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精选十篇）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篇1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改革的不断深化,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我国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严峻考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体制还应进一步完善, 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同时也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改革,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1、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必须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 坚持平等保护物权, 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各自发挥优势, 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 从根本确认和保障了公平竞争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 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 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 才能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和活力。

2、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继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着眼点,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已经引入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 进一步分离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对其他有关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 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竞争性业务要放宽准入, 对垄断性业务要实行国有法人为主的多元化持股。

3、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我国重要经济增长点, 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 满足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生力军。要切实落实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进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 重点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行业准入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 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 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 加强引导和管理,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依法经营。

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要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由于现行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 很难避免一些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加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进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 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采取有区别的经济政策, 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 使国民经济就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按照履行职责与提供资源相对称的原则,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 提高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 深化税制改革, 引导经济活动主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着力建设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要扩大资本市场规模, 优化资本市场结构, 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深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改革。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及时化解金融风险, 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 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要抓紧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 健全编制程序, 完善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管理和实施机制, 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 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的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 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 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形成三次产业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格局;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四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 加快教育资源整合, 加强乡村卫生院建设。

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 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6、必须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 但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要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 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提高土地使用率, 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 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体系, 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 保护知识, 促进技术成果转化。要深化价格改革,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 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资金、外汇等要素价格改革, 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 继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要结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以完善、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 通过道德建设、改革和法律约束, 加快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 健全并严格执信惩戒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规范水平是市场体系发育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要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认可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 在行业内发挥应有作用。

7、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经济法律制度。

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减少行政层级, 理顺职责分工。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管理的职能与权限。大力推进政务公开, 加强电子政务建设, 建立公正、透明的工作制度, 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 加强经济立法。加强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 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和检察的能力和水平, 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8、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坚持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互动, 以发展促进就业。扩大就业规模, 改善就业结构。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 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9、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巩固第一产业, 做大第三产业, 提升第二产业,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重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坚持扩大国内需求, 鼓励合理消费, 适度控制投资规模, 优化投资结构, 调整进出口结构, 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胡锦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7年10月15日

[2]、温家宝,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2008年3月3日

[3]、《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4]、《江泽民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篇2

关键词：市场经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二、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前者是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对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进行配置，后者则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符合三项基本的原则：（1）透明性原则，即资源配置的标准和机制应确定且公开；

（3）公平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使各院校和不同社会群体得到公平的对待；（3）效益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励高等教育系统在资源筹集和使用方面提高效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原有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转轨客观上要求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以便各地能够更好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到财政体制改革上，即由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全国“吃大锅饭”的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改变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新体制。按照这种安排，财政收入按来源被分为中央固定财政收入、地方固定财政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财政收入。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也相应地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切块安排，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由中央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下达教育事业费支出指标的管理体制。这种高等教育经费拨款的改革，实质是中央财政只负责中央各部委所属高校的经费，地方高等院校的经费需求完全由地方财政供给。[3]在新体制下，中央财政的任务更多是宏观调控和规划。这样就把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投资和管理的自主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适当调整本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方高等院校的数目有了明显增长，就是这种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改革所带来的成果。

第二，高等学校经费使用制度的改革。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不仅要求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而且要求赋予高等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得高等院校能够主动适应千变万化的人才市场需求，调整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主动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与此相适应，高等学校的经费使用制度由“专款专用、结余上缴”改为“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即高等学校按照国家下达的预算经费，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高等学校结转下使用。这项改革赋予了高等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形成促进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使得学校能够把提高办学效益同自身利益有机地集合起来，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源配置上的透明性和公平性。过去“基数加发展”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人为的非制度化因素很多，缺乏透明的公平竞争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相适应。因此，教育财政改革的又一主要方面就是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即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新方式。这一经费分配方法由“综合定额拨款”和“专项拨款”两个部分组成。“综合定额”指由财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培养成本确定教育经费的定额标准，区别各类层次高等院校、各系科和专业，定额标准有所不同。“综合定额”部分包括：教职工人员经费、学生奖贷学金、行政公务费、教学业务费、设备费、修缮费、其他费用等几个项目。“专项拨款”部分是对综合定额的补充，是根据各个高等学校的特殊发展需要，由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另行单独安排给高校使用的专项经费，包括：专业设备补充费、长期外籍专家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世界银行贷款设备维护费和特殊项目补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中央拨款即为专项拨款中的一项。该专项的内容为：从1999年起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60多亿元，分别用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的重点建设。该项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实施中所需支出的人员经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该计划的实施程序为项目单位按有关规定向教育部申请项目预算，报财政部、教育部审批，然后按批准的预算和现行财政渠道请领、使用资金，最后按照有关规定编制项目资金决算。专项资金的管理实行“按项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专项资金一经审定，必须严格执行。但是考虑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作为特殊专项，有关学校在报请教育部批准后。可在不改变项目总预算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内部调整，所做调整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由此可

见，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

总之，“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基于对高等院校的初步成本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成本行为规律，在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尽管这种拨款方式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陷，毕竟这一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第四，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拨款是高等学校经费的唯一来源。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收益是统合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中的，其相对独立的经济收益并未显露出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人和企事业单位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分配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由原来的藏富于国转变为藏富于民。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从1978年的31.25%下降到1995年的10.7%.虽然到1999年逐步回升到14%[4]，但是仍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到个人的比例从1979年的45%上升到1998年的68%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统包高等院校的全部办学经费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实的。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按照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应根据其支付能力分组成本”的原则，改革过去那种单纯依赖国家拨款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财、费、税、产、社、基、科、贷、息”等九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财”是指国家财政拨款。高等教育投资不仅可以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收益，而且可以为全社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收益。政府是全社会的代表，其拨款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费”是指高等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合理学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显提高。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分担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税”是指企事业单位等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根据《教育法》规定交纳的用于高等教育的税费或税收性质的资金。“产”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从校办企业取得的收入。“社”是指作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提供的捐赠。“基”是指各种教育基金所形成的收入。“科”是指高等学校通过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提供科技开发、科技咨询、科技成果转让等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贷”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用于学校发展的贷款。“息”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对临时沉淀的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运作，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这些经费来源渠道以及各个渠道所占的比重也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着。

第五，与高等教育拨款渠道相关的管理体制改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部门之间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人才难以流动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按照“共建、合作、合并、调整”的方针进行了改革，即采取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化转为地方管理、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对公办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截至2000年8月，全国共有600多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00多所。原国务院50多个部委直属的400多所高校除极少数改为教育部管理，多数院校下放地方或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绝大多数中央部门不再办学。[5]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被彻底打破。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仍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政府则给予相应资助。

三、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迎接加入WTO的挑战

我国加入WTO在客观上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加快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应对WTO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我们要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不断克服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遗留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使高等教育财政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完善。

第一，加大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入WTO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外的教育机构和跨国公司将会进入中国这一巨大的教育市场。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树立市场意识，提高竞争力。首先，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拨款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业和个人倾斜，导致教育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间。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为了保证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增强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政府应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确保实现“三个增长”，即中央和地方教育拨款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逐步增长，以及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其次，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合作办学的方式，利用国际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加入WTO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办学层次会进一步多样化。不同层次的学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他们的成本行为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层次、同一类型的学校，由于办学主体不同。国际间的联系不同，成本行为不同。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行为规律、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我国目前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使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较过去的“基数加发展”的“渐进式”分配方式有较大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但“综合定额”是一种以学生数为单一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过于粗糙，未能全面反映高校的成本行为，也未能反映出高校之间的差别。以学生人数作为唯一的政策参数，学生多则意味着得到的经费多，致使一些高校为获得较多经费不切实际地增加招生人数，扩大办学规模，然而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配置跟不上，结果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为此，我们要改革按学生人数拨款的办法，把教员及其结构、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学生数、以及建筑面积等纳入到拨款公式中来建立多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这将是今后高教财政体制改革的定向之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改革的方向。

第三，促使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制度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要进一步制度化。政府除调整国家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外，还应该通过立法，通过一定程度的减税和免税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推动高教事业的发展。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在全面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使学校创收收入稳步增长。要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使高等学校的收费较好地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学费的制定应考虑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高等学校收费比例有所不同，实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属地化原则。[6]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

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应积极地组织和利用国际优质资源。与此同时，银行、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逐步对外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将更加成熟、规范，在新的条件下能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教育基金，比如发行教育债券、建立与发展教育投资基金。以及更加积极地开展教育基金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是我们需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闵维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J].高等教育研究，2001，（5）。

[2][3]王善迈，周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体制[J].教育与研究，1991，（4）。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5]左春明，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J].神州学人，2000，（10）。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篇3

关键词：国企改革；市场机制；微观主体；经济体制

一、国企改革的背景

我国国企改革乃至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同步于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扩大国有企业自主试点开始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则开启了国企改革时代，《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对经济发展的正确认识和对增强国企活力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明确把握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背景。

二、国企改革的历程：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有机互动

（一）从改革的措施和任务来看。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改革（1978～1991）从国企内部放权让利开始，重点调整政府与国企间的生产管理权限和利益分配关系。主要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化企业经营机制。其次，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改革（1992～2002）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根本目的是将国企由计划经济的细胞转变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中心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最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改革（2003～2008）旨在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下，国企进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二）从改革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第一阶段“定性质”，即明确国企是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政府通过“放权让利”放松对企业的管制从而搞活企业。企业在获得自主权后积极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并进一步要求政府放权让利。蒋一苇（1979）认为：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还要以现代企业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组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应当是一个能动的有机的经济单位；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之间是一种经济关系，国家主要应用经济手段来管理和领导企业。第二阶段“定形式”、“定产权”，即明确国企的资产属性和财产属性。体现为：对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进行探索并调整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对以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模式的企业（公司化改革）的核心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探索，即国企股份制改革。前者催生了一系列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推行以股份制为主多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重新确立国有经济的战略定位并进行结构调整；确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地位及其监管运营组织形式。后者加速和扩展了证券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在法律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也有促进作用。第三阶段“谋完善”“谋发展”，即通过完善国企自身能力，寻求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的发展机会和竞争优势。概括要求：（1）理清权责利关系，实现契约化。具体包括国企内部的权责利关系，国有资产运营、监管、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权责利益关系，国企对市场、社会、公众的权责利关系。（2）深化国企内部改革，实现法人化。（3）细化改革，强调分类改革、个案改革。三大领域1进行分类深化，结合我国的国情及各领域不同的运行特点和职能定位分类改革，而对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或者关键行业采取“量身定做”个案改革模式。（4）调整改革目的，即从适应体制转轨为主到把国企做大做强，不断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在所有制改革和适应体制转轨的改革完成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心将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市场竞争力。

三、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转轨与微观主体建立

通常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主线：一是价格改革，二是所有制改革。考虑到当时我国经济的非均衡状态，即市场不完善、信息不畅通、资源短缺、价格不能起到充分调节的作用。以厉以宁（1988）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后者。区别于国外市场化体制建立普遍以价格机制构建为基础，我国市场化立足于构建多元的、丰富的、有活力的经济活动微观主体，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本身以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

（一）伴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的农村经济主体：广大农户。在中国形成市场机制前，农户就拥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及收益分配权，尤其是对土地的控制权、支配权、剩余索取权，并逐步成为农村的经济主体。这一微观主体的形成，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农村大量涌现的“专业户”和“重点户”。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农户的出现以及之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对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迫使国有企业也向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角色转变。最终导致理论上确认中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政策上逐步放开了城乡之间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继而推动了城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其他经济成分的主体也相继出现并迅猛发展。之后，出现了联产承包的农户、乡镇企业、个体户及私营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改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五类微观经济主体。在塑造微观利益主体、搞活企业来推动市场化的过程中，各主体争取资源权利与政府逐步削减资源控制权利双向互动即逐步改革，表现为一系列“双轨制”现象：价格双轨制、资源或商品配给双轨制、企业双轨制（如：股权分置）、人事政策双轨制（如：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等。一方面向各新兴微观利益主体释放资源和权力，另一方面不断收缩计划经济的控制范围，使得市场机制逐步发展并逐步代替计划体制。从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走过了主体培育、企业改革、产权改革到市场机制逐步形成的一个过程。

（三）多元化的微观主体对市场机制形成的推动作用。从社会经济组织形态来看，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家庭为代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则主要由政府代替经济组织从事社会生产活动。此时，作为微观主体的社会经济组织存在巨大的空缺。到了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我国为培育多元的、多层次、有活力的社会经济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对计划体制下的经

济组织进行改造让其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新型经济组织。如：国企的公司化改造，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改革“老三会”构建“新三会”。其目的是分清企业和政府不同的组织形态和组织功能，强调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性质，强调资产运营的专业组织性质，强调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行政组织性质。改造适应了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促进了各种经济组织的培育，深化了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性质差异和职能分工。（2）不断培育新型经济组织。

如：各种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及规范化。以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组织为典型代表的各种市场交易组织的培育和运转。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极大弥补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组织空白，丰富了我国经济组织的形态。不仅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配套手段，也成为后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有效组织支持。不同微观主体对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实际就是权力再分配过程。因此，企业改革必然导致产权改革，进而是以法律为中心的整个制度框架的改革。微观主体的形成代表着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框架、资源市场化竞争的范围和领域的逐步扩展，市场定价权的逐步扩大，市场定价权机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要素和条件都在逐渐具备，最终市场机制将取代计划体制成为资源配置者。

四、国企改革的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国企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搞活企业，实现国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平稳推进与否直接制约着我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甚至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败得失。围绕国企改革的推进，引发了包括市场经济体系、政府职能、法律框架、理论认识、组织建设、文化观念、社会利益等各方面的重大改革和历史演变。

（一）在实践上，国企改革促成了企业制度变迁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的有机互动。一方面互相竞争形成市场，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在企业竞争中可能发挥其调节作用。因此，竞争性微观市场主体是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既没有独立的主体性，也没有竞争性。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两种选择：（1）不改革，拒绝市场化。其结果不是市场化消灭国企，就是迁就旧体制而放弃推进市场化。（2）把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体制区别开来，改革企业制度。目的是实现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便是我国的选择。

（二）国企改革，不仅有效推动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形成，也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操作模式的形成。一般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塑造市场调节机制，而价格调节机制是市场调节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大多数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都是从价格机制开始，并以此为中心，如：苏联和东欧。我国也曾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市场化改革，但是每次价格改革都引起了物价的迅猛上涨，社会反应激烈。后来，我国调整思路改为所有制改革。中国市场化改革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大特点是：先建立微观利益主体，再完善市场机制或放开市场。随着改革进行，新的利益主体会积极要求和推动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在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张中，要求形成市场机制，追求市场竞争，如：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压迫”等都是具体表现，这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以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所要求的、所配套的环境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如：投融资体系、价格体制改革、政府计划物质分配体制改革，产权市场和股票市场培育等。上述二者的相互互动，推动着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

五、国企改革的认识和思考

（一）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关键在于塑造和解放生产力的主体。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指出，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企业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所以改革就要落到解放企业，发展企业上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一直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进一步可以理解成把企业搞活搞好，就业就有了保证，人民生活、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就有了保障，市场就有了活力，继而安定社会就有了物质基础。

（二）制度变迁的成败取决于有无强有力的利益主体和利

益主体的利益导向。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分析制度变迁时强调了利益主体对改革方向的和改革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改革中没有明确的利益主体，即人们在改革中得不到利益或者得不到自己想得到得利益，那么改革将面临失去动力的困境。反之，如果改革形成了有力的利益指向，那么这种利益指向及其利益获得者就会影响乃至决定改革的方向或结果。我国的改革进程以国企改革为核心，建立了多元的微观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要求机会均等和利益均沾，自然形成了市场竞争；微观利益主体与市场机制的良性互动和相互推动，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三）离开活跃自主的市场微观利益主体，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作用。从根本上来说，价格只是一个信号、一种工具或者一个杠杆，我们要进一步看到决定均衡价格背后的供求双方和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主体。在市场机制下，以企业为代表的利益主体，通过价格机制去竞争资源、调整生产、寻求机会和利润，并以自身的发展来发展国民经济。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讨论解决市场失灵、完善市场机制时曾提出：解决市场失灵、完善市场机制的方法并不是进一步完善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而是要强调完善企业的行为，要通过对微观主体产权配置的完善去完善市场的资源配置。这一切都说明，市场机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都离不开微观利益主体的活跃。

国企作为市场机制中重要的微观主体，进一步改革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优胜劣汰、效率和退出机制。从内在看，国企是否能够凭借改革拥有林毅夫（2001）提出的“自身能力”，即国企能否通过对于要素禀赋进行合理“硬约束”增强其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进一步而言，国企是否能通过“两个分开”，建立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的产权委托代理关系，即政府把国有产权委托给国家所有权行使机构经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家所有权职能分开；国家所有权行使机构对投资和拥有股份的公司依《公司法》行使股东权利，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完善由于“治理结构”和“资本结构”不完善所致的公司治理中严重的代理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而言，改革是否要实现国有企业非关键行业的私有化。国企这一微观主体是否能持续保持活力必须解决以上三个问题。从外在看，经济和法律体制的健全与否也和微观主体的活跃性息息相关。

（四）深化市场化改革，仍需“以企业为本”。无论是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市场机制完善的要求来看，企业作为我国生产力的主体和市场机制的微观主体，仍是我国制度变迁的重点和中心。企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企业的活跃是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基础。深化市场化改革，仍然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制度供给方面重点考虑企业成长发展、做大做强的制度需求和制度环境。市场机制是为企业设计的机制，而不是为政府设计的，但它却对政府提出了很高要求。改革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利益既得者和要求改革的利益主体间激烈的利益冲突集中表现在总理“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要触动利益”之中。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未来发展的持续动力，政府需要的不是理论支持，而是政策决心和执行力度。以企业为本，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并以此进一步有目的、有针对地定位政府性质，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机构设置等。这才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可选路径。

参考文献：

[1] 蒋一苇.企业本位论[J]. 中国社会科学， 1980， 1： 21-36.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篇4

1 改革林业体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1.1 增加市场营销意识是当前林业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采取科学方法, 延长畅销产品的生命周期。

森林资源只有作为产品进入市场, 才能缩短林业生产周期, 使投资者随时可以收回造林投资, 减少投资风险。同时有国家政策引导, 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造林绿化事业上, 从根本上解决造林绿化资金问题。

1.2 形成大规模生产销售势头, 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林业企业已加快集约经营的步伐, 组建企业集团, 积极倡导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 实行多渠道、多形式的联营经销, 优化区域结构合理布置, 扩大销售。

1.3 建立林业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生态林业补偿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经济活动必须遵循价值规律, 要在加快造林绿化步伐的同时, 逐步建立用材林基地和经济林基地, 抓好第一期速生丰产林基地的建设, 把建立商品林基地作为林业工作的核心。

1.4 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开拓市场新领域, 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步伐, 直接影响着林业市场经济的发展, 林业企业应抓住我国改革开放的契机, 充分利用林区地处沿边、开放地带的地理优势, 积极开展与沿边、沿线、沿江开通口岸的市、县合作, 全面开展对独联体国家的经贸活动。

1.5 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林场是实现集约经营重要途径。

对现有山林进行股份合作经营, 收益按股分红, 允许股份继承和转让。

1.6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大力发展林产工业。

充分利用林业自身的优势和潜力, 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 积极引进项目、资金、技术, 加快林产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步伐。

1.7 积极组建林业集团公司, 增强林业参与市场竞争能力。

建立和发展林业企业集团, 打破地区、部门、行业以及所有制界限, 形成规模化大生产的综合能力, 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1.8 强化林业执法工作。

市场经济涉及到经济利益的调整, 既给林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也给林业特别是森林保护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2 处理好相关关系、建立和谐林业氛围

2.1 正确处理好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关系。

林业企业同其它企业不同, 肩负着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使命。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关系。生产市场急需的产品, 就要在森林的抚育更新上下大力气, 确保森林资源真正的永续利用, 提高市场竞争力。

2.2 正确处理市场调节与计划调控之间关系。

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严重制约了林业企业的发展, 但强调破除传统的计划体制, 并不是不要计划, 而是要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 注重宏观调控的指导性计划。

2.3 要正确处理国有林业企业为主体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

市场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重要作用 篇5

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在过去认识上的进一步提升，从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到决定性作用，就是在核心问题上要更好地同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相对应。第一次明确地在最高层级的文件上进行如此表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消除政策对商品价格的管制。在一些要素价格上还存在不同形式的政府的直接管制或干预，比如煤电水等资源价格，还有资金价格等。针对要素价格的改革，重在依据市场的供求，即使短期内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竞争，也应依据资源稀缺程度，对各类资源进行合理定价，使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够真正受益。理顺长期扭曲的价格体系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

另外，破除垄断。缺乏竞争的市场决定的价格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通过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对其他行业和消费者造成挤压，降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带来分配不公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有两个：第一，破除相关行业准入的限制，分拆超大规模企业，增加竞争;第二，对那些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比如公用事业类的垄断型企业，通过政策的干预，限制超额利润，使其获得的回报率接近社会平均水平。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纠正公共部门的“越位”和“缺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商品和服务应该有多少由政府直接生产和提供。政府主体应该退出竞争性经济活动，同时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尤其是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提供等。第二，政府要制定并维护一个促进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汇报人：

.07.15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篇6

去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87元，比2002年增长44.9％，年均增长达到11％。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列为本世纪前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十六大以来，我国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农业税和屠宰税。2006年，有2600年历史的税种农业税被免除。与税费改革前相比，每年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约1250亿元。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北京、内蒙古、吉林等8个省（区、市）和部分市县开展了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农村金融改革进展顺利。国有农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土地征占用制度改革开始起步，农村土地流转改革试点稳步实施。

据发展和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03年以来，中央围绕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台了多年想改、难度很大的改革措施，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新突破。”

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迄今为止，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形成，股份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2003年以来，共有33家中央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公司制企业户数比重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达85％以上。国有企业联合重组步伐加快，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工作成效明显。垄断行业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电力行业逐步实现厂网分开，新组建了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铁路、电信、民航等行业的企业重组工作已基本完成。城市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价格和经营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

近五年来，我国价格改革力度加大，“看不见的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决定的格局进一步巩固。目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分别为95.6％、97.7％和91.9％；政府价格决策和管理行为更加规范，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与此同时，我国投资管理体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加快创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从2005年7月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汇率总体趋向升值。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进展顺利；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篇7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理论。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 研究了交易成本的概念, 并用它来解释企业形成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威廉姆森建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 通过严格界定产权可以克服经济的外部性, 消除市场失灵, 而后, 德姆塞斯和张五常等人作了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产权经济学。

(一) 交易成本经济学

交易成本经济学从契约的视角研究经济组织, 从节约交易成本出发可以探讨契约组织的经济问题。有些隐含的契约组织问题, 如卡特尔问题, 都可以在交易成本的意义上进行研究[1]。因此,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

交易成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科斯提出的。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市场成本的概念, 它包含了交易成本的内容。科斯认为, 市场交易成本包括发现交易者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合同以及保证合同条款的履行进行必要检查的费用等, 即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影响交易成本的首要因素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 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二) 产权经济学

产权经济学是循着科斯定理的思路发展起来的。科斯定理形式多样, 都是借产权和交易成本说明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外部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正效应, 如养蜂和苹果种植者相互提供外部经济正效应, 蜜蜂传播花粉可以提高苹果产量, 苹果园为蜜蜂提供蜜源增加蜂蜜产量。消极的外部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负效应, 如位于河流上游的钢铁厂排放的废水污染了河水, 使地处下游的养鱼场的产量减少。

科斯定理指出, 只要产权明晰, 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 市场机制可以纠正经济中的外部性。科斯本人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 最初是由斯蒂格勒以文字表述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会相等。”罗伯特·库特把科斯定理概括为三种形式:第一, 只要产权能自由交换, 这些产权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 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分配不当, 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第二, 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产权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第三, 只要产权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 这些产权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产权被认为是一组权利, 包括占有、使用、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德姆塞斯和艾尔奇安接受了科斯交易成本的观点, 进一步研究了产权、产权结构和企业制度。

(三) 制度创新理论

诺思认为,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他研究了制度创新的基本因素、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制度创新的基本过程, 并把制度创新论用于经济史的研究, 被誉为新经济史的代表人物。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 进一步将他的分析范式拓展到整个人类史中制度演化的考察[2]。诺思制度创新理论重视制度需求所带来的制度创新, 忽略了对制度的供给分析, 只有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 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发生[3]。戴维斯也提出与诺思相似的观点, 制度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相似性

诺思和戴维斯认为, 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十分相似:技术创新往往是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 制度创新也往往是制度上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技术创新需要在已知的几种可供选择的新技术性之中进行选择, 制度创新也是如此;一个行业中的技术创新可能引起另外一些行业的技术创新, 同样, 一个行业中的制度创新也可能引起其他行业的制度创新。

2. 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

诺思和戴维斯的制度创新是在既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创新。促使制度创新的因素除了成本和收益之比外, 还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市场规模的变动, 能够改变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收益和成本, 获得情报的成本和排斥局外企业的成本, 并不随着交易的增加而同比例地增加;二是生产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现存制度条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 从而引起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三是由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的预期发生变化, 从而引起他们对现存制度条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的看法作普遍的修正。

3. 制度创新的过程

制度创新有五个阶段:一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 支配制度创新的决策单位预见到潜在利润的存在, 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得到潜在的利润, 这些支配制度创新的决策单位就构成了“第一行动集团”;二是“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的方案;三是“第一行动集团”几种收益为正值的制度创新方案进行选择, 选择的标准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四是形成“第二行动集团”, 这是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为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预期收益而建立的决策单位, 制定创新实现后, 两个集团之间对追加的收益进行再分配;五是“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 使得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

(一)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是一个制度创新和变迁的过程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是制度安排能否存在的根据。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具有较高的经济绩效的制度安排不断取代经济绩效较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应该被抛弃而应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 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前者经济绩效较低而后者的经济绩效较高,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制度经济学, 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也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一样, 其基本的特征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因此, 必须通过市场制度的创新建立健全市场调节的机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 最优化是有条件的或有限制的、相对的, 不是无条件的、绝对定义上的最优化。相比之下, 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更具现实性。

市场制度的创新, 除了放开价格, 任由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地确定价格, 增强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消除影响商品、货币流通中的障碍等等, 还包括加强市场法规的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制度及法律为准则的经济, 没有制度及法律便没有经济发展和运行上的公平和约束力, 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规则, 市场经济也就无法正常运转[4]。

企业制度的创新是经济体制改革或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或关键。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其本质在于以企业内的交易代替市场交易。企业内部的成员间的联系是通过合约确定的, 合约确定企业内各类人员的工作职权, 他们的利益的分配, 具体地说是合约按照各类人员拥有的资源及其稀缺程度, 确定其在企业的分工及地位和收入分配。内部控制应具备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企业契约主体产权交易效率的功能与界定和维护产权的功能[5]。一个企业制度安排发生了变化, 会影响其他的企业制度安排发生变化, 直到实现新的企业规模的均衡, 这时各种类型企业内的交易的边际成本又达到均等。所以企业制度创新的本质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正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契机, 其核心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应当进一步落实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机构的职责。中国的国企改革, 推行股份制, 就是为了明晰产权, 实现产权多元化,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以便提高企业效率, 解决国家垄断的弊端[6]。当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退出后, 究竟哪方面的力量能够成为国有股权退出后的代替者并取得较好的效益, 要由市场来决定。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合同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 在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合同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 例如, 商品买卖、劳动力的雇佣、财产权的转移等等, 都表现为一种合同的关系。甚至如前所述, 企业制度也是一种合同制度, 在企业内部, 股东和经理, 经理和一般职工, 企业各部门之间, 都以合同的形式确定其间的关系。因此, 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市场经济, 当然也要建立完善的合同制度, 借助于合同制度来调节经济关系。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可以把合同理解为合法交换, 在这个交换中, 双方当事人就某些相互责任或义务达成协议, 并在法律上得以确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处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许多矛盾和冲突都出在这个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上。如何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危害, 是处理现代合同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合同制度的发展是同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步的。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其他各项制度的完善, 合同制度也将逐步发展和完善。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它主要由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理论等构成, 分析和重新解释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髓,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合同制度, 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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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道格拉思·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82-85.

[4]崔巍.制度经济学派的扬弃、理论再造与中国适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 :13-17.

[5]蔡吉甫.内部控制的制度经济学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 (6) :59-65.

以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形成 篇8

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度干预

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 主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剧下降, 其次是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相当一部分人因担心社会保障的不稳定, 有积蓄却不敢消费。

在农村, 主要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全部归属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 绝大部分被政府与企业所获。2001年~2010年, 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由0.13万亿元增长到2.7万亿元, 增长了19.9倍。但农民通过征地拆迁补助和失地补助两项, 仅获得土地出

宏观经济/要情分析

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

的结构调整和需求萎缩还将持续

让收入的37%。2010年, 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的比重, 分别低到不可想像的10.37%、2.91%和12.99%。

在城市, 居民收入增长慢的主因, 是薪酬收入偏低、财产收入在下降。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 资本有机构成高。国企垄断问题严重, 分红制度又不健全, 且资源税等要素价格便宜, 刺激了第二产业的不断扩大。而能促进就业、普遍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 在各种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显抑制。要扭转此局面, 问题直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等。

过去几年, 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 并以此为杠杆, 高倍撬动了金融资源, 加快了第二产业投资。特别是垄断性央企, 更有条件以独占的优势, 积累大量利润和巨额资本, 撬动巨额的信贷资金, 并实施多元化经营, 形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大扭曲。而对民营投资服务经济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 资金难以进入。利率、汇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滞后, 再遇上前几年不可忽视的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 一拍即合, 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更有条件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扩张。要想彻底扭转此局面, 应直指税收改革、国退民进、落实新非公36条、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改革。

要纠正扭曲的结构, 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解决不了, 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度干预, 要重新讨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启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性调整, 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而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健康发展, 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收窄“结构失衡”的缺口。

土地出让金减少倒逼财税体制大改革

在全国城乡, 应尽快出台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缩小收入差距改革方案。方案应包括:第一, 未来八年中, 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第二, 逐年缩小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 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而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社会保障量化目标。这必然会造成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由此, 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的改革, 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 也倒逼金融部门制订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在农村, 要想真正提高农民收入, 必须依法改革土地征地制度, 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实际上只是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基础上, 真正回归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 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国家应强调“合法补偿”, 而不是“公平补偿”。

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 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增加财政收入。需要引起警觉的是, 今后若土地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回归农民后, 中国经济马上会暴露更突出的问题, 一是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 使原城镇化建设计划中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捉襟见肘。目前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中, 土地出让金仅占20%, 绝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融资, 占70%~80%。若土地出让金减少, 不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 还将严重影响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绝大多数的地方财政将难以生存。最终必将会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的重新划分。

如果此时中央政府需统筹考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 国家财政必然难以维持下去, 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大改革, 打破因循守旧, 制定中长期的改革预算。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的地步, 现实严峻的收支缺口困境决定, 会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地方政府, 因此在着手这项改革的同时, 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关系上, 必须有相应配套的财税改革。伴随改革的推行, 全国农民将新增千万亿元的收入, 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及进城变成市民的农民工, 在其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安排与内容标准上, 应配合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财税改革, 准备政策预案。

用政府资源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形成

在我国下一轮的改革中, 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 中期有安排, 长期有预期的改革, 是财税体制大改革。特别是在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到55%左右的情况下, 要改革土地征地制度, 任务相当严峻。

政府应该认真研究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经验与教训, 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 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 全面制订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 并在上述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 及时修正方案。未来的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难以避免, 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 最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现存资源, 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

我们应达成的共识是: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纵观世界各国, 一国经济是否健康运行, 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是否健全, 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得当。今天强调“国退民进”, 丝毫不影响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只是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 应该有计划地“退”。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篇9

1 市场经济体制下图书馆的现状

对于我国的图书馆改革, 虽然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改革实践, 但是结果却不容乐观, 所以对于现在的改革来说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1.1 图书馆效益观念与实践行为杂乱无章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 人们对与服务的便捷要求更高, 图书馆管理模式的更新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但是现在人们对与信息知识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转变一直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有些图利之徒要把图书馆建立成谋利的工具, 这就改变了“读者第一, 一切为了读者”的这一根本目标。

1.2 服务读者的功能萎缩

现在人们要把图书馆建成盈利性的服务设备, 但是忽略了它的服务性, 虽然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市场是正确的, 但是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 而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 这样就没有办法成为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机构。

1.3 经费短缺和队伍波动

在当代的图书馆的发展中, 由于政府部门要求大力发展经济, 往往忽略本应该用在图书馆管理上的费用, 或者把经费挪用在经济开发中, 从而让图书馆的发展只能自谋生路, 忽略了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把读者的利益抛弃然后经商赚钱。

2 市场经济体制下图书馆的改革举措

2.1 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 创新图书馆管理体制

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水平的普遍提高, 我国的经济体制也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改变成市场经济, 人民的生活水品提高了, 对于图书馆的正确管理已经是势在必行的。要改变现行的图书馆管理体制, 让其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适应更好的适应经济的发展, 建立创新的图书馆管理模式。

因此, 要把图书馆的管理模式改变成相关机关的宏观引导而不是直接的命令式管理。可以根据对我国现在图书馆管理的特点, 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型的或成功的图书馆管理的办法, 把行政机关的直接领导改变成协会化, 这样能够让图书馆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完善自身体系的建设, 也可以成立专门的管理协会, 在协会的管理下把图书馆的管理模式走上正确的轨道。比如成立的公共图书馆管理协会和高校图书馆管理协会等, 这些都能够把图书馆管理的方式转向正规化、合理化。让中国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在国家宏观的指挥下独立的运行。

2.2 科学划分管理职权

(1) 应该建立顺应时代要求的图书馆管理机构。图书馆的发展都要根据图书馆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完善, 对系统进行流程的优化和相关岗位的设置, 并按照自身的需求进行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招聘和解聘制度, 节约成本和建立良好的人员构成机制。

(2) 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现在各高校在教育部的指导和要求之下已经把图书馆的考核指标进行了完善, 其管理的效果很明显, 可以成为国内的公共图书馆考核标准的参照。但因为每个图书馆都有其自己的特点,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内容制定不同的指标, 并且图书馆的全员都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机制, 这样根据考核的结果评定出工作优秀、表现吐出的员工进行奖励, 并且对多次考核不合格的员工进行教育或者辞退的处理, 这样能够提高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然后能够提高图书馆的整体服务程度。

(3) 合理用人。在图书馆的管理上也要引进竞争制度, 在用人上要能够做到能者上、弱者淘汰, 把适合的人员放在其适合的位置, 这样能够形成比较良好的竞争机制, 让图书馆的管理员都有竞争意识, 加强服务, 提高整体水平。

2.3 重视办馆效益以体现图书馆价值

在图书馆的管理中, 社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存, 他们的共同存在正好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整体, 而图书馆的价值就体现能够体现出来。怎样能够提高图书馆的管理质量及水品, 并且真正实现图书馆的实际价值, 主要有两个途径: (1) 以读者为主体进行改革, 剔除给读者带来不便的弊端, 让书籍给社会和人们创造更大的价值, 通过这一途径扩大图书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2) 要加强图书馆的管理。良好的图书馆管理机制, 各方面关系的捋顺能够让图书馆更加贴近大众, 方便读者, 在社会上发挥出图书馆的力量, 体现价值。

3 图书馆的创新与发展方向

3.1 要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 满足不同年龄的人受教育的权利

现在虽然互联网的应用已经非常普及, 但是对于互联网不发达的地区或者是对互联网不了解的老人、孩子, 他们对图书和知识的渴望也是非常强烈的, 而他们能够获取知识的途径大部分就是通过图书馆这一平台, 这样图书馆的职能才能真正的显现出来。因为这样, 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可以根据这一群体进行改革, 甚至可以为他们设立特殊的服务。例如在假期可以为农民工的子女提供免费的图书卡, 为他们提供良好的、便捷的阅读环境, 对于老年人来说, 可以提供送书上门的服务, 这样既能满足老人对知识的渴望, 也能提升图书馆的服务, 加深人们对图书馆的印象。对于很多时间不允许的借阅者, 针对不能及时还书的现象, 可以在馆外设立还书箱, 这样把借阅的图书放在箱子中, 然后由图书馆人员取出, 这样也方便了借书和还书的过程。

3.2 努力创建新时代下的复合图书馆

“复合型图书馆”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它最早是由英国的图书馆家苏顿提出来的。复合型图书馆把现代的数字化信息作为载体, 创造出了新世纪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复合图书馆的优点已经显现出来, 高于最早期的手工操作的图书馆、电脑话的图书馆及网络话的图书馆, 新型的图书馆模式的迅速发展, 对于传统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改革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中的图书馆只有根据复合型的图书馆模式进行改革, 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把传统的图书馆与复合型的图书馆融合在一块, 能够更好的为大众提供更好的、更加有效的服务。

总之, 人们要求新时代的图书馆能为我们提供更好、更新的服务和更多的便捷, 这也对图书管理员的要求更加提高。只有改变思路, 不断创新, 才能让图书馆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发现更大的职能, 让图书馆成为城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让人们更加喜欢读书。

参考文献

[1]赵友, 郭恩金.市场经济对图书馆的负面效应及对策[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 2.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篇10

关键词：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深化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必须要建成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七再次重申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走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二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原苏联、东欧就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中国则选择了前者。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两条道路之争：一条是苏东激进式改革，另一条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这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于改革速度的快慢，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进行。认为激进式改革采取的是“手术快速疗法”，一步到位;而渐进式改革采取的是“药物保守疗法”，分步进行。其实这种认识，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根本区别不是改革的方式或方法问题，也不是速度的快慢问题，而是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问题。对于改革道路的选择来说，性质和目标问题恰恰是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改革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具有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是渐进式改革，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要在平衡与协调、稳定与发展中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苏东激进式改革则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在彻底推倒原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其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它试图在短期内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因而，它的方式必然是激进的、全面的、整体的。这样，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必然会出现制度的断层，从而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停止与下降。这就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

关于中国改革的性质问题，邓小平同志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二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前者是讲这场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关系，即改革的动机和结果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后者是讲这场改革与传统体制的关系，即改革相对于传统体制而言，不是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旧体制进行根本否定;不是改良，而是根本变革，是对旧体制发动的一场革命，即邓小平说的“革体制的命”，“是带有革命性的改革”。完成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体制转型，因而是一场带有革命意义的深刻变革，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的对象是旧的体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即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在国外没有区别，而在我国把它们区分开了。这种区分有个好处，即从体制入手进行改革，进而实现制度的创新。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经济体制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制度是体现生产关系的性质，它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标志，如果改变了这些特征，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改变了。

从我国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必须坚持;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了，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改革。并且这种不适应，已经不是经济体制的个别方面、个别环节，而是经济体制的整个模式。所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撇开基本经济制度而去抽象地谈经济体制。

二、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其实，这“两个毫不动摇”是十六大提出的。十七大报告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指导我国今后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针。这里提出的“两个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是所有制理论的最大亮点，是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而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量的要求;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质的要求。因此，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要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注重质的提高。在量和质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已经取得巨大发展，一些重要领域包括垄断行业，已逐步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但是从整体上看，进一步发展还存在着种种制约和障碍。当前非公经济的发展面临困境，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非公经济发展面临着行业垄断的问题，即“玻璃门”现象还存在。二是融资难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很难从银行融资，这就影响企业做大做强。由于在金融支持上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导致更容易遭受投资周期的冲击。

目前，发展非公经济，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解决准入上的不平等，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打破一切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玻璃门”现象。二是解决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革除一切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三是解决价格、税收、融资方面的差别待遇，改变一切束缚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四是清除舆论环境上的歧视，冲破一切妨碍非公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通过以上四点，解决公平准入问题和改善融资条件，从而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

三、深化改革，突破体制性障碍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经走过了目标探索阶段、框架构建阶段，现在正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相对容易的或难度较小的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是难度较大的改革，目前是改革的攻坚克难的阶段。在哪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发力，寻求新突破呢?当前改革的重点、难点是什么呢?

（一）加快推进以垄断行业改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

垄断行业改革已严重滞后于整个改革进程。随着改革的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已成为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成为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难点。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主要是抓四点：一是政企分开，这是打破垄断的基础。二是放宽垄断性行业准入，这是打破垄断的切入点。三是引入竞争，这是打破垄断的内在机制。四是依法监管，这是打破垄断的保障。

同时，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自身的制度改革。一是国有大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二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治理结构和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加快推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加快推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环节，已经成为实现改革攻坚全面突破的重点。近两年我们的改革进展不大，其根源在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最为关键的在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换言之，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取得突破，其他领域改革很难有实质性进展。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首先，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切入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大力推进政府改革的深化，厘清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权力边界和权力运作机制，明确界定权力部门的职责、职权和职能。其次，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事项，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行政机关不应干预。第三，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公平公正、覆盖广泛、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第四，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基本解决政府部门分工过细、职责交叉的问题。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要求，将公共服务、行政执法等方面的执行职能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避免有些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

（三）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首先，把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把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把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完善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会管理作为手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以民生为重点，加快社会建设，取决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能不能跟上。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最直接相关的是，需要进行公共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其次，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线，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一是从解决农村突出矛盾和问题出发，加快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二是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尽快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三是农民组织建设的时机和条件基本成熟，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

参考文献

[1]、张卓元:《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践中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 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陈文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版。

[3]、刘国光:《党的十七大重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 经济学动态, 2008年第1期。