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

马基雅维里（精选四篇）

马基雅维里 篇1

关键词：政治思想,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观察尼可洛.马基雅维里的一生, 就会发现有形形色色的马基雅维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外交家、作家, 同时他还是近代军事思想之父。伟大的小书《君主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名著之一。除此之外, 他还著有《论李维》、《战争术》、《佛罗伦萨史》以及讽刺社会道德的喜剧《曼陀罗花》。本文就《君主论》的基本内容浅析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

一

马基雅维里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共和背景很深的家庭, 父亲贝纳多是位律师, 家境并不富裕。由于贝纳多热衷于研究人文学科, 因此一开始马基雅维里在人文学科方面就接受了优秀的基础教育。后来, 据说他又进入佛罗伦萨大学接受了最好的古典教育训练。1494年, 法王查理八世的进攻, 在意大利的历史上开始了外敌入侵的时期。1498年, 29岁的马基雅维里当上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第二国务秘书。随后, 他又作为使臣被派往出使各地。多年的外交经验, 广泛与极权人物的接触和交流, 使马基雅维里能够站在旁观者角度, 冷静地观察与思考那些统治者们, 思考他们与他们的经验教训, 这些思考使他在《君主论》中的观点渐趋成行。1512年意大利被西班牙军队打败, 佛罗伦萨共和国宣告瓦解, 美第奇家族登上意大利政治舞台, 马基雅维里的厄运也随之而来。在遭遇了被罢官、入狱、出狱一系列事情后, 他隐居乡村, 大概在1513年下半年, 完成了《君主论》。本来寄希望于这本小册子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好运, 不过现实还是令他失望了。1520年, 美第奇政府给马基雅维里一个职位, 让其专心撰写佛罗伦萨的历史。1527年5月出现德国和西班牙军队进行的“罗马劫掠”, 文艺复兴时期终结了。美第奇政府垮台, 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国。因复官无望, 马基雅维里在贫困交加中逝世。

在《君主论》一书中, 马基雅维里基于人们是如何生活的这种知识, 而教导君主们如何进行统治。他指出, 一个合格的君主应当兼具狐狸和狮子的性格, 应当根据环境的需要对德行和恶行做出明智的和强有力的灵活运用。书中运用大量历史史实, 阐述了君主国的治理原则, 指明了君主怎样才能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言概之, 君主应如何获得权力, 如何维持权力。也就是由于这本小册子而让马基雅维里背上“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千古骂名。

二

该书在形式上传统的:其纲要和写作方法都是仿照许多中古时期君王治术的著作。但是它的内容却有革命性的改变。在这本书里没有理想主义的要求统治的君王做一个圣人, 或者要求他们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来解决统治的问题。一位统治的君王必须把道德和统治术、个人良心和公共利益严加区别, 必须随时准备为了国家的缘故做出在个人关系上认为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是说, 牵涉到人在政治上的价值方面, 马基雅维里似乎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他对道德哲学极不感兴趣, “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共同体的安全和健康, 而不是古代作品中所描述的较高的道德目的, 政治行为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比决策者的道德动机更重要。”政治的成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也不以某种外部的或超常的原则来达到政治中的秩序。这也许就是“思想家们几乎一致批评《君主论》, 而政治家们几乎一致的实行他所阐明的理论”原因之一。

其实对于大多数统治者而言, 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并无任何新奇之处, 只是揭露了他们在政治上玩弄的权谋诈术而已。话虽如此, 此书一经出版, 令世人震惊, 有许多人著书立说来反对它。原因何在?一方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正统的经院哲学家维护教士统治的世俗权力, 主张国家服从教会。像托马斯.阿奎那也为教皇的无上权力而辩解。归根到底, 国家应该服从教会, “政治有如哲学, 是神学的婢女”。而分邦离析的意大利国力衰弱致使她招致外辱, 教皇荒淫无耻、政治统治黑暗腐败、加之从政经历, 亲眼目睹强人所为使得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一套纯粹的政治思想。中世纪的政治著作中必定要涉及到基督教教义, 而除在政治思想方面, 马基雅维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基督徒。在他的政治思想中, 伦理学沦为政治学的工具, 宗教是政治的附属品。他的思想代表“一种复苏的异端对衰微的基督教的挑战”。

另一方面, 要说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 不能不提他的另一部著作《论李维》。马基雅维里本身出生在共和背景较深的家庭, 父辈是佛罗伦萨的贵族。《论李维》一书的内容是《君主论》的四倍, 着重赞美以古罗马共和国制度为楷模的共和制。而《君主论》似乎向独裁的君王献媚讨好, 因此世人就认为二者是有矛盾的, 政治上变节之快也莫过于他了。其实事实未必是这样的。《君主论》中的“君王政府”指任何一人政府。马基雅维里确实建议新得位的君王要无情、用诡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统治都要这样。他在《论李维》又指出, 新君王的无情统治只是多种政府形式的一种, 而且未必长久。也就是说, 从一种政府形式变成另一种政府形式, 是一个国家必然要经过的循环。君王政府只是这必然循环中的一环而已。因此, 《君主论》中的君王政府置于这套政治理论中是十分和谐的。即《君主论》是《论李维》的一个“分支”, 二者共同构成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或者也可以这样说, 他认为, 最好的政体形式是共和制, 且只有在人们表现为公精神的地方, 这种政体才有可能实现;而像他生活的政治腐败时期, 则需要绝对的专制政体以实现强盛而独立的国家的理想, 且必须牺牲公民的自由。

三

马基雅维里 篇2

很少有历史人物象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这样，获得的评价经常分化成为两种极端情况。实际上，在回溯到五百年后，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带来的影响和争议也没有减少一点。

有些人把他看作现代唯物主义之父，激励人们说或者做可以实现个人利益的事情；换言之，也就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实际上，权谋政治家这一词就来自他最有名的作品《君主论》，并且，现在已经被当作狡诈、欺骗和操纵的代名词来使用。

然而，也有其它人把他当作世界上第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为现代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还有些人认为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位通过利用基于经验概括、观察和历史现象的创新归纳法将经验主义科学方法运用在人类行为研究中的学者。

作为一名非常类似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者，我不倾向于对人对社会的影响好坏进行整体研究。不管怎样，他的很多理念在政治方面都获得了长期成功，并且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变成非常有效的力量。

此外，在读到马克•哈里森撰写的这篇文章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商业、领导力和企业文化方面的的理念会与他产生共鸣。事实证明，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前的很多年，我已经或多或少引用过他的内容。这仅仅属于巧合么？也许吧。

不管怎么说，他都领先我们几个世纪，这让我们可以从马基雅维里那里获取了十项商业和领导力方面的经验，也就是：

1、“如果希望保持成功的话，就需要根据时势的变化对行为进行调整。”正如我在几天前说的，“领导者必须学会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商业或者政治方面的灾难。”实际上，这就是大部分公司倒闭的原因。

2、“只有了解障碍和机会之间的细微区别，并且可以将两者都转换为优势的人，才能成为企业家。”对于企业家来说，第一个也是最只要的目标就是找到一种独特的创新解决方案，来解决客户或者市场方面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存在障碍的话，就不会出现机会。障碍同样也限制了竞争对手的发展方向。

3、“没有面临风险就不会获得成功。”我就经常说，愿意承担风险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

一。在《在针对后起之秀的非官方职业建议》一文中，我就鼓励青年朋友，“现在马上就加入到大冒险中！”原因也很简单，“随着年龄的增长，并开始„获得‟不希望冒险失去的事物时，再作出这种决定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4、“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寻找个人的激情，不仅是快乐的关键，也是企业成功的要害所在。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优先的，所以，不要在别人的生活中浪费时间。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阿门。

5、“维持现状不属于可行的选择；要做的事情应该是终止这种情况。”大部分读者都应该了解我就属于痛恨现状的情况。在《为什么怀疑主义者才能成为伟大领袖》一文中，我写到，“愤世嫉俗者会对普遍看法和当权者表示怀疑。【他们】不喜欢维持现状。【他们】试图寻找做事的更好方式。【他们】会打破常规破坏原有模式。”

6、“评估一位统治者智力的首要方法，就是看看他周围的人。”懦弱的领导人周围总是围绕着懦弱的助手。强有力的领导者总是选择可以找到的最好人才来开展工作。

7、“我认为，成人与儿童的区别，就在于针对某些有用行为时，可以表现出表里不一来。在这里的关键就是只有自己的利益．．．”在《你是否属于不正常的管理者？》一文中，我们就正常的管理者应该全神贯注于个人事业发展，并且应该“看起来就象普通成年人，而不是象儿童一样，行为不正常，乱发脾气，经常让周围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非常悲惨。”的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8、没有什么是比推行新事物更难入手，更需要胆量，并且更难断定成败的事情了。这就是现实的世界。对于公司初创、巨型企业合并和巨型企业内部真正的变革来说，情况也是这样。

9、“聪明人总是立刻就干傻瓜最后才干的事情。”我就非常喜欢参与决定性行动的规划，但在工作混乱的公司中，这通常会导致出现分析瘫痪的情况。

马基雅维里与韩非子 篇3

《君主论》在我国旧译为《霸术》和《横霸政治论》。1985年，商务印书馆将潘汉典先生依意大利文本为底本、并参照各国多种译本的新译本出版。

一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之所以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它标志着在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政治的国家观正在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恩全集》第三卷，第368页)。马基雅维里是近代西方第一个使政治学同神学分家的人，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奠基者。

马基雅维里的一生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盛和衰落时期度过的，他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担任过负责外交和军政事务的要职。他在长期的政治、外交实践中，痛感意大利四分五裂、外族入侵、衰败不堪的原因在于教皇的统治，他希望在意大利出现一个“符合时代的特性”的“救星”，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的思想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实现民族国家的安定和统一，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取得政权“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因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君主论》第45页，以下援引此书，只注页码)。由此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已经察觉到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君主政权是贵族和人民在斗争中适应各自的处境而建立的，“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使他当上君主，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扶他做君主，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第45页)。马基雅维里抛弃了中世纪的“君权神授”之说，用社会现象的本身来说明君主政体的产生，从而抹去了笼罩在君主之上的神圣灵光，同时也就取消了教皇作为“万王之王”的资格。

马基雅维里还说：“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君主们为了追求荣耀与财富，有的采取相同的作法但结果不一，有的采取不同的作法但结果却都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第118页)。马基雅维里虽然对君主的作用有所夸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是“时势造英雄”。马基雅维里认为，意大利当时正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有某种要素给一位贤明的有能力的君主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采取某种方式，使自己获得荣誉，并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第121页)。马基雅维里呼唤贤明君主的出现，希望在他的统治下能够医治意大利的创伤，制止外族的入侵和劫掠，“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第123页)。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在其早期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愿意在君主专制的卵翼下求得发展，愿意与王权结成联盟以反对神权。

二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作者内心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政治激情的反映，同时又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和其主观经验的束缚。《君主论》一书的思想观点鲜明，论证缜密，作者用审慎的眼光观察社会现实，将赤裸裸的功利得失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不仅挣脱了宗教神学的羁绊，而且抛去了道德伦理的温情。作者直面现实政治的残酷，但思想往往趋于极端，带着某种程度的片面性和夸张性。就思想内容来说，《君主论》与中国古代的《韩非子》有许多相通之处。

马基雅维里在自己的外交实践中深感弱国无外交，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只有以自己民族的武力作为后盾才能够同其他国家相抗衡。他说：“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第68页)“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的人。”(第50页)贤明君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军经武”，“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第123页)。显然，这些思想与韩非子的“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以兵农为本、注重耕战的政策是相符合的。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建筑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他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困难，追逐利益的。”(第80页)他认为“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着；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第86页)这些话与韩非子所谓“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是极其相似的。

马基雅维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他告诚君主“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perditadel－patrimonio)还来得快些”(第81页)。这句话被后人经常摘引，并且受到普遍的指责，因为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人们把物质利益看得比父子之亲还重要。然而，这一极端的思想却可与韩非子的思想取为同调，韩非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具出父母之怀妊，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其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韩非子·六反》)。马基雅维里认为，君臣之际通过物质利益的交换“就能够诚信相孚”(第111页)。而韩非子更说：“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韩非子·六反》)。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在西方的政治学说中已经是属于极端，但比起早于他一千七百多年的韩非子，却是小巫见大巫。

在性恶论的基础上，马基雅维里塑造了他的理想的君主形象：“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第36—37页)。在马基雅维里的笔下，贤明的君主“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在必要时诿罪于大臣而诛之，甚至于不惜灭舅杀亲……总之，君主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马基雅维里说：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第83—84页)所有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似曾相识的，因为韩非子关于“法”、“术”、“势”的思想都可以把这些囊括在内。

三

近来人们谈论东西方文化，常把中国之专制与西方之民主相比较。实际上，专制与民主这两种因素都曾经存在于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体系之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王权是进步的因素”(《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3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王权又必将被民主所代替。

在中国先秦时期，新兴地主阶级针对殷周奴隶主的“天神”观念进行了一次思想启蒙，“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取代了“天神”对于自然和人世的主宰，儒家以伦理代替宗教，道家则揭露儒家伦理的虚伪性而主张反归于“自然”，法家取道家的“自然”之说并将儒家所讲的名教秩序用严刑峻法整饬之。韩非子力倡“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为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分裂，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统一政权制定了理论基础。这在历史上具有进步的意义。秦始皇实践韩非子的理论，“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柳宗元：《封建论》)，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此所以后人论之曰：“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行其大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然而，秦二世而亡，汉高祖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因而重新起用儒生。以后的封建皇帝虽多数主张“尚德不尚刑”，名义上“独尊儒术”，但无不“以霸王道杂之”。王霸并用，以伦理道德佐专制刑罚之穷，这是两千年中国封建政治的特点。近代谭嗣同有见于此，故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仁学界说》)。

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不同，西欧封建社会不是表现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成果的扬弃，而是伴随着日耳曼人南侵的铁蹄，“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况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0页)。在中世纪的西欧，王权微弱，封建割据十分严重，而教皇却伪造“君士坦丁赠予”文件，凌驾于王权之上，对皇帝具有加冕权，成为“万王之王”。最能够说明教权与王权关系的典型事件是1077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为求得教皇格里哥利七世的宽恕，竟带着妻子幼儿，赤着脚在卡诺萨城堡前等候了三天，教皇才接受了他的忏悔。正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统治中心，所以在封建社会后期“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90页)。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神权，而马基雅维里呼唤贤明的君主出来代替教皇的权力，统一意大利，其进步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3页)，然而专制君主的独断专行、穷奢极欲又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而君主世袭制的弊病又常使亿万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昏愦无能的小丑手中。法王路易十五曾说：“我死之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用这句话来说明君主专制的祸害是再好不过了。在马基雅维里去世的二百多年过后，随着资产阶级的逐渐成熟，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卢梭则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和“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近代西方的政治学说经历了两次大的否定，第一次是对神权的否定，第二次是对君权的否定，由此才确立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与中世纪的西欧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权居于至尊无上的地位，神权虽没有被彻底否定，但不过是统治者用于“神道设教”或士大夫异想天开地用于“儆戒人君”而已。王权的统治要比神权的统治更有益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优于西欧中世纪的地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的生产和科学技术能够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与这一点是相联系的。但王权比神权更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实力，因而挣脱王权的束缚要比挣脱神权的束缚更为困难。王权倾向于集中，神权倾向于分散，此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取郡县制，而西欧中世纪则为封建制。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曾论郡县与封建之得失，他说：“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说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第19页)这说明郡县与封建“攻守之势异也”：郡县制难攻易守，而封建制则难守易攻。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延续之相对稳定和王朝更替时期战争之残酷从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说明。

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至宋明时期已发展到极端，但宋亡于元，明亡于清，民生涂炭，外族入侵，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此时，君主专制的弊病已经暴露无遗，因而有一批儒生起来对儒家君臣关系的理论进行调整，对君主专制进行激烈的批判。如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唐甄说：“懦君蓄乱，辟君生乱，君生乱，暴君激乱”，“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吕留良痛斥“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四书讲义》卷三十七)，指出“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同上书卷二十七)。顾炎武也抨击“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亭林文集》卷一)，主张地方分权自治论。黄宗羲还批判君主世袭制说：“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他提出“重相权”，“设政事堂”，使“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明夷待访录·置相》)。他还提出推选“太学祭酒”，“其重与宰相等”，“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

参照于西方政治学说的变革，中国的政治学说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否定。第一次否定，即君权对神权的否定，是由新兴地主阶级完成的，集中体现于韩非子的思想中。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完成了第一次否定之后，由于王权“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4页)，所以资产阶级很快就认识到王权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于是迅速地转向了第二次否定，即民主对王权的否定。而在中国，王权则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并且压制了新的经济因素的生长，因此第二次否定姗姗来迟。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外族入侵的激荡，一批士子奋起批判君主专制，这是中国社会的新的启蒙，也是进行第二次否定的开始。在清贵族的淫威和利诱下，清初士子的批判浪潮被剿杀了。但它化作奔腾的地火，当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候，它汇同了西方的先进的民主思想，终于在一九一一年结束了君主专制的统治。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并没有完成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使命，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马基雅维里 篇4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攻击型儿童及其攻击、反社会性行为的可能机制进行了研究。Crick等[3]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提出,攻击性男孩在人际交往中较不注意中性信息,却对敌意信息十分敏感[4]。这种对敌意信息的过分警觉增强了他们把无害信息理解为敌意信息的可能性[5]。相似的趋势也可在患有破坏性行为障碍(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DBD)的儿童身上观察到。van Goozen等[6]比较了DBD儿童与健康儿童对攻击性信息的偏好程度,发现DBD儿童更少关注非攻击性信息,儿童的攻击性越强,对攻击性信息做出的反应越早、越快。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上述独特的认知操作受到儿童潜在的心理结构的影响。

作为潜在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信念体系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的建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快速地针对他人形成印象、做出判断,并据以分类和归因,进而指导人们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一些人可能觉得他人不值得信任,需采用各种手段虚以逶迤;而另有一些人则对人性有高度的信心,认为总体上讲人是诚实可靠的,故应与人为善。上述对待他人态度上的差异可称为人们不同程度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7]。

在临床工作中,可以看到患有ODD、CD的儿童会频繁地卷入人际冲突之中。澄清这些儿童的马基雅维里信念是否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结构参与了他们对社会性线索的加工而对其冲动、攻击行为产生了影响是一件重要而且非常有趣的事情。本文对ODD儿童、共患ADHD的ODD儿童及健康对照组儿童的马基雅维里信念进行对比研究,并将对马基雅维里信念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进行探索。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组

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制订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对立违抗障碍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标准,于2006年7月到2008年12月在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心理科由2位精神科医师共同诊断连续就诊的56例8～12岁ODD男性儿童作为研究组,其中有17例ODD儿童共患ADHD。

1.2 对照组

对照组在郑州市某小学3、4年级8～12岁全部男性儿童中选取。入组要求无躯体疾病与精神障碍,学习成绩中等或中等以上。根据以上标准,共入组36例。

1.3 研究方法

1.3.1 儿童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kiddie Machiavellianism scale,KMS)[8]由儿童自评。本量表共20个条目,4级评分,用于测查儿童与他人相处的一般策略。高分表示儿童对他人的看法更消极,人际交往时缺少感情的投入。统计分析显示KMS的信、效度较好[9]。

1.3.2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10]系美国心理学家Achenbach及Edelbrock于1976年编制、1991年修订的用于父母评定儿童行为问题的量表,包括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社会能力包括3个分量表,社会能力得分高表示功能好;行为问题包括8个分量表,其中内化性问题包括退缩、躯体主诉、焦虑/抑郁,外化性问题包括违纪行为、攻击性行为。行为问题得分高则表示行为问题严重。国内常模信度和效度较好[11]。

1.4 统计方法

全部资料均在计算机上用SPSS for Windows 11.5统计处理。统计方法包括F检验、t检验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儿童马基雅维里主义信念组间差异的比较

经检验,单纯ODD组、ODD+ADHD组及对照组等三组儿童的年龄没有显著性差异,其受教育水平亦未有差异,故资料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单纯ODD组、ODD+ADHD及对照组儿童的马基雅维里信念存在具统计学意义的差异(F=3.873,P<0.05)。相互之间的t检验发现,病患组70例儿童KMS得分高于对照组儿童,差异具有显著性;而39例单纯ODD儿童与17例ODD+ADHD儿童的KMS得分却不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见表1。

*P<0.05

2.2 马基雅维里主义信念与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KMS与CBCL的思维问题、退缩、社交问题等因子及内化性行为问题、行为问题总分呈显著正相关,与学校情况、社交情况及社会能力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P<0.05;**P<0.01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病患组男孩KMS得分高于对照组儿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尽管ODD+ADHD组男孩KMS得分有高于单纯ODD组男孩的趋势,但关于该两组男孩之间KMS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的预测却未得到证实。

Braginsky[12]发现,马氏量表高分儿童比低分儿童更经常、更有效地采用操纵别人的策略,也拥有更好的控制他人印象的能力。Barnett等[13]发现,马氏量表高分儿童在“情感透视”测验中表现较好,但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却缺乏共情能力。Graham[14]总结了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特征:在人际交往中缺乏情感卷入,冷淡而疏远,常把他人看作可操控的对象;对传统和道德漠不关心,功利性地使用欺骗手段;形为上的禁忌较为薄弱,致力于以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在临床工作中发现,ODD儿童常常很难遵守纪律和规则,所以他们往往存在包括与家人、老师和同龄人在内的人际交往问题。

ODD或ADHD儿童糟糕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促使他们选择接近其他问题孩子,或者采用不成熟、具有适应不良性质的行为作为应对困境的重要方式。推测,马基雅维里信念也许是引发ODD或ODD+ADHD儿童诸多行为问题的影响之一。所以,在对这些儿童的心理治疗和社交技能训练中应引入与马基雅维里信念有关的内容。

在KMS与CBCL的相关分析中发现,儿童的马基雅维里信念与其社交问题、退缩、注意问题,以及内化性行为问题和行为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基本与预测相一致。但KMS与违纪、攻击及外化性行为问题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却与预测不相一致。也许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由于较低的宜人性而恶化了人际关系,影响了自己的人际交往[15],导致退缩及其他内化性行为问题,但他们的这种信念却并不必然地会导致违纪、攻击等外化性行为问题。换句话说,马基雅维里信念与非社会行为,而不是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上述观点得到了Wilson等[16]、Paulhu等[17]、Williams等[18]学者的研究结果的支持,但与McHoskey[19]的观点不太一致。McHoskey[19]发现,马氏量表与人格障碍诊断问卷4+总分及大部分分量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分量表包括反社会、反社会行为、冲动、边缘和被动攻击等。McHoskey等[20]还发现,病态人格与马基雅维里信念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Smith等[21]在一篇综述中也指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可以被预测高的寻求刺激的倾向,与病态人格患者非常相似。

总之,认为马基雅维里信念可能是ODD或ODD+ADHD儿童认知图式的一部分。这些潜在的认知结构可对儿童的行为问题和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且对内化性行为问题与人际关系问题的影响尤为显著。将来,将对ODD儿童马基雅维里信念的发展与变化进行随访研究,同时也将对ODD和CD等DBD的儿童进行研究。此外,还将就儿童马基雅维里信念与行为问题的关系做更加细致的考察。

摘要：目的研究对立违抗障碍儿童的马基雅维里信念及其相关的行为问题。方法56例8～12岁的对立违抗性障碍男孩(其中17例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36例正常对照组男孩接受儿童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的评定。其父母针对孩子6个月内的表现填写儿童行为调查表。结果病例组儿童马氏量表的得分高于对照组儿童,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但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对立违抗障碍组儿童与单纯对立违抗障碍组儿童马氏量表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马氏量表与儿童行为调查表的退缩、社交问题、注意问题、内化性行为及行为问题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r=0.244～0.321),与儿童行为调查表的社会、学校情况及能力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241～-0.299)。结论对立违抗障碍患儿表现出较明显的马基雅维里信念;马基雅维里信念与儿童的行为问题及社会能力之间,特别是与其内化性行为问题及人际交往问题,存在适度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