的地位, 成为各国筹集财政收入的首要选择。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在90%以上。其他收入形式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较低, 收入功能和调控功能难以与税收相比, 只能作为财政收入的辅助形式。
(4) 把公共选择作为财政决策定位的理论依据。西方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的预算决策看成是由公共产品的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过程, 政府通过预算收支提供的公共产品应符合公众的偏好或意愿。为了揭示公众对公共产品的偏好, 并把公众的个别偏好集中成为集体偏好, 从而作出符合公众意愿的决策, 预算决策必须按照一定的民主政治程序进行, 国家预算的内容要向社会公开, 社会公众有权监督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情况, 这就要求国家的预算必须步入民主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轨道。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应当借鉴和吸收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成分, 采纳西方国家科学的预算决策办法,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人民群众之间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财政分配权力制衡机制,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配公共选择程序, 实现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摘要：本文阐述了公共财政及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并对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的选择进行了分析, 认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应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成分, 实现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关键词：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理论,公共需要
参考文献
[1].贾康, 冯俏彬.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10年回顾.经济研究参考, 2004;2
[2].陈石.论公共财政的起源、改革与发展.鞍山社会科学, 2004;3
[3].于海峰, 姚凤民.公共财政学.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