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性质

劳动性质（精选五篇）

劳动性质 篇1

要理解劳动者辞职权的概念, 必然要先理解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解除的概念。对劳动合同的定义目前有以下表述:一种表述为:“劳动合同, 亦称劳动契约或劳动协议, 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1]另一种表述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 之间关于确立、变更和终止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协议。”[2]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定义, 有以下一些学者的观点:有人认为, 劳动合同的解除, 即合同当事人依法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效力[1];有人认为, 劳动合同的解除指在合同订立以后, 尚未履行完毕以前, 由于某种因素导致双方当事人提前终止合同效力的法律行为[2];有人认为, 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当事人双方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 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3]。在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解除概念基础上形成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定义:“是指劳动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内, 无须经过对方同意, 单方面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 以单方的意思表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4]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权利作进一步解析:第一, 劳动者辞职权针对的劳动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第二, 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尚未全部履行才可以行使该权利;第三, 该权利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 在行使中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第四, 劳动者辞职权是劳动者单方的法律行为, 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即用人单位的同意。第五, 劳动者辞职权一般只向将来发生效力, 无溯及力。

二、辞职权性质分析

(一) 辞职权是形成权

要认定劳动者辞职权的性质, 就必须探讨解除权的性质。按照通说, 解除权属于形成权。要探讨解除权的性质, 就需要对形成权进行分析。王泽鉴先生认为, 依权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 内容变更或消灭的权利称为形成权[5]。郑玉波先生认为, 形成权者依自己之行为, 使自己与他人共同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之权利也。在形成权之上尚有变动权概念。变动权者依自己之行为, 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之权利也。变动权除包括形成权外, 还有可能权, 即:依自己之行为, 可使他人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之权利也[6]。形成权有以下特性:第一, 不可抗拒性。形成权最主要的特征在于, 依权利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 作为形成权的相对人是没有能力抗拒这种变化的。对于形成权的行使, 相对人无须协助, 也不存在所谓的不作为义务, 他所能做的就是任由形成权人行使其权利, 并无条件的承受形成权人对法律关系进行改变的法律后果。第二, 无被侵害之可能。形成权依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所以, 形成权在未行使时仅为一抽象的权利, 他人无从侵犯, 而形成权行使时又无须他人的协助, 所以无论形成权行使还是存续都不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性。第三, 无相对义务观念存在。形成权所对应的相对人并不负有任何义务, 不论作为还是不作为义务。形成权依其性质, 仅须经由权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 并不需要义务人的介入, 因此无相对义务观念存在。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拉伦次教授指出, 形成权相对人在法律上所承受的负担并非法律义务, 而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即当形成权人行使解除权或终止权之类权利使法律关系或权利发生改变时, 形成权相对人就必须允许其发生变化[7]。

形成权使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其单方的意思表示干预他人的法律关系, 如何保护相对人亦很重要。故关于各个法定形成权, 法律设有不同的构成要件, 并若干特殊情形, 使权利人负损害赔偿责任[8]。

形成权按照其行使对涉及到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效力的不同, 可以区分为设立性形成权、变更性形成权和消灭性形成权。解除权属于消灭性形成权, 即因形成权的行使而使既有法律关系消灭的形成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消灭了合同的效力[7]。

(二) 辞职权是法定权

法定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属于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明确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 用人单位出现相关情形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世界范围内, 许多国家对该权也都有相关的立法规定, 如英国有关劳动合同的立法中规定了即时解除权, 即雇员无须提前通知雇主即可终止劳动合同。

(三) 辞职权是劳动权派生权

派生权是基于原权利而形成的第二权利, 一般是由于他人侵犯原权利而发生。劳动者辞职权是基于劳动权这一基本权而形成, 由于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劳动权而派生。劳动权作为法律概念, 最早由奥地利法学家安东·门格尔所提出。门格尔在其1886年出版的《全部劳动权史论》一书中认为劳动权、劳动受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群———经济基本权的基础[9]。但直至1919年德国颁布的《魏玛宪法》第163条第2款中对劳动权才明确规定, “德国人民应有可能之机会, 从事经济劳动, 以维持生计。无相当劳动机会时, 其必需生活之来源应筹划及之。其详细, 另以联办单行法律规定之。”[10]这是第一次用宪法的形式来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通常被阐释为与社会劳动紧密关联的一系列的劳动者的角色权益, 在外延上包括就业权 (工作权) 、获得报酬权、休息权、职业安全权、职业教育权、团结权、民主参与权、社会保险权等[11]。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 有时也可以包括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狭义的劳动权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工作权基本同义[12]。其中工作权又包括三方面, 即工作获得权、平等就业权、自主择业权[12]。劳动者在实现择业自主权时直接对用人单位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用人单位方面就会利用自己在资本拥有及劳动力控制方面的优势阻止劳动者自由行使择业自主权。为保障择业自主权的实现, 并最终落实劳动权, 在劳动法中进一步设置了劳动者辞职权。

(四) 辞职权是生存权与发展权结合

公民获得财产的最基本途径是劳动权的实现。同时, 劳动权也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完善的基本方式。劳动者参加劳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谋生,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进步。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是劳动者共同的需求。生存是较低层次的需求, 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的需求, 而发展是人类独有的比生存层次更高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下, 人就不仅要求填饱肚子不挨饿, 同时能够享受社会更多资源来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解除权在这方面发挥了它的作用。1986年12月4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 确认了“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由于这种权利, 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 在这种发展中, 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13]因此发展权实际是一种使人在获得生存的前提下谋求更高领域的追求, 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的权利。发展本身是一种螺旋式向上的进步, 而发展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 它不同于发展本身, 它是对自由进化的主张与要求。人类之所以能够延续除了依靠生存的信念, 更重要的依靠不断发展的追求。发展同生存一样, 都是人类的需求, 都是人类社会不可被否认的时代发展的前进趋势。社会的进步依赖发展, 文明的进步需要发展, 人的进化更需要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 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 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人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和突出质量的发展。劳动是劳动者的主要谋生手段, 劳动者劳动所要追求的目标不仅是维持生存, 更是能够不断发展, 体现自我的价值, 达到自我实现与个性发展。作为一种劳动权, 劳动者辞职权亦是如此。劳动者辞职权的实现使劳动者不仅仅停留在满足最简单的求生的层次上, 也提高到追求更高质量的自我发展层次上。正如日本学者大须贺明所说:“尽管劳动权的根基是生存权, 但劳动权的目的不仅指在保证人能像人那样生活, 而且还要确保劳动者在精神上有一种充实感, 过上一种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10]

三、辞职权性质分析之意义

试论我国劳动合同的性质 篇2

所谓劳动合同，“亦称劳动契约，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确立劳动关系，依法协商达成的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和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劳动合同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当前的劳动法理论和劳动法制实践仍然非常薄弱。笔者认为，导致这种薄弱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劳动合同的特殊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

关于劳动合同的性质，首先有两点应当予以说明。一是有学者从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出发，认为我国的劳动合同的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合同是根本不同的。“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所决定，我国劳动合同的性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合同。如果仅从表面形式上来看，二者似乎有不少相同之处，”显然，如此看待劳动合同的性状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更是因为这种说法从劳动合同的外在环境出发来看问题，而不是从事物的内部来看问题。而我们知道，事物的性质取决于事物的内在要素。二是，我国学者基本上都倾向于强调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之间的区别。笔者并不否认，两者在当事人、内容、法律效力和形式等方面的差别，也不反对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分别立法的做法。但是，笔者认为，对两者之间差别的认识，应当界定在具体操作的范围内。而在本质属性上来看，如果我们强调两者的差异，在显然是不恰当的。相反，笔者认为，从本质属性来看，集体合同也是为了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劳资双方的利益平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体合同就是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劳动合同是采取了集体的方式。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动合同观

不同的法律制度，往往是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劳动合同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也随着经济发展的脉搏而发展演变。纵观劳动法的发展史，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劳动合同不同的时代命运。

学者们研究发现，“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将劳动合同纳入民事合同范畴进行统一调整。如《法国民法典》将劳动合同归为租赁合同范围，称劳动力租赁;《德国民法典》将劳动合同纳入劳务合同关系中;《意大利民法典》则干脆将整个劳动问题规定为独立的一编”.这就表明，在早期，劳动合同被认为与普通的民事合同并无大的差异。人们之所以如此认为，基本的根据是，在劳动合同的早期，劳动者和雇佣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比较简单。劳资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还不明显。因此，这样的劳动关系运用民法中的契约原理予以调整并无不当。或者说，劳动合同之所以采用了民事契约的形式，“显然是建立在早期的劳动关系与一般民事关系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的基础上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器大工业的来临，各国的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劳资关系趋于紧张，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也日益暴露出来。如何协调劳动关系，如何保护和救济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这成为劳动合同制度所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民法不能不寻求对策，但在保持民法品格限度内的努力却非常乏力。实现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必须冲破民法理念和制度框架的束缚，寻求公共权力的积极介入。这种努力的结果导致大量以限制工时、确保最低工资和职业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劳动立法的出现”.在这一时期，劳动合同实现了它的两次革命。在18德国制定民法典时，人们开始发现劳动力交换关系不同于民事权利的交换。例如，劳动力依附在劳动者身上，而劳动者不是商品;劳动力具有特殊的商品属性等等。193月比利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劳动合同法，开了从劳动立法的角度进行劳动合同立法的先河。19法国民法典将劳动合同规定在第一章。此后，劳动合同脱离了民事合同，在市场的推动下独立发展。这就是劳动合同的第一次革命。这次革命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的基石的社会功能。诚如欧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民事合同保障了民事权利，给人们以平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它旨在创造公平交易的市场和民主的社会;而劳动合同保障了社会权利，它旨在创造就业安全和社会福利，使分享社会财富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劳动合同的第二次革命以工会组织的出现以及工会组织作为工人代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为标志。集体谈判的内容从基准条款发展到权利条款;集体谈判的水平从企业发展到行业、地区甚至国家范围。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克服了个体劳动在市场条件下的先天不足。它将个体劳动者组织成为可以与雇主抗衡的集体力量;它提供了雇主和雇员之间平等谈判的机会;它创造了这种谈判的机制。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连接政府、雇主、工人组织的链条。在此期间，个体劳动合同在集体合同的保护下发展。首先，集体谈判根据行业或地区的情况确定了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并写进集体合同。在该集体合同有效期间，个体劳动合同的条件不得低于集体合同所确定的标准。

与此同时，劳动立法逐渐脱离了民法，劳动法也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劳动法的独立发展突出表现在，公共力量(国家)和社会力量(工会)在平衡劳资双方力量上的作用日益合法化并得以强化。因此，那种绝对的契约自由逐渐被驱赶出劳动法领域。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非集体化、非规范化、非制度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欧美国家处理劳动关系的集体自治机制面临着新的挑战：工人队伍个体化趋势导致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功能的减弱，劳动法制链条(个体合同、集体合同、国家法律)中的两端趋于加强。因此，劳动合同的基石作用重新被认识。

二、国外学者的劳动合同观

学者一般认为，“在现代，关于劳动合同的立法有三种模式：(1)在劳动法典等劳动基本法中将劳动合同单列为一章或一篇，如德国、日本、加拿大等;(2)制定关于劳动合同的专项法规，如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印度等;(3)少数国家仍把劳动合同作为民法的一部分，或者按普通法由判例对劳动合同进行规范。”由此看来，我们不难看出，在当前世界各国，虽然对劳动合同的性质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识到了劳动合同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对劳动合同作出专门规制。

德国劳动契约法草案规定：“劳动契约谓受雇人以劳动给付为目的，有偿的为雇佣人所使用之契约。”台湾劳动契约法草案规定：“劳动契约谓当事人之一方受雇人与他方雇佣人在从属的关系提供其职业上之劳动而他方给付报酬之契约”。史尚宽先生认为，“此二定义用语虽稍有不同，而用意则一”，“有身份的契约之性质，即受雇人在从属的关系提供劳动之契约”。此外，台湾学者还认为，劳动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凡一方对他方负劳务给付义务之契约，皆为劳动合同。举凡雇佣契约、承揽契约、居间契约、出版契约、委任契约、行纪契约、运送契约、合伙契约等皆属之。

就作为劳动合同的特殊形式的集体合同而言，应当说，“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由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坚持斗争的结果。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由于雇主与雇佣劳动者经济实力强弱的差异和利益上的冲突和对抗，再加上国家契约自由原则的保护，劳动契约对雇佣劳动者来讲成了不平等条约，劳动条件苛刻，劳动待遇低下。工人们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待遇，集体行动起来，通过怠工、罢工向雇主施加压力。雇主为了避免持续怠工、罢工造成更大的损失，便与工人代表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和解协议，以缓和劳资矛盾，解决劳资纠纷，于是产生了集体合同”.三、我国学者的劳动合同观

应当说，我国学者对劳动合同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我国《劳动法》颁布之前大致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是广义说，另一种观点是狭义说。这两种观点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承认劳动合同制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着劳动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广义说认为当时的固定制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也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现在，学者们虽然大多倾向于狭义说。但是，也有学者对劳动合同重新思考，得出结论：在劳动合同制取代固定工制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回过头来，我们也应看到“广义说”的某些合理之处，以及“狭义说”的某些不当之处。由于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立法者应当努力淡化通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产生的劳动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在实质后果上的区别，而不是强化这种差别，以扩大劳动法的适应面.我国学者认识到了劳动合同对劳动者应得利益在保护上的缺陷，并且认为，这是由于劳动者的弱者性所决定的。而劳动者的弱者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往往大于需求，就业机会稀缺形成”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结构中，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竞争加剧，劳动者的选择余地和谈判能力都大为减弱。其二，劳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劳资双方处于利益共同体之中，但也存在着利益矛盾。资本利益是一种经营利益，劳动利益则为一种生存利益，二者相比，生存利益尽管更具有公理性，但在实现过程中却表现得十分脆弱，因为资本所有者可以放弃经营利益，但劳动力所有者却不能放弃生存利益。在二者的抗衡与较量之中，劳动者常常不得不做出让步。其三，劳动关系是一种兼有财产和人身双重因素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混合关系中，劳动者隶属于劳动组织(单位)，必须接受单位的组织安排，居于一种单向服从的地位”.关于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劳动法中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国家干预，应该属于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的混合法。《合同法(草案)》中也未规定劳动合同，可见是同意劳动合同是区别与一般民事和经济合同。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单就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基础关系的劳动合同关系而言，与民法有极密切的联系，例如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劳动合同关系的发生取决于双方的意思表示，须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等价有偿的原则等。但是，由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劳动政策，特别着重劳动者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的保障，使劳动合同关系区别于民法合同关系，使劳动法区别于民法。当劳动合同关系发生纠纷时，应当首先适用劳动法的有关规则，关于劳动法没有规定的事项，则应适用民法关于合同关系的规定。可见，劳动法中关于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规则，具有民法的特别法的性质”.四、对我国劳动合同性质的一点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学界对劳动合同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或者是从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关系入手，或者是对劳动合同的具体特征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都不是劳动合同的真正本质。推动劳动合同的历史变迁，难道除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就没有别的因素?笔者认为，除了劳动合同的外部因素，决定劳动合同的命运的因素更在于劳动合同的内部。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到劳动合同的内部，才能找到决定劳动合同本质的真正内核。

笔者认为，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契约，决定劳动合同本质的真正内核是劳动本身。劳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合同的特殊本质。那么，劳动的特殊性何在呢?这必须从劳动的价值展开考察。

马克思所创造的劳动价值学说揭示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真正来源，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资本家剥削工人，强占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而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只够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即实现对劳动力的再生，等等。这种理论对发动工人运动来说，或许是有用的。但是如果用来解释为什么资本支配劳动力，以及劳动力在资本面前软弱无力则恐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前提之上的，即劳动力和资本是不同的：劳动是一种付出，而资本只是一种占有。这样，马克思就和自己的理论产生了矛盾：好像资本家的资本不是劳动的产物。我倒是觉得可以这样来看待劳动和资本的不同。首先，他们在形式上是不同的，一个表现为一种体力和脑力的付出，一个表现为静态的机器设备、厂房和现金;其次，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可以创造出超过劳动成本的另外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而资本只是转化到商品中去，而不创造新的价值。但是，我所要强调的是两者的共同之处，而这一点，似乎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这就是，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同样是劳动创造的结果(如果资本家所拥有的货币或者机器设备是盗窃或者抢劫得来的话则另当别论)，也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话，工人的劳动就和资本家的资本有了进行对话的基础和可能。同样，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为什么资本会支配劳动就不难理解了。显然，既然同样是劳动的所的，就需要同等的保护。然而所不同的是，也是我们所必须要牢牢记住的，工人的劳动只有在和资本相结合的时候，才有价值，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而资本却不同：资本是先前劳动的结果，因此，它的价值在转化为资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撇开量的区别不管，单从劳动和价值而言，资本就具有大于劳动的比较优势。因为，创造资本的劳动在前，要比工人的劳动更早，而时间是有价值的，同样数量的两笔货币，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年前的那笔要比现在这笔更值钱。笔者认为，这就是工人的劳动在资本家的资本面前低头的真正根源。

回到劳动合同上来，我们就会发现劳资双方的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的天然属性。在笔者看来，这是把握劳动合同的本质属性的重要前提。劳资双方在竞争上的天然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内在基因。因此，劳动合同从一开始就不是民事合同。只不过，在早期，人们还未能认识到劳动合同的这一天然特质，以及劳动合同问题还不是像今天这样严重。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劳动合同问题在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大多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工人失业，待遇低下等现象。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老板们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当然这更可能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比如，我国的劳动问题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所造成的，而同时资本的增长却未能满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愿望。因此，劳动力贬值便在所难免。这进一步说明，劳动问题往往受制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经济结构问题。在我国，打工仔愈来愈多，而老板的增长却相对缓慢。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合同问题的严重。

因为劳动合同的天然的局限性，所以把改善工人劳动状况的努

力寄希望于劳动合同是不够明智的。我国劳动法虽然对劳动合同作出了较为周详的规定，而且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地推进劳动合同的执行，但是，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状况仍令人堪忧。这突出表现为不少用人单位拒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的附合化.所以，姜俊禄博士指出，“对于劳动者，劳动合同本身所包含的，比如平等自愿原则，在实施过程中从根本上是得不到实现的，”协商“只是幻想，在实践中行不通，因为，在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解除等一系列过程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企业平等谈判;对于企业，花很大的精力与每一位劳动者谈相同的合同条款，也是人力、物力的浪费，所以，劳动合同制度还能走多久值得思考。把集体合同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手段，由工会与企业协商确立集体合同条款，是一种更高效的方式，也是未来的方式”.然而，对于姜博士对集体合同的看好，笔者认为，对中国的广大劳动者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是因为，集体合同的真正活力完全有赖于工会组织的健康有力。然而，这一点，恰恰又是我国工会的天生的致命伤。由于我国宪政体制的制约，我国的工会组织实在难以真正担负起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利益的神圣使命。

我国劳动权性质的变迁与定位 篇3

关键词：劳动权；自由权；社会权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117-08

如果说人类劳动生产关系从“大历史”的视角下看是从“强制”到“自主”的“解放”过程，那么中国民众则是经历了从“家长式”到“原子化”的“释放”过程。这个过程是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与经济体制的转变而进行的，在宪法上引起变化的是基本权利的内涵与国民的宪政共识。我国公民的劳动权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都有明文规定，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权的性质以及国家保护的程度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时期，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劳动权的内涵与定位，无论对于公民自身权利的切实保障，还是对于国家在法规范层面以权利的均衡化为核心有效地协调经济发展与劳工保护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纳入与析出：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演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复杂多样的变化。从某种程度看，这些转变都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季卫东教授以1954年宪法体制的确立作为起点，将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大势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前25年(1954～1978年)的时代性本质在于把个人纳入组织(计划管理)，采取了经济形态改造和政治灵魂改造这样两大步骤，其象征性符号是作为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而默默奉献的雷锋；后25年(1979～2004年)的时代性本质是从组织分离个人(市场竞争)，其象征性符号是摇滚乐第一人崔健，他通过震撼灵魂的呐喊使个人都按照发乎自然的节奏而舞蹈唱和。这种时代性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其在宏观上简洁而又确切地揭示了我国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演变特征。当我们选取1978年作为演变历史的拐点，并以我国劳动者个人为关注对象时，这种个人的“纳入”与“析出”的进程在微观上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人与单位的关系，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首先考察工人和单位之间的“纳入”与“析出”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1)以劳动力的统包统配和终身雇佣为特征的用工制度；(2)以低工资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工资制度；(3)以高福利和单位保障为特征的职工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些制度下，劳动关系是一种计划化、行政化的关系。国家控制着资源的配置权力，并以“单位制”作为连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资源分配通道，由此形成了个人对国家的依附关系。个人与单位的劳动关系，既有雇员与雇主关系的含义，也有公民与政府关系的含义。这意味着当工人服从单位的权威时，也就认同了国家的政治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单位组织承担了国家控制和整合社会的中介功能。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单位：具有政治、社会与专业的功能合一性；生产要素主体之间的非契约关系；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特点。然而，自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劳动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最本质的变化就是开始实行市场化，即由计划经济体制下“抽象化、政治化、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具体表现为：国家、企业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已逐步形成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由此，单位自主权逐渐扩大，其所承担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也不断弱化，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附性不断减弱，个人逐渐从单位分离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下，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对立地位也就逐渐形成了。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改制中，一方面职工“被雇佣者”的身份和地位被明确化；另一方面，部分职工因改制而沦落为失业下岗人员，其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其次再看农民是如何被“纳入”到土地中，又是如何从土地中“析出”而成为农民工的。本来，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各取所需，互不干扰。但在我国，这种区分却是在国家行政主导下强制形成的。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功能引入到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籍管理方式。从根本上讲，它衍生于国家实施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强积累模式。国家为保证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城市，以社会高福利制度，保持城市居民低工资的充分就业；在农村，则以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方式，来保证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由此，农民与土地紧紧地捆绑了20年，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后，政府开始逐步放松对农村人口迁徙的严格控制。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大量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入乡镇企业就业；此后，国家逐步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就业，并由“消极应对”发展到目前的“积极引导”。“农民工”的称谓也是在这种“藕断丝连”式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与这个充满内在矛盾的称谓一样，农民工生活在一个矛盾的现实中：他们参与城市建设和活动，却不被城市所接纳，甚至遭到排斥。因此，有学者用“边缘人”的概念来描述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我们会发现，从单位中析出的工人和从土地中析出的农民工，共同成为了我国目前劳动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的群体。我国劳动权内涵的变迁以及对公民劳动权的保护，既建立在上述个人从国家中“原子化”过程的基础上，也需要面对个人“原子化”后所出现的新问题。而新问题的产生恰恰与前述“原子化”过程的不彻底性有关。季卫东教授敏锐地指出：在法学理论上，这样的个人应当是独立、平等、意思自治的主体，但是对于社会现状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中国这样“关系本位”的国度里，析出的个人并不接近(纯粹)的原子形态。正是这种“关系性的存在”，我国劳动权受到侵害的原因在很多领域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失灵的情况。例如前述下岗工人的产生、农民工的不平等对待以及在“权贵资本主义”中资本与权力联姻后对劳动者权利的忽视，都是有“中国特色”的，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完全与限定：历部宪法中劳动权内涵的比较

诚如前述，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转变又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内涵的变化。相对地，从规范的角度看，那些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原则性的宪法规范也应当适时而变，通过宪法解释使其契合时代特征。在我国社会演变的背景下，我国历部宪法中规定的劳动权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劳动权在整个宪法体系中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关系的

变化；二是劳动权本身的内涵与性质的前后变化。

首先是第一个层次。概括而言，人类获得其生存所需之物质条件，非出于财产，即出于劳动，尤以“劳动”之给付，为绝大多数不具有资本和生产工具者赖以维生之手段。因此，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劳动关系的性质，进而框定了公民劳动权的内涵。从本文相关论题的角度看，中国的转型主要围绕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所有制结构及运作方式的转变，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有经济的改制；二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从原来国家统包统配到个人自主就业，从农民的朝夕耕作到进城务工；三是由前两者所带来的社会保障的转变，市场经济的改革动摇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全民充分就业的政策下民众赖以生存的各种社会福利的基本结构。这三条主线反映在宪法基本权利的规范上，体现了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三项权利(制度)的规范变迁过程来看，其中与财产权相关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最为复杂。从1954、1975、1978年宪法的公有制经济到1982年宪法后逐渐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承认，从1954、1975、1978年宪法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到1982年宪法的计划与市场并行，再到1993年修正案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变化十分频繁。相应地，仅从规范文本来看，劳动权的规定则变化较小，尤其是1982年宪法规定后，一直没有进行修正。而社会保障权(如物质帮助权等)在历部宪法中的规定几乎没有变动。由此，一方面说明劳动权的概念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其能适应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与不同所有制结构，当然在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了宪法解释注定要承担阐释劳动权内涵的任务。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方式颠覆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我国的工人阶级具有双重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显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上处于核心地位。劳动权所具有的功能上的高度统合性，是奠定其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功能上的统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利益意义的层面，二是政治意义的层面。在经济利益意义上，计划经济下统包统配的全民充分就业政策，使个人财产权和各种社会福利均以劳动权的存在为基础。因此对大多数公民来讲，其劳动权在功能上同时统合了私人财产权和社会保障权。在政治意义上，劳动权与民主参与(当家作主)、罢工权利相融合。可以说，劳动权的统合功能主要归因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

但是，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变，劳动权的统合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这表现在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的分离，并且其政治意义逐渐淡化，而经济意义则不断加强。然而，即使在经济意义的层面上，劳动权所承担的多重统合功能也逐渐被分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财产权并不全然以劳动权的存在为基础，部分地南经营所得。与此同时，个人的社会保障也不因劳动权的实现而当然地得以落实。由此，回望劳动权在宪法体系中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从功能的统合走向分离，从权利的核心走向边缘。

第二个层次是劳动权概念本身的内涵在历部宪法中的变迁。自1954年宪法起，我国历部宪法中都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从1954年宪法的制定背景来看，其主要参考了前苏联的三个宪法(1918年、]924年、1936年)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但从劳动权的规范形式上看，主要是仿效了1936年苏联宪法。其后，制定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5年宪法在毛泽东“简化”、“容易记忆”的指示下，仅极其简要的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并无规定国家的保障措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宪法的劳动权规定除个别语词上的变化外，基本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全面恢复经济建设，并对宪法作了修改。1982年宪法对劳动权规定的修改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增加了“劳动的义务”，二是将国家保障措施的表述由原来的“保证公民享有权利”改为“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即将国家直接提供劳动岗位改为间接的促进义务。

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就劳动权的内涵与性质而言，1954、1975和1978年宪法的规定是相同的，可称之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权”。但1982年宪法中规定的劳动权的内涵已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权”。现将两类不同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下的劳动权的特征作一简要对比。(见表1)

从上表的对比来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对自由市场采取修正的方式不同，基于社会主义思想而形成的劳动权，是在推翻资本主义、否定私有制的基础上所享有的权利，即所谓“完全劳动权”。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权即属于这种类型。从其结构来看，并不存在职业选择的自由，在性质上为纯粹的社会权。此种劳动权的理论超越了“劳动商品性”的弊端，使个人直接与国家建立起某种社会劳动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国家以国营企业为依托，有计划地直接提供劳动机会和工作岗位，保障国民的生活和各项福利，使劳动权与社会保障权统合为一。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权具有完全的效力与实效性，其确实能实现充分地、完全地就业，权利得到了完全的保障。但是，这也成为了国家借以否定公民消极的劳动自由的依据。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不但是权利，同时也是公民的义务，虽然在宪法文本中并没有规定，但事实上公民没有不劳动的自由，国家通过对组织、资源、产出、分配的全面控制以实现对人的全面控制，其实质是剥夺了自由。与此同时，国家依据宪法劳动权而制定的劳动法规和规章，在性质上也只是行政管理法，劳动立法的目的不是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而是为了“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合理组织社会劳动，巩固劳动组织”，“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相比之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权只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确定和实现，属于“限定劳动权”。该类型的劳动权以生产手段私有为前提，以契约自由为原则，在肯定公民职业选择自由的基础上对其作适度的修正。从其结构来看，存在着“自由选择职业——国家提供工作机会——社会保障”的先后序列。因此，其在性质上具有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面性。劳动法上一般认为，劳动法律关系是“三方关系”，即个人与企业的雇用关系，国家在其中起到尊重、保护、促进等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公民按市场化的方式自主就业，国家并不直接提供工作岗位，因此往往存在着失业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权并不具有完全的效力与实效，并非个别公民可以向国家请求工作的具体性权利，国家也没有直接提供工作岗位的法律义务，而仅具有政治上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义务”，但其并非是具有强制力的法

律义务，而仅为道德上的义务，公民具有决定是否劳动的自由。与此同时，根据宪法劳动权所制定的劳动立法，应当侧重于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事项则由雇主自行考虑。因此，宪法劳动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真正发挥其“权利”的本色。

通过上述两个层面对我国历部宪法中的劳动权的分析与对比，对于理解我国宪法劳动权内涵和性质的演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劳动权的特征具有较大的帮助。由此，为清楚准确地把握我国当下劳动权在宪法体系中的定位奠定基础。

三、对极与逆差：当下我国劳动权的双重性格与现实意义

在我国法学界，对于劳动权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五种观点：有的认为“劳动权是一种社会权”，有的则认为“劳动权实际上应被视为是一种自由权”，也有的主张“劳动权的性质应为受益权”，还有一些学者采取折衷的观点，认为“劳动权是一种兼容社会权属性与自由权属性的权利类型”，或者认为“劳动权既是一种受益权，也是一种自由权”。笔者暂且不探究对劳动权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的原因以及其背后所蕴涵的理论基础，仅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表述而言，彼此就并非在同一个意义上进行使用与对话。例如对“社会权”的理解，有的是从人权发展的历史时序中体现时代观念的“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划分上使用，有的则是以法律体系结构的“三大结构要素”为基础，在公法、私法与社会法的划分上将劳动权理解为社会权。对于“自由权”的内涵也存在不同理解，在法理学上一般以柏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划分为基础，对宪法权利采“消极／积极”的二分法，前者经常被称为“自由权”，后者则称为“社会权”。在对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的理解中，有的沿循权利二分法将“自由权”与“消极自由”相对应，有的则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均包含于“自由权”中，而在二分法看来，“积极自由”又恰恰被理解为“社会权”。笔者以为，对基本概念理解的不统一，不便于在不同学科之间展开讨论与对话，也不利于对劳动权性质的准确把握。

那么，法学界对劳动权的性质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理解呢?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当下我国劳动权的性质?我国现行宪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劳动权在宪法规范的形式上看，不同于德国基本法的“职业自由”规定，也不同于日本宪法对“职业选择自由”和“劳动权”的分别规定，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类似于德国或日本的“职业(选择)自由”，而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劳动权”。正是这种宪法规范形式本身的差异，给学理上和实务上对劳动权性质的理解“制造了麻烦”。

也许，我国宪法权利规范的设置形式注定了劳动权概念要承担多重内涵与功能的命运，使这种命运得以彰显的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在劳动就业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决定权，选择的职业或职位也具有多样性，这就赋予了劳动权保障公民消极的劳动自由的功能。对此，或许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修改宪法，即像日本那样，在宪法中分别规定消极性质的自由权面向的“职业选择自由”和积极性质的社会权面向的“劳动权”。东欧剧变后的俄罗斯宪法即采取这种方式，前苏联宪法与我国宪法一样，只是规定了劳动权，并没有关于职业自由的规定，新宪法为了配合经济体制的转轨，增加了“劳动自由”的规定。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宪法解释重新理解现有劳动权规定的性质与内涵。对于我国而言，在沿循由成文法规定的历史解释而导出的劳动权社会权性质的同时，透过宪法解释学发展出体现我国经济社会条件变迁的劳动权新内涵与功能，全方位地保障劳工权益，应是我国转型时期推动劳动权发展的可行方法和重要主题。

饶有趣味的是，当我们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发展我国劳动权的内涵时，与德国“职业自由”的内涵扩大化在宪法解释上正好构成了“对极”与“逆差”。德国宪法在“社会国原则”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价值秩序”的理论，透过对于自由权功能的多面向开展，使得“职业自由”除了传统防御权的功能之外，也具备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面向，借以保障社会权面向的劳动权的实现。而我国宪法劳动权的发展进路则恰好相反：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运用宪法解释使原来仅具有纯粹社会权性质的劳动权发展出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的、具有防御功能的“选择职业的自由”，借以保障自由权面向的劳动权的实现。

当然，这种国家义务重心从一极向另一极转向的过程，并不是否定其原来所具有的性质与功能。事实上，这种趋向的强弱度以及各种功能的显隐程度与各国客观的经济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劳动权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调节阀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我国现阶段或许更有必要，并且更加复杂。西方许多立宪国家在宪法上确立劳动权，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完成了近代宪法自由国家的课题后走向现代宪法社会国家理念的历史脉络中形成的。相比之下，我国社会经历了与西方不同的变迁过程，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先缓后速地循着把“国家照管下的社会”推向瓦解与重构的轨迹前行。这个过程，把西方基本分为两步走的道路合在一起：一是逐步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对峙，二是国家依然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积极介入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以保证稳定发展和满足多样化需求。。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瓦解与重构同步演进的基本框架下，我国的劳动权需要在个人自由和依赖国家之间这个始终充满悖论的法律课题中，寻求一种微妙的、复杂的平衡。这是由劳动权性质的双面性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张力。

概而言之，当下我国劳动权具有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重性格。对于社会权面向，乃我国宪法劳动权历来有之，只是其具体的内容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对于自由权面向，则为当下劳动权透过宪法解释所新发展出的属性。之所以将劳动权作如此定位，除了在客观上由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之外，还在于劳动权的准确定位对于我国目前所处的转型时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就劳动权的自由权面向而言，也许在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的传统是如此地习以为常，以至于往往“忽略”了劳动权的自由权面向，但对于缺乏这种传统的集权式国家来讲，个人得以自由选择职业的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国公权力对公民选择职业自由的不当限制，宪法在理论基础或者方法论上似乎未有具体建构。在实务上，因我国尚未确立具有实效的违宪审查机制，所以立法者对于公民职业选择自由的限制在很多时候存在恣意的现象。以《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为例，禁止四类人开办娱乐场所或者在娱乐场所内从业，其限制的合理性已招致质疑。再如，国家对劳动者的就业歧视和差别待遇问题，也与自由权面向的劳动权有关。在我国，身份、户籍、地域、身高等政策性歧视和制度性障碍仍然屡见不鲜。深圳市2002年的劳动就业调查报告中指出，政府对于进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不能公平对待，对外来工的社会性歧视，造成了诸多劳动力就业、流动等方面的种种制度性障碍。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下，我国正在大力扩大就业。笔者认为，充分保障公民的职业选择自由，消除种种制度性障碍，将更多的职业和职位向公民开放，能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岗位，解决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其次，就劳动权的社会权面向来看，其所应承担的功能虽然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直接提供工作岗位，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任务同样非常艰巨。例如，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用人单位存在着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这就需要国家积极地履行保护义务。再如，在经济危机下，国家一方面需要保护劳动者免遭用人单位非法解雇或大量裁员；另一方面要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劳动者的“基本可行能力”，增强其就业的手段与能力；再一方面，对于实在无法通过就业解决生计问题的公民，则需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是，对于政府而言，或许其必须要面对我国转型时期所存在的严格执法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许多政府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为追求地方经济效益而牺牲劳工权利的倾向。这种功利主义的做法早已为罗尔斯所批评，他指出，“减少一些人的所有以便其他人可以发展——这可能是策略的，但不是正义的”，“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基本的自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由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然而，或许我国的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完全严格的执法很有可能使当地许多企业因未达要求而效益低下甚至关闭，从而影响劳动者就业，进而又影响贫困者的生存问题。《劳动合同法》在经济危机下所遭遇的尴尬就反映了这一问题。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在“合理的文明发展阶段”下的理论，即“一个在满足了生命原则之后正在满足自由原则的社会”。由此，在社会权面向的劳动权方面，国家应当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张力，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无论如何，我国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种种劳动权问题，都涉及到当下劳动权在宪法中的正确定位问题。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认定 篇4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从创办、发展到现在,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各种不同观点的产生, 也与不同阶段性质的演变直接关联。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劳动教养制度性质的认识分歧较大, 主要存在下列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依照法律规定, 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 而是维护社会治安, 预防和减少犯罪, 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强制措施。第二种观点认为, 劳动教养制度应归于行政处罚的一种。依据是从目前我国劳教工作的实践看, 特别是《行政处罚法》实施后, 公安部和高法都先后制定了贯彻实施意见, 明确把劳动教养列为一种行政处罚。第三种观点认为, 劳动教养制度应该刑法化, 即仿造有关国家实行的轻罪制度, 把劳动教养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他们认为, 劳动教养制度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已重于刑事处罚中的拘役、管制及3年以下有期徒刑。劳动教养的性质就是一种刑事处罚, 只不过这种刑事处罚是以行政手段而不是以司法程序处理的, 即劳动教养是以行政手段处理的刑事处罚。第四种观点认为, 应将劳动教养保安处分化。他们认为, 劳动教养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目的以及收容对象、执行方式都与国外的保安处分相类似。第五种观点认为, 从我国现行有关立法确立的法律处分结构来看, 针对劳动教养收容的对象及劳动教养活动与刑法执行、治安管理处罚的关系, 应将劳动教养定性为法律制裁中的司法制裁较合适。

二、劳动教养制度的适用对象

学界之所以对劳动教养的性质存在不同理解, 主要是由于学者们依据现在状态下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现在, 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对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适用对象范围不断扩大, 并且, 它被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工具使用, 其工具作用被强化, 越来越具有“行政处罚”的色彩。甚至, 劳动教养制度被作为控制犯罪嫌疑人, 便利刑事侦查的手段来使用, 对那些因同案犯在逃等原因一时难以收齐犯罪证据, 检察院不批捕或退查的犯罪嫌疑人, 采用了先予劳教的做法。劳动教养制度的工具化、实用化也导致了其适用对象的不断扩大。现行劳教的适用对象不仅包括触犯刑律, 但罪行较轻微, 不够刑事处罚, 又屡屡犯事的“边缘人”, 还包括因多次触犯行政法规或治安处罚法, 而成为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的“行政处罚人”, 以及既不是“犯罪边缘人”又不是“行政处罚人”, 但被认定为应与社会相隔离的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的人。

第二, 劳动教养制度多头立规, 造成适用对象法律依据十分混乱。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而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实践中, 公安机关也主要适用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规定》。但是, 纵观劳动教养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可以发现多头立规的现象是十分普遍。在这一制度创建的初期, 相关规定多是以公安部党组的名义制定发布;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劳动教养制度的相关规定则以全国人大、国务院通过和制定的为主。然而,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为了满足维护整体社会治安稳定的需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纷纷参与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扩大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如此一来, 就使得在实际工作中有关劳动教养适用对象问题出现了任意取舍、随意扩大的混乱现象, 以致在现实中, “劳动教养是个筐, 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

要对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立法改革与完善, 对其适用对象的调整和变革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而若我们还是根据现行的、存在诸多缺陷的适用对象来给劳动教养制度定性, 无异于站在错误的基点来认识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 适用对象是对其进行立法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现在学者们多认为应将劳动教养制度的适用对象规定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 轻微犯罪行为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情节轻微, 危害不大的”, 不追究刑事责任。所以, 对于偶犯或初犯的轻微犯罪行为人, 我们不能以“不够刑事处分”这样的标准随意扩大执法的空间, 不应将其列入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但对于那些曾经受到过刑事处罚, 在刑满释放后又实施了相同行为的, 而新的违法行为不够追究其刑事责任, 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人格缺陷, 通过刑事处罚不能将其完全改造, 仍具有一定的潜在危险性, 这样的人就应当纳入劳动教养制度的调整范围。

第二类, 利用邪教、迷信等手段危害社会、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员。由于邪教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扩张性、排他性、功利性和社会危害性, 对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威胁极大。对于一般的练习者和痴迷者, 他们只是受一时的迷惑或蒙蔽而实施一定的行为, 经过教育, 能够及时认清自己的错误, 不再参与邪教和迷信活动, 表明其社会危害性不严重, 不必将其纳入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但是, 对于那些中毒情况比较深的行为人, 特别是首要分子, 经教育仍不能停止其邪教、迷信活动, 就适用劳动教养。

第三类, 常习性违法行为人。我国法律上所称的常习性违法犯罪人, 指客观上实施的主要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人。这些人屡屡实施违法行为, 表现出明显的反复性, 但这些违法行为够不上其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仅仅采取行政处罚对此类人的作用和效果不大, 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滋扰又十分严重。所以, 常习性违法行为人应当作为劳动教养适用对象, 通过较长时间的连续教育改造, 才能更有效地消除此类人的社会危害性。

三、结 论

据上分析, 真正的劳动教养功能十分明确, 它的任务就是将劳动教养人员收容起来, 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 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劳动锻炼以及文化技术教育工作, 对其进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进而预防犯罪, 减少社会潜在的危险。所以, 将劳动教养制度定性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更恰当, 也更适合这一制度的目的和功能的发挥, 从而积极预防犯罪, 教育感化被劳教人员, 使这一制度更适应我国国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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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福祥.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J].法学, 1999, (7) .

劳动性质 篇5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分配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现阶段我国存在着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大经济成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劳动力市场，就必须要对不同经济成分下劳动力性质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性质的确认，才能正确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性质分析

1.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和非商品属性。现阶段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包括私营经济，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和合资企业以及个体经济。在私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从事劳动的劳动力从总体和主要方面来看可以称之为商品。但是必须看到，这里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由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劳动者们虽然受本国企业主和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但同时也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其次，在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劳动的劳动者，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对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仍享有一份所有权。第三，在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劳动的劳动者，都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国家的主人。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个体经济中的劳动力不具有商品属性，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中的劳动力从总体上看可以称作商品，但具有一些非商品因素，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劳动力，则一方面具有非商品属性，另一方面具有商品属性。

2.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也具有双重属性。

首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内，私人资本占有、支配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消除，劳动成为基本谋生手段，按劳分配成为主要分配方式，这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以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为前提的私有权关系。这种私有权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私有权关系有本质的区别，但同时又采取了类似的表现形式——承认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差异，默认劳动力仍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仍存在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每个公民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然而真正与生产资料结合则需要一个中介，即一定的生产组织。劳动者需要进入一个生产组织，才能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真正结合，否则就意味着失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生产资料数量上的有限性，必然造成一边是代表国家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企业，另一边是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等待企业的选择。这就需要公有制企业与个人劳动力发生联系，而劳动力的买卖是实现这种联系的惟一现实形式。

二、以勞动力商品属性为基点，改革现有公有制经济分配制度，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无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劳动力都具有商品和非商品的双重属性。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的个人收入分配方式并无太多的争议。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公有制经济内部仍然是以劳动力的非商品属性为出发点制订的收入分配制度。显然，这种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的要求。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分配制度，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无法得以提高，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笔者对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如下建议：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工资就只能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而不能是按劳分配的收入。因为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货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从而不仅劳动力市场不能培育起来，就连资本市场也无从谈起。所以，在劳动力是商品的条件下，工资只能按劳动力价值和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能按劳分配。只有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才能按公有资本和劳动力价值分配，有利于实现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体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才能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才能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按生产要素分配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为此要求一切资源或生产要素都必须成为商品，而生产要素成为商品，就必定具有价值和价格，就必须有偿使用，这就必然为其所有者带来收入。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究竟获得多少收入，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及其价值和供求状况。如果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大，价值高，供不应求，则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就多，反之就少，如果没有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卖不出去，就得不到收入。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市场正是通过按生产要素分配来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如果个人收入不按生产要素分配，即生产要素不有偿使用，那么生产要素就不是商品，从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这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