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资源共享

2024-05-04

知识资源共享(精选十篇)

知识资源共享 篇1

关键词: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知识管理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知识型团队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所谓知识型团队, 是指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以知识为核心价值, 以创新为核心经营内容的, 从事知识和信息型产品的生产、流通、服务等活动, 满足一定社会需求并获取营利的经济组织。它具有团队目标风险大、团队组织临时性强、团队成员流动性强等特点。在知识型团队中, 知识共享是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通过知识共享, 才能使团队中个人的知识逐步转变成共有的知识, 知识才能更好更充分地被利用, 团队才能获得区别于其他团队的核心竞争力。本文拟从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主体、客体、影响因素及知识共享过程等几个方面进行归纳与总结。

一、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主体

知识必须依赖于拥有知识的主体才能存在。Gunnar认为知识共享可能发生在个人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项目团队或不同组织之间。按照这个观点, 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主体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个体、团队和跨团队。对于不同层次的主体, 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特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对知识型团队在个体层次的知识共享而言, 由于个体在实践中所摸索出来的经验、技巧等知识并没有共享到团队层次中, 因此只能通过个体之间的知识共享来实现。目前, 对个体层次的文献大多是围绕个体的知识共享意愿和模式进行研究的。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意愿的制约因素有工作成就感与挑战性、团队归属感、团队氛围等, 其知识共享模式是以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特点为基础建立的。

对知识型团队在团队层次的知识共享而言, 目前大多数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知识型团队的文化建设、激励制度的设计等方面。赵西萍, 王卫征, 黄越将团队的环境因素分为外环境和内环境, 外环境是指团队外部竞争状况, 内环境又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 其中硬环境是指制度和团队结构, 软环境指团队文化。共享的知识为整个项目团队所共有, 且由于知识型团队以知识创新为基础, 因此在进行新产品开发过程中, 团队内部的知识共享显得尤为关键。如果团队内部的成员互不共享知识, 可能会给产品研发带来巨大的难题, 故团队成员的沟通和亲密度也尤为重要。

对知识型团队在跨团队层次的知识共享而言, 相关的研究文献较少, 但一致认为跨团队的知识型团队之间的知识共享主要在于对其知识共享的制度、方式和技术实现的研究。如果两团队间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共享制度来规范, 那么双方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矛盾, 导致效率不高, 团队成员的共享意愿也随之下降。

二、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客体

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客体是知识, 知识是人类在实践探索中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波兰尼 (1966)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 将知识划分成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Nonaka在1994年对波兰尼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定义进行了扩展, 指出显性知识是可以被编码, 通过像纸质文件、电子数据库文件、组织的操作程序等这样的媒介进行传递的知识;而隐性知识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 比如认知学习、心智模式和技术技能等等。对于知识型团队而言, 显性知识集中表现为发明创造、专利、新技术等书面或口头形式的知识;隐性知识大多指的是存在于团队成员大脑或记忆中的, 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思想、创意和经验等知识, 这类知识往往难以用言语表述且不易被他人所察觉和掌握。近些年, 国内外的学者们普遍侧重于对隐性知识共享的研究, 以开发其更大的“潜力”。Constant等通过对知识共享态度的研究发现, 人们对于从自身体验中学到的知识 (也就是隐性知识) 和有形的信息 (即显性知识) 总是会区别对待, 他们总是把隐性知识看成是自身价值的一部分, 也就是隐性知识的心理所有权。

在知识型团队中, 知识存在的载体便是团队中的成员。团队成员所拥有知识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个人知识, 即个体在长期工作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 如经验、技巧等;另一种则是以组织形式存在的共有知识, 即个体在加入这个团队后, 通过完成每一项工作和与团队其他成员共同学习所获得的知识。个体知识和共有知识相辅相成, 可以互相转化、促进。高度个人化的隐性知识, 通过社会化、外部化、连接化和内部化, 最终升华为知识型团队所有成员的隐性知识;个人知识的不断丰富可以促进共有知识更加全面、先进;共有知识的不断完善可以促进个人知识快速增长和积累。对一个知识型团队而言, 通过知识共享把个人知识转化为共有知识很重要, 因为个人知识很容易因为该成员的离开而流失。

三、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 很多学者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其研究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理论论证为主, 运用不同的理论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另一类则以实证研究为主, 通过调查实践找出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从理论论证的角度来说, Herzberg (1968) 提出了双因素理论, 认为激励因素才能构成知识提供者分享知识的动机, 主要包括成就感、责任心、对工作的认可、被重用的机会以及工作的挑战性。Szulanski (1996) 的研究揭示, 知识拥有者的动机、知识接受者的动机和吸收能力影响他们的知识分享。Leenders等人 (2003) 提出了一个“团中心”的模型, 该模型包括三类变量:成员相似性、交流方式和工作结构。胡婉丽与汤树昆 (2004) 认为文化差异、知识的性质影响着知识共享的成功。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说, 贡纳爱利森 (2002) 在挪威一家医院进行了关于知识有效利用必须具备的条件的实证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呈现动态结构, 在对其利用的过程中, 制度和人际信任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Levin与Cross (2004) 的研究认为, 信任可以有效地促进知识共享。Bock等人 (2005) 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互惠关系对知识共享态度有显著影响, 人们普遍将知识共享扩展为一种人际关系, 并预期从中收获益处。SaiHo Kwok (2005) 的实证研究则表明外部激励对于个体的隐性知识共享行为态度没有正相关影响。邵俊 (2007) 则经过实证研究, 发现影响团队知识共享的因素主要是个人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信任关系以及团队的结构。I-Chieh Hsu (2008) 通过实证研究, 提出了主动学习、激励的团队气氛有助于知识共享这一观点。杨钊等 (2008) 通过对知识距离的计算, 得出知识距离与团队知识共享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 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促进因素, 如合理的团队结构、良好的信任关系、合适的知识距离、积极有效的激励制度和机制等, 这些因素可以激发团队人员知识共享的意愿, 决定知识接收方对于知识价值的评估及对知识共享过程难易的心理判断, 决定知识的接收方得到并且应用这一知识的实际难易程度;二是阻碍因素, 如知识的复杂性、内隐性、文化差异等, 这些因素会给知识共享的过程带来不便, 阻碍团队中成员的知识交流。

四、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过程

知识共享机制是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活动顺利开展的基本保障。关于知识共享过程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知识共享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共享主体 (包括共享者与接收者) 的一系列行为。安世虎、周宏、赵全红等研究认为, 知识共享过程是知识提供者通过一定的传递渠道, 将知识传递给知识接受者且被接受者吸收的过程, 并认为知识共享过程包括知识的提供过程、传递过程和吸收过程;第二种观点认为, 知识共享的过程就是不同类型或层次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该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Nonaka提出的SECI模型, 该模型认为知识经过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内隐化等完成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 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 知识得到传播与共享;第三种观点则是从知识接收者的视角认识知识共享。陈诚, 廖建桥, 文鹏等基于知识接收者视角研究了组织内员工的知识共享过程, 认为知识共享过程模型应分为七个阶段:提出知识需求、评估知识需求、提供知识、传播知识、吸收知识、应用知识、形成新的需求。

还有学者对一些具体的知识型团队的知识共享过程进行了研究。杨斌和王学东基于社会网络嵌入性视角的虚拟团队中知识共享过程进行了研究, 认为虚拟团队知识共享的过程一般包括知识提供、知识传递、知识吸收和知识反馈。但要充分考虑到虚拟团队共享媒介的虚拟性、共享知识的特殊性、共享的多层次性和共享主体的动力不足等因素。杨斌, 范坤认为, 虚拟团队知识共享的提供过程需要具备三个条件:虚拟团队成员有知识需求、有知识共享愿望、团队成员有满足知识需求者的知识;知识传递过程和知识吸收过程则有充分发挥知识共享平台的作用, 其中知识传递过程是利用虚拟团队知识共享平台将虚拟团队知识供应者所需要传递的知识以不同形式传给虚拟团队的知识需求者, 知识共享吸收过程则主要是通过虚拟团队知识共享平台把接收到的知识转化为团队自己的知识。

五、研究展望

回顾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 虽然有很多学者都对知识共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但针对知识型团队的知识共享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且文献较少。同时, 在知识型团队中真正应用时,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理论, 使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研究取得更显著发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发现, 对于知识型团队隐性知识共享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存在不足:

(一) 研究对象的针对性不强。

知识型团队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特征和目的, 不同类型的知识型团队在知识的主体、客体、手段、过程、影响因素方面都有所不同。比如, 对于高校科研知识型团队和对企业知识型团队的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肯定会存在差别, 因此不能把不同领域的知识型团队都笼统地放在一起研究, 这样研究出的结果不一定准确, 适用性也不强。目前还有部分学者对于此部分的研究对象还是比较宽泛, 如果能具体到某一领域内, 或者是将两种不同领域的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进行比较研究, 可能会有较好的效果。

(二) 研究角度单一。

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关于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研究, 大多数都是从认知角度对知识分类进行研究, 尤其对隐性知识共享的研究偏多, 导致研究角度单一、研究思路缺乏新颖性。因此, 可以试着扩大研究的视角, 从更多角度入手对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进行研究。比如可以从知识心理所有权的角度去研究, 这样可以增加研究的新颖性, 也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完善。

(三) 理论研究偏多, 实证研究较少。

比如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的手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团队文化的研究;另一类是对于IT技术的研究。虽然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 但大多数是定性研究, 且侧重于理论, 缺少实证检验。此外, 关于如何确定两种手段带给知识型团队知识共享效益的研究很少, 如果能提出一些评估模型和方法, 则更利于领导者的决策, 使团队获得更大的收益。目前的文献多偏重于理论, 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大多是相关性结论, 而没有具体到怎样相关, 相关程度的大小这样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 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数据挖掘等方法开展实证研究, 多采用一些如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相关数据, 再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建模, 从不同的维度来定量研究, 不断加以完善, 这样最后得出的结果远比单一的理论要可信得多, 更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邱茜, 张春悦等.国外知识共享研究综述[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0.3.

[2]Gunnar H.A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N-Form Corporation[J].Strategy Management Journal, 1994.15.

[3]赵西萍, 王卫征, 黄越.团队隐性知识共享激励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9.1.

[4]NONAKA I.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1.

[5]CONSTANT D, KIESLER S.SPROULL L.What is mine is ours, or is it a study of attitudes about information sharing[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4.4.

[6]Herzberg F.Work and the Nature of Man[M].London:Granada.Publishing, 1968.

[7]Szulanski G.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7.

[8]Leenders RTAJ, Engelen JMLV, Kratzer J.Virtuality, Communication, and New Product Team Creativity: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3.20.

[9]胡婉丽, 汤树昆.基于研发过程的知识创造和知识转移[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1.

[10]Levin D.Z., Cross 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you Can Trust:The Mediating Role of Trust in Effective Knowledge Transfer[J].Management Science, 200.11.

[11]Bock, G.W.Zmud, R.W., Kim, Y.G.et a1.Behavioral intention formation in knowledge sharing examining the roles of extrinsic motivators, social-psychological forces,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J].MIS Quarterly, 2005.1.

论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篇2

论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信息资源共享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潮流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与其产生了许多关联,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文章通过剖析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几点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资源共享策略,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作 者:王娜 庄琦 WANG Na ZHUANG Qi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40刊 名:大学图书情报学刊英文刊名: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年,卷(期):27(1)分类号:G203关键词:信息资源共享 知识产权保护 公共信息

知识资源共享 篇3

关键词:信息资源共享;知识产权保护;对立统一;最优化

1.信息资源的共享性概述

信息资源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产品,是全世界的财富,应该由全人类共享共用。此外,信息资源的转移和再生的可重用性也使得共享成为其基本屬性。

如何使公众的自由,迅速得到他们需要实现社会信息资源共享的信息,以充分实现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是信息时代的主要问题。信息共享的最终目的是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自由地获得社会信息资源。目前最大的特点的IT发展,共享信息资源。当今的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为清除技术障碍,打破了使用信息时的信息资源共享和地域的限制的快速发展,为有效实施信息资源的共享提供了可能性。信息化,已经出现和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工具,适用于各种智能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社会的经济形态将改变发生的性质,将逐步向现代化,信息产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特点是信息型经济[1]。

2.知识产权保护的内涵

知识产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涌现出来的依赖于人类的创新能力产生的一种权利,属于财产权的一种[2]。知识产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排他性,这是独家的,排他的。排他性表现在知识产权:一方面,相同的智力成果上面不能有两个共存于同一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在依法有权独占使用知识产权主题的权利。其次,地域性,是指知识产权只有在有效的境内特定国家或地区,都没有效果以外,其他国家没有义务必须受到保护。三,及时性,时效性是指知识产权权利按照一般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有效,超出了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智力成果转化为公共领域,人们可以自由地利用[3]。

3.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的对立统一关系

3.1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的统一性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确认智力成果创造者的权利主体地位,规定其享有的权利类型及权利内容,有力地保护了创造者的利益。信息资源共享促进知识产权的产生。信息资源是为大众服务的,而知识产权的设立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在信息资源快速传递与更新的促使下,人们会更加迫切的要求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来保护个人的利益,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是相辅相成的,信息资源共享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产生[4]。

3.2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的对立性

3.2.1冲突的本质

知识产权保护代表的是产权人与传播者权益的“私有”。私人代表个体(也可以是一个集体)的权利。无论是私募股权权益的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表现。信息共享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即公共利益。公共资产不是私人或集体权利的简单相加,而是广大市民的共同利益,公众利益。资产是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共享冲突的焦点。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是必要的,但关键是如何保持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占用空间,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创作者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的利益为代价,使整个社区被破坏,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将导致公正和平衡,在经济生活中反应的公平的法律原则,人们的行为会造成混乱,甚至社会秩序[5]。

4.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下的信息资源共享的最优化

4.1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要为信息共享保留一定的公有领域、公共秩序空间

在知识经济兴起、信息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迫切需要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机制制度,伴随着社会大众的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应加强对法律滥用的限制,规制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或限制信息正当有效传播的行为[6]。不仅仅在我们国内,更要在国际贸易中凸显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和决心,这样就可以为我国的国际贸易事业提供稳定的保障,也让国外的企业更有信心与我国进行经济上的往来[7]。

4.2构建开放获取模式,规制刻意垄断

开放存取式信息资源是指这样的一类文献:在因特网上可以免费获取,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复制、散布、打印、检索、链接其全文,将其编进索引、作为软件数据或用于任何合法目的“网络免费文献”[8]。通过利用这种模式,任何人都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地通过互联网免费获取自己需要的各种文献,可以极大地提高信息资源的可利用性,增强科学研究的准确性,然而这就涉及到了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著作权问题,一般意义的资源共享模式下,如果作者同意自己的文章被共享,需要与相关单位签署相关协议,这样的操作,使作者保留部分权利,就不利于开放获取模式的构建。

4.3充分挖掘和利用公共信息资源

首先,知识产权信息资源挖掘保护利用自己的信息资源有三种主要类型,知识产权法,即在自身的保护不是信息资源[9],第二个是在保护信息资源来看,三是指权利人提供有关其知识产权的信息。其次是信息机构也必须努力保护包括在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的工程。在信息资源的共享,主办单位应积极配合合适的人请教,以获得许可,以使更多的共享信息资源在全社会的权利[10]。(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69-506.

[2] 罗诗.合理共享资源与保护知识产权:网络咨询服务工作的重要课题[J].图书馆论坛,2008,(2),108-110.

[3] 李志锴.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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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艾新革,蔡卫平.影响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的主体、客体和中介因素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09,(4):35-38.

[6] 冯小青、刘淑华.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与公权倾向[J]知识产权法哲学(社科版),2000(1):77-79.

[7] 彭飞.国内外电子图书及相关问题最新动态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1,(2),88-89.

[8] 黄晓军.论网络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J].图书馆学研究,2003,(5),97-100.

[9] 周淑云,陈能华.论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J].图书馆论坛,2007,(2),29-31.

知识链知识共享的信誉问题研究 篇4

1 主要研究文献综述

知识共享实质是知识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组织间知识共享的技术障碍越来越小, 而组织、经济、文化等非技术因素的障碍日益凸显。知识共享的过程和结果涉及到多个知识主体, 它们之间的行为和策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国内外学者主要运用博弈论对影响组织间知识共享的非技术因素进行研究, 主要成果有:Cachon[5]针对知识共享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失调, 主要从激励与协调的角度提供对策。合理行动理论 (TRA) 建构的博弈模型认为外部报酬对知识共享起负作用, 而预期的互惠关系和知识共享则呈正相关[6]。谈正达等[7]建立了产业集群知识共享机制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其动态演变过程, 得出了产业集群的文化环境、企业对知识的吸收转化能力、企业间知识水平的差异是影响产业集群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樊斌和鞠晓峰[8]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分析企业与企业之间知识共享过程, 求得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 从而得到促使企业间进行知识共享的条件。计国君和于文鹏[9]通过强弱联系下的博弈模型研究了不同关系下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动力特征, 并分别探讨了知识共享发生的条件。赵书松等[10]用实证数据证明了团队性绩效反馈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并通过规则服从、集体情感与责任动机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促进员工知识共享行为。阮国祥等[11]将网络成员知识共享的策略分为“共享”、“不共享”和“回敬”三类, 分析不同收益值情况下知识共享博弈达到的演化均衡状态。以上研究都基于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知识共享主体之间的契约是完全的, 博弈行为都在契约框架内进行;二是博弈主体的知识地位是平等的, 即通过知识共享组织成员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现实中, 组织之间知识共享行为往往是在契约不完全或者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进行的, 而且知识链组织中成员的知识地位有时是不平等的, 表现为核心企业或者具有知识优势的知识链盟主是知识的输出方, 其他企业是知识的接收方。本文就将讨论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如果契约是不完全的 (即有可能存在欺骗行为) , 知识链组织中具有知识优势的企业为什么愿意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与其他企业共享?在对知识输出方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后, 本文将研究聚焦在信誉这个变量上, 得出“在契约不完全情况下, 信誉是激励知识链组织成员知识共享的主要变量”的结论, 并尝试找出知识共享区间, 提出促进知识链组织知识共享的对策。

2 知识链知识共享信誉均衡模型

2.1 模型的基本假设

近些年来, 学者们对信誉的理解逐渐从关注被评价组织与外部评价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转向强调组织信誉是反映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评价的综合概念, 例如Lange[12]就认为组织信誉本身应当是一个有关外部利益相关者感知的多维度概念, 因此, 从本质上说, 是知识链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影响了知识共享的效果。为了研究方便, 作如下假设:

(1) 部分理性假设, 即假设知识链知识共享参与主体都是部分理性的, 它们能准确计算未来策略选择的成本与收益, 但是他们只采取对自己有利的策略, 即使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知识链会有损害。

(2) 参与主体假设, 即知识链组织包括核心企业、科研院所、供应商、经销商、客户等, 但本文只考虑两个组织参与知识共享, 一个为知识输出方, 另一个为知识接收方, 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和结束主要取决于知识输出方的成本-收益比较, 但知识接收方的预期也是影响知识共享效果重要的变量。

(3) 行为时期假设, 即假设参与知识共享活动双方不是“一锤子买卖”, 而是在一个长时间序列进行决策, 因此就需要将基期、预期、现值等时间价值包含在函数中, 而且每一期的折现因子是无法观测到的, 是独立的随机变量。

2.2 知识共享成本-收益函数

为了解释命题———“由于信誉的作用, 契约不完全时也会存在有效的知识共享行为”, 需要对知识链中知识输出方知识共享行为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 并且需要考虑成本-收益的时间价值问题, 即当事人未来的成本足够小或者收益足够大[13]。由于是不完全契约, 那么在对知识输出方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或制度约束的前提下, 还需解决长期经济中时间不一致问题, 因此有必要将知识接收方的预期看作是成本-收益函数的一个变量。在对Barro-Gordon模型[14]和Cai-kock模型[15]借鉴和改进后, 首先要明确知识输出方知识共享的目标是其知识共享率 (知识共享量) 和知识接收方知识共享预期的函数, 知识输出方知识共享偏好 (或福利损失) 函数如下:

第一项 (a/2) πt2为知识输出方共享知识的成本, 主要包括知识共享行为的投入、潜在的知识优势地位丧失的风险等, 平方项意味着成本以递增的速度随着知识共享率πt增加;第二项bt (πt-πte) 是知识输出方共享知识的收益, 主要包括知识共享行为客观上使得整个知识链收益增加、为自己博得好名声以获取更多的合作机会等, 获利参数bt>0, 则非预期的知识共享 (πt-πte) 增加时成本减少, 参数bt是一个随机变量。

知识输出方知识共享的目标, 是在t时期选择一个使其预期的成本现值最小化 (或其收益现值最大化) 的知识共享率, 即使下式达到最小:Z=E[Zt+

公式 (2) 中rt是t期与t+1期间的折现率。假设rt服从静态分布, 且rt独立于bt, 则折现因子, qt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和σq2。

对知识输出方来说, 控制变量是πt, 即它能够在每一期选择一个知识共享率 (知识共享量) ;同期知识接收方的选择变量为πte。一般而言, 知识输出方对自己的知识共享策略有3种选择方式:自由选择;守信;欺骗。下面对每一种选择求解:

(1) 自由选择。当知识输出方选择知识共享率πt时, 它把当前的知识共享预期πte和所有未来的预期 (i>0) 看作是已知的, 从而选择πt以使当期的预期成本EZt最小。未来成本和共享的预期均独立于知识输出方的行为, 因此不考虑折现因子的影响。由 (1) 式得:

令:, 得自由选择知识共享行为下的最优解为:

根据部分理性假设, 知识接收方通过知识输出方的最优解 (即预期πt的解为) 来预期知识共享率, 此时, 因此式 (1) 中的成本只依赖于, 知识输出方自由选择知识共享行为的最小成本为:

(2) 守信。如果知识输出方选择守信的策略, 它就将事先承诺一个知识共享率πt, 而知识接收方相信该承诺, 即知识共享预期等于知识共享承诺 (πte=πt) , 此时的约束条件变成了πte=πt。由 (1) 式可得知识输出方在守信的选择下知识共享率的最优解为:

由于没有人能够预测参数bt和qt, 因此π*=0表示“不变的知识共享率”, 此时的知识共享率增长率为零。由 (1) 式可计算在守信策略下的最小成本为:

比较 (4) 式和 (6) 式容易看出, 守信策略下成本低于自由选择策略下的成本, 较低的成本反映出知识输出方遵守诺言的价值。

(3) 欺骗。不遵守承诺欺骗知识接收方也是知识输出方常见的行为, 特别是当知识接收方对知识共享有预期时, 知识输出方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拒绝将自己的知识共享。下面计算知识输出方通过欺骗获得的利益。由于契约的不完全 (信息不对称) , 欺骗的实施方是信息占优者, 它能掌握知识接收方的预期, 此时最小化预期成本的知识共享选择是:

与自由选择策略下最小成本推导相同:

将 (7) 式代入, 可得此时的预期成本为:

比较 (4) 式、 (6) 式、 (8) 式, 可以将3种策略按照成本从大到小排列:

此时可以得到初步结论:对知识输出方而言, 自由选择不如诚实守信;但当知识接收方有预期时, 欺骗是最优的策略。欺骗的结果只有在知识接收方被系统地欺骗时, 即长期认定知识输出方会采取知识共享时, 欺骗策略才是可行的。

2.3 信誉均衡模型构建

由于欺骗的代价涉及知识接收方对未来知识共享预期的增加, 因此对信誉均衡点的寻找必须计算知识输出方从欺骗中获得的收益和失去信誉的损失两者的差值。

欺骗的代价是:

欺骗的诱惑是:

比较计算欺骗的代价和欺骗的诱惑可以找到知识共享最佳可实施策略。由假设可知, 双方的预期都是理性的, 知识接收方的预期πte是对知识输出方的实际选择πt的最可能的估计, 因此对知识输出方来说, 最佳实施策略的简单形式是:πt*=π, 此时欺骗的代价和欺骗的诱惑是:

用如图1所示表示这两个函数, 可以找到知识共享可实施范围即知识共享区间。

2.4 信誉均衡模型的基本结论

从图1可以看出, 对知识输出方来说, 其知识共享行为决策是可以找到均衡点的。图中的阴影部分就是知识共享率可实施的范围, 在P点与在Q点欺骗的诱惑和欺骗的代价是等同的。进一步考察知识共享成本-收益函数和知识共享信誉均衡模型, 可以有如下结论:

(1) 虽然最佳的知识共享率发生在诱惑曲线与代价曲线相交的P点和Q点处, 但是由于在Q点预期成本比在P点要高, 因此P点应该是知识共享率π的最佳取值, 此时;每期的最小预期成本

(2) 因为, 所以最佳知识共享率π*是诚实守信和自由决策的加权平均数, 权重取决于折现因子。易知π*是的减函数, 减少了信誉的力量, 它要求π*增加以便在诱惑与代价之间保持平衡。EZ*的取值在诚实守信成本Zt*=0与自由决策成本之间, 此时的π*还取决于成本参数比率, 其中b珋为获益参数, a为成本参数。

(3) 当知识输出方能够观测到bt和qt而知识接收方仍对同期的bt和qt未知时, 知识输出方只关注bt而非, 而知识接收方的预期仍然是。如果bt>b珋, 实际的知识共享超过预期, 知识接收方从中获益;如果, 则知识输出方从中受益, 因此对知识输出方来说, 以一个低水平的bt产生某种成本或代价是值得的, 它在信誉方面的投资, 即使获得较低的bt, 从长期来看, 依然是有净收益的, 此时的bt可以被称作是知识共享“痛苦指数”。

(4)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信誉均衡 (知识共享率π*的取值范围) 位于自由选择和诚实守信之间。构建知识共享均衡模型的结论是知识输出方将建立“信誉”, 无论是面对一个高的折现率qt还是一个低的获利参数bt, 知识输出方的最佳选择都是忠实地执行它公布的知识共享决策, 背信弃义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即使“忍受痛苦”也是应当的。

3 知识链知识共享信誉均衡模型的启示

构建知识链知识共享信誉均衡模型, 将知识共享行为纳入到一个长期时间序列考察, 找出知识共享区间, 研究信誉在知识输出方和知识接收方决策互动中的作用, 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信誉是权力的来源, 信誉效应会提高人们进行专用性资本 (知识) 投资的激励[16],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关系契约、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国家, 信誉机制不但对提高经济效率、刺激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弥补法治的不完善、纠正政府的缺位与失灵, 这意味着, 对知识链和其他组织而言, 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保护信誉形成机制和传递机制。以上的研究已经表明:愿意进行知识共享的人或组织必然更加注重自己的信誉, 一个有效率的信誉激励制度应该可以让讲信誉的人获得自我发展的社会资本, 而不是仅仅用物质报酬去促使知识共享[17]。信誉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理激励, O’Dell和Grayson[18]证实了因为人们渴望被当作专家与伙伴, 他们愿意将其最好的知识共享出来。

(2) 只有将知识共享行为放到长时期、多阶段的时间序列中考量, 信誉的作用才会凸显出来, 如果双方的博弈是一次性的, 即知识输出方采取欺骗的态度, 使上期的知识共享实际值偏离预期值 (πt-1≠πet-1) , 知识接收方就会预期知识输出方在本期依然是不守信誉, 这就很容易出现类似“囚徒困境”的局面, 双方都采取个人最优但结果却是对整个知识链非最优的策略,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触发器策略”。只有在未来长期合作、多重博弈中受益, 知识链中知识占优的组织才愿意进行知识共享, 因此, 必须提高长期合作收益期望bt或者降低成本贴现因子qt。Chao-Min Chiu等[19]实证研究表明, 社会互动关系、身份认同、信任、共同愿景与知识共享的数量显著正相关, 这4个变量可以看作是bt和qt的二级维度指标。

(3) 知识链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不同创新主体组成, 各组织之间的合作缺乏统一的权威指令, 因此知识链契约的设计要有利于保护核心技术知识。相关研究表明, 核心技术知识的溢出会导致知识链成员脱离知识链[20]。为了维护知识链运行的稳定, 知识链组织的契约要体现“锁定”功能和“担保”功能。“锁定”功能是指契约规定成员各类资产 (主要是知识产权) 的投入需要具备专用性, 一旦因为欺骗行为导致知识链解体,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将付出更多的交易费用, 是专用性资产将成员“锁定”在知识链内部;“担保”功能是指知识链本身的良好信誉和影响力为知识链成员提供隐性担保 (如社会网络、信誉、商标) , 成员的任何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都会被全体成员识别并拒绝继续合作。知识链契约的监督与协调对于实现整个组织合作创新目标、提升合作效率意义重大, 例如, 半导体行业中的核心技术知识专利要远多于钢铁行业, 这些专利不但没有阻碍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反而促使竞争者更积极地参与知识共享, 半导体行业的技术发展也远快于钢铁行业。

水资源知识 篇5

答;关于“岳普湖县人们政府征收,管理水资源费”制度用水性质不一样,征收水资源费也不一样。工业总用水量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20立方/元,没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22立方/元,在城市没有自来水管道,自己挖井用水在工业上,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50立方/元,没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52立方/元.建筑,商业,服务等类的单位总用水量,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15立方/元,如果没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17立方/元.在城市没有自来水管道,自己挖井用水在工业上,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35立方/元,没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37立方/元.城镇绿化,生活等类总用水量,如果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08立方/元,没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10立方/元。在城镇没有自来水管道,自己挖井用水在工业上,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20立方/元,没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22立方/元.自己挖井用水,如果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050立方/元,没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052立方/元.自己挖井用在农业,畜牧,林业浇水上,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010立方/元,没安装了水表水资源费0.012立方/元.问;什么是征收水资源费“控制总量”制度 ?

答;供水单位给用水单位下,季度用水计划。用水单位利用水资源时该如果乱用水资源20%至40%按原水资源费管理的两倍征收水资源费。

在亚洲推广“知识共享” 篇6

自2011年10月重返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并担任副行长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斯蒂芬·格罗夫已经6次来到中国。

“6次,没记错的话。”4月8日下午3时许,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二楼的休息区,斯蒂芬·格罗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是他继去年之后的第二次。

半个月前,斯蒂芬·格罗夫刚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紧凑的工作日程表里,安排上如此多的在中国的行程,和他要“代表亚行出席高层多边研讨会”的职务要求有关,也因为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中国与亚行日益加深的紧密联系。

于1997年至2004年在亚行有过8年任职经历的斯蒂芬·格罗夫,还曾是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的副局长,并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他丰富的履职经历中,主管领域多是亚太地区。

此番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主题是“亚洲寻求共同发展”,这与亚行近些年所致力于推动的亚太地区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重点战略颇为契合。但这不是史蒂芬·格罗夫前来的唯一理由,他更希望亚行与中国在推动区域与经济一体化上有更好的合作。

除日本之外没有其他成员国提名候选人

中国新闻周刊:我想从当下中国人非常关心的一件事说起。亚行建立近50年来,亚行行长职位一直由日本人“垄断”,对此你怎么看?

史蒂芬·格罗夫:根据亚行宪章,行长必须来自亚行的成员国或地区。迄今为止,日本一直是亚洲开发基金和亚行其他资源的最大捐助国,日本和美国也是亚洲开发银行最大的股东。所有的股东都认同行长选举的过程,目前其他成员国或地区也没有另外提名亚行行长候选人。

中国新闻周刊:自黑田东彦3月18日辞任亚行行长已20天,行长职位的长时间空缺会影响到亚行的运作吗?

史蒂芬·格罗夫:不会,完全不会。黑田东彦的离开是符合亚行的程序的,而且亚行有一个成熟的团队,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如常进行。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亚行行长呢?

史蒂芬·格罗夫:这很难说,这还得要看什么时候其他成员国或地区能做好提名一个行长候选人的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主题是“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上个月,亚行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监测》报告称:“亚洲在过去的十年里已变得越来越一体化”。亚行将如何在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发挥它的作用?

斯蒂夫·格罗夫:为促进亚行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中发挥更大作用,2005年4月,亚洲金融危机后成立的亚行区域经济监测局升格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

在过去的20年里,亚行通过促进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全球化中降低成本并获取收益。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始,亚行就开始支持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计划。

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这种支持,在2006年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战略制定后迎来了一个高峰。自此,亚行对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支持不再是一些孤立的项目,而变为连贯的、具有战略考量的方式。

根据亚行2008年出台的长期战略框架《2020战略》,亚行将业务重新划分为五大核心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含气候变化)、区域合作与一体化、金融部门发展和教育。该战略已经承诺,在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领域的贷款比例将逐步提高,到2020年至少达到亚行总贷款额的30%。

中国新闻周刊:亚行组建的近50年中,它在推动亚洲的发展上,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接下来亚行会做得更多吗?

斯蒂夫·格罗夫:这是当然的。亚行的目标是让亚太地区摆脱贫困,该地区约有17亿人处于贫困状态,无法享受到保障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生活物资、设施、财产和工作机会。

亚行自1966年成立以来,就以提高亚太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使命,并为此不遗余力。无论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财政和公共管理体制,还是帮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亚行都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员逐步成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加深它们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促进它们与世界的更紧密联系。

中国新闻周刊:亚行自身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斯蒂夫·格罗夫:亚洲开发银行将调整自身的组织架构,以适应新增产品和服务的要求,特别是要加强私营部门业务、金融服务、知识管理以及环境等业务。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底,你刚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隔半个月,你又来到博鳌。中国当前和亚行的合作也如你到访中国的次数一样紧密吗?

斯蒂夫·格罗夫:自1986年中国加入亚行,亚行就与中国政府开展合作了。亚洲开发银行不仅将继续帮助中国政府促进包容的、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并帮助中国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设施与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在亚洲一体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亚行与中国合作会和过去有何不同?

斯蒂夫·格罗夫:中国和亚行之间在很多领域都深化了合作关系。作为亚洲发展基金的捐助国,2004年中国资助3000万美元,2008年资助3500万美元,2012年资助4500万美元。中国还成立了“中国减贫与区域合作基金”,成为了第一个在亚行设立此类发展信托基金的发展中国家成员。2010年,中国又是最早认购亚行第五次普遍增资的成员之一。

中国对许多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倡议和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支持1200亿美元的东盟10+3互惠信贷协定,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建立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等。亚行寻求与中国在实施这些战略举措上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此外,双方还日益强调利用彼此的优势来扩大知识共享和加强南南合作。

现在,亚行在中国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知识共享”,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带到亚太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吸取我们在其他地方工作中的失败教训,避免在中国再犯同样的错误。

就我个人来说,接下来几年,我的目标就是在亚行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中,推广这种“知识共享”的合作模式。

多边开发银行将调整援助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金砖五国3月底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为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并建立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金来应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你的私人微博上,最近转发了很多关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的评论,你非常关注这件事?

斯蒂夫·格罗夫:亚行欢迎金砖五国建立新的开发银行的提议。考虑到新兴经济体的巨大融资需求,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这一决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仅在亚太地区,每年的基建融资的需求也在7000亿美元以上,而所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加在一起目前也只能满足不到5%的需求。

事实上,有些人还认为这个建立新的开发银行的提议是姗姗来迟了。这一地区有很高的储蓄率和庞大的外汇储备,这样的举动会拓宽发展所需的融资渠道。

中国新闻周刊:但也有分析称,金砖银行的建立意在挑战西方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长期垄断地位。

斯蒂夫·格罗夫:我们认为,金砖银行建立的初衷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一个资源补充,因为后者已经难以充分满足新兴经济体的融资需求。我们不认为这一举措是为了去抗衡西方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金砖银行的建立会对亚行产生冲击吗?

斯蒂夫·格罗夫:不会。恰恰相反,我们相信金砖银行会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紧密合作。凭借自己的长期经验和强大的技能基础,多边开发银行也会在项目开发、项目管理、资源整合上向金砖银行提供帮助。 金砖银行的建立是给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创造了令人振奋的机遇。来自金砖银行的大量资金,将会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刺激作用。

知识资源共享 篇7

知识无法离开知识主体单独存在, 知识主体指的是知识的拥有者, 包括知识的发送者和接受者。显性知识依附于知识存储的介质;隐性知识依附于知识组织的人[1]。知识流动的过程就是知识在不同主体间改变位置。不同于有形物质流动的可视性, 知识流动往往不易觉察。在此借鉴物理学中“势能”和“势差”的概念[2], 团队中成员知识势能的高低决定了知识流动的方向, 而知识势差的大小决定了知识流动的速度在团队中, 知识流动的方向是由成员知识势差决定的。教学团队的知识势差由两个方面造成, 一是团队成员的异质性, 他们在团队中的分工和所拥有的知识量不尽相同;二是团队整体的知识水平、组织文化和成员默契度。知识从高势能节点流向低势能节点。

知识的来源可以分为内源和外源, 知识内源是教学团队成员具有的学科背景、专业技能、教学经验和项目成果等。知识外源是教学团队与外部环境间有关的政府政策法规、学科前沿信息、知识应用市场和竞争对手情况等。

参与知识共享活动主体可以分为团队个体、团队整体和组织。在研究教学团队知识共享活动时, 主体一般指团队个体, 即团队负责人和团队成员。知识在主体间流动体现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

二、知识流动过程

知识流动可以细分为以下过程:

(1) 知识输送:知识由团队层面向个体层面的流动。教学团队成员有知识需求时先在团队的显性知识库和隐性知识库中搜索知识。显性知识容易转移和分享, 从显性知识库输送到成员[3]。隐性知识不易编码或抽象, 从隐性知识库中提取后嵌入教学团队管理的制度、流程或惯例, 再输送到成员, 或间接影响成员的思维方式及行为。

(2) 知识渗入:隐性知识输送到成员后, 首先进入知识表层空间, 在这里和显性知识一起经过整合、加工和消化后进入知识内层空间, 成为成员的隐性知识和核心竞争力。

(3) 知识升华:成员对内核空间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 成员对隐性知识消化后, 将其编码、转化或表达为显性知识, 并从知识里层空间升华到表层空间, 这个环节还包含知识的创新和增值。

(4) 知识表层径流:某成员将存在于表层空间的知识传递给另一成员, 使知识在成员间知识表层空间流动。表层空间的知识易于编码和传递, 也易于成员消化和吸收。表层径流可借通过各种传输媒介, 如文档、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节省时间和成本, 提高知识流动效率。

(5) 知识内部径流:指知识在个体与个体内核空间的流动。处于内核空间的知识是高度抽象和个性化的, 个体传递给其他个体往往需要通过多次、反复的深度沟通, 以及反馈和修正。这个过程可能是缓慢而低效的, 但会带来知识的创新。

(6) 知识聚合:高校为教学团队知识共享活动的开展在提供了知识交流平台, 如定期会议、内部培训和论坛等。知识在团队成员间广泛流动, 知识流在这个平台上碰撞, 并产生新知识。

(7) 团队知识汇聚:知识升华可能产生新知识, 同时知识在个体间的内部径流和聚合的过程中也会在沟通、反馈和叠加中产生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上传到团队, 显性知识流入显性知识库、隐性知识流入隐性知识库[4]。实现了个体知识向团队知识汇聚的过程。

(8) 团队知识转化:指在团队层面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间的相互转化。伴随着团队的活动, 团队知识在显性知识库和隐性知识库间流动、转化, 形成上升螺旋, 实现知识在团队层面的内部化和外部化。公共知识库中的知识不断丰富和深入, 使组织的竞争力不断加强。

以上过程包含了个体与团队间 ( (1) 、 (6) ) 、个体自身 ( (2) 、 (3) ) 、个体与个体间 ( (4) 、 (5) ) 、团队自身 ( (7) 、 (8) ) 四个层面的知识流动。构成了知识在教学团队活动中流动的全过程。

三、知识流动方式

以上几种知识流动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途径和方式:

(一) 基于任务目标的知识流动方式

高校教学团队的任务是开展教学活动、推进教学研究和创造教学成果[5]。目前高校对教学团队的考核指标大多是以成果为导向。围绕这些目标, 需要团队成员紧密配合、分工协作、发挥各自专长, 于是产生了知识的流动。而团队知识库由小到大的发展也是由成员知识汇聚而成的。因此, 基于任务目标的方式是教学团队中知识流动的最基本途径。

(二) 基于情感沟通的知识流动方式

显性知识的流动可以依靠各种物质媒介或载体。但对于隐性知识, 知识的流动往往需要人与人的沟通交流。因此, 情感关系及其强度是知识能否高效流动的关键因素。隐性知识编码和抽象水平低, 大多为成员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不易简单传递。成员间深厚的情感关系和频繁的互动沟通可以增加双方信任和知识流动的动力。较好的情感关系也可使双方有更好的默契, 易于对隐性知识的理解, 形成“知音”。

(三) 基于成员流动的知识流动方式

人员流动是知识传播的途径之一。人是知识的载体, 新成员的加入, 可以给教学团队带来新的知识, 与其他成员建立知识流动渠道。教学团队也可以通派遣成员访问、培训或学习的方式, 使成员带回外部知识。此外, 成员在不同岗位上流动, 也可以造成知识的流动。人流动到哪里, 知识就可能传播到哪里。为高校教学团队的知识创新创造条件。但成员从教学团队中离开会某种程度上中断已有的知识流动渠道。

(四) 基于行为博弈的知识流动方式

教学团队成员间存在分工协作的关系, 但也存在个人申报项目、晋升职称和竞聘职务的竞争关系[6]。成员间已经存在的知识流动渠道可能因为以上因素的个人行为博弈而中断。甚至成员在教学团队中建立局部小团体, 孤立其团队中的竞争者。但也存在成员为申报项目建立或拉近与其他成员的关系。由此看来, 成员的行为博弈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情境下, 可能促进知识流动也可能阻碍知识流动。

四、知识共享网络结构模型

通过建立教学团队的知识共享网络模型, 能够更好理解知识在教学团队中的流动。下图外圈内代表教学团队, 中圈内代表骨干成员以上的团队核心层, 小圈代表骨干成员和一般成员建立的联系圈。大圈内的点代表团队成员, 即网络节点。箭头线代表成员间存在较好的沟通渠道, 即知识流动路径, 箭头方向意味着知识流动方向, 双向牵头意味着每个节点都是知识的发送者 (源节点) 和接收者 (目标节点) 。

通过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该教学团队中的成员关系。成员互相之间也通过前文描述的几种途径和其他成员建立了关系。团队负责人与大多数成员都有知识流动渠道。刚加入团队不久的一般成员 (或者说青年成员) 与自己的带教老师有比较明确的联系, 之后才建立于其他成员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推进, 一般成员 (青年成员) 逐渐演变为骨干成员。骨干成员中也渐渐产生负责人的后备人选, 同时团队不断吸收合适的新成员, 使团队规模具有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五、知识共享网络结构特性

描述教学团队知识共享网络结构特性的参数有网络规模、知识共享距离、网络密集度和网络稳定度。网络规模体现教学团队知识容量;平均路径长度体现团队成员间知识共享的距离;网络密集度体现成员知识共享密切程度;网络稳定度体现了知识共享网络的变化。

(一) 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可以用节点总数、节点度数和点度平均值三个指标来衡量。节点总数指网络中所有节点的数量, 代表教学团队成员的总数;节点度数指网络中连接节点之间边的数量, 代表教学团队成员间知识共享路径总和;点度平均值指网络中平均每个节点拥有的边的数量, 代表教学团队平均每位成员拥有的知识共享路径;点度方差指点度平均值的差异程度。网络规模描述了教学团队知识共享网络的大小和知识共享路径数量。网络规模用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通过上述公式我们不难发现:网络节点数量越多, 节点度数越多, 网络规模就越大。网络规模越大, 教学团队成员拥有的知识资源就越多, 成员间知识共享渠道也越多。但另一方面, 网络规模大会影响知识资源维护和团队成员管理的效果。点度方差大意味着团队成员间知识共享路径没有被充分开发。

(二) 知识共享距离

知识共享距离可以用平均路径长度这一指标衡量。路径长度指知识共享网络中节点和节点之间的最短长度;平均路径长度为所有节点间路径长度的平均值。平均路径长度描述了教学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效率, 即一定时间内知识在节点间流动所经过的距离。

通过知识的特性和上述公式我们不难发现:平均路径长度越小, 知识在节点间流动的损耗与阻力越小, 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效率就越高。值得一提的是, 平均路径长度是网络规模已明确的前提下的衡量指标, 而不是单纯减少点度数得出的结论。

(三) 网络密集度

网络密集度可以用平均聚类系数这一指标衡量。网络中节点i的点度数为di, 这di个节点称为节点i的邻居, 这di+1个节点间实际存在的连接边数与最大可能存在的连接边数的比值即为节点i的聚类系数。网络中所有节点聚类系数的平均值为平均聚类系数。聚类系数描述了教学团队中某个人对知识共享网络的影响程度, 体现了以某成员为中心的知识共享网络的覆盖度。

通过上述公式我们不难发现:某节点的聚类系数越小, 越能反映出其对知识共享网络的影响程度, 通常这类成员是教学团队的负责人或联络人。平均聚类系数越高, 越能反映出知识共享网络的覆盖程度。

(四) 网络稳定度

网络结构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伴随着新节点加入和原有节点移除, 以及节点间连接边数增减, 会使知识共享网络的结构发生变化。如聚类系数高的节点移除会对网络稳定性造成巨大的打击;新节点的加入会扩大网络规模, 但如果不能尽快与其他节点有效连接, 将影响网络密集度。稳定度高的网络上述变化较小, 意味着教学团队知识共享程度和效率较高。反之, 缺乏稳定的网络, 意味着教学团队知识共享不畅, 或知识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六、结论

通过分析知识在教学团队共享网络中的流动, 可以概括出高校教学团队知识共享具有以下特征:

(一) 成员角色互换

教学团队的教学活动多种多样, 成员也是各具专长。在不同教学活动中, 担任知识源角色的可能是a, 也可以是b, 或者其他成员。因此, 知识的流动方向不是一定的, 知识受体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但总的来说, 年纪较长、教龄较长、学位或职称较高的成员一般拥有较多的知识, 成为知识源角色的时间和场合比较多。一般成员或是青年成员在进入教学团队初期, 往往是知识受体角色。成员间知识共享更多的受到任务导向因素或情感导向因素影响较多。知识受体更应当放低姿态, 虚心求教。

(二) 知识循环上升

随着教学活动的推进和教学成果的产生, 成员的知识容量或是从外部或是从内部都有一定的提升。因此, 团队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不是静止的, 而是不断获取、吸收、利用和创造的循环过程。团队知识库得到充实, 成员的能力不断增长。伴随着这个过程, 可能出现人员流动或是竞争因素造成知识共享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角色背景的变化可能导致原先建立的知识共享关系中断。教学团队管理制度和负责人应当控制局面, 保持团队中一个良性竞争的氛围, 避免人员流失或是恶性竞争局面的出现。

(三) 利弊因素共存

高校教学团队的特点表明, 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犹如企业一样有着自己的商业机密, 这种机密可能是本教学团队阶段性的研发成果或关键的知识技能, 而高校教学团队成员都有着本学科的同事, 再者高校教学团队没有一个文明规定的行动准则, 有可能无意中会造成知识的外流, 尤其是一些核心教学成果和知识技能的外泄, 会导致教学活动的流产和终止, 团队努力白白浪费。因此团队知识共享的范围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制范围, 这种限制不仅是团队对内部成员的, 也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

参考文献

[1]Polanyi M, The 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M].Routledge&Kegan Paul, 1958.

[2]吴百师.大学物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86-95.

[3]郁义鸿.知识管理的内涵[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3, 1:4-7.

[4]Nonaka I, Takeuchi 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M].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马廷奇.高校教学团队建设的目标定位与策略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 2007, 11:40-42

分答与知识共享 篇8

分答一经推出,便火爆异常。有人认为这充分表明了大众对知识共享的共同渴求,也有人认为这是分答这种付费语音问答模式取得了成功,还有人对其性质和意义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分答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有待观察。从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分答的模式互联网特色鲜明,是非常有趣的也是非常有前景的。

分答的规则并不复杂。系统中有三种不同的角色设定,即提问者、回答者和偷听者。回答者只需要标明自己擅长的领域和专业技能,然后自行设置一个付费问答的价格,这个价格规定在人民币1元到500元之间;感兴趣的用户,也就是提问者,可以在分答中付费,用少于或等于50个汉字的文字形式,向作为回答者的行业大牛和行业专业人士提问,寻求答案;最后,回答者通过短于或等于60秒的语音,对提问者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并获得回答者自己设定标准的报酬;其他用户(分答戏称为偷听者)还可以通过支付1元人民币来“偷听”其他人提出问题得到的答案,而这个问答每被“偷听”一次,提问者与回答者都可以得到0.5元。

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分答中的三种人。在分答中,提问者付费征答,回答者回答获利,而偷听功能的设计实在是极为美妙,这个制度的设计将提问者和回答者划归一个利益共同体。提问者提出高品质的问题,回答者做出高品质的回答,更多的人偷偷听。“偷听”模式大大刺激了提问者的积极性,受益平分的机制使得分答里面问和答变得异常活跃,甚至“偷听”的收益远远超出提问者的支出成本。

那么,对于分答中的三种人来说,他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先说提问者。对提问者来说,提问的动机是获取知识,得到答案。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好问题呢?在我看来,在分答中,一个好的问题应当是:

1.问对人的问题。回答者必须在这个问题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她必须是这个领域的行家。

2.所提的问题不仅提问者自己关心,还能受到更多人关注。

3.那些回答者乐意回答的问题。

4.一次只提出一个问题,或者简洁的两三个高度关联的问题。

5.提问者要以正确的、巧妙的和恰当的方式提问,如简洁明快、直截了当的提问。所提问题是热点问题、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回答者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答出大概的问题;等等。

我们再来看回答者。对回答者来说,用60秒的语音回答提问者提出的问题,并且让提问者感到满意,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什么样的回答才是好的回答呢?在我看来,好的回答应当是:

1.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回避问题。

2.有条理,逻辑性强。过于口语化,用到太多的口头禅和“水词”,语无伦次都不会是好的回答。

3.有些许幽默和睿智。分答中的问答是一种知识经济,提问者付费提问,回答者回答问题获取报酬。因此,如果回答者可以以睿智和幽默的方式回答提问者提出的问题,相信效果会更好。

4.有“嚼头”,耐人寻味,对他人富有启发。

5.回答的声音动听、有磁性、有表现力。对提问者来说,付费得到的是回答者的语音回答,声音是提问者和偷听者能感受到的东西,也是人际互动的唯一介质。因此,声音的表现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6.语音回答的长度最好在55秒到60秒之间。

最后我们再来看偷听者。偷听者为什么会偷听?我想,偷听者也许是回答者或者提问者的粉丝;或者,正好对提问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很感兴趣,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用1元人民币就可以听到别人用50元才得到的答案);当然,也许还包括围观、看热闹,也没什么事,就听着玩之类的心态。

在分答中,这种付费问答和付费偷听的机制,在不少朋友看来,实在是蛮有意思的一种设计。问答的收益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者对回答者的噱头挖掘,以及回答者对自己的隐私适度暴露之间的配合演出,这样,越是那些能够引起公众“偷听”的问题,似乎越是好问题,而分答则似乎就变成了提问者和回答者之间的合谋。

我们再来看回答者,对开通分答的回答者来说,自我介绍到底怎么写会比较好?一来,这个介绍必须要让他人知道你拥有哪方面的技能和经验,二来又能比较容易找到你。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回答者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实名,那么,他的权威性和信度如何实现?而另一方面,如果是实名的,是否会被问及更多的问题,而回答别人支付了费用的问题,会不会成为回答者生活中的一个负担?

付费问答中,回答者回答的价格如何确定,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对于在分答中回答问题的定价,在微信群中,我的同事们也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应该薄利多销,标价一元。这个时候,立刻有一位同事表示反对。她说,用一元去偷听别人用一元获得的答案,还不如自己直接用一元问答案,何必去偷听。而用一元去听,似乎有吃亏了的感觉!如果是用一元去听别人五十元问到的答案,似乎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

在分答里面,由于设计者给予的限制是一分钟语音回答。这回答不够一分钟,显然会给提问者和偷听者一种短斤少两的感觉。在我们研究所的群里,就有一位老师让另外一位回答了他问题的老师退钱,因为那个回答问题的老师的回答只有四十几秒。

行文至此,我们再回头看分答到底是什么?是知识经济,还是粉丝打赏?是一种基于经验和知识的有偿服务,还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一种网上游戏?一分钟的语音回答,我们姑且不论其价值多寡,是否合算,单说这一分钟的语音,到底能回答清楚什么样的问题呢?而能用一分钟就说清楚的问题,真就值得付费去提问探求答案吗?

分答出现之后,有朋友在微博里开玩笑说,有了分答,从此躺着就可以把钱给挣了。而事实上,付费问答这种知识经济绝非人们调侃的那么简单。除非你是王思聪那样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否则,你要真从回答别人的问题中赚到可观数额的钱,谈何容易?

为此,就有网友评论,分答这种知识共享的商业变现模式,仅靠网红、娱乐、八卦、隐私似乎难以支撑起知识共享的未来。也有不少人在追问,分答之类的平台,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知识共享的未来?以网红为开端,这种知识分享模式究竟能火多久?不仅如此,在分答这样的知识共享经济理念中,如何保证付费问答服务的质量?如何对在分答平台中所形成的内容进行累积、沉淀、扩散和再利用?如何提高回答者、提问者、偷听者之间的信任度?如何构建一个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体验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也有网友认为,分答模式固然非常有创造性,但是,这种模式真能让用户持续玩下去吗?持续关注和使用分答的用户,会发现一个现象:在经历了一段喧嚣之后,众多名人大V公知似乎已经不再活跃了。分答如何留住这些提问者、回答者和偷听者,如何维持活跃度恐怕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知识资源共享 篇9

知识观的企业理论将企业的各种具体生产与管理活动都抽象为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知识获取、知识应用等知识活动, 其中知识共享被认为是关键的知识活动 (芮明杰、陈娟, 2004) 。知识型员工是企业知识最重要的载体, 也是企业知识共享过程中的主体, 从根本上说, 正是知识型员工的知识水平和其参与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的意愿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财富的源泉。但是在实际中, 知识型员工已经习惯于将其在工作中建立的关系网、积累的资料和获得的经验视为部门或个人财富的一部分, 拒绝拿出来与他人共享。建立由知识型员工组成的知识共享机制显然是企业管理过程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部分。因此, 针对知识共享导向下知识型员工的管理进行一定的程度的探讨, 以激发知识型员工的知识共享热情与知识共享意愿, 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二、知识共享和知识型员工的内涵

1. 知识共享的概念

Hendriks指出知识共享是一种沟通的过程, 他认为知识不像商品可以自由地传递, 当一个人向别人学习东西共享知识的时候, 自己也必须有一个知识重构行为。因此, 知识共享涉及到两个主体:知识的拥有方与知识的需求方, 知识的拥有方以演讲、写作等形式提供知识, 而知识的获取方则必须察觉到知识的这种表达, 并以模仿、倾听或阅读等方式来认同, 理解这些知识[1]。

N ancy则提出另一种观点, 他认为共享就是使人“知晓”, 将知识分给他人, 与对方共有这种知识, 它的极至是整个组织都“知晓”此知识[2]。Seng e认为, 知识共享与信息共享有所不同, 知识共享不仅仅是一方将信息传给另一方, 还包括愿意帮助另一方了解信息的内涵并从中学习, 进而转化为另一方的信息内容, 并发展个体新的行动能力[2]。

从以上各位学者对于知识共享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标准、角度的不同, 各位学者对知识共享的界定也有所不同, 但总的说来, 主要有四个观点:沟通的观点, 学习的观点、市场的观点、知识互动的观点。综观国内外文献, 出现频率最多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市场的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着重于企业知识共享具体运行机制的构建[2];另一种是将知识共享看作是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在最佳时机、最佳地点、以最合适的形式, 将最合适的知识传递给企业中最合适的成员的过程,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着重于企业内部知识管理系统的构建, 强调信息技术的运用[4]。

2. 知识型员工的定义

20世纪50年代, 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率先提出知识型工作者 (know ledg e w orker) 的概念。这一术语在得到全球广泛认可的同时, 对于其定义人们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目前来说, 关于知识型员工这一概念, 主要有三类较为典型的定义[5]:第一类是从工作内容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此类观点将主要从事信息处理的人员称为知识型员工;第二类定义是从工作方式的角度切入的, 此类观点将工作方式作为判断知识型员工的着眼点;知识型员工的第三类定义是从工作性质的角度切入的, 这类定义认为知识型员工是从事知识型工作的人。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力图用评判指标来辨别知识型工作, 进而定义知识型员工。

针对以上有关知识型员工的定义, 本文侧重于讨论企业中的非管理层知识型员工, 管理思路和方法都是针对这些员工的特点提出的, 研究所考察的对象都是从事技术工作的员工。虽然管理人员也是知识型员工, 但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在技能和心态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 而且管理人员要通过别人的努力实现目标, 所以文中提出的管理思路和方法虽然也可能适用于管理人员, 但主要针对非管理层的知识型员工。

三、知识共享导向的知识型员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管理层管理理念落后

目前就世界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来看, 国外的一些企业在促进知识型员工进行知识共享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他们早已认识到在促进知识型员工进行知识共享时, 要满足知识型员工在经济收入, 个人成长、工作自主性、个人成就等方面的需求的重要性。因此, 这些企业在组织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然而, 国内企业界的管理层对于知识型员工区别于普通员工的真正原因并不十分了解, 对人力资本范畴较为陌生。从而造成, 他们没有在制度安排上让知识型员工参与企业的价值分配, 更没有通过企业的激励制度设计对知识型员工进行知识共享所付出的人力资本进行充分补偿。

2. 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缺乏正确的认识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核心竞争力对于企业适应不断加剧的竞争压力, 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已经被企业界所广泛认同。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世界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 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该企业内部员工的学习能力, 也就是员工对所面对的市场的消费趋势和消费习惯的把握能力。因此, 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而这些工作的进行, 必须依赖于知识型员工和其所拥有的知识。所以, 企业要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就必须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知识型员工, 并促使其不断将其拥有的知识在企业内部进行共享。但是长久以来, 我国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认识比较模糊和片面, 往往把生产能力、销售渠道数量、技术等一些硬件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认识和培养。而对内部的文化、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等一些软件在企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3. 未根据实际情况对企业文化进行改进

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使我国企业中“官本位”思想比较浓厚, 尤其在国有企业中这种思想表现的更为明显, 其在员工身上则体现为相对保守、中庸及崇尚权威的行为观念。在传统企业内部, 往往是论资排辈, 年轻人必须要在基层进行长时间的锻炼, 即使他们可能拥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在员工报酬方面, 忽视个人贡献, 岗位级别和工龄成为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 这就导致了一些知识型员工的收入低于普通员工的情形发生。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 引入了“按劳分配”的制度, 但是传统的思想仍在影响着企业的实践。并且, 国有企业的一些管理制度对现阶段的民营企业还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这也是目前我国企业在知识共享导向下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普遍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企业的上述行为, 事实上是基于西方经济学中“无私人”的假设, 它否认了人作为“理性人”可能存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性, 忽视了人的需求的区别, 这种不恰当的人性假设的借用造成了我国企业在知识共享下对知识型员工激励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

4. 资金投入不足

知识型员工激励手段包括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两个方面, 精神激励固然重要, 但仅靠它是不够的, 只是单纯的荣誉激励, 不配以物质激励会造成知识型员工荣誉感的淡化。知识型员工的行为或工作动机产生于他的某种需要和欲望, 知识型员工总把自己努力的过程看作为获得某种相应报酬的过程。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 知识型员工的价值主要靠其经济收入来体现, 必须把知识型员工的贡献与待遇切实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其能力的高低。然而, 物质激励必然产生激励成本。我国很多企业近年来由于发展的需要和经济效益不佳, 导致在知识型员工激励方面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同时, 随着我国劳动法规的不断完善, 使企业在人力资源改革过程中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 例如, 退休金的支付、下岗员工安置等, 使企业资金付现的压力加大, 限制了企业用于知识共享导向下知识型员工激励的资金投入。

四、知识共享导向的知识型员工管理的建议

1. 采用柔性管理

知识型员工与一般员工的显著区别是他们具有创造性。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灵感, 灵活地处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时, 他们的工作是复杂的思维活动, 难以通过身体的外在表现来感知其劳动的状况, 其脑力性的劳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自主性、自发性强。因此, 给予知识型员工相对充分的授权, 以及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的自主性有利于知识型员工的创造性活动, 也使知识型员工有一种被信任感。所以, 为保护知识员工的创造性, 在既定的组织目标和自我考核的体系框架下, 必须在相应的激励制度上进行特殊的安排。建立一个充分授予知识员工更多自主权、更多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活动的权力分享型的组织结构。

2. 满足知识型员工的尊重欲

知识型员工具有较强的获取和应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这些能力提高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使其常常不按常规处理日常事情。在和这些人员进行交往时, 传统的等级管理体制无法产生效果。因此, 必须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对知识型员工进行人性化管理, 营造一种善于倾听而不是充满说教的组织氛围, 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形成相互尊重、平等的关系。增强企业对知识型员工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达到人才的聚集和人心的凝聚, 使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3. 建立知识资本参与企业剩余价值分配的激励制度

按照我国的国情, 知识资本产权是知识经济条件下对知识型员工价值的一种最大的尊重与认可。当在对促进知识型员工进行知识共享的激励制度安排时, 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仍然应该是一种重要的选择。应承认知识共享过程的每一项, 每一个人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间的成本与价值, 使知识共享传递链上的每一位应用者和再创造者都有相应的回报。从而, 就激励了每一位原创知识的人或参与知识共享并主动应用知识创造价值的人, 形成了良性循环。

4. 满足知识型员工的成长需要

以往的实践已经证明,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只要加以开发, 人就能够通过学习掌握新的知识、新的技能, 并在受激励或自发状态下发挥出这些能力。所以, 为了保证具有巨大潜能的知识型员工能够持续地为企业创造价值, 企业应该关注其个人成长, 在工作过程当中, 给予知识型员工成长的机会。培训与开发是一条重要途径, 培训与开发的目的是使知识型员工不但要熟练地掌握现有工作岗位上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还要使他们了解和掌握本专业或行业的最新科学技术动态, 跟上知识更新的步伐。这样不但可以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而且还使他们具备终身就业的能力。因此, 组织激励应该尽可能地创造与之相一致的环境, 体现在激励制度安排上, 就是要建立一种学习型组织, 通过建立共同的愿景, 以及组织与个人共同成长的机制, 最终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共同成长。

五、结语

现代社会, 知识正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资本、信息等, 成为现代企业的第一生产要素。对知识共享的重视就源于知识管理理论的崛起和实践的开展, 可以说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核心内容, 能否建立一个高效的知识共享机制是决定知识管理实施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 企业必须运用适当的管理方法促使知识的载体——知识型员工参与到知识共享中来, 使无组织地、分散在知识型员工队伍里的知识通过知识共享提高到企业的层次上来。使全体员工更好地获取、综合和增加知识, 以提高组织的发展水平和经营绩效。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知识共享和知识型员工的内涵, 接下来, 指出了我国企业在知识共享导向下对知识型员工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 在充分借鉴国内外企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在知识共享导向下知识型员工管理方法的建议。

关键词:知识共享,知识型员工

参考文献

[1]林东清 (李东改编) :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5

[2]Polanyi M.The Tacit Dimension[M].London:Routledg e and Keg an Paul, 1966

[3]Nonaka I, Takeuehi H.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995

[4]李勇屠梅曾:企业内部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共享问题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2 (6) :72-74

知识资源共享 篇10

随着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速多变的数字信息新时代。在数字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要实现高度的信息化,就必须要走信息资源共享之路。信息资源共享,既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更是图书馆界多年来孜孜以求并为之长期奋斗的社会目标。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网络通讯技术和信息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信息资源的收集、处理、存储及传送的方式,为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提供了切实的技术支持和保障。然而,正当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创造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棘手的问题,其中摆在首位的既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财力问题,而是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所带来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如何协调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关系,做到既充分实现资源共享,又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时代,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所必须要认真解决的课题。

1 数字图书馆建设带来的侵权问题

数字信息时代图书馆资源共享主要是以数字图书馆为平台来实现的。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y)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储和处理信息的图书馆,它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图文并茂的各种文献载体,是一种拥有多媒体数字化信息资源,能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机制。数字图书馆具有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信息实体虚拟化等特点。

1.1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技术方面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数字图书馆的开发离不开技术支持,需要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程序及其文档的总称。计算机软件之所以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因为软件是创作者的智力劳动成果。计算机软件是智力密集型产品,其开发投入大,技术程度高。但由于复制成本低、操作简单,用户在使用网络共享软件时,要特别注意对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已进入公有领域的软件可任意复制、修改,甚至可进行商业发行和利用,但对于还享有著作权保护的共享软件,则不允许进行以赢利为目的的发行和利用。

1.2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库建设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在这方面主要是指数据库建设中的法定许可问题。面对数字信息时代的海量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的开发过程首先面临的是信息采集,即数据库的建设。由于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在法律上被视为复制行为,因此,在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开发建设中,往往需要使用很多他人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2 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

2.1 知识产权———信息时代的双刃剑

知识产权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从事智力活动时所创造成果的享有权,是保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果的一种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知识所有者的知识产权,同时又促进构成这种产权知识的充分公开和利用。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依托的一种主要资源,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换和利用过程都需要以信息资源作为支撑。信息资源的特征之一是其共享性,信息希望自由。在数字信息时代,信息资源共享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专有性信息的保密、保护和专用的问题,然而现代信息技术使复制、利用信息产品变得轻易而简便,信息产品提供者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因而,迫切要求人们在充分享用信息资源的同时,对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产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对公众的信息权利进行了限制。我们该如何挥舞知识产权这把公认的双刃剑呢?对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和使用限制进行保护,是数字信息时代拥有可靠信息资源的基本保障,它涉及法律(著作权、版权等)、管理(如知识产权管理系统)、以及技术(如电子水印、加密信封)等诸多问题。

2.2 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获取信息及共享信息是文明社会每一位成员的权利,资源共享是迅速提高社会对信息资源的获知能力和利用效率的最佳途径,其目的是为了让社会通过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创造出更多的知识和财富。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就是保护知识所有者的权益,只有有效地保护知识所有者的权益,才能充分鼓励其创造知识的积极性,才会使社会拥有更多的知识资源,促进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繁荣。可见,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的客体都是知识信息,它们的宗旨是一致的,其共同目的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与发展生产力。但在操作上它们又有差异,资源共享侧重于信息使用上的最大自由度和付费上的最节约性,而知识产权侧重于有偿使用信息和法律保护权益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商品,它是知识创造者智慧和辛劳的结晶,知识创造者理应在知识产品的传播与交流中得到相应的回报。然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行为在技术上很容易实现。

3 信息资源的合法使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统一

目前,世界各国都对数字信息时代图书馆的信息权利的行使加以诸如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种种限制,其目的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使用文献信息资源的机会,平衡权益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关系,这也成为当今图书馆解决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矛盾冲突的一种模式。

3.1 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指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他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而直接依据法律授权使用已发表的作品,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并在适当的位置注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出处,并且不能侵害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接受法定许可的积极意义在于不但可以保护著作权人的适当利益,还可以防止不合理的权利滥用和过度垄断。

3.2 强制许可

所谓的强制许可,指版权人在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授权他人以某种方式使用其作品时,作品的使用者可以向本国版权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强制使用作品的申请,版权行政管理机关根据申请颁发许可证,可不经版权人许可而强制使用其作品,但使用人应按规定向著作人支付报酬。在国际著作权公约中,又被称为强制许可证(compulsory license)。强制许可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对版权人专有权利的限制,使社会公众得以利用作品,以促进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中都对强制许可做了规定,但世界各国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差异,使用范围和使用条件都不尽相同。我国版权法无强制许可的规定,但作为上述两大公约的成员国,我国的作品使用者为了系统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就复制或翻译其他成员国的作品申请强制许可。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应当充分利用有关规定,更好地开发外国文献资源,满足特定用户的需求。

摘要:数字信息时代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为资源共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但同时又面临着知识产权的严峻挑战。本文论述了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涉及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以及信息资源的合法使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统一。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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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伟,汪琼.论保护知识产权对信息资源共享的影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6(4):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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