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

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精选十篇）

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 篇1

20世纪50年代, 经济学家索洛在研究中发现, 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远远超出了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而根据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二者应该相等, 因为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这个“增长剩余”从何而来?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之谜”。对于这个“增长剩余”的解释与争论成为当代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一个基本背景和起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有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极引人注目, 一类是德国、日本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巨大破坏但奇迹般地迅速复苏和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之快被称为“经济奇迹”。另一类是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和地区, 如丹麦、瑞士、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等, 也获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传统的经济理论, 尤其是资本理论无法解释这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以下事实:①资本—收入比率应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 但事实上这一比率在下降;②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资源的消耗应该同步进行, 但事实是国民收入远远大于所投入的土地、物质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总量。

为了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大体经历了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等发展阶段。资本决定论者认为只要通过政府干预, 就可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 但难以解释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带来资本利润下降与生产规模收益递增的矛盾。技术进步决定论证明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 但难以解释从总增长中扣除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率的余额, 即“增长的余值”。在这种困境下, 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从人力资本收益递增性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 探讨人力资本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2 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思想

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于20世纪中期, 其代表人物是舒尔茨 (Schultz) 与贝克 (Becker) 等学者。

2.1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思想

1960年, 舒尔茨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 主张“把教育当做一种对人的投资, 把教育带来的成果当成一种资本”, 因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容易获得恰当的经济信息”。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贡献有:

(1) 明确了人力资本的基本含义。认为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并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和熟练程度, 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者时间价值的各项开支。

(2) 将人力资本分为:医疗保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学习、就业迁移, 并对各项资本形成和计量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3) 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提出劳动者所掌握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同其他人力资本结合在一起, 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

(4) 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应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通过自己投资形成的特定的人力资本投资, 是自由人可以增进其福利的途径。

2.2 贝克的人力资本理论思想

贝克是人力资本理论基本架构的创立者, 他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把人力资本视为决定劳动收入的一般理论。贝克提出只有教育培训的预期收益的现值至少等于其支出的现值时, 人们才愿意接受教育培训。贝克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贡献有:

(1) 为人力资本提供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 以人力资本收入确定劳动收入分配关系为基础, 对经验观察数据进行了整理与系统分析。

(2) 为计量人力资本投资, 尤其是教育培训形成的收入效应和收益率提供了方法, 探讨了教育培训的支出与收入、年龄收入曲线、收益率计算方法等, 并对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

3 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

人力资本的计量与测度, 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的问题, 至今仍未找到公认的好方法。目前对人力资本的计量大致有三类方法:投入法、产出法和受教育年限法。

3.1投入法

用人力资本投资额来度量人力资本规模和水平, 对数据的要求比较高, 而且受所选择指标的不同影响较大。

沈利生、朱运法用国家对劳动者受教育的教育经费支出度量一个劳动者所内含的人力资本的存量;张帆用每年的教育投资额减折旧加总来测算人力资本存量;钱雪亚、刘杰用中国各省的人力资本投资额 (包括教育培训投资) 度量人力资本存量。

3.2产出法

用市场条件下不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预期货币工资来度量人力资本, 该方法由于数据较难获取而较少采用。

3.3受教育年限法

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指标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 由于数据较易获得, 是通常采用的方法。但该方法也有局限性, 如由于不同的教育阶段代表不同的人力资本含量, 因此, 不同教育阶段的权数问题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同时, 不同地域的教育质量不同, 也使得不同地区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数据缺乏可比性。

诸建芳等以受教育年数和工龄长短代表人力资本水平测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王金营用特定的受教育年数总和表示人力资本存量, 估计中国1978—1998年的人力资本存量。

跨国人力资本比较研究中, 常见的有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以上的比重、人口中的识字率数据、小学入学率、文盲率、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 这种指标的测算数据比较粗糙, 难以体现和测算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

参考文献

[1]李玲.人力资本运动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3:10-17.

[2]钱雪亚, 刘杰.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 2004 (3) :39-45.

[3]沈利生, 朱运法.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7 (12) :9-13.

[4]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63-85.

[5]张帆.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J].经济研究, 2000 (8) :65-71.

社会资本理论PPT 篇2

社会资本理论是新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种崭新的解释方式,是介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社会资本理论这种全新的解释范式的产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工具。

1.社会资本理论产生的背景是基于在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由主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主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然而人际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即为社会资本。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释这些单纯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不能解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又产生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西方资本形成理论述评 篇3

关键词：资本形成；大推进理论；恶性循环论；起飞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度坚持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将其拓展到更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仍将资本形成看作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之一。从一系列含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的假定方法和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资本形成都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一、大推进理论

“大推进理论”又称“平衡发展现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各工业部门必须同时平衡发展的一种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首先提出这一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生产为主，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低下，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是工业化。前提是必须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全面推进。通过这种投资的“大推进”，来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与束缚，“推进”整个工业部门全面、迅猛地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收入水平提高且均等化的目标。经济发展有赖于一连串成功的发展政策，但如果投资是一点一点、孤立分散地进行，那么对经济增长难以产生有效的影响。“大推进”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找出其摆脱贫穷落后的道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大推进”理论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投资的资金、资源以及其他要素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具有实际可行性。

二、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独立的提出了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人们将二者和称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为：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作为资本品；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和资本K，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不能替代，每单位产量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数量保持不变；生产规模收益不变；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保持不变；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问题。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三个增长率在现实中很难能够自动保持相等。相反，一旦三个增长率出现偏离，经济趋向于更大程度的波动。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本来是论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但它同样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成为二战后很多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它只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视了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受到了批评，被其它理论所取代。

三、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具有以下特征：农业部门在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非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可以忽略不计；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很低，一般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十分丰富，随时可能流入城市，这就决定了城市中现代工业的工资水平只能保持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基本上只能由非工资收入者提供，即发展经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就业所需资本，来源于现代工业部门自身的积累。

刘易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有效提高，一个社会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国民收入的12％～15％以上这个过程。资本形成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为此，首先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储蓄，其次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刘易斯认为，当现代工业部门的利润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时，现代工业部门将从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只有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全部为现代工业吸收，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农业劳动者收入相应增加之后，那种建立在略高于维持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基础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才会消失、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才会上升。

四、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论”

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探讨了贫困的根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其经济中存在若干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力量”在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贫困的恶性循环。他由此得出了著名的结论：“一国穷是因为它穷”。低收入的国家在现实中存在着两个恶性循环。资本供给方面：人均收入低→生活消费比重高，储蓄低→资本形成不足→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这样，资本缺少、收入低下、储蓄少三者互为因果，形成一個恶性循环；资本需求方面：人均收入低→低消费、低购买力→市场需求有限→投资引诱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这样，收入低下、投资不足、购买力低三者互为因果，又形成另一个恶性循环。纳克斯悲哀地作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贫困、长期经济停滞是难免的。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老是在贫困的陷阶中徘徊，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仍是资本问题。纳克斯强调资本积累是克服“瓶颈”约束，打破恶性循环，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

五、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于1957年在《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从投资不足方面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这一理论的前提是承认“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状况的存在。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根据其人口多且增长率高的特点，必须首先保证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水平即“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最小努力，就难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要实现“临界最小努力”，必须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鼓励敢于承担风险、善于追求利润的精神，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但是，“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过分夸大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视了技术进步、教育、管理、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六、纳尔逊陷阱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1956年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纳尔逊认为，人口增长率对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生活贫困，死亡率必然高，从而抑制了人口的增长。当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快于人口的增长率，人民生活改善，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提高，人口增长速度加快。

快速上升的人口增长率，又将使人均收入回到原来的水平，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要跳出这个陷阱，必须作出最低限度的努力，通过大规模的投资以切断贫困恶性循环，使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将逐渐下降，以至于国民收入将逐渐下降，当国民收入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相等时，出现了新的，高水平的均衡。

七、罗斯托“起飞”理论

1960年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或持续增长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1971年罗斯托又补充了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谓“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法的剧烈变革；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状态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罗斯托不仅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时期是“起飞”阶段。阐明了经济“起飞”的“临界水平”，而且详细分析了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首先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其次，要建立能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第三，要进行杜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

八、资本形成作用的实证分析

麦迪逊(1970)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X个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劳动投入、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三大类，分别考察它们各自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这22个欠发达经济体在前15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5．55％。其中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为1．9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5％；资源配置效率的平均增长率0．55％，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0％；资本投入的平均增长率为3．06％，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55％。由此可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欠发达经济中比其他要素更重要。

1971年，纳迪里(M．Nadiri)发表了《要素投入和全部生产率的国际研究》一书。该书的研究成果支持了麦迪逊的结论。他们都认为：要素生产率(或称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貢献在欠发达经济体要小于发达经济体，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欠发达经济体要大于发达经济体。从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 篇4

一、研究设计

目前, 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当前主要有“能力说”和“资源说”。本文采用现在应用最为广泛的Nahapiet和Ghoshal (1998) 的“资源说”定义, 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与内部网络关系之中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参考Shipilov和Danis (2006) 的分类法, 本文也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划分为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和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其中, 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指从企业与外部联系主体的弱关系中获取的中间业务、资源、信息和控制收益, 在企业与外部关系网络之间扮演桥梁作用;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则指从高管团队成员互动而形成的强关系中获取的信任、规范、共同愿景等无形资源, 体现高管内部团结的粘合作用。在企业战略决策过程中, 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可帮助企业从外部网络获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而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则可以通过内部互动促进信息和资源在企业内的维持、交换和共享, 使外部社会资本得到同化和有效利用, 提高决策质量。高管团队的界定由企业总经理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

1. 研究假设。

从组织人口学视角来考察高管团队主要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研究数字新媒体 (TMT) 成员在某些属性特征上的平均水平对组织产出的影响;另一种则是考察TMT中各成员在某项属性特征上的分布情况对组织产出的影响。根据此思路, 本文也将从人口特征的平均水平和异质性两方面来探讨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高管团队人口特征主要考虑年龄、受教育水平、团队任期以及职业背景四个方面。

(1) 人口特征的平均水平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社会资本的基础来源是关系网络, 而关系网络的构建与发展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从网络规模来看, 年长的管理者由于阅历丰富, 其进行企业跨界活动的机会无疑比年轻的管理者多很多, 因而有更多机会与外界主体接触, 进而培育自己的关系网络。从网络质量来看, 年长管理者通过长时间的关系维持, 联系的双方对彼此的性格、人品以及做事方式等更加了解, 双方信任程度较高, 从网络中获取的信息质量较高, 所能调动对方资源的级别和对方愿意“帮忙”的意愿也会显著提高。

假设1:由年长管理者构成的高管团队拥有更多的外部社会资本。

个人受教育水平通常能反映他的认知能力和技巧, 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表明其愿意接受新思想和有能力适应变化, 同时还具有较强的获取所需信息的能力。因此, 个人受教育水平被认为与灵活应变、信息处理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Hambrick、Cho和Chen, 1996) 。Lin (1999) 确立了个人受教育水平与其外部网络资源之间的联系。其他相关研究则显示, 受教育水平与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地位、个人网络规模正相关 (Lin, Fu和Hsung, 2001) 。高学历人员刚开始职位会很高, 晋升也较快, 因而容易获得高层次管理岗位, 相应地从事跨界管理和交往的机会也更多, 因而具有更多的外部社会资本。

假设2:由高学历人员组成的高管团队拥有更多的外部社会资本。

在高阶理论中, 高管团队成员的团队任期是受到最多关注的人口特征变量 (Finkelstein和Hambrick, 1996) , 通常与团队运作和信息整合相关联。比如, Katz (1982) 认为团队的任期越长, 团队稳定性和社会化程度也越高。Hambrick、Cho和Chen (1996) 也发现, 团队任期与高管团队有效运作、团队社会凝聚力正相关, 与高管团队对团队运作程序的理解程度正相关。Eisenh和Schoonhoven (1990) 提出, 长时间的共同工作会让成员更加懂得如何进行沟通和合作。Michel和Hambrick (1992) 认为, 更长的团队任期会提高整合程度和增加共享管理价值判断的机会。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看出, 长的团队任期能够促进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 提高团队凝聚力, 从而提升团队运作效率, 主要影响的是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 与外部社会资本没有明显关系。

假设3:高管团队平均团队任期与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正相关。

Hambrick和Mason (1984) 根据部门功能和目的将组织内所有部门概括为三大类, 分别为生产型部门、产出型部门和支持型部门。产出型部门和支持型部门的活动通常跨越了组织边界, 需要与外部利益相关主体打交道。概括来讲, 其目的在于获取所需原材料、销售组织产出物, 因此可以说这两类部门管理着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界面。曾经在这些部门任职的高层经理由于工作需要或主动或被动, 这都会扩大他们的外部联系网络规模, 同时获取组织之外的声望, 这种声望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扩大外部联系网络规模和提升联系对象质量。

假设4:高管团队成员在产出型部门和支持型部门的任职经历与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正相关。

与此相反, 生产型部门的活动通常局限于组织内部, 在这些部门任职, 接触外部行为主体的机会较之产出型部门和支持型部门要少得多, 更多的是与组织内部各部门人员展开合作, 因此也更容易建立良好的内部联系网络, 增加内部社会资本。对于那些从生产型部门走向管理岗位的高层经理来说, 他们往往是因为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而获得提升, 因而这种效应更明显。

假设5:高管团队成员在生产型部门的任职经历与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正相关。

(2) 人口特征的异质性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社会同一性理论认为, 年龄相近的团队成员具有相似的经历和价值观, 因此更容易产生好感和人际吸引, 进而更有利于保持团队稳定。这一现象与心理学上的“相似相吸”理论也是相吻合的, 即人们倾向于选择和自己比较相似的人交往。因此, 当团队年龄异质性较强时, 团队成员爆发冲突的可能增大。

假设6: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负相关。

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员在生活习惯、表达方式、思维习惯以及行为特征方面差异较大, 高学历人员生活讲究、语言生动而细致、思考问题多基于理性分析、做事谨慎, 而低学历人员生活简单、语言朴素而直接、思考问题多依赖于过往经验、行为方式简单而有效。因此, 当团队中同时存在这两种人时, 相互交流的意愿不强, 表达方式差异大, 容易产生误会和隔阂。

假设7:高管团队受教育水平异质性与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负相关。

Pfeffer (1983) 研究指出, TMT任期是管理者作为一个群体成员工作的时间, 影响了他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模式。Zenger (1989) 则表示, 团队任期还与团队内交流的性质和深入程度相关。一般认为, 团队任期的同质性促进了团队内的整合, 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相似的团队任期表明他们经历了同样的公司发展阶段, 对于公司的现状、公司战略的理解相似, 同时他们也熟悉了相互之间表达意见的方式, 更易于进行交流与合作。

假设8: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与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负相关。

张平 (2006) 认为, 当要求一群具有不同职业背景的管理人员从整个公司的角度出发讨论一个问题时, 他们思考问题的主要出发点还是先考虑自己部门的行动和目标, 也就是职能部门工作经历相似的管理者观念相近。因此, 当高管团队内的成员来自于不同类别的职能部门时, 他们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差异会较大, 这会对团队内部沟通与交流产生消极影响。

假设9:高管团队职业背景异质性与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负相关。

2. 变量度量。

(1) 因变量。高管团队外部社会网络包括高管团队与政府部门, 经销商、供应商、客户, 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高校、技术中介组织, 银行及同行业其他企业的联系四类。对这四类网络分别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嵌入资源三个方面去衡量, 最后得到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遵循Nahapiet和Ghoshal (1998) 的分类方法, 分为结构维、关系维与认知维三个维度。具体的测量结构及拟合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二阶因子模型能够同时求得指标对一阶因子、一阶因子对二阶因子的因子载荷, 标准化后的因子载荷衡量了指标与一阶因子、一阶因子与二阶因子的关联程度。根据相关性权重法, 将标准化因子载荷进行归一化处理, 即可得到各指标对应的权重。归一化公式为:

其中:ρij为一阶因子ηi的第j个指标的相应权重。一阶因子的权重确定适用相同方法。二阶因子的具体测量方法为:

其中:ESC代表TMT外部社会资本;m (i, j) 表示一阶因子ηi的第j个指标的分值;βi表示一阶因子ηi的权重;H表示一阶因子的数目;K表示一阶因子对应的指标数目。内部社会资本的计算方法类似。

(2) 自变量。年龄是连续型变量, 直接采用问卷数据。受教育水平分段为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分别赋值为1、2、3、4、5。团队任期指高管团队成员从进入高管团队到2006年底的任期。任期分段为1年及1年以内、1~2年、2~3年、3~5年、5年以上, 分别赋值为1、2、3、4、5。职业背景为哑变量, 分为产出型部门 (主要包括销售部、市场部、售后服务部和产品研发部等) 、生产型部门 (主要包括生产部、行政部、会计部等) 和支持型部门 (主要包括采购部、法律部、融资部) 。在考虑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时, 将高管团队成员的产出型部门和支持型部门职业经历 (简称为“产出型部门经历”) 定义为1;在考虑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时, 将高管团队成员的生产型部门经历定义为1。

本文选取的异质性自变量中, 年龄、团队任期、受教育水平属于连续数据, 而教育专业背景和职业背景属于分类变量, 因此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受教育水平异质性的测量采用标准差系数, 即用变量的标准差除以均值;教育专业背景和职业背景异质性采用Herfindal-Hirschman系数进行测量, 公式是其中:Pi是团队中第i类成员所占的百分比;H值在0~1之间, 值越大, 说明团队的异质性程度越高。∑n i=1

(3)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团队规模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团队规模为高管团队人员的数量;企业规模采用企业总员工数的自然对数来测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社会资本的形成通常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因此本文高管团队背景特征数据选取自2005~2006年, 社会资本数据则选取自2006~2007年。

二、实证研究

本部分将利用中国制冷空调设备制造企业2006~2007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假设。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问卷设计经过学术团队讨论、实地访谈以及预测试等阶段, 根据反馈意见, 形成了最终的题项设计、题项措辞和问卷格式, 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为提高问卷回收率, 问卷统一由中国制冷协会发放, 为消除被访者的答题顾虑, 问卷全部直接寄回课题组。结合专家意见、试调查企业反馈信息和以往研究结果, 制冷企业高管团队成员一般不会超过8人, 因此每一企业邮寄8份问卷给企业总经理, 再由其决定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并分发问卷。我们随机选择300家企业, 共发放问卷2 400份, 回收1 246份, 问卷回收率为51.9%, 剔除无效问卷 (数据缺失的问卷) , 得到212家企业共计1 124份有效问卷, 问卷有效率为90.2%。

1. 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企业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为42.68岁, 正属于年富力强干事业的阶段;平均受教育水平值为2.78, 介于本科与硕士之间, 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学历较高, 有的企业高管团队成员甚至全部达到硕士水平, 一部分高管还有博士学位, 这可能与近几年大量企业管理人员进入高校就读MBA、EMBA和在职博士有关;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团队任期为3.16年, 处于中等水平;团队规模平均值为5.3人, 团队中约有62%的成员来自于产出型和支持型部门, 表明与外界联系较多的成员更有可能走向领导岗位, 这与我国企业注重关系营销的实际是相符的。在高管团队成员差异方面, 年龄差别最小, 职业背景差异最大。年龄差别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 也有可能表明高管团队更愿意接纳年龄相仿的成员进入。

2. 相关性与多重共线性分析。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由此表可知, 一些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但由于变量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受到其他因素 (如样本大小) 的影响, 而且相关系数必须经过假设检验, 因为有时即使两个变量间无关联, 但因为抽样的误差或研究设计错误也可能得到相当大的相关系数;同时, 即使变量间显著相关, 也仅仅是从表面说明两者之间的初步关系, 系统综合的影响还需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相关系数大小来看, 绝对值都小于Hair等 (1998) 提出的0.9的严格标准, 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P<0.01, *P<0.05, 双尾检验。

3. 多元相关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 运用统计软件SPSS16.0完成。根据假设内容, 多元回归分析可以分成两组: (1) 影响TMT外部社会资本形成的高管特征因素; (2) 影响TMT内部社会资本形成的高管特征因素。每个方程都是先引入控制变量, 再引入所考察的自变量,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模型1和模型2主要考察影响外部社会资本形成的因素。从表3中可以看出, 当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人口特征水平变量后, 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 (Adj.R2由0.063升至0.174) , 表明整体上TMT人口特征确实对TMT外部社会资本形成有显著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高管团队平均年龄的回归系数达到0.163, 也高度显著 (t=2.782) 。假设2考察高管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与外部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 实证结果显示, 受教育水平确实对外部社会资本形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β=0.154, t=2.142) 。产出型部门职业背景的回归系数高达0.231, 在所有考察的五个人口特征水平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中最大, 显著性也最强, 这一结果表明外部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职业路径依赖性, 假设4也得以验证。

模型3和模型4考察影响内部社会资本形成的人口特征因素。从表3中可以看出, 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人口特征水平变量后, 模型4的解释力显著提高 (Adj.R2由0.049升至0.154) , 表明整体上TMT高管特征确实对TMT内部社会资本形成有显著影响。假设3提到, 长时间的共同工作会让高管团队成员更加懂得如何进行沟通和合作, 有利于团队内部社会资本的培育。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团队任期的回归系数为0.264, 相应t值为2.667, 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 假设4、5得到验证。假设5提到, 高管团队成员在生产型部门的任职经历与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正相关, 这一推断也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FBthr的回归系数为0.215, t值为2.341) 。

参照张平 (2006) 的做法, 在检验人口特征异质性变量与内部社会资本形成的关系时, 将模型4中的人口特征水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起纳入方程, 形成模型5。在所考察的四个异质性变量中, 年龄异质性与TMT内部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218, t值为-2.843, 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 假设6得到验证。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团队任期异质性与TMT内部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1和-0.186,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都达到5%, 假设7和假设8也都得到支持。职业背景异质性与TMT团队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虽然是负值, 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因此假设9只得到部分支持。

观察五个回归模型,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值都不是很高, 最高值也只有0.237, 最低值甚至只有0.049。但本文研究构建的模型不是用来预测, 而是为了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拟合优度不是主要的观察对象, 因此对研究结论没有影响。

三、结论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 在我国这样一个十分注重“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年龄、受教育水平、产出型部门职业背景对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的形成有显著促进作用, 生产型部门职业背景与团队任期则对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形成有显著促进作用, 这一研究结果与Shipilov和Danis (2006) 的理论推导是一致的。团队成员年龄异质性、受教育水平异质性和团队任期异质性对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形成有显著负向影响, 而职业背景异质性则对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形成没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的管理者的成长环境、受教育方式、人生经历等都存在很大差异, 进而在工作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观与行为倾向, 这不利于团队内部的沟通与交流, 因而影响了内部社会资本的形成。

本文研究结果对指导管理者个人与企业实践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管理者个人来讲, 了解了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的来源以及社会资本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的变化情况, 高管能够有效管理组织内部社会资本。比如, 高管个人可能重构其外部与内部社会联系网络来改善其社会资本结构。而在组织层面, 可以通过管理高管团队成员人口特征水平及异质性来调整组织社会资本状况, 这对指导企业高管招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四、附录:本文调研问卷

请阅读下列问题, 并在选项栏内填写相应的文字或者打钩。

1.贵公司所在地区□华东□华南□华中□西部

2.贵公司产权性质□国有□外资□民营 (以主导股权划分)

3.贵公司员工总数_________ (人) ;贵公司去年资产收益率______;贵公司去年资产周转率______;贵公司去年资产负债率______

4.贵公司去年顾客保持率______;销售收入增长率______;新客户获得率______

5.贵公司去年专利申请数______;新产品销售额占销售总额比重______;贵公司去年开发新产品数______;新产品成功率______;

6.您的年龄____大学毕业院校____________________您的受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7.您加入现公司高管团队的时长□1年及1年以内□1~2年□2~3年□3~5年□5年以上

8.您加入现公司之前工作过多少家单位_____ (家)

9.您以前主要在哪个部门任职□销售部□营销部□售后服务部□产品研发部□行政部□采购部□法律部□融资部□会计部□生产部

10.上一年中您所接触的政府职员数量_____您与他们联系的总次数______您主要联系的政府职员级别□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局□正局□副厅□正厅□副部□正部

11.上一年中您所接触的销售商以及客户人数_____您与他们联系的总次数_____销售商 (或客户) 在他们各自领域内的规模□大型□中型□小型

12.上一年中您所接触的科研院所、高校及技术中介组织人员数量_____;您与他们联系的总次数_____该类人员的主要职称□初级职称 (研究实习员、助教和技术员) □中级职称 (助理研究员、讲师和工程师) □高级职称 (副研究员、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 □正高级职称 (研究员、教授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

13.上一年中您所接触的银行从业人员数量_____您与他们联系的总次数_____您主要联系的银行人员级别□支行信贷部门经理□支行行长□分行信贷部门经理□分行行长□总行信贷部门经理□总行行长

14.公司高管团队成员与团队其他成员有广泛联系□1□2□3□4□5□6□7 (1代表完全不同意, 7代表完全同意, 下同)

15.企业高管团队之间经常召开会议□1□2□3□4□5□6□7

16.企业高管团队人员工作时间以外也有广泛联系□1□2□3□4□5□6□7

17.高管团队成员在合作过程中, 不存在损人利己倾向□1□2□3□4□5□6□7

18.高管团队成员之间能真诚合作□1□2□3□4□5□6□7

19.高管团队成员之间信守承诺□1□2□3□4□5□6□7

20.高管团队成员拥有共同语言而能有效沟通□1□2□3□4□5□6□7

21.高管团队成员存在相似的价值取向□1□2□3□4□5□6□7

22.高管团队成员拥有一致的集体目标□1□2□3□4□5□6□7

参考文献

[1].Nahapiet J., Ghoshal S..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2

[2].Shipilov A., Danis W..TMG Social Capital, Strategic Choice and Firm Performance.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6;1

[3].张平.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管理评论, 2006;5

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 篇5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进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于不同时期，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一篇大文章”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进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于不同时期，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到底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路线，还是破除“左”的思想束缚，走出一条既顺应时代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是摆在我们党面前十分紧迫的问题。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这次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但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不是完全清楚的。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指明了新时期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

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根据中国国情，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态势，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中国现代化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根据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现实国情，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根据世界军事变革的新要求，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报告还把我们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新观点概括为13条，这些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轮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概括。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时期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进行了概括，把它称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论述，将其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指导思想载入党章。

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党的十三大以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东欧剧变、9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解体。这些震惊世界的事件，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以来遇到的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在国内，我们的改革发展也遇到了新的困难，政治上发生了政治**；经济上发生了经济过热，进入了治理整顿阶段；体制改革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重大突破，国家的税制改革、金融体制和价格改革的滞后，形成了双重体制长期共存、摩擦很大、漏洞很多的状况。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如何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摆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十分紧迫的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一是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二是要全面执行，一以贯之。江泽民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把这篇文章做好。在做好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江泽民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观点，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根据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根据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形势，提出要紧紧围绕打得赢和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根据冷战结束后世界新形势，提出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主张。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国内外政治**和经济风险等种种严峻考验，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并且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理论体系的新境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思想，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面对21世纪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党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此，党中央对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围绕发展这个中心问题，我们党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党的十七大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把它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浅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 基本制度

党的十三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出了准确地把握这一基本国情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依据

（1）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根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深化。

（2）历史依据。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3）现实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现在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此为根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任务。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1980年4月由邓小平首先提出而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最初萌芽于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谈话中，他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在这里，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但已具有“初级阶段”内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十二届六中全会初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关系和道德水平方面的状况，十三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完整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加以概括，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国情，超越阶段。十五大报告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历史进程和基本纲领等方面加以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达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容极其丰富，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基本特征、主要矛盾等。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特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只有全面的把握这两层含义，才能同“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划清界限。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逐步摆脱不发達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正反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

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在实践中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气势磅礴推动作用，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

总之，我们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来理解初级阶段，在承认初级阶段的现实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才既能克服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能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全面正确的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吴树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高等教育版社.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社会资本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 篇7

一、从经济资本到社会资本的思想脉络

洛里于1977年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认为除了经济资本之外, 经济活动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可以进入经济活动中, 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资本而发挥作用。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 单纯用经济资本来解释经济情况是不够的, 决定经济增长状况的往往不是经济资本, 而是其他的非经济性资本, 包括社会资本。韦伯指出, 经济行动仅仅是普遍的社会行动中特定的一种, 没有理由把它排除于社会学视野之外。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当中指出, 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 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社会资本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 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集合体。A·波茨认为, 社会资本指的是, 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詹姆斯·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一是它具有不可转让性, 它总是与具体的个人、组织或是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二是对于收益者来说, 它不是一种私人财产, 而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这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对于社会资本不同学者的表述有所不同, 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 就是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与经济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

在对不同形态的资本理论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 社会资本理论不仅有其对资本问题认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逻辑根据, 而且也有其资本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发展或展开的现实基础。尤其应当看到, 社会资本理论是在各种资本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它承续了200年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对资本问题的丰富思考, 填补了主流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两方面的空白。受新资本理论的启迪,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 对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企业提出了其著名的社会学命题:社会关系总是渗透于各个经济企业之中, 经济组织及其经济行动是嵌入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之中并受其限定的。这表明, 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既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企业。因此, 作为新资本理论的社会资本同样能够对企业行为做出一种新的解释。

二、从经济责任到社会责任的价值转换

伴随对资本问题认识的深入, 人们对责任问题的认识也实现了新的扩展。在20世纪60年代前,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按照古典的或纯经济学的观点, 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密尔顿·弗里德曼主张:企业的天职就是在公开和自由的竞争环境中, 充分利用资源和能量去增加利润。

在西方, 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社会背景。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美国。丹尼尔·贝尔认为, 公司正处在由经济学化向社会学化转变的转折点上, 而且人们的注意力已经愈来愈转向后者, 考虑决策所要依据的观点愈来愈多地来自社会学化的观点。作为社会学化的公司必须不再是满足单一目的的工具, 而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满意的生活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 企业社会责任得到众多企业的认同和支持, 并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1997年, 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组织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及其他国际组织, 制订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它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1999年联合国提出企业界的《全球契约》;2000年, 全球118个跨国公司制订了“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2004年, 《财富》杂志依据企业对社会责任管理的效力, 推出了世界最大的100家公司责任排行榜, 它体现了公司将负责任的做法融入其商业行为的程度, 并考察它们对于自身行为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影响的负责的程度。

2005年,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新《公司法》明确将公司的社会责任纳入了立法, 规定社会责任是除法律、法规以外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和社会规范等要求公司应当对社会公众履行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由理念到制度的转化。

三、从责任到资本的转换

当社会责任投资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投资准则时, 对社会的责任是否会降低企业竞争力呢?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经济绩效相矛盾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持续动力是什么?怎样才能使企业乐于承担社会责任?对于这些问题, 从经济资本的角度往往很难给予完全的解释。但从新资本理论的视角来审视,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责任与资本之间具有相互转换的激励相容性。所谓责任与资本的激励相容性, 指的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不仅能够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利益和激励, 而且也给自己带来资本和激励的状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给社会以利益而给自己带来成本, 然而, 责任与资本的激励相容则力图改善这一责任行为状态, 即要使企业的责任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益要大于其增加的成本。只有达到这种责任改善的较优状态, 才能使企业对承担较大社会责任感兴趣。美国管理学者罗宾斯开展的大量研究表明, 公司社会参与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 正相关的逻辑基础是社会参与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的大量利润, 足以弥补其付出的成本。

从狭隘的经济观点来看, 企业社会责任必定被看作是纯粹的浪费;但从社会交换的逻辑来看, 这是一种必要的投资, 其价值必定以利润或其它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投资只有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得到回报。古典经济学派关于企业责任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他们的时间框架。从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 企业管理者应当关心长期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借鉴社会资本理论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沟通、规范契约等的研究,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 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同样也会因为责任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应用以及契约规范的影响而对企业产生影响。它会遵循着“社会责任———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效益增长”的规律, 即社会责任促进社会资本增长, 社会资本的增长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的增长, 经济资本增长促进效益增长。这是责任发挥作用的真正逻辑, 是资本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换的法则。因此, 社会资本理论可以对企业社会责任做出一些新的解释。

社会资本理论视阈下的文化建设 篇8

一、社会资本概念和特征

社会资本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 自从皮埃尔·布迪厄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 西方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真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不同的学者和组织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1]。但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 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 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 它使得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 而在缺乏这些社会资本的情况下, 上述目标就无法实现……例如, 一个团体, 如果其成员是可以信赖的, 并且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信, 那么, 它将能够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2]社会资本有几个显著特征, 一是社会资本, 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一般说来都是公共用品, 而常规资本一般则是私人用品。社会资本并非是任何从中获益者的私人财产, 这是个人寄身期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像所有的公共用品一样, 社会资本也受到了私人当事者的低估, 他们对社会资本的供应也是不足的。二是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会信任长期以来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 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在一个共同体中, 信任水平越高, 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且, 合作本身也会带来信任。社会资本的稳步发展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可靠保障。三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里, 社会信任能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 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二、社会资本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揭示的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 文化建设也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有效的展开。良好的社会资本不仅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 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有力助推。

1. 信任与中国文化建设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指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3]由此可见信任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 良好的信任环境也是进行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作为信任研究的开启者、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 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 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 或更为强有力, 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一种人们精神层面的一种提升和精神产品的发展和繁荣, 而这些离开人们之间的信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信任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首先, 信任提升了人自身的文明程度。很难想象一个对他人和社会不信任、充满敌意和对抗的人自身会取得怎样的发展, 他很有可能被社会所抛弃, 甚至走向社会的反面, 这样, 人的发展就会走向歧途, 而人的发展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和根本目标, 没有人的发展, 就不会有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 同时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人的发展。其次, 信任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文化交往。著名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 我认为信任同时也是文化交往的润滑剂。小到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 大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往, 信任都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认为, 信任是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 没有信任个人将寸步难行, 人们之间的文化交往也不可能实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也是这样, 在这样一个文化全球交往的时代, 任何文化都不能将自己置身于文化交往之外, 没有起码的信任, 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坚持认为合作比对抗好, 文化之间可以求同存异, 不能搞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 只要我们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文化, 文化交往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 信任将繁荣文化生产。现代社会的生产将是一个社会化的大生产, 文化产品的生产也不例外, 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良好的信任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 从而丰富和繁荣文化生产。特别是现代社会很多文化产品都是由文化企业生产的, 而不像古代社会, 个人就能进行大部分的文化生产。比如现代要生产一部电影、电视剧、歌剧等, 那将涉及众多的部门, 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而相互之间的信任将会促进文化产品的顺利生产, 从而繁荣文化生产。

2. 规范与中国文化建设

规范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正式规范主要指国家制定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度体系, 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订立的约束性契约;而非正式规范主要是指舆论、习惯、社会习俗等道德性约束体系。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 与中国文化建设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从正式规范来看, 首先, 正式规范作为一种制度体系, 是中国进行文化建设的前提, 它能有效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可以说《决定》本身就是一项正式规范, 它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它的颁布和实施无疑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 正式规范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这些需要正式规范去约束。比如作为中国文化建设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它们既是正式规范, 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从非正式规范来看, 习惯和规范、习俗、道德等非正式规范既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形式, 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 它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 非正式规范是内生性的, 它具有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维护社会团结和稳定等功能, 对内可以提升国家内部凝聚力, 对外可以提高国家的外部吸引力, 可以促进中国的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3. 网络与中国文化建设

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指嵌入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等之间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解决国家发展的内外困境, 提升国家内外良好形象, 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建设。首先, 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合作的开展和社会的和谐, 能提高社会凝聚力。在共同体内, 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体与政府之间以及组织与政府之间通过不断的交往和交流, 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同时个体、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能够提高个体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增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从而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 公民参与网络能提高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促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进而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最后, 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公民参与网络可以促进各文化产品生产主体之间的了解, 在了解中合作, 在合作中不断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 从而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

三、发展社会资本, 推进文化建设

社会资本是促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有效的政策, 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可以说, 发展适应文化建设的现代型社会资本是促进中国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首先, 我们要动员政府和社会的力量, 培育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普遍信任关系。其次, 我们要以政府为主导, 加强社会正式规范建设, 同时发动民间的力量, 强化互惠性的非正式规范。最后, 积极扶持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发展公民参与网络, 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畅通的渠道。通过发展现代型社会资本, 可以有效的促进文化建设, 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1]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综述[J].理论界, 2006, (7) .

[2]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 赖海榕, 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195-196.

浅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篇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依据

(1) 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根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深化。

(2) 历史依据。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 就是对外封闭, 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 忽视发展生产力, 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3) 现实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提出, 现在搞建设, 要适合中国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以此为根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 提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任务。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1980年4月由邓小平首先提出而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最初萌芽于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谈话中, 他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 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在这里, 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但已具有“初级阶段”内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十二届六中全会初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关系和道德水平方面的状况, 十三大报告中, 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并完整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加以概括, 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 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 不能脱离国情, 超越阶段。十五大报告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强调指出, 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进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历史进程和基本纲领等方面加以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达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容极其丰富, 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基本特征、主要矛盾等。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特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 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 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 只有全面的把握这两层含义, 才能同“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划清界限。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 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 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 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 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 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 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 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自强不息, 锐意进取, 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 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后,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正反方面经验的基础上, 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

实践证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 之所以在实践中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气势磅礴推动作用,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

总之, 我们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来理解初级阶段, 在承认初级阶段的现实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 才既能克服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 又能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全面正确的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党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纲领的前提和基础, 它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本制度

参考文献

[1]吴树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高等教育版社.

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 篇10

一、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概念提出的,是期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关于社会资本理论众说纷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例如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理论,博特的结构洞理论,布迪尔厄的场域理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这些理论中,普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最为全面,使用最为广泛。普特南在《让民主运转起来》一文中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社会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社会网络[1]是由特定的集合的人或组织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用拓扑学反映则特定集合的人或者组织可以用点(●)来表示,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线(-)表示;各个点以及点之间的联系组成了“网络结构”(类似于),即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结构。

规范是社会中个人应遵循的行为规则,可分成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不同的社会网络存在不同类型的规范,规范类型决定了社会网络类型,即社会网络可分为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功能是提供社会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支持、精神支持、人力支持、物力支持、信息支持等。

信任是对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信赖和预期。社会网络及其规范类型决定了该社会网络的信任度。社会网络、规范及信任度决定了社会资本量的多少。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分析社会资本的方法,包括整体社会网络法以及个人中心网络法,整体社会网络法测量得到的社会网络是人们需要社会支持时的潜在社会资源,而个人中心法测量得到的社会网络是人们需要社会支持时可能动员的社会资源。

二、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领域中对老年问题的研究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学者往往将社会资本认为是社会支持,以下将针对老年人问题来探讨社会学者在社会支持内涵上的相关研究。社会支持有三个分析层面:微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宏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主要关注亲密关系对老年人的影响,例如韩德森[2]等学者1980年发展出一套“社会互助”的访问方法,它从被访者的共同朋友入手,然后进一步探究这些人与被访者的关系质量。这些研究得出了很多经验性的结果,它们显示了亲密关系在抵御影响个人健康的压力和抑郁方面的作用。此外,亲密关系影响个人的健康。帕克斯[3]等人观察新近丧偶的人死亡率会上升。贺寨平[4]于2000年对山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网与农村老年人身心状况的研究发现,失去网络成员对老年人身心状况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它任何一个变量的影响。姚职仁[5]于2004年指出再婚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在中观层面,社会支持被界定为社会网络中网络成员互动的产品。珂莱尔·婉格尔[6]等人于1998年将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分成家庭依赖型、社区整合型、自我涵括型、社区依赖型、自我局限型,并对北京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类型和英国利物浦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类型进行比较,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户构成、社会阶级、全日制教育、出生地、定居时间、在当地居住的年龄、民族、宗教附属关系等与社会支持网络类型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在社会支持网络类型的分布上,两地的老年人有着更多的相似性。谭静[7]于2002年对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太西里小区进行实地研究,认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家庭支持体系、社区支持体系、国家支持体系;家庭支持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其它支持形式发挥了补充作用。张友琴[8]于2001年对厦门城乡老年人社会经济支持网络、日常生活照顾支持网络以及精神支持网络的网络大小以及关系构成进行比较,指出家庭成员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信任是网络的机制,老年人对家庭的信任可以提高自身的安全感,同时可以降低获得支持的成本。

在中观层面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研究多侧重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类或者关系的构成;但是也有学者从其它角度研究了社会支持、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资本。例如,洪小良、尹志刚等人[9,10]关注贫困家庭,他们于2005年对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中指出,贫困家庭的网络大小平均值为2.21;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支持方面的功能以无偿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为主,劳务支持有一定的功能,但是就业支持功能较小;其中,近亲(父母、兄弟姐妹)是社会支持的最主要来源,非亲属在就业支持方面有较大作用。张文宏、边燕杰等人[11,12,13]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特点(网络大小、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趋同性以及异质性)以及社会变迁、社会阶层对社会支持网络关系构成的变化。王毅杰、李树茁等人对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进行探析,指出流动农民的支持网络规模小,紧密度强,异质性低,趋同性高,社会关系很少,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少。

张其仔[14]是国内首先关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他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中界定社会网络就是社会资本,并就社会资本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社会资本节约了交易成本。卜长莉[15]、杨雪冬等人也就社会资本与社会民主及社会和谐进行了研究,指出社会资本能够为下岗职工提供信息,有利于下岗职工再就业,有利于农民工的外出流动,有利于企业发展等。

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社会支持系统的整合。例如,姜玉珍、阮曾媛琪[16,17,18,19,20]等人指出,为老年人构建整合型城市社会支持网络,形成一个以社区为依托,整合社区资源以及家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非营利组织等可用资源的整合型社会支持网络。

三、社会资本理论在卫生领域中的应用

大量的精神心理学工作者以及临床工作者关注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肖水源教授[21]最先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Q)引入中国,并在国内医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各学者多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来分析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例如张拓红、杨辉于2002年在朝阳门以及中关村对60岁及以上的老年进行躯体健康以及社会支持状况调查;陈立新[22,23]在武汉随机抽取442名62岁及以上老年人分析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主效应和缓冲作用。蔡翥[24]分析了社会支持对慢性病患者身心健康的影响,认为社会支持作为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在减轻疾病压力、帮助人们应对压力以及减少心理不适、增进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兴华等人对社会支持进行相关研究得到类似的结果。

此外,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相关研究。杨红梅、吴尊友等人就社会网络和HIV传播进行了研究,描述了HIV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高危人群中的流行状况。张里程利用“中国农村互助医疗社会实验研究”项目的资料对西部农村居民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进行分析,指出年龄、文化程度、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村居民生命质量的主要潜在因素;在分析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意愿时指出,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参保的重要因素之一。白玥、卢祖洵对社会资本在卫生领域中的应用进行了不少探讨,他们认为提高人群整体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提高医院整体服务效率和效益。

四、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方法

(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从结构以及功能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支持,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主流。社会网络分析[25,26,27,28]有两种分析方法,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分析方法以及整体网络分析方法。

1. 个人中心网络分析法

张文宏[11,12,29]利用个人中心网络法分析农村居民社会网的规模、关系构成、紧密度、趋同性、异质性等结构特点,以及社会网络提供的社会支持类型。尹志刚、洪晓良利用个人中心网络法对贫困劳动人口就业及社会支持网络进行了调查。边燕杰[30,31]利用个人中心网络法对城市居民的“春节拜年网”进行测量(网顶、网差、网络规模),指出不同个人资源特征的人,其社会网络构成以及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目前国内外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个人中心网络分析法为主。个人中心网络分析方法的特点是能够发现各种社会支持子网的关系构成;缺点是不能分析各种关系类型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类型。

2. 整体网络分析法

国内整体网络方法使用者较少,刘军是国内最早使用整体网络分析法的学者之一。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利用被调查者的“自我汇报”、观察法等方法都是常用的整体网络分析方法的资料收集方法。刘军通过线人提供的观察资料以及定性访谈收集资料,使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专业软件分析关系人的社群图,分析网络关系人的关系类型及其提供的社会支持类型,二方组、三方组、子群、派系等社会关系都是整体网络中的分析单位。李树茁对深圳农民工采用整体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农民工社会支持以及社会讨论网的特点。整体网络分析方法的优点是利用社会学图论(社群图等)可清楚地描述行动者的关系以及互动类型;缺点是难以确定网络的界限,难以确定互动的实质内容。

(二)其它定量分析方法

国外学者对社会支持、社会资本与健康的研究方法比较多,例如多元回归、结构方程模型(包括验证性因子分析)、潜在因子分析(latent factor analysis)、多层分析法(multipl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等等。例如:布莱恩[32]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贝尼特[33]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社会网络类型对患老年痴呆的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托马斯[34]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类型;菲利普[35]利用潜在因子分析法研究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及社会整合的关系;利汶[36,37]使用多层分析法对社会网络类型及健康状况进行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