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垄断（精选十篇）
知识产权垄断 篇1
(一) 知识产权滥用的涵义
知识产权是一种排他性权利, 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又称垄断性。这一权利是由法律赋予知识产权人的, 是一种合法垄断权。一旦权利人在行使知识产权时, 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不合理地使用权利, 就有可能构成知识产权的滥用。
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定义, 理论界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说法。王先林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滥用, 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的, 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 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 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①
二、跨国公司反垄断案件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垄断与反垄断问题
(一) 案情简介
A公司成立于1985年, 是一家美国的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公司, 在CDMA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拥有所有3000多项CDMA及其他技术的专利及专利申请。
从2006年开始, 日本、韩国和欧盟相继对A公司提起了反垄断调查。我国国家发改委自2013年11月开始发起了对A公司的反垄断调查。随后, A公司否认其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收取不公平的高价许可费”等问题。
2014年8月初, 国家发改委表示, 已经确定A公司的垄断事实。
2014年8月22日, A公司表示, 同意针对国家发改委提出调查的相关问题进行改进, 将进一步努力找出解决方案。
2015年2月10日, 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对A公司滥用标准必要专利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收取过高专利许可费的垄断行为的处罚公告。根据公告内容, A公司被处以9.75亿美元 (约为人民币60.88亿元) 罚款, 并且针对专利许可和芯片销售实施包括降低专利费基准、不要求免费反向许可、不搭售非必要专利等在内的整改方案。
(二) 此案提出的知识产权垄断和反垄断问题
在本案中, 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商的A公司, 其在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和基带芯片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A公司市场支配地位的取得, 离不开其所拥有知识产权的支持, 主要是其拥有CDMA、WCDMA和LTE无线通信技术标准中数目不同的无线标准必要专利技术。A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 而反垄断法规制的是其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所导致的排除竞争行为。在本案发改委所披露的A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主要有:1.滥用其在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支配地位, 订立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具体表现为对过期无线标准必要专利收取许可费和要求被许可人将专利进行免费反向许可。2.滥用其在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支配地位, 无正当合理理由搭售非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3.滥用其在基带芯片市场的支配地位, 在基带芯片销售时附加了不合理的条件。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反垄断法》, 亦违背标准专利人对知识产权政策与承诺———FRAND原则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yterms”, 即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 。
本案源自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冲突, 也带给我们一个问题, 即如何处理正当行使知识产权行为与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之间的关系。A公司作为一家坐拥标准, 以出售知识产权为生的公司。它所创造的经营模式, 让几乎所有的技术公司自叹不如, 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环境下尖端企业的生存方式。任何一个行业的最高境界就是卖标准, 单纯依靠卖产品所占有市场份额已经不足以产生左右整个行业的力量, 标准的垄断相对于市场的垄断是质的飞跃。②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将技术变为财富是发展大势, 因此知识产权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因如此, 对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行为显得尤为重要。本案并不是我国处理的唯一一个知识产权垄断案。据报道, 自2008年11月, 甲公司与乙公司多次进行谈判, 并于2012年向乙公司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乙公司从2009年到2016年支付专利许可费率2%。这一费率远高于甲公司给其他公司定的费率。
广东省高院认为, 甲公司实施了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行为, 其许可给乙公司的费率是许可给三星公司的十倍左右, 是苹果公司的百倍左右, 这样畸高的费率明显违反了FRAND原则, 构成垄断行为, 判定其败诉。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 项之规定, 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而在本案中, 甲公司给乙公司定的专利许可费明显高于三星、苹果公司, 构成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商品。虽然专利权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但其行使专利权的行为, 已违反我国《反垄断法》之规定。
这两个案件作为典型的知识产权垄断案件, 让我们关注到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与反垄断法间的冲突。
目前我国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立法上还不尽完善, 如何认定知识产权垄断行为, 成为执法的难点所在, 因此, 有必要从立法上进行对知识产权垄断与反垄断冲突进行协调, 减少立法与司法冲突。
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针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立法状况及立法趋势
(一) 美国
美国法院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专利权滥用”原则。③莫顿食盐案”是美国最早的关于专利权滥用的判例。莫顿食盐公司要求被许可人购买专利机器时必须购买其生产的非专利产品盐块。该案中, 最高法院判决, 专利权的行使不得与公共政策相抵触, 否则其专利权不受保护。自此, “专利权滥用”原则应受限制逐渐成为共识。
除了《反托拉斯法》, 美国还有其他规定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例如, 1995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 该指南总结了过去知识产权滥用违反《反托拉斯法》案件的判例, 相对系统地归纳出了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在执法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原则、分析方法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该指南具有实践意义, 为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是否违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
(二) 日本
日本对合法使用知识产权的规定出现于《禁止垄断法》的除外制度, 另外, 对于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 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 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陆续发布了四个指南。其中最新的是2007年出台的《知识产权利用的反垄断法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
《指南》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竞争政策与知识产权制度的相互关系、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第二部分系统阐述了反垄断法适用于和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的基本原则;第三部分从私人垄断和不合理交易限制的角度分析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对拒绝许可、限定许可范围以及专利联营、多重许可安排和交叉许可的基本观点;第四部分从不公平交易行为的角度分析了交易委员会对拒绝许可以及许可中各种限制行为的观点。④
四、我国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状及立法完善建议
(一) 我国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状
我国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正式实施。其中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 不适用本法;但是, 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 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适用本法。”这一法条的规定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反垄断法规制无法可依的状况, 填补了相关立法空白, 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机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 仅有《反垄断法》第55条是直接规定了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 这导致了法院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难以界定何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二)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反垄断规制的几点建议
1. 借鉴先进经验, 制定操作指南
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即是借鉴西方先进经验, 进行完善后的具体应用。但是, 仅仅靠一个原则性法条不能解决越来越复杂的知识产权滥用案件, 该条规定过于笼统, 而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 法官自由裁量权不比欧美, 且知识产权案件对法官技术要求非常高,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结合本国国情, 在我国现行反垄断法的基础之上,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指南, 作为反垄断的指导。
2. 明确知识产权滥用的具体标准, 坚持效果分析的原则
由于缺乏指导性文件与《反垄断法》形成一套体系, 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判断标准, 二是评估方法。因而明确知识产权滥用的具体标准十分必要。
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知识产权滥用:首先, 要看权利人是否超出了法定范围行使权力, 如果权力行使是为了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所必须, 那么即使该行为产生了限制竞争的效果, 也不构成知识产权滥用;然后看其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按照这两点, 在具体实践中, 应坚持效果分析原则, 以行为人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否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3. 完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
从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来看, 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还有待完善。尽管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违反反垄断法, 可以适用一般针对所有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以及救济措施, 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知识产权滥用的特殊性, 我认为有必要在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中增加专门的法律责任与救济措施, 以便于执行。
总之, 目前我国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仅见于《反垄断法》第55条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中的极少数条款, 这对司法实践带来很多阻碍。因此, 反垄断执法机关应尽快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指南, 在行政执法及司法活动中起指导作用, 推动我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规制。
摘要：去年7月11日, 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正在调查的跨国公司A公司涉嫌垄断行为。最终, A公司同意向中国发改委支付9.75亿美元 (约合60.88亿元) 罚款。自我国反垄断法自08年施行以来, 此案是我国反垄断执法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 是中国反垄断执法提升到国际水准的标志之一, 本文借此对我国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规制发展及前景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规制
注释
11王先林.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J].法学, 2004 (3) :107-112.
22 焦学宁.靠知识产权为生的高通公司——关于技术标准垄断战略[J].电子知识产权, 2002:21-23.
33 韩勇.试论知识产权的滥用与反垄断法的规制[J].当代法学, 2002 (07) :20-22.
滥用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刍议 篇2
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从我国五年多的反垄断执法实践看，知识产权滥用是尚未涉足的复杂领域。本文拟从宏观层面剖析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关系，在理论层面探寻滥用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基础，提出滥用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应当秉持的原则。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
一、两种制度的内在一致性。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予权利人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利，为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和投资者确立可以期待和执行的财产权，刺激智力成果的商业化传播，鼓励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反垄断法旨在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市场主体积极创新，保持市场的创新活力。反垄断法虽不以促进创新为直接目标，但对市场竞争的保护客观上鼓励和促进了创新。因此，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调既是不同法律制度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也是两种制度的功能和价值一致性的外在体现。
二、两种制度的现实冲突性。知识产权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本质上是一种合法垄断。但是，知识产权行使与反垄断法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从权利的本质来看，任何权利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知识产权也不例外，如果滥用行为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就与反垄断法产生冲突；从知识产权的特性看，知识产权外在形式上具有垄断的性质，其拥有者天然具有实施垄断行为的便利。
知识产权垄断中的拒绝交易 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垄断；拒绝交易；知识经济
一、反垄断法中拒绝交易的概念
在反垄断法中，有关拒绝交易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拒绝交易，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向交易对方出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进行其他交易的行为。它是市场上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反垄断法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控制制度所规制的具体对象之一。广义上的拒绝交易，除了包括狭义拒绝交易的含义以外，还包括具有水平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通过协议、合同以及其他方式对交易相对人多实施的联合抵制行为。我国学者通常在狭义上使用拒绝交易的概念。例如，有学者认为“拒绝交易是指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1]也有学者将拒绝交易表述为：“独占者拒绝向购买者销售或供应商品的行为。”[2]笔者这里也在狭义上使用拒绝交易的含义。
二、知识产权拒绝交易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主体自主决定拒绝与任何人交易的权利是自由市场赖以运行的支柱，它使经营者得以有机会与交易对方讨价还价，如果没有了以拒绝交易为基础的讨价还价，也就没有市场。一般经营者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相对交易方，不存下限制其拒绝交易权的问题。但是对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者来说，由于其往往倾向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通过拒绝交易阻碍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或排除现有市场的规制。但并非所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任何拒绝交易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而是基于促进和保护竞争的需要，只对支配性企业那些没有正当理由并且造成竞争损害的拒绝交易行为予以规制，并把这种经营者拒绝交易权的限制控制在合理的限制范围内。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是一般拒绝交易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一般情况下，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无论权利人进行交易还是拒绝交易，都是其行使知识产权的表现形式，是权利人享有的一种自由。但是，如同一般的拒絕交易一样，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在特殊情况下同样会产生损害市场竞争的后果，并因此违反反垄断法规定。对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进行反垄断法规制，同样应该遵循反垄断法关于一般拒绝交易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然而，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拒绝交易所引发的反垄断法问题，则需要我们在反垄断法基本原则与理念的基础上探索具体规制方法和措施。
三、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引发的反垄断法问题
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作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不断得以扩张和强化，从而使知识产权人凭借知识产权优势实施垄断、损害竞争的行为越来越多，危害也越来越严重具体来讲，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引发的问题成为反垄断法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拒绝交易成为知识产权人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重要手段。以电脑软件业为例子，企业生产软件的主要成本是研发成本。产品研发成功后，多生产一个软件所增加的成本微乎其微，这就使得在传统经济中占总成本比重比较高的原料支出，在新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企业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竞争力越强。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产权人凭借其知识产权优势，拒绝交易，建构市场进入堡垒，便可以有效组织竞争对手与其瓜分市场，从而维护自己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第二，网络效应使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行为对竞争的危害扩大。以电脑软件业为例，一个已经有大量用户的操作系统，比如Windows，会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因为消费者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即认为这种操作系统可能会有较好的升级和售后服务。同时，由于其他应用软件的研发企业受到该操作系统已有消费群的吸引，也愿意研发出更多的与此相兼容的应用软件，更增加了该操作系统的价值。在有网络效应存在的领域或产业，率先进入市场的企业，一旦大量拥有该领域或产业中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其为组织竞争对手进入该市场，就会拒绝将自己的知识产权许可给竞争对手，或者拒绝将自己的知识产权产品出售给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者。那么，它很有可能借网络效应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该领域或产业内强大的垄断者，甚至有可能垄断整个产业，行程市场封锁。也就是说，知识经济条件下网络效应的广泛存在，使得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行为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性骤然扩大，危害更加严重，因此必须通过反垄断法予以有限的规制。
参考文献：
[1]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发垄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知识产权垄断 篇4
一、知识产权制度垄断的基本属性
1. 知识产权客体与传统财产权客体的差异
理论上一般认为, 财产法调整的都是“物”的关系。不同财产权之间的区别就是根据不同的物的客观属性和外部特征进行划分的。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 其外部特征是具有形、体等固定结构, 其客观属性是能够被个人直接占有或控制、支配, 并能够因为占有事实而自然的排他, 能够通过个人独立掌管、公示以对抗第三人。因此, 物权法将物权客体界定为“有体物”、“物必有体”。而知识产权保护的是来源于人类智力和创造性劳动的智力成果, 其保护的客体是人类智力创造的知识财产及其相关精神利益。由此可见, 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具有“无形性”, 这一特点构成了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在保护客体上的根本差异, 并导致两者在权利保护制度上的根本差异。
与传统的财产法相比,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特殊性, 不可能构建以占有为特征的权利保护模式, 而只能构建与传统财产法相区别的以独占和垄断为特征的权利保护模式。
2. 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律赋予的合法垄断
“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是知识产权的三个基本特点。这是由知识产权客体, 即知识财产无形性 (非物质性) 这一本质属性决定的。专有性也称垄断性或独占性, 指知识产权专属于权利人所有, 具有排他性。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 知识产权为权利人所独占, 无法律规定或未经权利人许可, 其他人不得使用权利人的知识产品;第二, 对同一知识产权, 不允许有两个或以上的同一属性的知识产权并存。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 “从本质上说, 知识产权是为了不让竞争对手销售自己的产品或商品而拥有的一种垄断顾客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 知识产权就是这样一种合法的垄断权。
二、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核心价值目标的一致性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法其核心价值目标在于, 确保竞争机制在相关市场发挥作用, 从而提高市场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知识产权作为各国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 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授予和保护特定知识产品的创造主体在一定期限的专有权, 从而鼓励制度和技术创新, 促进社会进步。由此可见,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赋予的合法垄断, 得到反垄断法规制的豁免。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保护均具有促进竞争和推动创新的基本功能
反垄断法通过维持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秩序, 为创新提供压力, 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 并防止取得支配地位的企业损害和阻碍创新;而知识产权的保护则通过授予和保护重要但有期限的市场支配力来奖酬在创新上的投资, 为创新提供动力, 同时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2.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保护均具有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和功能
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及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通过保护和鼓励竞争来实现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鼓励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无疑在总体上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 而且其通过对市场竞争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制止和制裁, 避免消费者利益遭受损害。
3.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同于于对公平价值观念的追求
公平是法律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 任何法律部门都不能背离公平这一价值准则。知识产权的创造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而其客体的“无形性”又决定了其传播使用和复制的便捷性。因此, 如果不对权利人的投资予以补偿, 不对其权利给予切实的保护, 有违社会公平观念。而反垄断法的目标在于保护竞争者平等享有竞争的权利, 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 对垄断行为加以规制, 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三、知识产权的滥用及其反垄断法规制
1. 知识产权滥用的内涵
权利滥用的实质是权利人不适当地扩张了其所享有的权利。权利滥用的概念可以将它界定为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 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 或凭借合法垄断进一步谋求非法垄断或优势竞争地位, 从而导致权利的不正当利用, 损害了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简而言之, 只要是超越合理的范围和限度去利用知识产权制度, 构成知识产权的不适当使用, 便可以称之为滥用知识产权。笔者认为这种“不适当”使用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 权利人的行为超出了法律所设定的限度。其二, 法律没有规定而权利人的行为不适当地损害了除本人之外的他人、集体、社会的合法利益。
2. 知识产权滥用的判断标准及其规制
当权利人对于知识产权的使用超出了合理范围, 危害到他人或社会的公共利益时, 这一滥用行为就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同时,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 其滥用行为不易被察觉, 因此判断知识产权是否被滥用应当遵循如下标准:
(1)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知识产权滥用的构成要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其行为主体为权利所有人或被许可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滥用的故意, 过失不构成滥用行为;客观上行为人采取了不实施或不正当的限制交易或采取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他人或社会的公共利益。
(2) 知识产权的行使是否超出权利自身的范围。如果知识产权的行使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已超出其知识产权自身的范围, 那么这种行为就应适用反垄断法。权利人在行使其知识产权时超出其权利的范围, 并且不合理地限制了竞争, 那么, 就可以依据反垄断法来对其加以禁止。
(3) 知识产权的行使是否为他人带来不应有的限制。即使权利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没有超出权利自身的范围, 但如果这种行为可对市场竞争带来不应有的限制时, 那么这种行为仍应受到反垄断法的禁止。专利权人有权将其专利技术许可给被许可人使用, 也有权要求其按照一定的价格销售使用该项技术生产的产品, 但如果专利权人对被许可人的这种要求不合理地限制了市场竞争的话, 反垄断法也不会对此置之不理。
四、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比较法考察
在行使知识产权时, 一旦超出正当界限, 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并对市场竞争构成实质性限制时, 就应当适用反垄断法。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司法及执法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点。
1. 欧盟
欧盟竞争法的实体规范最集中地体现在《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 (以下简称《欧共体条约》) 的第3条和第85条、第86条。其中, 第3条是关于建立竞争保护机制使之不受扭曲的原则规定;第85条是关于禁止和在一定条件下豁免反竞争性协议规定;第86条是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规定。
为平衡协调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冲突, 欧共体有关机构一直在进行着尝试。欧洲法院在判例中指出, 《欧共体条约》第3 6条所保护的只是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存在”, 而对所有权的“使用”则应受到条约有关禁止性规范的约束。近些年来, 欧盟竞争法已明显地表现出其规制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能力。在近期的其他案例中, 法院裁定《欧共体条约》中的竞争规则可以被用作防止知识产权人取得拥有相似技术的竞争对手公司、运用掠夺性的折扣和价格策略, 以及产品捆绑的基础。
2. 美国
美国于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 (Sherman Antitrust Act) 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反垄断法。因此, 该法被认为是是现代各国反垄断法的鼻祖和样板。除《谢尔曼法》之外,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还主要包括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克莱顿法》 (Clayton Act) , 以及1936年的《罗宾逊—帕特曼法》 (Robinson Patman Act) 等。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法院判例和国会立法的基础上, 也曾提出了一些原则或者发布了相关指南。其中, 1995年4月6日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最值得关注, 它集中反映美国反托拉斯法在这一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最新发展动向。使过去有关认识上的分歧和实践中的不同作法渐趋统一, 它能为知识产权人及相关公众判断许可合同行为是否会触犯反托拉斯法提供了参考, 更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实践具有非常的指导意义。
3. 日本
1999年7月30日, 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颁布了《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 (以下简称新指导方针) , 1989年2月颁布的《关于管制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不公正交易方法的指导方针》被废止。新指导方针根据2 0世纪9 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和国际的新情况,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日本国内放松政府管制的新情况, 对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禁止垄断法的问题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指导意见。新指导方针第一部分说明了在专利和技术秘密转让活动中适用禁止垄断法的基本问题;第二部分对有关专利许可协议的禁止垄断法第2 3条进行了解释, 阐述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对于专利许可协议与禁止垄断法第2 3条关系的观点;第三部分以具体的示例阐明了公正交易委员会从不合理贸易限制和私人垄断的角度对有关专利或技术秘密许可协议的观点;第四部分非常具体细致地阐述了公正交易委员会从不公正交易方法的角度对有关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的观点。
五、我国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制度之完善
我国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反垄断法》确立了反垄断基本法律法律原则和制度应当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许可领域。《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把知识产权滥用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 是学界所期盼和瞩目的, 也是现代信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然而《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过于简单、抽象, 不具有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不足以胜任规制市场中复杂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因此, 我国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 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垄断行为有其特殊性, 因而在《反垄断法》中无论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加以何种程度的规制, 都不可能全面、具体地阐述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的一般原则和一系列具体问题。因此, 对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立法应当针对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高、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的具体国情, 在《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行为做出原则规定的基础上, 借鉴美国、欧盟、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具体做法, 另行制定专门的行政指南或规章, 即“制定出一部具有普适性的规制专利许可协议中的垄断条款的法规或规章……并规定一些可资适用的具体措施, 以使专利许可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的权益保持平衡”
总之, 在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方面, 我国应当在《反垄断法》做出于那则规定后, 由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实施细则;或制定具体的《知识产权许可反垄断法指南》, 对具体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的表现形式、执法机构、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 使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的规制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秦超林婕:“知识产权垄断性探析”.载于《山东社会科学》, 2007年第2期
[2][日]富田彻男廖正衡金路张明国徐书绅译:《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商务印书馆, 2000年12月第1版, 第13页
[3]王先林:“中国反垄断法应如何对待知识产权问题”.载于《科技与法律》, 2008年第1期
[4]王先林:“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载于《法学》, 2004年第4期
知识产权垄断 篇5
知识点：垄断协议及其法律规制
一、垄断协议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一）概念及特征
垄断协议，也称限制竞争协议、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营者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垄断协议具有以下特征：
1.垄断协议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
2.垄断协议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垄断协议为广义概念，泛指当事人之间通过意思联络并取得一致后而形成的协议、决定和其他协同行为。
（1）“协议”与合同法意义上的协议相同，既包括书面协议，也包括口头协议。（2）“决定”则是指企业集团、其他形式的企业联合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等要求其成员企业共同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决议。
（3）“其他协同行为”则指经营者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可供遵循的决定，但相互间通过意思联络，共同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调、合作行为。
3.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
（二）分类
1.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
（1）横向垄断协议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协议，如生产相同产品的经营者达成的固定产品价格的协议。
（2）纵向垄断协议是指同一产业中处于不同市场环节而具有买卖关系的企业通过共谋达成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协议，如产品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关于限制转售价格的协议。
2.价格垄断协议与非价格垄断协议
（1）价格垄断协议即指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2）除价格垄断协议以外的其他垄断协议为非价格垄断协议。
二、反垄断法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协议
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协议，也称价格卡特尔。实践中，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协议的表现形式多样。
1.最简单、最基本的方式如经营者之间通过协议统一确定、维持商品的价格，或统一提高商品价格。
2.也有的表现为非绝对地限制经营者的定价自由，而是对经营者定价过程设定统一的限制条件，从而实现固定价格、限制竞争的目的。根据《反价格垄断规定》，上述限制条件主要包括：
（1）固定或者变更价格变动幅度；
（2）固定或者变更对价格有影响的手续费、折扣或者其他费用；（3）使用约定的价格作为与第三方交易的基础；（4）约定采用据以计算价格的标准公式；
（5）约定未经参加协议的其他经营者同意不得变更价格等。
（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的协议
1.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的协议，可统称为限制数量协议，是指参与垄断协议的经营者通过限制相关市场上商品的生产或销售数量，间接控制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
2.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不得就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以限制产量、固定产量、停止生产等方式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限制商品特定品种、型号的生产数量；
（2）以拒绝供货、限制商品投放量等方式限制商品的销售数量或者限制商品特定品种、型号的销售数量。
（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协议
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垄断协议，也称划分市场协议。
1.划分地域即经营者约定各自在销售或采购市场上的地域范围，相互不跨区销售或采购。2.划分客户是指经营者约定各自的采购或销售对象，互不向他方的客户销售或采购。3.划分产品则是通过约定各自经营的产品类型来实现互不竞争。
4.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划分商品销售地域、销售对象或者销售商品的种类、数量；
（2）划分原料、半成品、零部件、相关设备等原材料的采购区域、种类、数量；（3）划分原料、半成品、零部件、相关设备等原材料的供应商。
（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协议
1.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协议，限制了经营者通过创新开展的竞争，保护了落后，严重伤害市场的创新能力，降低了效率，损害了消费者福利。
2.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达成如下垄断协议：
（1）限制购买、使用新技术、新工艺；（2）限制购买、租赁、使用新设备；
（3）限制投资、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4）拒绝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5）拒绝采用新的技术标准。
（五）联合抵制交易
1.联合抵制交易是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联合起来，共同拒绝与其他的特定经营者进行交易的行为。
2.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联合抵制交易达成以下垄断协议：（1）联合拒绝向特定经营者供货或者销售商品；（2）联合拒绝采购或者销售特定经营者的商品；
（3）联合限定特定经营者不得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三、反垄断法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
与横向垄断协议发生在处于生产或者销售链条中的同一环节的经营者之间不同，纵向垄断协议发生在处于不同的生产经营阶段或者环节的经营者之间，即上下游经营者之间。《反垄断法》将其表述为“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垄断协议。
（一）纵向垄断协议的主要表现形式 1.维持转售价格协议 2.地域或客户限制协议 3.排他性交易协议
（二）纵向垄断协议的经济效果 1.消极效果
（1）促成价格卡特尔。（2）导致市场进入障碍 2.积极效果
（1）减少“搭便车”。
（2）克服销售商加价，提升消费者福利。（3）改善售后服务。
（4）有利于经营者的市场进入。
（三）《反垄断法》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
1.只有那些对竞争和效率的消极效果明确大于积极效果的纵向垄断协议才被法律认定为非法。
2.我国《反垄断法》列举了三种受到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形式：（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四、垄断协议的豁免
（一）豁免的概念及其与适用除外的区别
1.豁免是反垄断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对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由于其满足一定的条件，而不受反垄断法禁止。
2.豁免与适用除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制度。反垄断法上的适用除外是指将特定领域排除在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根本不予适用；而豁免则是在适用反垄断法过程中，发现某些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符合法定条件而不予禁止。
（二）可被《反垄断法》豁免的垄断协议类型 1.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
这类垄断协议也称为技术性卡特尔。由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耗资和风险巨大，个别企业难以承受，因此，企业间就此达成合作协议可以得到豁免。
2.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这类垄断协议也称为标准化卡特尔和专业化卡特尔。
3.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
这类垄断协议也称中小企业合作卡特尔。为了提高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强它们的竞争力，中小企业之间在生产、融资、研发、采购等领域达成的合作协议，可豁免于反垄断法。
4.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 此类协议因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被豁免。
5.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
此类协议也称为“不景气卡特尔”或“结构危机卡特尔”。6.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
此类协议主要表现为出口卡特尔。出口卡特尔是指国内经营者为了确保或促进产品出口，就出口商品价格和国际市场划分等达成的限制竞争协议。
7.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垄断协议豁免的附加条件
对于上述第一至第五项垄断协议的豁免，反垄断法要求经营者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五、“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
（一）价格性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
对于价格垄断协议中的“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应当依据下列因素：（1）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具有一致性；（2）经营者进行过意思联络。
（二）非价格性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 认定其他协同行为，应当考虑下列因素：（1）经营者的市场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
（2）经营者之间是否进行过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3）经营者能否对一致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可见，在我国的反垄断行政执法中，“价格性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标准比“非价格性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标准低，因此对涉嫌违法行为人来说也更为严厉。
六、对行业协会组织实施垄断协议的规制
法律禁止的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从事垄断协议的行为具体包括：（1）制定、发布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行业协会章程、规则、决定、通知、标准等；（2）召集、组织或者推动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协议、决议、纪要、备忘录等。
七、法律责任
（一）民事责任
经营者因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行政责任
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业协会违反反垄断法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八、宽恕制度
所谓宽恕制度，是指参与垄断协议的经营者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其宽大处理，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其处罚。
（一）“重要证据”的界定
向执法机构提供有关垄断协议的重要证据，是参与垄断协议经营者获得宽大处理的必要条件。
1.（从工商管理部门的角度）所谓“重要证据”应当是能够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启动调查或者对认定垄断协议行为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证据，包括参与垄断协议的经营者、涉及的产品范围、达成协议的内容和方式、协议的具体实施情况等。
2.（从发改委的角度）“重要证据”界定为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定价格垄断协议具有关键作用的证据，并未把对启动调查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证据列入。
由此可见，执法机构查处价格垄断协议时，其对宽恕制度中重要证据的认定标准要比查处非价格垄断协议时严格。
（二）区分情况减免处罚的具体规则
1.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对第一个主动报告所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提供重要证据并全面主动配合调查的经营者，免除处罚；对主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告所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其他经营者，酌情减轻处罚；对垄断协议的组织者，不适用宽恕的规定。
知识产权垄断 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反垄断法；权利滥用
一、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立法现状及不足之处
（一）立法现状
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在第55条以专门条款对知识产权滥用作了如下的原则性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
（二）不足之处
1.制度设计较粗糙
现存法律法规在涉及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时，大多规定“不得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不得含有为中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限制性条款”，这种措词偏笼统，制度设计粗糙，难以确定限制技术竞争展的标准。而国外许多国家的规定却详尽得多。
2.未能明确专门的执法部门
目前国务院还没有根据《反垄断法》第10条的规定明确规制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法律法规的适用情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务部等都可能成为其主管机关。但是，以法律的形式来确立知识产权反垄断机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十分重要的,只有知识产权反垄断机构实现独立性和权威性，才更加注重维护宏观的经济秩序，防止市场竞争不足。而现有的商务部、工商管理部门、知识产权局、版权局等部门都不具有这方面的特点。
总体来说，《反垄断法》的颁布，只是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律制度建设己经起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依然很多。对于滥用知识产权行的规制并不是反垄断法所能单独完成的，通过相关制度的配套方可能完成。
二、完善我國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立法若干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领域内反垄断指南或规章
反垄断执法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差别很大，这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知识产权领域内反垄断规章或指南。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制定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欧共体技术转让协议集体豁免条例》、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制定的《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都是这方面法律规范文件的代表。它们都是由专司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的机构制定，而且都经由本国的实践发展而不断修正、发展。
（二）设立具有独立性、权威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反垄断法》规定的反垄断主管机构由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两部分构成。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其组成和工作规则由国务院规定。在我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在部分履行反垄断的执法职责。《反垄断法》立法中考虑到执法工作的延续性和法律的前瞻性，只是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责、权限及其工作程序。而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确定具体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由此，该法的立法意图应当是先由各相关部门分头执法，具备条件再设统一、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那么，根据《反垄断法》的授权，国务院应当尽快对于反垄断委员会组成和工作规则做出规定，明确主要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这里包括知识产权领域。再者，不少专家认为，要监控垄断，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权威的和专业的反垄断机构，以超越反垄断法主管机关与行业监管机关的利益纠缠这个难题。在中国，如果由行业监管机关来负责，由于其与被监管企业之间有着共同利益。而且，如果反垄断机构是行业主管机关，还面临着行政级别上的难题，即其无法有效监管行政级别与之相同或更高的那些部门主管的垄断行业。另外，反垄断的执法权如果被肢解，也会使反垄断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从长远考虑，我国还是应该建立独立的、权威的和专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三、结语
总之，我国《反垄断法》的颁布，只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立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立法还大有可为。我国尚需从国情出发，一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随着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实践经验的丰富，不断完善相关规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应采用合法手段加以规制，即在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框架下，以我国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立法为依据，通过限制知识产权的滥用来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作用，从而保证我国贸易的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徐秀琼（1986—），女，浙江海盐人，浙江大学法律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经济法。
知识产权垄断 篇7
一、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关系
对于这两种法律之间的关系, 以往有从知识产权权利滥用和反垄断法的关系论述此问题, 有从两个法律之间的关系予以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二者的关系应该从差异和统一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 比较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 其冲突表现在:1.制度价值上的冲突。知识产权本质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性权利, 其取得的本身就意味着权利人取得了一种垄断地位, 若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扩展其垄断权的范围, 就会与反垄断法通过保护正当的竞争秩序而要实现的社会整体目标——实质公正和社会整体效率相冲突。2.立法上的冲突。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完全或有一定限度的垄断的创造物, 而反垄断法是从根本上对一定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3.司法实践上的冲突。实践中知识产权滥用的行为可能会对市场竞争造成实质性的限制, 这时将由反垄断法予以禁止。
其次, 两者的统一。通过进一步考察立法目的可以看到, 两者具有统一的立法目的:1.促进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知识产权法无非是通过保护知识产品的创新成果促进人们进行创新领域的投资和竞争;而反垄断法通过限制不合理的竞争行为来保证良好竞争环境, 使人们能够公平竞争。2.促进消费者福祉, 保护消费者利益。二者在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上殊途同归。
由此可见, 知识产权法和反龙垄断法, 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二者同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法律, 既有相互协调的共性, 又有若干方面彼此冲突的个性。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的协调
探求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 最终归结到如何协调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法的关系上。对此问题, 笔者从法理的角度和现实立法的角度进行简单解析。
从法理学角度而言, 笔者认为“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二者得以协调的基础。对此博登海默的一句经典名言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者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 (可抵触的) 权利相协调的任务, 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无用处的概念工具, 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外部界限, 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 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
三、国际反垄断法领域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
目前, 各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都通过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
主要国家及其代表立法包括:1.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2.欧共体委员会于1996年颁布的《技术转让规章》;3.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1999年重新颁布的《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
此外, 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对限制国际经济贸易竞争的垄断行为也进行了规制, 其主要形式表现为在国际条约中包含了反垄断、保护竞争的规定, 其中也包含了对知识产权滥用带来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规范。主要有两个立法文件:一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技术转让合同管理示范法》;二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概括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欧共体委员会颁布了第240/96号规章, 将涉及专利、技术秘密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技术许可协议统一予以规范, 明确规定了《罗马条约》的竞争条款对各种技术转让合同条款的禁止、限制和豁免。二是不少国家采用反垄断法或按反垄断法制定的准则中开放式列举应受控制的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的限制性条款。三是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5发布的《指导意见》列举了执法机关追究反竞争行为的一般因素和尺度, 不具体列举违法形态, 全由执法, 司法人员斟酌判断。
四、我国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立法现状
我国涉及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立法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合同法》、《著作权法》、《专利法》、《技术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涉及法律虽然众多, 但都没有专门或者系统性地规定如何具体界定知识产权法权利滥用和具体如何规制。我国当前的这样立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反映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要保护知识产权, 另一方面也担心保护知识产权是否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后果。
总结现实立法, 存在如下问题: (一) 从法律规范看, 它们虽然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做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规定, 但是零散、不完善; (二) 从其内容来看, 需要根据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加以更新、完善; (三) 从实施来看, 现行法律法规原则性太强、缺乏可操作性。
五、对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几点思索
如何让知识产权所有者既充分而有效利用其所有的权利, 又不损害正常的市场竞争, 换句话说就是让知识产权完全遵从完全的市场竞争秩序, 这理论上讲是一个比较难以调和的矛盾。然而, 该命题也绝不是不可化解的顽症, 以下姑且做一下肤浅探讨:
一是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立法, 在WTO与TRIPS的允许的范围内, 制定和修订知识产权自身体系内的相关规定与制度, 从而约束权利滥用、平衡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和市场的竞争需求。
二是落实《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 通过严格有关司法实践和行政执法的方式, 实现对知识产权权利的限制与利益平衡。此外, 也应不断修改和完善《反垄断法》, 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宗旨, 既要把知识产权的正常行使作为反垄断法的例外 (以鼓励自主创新) , 又要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的滥用加以必要的规制。
三是加强工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等行政职能部门对知识产权权利行使的监管, 通过检查、接受举报而调查、经济处罚等方式及时发现和制止权利滥用行为。
综上, 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权利限制即对立又统一, 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权利规制制度。对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规制, 是在私人权利和社会公共福利之间需求一个和谐的平衡, 旨在实现促进知识创新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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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凤翔.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发展[J].法治论丛, 2002 (6) .
[5]康添雄.范式与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的演进[J].法学杂志, 2011 (9) .
我国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篇8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律规制
一、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理论依据
禁止权利滥用不仅是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基本的法律理念, 而且也是现代各国法律乃至宪法所普遍规定的基本法律原则。[1]权利滥用之所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其原因是由于权利人以不公平、不适当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不适当地扩张其所享有的利益, 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合法利益。
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对其知识产权享有专有权, 这种专有性是由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所决定的, 这使得知识产权表现为一种天生的合法垄断。这种合法的垄断权, 既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又不至于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属于知识产权法的应有之义, 不受反垄断法的规制。但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 知识产权也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由于“个体知识产权的行使, 不仅与有效竞争的理念存在冲突, 而且也极易与民法的公平、诚信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发生背离, 与知识产权自身维持社会整体效益的目标之间也有抵触”[2], 所以知识产权一旦被滥用, 不仅会妨碍社会的公平竞争, 也会影响社会科技的发展, 阻碍知识经济的发展, 有损社会公共利益。
反垄断法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了促进和保护竞争, 其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的基本前提和特点也在于维护有效竞争, 即反垄断法通过维护有效竞争来使得社会个体的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不致破坏了社会整体利益——实质公正和社会整体效率。这里的知识产权的滥用就主要表现为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不正当地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作为典型的经济法, 其所进行的规制必然主要运用不同于民法的公法的方法, 有专门机关的主动介入, 即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主要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 并注重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侧重宏观利益的维护。这是由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性和保护竞争的特点和调整角度所决定的。因此, 当知识产权的滥用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 有害于社会整体效益和实质公平的实现, 严重背离了反垄断法的目标时, 反垄断法得以优先适用, 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 实现法律的重要价值, 促进社会整体效益的提升。
反垄断法既要承认和尊重知识产权法所赋予的合法垄断权, 又要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 防止其滥用。虽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在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时有不同的分析和处理原则的。但总体来看, 有关国家和地区仍然是将其纳入反垄断法通常的框架下进行的, 既不因为知识产权固有的垄断性而对知识产权行使加以特别的约束, 也不因为法律保护知识产权而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网开一面。2007年8月我国颁布的《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对滥用知识产权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 不适用本法;但是, 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 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适用本法”。这是我国首次将滥用知识产权列入反垄断法典。
二、我国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法评析
(一) 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现状
我国国内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没有进行系统的划分和规制。1999年的《合同法》第329条规定, “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了“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的6种情形, 在一定程度上对329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细化, 但是没有对哪些具体行为是滥用行为及其责任进行系统的确认和划分。
2007年8月我国颁布的《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对滥用知识产权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 不适用本法;但是, 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 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适用本法”。目前, 第五十五条还只是个框架性条款, 关于反垄断法中滥用知识产权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制定, 与之相关的一些法律也未来得及作出相应调整。
(二) 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反垄断法等法律中对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竞争做出规定。但是, 由于上述法律法规存在很多问题, 它们不足以解决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问题。笔者认为, 中国目前知识产权反垄断领域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执法指南欠缺, 缺乏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细化和一般分析方法
由于知识产权反垄断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其本身无法完全涵盖在反垄断法中, 这就需要在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框架内制定具体的执法指南, 通过执法指南的方式对各种滥用行为予以细化, 为执法机关提供确定的适用方式, 明确行为人的执法预期。而从我国目前在反垄断制度健全来看, 仍然进展缓慢, 知识产权方面依然缺乏自己的执法指南, 这不仅无法明确民众执法预期, 也难以推进进一步的执法工作。
鉴于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问题的特殊性, 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垄断除制定反垄断法基本法外, 一般都采用指南的方式再加以明确规范。当前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共体委员会2004年的《技术转让协议适用条约第81条第3款的第772/2004号条例》。它们的宗旨都是在保护竞争和保护知识产权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即一方面保护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 使其充分发挥为竞争之火添加燃料的功能, 以最终丰富公共财产和提高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的竞争性, 将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竞争限于为激励创新而必要的范围之内。[3]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指南中对涉嫌滥用行为都进行类别划分并使用不同的评判原则, 比较详细明确和实用, 体现了各国对限制向条款或措施效力问题的评判标准和趋势。
2. 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机构不明, 分工协作不畅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直接关系到整部法律的执法效果, 目前我国采用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并存的双层执法体制, 这种体制没有考虑到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维持原有的发改委、商务部和工商总局三家执法局面, 这不仅导致政出多门, 执法效率低下, 而且在具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 也无法明确直接的主管机关, 不能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确定的申诉指引。而且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执法机构负责审查, 会提高三家执法机构训练相应执法人员的成本, 同时也会增加相互之间本无必要的协调成本, 浪费执法资源。另外, 由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间的分工不甚合理, 极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发生管辖权重复或空白的情况, 比如在知识产权领域中, 某些行为可能涉及多个方面, 很难划入现行任何一种执法类型, 这时应当由那家机关来管辖该行为必将存在争议。
三、关于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的几点建议
《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虽然为控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提供了原则性法律依据, 但未能解决究竟应“如何”控制的问题。我国作为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非常有限, 大量技术需要通过国际知识产权许可贸易来获得, 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往往是知识产权垄断行为最直接的受害者。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许可中所实施的各种垄断行为, 不仅仅表现为对被许可企业利益的损害或对特定市场竞争的排除或限制, 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民族产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安全等。因此, 通过反垄断法制度创新以有效解决知识产权中的限制竞争问题, 是知识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出台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指导性文件
根据反垄断法第55条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原则性规定, 国务院及其反垄断执法部门应总结经验, 借鉴国外相关立法, 尽快出台配套的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以便具体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在具体制定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指导性文件时, 首先应全面、具体地阐述知识产权权利行使与反垄断法之间既相互一致又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 表明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其次, 要明确协调促进创新与保护自由竞争的关系、保障消费者权益, 以及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实现这一立法目的。
(二) 确立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反垄断审查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标准
在国务院及其反垄断执法部门制定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规范性文件时, 应确立反垄断审查的基本原则, 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垄断或限制竞争必须有具体的衡量标准, 即应当阐述在分析限制竞争行为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并确立衡量这些重要因素的标准, 在这一问题上, 我国可以向美国借鉴经验。美国在1995年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发托拉斯指南》中便确立了两大认定垄断的具体标准, 主要体现在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在判断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是否违反托拉斯法的规定时, 《指南》要求反托拉斯部门分析和评估许可合同可能影响的市场领域、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限制条款的原则架构。而且《指南》还规定了分析与评估的一般原则, 包括市场的结构状况、协调与排斥, 涉及排他性的许可合同, 效率与正当理由, 反托拉斯的“安全区”等。《指南》全面界定了许可行为可能影响的三个市场领域, 明确指出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 并清晰地阐明了对许可行为所采用的利益与损害权衡比较分析方法, 不仅科学而且易于操作和应用。另外, 明确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的适用对象与范围, 指出协议中固定价格、限制产量以及在水平竞争对手之间分配市场、集体抵制交易及维持转售价格等限制性条款, 将被认定为本身违法而遭到指控, 而对其他许可合同, 一般适用合理性规则。[4]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这种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采取的分析方法与评估原则值得我国反垄断立法借鉴。
(三) 明确列举知识产权滥用的具体方式
列举知识产权滥用的方式, 可以有不同角度。从反垄断法规制的三大类限制竞争行为人手, 可分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及经营者集中行为;从知识产权的类型人手, 可分为专利权滥用、著作权滥用、商标权滥用及商业秘密滥用, 等等。在美国、欧洲等国家或地区, 知识产权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有的受禁止协议限制竞争行为 (横向的限制或纵向的限制) 的规范, 有的受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范, 也有的可能受到合并监督的规范。总之, 这种规范都是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进行的, 受该国或地区反垄断政策的影响, 其规范的模式和分析的方法与反垄断法是一致的。
(四) 明确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的执法权
按照原有的反垄断执法体制, 反垄断执法权被分割在国家商务部, 国家工商局, 国家发改委手中, 这样既不可行又不合理。由于反垄断法的专业性很强, 多部门积极参与的同时也形成了立法主体不明确, 立法目的不统一的问题, 也不利于反垄断国际合作, 而且其权威性独立性较低, 与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的地位不相称。
(五) 对知识产权滥用作出刑事法律责任规定
我国市场环境要求反垄断法应对知识产权滥用作出刑事法律责任规定, 建立企业高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机制。因为作为决策者和实施者的企业高管人员, 如果对企业的知识产权滥用不承担任何责任, 他们就会在超额利润驱使下肆无忌惮。具体可采取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
四、结论
随着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保护知识产权以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变得日趋重要。知识产权具有合法的垄断性, 受到法律的强制性保护, 其存在的合理性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 合法的权利需要合法地行使, 否则就构成权利滥用, 要受到相应的法律规制。《反垄断法》的出台对于我国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仅仅是一个开端, 要做到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律规制的完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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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晓哗.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法律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 2007.
知识产权垄断 篇9
一、银行垄断的表现
首先看中国银行业的行业集中度, 截至2011年底, 中国各类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占比情况 (如图1所示) :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2011年年报。
在盈利方面, 2007—2011年大型商业银行税后利润占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利润的比重分别为55.2%, 60.7%, 59.9%, 57.3%, 53.1%, 居高不下的比重正反映了大型商业银行高额的垄断利润。
此外, 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2012年全社会融资规模为15.76万亿元, 其中银行主导的融资业务规模为11.45万亿 (人民币贷款8.2万亿、外币贷款0.92万亿、委托贷款1.28万亿、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1.05万亿) , 占总融资规模的72.65%。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总结中国银行垄断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银行业几乎垄断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渠道;二是银行业内部的国有大型银行居于主导地位, 形成了其在银行业内部的垄断;三是银行业通过规模扩张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总体来看, 银行掌握着整个社会的大部分金融资产, 并且已经成为社会资金供求无可替代的重要枢纽。银行业长期的单极化发展已经使垄断问题根深蒂固[1]。
除了银行的行业集中度, 另一个问题便是银行的产权结构。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两个十年, 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基本未动。2003年开始, 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 到2010年底, 中国上市银行数量已由2002年的4家增加到16家。2010年底, 全部银行业股权结构中, 国家股占比53.85%, 国有法人股占比6.81%, 非国有股占比39.34%。其中, 五大行股权结构中, 国家股占比68.19%, 国有法人股占比1.36%, 非国有股占比30.45%。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 银行业产权改革有了显著进展[2, 但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其他行业。
过高的国家持股不仅于银行业自身会产生一系列潜在风险, 而且也影响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 总体路径
2012年4月,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福建调研时谈道:“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 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 别的地方很困难。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 根本来讲, 还是要打破垄断。”从温总理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 为改变融资渠道受限的现实, 必须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局面, 而主要措施就是帮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 推进银行业产权多元化。
对于中国银行业的产权改革, 通过引入非国有银行改造中国整个银行业的产权结构与通过股份制改造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 其面对的风险也是完全不同的[3]。前者主要是指健全银行业的民营资本准入制度, 旨在鼓励民营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的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便是实例;而后者强调了资本市场在银行产权多元化中的作用。
其实, 从“吴英案”引发的关于金融抑制的争论到有关银行暴利、垄断经营的批评, 再到温州金融改革方案, 金融改革的步伐越发清晰, 有人总结当下对金融改革的期盼至少存在三个层次:一是呼吁放宽准入, 促进市场竞争;二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三是放开价格, 即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不再限定存款官贷方利率[4]。
(二) 具体分析
纵观这三个层次, 放宽准入属增量改革, 相对阻力最小, 也最为迫切。2010年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鼓励扩大民间投资, 放宽市场准入, 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同年,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2012年3月28日, 国务院通过温州综合金融改革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核心就在于通过以放宽市场准入为核心的增量改革打破银行垄断、促进竞争。在这一方案中, 发展民间金融组织拓宽融资渠道是重要内容: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等等, 这些措施对于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改进金融服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优化金融环境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实质是存量改革, 终极目标是改善现有正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质量。这一改革的重点是银行产权改革、推进银行产权多元化———因为只有推进银行产权多元化才会逐渐消除对民营经济的所有制歧视。改革的总思路是“降低国家股占比, 提高国有法人股、非国有法人股、机构投资者和个人股占比, 实现均衡的产权结构”[2]。但说易行难, 各金融机构已进入自身改革动力匮乏的阶段, 无论是国有绝对控股的大型银行, 还是漏洞百出的农信社, 改革的方向原本很清楚:降低国有比重, 摆脱官办特色, 真正向市场化转变。但当局似乎视而不见, 因此亟需政策部门的顶层设计。
至于利率市场化, 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是最紧迫的, 因为利率是价格工具, 若维持寡头垄断的市场, 价格机制无论怎么动都可能是伪市场化。“利率的最终定价权在谁手中?几乎可以预见的是少数大银行。”[5]笔者表示赞同, 但也认为利率市场化可以在推进增量与存量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加以推进, 例如2012年下半年央行推出的对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调整就使得利率有更大浮动区间, 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综上所述, 笔者赞同金融改革需要沿着三个层次进行这一思路, 但并不认为这三个层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 实际上, 增量改革阻力最小, 推行起来更加方便易行;存量改革阻力较大, 但也是最为关键的改革, 因此也要不失时机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困境在于作为价格工具其受到市场力量的左右, 但同时需要注意利率市场化本身也会对银行的经营模式产生影响, 从而使得不同规模和产权结构的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发生利益调整, 进而影响到整个银行业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
三、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的“孙大午案”, 到近两年引发激烈讨论的“吴英案”, 无不反映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国有银行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 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金融监管方面遵循特许制, 民间金融往往触犯法律的底线。因此, 打破银行垄断、放松金融管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推进银行改革的过程中, 有三个层次需要关注:一是增量改革, 意在放宽准入, 增加市场主体;二是存量改革, 意在推进银行产权多元化, 使银行真正成为市场化的经济主体;三是利率市场化。三个层次的改革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失时机协同推进, 只有做到这三点, 银行才能成为“真正的银行”, 不仅自身得以发展, 而且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也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加大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服务的力度, 增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等要求相契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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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金老.银行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重点在于力推银行产权多元化[R].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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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凌华薇.金融改革的选择[J].新世纪, 2012, (15) .
我国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 篇10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 市场主体为追逐利润, 会采取一系列竞争手段以巩固市场地位或提升经济实力, 而采取非法手段以实现限制或排斥竞争, 即为法律所禁止的经济垄断。
(一) 我国经济垄断的现状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中已然存在以合法方式存在的“垄断”情形, 此类合法垄断主要集中于公有制经济下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领域。法律规制的经济垄断的三种主要行为方式, 即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 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不断演化。相较而言, 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已成为我国经济垄断的突出表现形式。自2010年以来, 我国商务部受理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案每年逾百件, 并呈逐步上升趋势, 经营者集中行为也逐步扩张并逐渐成为导致市场壁垒的一股力量。当前, 我国经济垄断主要有三个特点:
1.经济垄断主体呈现多元化。政府管控的国有企业已不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惟一主体, 基于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以及外商企业的不断扩张, 我国市场经济已逐步形成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 经济垄断主体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政府作为最终垄断者的领域逐步缩小, 非政府机构作为最终垄断者的领域不断增加。实务中, 从商务部公布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例中也有体现。
2.经济垄断存在产业差异化。当前, 我国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如能源产业、通讯产业、交通产业等, 通常以政府管控的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占据市场支配地位;而一些新兴行业以及国家逐步降低准入门槛的产业, 如高科技产业、家电产业等, 有些市场领域由非国有企业占据市场支配地位, 并且呈现逐步扩张的态势。我国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在不同产业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因此, 实施经济垄断的主体及行为方式也呈现产业差异化特征。
3.部分经济垄断的动因具有特殊性。我国在现阶段的市场运行过程中, 政府导向仍会对市场方向产生调节作用。部分行政机构以导向性的管理对特定产业或特殊企业进行间接干预, 从而形成产业垄断。此类经济垄断是以行政机构的主导作用为机理, 但以市场主体的自主作为为形式,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以及政府保护作用。
(二) 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经济垄断的行为结果是限制、排斥竞争, 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是维护法律公平秩序、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确保弱势群体权益的需要。
1.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是维护法律公平秩序的需要。
依罗马法法谚“凡行使权利者, 无论对于何人, 皆非不法”, 追求权利自由是法的价值之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为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 确保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自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能;然而, 如果立法只限于确保行使权利的绝对自由, 那么无限度使用权利将会导致权利滥用, 最终侵害法律秩序。法权应当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完整, 而在这自由与完整之中, 所有的成员须相互承认彼此的自由与平等。因此, 权利行使应当有边界, 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应当以权利滥用之禁止为边界。
2.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是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国家宏观调控旨在通过强化市场监管, 优化资源配置, 营建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对经济垄断行为的规制, 一方面可以打破垄断, 引入市场竞争活力, 促进市场主体提升技术、提高效率, 增强市场主体的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平竞争, 引导市场资源有效、合理配置, 是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
3.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需要。
经济垄断是市场运行的产物, 其行为最终的目的是市场主体追求高额的经济利润。市场主体通过实施经济垄断行为,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某一行业或某一市场领域商品的销售价格的话语权, 从而提升销售价格, 为垄断行为主体带来实际利益, 但这无疑会侵害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权益。因此, 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应通过立法对经济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三) 我国规制经济垄断的立法概况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 就通过行政法规等形式开始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 如国务院1980年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对经济垄断进行规制的法律位阶有所提高, 除了在法规、规章中进行规制外, 相关法律规范还散见于一些具体法律, 如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11条、第12条、第15条, 1997年颁布的《价格法》第14条等均是关于经济垄断的法律规范。通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立法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自2008年8月1日开始施行。《反垄断法》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基本法, 是我国第一部反垄断形式法, 其对经济垄断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制。鉴于实践要求, 《反垄断法》的法律规范主要以原则性规定为主, 相关配套法规进行释义性规定。《反垄断法》的颁布不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结束, 而是刚刚走完的第一步, 因此, 我国规制经济垄断在立法方面还是任重道远。
二、我国《反垄断法》关于经济垄断的规制制度
我国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 是以《反垄断法》为基础, 以配套法规为辅助的制度构架体系。《反垄断法》实施后, 为细化法律规范, 强化可操作性, 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分别对应其反垄断职能范畴, 颁布了相应的配套法规。根据国务院“三定”方案, 我国经济垄断行为的管理结构, 是由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三部门共同构成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多元管辖格局。
(一) 关于垄断协议的规制制度
《反垄断法》第二章专章规定垄断协议, 该章以列举方式分别规定了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禁止情形, 并针对部分特定情形作出法律上的豁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0年12月31日公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 在适用范畴上排除了价格垄断协议的基础上, 细化了横向垄断协议的相关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反价格垄断规定》, 将价格垄断协议纳入适用范畴, 分别从横向、纵向两种形式, 对价格垄断协议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于2009年7月1日起施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主要是从垄断协议的执法程序方面进行了释义性规制。关于垄断协议的规制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主要以列举方式对法定禁止情形予以明确界定;同时, 纳入了关于行业自律组织的相应规定。与之对应, 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法》与其他配套法规规章的相应规制中, 较少涉及关于行业自律组织的规定。行业自律组织具备维护本行业权益与协调本行业秩序的双重职能, 与行政监管共同构筑成我国的监管体系, 因此, 通过法律规制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效能, 可以成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一个考量方向。
(二) 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制度
《反垄断法》第三章是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该章从实现法律规制功能性的角度出发, 分别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方式、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依据、推定为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随后,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 对应《反垄断法》第三章的结构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行为方式以及界定依据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该规定遵循国务院的“三定”方案, 同样排除了价格垄断的适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反价格垄断规定》则通过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等条款专门针对性的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价格垄断情形。相应的程序性配套法规与垄断协议适用的程序性配套法规保持一致。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定以及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 更为注重法律功能性, 如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现行法律规定了以市场份额为标准的界限, 以强化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
(三) 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规制制度
《反垄断法》第四章关于经营者集中, 主要是从程序体例上对经营者集中的具体情形、申报程序、审查要求等进行了具体规定。紧随《反垄断法》之施行, 国务院于2008年8月3日公布《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并于公布之日开始实施。为进一步强化对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 商务部于2010年颁布了《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 关于对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的规定、关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规定以及对未达申报标准涉嫌垄断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办法等配套规则的制定已提上日程。上述配套法规、规则从经营者集中的界定标准、申报审查程序等方面, 细化了《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中的相关规定。从国务院及商务部对于经营者集中垄断行为的法制工作进程来看, 对于规制经营者集中的配套法规规章体系的衔接与健全, 仍是目前主管部门的重点。相较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而言, 规制经营者集中的配套法规规章体系, 制法主体中增加了行政位阶相对较高的国务院, 并且主要由商务部集中制定相关配套法规规章, 法律价值选择更易于统一, 具体关联规定更易于协调。
三、完善我国经济垄断反垄断法规制的建议
《反垄断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反垄断形式法, 其法律规范较为原则, 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法律规范涵盖范围更为广泛, 程序规制设置更为全面;另一方面是为释义性配套法规预留解释空间, 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实践。
(一) 我国经济垄断反垄断法规制的不足
《反垄断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善意义重大, 但从立法技术及实务应用来看,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仍有部分规定值得商榷。
1.配套法律体系亟待健全。
目前我国经济垄断反垄断法配套法律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配套法律体系不完整, 如根据《反垄断法》第21条的规定, 经营者集中采用强制性事先审查标准, 事先审查程序的启动应当由经营者主动发起;但对经营者未依法申报的情形, 《反垄断法》未予明确法律责任, 而相关配套法规也未及时补充法律缺位。二是部分配套法规的释义性功能未切实体现, 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3条规定, 重大案件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直接组织查处, 但该规定没有对“重大案件”明确界定, 释义性法规仍需进一步释义, 缺乏可操作性。三是配套法规之间的关联规定未能协调统一。在实体法律规范方面的表现, 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第3条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反价格垄断规定》第6条均是对垄断协议协同行为的界定, 但界定依据却存在差异。
2.法律责任制度尚需改进。
尽管我国《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种类囊括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 但部分规定仍有缺失。如: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 未将“消费者”明确纳入反垄断法的诉讼主体范围内, 缺乏一个能与垄断行为主体抗衡的主张消费者权益的“适格”主体。关于行政责任中罚款的规定, 有学者对其惩罚实效性产生质疑。另外, 与《反垄断法》法律责任制度相应的配套法规, 存在未严格遵循规范一致性的问题, 如商务部制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第15条, 针对申报人故意隐瞒重要情况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形, 仅规定了“不予立案”, 却未与《反垄断法》第52条相关规定一脉相承, 不利于协调统一经济垄断反垄断法规制体系。
3.多元管辖结构有待完善。
从实践效果来看, 我国经济垄断的法定多元管辖格局易造成管辖冲突或者管辖缺位的问题, 尤其在价格垄断的管辖界定上, 这一矛盾更为突出。我国关于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济垄断行为,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两个部门以是否涉及价格垄断为标准分工管辖。但实务中, 涉及价格的垄断协议也可能涉及其他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约定内容,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能实施了包括价格垄断在内的多种垄断行为, 在我国现行的管辖模式下, 上述垄断行为极易产生两元管辖冲突, 导致“无人管”或“双重管”的现象, 增加执法成本。
(二) 完善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经济垄断的立法建议
鉴于我国经济垄断的特性以及目前立法中存在的疏漏与矛盾, 对未来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经济垄断的立法完善, 笔者主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健全配套法律体系。《反垄断法》对经济垄断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因此, 对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的立法技术提出了相对较高的要求。健全配套法律体系的重点主要为:一是尽快补充缺位法规, 缺位法规包括:对于《反垄断法》中的原则性规定需要进行释义补充的, 法律规范衔接中存在缺位的以及实务要求亟待出台配套法规的等。笔者建议, 尽快出台关于规制网络、通讯、能源等特殊行业中经济垄断行为的相应法规, 在法律适用上实现有法可依。二是注重配套法规的解释功能, 强调配套法规的规则运用的实用性、可行性, 避免因堆砌概念而导致缺乏操作性。三是解决相关法律法规的冲突问题, 一方面对于《反垄断法》施行前部分法律、法规、规章中, 与现行法律有冲突的关于经济垄断的立法规定, 应予以废止;另一方面, 《反垄断法》的配套法规应与《反垄断法》保持一致, 同时, 不同部门制定的配套法规之间也应当保持关联规范的统一性。
2.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反垄断法》作为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竞争规则, 就应当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适用, 其不能成为片面保护某一产业或某类市场主体的工具, 法律规则的平等适用尤其应关注的是法律责任的落实。关于经济垄断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建议对于以政府主导形成的经济垄断, 追加行政机关的责任, 以敦促行政机关对市场主体运营进行倾向性管理时关注《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建议引入“特别责任”, 即赔偿损失作为一种惩罚性责任机制, 赔偿金额不以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失为限, 以实现消费者权益最大范围的保护以及提升法律规范的威慑功能;配套法规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 应当与《反垄断法》的相应规定保持一致, 实现法律责任制度的统一。
3.合理统筹多元管辖的职能分工。我国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较为分散, 为避免因职责交叉导致重复执法或者因职责范围不明导致监管空白, 应通过立法层面予以协调。首先, 不同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制定相关法规或规章前, 对于涉及多元管辖的内容应充分协商, 尽量做到衔接, 避免因衔接疏漏导致立法空白;其次, 对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职责范畴应尽量予以划清, 同时, 应通过法律明确, 针对同一案件涉及两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管辖的, 双方应当建立协商机制, 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指定;再次, 为建立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必要的实务与立法准备, 因为专门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技术性多层面规制经济垄断行为, 并且, 设置专门机构也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垄断多元管辖冲突的最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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