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

中国小说（精选十篇）

中国小说 篇1

一、“奇”的生成机制与审美功能

《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3由此可见,小说从一开始就和“传”密不可分,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指的都是“传”,尽管这时候的小说和后来的小说在内涵上还不尽相同,但追寻起来,人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传”还都是因为“奇”。

说到“奇”,自然涉及到人的认知心理。人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开始建立自我认知体系,并通过自己的认知体系和外部世界互动且不断对其进行修正。随着自我认知能力不断提高,人的心智也渐趋走向成熟,在具体认知过程中当自我认知体系和一个具体的外在事件进行互动时,外在事件如果符合自我本来的认知,那么它就会被接纳到认知体系中成为其一部分;如果不符合自我本来的认知,那么自我认知体系就会修正自身以使之适应外部世界。而“奇”的本质正是:

“不能”或“暂时不能”被自我认知体系所解释的外部事件,同时自我认知体系也“不能”或“暂时不能”因此修正自身不成功的认知过程。

比如中国古代神话就是很好的例证。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很肤浅,加上生产、生活等条件恶劣低下,面对危险灾害和难以克服的困境很多,像炎热、洪水、猛兽、战争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原始人类根本就没有解释和战胜各种灾难的能力,面对无以计数的“奇”,人们只好借助原始宗教或巫觋来勉强作解,于是就创作出许多人类早期的“奇”故事:炎热——十日同空(后羿射日);洪水——共公怒撞不周山;猛兽——契俞、凿齿、九婴;战争——涿鹿之战(黄帝斩杀蚩尤)等等。后来的《山海经》以及仿其而成的《十洲记》这些反映山川大泽、鬼怪神兽等的“奇”故事也都可作如是解。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处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和传说。”4这里的“神话和传说”、“志怪之作”,还有《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处于稗官的“小说家”“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显然都有其共同的根原,这就是“奇”使然,而这恰恰也是后来所有小说文体始终共具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质。例如,“志人”的《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5六朝名士的“奇”思“奇”风跃然纸上。再往后,唐传奇《聂隐娘》中聂隐娘的侠踪飘渺,《西游记》中孙行者的飞天遁地,《三国演义》中赵云的七进七出,《水浒传》中武松赤手空拳打老虎等等,这些故事情节的设计和人物性格的塑造盖以“奇”而熠熠生辉。

当然,小说在文体层面不断完善还吸收了很多其他养分,比如史书。董乃斌认为:“中国的古史著作是后世小说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寄生地,小说的原始培基,就附着在古史著作身上。”6这段评语可谓很有见地,小说和史书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原始培基”和“寄生地”的区别。小说追求的是“奇”,而史书追求的是“真”。“奇”对小说来讲就好像一粒苹果种子落在了泥土里,最后长成了一颗新苹果树,新树虽叶子、果实、种子的外在形式跟原树比截然不同,但其遗传密码都是相同的。

在小说以出“奇”制胜吸引受众接受自己的同时,文学世界陌生的“奇”人“奇”事与现实世界熟悉的真人真事之间所形成的反差就孕育出巨大的审美价值,“奇”也由是成为源源不断创造美、输出美的源泉。

二、“奇”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约束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伦理道德,所谓伦理,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约定俗成并被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则。黄健中《比较伦理学》中讲:“宇宙内人群相待相倚之生活关系曰伦;人群生活关系中范定行为之道德法则曰伦理。”7在中国古代,伦理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体系上的价值观,因价值取向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人们所处阶层的不同而产生崇尚差异,因此,“奇”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约束也会在欣赏中形影相随。

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需要以特定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这就使基于生活的“奇”不会不承载时代赋予它社会通行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纠葛,从而牵动人们的审美需求,进而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比如唐代传奇中白行简的《李娃传》,主题是对李娃追求爱情的肯定和赞美,但文中却无时无刻不反映出传统礼教对人的束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人翁敢于冲破传统礼教的藩篱,从而突显出李娃追求自由的可贵与高尚。在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中,李娃与荥阳公子曲折的爱情故事以及通过抗争最后终获圆满的结局,使小说在矛盾纠葛中充满了“奇”美。蒋防的《霍小玉传》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名妓霍小玉和李益相恋,霍小玉深知社会等级森严,对理想的未来并没抱太多幻想,只希望能和李益相守八年,但残酷的现实还是连这个降格以求的低标准要求也没能实现。作者站在霍小玉的立场上谴责李益的负心,而本领高强的黄衫豪士挟持李益至小玉家中,霍小玉的痛斥及化鬼报怨等情节显然都为该文增加了不少“奇”光异彩,作者鲜明的爱憎也在这里体现出来。同类题材还有元稹的《莺莺传》中描写张生和莺莺相恋并把莺莺抛弃的故事,作者最后为张生的始乱终弃作辩护,这其实是在顺应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莺莺传》亦失去了传奇之美。为弥补这种缺憾,后代作家对原故事进行了相继改写,如金代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有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等。改写现象体现了后代作者对《莺莺传》中所载价值观的排斥,同时,也体现出对传奇“美”更自觉的艺术追求。

随着小说内容的不断丰富,小说“奇”的艺术表现和社会伦理的纠葛也越发复杂。比如《西游记》里乌鸡国国王在井下被浸三年,后来被唐僧师徒四人解救。原来文殊菩萨当年领佛差度乌鸡国国王归西,化身一凡僧,对国王言语相难,被其浸御水河三日三夜,所以后来文殊菩萨遣坐下青狮推国王下井,浸他三年,以报三日水灾之恨。后来孙悟空责问文殊菩萨:三宫娘娘,与青狮同眠同起,被其玷污了身体,坏了多少纲常伦理。文殊菩萨却说那原来是一头骟了的狮子。从佛教的因果报应出发,菩萨化身被国王水浸,那是一定要报应的,但如何报应呢?如果让国王长时间不在王位,则不利于其国家的社会秩序和子民生计,所以小说安排国王被青狮所化的道人推入井下后由青狮化身国王代其治理国家。那么青狮该如何与后宫相处呢?为解决这个难题,青狮也只好成了被阉割的狮子。这段故事情节典型地体现了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封建等级观、贞操观等社会伦理综合对小说的情节的影响。

《三国演义》中也有很多这种伦理观冲突故事,比较著名的是关羽华容道放曹一节,仕宦崇尚的“忠君”思想与市民崇尚“义”的道德观念在这里发生激烈碰撞。曹操与刘备有宿怨,曹操领军南下在赤壁被孙刘联军所败,其率残部途径华容道,而守卫华容道的关羽却置大局利益于不顾,为一己私恩网开一面放走了曹操,后来关羽以死领罪,却为众人求情所救。在这里知恩图报的“义”压倒了君为臣纲的“忠”,多元伦理观的束缚与冲突共同作用在关羽身上,使关羽的人物形象显得更加丰满,关羽也由是成为忠义道德的化身,古来将士的楷模。设想如果此处写成关羽力阻曹操,却不慎让其逃脱,虽于理也可,但却是对关羽“仁义”艺术形象的巨大损害。

由此看来,跟“奇”形影相随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约束承载不同时代赋予的不同理念,“奇”也正是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得以实现,进而满足受众的小说审美需求。

三、“奇”的历时迁移与共时延展

随着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繁盛,人们对小说的审美需求也水涨船高,这拉动小说由原来主要着眼区别于生活之“奇”开始向主要着眼文体内部艺术之“奇”转移,“奇”的主要参照系也渐由现实生活转到文学内部,进而延展为作品之间的争“奇”斗艳。那么前面关于“奇”的定义在“认知体系”前面要加上“文学”或者“小说文学”的限制也就变成了:

“不能”或者“暂时不能”被小说文学自我认知体系所解释的文学外部事件,同时自我的小说文学认知体系也“不能”或者“暂时不能”因此修改自身的不成功的文学认知过程。

从历时角度看,《搜神记》是六朝重要的志怪小说,干宝在《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见干宝实际上是一个有神论者,在他看来神仙鬼怪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反映神仙鬼怪也就是反映生活,所以谈不上生活与文学有什么差别。《世说新语》作为六朝最重要的志人文学,其本来就是记叙当时人的言谈逸事的,实录和创作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及至唐代早期张鷟的《游仙窟》,个人创作色彩渐浓,但结合当时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和文人的生活状态,其叙述之中仍有很多自我现实经历的影子,所谓“仙窟”似更像作者本人在青楼玩乐的再现。随着沈既济《枕中记》、李朝威《柳毅传》、蒋防《霍小玉传》、陈鸿《长恨歌传》等成熟传奇作品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才算成型,所以鲁迅认为“始有意为小说”。8在此之前,“奇”的主要参照系多为现实生活,从此开始,“奇”的主要参照系转向了文学内部。

小说到了明清两代进入成熟后的繁盛期,“奇”参照系的着重点已由现实生活转向作品之间的出“奇”制胜,转向了共时平面的延伸和扩张。我们先来试比较一下《西游记》和《封神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都是明代神魔小说,历来公认《封神演义》艺术造诣不如《西游记》,当然艺术造诣包括很多方面,我们在这里仅对“奇”和“奇”的接受认知心理作些比较。神魔小说跟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所以在接受的时候其参照系显然不可能是日常生活,而只能是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且不说《西游记》丰富的文化内涵,仅情节之“奇”和《封神演义》也有高下之别。比如孙悟空大战二郎神,两人各现“法相”,上天入地下水无所不能,无所不至,难解难分,最后以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暗算被缚告一段落。在这样的斗法中,读者不能凭借自己已有的阅读经验去预测故事的发展走向,同时也不能把本次的阅读经验完全应用到一下次阅读之中,即便是在《西游记》的故事内部,比如后来的孙悟空大战牛魔王,虽个别情节有相似之处,但总体上还是各具特色。同样是斗法,《封神演义》中截教通天教主摆万仙阵,阐教众仙合力破之,其中斗法大多遵循同一模式,即某位仙人祭起某法宝,打向另一位仙人,因其封神台上有名,故死在法宝之下,再配一些诗歌和简单的描写,程式化痕迹十分明显,而“程式化”恰意味着读者的文学认知体系已经可以或者部分可以解释该故事情节,因此,“奇”的文学感受力也就大为削弱,其审美价值也就随之水落船低。而不同小说情节带给读者美感的多少,恰是在这种比较中得以区分的。

小说的审美价值不仅在于“奇”故事情节本身,还在于通过何种方式去完成“奇”思妙想的独特表述。如果说中国古代早期小说创造的故事情节之“奇”侧重表现为如何区别于生活本身,那么到了成熟期后表达上的艺术之“奇”则更多延展为一部作品如何区别于其他作品从而实现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方面。宋人赵彦卫曾在《云麓漫钞》中如此叙述:“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9“文备众体”历来被认为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小说的文学表达来看,以情节“奇”为基础,再调动其他文体综合参与表达,才能达到艺术“奇”的独特效果。比较典型的如《红楼梦》中的“葬花吟”,即便是放在整个诗歌史中,它也是不可多得的绝妙佳作。再比如《西游记》第一回,写孙悟空初到三星洞,“但见:烟霞散彩,日月摇光。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千株老柏,带雨半空青冉冉;万节修篁,含烟一壑色苍苍。门外奇花布锦,桥边瑶草喷香。石崖突兀青苔润,悬壁高张翠藓长。时闻仙鹤唳,每见凤凰翔。仙鹤唳时,声振九皋霄汉远;凤凰翔起,翎毛五色彩云光。玄猿白鹿随隐见,金狮玉象任行藏。细观灵福地,真个赛天堂。”行文至此需要有一段环境描写,故此作者运用了中国古代文体中最适合场景描绘的文体——追求形式美的骈文来完成。这一段文字不仅把三星洞外的“奇”光异景、仙人盛境淋漓酣畅、全景式地呈现出来,令读者感到美不胜收,同时也暗示了三星洞内仙人的超尘脱俗和法力高深。

四、结语

基于上述对“奇”艺术特质的理解,我们对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有些观点还生出了一些新认识。比如徐朔方先生曾提出过中国古代小说著名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他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作家的天才之笔,它们都是在历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10。对此有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该说轻视或者说淡化了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纪德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学术研究》2005年11期)对其所述小说的世代累积而逐渐成书应无异议,但小说的核心艺术价值是建立在艺术“奇”之上的美学追求,跟其最后的成熟定本相比,在其积累过程中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同版本显然不具有和定本相同的艺术价值,定本的艺术价值只能来自于写定者天才的艺术创造,所以“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并不确切。

“奇”是伴随中国古代小说从产生到成熟的一个基本要素,其中很多问题涉及认知心理和美学原理,本文仅就其中几个范畴作些简析,希望能抛砖引玉,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摘要：小说区别其他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质就是“奇”,笔者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史及认知理论,从“奇”的生成机制与审美功能、“奇”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约束、“奇”的历时迁移与共时延展等角度对“奇”的艺术特质作出综合解读。

小说《乡土中国》体会 篇2

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所言的中国社会的基层，是“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他说用得好，因为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泥土。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大多数的人是必须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人，种地是最普遍的谋生办法。务农子弟即便从老家迁到别处去，也都很忠实地守着直接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辟如，从中原迁去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

土是农人的命根。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因为不流动，中国乡村人口像是附着在土上，不太有变动。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的，而从农业本身看，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无需群居，聚居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费孝通认为，这些原因大致有几点：

一是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

二是因为水利的需要。需要水利的地方，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是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是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基于此，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是村落，又因为少流动，村落之间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终老是乡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熟人社会)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乡土社会从熟悉到信任，无需画押签字，它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纺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在社会学的分类里，乡土社会应属于礼俗社会。(礼俗社会：有机的团结;法理社会：机械的团结)

中国小说 篇3

微型小说具有篇幅短小、幽默新颖的特点，非常适合当代人全新的阅读方式。目前，国内纸质图书、数字出版、影视动漫产业各方都把目光投向了微型小说。一些影视节目包括央视的春晚、电视剧、小品等内容也改编自微型小说。此次三方的战略合作将大大推动国内微型小说的数字化产业化进程。

启动仪式上，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荣新海认为，此次多方合作共同构建中国微型小说数字航母，将不仅有效挖掘微型小说在数字时代的巨大经济价值，而且涵盖出版社、数字出版商、原创作者、数字内容服务平台四方，实现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融汇贯通，在数字出版产业中找到更好的合作和赢利模式。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此次合作将为微型小说的市场化运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番薯网CEO赵舸女士介绍，番薯网于2009年7月上线运营，该网由拥有先进数字出版技术的方正集团和拥有领先互联网技术的中搜联合打造。本次合作，番薯网将通过自身的技术和服务优势，为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品搭建全方位的展示平台，并全权负责微型小说的全媒体运营及销售，在保护微型小说作品版权的同时，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促进当代微型小说作品在数字出版领域的繁荣发展。

“微型小说在数字媒体时代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此次参会的微型小说作家广泛活跃在社会各行各业，很多微型小说作家都是地市作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文景董事长郭兆瑞指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支持PC、手机、手持阅读器的多平台阅读技术日渐成熟，数字出版产业的合作模式也更加丰富。根据数字出版的特点，未来的文学体裁也将从微型小说向散文、诗歌、小说等多元化方向延伸。此次多方参与合作的模式，也将进一步促成未来数字出版行业的持续性合作与发展”。

启动仪式之后，以微型小说家为主体的微型小说高端论坛正式开始。在各主题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微型小说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了微型小说的创作与发展，并就微型小说在数字出版产业中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效的建议。

搜狐公布十佳年度好书王树增等人的作品夺冠

本刊讯(记者韩阳)1月27日，2009“读本好书”年度评选颁奖仪式在北京搜狐网络大厦举办。王树增凭借《解放战争》里朴实的语言、翔实的资料和独特的视角获得“年度十佳好书”。而龙应台的《目送》也获此殊荣，她的作品除了表现出真挚的亲情，更诠释了一种岁月的回眸。同时获得十佳的好书还有《我与父辈》《认得几个字》《金融的逻辑》等。

2009“读本好书”年度评选汇集网友和专家的意见提出榜单，通过网民在线投票，评选出四项大奖。其中《解放战争》《常识》《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等当选年度十佳好书奖。孔二狗的《东北黑道：黑道风云二十年》系列图书获得超过1000万的点击量，高居文学类图书人气榜榜首。而财经作家时寒冰以《中国怎么办》获得搜狐人气图书奖。“经典好书奖”则颁给了《万历十五年》《平凡的世界》《小王子》《追风筝的人》等十本让人耐读寻味的好书。

原创是生产力，原创作者则是整个出版界的未来。“搜狐原创新人奖”颁给资本之鹰，他的作品《借贷》和《放贷人》，真实描述了四川成都民间资本圈的发展和困惑。写作这样的作品，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2009“读本好书”年度评选旨在传播经典，促进全民阅读，这些奖项从各个层面反映了中国出版界原创实力和原创新人的风采，反映了青年网民对中国出版界的整体认识、评判和对图书最新动向的感知。

在众多媒体和业界精英的见证下，此次颁奖典礼为2009年的中国出版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也为2010年的出版拉开愉悦的幕布。

“朗诵”作为一个特别的环节也出现在颁奖典礼上，旨在为那些获奖作品用一种体贴、温暖和直接的方式进行传播，用语言的魅力传诵文字的情感与美好。颁奖典礼除了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学者雷颐、书评家止庵等的参与外，还专门邀请中央电视台的三位专业播音员李佳璇、陈怀杰，黄彬源朗诵获奖图书，通过这种方式提醒更多人关注好的文字，而朗读正是一种对优美文字的传诵。

中国小说 篇4

1、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清新淡泊、平静自然

汪曾祺总习惯于在闲情逸致中对语言文字精心雕琢, 注重组织文学, 追求一种淡泊清新淡泊、平静自然的语言风格。他不断地研究诗歌、散文和小说等语言之间的联系, 希望能找到三者之间语言的共用性, 因此, 他在排列小说的语言时均是采用大量的隔断和跳跃, 尤其喜欢采用短句, 这样就使小说的语言显得剔透、空灵。相比于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他在小说的用词方面则更强调节卷气, 在淡泊雅致中又多了一份别样的韵味。例如, 在他的短篇小说《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白粗茶淡饭, 怡然自得, 化纸之后, 关门独立。门外水长流, 日长如小年。”其语言十分简单, 短短几个字就向读者展现出一幅恬静优雅的画面, 在视觉上出现的是一位闲适平静的老人, 在听觉上传达的是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 二者相得益彰。

2、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散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在描写人物上, 在运用了小说中传统的白描手法的基础上, 还采用了大量的散文中人物描写手法, 并且还适当地渗透一些绘画手法, 最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独具匠心的人物写作手法。汪曾祺认为如果一篇小说的故事性过强, 反而会显得比较虚假。他在对小说的布局上, 提倡信马由缰, 为文无法, 因此读他的小说就有一种清新自然、仿佛漫步于田野中的感觉。汪曾祺的性格比较随意温和, 这就造就了小说的叙述结构极具散文化。尤其是在汪曾祺的关于市井风情的小说, 其结构随性松散, 故事传说、天文地理、风俗人情等巧妙地融入其中, 让人从表面上觉得小说的主次迷糊, 细心体味就很容易发现小说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别有一般韵味。

3、汪曾祺小说选材来源于现实生活, 富有亲切感

汪曾祺大部分的小说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实物为背景的, 再加以主观修饰, 使人们在阅读他的小说时感觉是在阅读现实生活。小说中有很多人物, 但是以社会最下层的知识分子和最底层的三教九流等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小说中, 这些小人物过着安适宁静的普通生活, 随性处事却执著坚韧, 不同的人物都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将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体现了自己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寄托了自己对淡泊闲致生活的强烈向往。

二、汪曾祺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影响

1、散文化文体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在创作小说时, 花费大量的心思研究小说、诗歌、散文等语言上的联系,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散文化小说文体。他的小说随性、简单, 长短句结合, 使语言富有节奏感和跳跃感, 且小说的篇幅通常比较简短, 文字也较朴素, 但是向读者传达出来的情感却十分丰富强烈。他的小说更多描述的是现实生活实景, 所以在组织小说结构时大多是遵从生活的多维化。先交代小说背景, 然后介绍人物及与人物有关的事, 再具体描写一些细节。其次他的市井小说更是灵活多变, 内容丰富多彩。这就给当代小说家很深刻的启迪, 让他们在创作小说时, 不要太过于追求小说的故事性, 也不要使结构和情节太过曲折, 最重要的是要擅长从现实生活中取材, 能传达出对社会、对人们的深刻认识, 只有这样的小说才能避免出现华而不实的后果。中国当代小说文体, 也可以尝试借鉴一下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 用简单的几个字生动地描述一幅幅安静闲适的生活场景, 这样会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还能使小说语言妙趣横生。

2、汪曾祺小说极具独特性却不偏离传统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创作时, 始终不会脱离优秀的传统文化, 因为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深处。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虽极具独特性, 但仍沿着传统文化的轨迹前行。任何作家只有先继承传统, 再加以主观改造, 才能创造出一篇具有生命力和价值内涵的文章。如今, 很多小说家很容易被世俗同化, 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做文学创作, 进而使创作出的小说文体没有任何文化气息。他们应该多研究优秀的传统文化, 小说中多增添自己的深刻见解。

三、总结

汪曾祺的小说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文化瑰宝, 其小说独创的文体风格、简单朴素的文字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造。因此, 建议当代小说家多潜心深入地研究传统文化, 多阅读前辈优秀的作品, 并从中不断寻求启发, 创造出既具文化底蕴又不脱离传统的小说文体。

参考文献

[1]王柏华.汪曾祺小说的“传统”与“现代”——从《聊斋新义》谈起[J].北京社会科学.2003 (02)

[2]柯玲.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J].盐城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4)

[3]钱振文.“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以汪曾祺小说《受戒》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06 (02)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篇5

本科课程论文

院系：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史明杰 学号：2009160234 课程：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任课教师：侯运华

从《金粉世家》看张恨水的文学特色

摘要：张恨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其作品如 《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是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老舍称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金粉世家》更是其文学特色的集中体现，本文将以《金粉世家》为例来分析张恨水小说的文学特色及其价值。

关键词：金粉世家，通俗文学，文化特征，文学价值

张恨水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高产通俗文学大师、著名报人，平生创作了中长篇小说一百二十余部，加上散文、诗词和文论等，总计不下三千万言，被喻为一座文学和文化的金字塔。有学者曾用“双峰对峙”来形容张恨水，鲁迅分别在通俗文学，新文学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张恨水的推崇。

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至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连载于当时《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金粉世家》更是奠定了张恨水在文坛上的地位。

作者在《金粉世家》中虚构了平民女子冷清秋与豪门公子金燕西的爱情悲剧，并以两人爱情为主线，向读者展示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务总理一家由盛而衰的过程。《金粉世家》的问世，为《世界日报》带来一路飙升的销量，读者群中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时至今日，人们更是没有减少对《金粉世家》的热情，从《金粉世家》电视剧的成功可见一斑。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金粉世家》独特的艺术魅力，从中更很明显彰显出张恨水小说文学特色和价值。那么，张恨水小说到底有着哪些内蕴呢？

一，传统文化特征的体现。张恨水的小说赢得新旧两方面读者欢迎与他创作背后独特的文化心态有关。尽管西方文化的传入已经成为强势，然而，在张恨水的心理构成中，传统文化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在旧的传统文化支撑下吸收融合新的文化素养，使旧的文学焕发出富有现代性的活力。

作为通俗小说大家的张恨水作品具有丰富的传统的文化特征。张恨水的小说深植于丰厚的中华民族审美基因的地层，水乳交融地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因子连脉，它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向的一种必然。张恨水的小说虽然在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有所改善，但基本形态方式未变。

张恨水小说不但继承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社会言情的走势流向，更是发端于二十世纪初叶上海“十里洋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代表者。鸳鸯蝴蝶派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但是张恨水小说并非单纯的以描写才子佳人为主，还表现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落后思想意识，表现了病态社会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金粉世家》淋漓尽致的展现了金铨一家骄奢淫逸，糜烂堕落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因此张恨水小说的审美题旨同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联系，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

二，新的文化特征的融合。张恨水主张创作要符合时代要求。“写

【1】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反映时代和写人民”，成为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主导性追求。他一方面坚持传统文化，用通俗小说的各种样式创作；“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2】辩”。另一方面又因时而变，将旧的东西转化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文学。这就决定了他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恨水因时而动的趋新特点可从他对传统章回体通俗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性改造中体现出来，使之重获生命力。他在作品取材、思想设定上顺应时代潮流，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学习新文学技巧、注重细节描写、性格刻画和景物描写。

张恨水对旧章回体小说现代性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思想内容的现代化。在《金粉世家》的女主人公冷清秋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特征，她可以说是我国20世纪初叶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女性典型。她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婚姻的理想，又有传统女性渴望嫁入豪门的庸俗愿望；既有着自觉地反抗意识，又有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迷茫与无助。矛盾的性格特征构成了冷清秋的近代女性形象，也定格了冷清秋的命运。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女性，她的宽容与矜持赢得了金家上下的认同。她又有着灰姑娘嫁入豪门的爱慕虚荣，在书中四十九回中，清秋结婚那天，她一个人坐在家里心里就想着，不料这段婚事，居然成功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她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偷偷瞒着家人与金燕西去西山游玩，并私定终身。冷清秋有着不同于传统的婚姻观念，她试图打破门第偏见，融入金家。她追求独立，思维新颖，有自己的个性尊严。她看不惯其他少奶奶们的整日无所事事，开始出外谋业。

张恨水小说思想内容的现代化特征，更在于他紧跟时代选取题材、内容。他主张 “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多试

【3】一试。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

张恨水对章回体通俗小说的改造也体现在艺术形式上，他将我国的传统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相融合，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上显示出与旧章回体通俗小说不同的特征。在人物描写时除了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用人物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外，他适当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如 《金粉世家》里女主人公冷清秋的塑造，更多借助心理描写完成。在情节结构上，张恨水将传统小说的曲折多变、引人人胜与现代小说情节结构的开放性结合起来。

三，雅俗共赏的写作手法。与新文学家大力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不同，张恨水不以“文以载道”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而是把文章定位在供人消闲的通俗文学上，作“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的小说，他毅然挽起章回体即将被丢进茅厕的命运，就是肯定文学之“通俗”的最突出表现。张恨水的小说多写言情故事，以言情来构筑小说的骨架，以增加小说的娱乐性趣味性，他循着传统的叙述路径，适当加入一些新的技巧，讲述一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力求做到为“匹夫匹妇”所喜爱。

例如，《金粉世家》以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发展为主线，描写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务总理金铨一家的兴衰史，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这个豪门之家骄奢淫逸，糜烂堕落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同时，小说以男女主人公金燕西和冷清秋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线索贯穿全书，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深深吸引着读者的眼球。作者在编织故事时又能充分运用误会法来增加情节的魅力，使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能注重通过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使之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这样，作品就适合了各类不同读者的审美需求，尤其符合都市小市民阶层的心理和幻想。可见，张恨水确实是将其创作主要面向市民阶层，尽可能照顾他们的审美习惯和阅读能力，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成为广大市民读者喜爱的作品。

然而，在向“俗”定位的同时，张恨水的小说并不像一般的滥俗文学一味的迎合大众，使读者获得单纯的娱乐快感而取胜，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融入更深更广的东西，达到了“高等艺术”的层次。

总之，张恨水的小说以独特的创作个性，饶有兴味的故事，生动活泼的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和需要，既有大众通俗文学的趣味性、情节性，又善于制造叙述内容上的陌生化效果，一部部经典耐读的“叙事传奇”在商业运作中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名符其实的“双料冠军”。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张恨水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学因素的融合是成功的。这同张恨水不断的探索创作有关，这种一生不止的探索精神使得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充满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活力。而正是张恨水小说这种独特的文化价值，使得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不容忽视。参考文献：

[1]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张恨水：《总答谢》，1944年5月2日重庆《新民报》

浅谈中国现代小说 篇6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 通俗文学 高雅文学 主流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中成就最大的当属中国现代小说，鲁迅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既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端。虽然学术界大都认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文学开始的标志，但是文学史工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界定存在很大的分歧。王瑶、唐弢、刘绶松等文学史编写者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和社会政治的变革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社会变革的现代性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而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两种界定方式都有其合理之处：前者注重从外延方面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后者更多的是从文学的内涵方面来界定。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界定方式都忽略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界定，即没有把它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描述。从而给人一种中国现代文学是横向移植过来的感觉，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属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一部分的这一事实。

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也因此给人一种脱离传统横空出世的感觉。中国小说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鲁迅曾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小说起源秦汉神话、寓言、史传文学，成熟于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成为小说自觉时代，宋元话本、明四大奇书分别开创了小说发展的三大变迁。《红楼梦》达到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但是为什么很多文学史编写者都回避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之间的传承关系呢？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以反封建、反传统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的，现代小说作为它的中坚，反传统、反封建的特点更突出，所以给人一种中国现代小说脱离了传统小说的假象。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现代小说也不例外，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是从传统小说的母体中诞生的。

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朝后期小说的兴盛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发展

俞万春的《荡寇志》、文康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等直接影响了20世纪初通俗文学中武侠小说的创作。而一些狭邪小说，如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俞达的《秦楼梦》、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可谓20世纪初通俗文学中才子佳人小说的滥觞，影响颇为深远。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间接影响了现代小说家对社会现实的描述，特别是后来国统区的谴责小说表现得最为突出。

二、“小说界”革命奠定了小说的文学地位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心小说始。”从而把中国小说由“小道”抬到了“大道”的地位。改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为中国现代小说能够成为现代文学的中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小说语言和文体形式的传承

白话小说在明末已经十分繁荣，但是因为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要求和小说地位不高的原因，白话这种语言形式一直没有能够正式走上文坛。清末黄遵宪提倡的俗语创作和梁启超报章体中的半文半白的语言形式，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并且梁启超的报章体文学形式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的创作方式，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样式。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小说在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上和传统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不可否认现代小说的产生受到了外来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具体说就是翻译小说的兴盛促进了小说创作方法的革新，例如林纾和严复的译作深深地影响了“五四”青年一代作家，鲁迅就曾说过其小说的创作全仰仗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还有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科学的思想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创作，“五四”时期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以民主、科学的思想革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白话语言和小说对宣传新思想的有利性，所以极力倡导白话文学运动，从而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发展。通过以上两点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外来文化和社会思想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外部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传统小说才是现代小说的基点，现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在现代史上的发展，是中国小说中的一个环节。

同样引人深思的是20世纪初的通俗小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序幕，并且它在这个时期独占了中国文坛。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具体有：

一、知识精英的分化

1906年“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知识界的精英由此开始分化，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界开始分崩离析。由于改良运动的破产，使梁启超失去了爱国知识青年的追随，依附于改良运动的小说界革命也因此逐步衰落下来。与此同时，革命派思想的狂热和不成熟使其无暇顾及文艺创作。而此时一部份以吴趼人和李伯元为代表的以笔墨为生的职业作家创办了《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等文学杂志，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传播的载体。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有意或无意间为通俗小说的盛行提供了条件，文坛成为了通俗小说独自的舞台。

二、社会思想的混乱

1912-1917年的社会是革命思想落空而复古潮流数次掀起的时期。辛亥革命的失败、军阀混战的兴起和封建帝制的复现使得思想上原本激进的知识青年陷于迷茫的状态，革新政治建设新世界的理想逐步走向破灭。处于这种状态的他们选择了回避，以通俗小说中的悲欢离合、人事变迁、花好月圆、轻歌曼舞等淘洗和抚慰破碎的赤诚之心。

三、外来思想的影响

20世纪初，对通俗小说影响最大的外来思想是女权主义思想。女权主义思想最早是以西方情爱小说为载体传到中国来的，它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封建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受到极大的冲击。青年男女开始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自由，但是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总是让他们一次次的碰壁。此时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小说正投合了这种心理，成为痴男怨女的知音书。

所以20世纪初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能够独占文坛的原因可以总结为：社会主流思想的缺失致使主流文学缺失；高雅文学也因知识精英的忙于政治而造成了空白；而通俗文学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部分人的思想。虽然通俗小说几乎成了20世纪初中国文坛的唯一文学样式，但是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在1917年文学革命兴起以后迅速的丧失了对文坛的独占地位，被主流文学所代替。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通俗文学、主流文学和高雅文学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通俗文学更多应该从“通俗”二字上来界定，即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文学样式；主流文学是紧跟社会主要思想发展并为其服务的文学；而高雅文学指具有哲理性，表现人类共性问题的文学。通俗文学会在社会思想杂乱或平静的时期盛行，例如20世纪初的通俗小说以及90年代以来社会政治趋于平静，通俗文学迅速扩张。主流文学在一种主流社会思想掀起变革的时期就会特别繁荣，例如20年代兴起的革命文学。而高雅文学则需要很多的社会文化思想积累以后才能产生，例如直至现在白话文学中除鲁迅的作品外几乎没有能够成为高雅文学的作品。

以上是笔者通过研读中国现代小说产生的对其所处的历史环节的认识，以及由那一时期通俗小说引发的对通俗、高雅、主流文学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参考文献：

[1]於可训，叶立文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中国现代小说史》勘误探讨 篇7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 (1921-2013) 的成名之作, 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该书英文本1961年问世, 后多次修订再版;中译本则自1979年以来相继在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出版和重印。该书以对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重新发掘而名垂史册。钱钟书先生曾称赞该书:“文笔之雅, 识力之定, 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 足以开拓心胸, 澡雪精神, 不特名世, 亦必传世。”然而, 恰恰是关于钱钟书的一章, 一落笔就出现了一处重大的疏误。

1 勘误

我们知道, 钱钟书1935-193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B.Litt.学位时, 完成了题为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的学术论文。该文不仅是钱钟书英文论著中“较长也较重要的一篇”, 而且是迄今该领域研究中“最全面最详尽的” (张隆溪语, 见氏撰《〈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译本序》) 。

笔者查阅了包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2次印刷本在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各种中译本, 发现其均无一例外地称《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发表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英文馆刊《书林季刊》上。此说大误。据夏志清《中译本序》的说明和《外文索引》的编制, 该误当是源于原著, 然该章的中文译者仍不能辞其咎。实际上, 该文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英文馆刊《图书季刊》上。

英文版《图书季刊》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 1934年3月创刊, 袁同礼主编, 至1937年12月停刊;1940年3月在昆明复刊, 卷期另起, 至1948年6月终刊。钱钟书上述论文分三部分在该刊连载:《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载新第1卷第4期页351-384 (1940年12月)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一) 》载新第2卷第1~2期合刊页7-48 (1941年6月)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二) 》载新第2卷第3~4期合刊页113-152 (1941年12月) (笔者按:页码系每卷各期连续累计) 。故复旦版称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两部分, 载于《书林季刊》1940年11月第1卷第4期和1941年第1卷第1~4期 (见复旦版275页注释 (2) ) , 刊名、卷期和时间都弄错了。《图书季刊》之所以被误为《书林季刊》, 或许是因为钱钟书与中央图书馆关系更为密切:他曾被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聘为该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 (Philobiblon.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的主编, 并在该刊发表了多篇重要的英文论著。然而如此一来, 未免把钱钟书论文的发表时间推后了数年, 因为《书林季刊》是中央图书馆复员到南京后于1946年6月才创刊的, 至1948年6月停刊, 共出7期。

附带要说明的是, 该书把The China Critic (《中国评论周报》) 回译为《中国评论家》 (见复旦版275页注释 (1) ) , 就如同《钱钟书英文文集》和张隆溪撰《〈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译本序》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图书季刊》) 回译为《中国图书季刊》或《中国书目季刊》以及有人把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回译为“常凯申”一样, 都是粗心和不严谨所致。且不说, The China Critic和《中国评论周报》、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和《图书季刊》, 中英文刊名是同时醒目地印在期刊封面上的。《书目季刊》 (曾一度改名《中国书目季刊》) 则是台湾学生书局于1966年9月创刊的一种在港台地区很有影响的汉学刊物, 张隆溪等的上述译名很可能是与该刊相混了。

2 结语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很有影响的经典名著, 相信今后还会不断再版或重印, 希望上述疏误能得到及时订正, 以免以讹传讹。

摘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享誉国际汉学界的经典名著, 尤以对钱钟书、张爱玲等重要作家的重新发掘而名垂史册。该书关于钱钟书的一章, 误认为钱氏在牛津大学的B.Litt.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发表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英文馆刊《书林季刊》, 实际上, 该文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英文馆刊《图书季刊》。文章就此错误进行了勘正。

关键词：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钟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图书季刊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 等, 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2]张隆溪.《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译本序[J].国际汉学, 2004 (2) .

[3]钱钟书.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A].钱钟书英文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4]程光炜.《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J].南方文坛, 2009 (3) .

[5]袁良骏.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J].晋阳学刊, 2010 (3) .

[6]汪南南.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海外形态——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中心[J].当代文坛, 2011 (6) .

金庸小说与中国武侠文化 篇8

一金庸武侠小说主题概述

如果说梁羽生先生开创了现代武侠小说的辉煌, 那么金庸先生无疑是这个辉煌时代的最高峰。金庸先生的作品大多加注着曲折动人的故事框架, 用丰富的情节描写, 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 这一点和梁羽生先生比较类似。但是梁羽生的作品还是传统武侠居多, 金庸先生的作品中人物的刻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读金庸先生的十四部作品, 没有一部的主人公是累死的, 有儒之侠 (如郭靖、乔峰) 、道之侠 (如令狐冲) 、佛之侠 (如石破天) 走向非侠甚至反侠 (如韦小宝) , 在这些作品中国家的概念被渐渐的淡化, 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愈来愈近, 也越来越深。从这方面来讲金庸先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小说创作模式的影响, 以感情和情节描写来打动读者, 但是作品的内同上却坚定地弘扬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精华, 构建起古代精神世界的宏伟殿堂。

自融入传统文化的同时, 金庸同时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 给武侠小说的创作模式加进了新的血液, 有西方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色彩。《鹿鼎记》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作, 鹿鼎记和其他武侠小说不同, 其主人公武学稀烂, 也没有很多侠义行为描述, 但是在曲折的情节脉络里透露着作者对千百年中国文化的反思。小说的主人公不再说满口仁义的大侠形象, 二十一个地痞、无赖, 满嘴的脏话没有所谓的善恶思想的韦小宝, 在妓院里混大的韦小宝, 清楚那些所谓的正统人事的嘴脸, 用“坑蒙拐骗”的手法去和这些人进行交往, 结果是无往不胜。这就赋予了作品以浓郁的悲剧色彩, 使我们在品领其艺术狂欢的同时, 情不自禁地对传统文化产生一弥满判和否定的情绪。金庸先生在尝试一种新的创作, 走进老百姓下层人生活的创作, 但是在取得成功的同时, 也造成了在传统武侠文化的一种矛盾, 最终这种矛盾使《鹿鼎记》成了金庸创作的最后绝唱, 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该书的后记中, 作者直言不讳地告知我们:“《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 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小说的很多人物在历史上曾经真实的出现, 以至于很多人想借用《鹿鼎记》去寻找历史上真正的“韦小宝”, 这种行为其实是侠的理想。

金庸先生武侠小说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是武侠小说本身, 还体现着金庸先生的一种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金庸先生敏锐觉察到普通民众对通俗武侠小说的一种需求, 借助于武侠能够满足普通人物的一种阅读欲望因此作品深受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喜欢。其次, 金庸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他的作品渗透了自己强烈的政治理想抱负和对社会历史的洞烛, 从而使小说具备了为其他作家所无法拥有的深度。而他的家族渊源和从事外交工作的志向, 又使他具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纵览西方文化的开阔视野。几方融汇, 成就了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大家之作和大家气象。总之, “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 以及小说家的想像力, 三者合一, 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二金庸武侠蕴含的中国武侠文化

1、劫贫济富、打抱不平的武侠精髓

劫贫济富、打抱不平是中国传统武侠精髓, 金庸先生的每一部作品渗透着这一思想, 共同闪耀着“侠义精神”的光芒。这种描写劫贫济富、打抱不平的史记载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 如司马迁写《游侠列传》时, 赞赏他们“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同时也引用韩非的一句话——“侠以武犯禁”, 指出其尚武好斗的不足。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我们可能觉得, 这种所谓“侠士”, 充满了血腥和杀戮, 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严重的挑战, 在现在尤为不可取。金庸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复活了“侠”的形象。金庸在刻画这些故事的背景时巧妙的运用了各种因素, 促使人们忽视这种血腥。首先, 金庸的武侠小说背景大多取材于一种动荡的社会环境, 如《神雕侠侣》写在蒙古入侵南宋的时候。在这种背景单纯的依靠政治手段混着其他的非暴力手段, 不能解决矛盾, 只能通过以暴制暴, 以暴扬善的手法来解决矛盾, 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其次, 在坚持传统武侠精髓的同时, 他牢牢地把握住了行侠仗义的准则。他笔下的侠, 从红花会英雄到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 都不滥杀无辜。如在《天龙八部》中, 乔峰为父报仇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行为准则, 俗话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所以聚贤庄一战, 虽然他大开杀戒, 却也无损其威名。

2、武侠小说表现了“仁”这个中国武侠文化的最高价值观

“仁”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价值, 也是中国传统武侠文化的最高价值观。金庸之所以能够使武侠再次达到一个高峰, 是因他把“仁”的精义在他的作品中发扬光大, 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侠、义、仁是传统武侠的三个精髓, 金庸作品与传统武侠不同, 就是减少了关于侠、义的刻画, 更多的转向“仁”的刻画上面。儒家说仁是人道主义, 是一种“不忍”之心, 是对人本身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弘扬与赞美。《倚天屠龙记》中, 明教经文“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怜我世人, 忧患实多”, 正是金庸对“仁”的自我解说。对“仁“思想刻画, 最突出的就是郭靖, 郭靖宅心仁厚、匡扶正义, 为人谦虚谨慎, 正义感强, 在保卫襄阳中战死沙场, 符合儒家在“舍生取义”的思想追求。

3、突破封建文化的桎梏武侠信念

传统武侠小说中无不渗透着封建文化的桎梏, 如《大八义》中徐良的刻画就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 但是在金庸的小说中封建正统观念也得到了批判。乔峰的死是一个悲剧, 父母双亡不是源于个人仇恨, 而是因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 其根源正是封建正统观念。乔峰是契丹人, 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化外人”“夷人”, 但他自己本身不知道自己是契丹人, 他靠自己的实力身居丐帮帮主的武林重位, 为了保卫大宋击退西夏一品堂, 威名天下;可是人们知道他是契丹人之后, 从大侠一下子就变成了“契丹狗”, 丐帮帮助做不了, 中原更是难以立足, 最后远赴大辽, 为此他自己在心里苦恼不已。在这里乔峰其实一步步地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文化怪圈。

4、武侠文化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还蕴含着佛学思想, 无论是《天龙八部》, 还是《倚天屠龙记》, 无不渗透着避世维道、救民于苦的佛家思想, 在《天龙八部》中扫老曾点化萧远山和慕容博的话, 正是佛家行为之道。正如陈墨在《赏析金庸》中所说:“这部《天龙八部》浸透了佛家的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它的意义来自于这种贪嗔疑的性之毒'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生之苦'与`人世之灾'的揭发与破解;它的境界来自于对这种人生、人世、人心与人性的大悲怜与大超越。”

总之, 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所蕴藏的武侠文化内涵与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金庸始终在自己的小说中梳理着我们的传统文化, 并极力将其融入到现代的人文意识中去, 这对于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唤起我们对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 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摘要：金庸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大师, 他开创了继晚清第一次武侠小说高峰以后, 又一个武侠小说的高峰时代, 金庸的武侠小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 把武侠小说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笔者通过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发展态势, 具体分析金庸小说中蕴含的中国武侠文化。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N].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教父》对中国网络小说的影响 篇9

《教父》是1969年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 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作者马里奥·普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其新小说是一种对准顽固堡垒猛烈冲击的攻城锤, 其主旨振聋发聩。《教父》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家史, 记录的是一个家庭不惜用枪、用斧、用绞刑具、用攻心战来实现自己对整个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体系的独霸控制的详细过程。

共同的智慧犯罪

可以说, 《教父》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 是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成功之作。与此相比, 中国的黑道网络小说要逊色不少。里面俗化了的东西有很多, 但我们也不难发现有《教父》的影子。其中, 智慧犯罪就带有深深的烙印。

以当前我国最火的网络小说《坏蛋是怎样炼成的》为例, 其主人公谢文东在书中并非是那种“杀敌”猛将, 虽有一些功夫, 但在书中, 这方面并不起眼。在书中, 谢文东最让人忌惮的能力是智慧, 其高智商的犯罪, 让读者眼前一亮。这与中国传统的侠盗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这很显然是受《教父》的影响。《教父》的主人公迈克尔·考利昂也并不是一名冲锋于第一线的杀手, 而是一名充满智慧的领导人。无论是保护其父亲老考利昂, 还是暗杀敌人进行复仇, 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设计, 采用了大量的攻心手段。

两部著作的智慧犯罪, 还表现在其伪装式的公开化。这一点当然也是《坏蛋》模仿《教父》的。他们都有法律允许的正当企业, 来漂白他们的黑道“资金”, 他们都会与政府官员来往, 来维护他们集团的利益。总而言之, 中国的网络黑道小说, 以《坏蛋》为首, 都不再像中国古典侠盗小说那样, 一味地打打杀杀。智慧已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当然, 中国的黑道网络小说, 在智慧犯罪方面也有所“损益”。如几乎所有的当代网络小说, 尤其是写黑道犯罪的, 都融入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东西。我们常在这些小说中, 看到《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的使用。黑道厮杀犹如两方行军打仗。其战略战术的应用却是极其专业的。并且中国这方面的小说武力杀伐,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书中人物有不少是武功高手, 中国传统武术的痕迹在书中随处可见。中国当代的黑道网络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当代的中国武侠小说。这两方面虽有些俗套, 但却是《教父》所没有的。

当然, 中国网络小说受《教父》的影响, 也不止这一方面。其中, 盗亦有道,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密不可分的盗亦有道

“教父”维托·考利昂, 是纽约五大地下势力集团之一的头头。以他为首的考利昂地下势力集团, 主要经营的是从欧洲走私进口橄榄油、开设赌场等生意。他处事果断, 行为狠辣, 并经常去干些违法的事情, 但他还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绝不去沾染毒品, 重义气并喜欢帮助和保护弱者, 很有些“侠盗”的风范。他因为拒绝了索洛佐的毒品交易, 而遭到了仇杀, 失去了儿子, 乃至与纽约其他地下势力形成了敌对关系。

中国网络黑道小说仍以《坏蛋》为例, 谢文东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与迈克尔·考利昂一样, 他们作为普通人是可爱的, 使读者总觉得他们的犯罪与杀人是“情有可原”的,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作为一个真正的坏人, 却在书中给人以比一般人还要“高尚”得多的感觉。或许, 这就是这类小说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尽管他们书中描写的大多数是坏蛋, 但作者曲尽妙笔, 能让读者不痛恨个别坏蛋, 而痛恨那个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黑暗一面的结构。这类书中的主人公, 本来就是坏透了的坏蛋, 但因为“坏得有特点, 坏得得人心”, 坏得在书中似乎可以纵橫天下, 坏得他们简直都成了英雄, 坏得在读者的眼里似乎也显得不那么令人痛恨, 那都是因为所有的作品都采取了《教父》的写作手法。他们原本也许并不坏, 甚至是善良的, 他们也是热爱生活的, 但生活中总有不怀好意和敌对的人, 使他们不能痛快地生活, 不招惹是非却总是难逃是非的漩涡, 从不主动去挑起事端, 而又不得不面对随时降临的各种各样的凶险与争端。为了生存, 他们采取了以坏对坏的行为方式, 所以主人公杀人是被逼出来的, 另外“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有人要找死, 我也没办法!”而他们杀的人, 也都是些更坏的人。这方面, 是属于黑吃黑的。他们干着违法的事情, 但在道德上似乎又总能说得过去, 故他们在“坏”的程度上, 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试想:明明写的是坏蛋, 而且还把坏写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 但又设法不让读者去痛恨那些坏蛋, 而去痛恨那些产生坏蛋的朦胧社会的黑暗一面。这谈何容易啊!是需要巧妙的构思与高超的艺术技巧啊!无疑, 《教父》这一著作, 为中国这类网络小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树立了盗亦有道的典型。

当然, 在盗亦有道这一方面, 中国的网络小说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中, 爱国主义是其最大的特点。在中国网络小说的书中, 作为坏人的主人公, 是基本不做直接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的。在中日两国仍有很大矛盾的大背景下, 他们都有“仇视”日本的情结, 喜欢与日本人作对。这也就表现了虽有些偏激, 但仍不失“高尚”的爱国主义情结。

结语

总之, 中国的网络小说, 主要是黑道小说, 深受《教父》的影响, 尤其在智慧犯罪和盗亦有道这两方面。它们虽有自己的创新与特色, 但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形式都有着《教父》的影子。

参考文献

小说《中国佬》中的意象与象征 篇10

关键词：《中国佬》,华裔,意象,象征,意义

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坛的崛起与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亚裔美国人运动的兴起息息相关。无数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几个世纪以来华人在美国所经历的种种不堪回首的遭遇———中西文化的碰撞, 人身自由的丧失, 以及来自种族的歧视, 等等。短短十年之间, 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多元文化的兴起, 美国亚裔运动的风起云涌, 等等, 都对华裔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裔作家渐渐地拓宽了创作领域, 他们的作品尤其在主题、意象、文体、风格和特征等方面, 呈现出了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特点。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 (Maxim Hong Kingston) 就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汤亭亭并非多产的作家, 而她的两部小说《女勇士》 (Woman Warrior, 1976) 和《中国佬》 (China Men, 1980) 的出版则都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其中《中国佬》更是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界奖。以女性主义作家而著称的汤亭亭在《中国佬》中, 一改在前部作品《女勇士》中侧重站在女性立场讲述女子故事的风格, 在《中国佬》中则着重描写男性华侨和华裔美国人的经历。汤亭亭别具匠心地对小说中的各种意象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 扩大了小说的内部张力, 丰富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一、“女儿国”———美国的象征

在《中国佬》的开篇《关于发现》中, 汤亭亭便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一个虚构的东方意象———“女儿国”。“女儿国”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是多次出现过的, 例如, 在《西游记》、《镜花缘》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节。而作者套用的便是后者中的故事情节, 即一个叫做唐傲的中国人“为了寻找金山, 漂洋过海, 来到了女儿国”, [1]他被当地的女人们逮捕, 并被强行地“卸去战袍和靴子”, “双脚用链子锁在一起”, [1]换上女装, 刺穿耳垂, 缠足裹脚, 痛不欲生。在之后的三月里, “她们只让他吃女人的食物”, “使他体内的阴气上升”, [1]让他的体貌特征逐渐呈现出女性的特征。最后他被彻底化妆穿戴成女人的模样, 并以女人的身份去服侍女王用餐。

作者用了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向读者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并不可能存在的“女儿国”的意象, 而其真正用意却在整章的结尾处被点明:女儿国的地点在北美洲。很显然, 作者在此处虚构出的“女儿国”所象征的正是美国, 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唐傲象征的正是之后的章节《中国来的父亲》中作者笔下的“父亲”。与唐傲在女儿国被穿耳裹足, 男扮女装的痛苦过程一样, 父亲为了能成功移民美国, 也经历了改名换姓, 抛弃自己的真正身份, 牢记精心为自己编好的谎言, 在地狱般的天使岛如履薄冰般地通过美国移民局的一道道审查。在汤亭亭的这个神话故事里, 整个国家都是阴阳颠倒的, 和唐傲的故乡完全不同。当“父亲”踏上美国的土地后, 他同样发现美国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国度, 中国的一切都无法套用在这个陌生的国度。这则篇首的传说正预示着这本书中的“中国佬”将慢慢放弃他们中国式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 以试图融入这个北美的“女儿国”。正如此书中的序言所示:“他们 (中国佬) 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阉割, 被驱使。中国佬被迫处于相对无助和受剥削的地位。在西方, 对华人的刻板印象是, 华人主要从事洗衣和清洁等工作, 而这些工作传统上是女人干的。这种看法如今依然存在。我们也了解到那些排华法阻止华人从中国带妻子到美国或不准华人男子同美国白人女子结婚, 这就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华人男子女性化。”[2] (P4-5)

二、服饰———文化变迁的象征

在《中国佬》中, 服饰作为一种直观的意象, 也具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小说中各色人物的服饰变化, 象征着美国社会华裔群体中的一种文化变迁,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移民的影响。一个世纪以来, 在逐渐被接纳、逐渐融入当地文明的过程中, 伴随发生的是华裔族群对自己原有文化的否定和扬弃。

父亲来到纽约后, 精心为自己置办了一身价格不菲的行头:真丝领带, 灰色丝袜, 尖头皮鞋, 一顶草帽和一身200美元的蓝灰条文西装, “在镜子里他看上去就像弗雷德·阿斯泰尔”。[1]在父亲看来, 有了这身衣服, 他就能成功掩盖自己黄皮肤、黑眼睛的东方人特征, 成为一个如假包换的白种人, 和美国人一样去茶馆品茶, 上舞厅与金发女郎共舞。然而, 就在父亲认为自己的服饰已经让自己步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时候, 突然有个洋鬼子摘下了他引以为傲的草帽, “一脚将帽子踢穿”。当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如何对付这种对中国佬的人身侮辱”时, 又看到其他白人的帽子也被摘掉了, 于是父亲认定“这肯定是一种风俗”。[1]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 父亲苦心经营的美好愿望在一瞬间就被残酷的事实所击败, 但父亲却极力冷静下来, 自我安慰, 宁愿相信这是一种“风俗”。被踩踏的草帽是一种象征, 象征着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 华人只有学会适应和理解, 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看到, 父亲为刚到美国的母亲也是换上了“缀有白色花边的黑绉丝裙, 上面钉着水晶和银扣”, 又为她“买了一件毛领的黑大衣, 一条用小黑眼动物的皮毛制作的披肩, 高跟鞋, 长筒丝袜, 黑山羊皮手套, 还有一顶缀有真丝飘带的阔边花式帽”。[1]很快, 母亲也懂得了要改变自己, 适应生活, “她把带来的真丝长裤和衣服洗好、熨好、再包好, 以后再也不穿了”。[1] (P68)

三、自由女神像———虚幻的美国梦

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 她代表着自由与平等, 这也是美国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在《中国佬》中, 自由女神像的意象也是多次出现:父亲用挣来的第一笔钱买了一张自由女神像明信片;父亲把分别十五年的妻子接到美国后, 参观的第一处景点便是自由女神像。在初到美国的父亲看来, 美国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度, “人们可以不去参加大型的群众性的庆祝活动”, “假如你记不住哪天该播种, 哪天该收获, 那对你在纽约的生活无任何影响”。[1]在他眼里, 美国更是充满机会与平等, 只要你勤劳, 就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纽约的第五大街上, 父亲通过擦玻璃攒下了与合伙人开洗衣店的钱。

然而, 是什么又让当初对生活无限憧憬的父亲转变成了一个对生活, 对工作乃至身边的一切充满怨恨, 成天不断地咒骂, 同时却对自己的过去沉默不语的人呢?自由女神为什么没有给父亲带来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所应有的自由和平等呢?纵观美国华裔民族的辛酸历史, 答案便不言而喻了。自19世纪始, 无数华人移民参与到美国各项基础事业开发与建设中, 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在手工业行业开拓了自己的市场, 勤勉、耐心、遵纪守法的华人为整个美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 由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巨大差异, 素有“熔炉”一称的美国并不能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平等地融为一体。辛勤劳作、勤俭节约、思乡怀旧的华人在美国遭受了诸多不平等的待遇。《排华法案》不仅把华人排挤出主流社会, 更排挤出了劳动力市场。华人只能找到一些诸如洗衣、缝纫、烹饪等最低贱、最辛苦的工作。华人所创造的一切丰功伟绩在美国史册上却只字不提, 一笔抹杀了。在小说中, 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只是父亲脑中一个虚幻的美国梦, 美国社会虚伪的自由与平等。

四、China Men———尊严与敬意的象征

据说小说《中国佬》最初的书名为《金山英雄》, 是为“移民父辈”而作的。据汤亭亭解释, “我为我的新书取名‘金山英雄’, 是为了以此纪念华人先驱”, “但是《中国佬》出版那年, 有好几本即将出版的作品在书名中都有‘山’、‘金’等字样, 所以编辑和我决定将小说定名为《中国佬》”。[3]小说书名“China Men”的选择, 也有其自身独特的含义。在美国, 男性华人移民惯于将自己称为中国 (男) 人。然而“中国 (男) 人”一词的英译“China Men”却与早期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移民的贬称“Chinamen”极为相似。作者特意将书名定为China Men, 正是为了强调两者之间有着微妙但却非常重要的区别。大写的“China Men”象征着对含有歧视意味的、印刻着历史屈辱的“Chinamen”的否定。分离的两个音节掷地有声, 铿锵有力, 象征着不屈的尊严。为小说定名“China Men”是作者对华人移民前辈表达敬意的重要象征。

五、结语

小说《中国佬》以家史的形式讲述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辛酸故事。移民的祖辈抛家弃子, 远渡重洋, 踏往“金山之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勤恳耐劳的华工却受尽歧视与压迫,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过着边缘人的生活。小说中所讲述的传说或经历中所出现的各种意象及其象征意义, 给这部自传式的纪实性小说增添了想象的空间和更深层次的寓意, 使小说更加触及人们的心灵。象征主义手法的应用与小说主题思想的表达相得益彰, 实现了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段的完美结合, 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参考文献

[1][美]汤婷婷著.肖锁章译.中国佬[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2]杰夫.特威切尔著.张子清译.《中国佬》序言[A].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3][美]尹晓煌著.徐颖果译.美国华裔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4]朱振武.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